行政法公民的參與

1. 如何理解行政執法過程中的公民參與

傳統行政法理論是以國家與社會、行政機關與公民個人之間的二元對抗為前提發展起來的，其關注的重心是對行政權力的消極控制，即如何防止行政機關對公民自由權和財產權的侵犯，法律關系主要體現為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兩極對立的權利義務關系。在現代社會，由於利益的多元化，行政行為不僅對行政相對人產生重要影響，而且會對相對人以外的第三人產生重要影響，形成三極甚至多極的行政法律關系，因此，現代行政法的研究從立法對行政的控制以及司法對行政的控制的關注，開始轉向對行政過程本身的關注，試圖通過對行政過程的調控，形成國家行政機關、行政相對人、利害關系人及其他公民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和合作關系，實現公共利益和公民福祉。不論是在英美「法治」（rule of law ）傳統之下還是在德國「法治國」（Rechtsstaat）傳統之下，公民參與作為實現行政民主化、正當化的機制的意義不斷凸顯，公民參與從對行政處分過程的參與擴展到對行政立法、行政計劃、行政指導、行政評價、行政救濟等行政過程的參與。本文以我國轉型期出現的典型事件——電動自行車事件為例，通過分析該事件中公民參與缺失的問題，探討我國行政機關在面對復雜的利益關系時，如何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通過有效的公民參與機制，回應不同的利益需求，形成「科學化、民主化、規范化的行政決策機制和制度」①，確保行政決策的民主性與正當性。一、在禁與不禁之間——電動自行車事件的簡單回顧與反思在《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出台的前前後後，全國各地在電動自行車的禁與不禁的公共政策問題上，各行其是。2002年8月1日北京市率先以通告的形式限制電動自行車上牌②；2003年6月福州市政府以通告的形式禁止銷售電動自行車並粗暴執法，引發激烈的矛盾沖突並最終訴諸法院[1,2]；2005年5月珠海市人大常委會立法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成為首例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的立法例。電動自行車在這些地方以「污染」、「不安全」、「妨礙交通」等理由頻遭封殺。而在另一些地方，如上海、江蘇、浙江等地市允許電動自行車依法登記後上路；哈爾濱、南寧則允許生產銷售而不許上路；廣州、長沙則出現了管理上的真空。[3]這是一個現代化建設高速發展的時代，這是一個公共資源越來越緊張的時代，這是一個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各種利益相互沖突與糾結的時代。在電動自行車禁與不禁之間，暴露出我國行政法治進程中存在的幾個重大問題：其一，行政決策過程沒有充分的公民參與，缺少民主性與正當性，主要表現為：復雜利益關系中不同主體的利益需求沒有得到充分考慮，廣大居民作為道路資源共同使用者的利益及其選擇出行方式的自由沒有得到充分尊重，專業知識作為行政決策的技術支持缺少充分的論證，等等。其二，司法權軟弱無力，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非常有限，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力度有限，公民利益受到損害後缺乏獲得法律救濟的制度保證，從而也抑制了公民事後參與的積極性。在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因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涉及的利益主體千千萬萬，我們沒有看到因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而提起行政訴訟的相關報道。其三，在我國現有的規則審查機制之下，對規范性文件具有審查權的機關不作為，導致了對制定規則的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以後全國仍有不少地方無視該法的規定，自行其是，以地方性法規或行政決定、命令、通知等形式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再次將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問題擺到我們面前。限於篇幅，本文選取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角度來反思我國行政決策的民主性與正當性，以及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如何保障公民參與行政決策過程。二、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必要性以人民主權為原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為基礎建立的傳統行政法律制度，是以立法機關的事前授權為前提、以司法機關的事後合法性審查為核心架構起來的行政法律制度，其重心在於確保行政權力的合法行使，「即運用具有控制功能的規則和程序，使原本在形式上不向選民負責的行政官員對私人利益行使權力的行為得以合法化」。[4](P3) 但這樣一個制度模式僅適用於消極行政，即將行政行為限定在立法機關設定的合法性框架之內，行政機關不得超越法定許可權行事。在立法機關的授權日益廣泛、行政職權不斷擴張、公民對行政權的依賴與期盼與日俱增的情況下，「為了使行政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各國皆呈現出逐步擴大行政的裁量范圍，賦予行政以不直接基於法律的具體規定而積極能動地作出政策判斷之權能的傾向」[5]，傳統意義上的行政法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功能被不斷弱化。這當然並不是說傳統的行政法的制約功能變得不重要了，而是說在此基礎之上，必須尋求新的更有效的制約與激勵機制，以適應不斷擴張的行政領域，更好地實現公共福祉。公民參與作為實現行政民主的程序性機制，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得以廣泛採用。公民以提供信息、表達意見、訴求利益等方式參與行政決策過程，為行政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正當化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民主制的重心由議會民主轉向行政民主，由民主下的行政轉向行政中的民主。在我國現代化過程中，法治的進程勢不可擋，合法化、正當化的訴求日益強烈，行政機關自身也在為其行為的合法化、正當化而努力，以尋求民意的支持，從而更好地推進各項行政管理活動。以國務院2004年頒布的《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為代表的依法行政理念的宣示即表明了政府在使其行為合法化、正當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民主制度下，民主為權力行使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提供了制度手段，民主立法為行政權力的合法性提供了制度保證，民主行政又為行政權力的正當性提供了制度保證。電動自行車事件所暴露出來的公民參與機制的缺失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行政過程中的民主參與的制度性保障。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在電動自行車的禁與不禁之間，不僅涉及行政決定直接指向的電動自行車的購買者和使用者（包括潛在的購買者與使用者）的利益，而且涉及電動自行車及相關產業的生產者、銷售者以及競業者的利益；不僅關繫到交通發展戰略，而且關繫到廣大居民選擇出行方式的自由；不僅涉及本行政區域內相關主體的利益，而且其影響擴展到其他行政區域；不僅涉及電動自行車的專業技術問題，同樣也涉及一般民眾對該政策的認知及態度。因此行政機關在面對如此復雜的利益關系，作出禁與不禁的行政決策時，除了要尊重法律的優先性之外，還必須通過民主行政程序，充分考慮民意及相關因素，重新審視其擬定的行政目的及實現目的所需要的手段，以作出最終決策，而不能簡單地以「污染」、「不安全」、「妨礙交通」、「城市交通發展戰略」為由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多元主體參與行政決策可以促使行政機關考慮相關利益，促進行政決策的科學性與正當性，形成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性互動，同時將糾紛解決機制前置，促成多元利益主體之間的妥協與讓步，化解沖突與矛盾，實現社會和諧。但是這一模式也存在諸多弊端，如：可能導致在行政決策過程中不同利益之間的對抗與沖突，使得行政機關難以抉擇；利益主體的參與也不可能避免行政機關在作出決策時偏向某種利益，如組織化的利益；民主參與機制也必然會造成行政成本的擴大與效率低下，等等。為了避免這些問題，行政機關可能會盡可能採用非正式的決策程序或者採用私法方式達成行政管理目的，造成利益代表機制的虛置。如在法律規定「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時，行政機關可能會選擇採取座談會、論證會、書面提交意見等形式而避免採用正式的聽證程序。即使在法律規定採用正式聽證制度的領域，由於法律規定的不明確性，行政機關仍有很大的裁量空間選擇決策方式。③ 盡管利益代表模式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由此而否定利益代表模式的合理性及其在行政決策中的意義。行政民主化的趨勢不可阻擋，公民參與行政過程是現代行政的必然要求。三、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礎一項行政公共決策的出台，需要以充分的信息為基礎，而信息的充分性有賴於公民的廣泛參與及信息輸入，因此，有必要探討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礎。筆者根據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礎不同，將公民參與分為基於主觀利益的公民參與、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和基於專家知識的公民參與。（一）基於主觀利益的公民參與基於主觀利益的公民參與是指參與者基於其主觀利益可能會受到行政決策影響而參與行政決策過程，其功能意義在於防禦行政權的濫用，以防對其利益產生不利影響。如在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廣大的消費者、電動自行車及相關產業的生產者、經營者以及競業者等主體的利益即屬於主觀利益，電動自行車的禁與不禁與他們的財產性利益息息相關。基於主觀利益進行的公民參與，因參與主體不同，可進一步分為未經組織化的利益主體參與和組織化的利益主體參與。二者由於在人力、物力、財力以及信息等資源佔有方面差異懸殊以及利益受影響的程度不同，從而在參與動機與能力以及對行政機關決策的影響方面有明顯的不同。大量分散的、未經組織化的利益主體由於高額的組織成本和搭便車效應，缺乏足夠的動機參與決策程序，即使參與行政過程，也會因為在人、財、物以及信息等資源方面的限制而顯得「人微言輕」，因此，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個體的利益往往會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相對而言，組織化的利益由於其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利益會受到較大的影響，而且在人力、物力及信息等資源佔有方面都有更強的優勢，有更強的動機和能力參與行政決策過程，表達其利益訴求，進而影響行政決策，規制捕獲理論也由此產生。（二）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是指參與者以公民身份，作為政治生活共同體的成員而對行政決策過程的參與。該種參與與參與者的主觀利益沒有直接關系，而是基於公民責任，基於對公共生活的關切而進行的參與。在一個公民社會中，公民責任對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對公共決策有著重要影響，如圓明園防滲工程由於公民參與而被扭轉，孫志剛案由於公民參與而最終導致《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止，以及在此次電動自行車事件中，許多學者紛紛質疑《珠海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條例》的合法性，等等，這些事件都彰顯了社會公共生活中的公民責任的重要性。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除了以公民個人的身份參與行政決策過程之外，非政府組織在行政民主決策過程中的作用也開始不斷凸顯，並促進了行政民主化進程。在國外，NGO組織在行政民主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我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演進，NGO在我國公共生活領域中的作用也開始顯現，並引起社會公眾和政府部門的關注。如在貢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壩建設、與都江堰相鄰的楊柳湖水庫建設、怒江水壩建設、北京市動物園拆遷等事件中，由於NGO的積極參與而對公共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三）基於專業知識的參與基於專業知識的參與主要指的是專家參與。因為現代行政事務日益專業化、技術化，行政機關的決策必須經過對專業問題的科學論證才能實現決策的科學性與技術性，因此有賴於專家為其提供決策所必需的技術支持。如在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對涉及的專業技術問題，如污染問題、安全技術標准問題、公共資源的使用問題、城市交通發展戰略問題，等等，都需要專家的廣泛參與和論證。但一項公共政策的出台，不僅涉及專業技術問題，而且會涉及更廣泛的價值選擇和判斷問題，即使是同一領域的專家，也可能在專業方面不能達成共識，或者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之上作出截然不同的選擇，因此專家知識也並不能構成行政決策的唯一依據。公民參與行政決策過程，並不意味著必然會左右行政主體的最後決策。決策權是行政權的核心，行政決策的最終出台，取決於信息的充足性、事務的專業性、利益的權重性以及相關的政策判斷及價值取捨等多重要素，取決於行政機關的最終判斷。通過公民參與，可以使得在缺少法律明確規定的情況下，通過程序的正當性來獲致結果的可接受性，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四、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權利體系公民參與行政決策是現代行政民主的必然要求，參與的實現需要一系列權利相互配合，其中最重要的權利是參與權、知情權和救濟權。（一）參與權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參與權是人民主權原則的體現。在傳統行政法中，公民參與是通過選舉民意代表機關的代表來實現的。公民通過定期選舉的形式選舉代表組成代議機關，由代議機關以立法的形式約束行政機關權力的行使，從而實現公民對行政機關的間接控制。在現代社會中，由於行政疆域不斷拓展，立法機關通過大量的授權性法律授予行政機關廣泛的裁量空間，民主的重心隨之由通過立法實現的民主轉向通過行政實現的民主，因此必須賦予公民廣泛的參與權，包括行政決策過程的參與權、行政政策實施過程的參與權以及行政政策評價的參與權，其權利形態可以表現為投票權、參與聽證權、陳述權、申辯權、表明意見權，等等。（二）知情權「對於行政過程的參與機制來說，關鍵在於實現行政機關和公眾對目標、過程和成果的共有，而其基礎就是信息共享。」[5] 信息共享取決於兩個方面，其一是公民的知情權；其二是行政機關的信息公開義務。公民的知情權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本前提條件。公民只有在了解行政決策的相關信息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積極表達意見，獻言立策，參與行政過程，否則不能有效參與行政決策過程。與公民的知情權相對應的則是行政機關的信息公開義務。行政機關在作出公共決策時，除法定保密事項之外，有義務全面、准確、真實地公布行政決策的基本目標、手段、事實根據、政策的形成過程、成本效益分析、替代方案等信息。為此有必要建立經常性的、規范化的政務信息公開制度，以保障公民及時獲得真實、有效的政府信息。④ 在信息共享的基礎上形成行政機關與公民之間信息輸入與信息輸出的互動機制，使公民能夠更有效地參與行政管理活動，使行政機關能夠獲得更加充分的決策信息。（三）救濟權參與權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資格，知情權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前提，而救濟權則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制度保證。參與權作為一項程序性權利而非實體性權利，對該項權利的保障，應當在堅持窮盡行政救濟原則的基礎上保證司法最終救濟原則。窮盡行政救濟原則是指「當事人沒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濟以前，不能申請法院裁決對他不利的行政決定。」之所以要堅持窮盡行政救濟原則，並不是要否認行政相對人的救濟程序選擇權，而是因為行政機關在立法機關授權范圍內作出行政決策，是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結果，當事人先利用行政救濟手段可以為行政機關自我改正錯誤提供機會，促使其反思行政決策過程，提高行政效率，減少司法資源的浪費。[6](P651—652)在此基礎之上，必須確保司法的最終救濟。為此，必須通過擴大行政訴訟主體資格範圍，一方面保證受到損害的利益可以獲得有效的法律救濟；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行政機關在做出行政決策時，為相關主體提供參與決策過程的機會，充分考慮他們的利益訴求。這樣的利益不一定必須是「合法權益」⑤，只要具體行政行為涉及其「實質利益」，「不管該利益是法律保護的利益，還是事實上的利益」，都應該承認其訴的利益。[7](P202)五、我國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制度保障我國目前法律制度中並不缺少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制度性規定。憲法第2條規定：「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該規定為公民參與行政決策提供了憲法依據。除此之外的一系列法律、政策也對此作了相應規定，如《價格法》（1998.5.1）首次將聽證制度引入行政決策領域，《立法法》（2000.7.1）規定了公民有權參與行政立法過程，《國務院依法行政實施綱要》（2004.3.22）提出了要「建立健全科學民主決策機制」，《行政許可法》（2004.7.1）規定了公民參與行政評價制度，等等。但是在這些法律的原則性規定或者政策性規定之下，缺少一系列具體而微的精細的制度設計，包括決策信息公開制度、參與者的申請與審批制度、利益代表的遴選制度、專家制度、對話、協商制度，公布結果並說明理由制度等，以致我國現實中的公民參與行政決策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虛設。⑥在救濟制度方面，我國現行《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是以人身權和財產權等實體性權利保障為目的的，參與權作為一種程序性權利在我國現有法律制度框架內的保障有其困難性，盡管如此，卻並非不存在法律救濟的制度空間。對參與權的救濟在我國也應遵循「窮盡行政救濟」的原則，首先通過正式的行政復議程序或非正式的行政申訴程序，由行政機關對其行政決策的民主性與正當性進行審視，在行政系統內部進行自律性救濟，並改進和完善其行政決策程序。在經由行政程序而救濟不得的情況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可以以行政程序違法侵害其人身權或財產權為由提起行政訴訟；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同樣可以通過主觀訴訟的形式，由人民法院根據正當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對行政決策過程進行審查，如果違背正當程序的基本要求的，則應確定行政程序違法。在此，人民法院有必要超越形式法治意義上的制定法准據主義，通過法解釋學，從憲政體系及行政法目的出發，綜合衡量各種要素，對公民是否享有參與權作出實質法治主義的判斷。這並不違背我國基本的憲政制度，相反，通過此類司法實踐，可以有效地推動我國法治主義進程。
滿意請採納謝謝

2. 行政法中公民義務有哪些體現

我覺得你的問題很操蛋 作為規制政府權力運作的行政法 沒有也不宜給普通公民設定義務
如果硬要說義務 那普通公民最大的義務就在於積極履行自己的權力 監督政府運作。

3. 什麼指的是根據憲法法律的規定公民享有參與公共社會生活的權利

公民權利 指的是根據憲法、法律的規定公民享有參與公共社會生活的權利。

4. 行政法是如何保護公民權利的

綜上所述，行政法保護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主要包括兩個方專面的內容：屬
一是通過賦予行政機關合法許可權並監督其行使，來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各項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的實現；
二是通過賦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行為的監督權(如檢舉權、控告權)，行政權行使過程中的參與權(如知情權、要求聽證權)，特別是對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提起復議權、訴訟權和要求賠償權，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我是復制的，希望對你有幫助。

5. 論行政法與公民權利的關系1000字左右

一、行政法中有關「平等」若干理論的再澄清
行政法是專門負責調整公民與政府，在日常行政管理領域中相互關系的部門法。理應以明確地肯定、設立並保障實現兩者之間平等的法律關系為其宗旨然而，近年來，在我國行政法學的理論研究中，探討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平等問題，一直被視為畏途
如果分析其社會歷史原因，自然應歸結到從前的計劃經濟體制。該體制使政府行政機關集所有、經營、生產者於一身。生產者或生產組織直至到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生產數量，包括定價銷售等，均須無條件從命於前者。其結果必然導致後者由於是前者的附庸，而最終成為與一般國有山林、土地、公共設施等無異的行政管理標的物至於對客觀存在於行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不平等身份、地位加以消極被動地認可，則是其時所謂的行政法所能作的唯一選擇。
市場經濟賦予了一般生產者或生產組織獨立的法律主體資格、使他們能夠真正做為享有充分自主自由權的市場主體，參與社會中的各項經濟政治活動這為實現公民與政府的平等提供了前提條件。
但是，欲將凝聚現代法精義神髓的平等觀念及原則溶入行政法，尚有如下的理論問題需進一步澄清。
（一）應當確認行政法主體之間地位的平等與否
在1983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具有添補空白意義的《行政法概要》以及彼時與繼後的眾多教材辭書中，曾把行政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不平等，歸結為是行政法律關系的主要特徵且加以說明論證。
筆者認為，這種理論觀點的主要識障在於，其把行政法律關系只當做行政關系的簡單描述而混淆了一般行政關系與行政法律關系的原則區別界限
行政關系，其主要特徵有二：
1．它是一種完全的隸屬關系嚴格說在其中並不會、味看有雙方或多方的存在。所體現出來的僅僅是整體與部分之間的關系部分不能分離或獨立於整體之外諸如行政系統內部上、下級之間的關系便是如此。
2．它是一種絕對化的支配關系。就是說，只具有「我令你從」這一種單向性的運動程式。以往專制制度下，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管制，就是採取這種方式
3．它表現為一種固定不變的主動與被動關系就是說。其中一方處於絕對、永恆的主動地位。一切意志表示、指示命令等，均由之發出、實行而相對方始終於、過是純粹的客體而已。
而行政法律關系則不同。它的根本性質於：
1．在行政法律關系中，雙方當事人存在一種相互獨立的關系一即是說，做為國家權力實際享有者的公民，與公共權力具體行位使者的政府，兩者之間的關系大體近似於信託人和受託人。具有的是雙方在各自意志存在基礎上的一致。
2．它不是一種完全單向性的支配關系具體體現為，行政相對人在一般情況下，是接受支配者。但是在某些特定場合，又可轉化為支配者諸如，公民要求公安機關偵察破案、打擊犯罪等，實質上也含有「支配」的意思即後者只能無條件地服從這種「命令」由此可見，在行政法律關系中，當事人雙方的支配與被支配關系具有雙向性，即允許角色的相互換位。
3．在行政法律關系中，主動與被動只是相對的。即是說，其中並不存在絕對的主動者與被動者。諸如，對於行政主體來說，它既是實施管理者，同時又是提供服務者、接受監督制約者。而行政相對人既是接受管理者，也是享受服務者、實行監督制約者。直至罷免權的行使者。再如，在日常行政管理領城中行政主體可以主動要求行政相對人如此這般。而行政相對人也可以主動要求行政主體如此那般。如主動要求其給於救濟扶助、批准其提出的申請等。此外，同一行政主體，在行政執法過程中可能是主動的，到廠行政訴訟程序中可能又是被動的。
通過上述比較，不難得出如下結論：如果把行政法律關系僅僅解釋或使之成為行政關系的法律化，那將是荒謬的甚至是倒行逆施的。縱觀與分析現代行政法產生的原因背景。歷史發展等，顯而易見，其根本宗旨和意義，在於要把行政關系民主化，而不是要把行政關系法制化。
當然，不可否認，在行政法律關系中，的確存在或者說保留有某些行政關系中所體現的「不平等」特徵。尤其是在行政實體法律關系中，並一不諸如一般民事法律關系那樣，其主體雙方的權利義務設定與分配幾乎完個對等均衡，而是由行政主體享有較多的指揮命令權乃至行政特權。但是，這僅僅是一種建立於平等基礎之上的有限的「不平等」。絕不能把這種「不平等」的表象做為一種本質加以肯定因為在此，「不平等」實際是為實現最終的「平等」而使用的手段而已。而且還並非是唯一的手段尚還有行政合同、行政許可、行政確認、行政服務、行政建議等，諸多體現「平等」的，具有契約、給付性質的行政手段與之並用。
（二）關於對行政法本質的認識
我們有待於徹底擺脫前蘇聯的行政法教科書中，關於「行政法即是國家管理法」的理論學說的影響。在我國，曾較為通行的觀點是，把行政法定義為「規定國家各個方面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規的總稱」。解釋說它「負責規定國家行政機關可以行使的權力」。認為研究行政法學的目的，在於「以利行政權力的行使」。從這一視管理需要、行政權力行使需要為行政法實質的邏輯推斷，必然會得出行政法不過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專司治民的管理工具的結論。
其實，現代行政法的終極目的，不在於實施管理，甚至也不在於西方行政法理論所提出的「控權」，而在於保障一般公民法人等，被憲法法律所賦予的各項人身、財產、自由權利，不在其接受行政管理的過程中，遭到具有擴張、侵犯本性的行政權力的侵奪吸納。至於負責保證一般行政管理活動順利進行的，_主要是行政權而不是行政。在沒有行政法存在的情況下，國家行政管理行為照樣可以通暢無阻。專制制度下便是如此。
在民主制度一凡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依舊屬於非勢均的故且又永恆存在著矛盾的兩者。就某種意義而言，此起彼伏是雙方基本的運動程式代表開負責維護社會中的公平與正義的法律包括行政法，在處理兩者之間的矛盾關繫上，該把保護重心置於何處應是不言而喻的。

6. 論行政計劃過程中的公民參與權

傳統行政法理論是以國家與社會、行政機關與公民個人之間的二元對抗為前提發展起來的，其關注的重心是對行政權力的消極控制，即如何防止行政機關對公民自由權和財產權的侵犯，法律關系主要體現為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兩極對立的權利義務關系。在現代社會，由於利益的多元化，行政行為不僅對行政相對人產生重要影響，而且會對相對人以外的第三人產生重要影響，形成三極甚至多極的行政法律關系，因此，現代行政法的研究從立法對行政的控制以及司法對行政的控制的關注，開始轉向對行政過程本身的關注，試圖通過對行政過程的調控，形成國家行政機關、行政相對人、利害關系人及其他公民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和合作關系，實現公共利益和公民福祉。不論是在英美「法治」（rule of law ）傳統之下還是在德國「法治國」（Rechtsstaat）傳統之下，公民參與作為實現行政民主化、正當化的機制的意義不斷凸顯，公民參與從對行政處分過程的參與擴展到對行政立法、行政計劃、行政指導、行政評價、行政救濟等行政過程的參與。本文以我國轉型期出現的典型事件——電動自行車事件為例，通過分析該事件中公民參與缺失的問題，探討我國行政機關在面對復雜的利益關系時，如何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通過有效的公民參與機制，回應不同的利益需求，形成「科學化、民主化、規范化的行政決策機制和制度」①，確保行政決策的民主性與正當性。
一、在禁與不禁之間——電動自行車事件的簡單回顧與反思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出台的前前後後，全國各地在電動自行車的禁與不禁的公共政策問題上，各行其是。2002年8月1日北京市率先以通告的形式限制電動自行車上牌②；2003年6月福州市政府以通告的形式禁止銷售電動自行車並粗暴執法，引發激烈的矛盾沖突並最終訴諸法院[1,2]；2005年5月珠海市人大常委會立法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成為首例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的立法例。電動自行車在這些地方以「污染」、「不安全」、「妨礙交通」等理由頻遭封殺。而在另一些地方，如上海、江蘇、浙江等地市允許電動自行車依法登記後上路；哈爾濱、南寧則允許生產銷售而不許上路；廣州、長沙則出現了管理上的真空。[3]
這是一個現代化建設高速發展的時代，這是一個公共資源越來越緊張的時代，這是一個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各種利益相互沖突與糾結的時代。在電動自行車禁與不禁之間，暴露出我國行政法治進程中存在的幾個重大問題：其一，行政決策過程沒有充分的公民參與，缺少民主性與正當性，主要表現為：復雜利益關系中不同主體的利益需求沒有得到充分考慮，廣大居民作為道路資源共同使用者的利益及其選擇出行方式的自由沒有得到充分尊重，專業知識作為行政決策的技術支持缺少充分的論證，等等。其二，司法權軟弱無力，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非常有限，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力度有限，公民利益受到損害後缺乏獲得法律救濟的制度保證，從而也抑制了公民事後參與的積極性。在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因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涉及的利益主體千千萬萬，我們沒有看到因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而提起行政訴訟的相關報道。其三，在我國現有的規則審查機制之下，對規范性文件具有審查權的機關不作為，導致了對制定規則的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以後全國仍有不少地方無視該法的規定，自行其是，以地方性法規或行政決定、命令、通知等形式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再次將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問題擺到我們面前。限於篇幅，本文選取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角度來反思我國行政決策的民主性與正當性，以及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如何保障公民參與行政決策過程。
二、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必要性
以人民主權為原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為基礎建立的傳統行政法律制度，是以立法機關的事前授權為前提、以司法機關的事後合法性審查為核心架構起來的行政法律制度，其重心在於確保行政權力的合法行使，「即運用具有控制功能的規則和程序，使原本在形式上不向選民負責的行政官員對私人利益行使權力的行為得以合法化」。[4](P3) 但這樣一個制度模式僅適用於消極行政，即將行政行為限定在立法機關設定的合法性框架之內，行政機關不得超越法定許可權行事。在立法機關的授權日益廣泛、行政職權不斷擴張、公民對行政權的依賴與期盼與日俱增的情況下，「為了使行政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各國皆呈現出逐步擴大行政的裁量范圍，賦予行政以不直接基於法律的具體規定而積極能動地作出政策判斷之權能的傾向」[5]，傳統意義上的行政法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功能被不斷弱化。這當然並不是說傳統的行政法的制約功能變得不重要了，而是說在此基礎之上，必須尋求新的更有效的制約與激勵機制，以適應不斷擴張的行政領域，更好地實現公共福祉。公民參與作為實現行政民主的程序性機制，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得以廣泛採用。公民以提供信息、表達意見、訴求利益等方式參與行政決策過程，為行政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正當化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民主制的重心由議會民主轉向行政民主，由民主下的行政轉向行政中的民主。
在我國現代化過程中，法治的進程勢不可擋，合法化、正當化的訴求日益強烈，行政機關自身也在為其行為的合法化、正當化而努力，以尋求民意的支持，從而更好地推進各項行政管理活動。以國務院2004年頒布的《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為代表的依法行政理念的宣示即表明了政府在使其行為合法化、正當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民主制度下，民主為權力行使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提供了制度手段，民主立法為行政權力的合法性提供了制度保證，民主行政又為行政權力的正當性提供了制度保證。電動自行車事件所暴露出來的公民參與機制的缺失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行政過程中的民主參與的制度性保障。
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在電動自行車的禁與不禁之間，不僅涉及行政決定直接指向的電動自行車的購買者和使用者（包括潛在的購買者與使用者）的利益，而且涉及電動自行車及相關產業的生產者、銷售者以及競業者的利益；不僅關繫到交通發展戰略，而且關繫到廣大居民選擇出行方式的自由；不僅涉及本行政區域內相關主體的利益，而且其影響擴展到其他行政區域；不僅涉及電動自行車的專業技術問題，同樣也涉及一般民眾對該政策的認知及態度。因此行政機關在面對如此復雜的利益關系，作出禁與不禁的行政決策時，除了要尊重法律的優先性之外，還必須通過民主行政程序，充分考慮民意及相關因素，重新審視其擬定的行政目的及實現目的所需要的手段，以作出最終決策，而不能簡單地以「污染」、「不安全」、「妨礙交通」、「城市交通發展戰略」為由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
多元主體參與行政決策可以促使行政機關考慮相關利益，促進行政決策的科學性與正當性，形成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性互動，同時將糾紛解決機制前置，促成多元利益主體之間的妥協與讓步，化解沖突與矛盾，實現社會和諧。但是這一模式也存在諸多弊端，如：可能導致在行政決策過程中不同利益之間的對抗與沖突，使得行政機關難以抉擇；利益主體的參與也不可能避免行政機關在作出決策時偏向某種利益，如組織化的利益；民主參與機制也必然會造成行政成本的擴大與效率低下，等等。為了避免這些問題，行政機關可能會盡可能採用非正式的決策程序或者採用私法方式達成行政管理目的，造成利益代表機制的虛置。如在法律規定「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時，行政機關可能會選擇採取座談會、論證會、書面提交意見等形式而避免採用正式的聽證程序。即使在法律規定採用正式聽證制度的領域，由於法律規定的不明確性，行政機關仍有很大的裁量空間選擇決策方式。③ 盡管利益代表模式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由此而否定利益代表模式的合理性及其在行政決策中的意義。行政民主化的趨勢不可阻擋，公民參與行政過程是現代行政的必然要求。
三、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礎
一項行政公共決策的出台，需要以充分的信息為基礎，而信息的充分性有賴於公民的廣泛參與及信息輸入，因此，有必要探討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礎。筆者根據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礎不同，將公民參與分為基於主觀利益的公民參與、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和基於專家知識的公民參與。
（一）基於主觀利益的公民參與
基於主觀利益的公民參與是指參與者基於其主觀利益可能會受到行政決策影響而參與行政決策過程，其功能意義在於防禦行政權的濫用，以防對其利益產生不利影響。如在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廣大的消費者、電動自行車及相關產業的生產者、經營者以及競業者等主體的利益即屬於主觀利益，電動自行車的禁與不禁與他們的財產性利益息息相關。基於主觀利益進行的公民參與，因參與主體不同，可進一步分為未經組織化的利益主體參與和組織化的利益主體參與。二者由於在人力、物力、財力以及信息等資源佔有方面差異懸殊以及利益受影響的程度不同，從而在參與動機與能力以及對行政機關決策的影響方面有明顯的不同。
大量分散的、未經組織化的利益主體由於高額的組織成本和搭便車效應，缺乏足夠的動機參與決策程序，即使參與行政過程，也會因為在人、財、物以及信息等資源方面的限制而顯得「人微言輕」，因此，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個體的利益往往會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相對而言，組織化的利益由於其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利益會受到較大的影響，而且在人力、物力及信息等資源佔有方面都有更強的優勢，有更強的動機和能力參與行政決策過程，表達其利益訴求，進而影響行政決策，規制捕獲理論也由此產生。
（二）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
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是指參與者以公民身份，作為政治生活共同體的成員而對行政決策過程的參與。該種參與與參與者的主觀利益沒有直接關系，而是基於公民責任，基於對公共生活的關切而進行的參與。在一個公民社會中，公民責任對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對公共決策有著重要影響，如圓明園防滲工程由於公民參與而被扭轉，孫志剛案由於公民參與而最終導致《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止，以及在此次電動自行車事件中，許多學者紛紛質疑《珠海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條例》的合法性，等等，這些事件都彰顯了社會公共生活中的公民責任的重要性。
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除了以公民個人的身份參與行政決策過程之外，非政府組織在行政民主決策過程中的作用也開始不斷凸顯，並促進了行政民主化進程。在國外，NGO組織在行政民主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我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演進，NGO在我國公共生活領域中的作用也開始顯現，並引起社會公眾和政府部門的關注。如在貢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壩建設、與都江堰相鄰的楊柳湖水庫建設、怒江水壩建設、北京市動物園拆遷等事件中，由於NGO的積極參與而對公共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基於專業知識的參與
基於專業知識的參與主要指的是專家參與。因為現代行政事務日益專業化、技術化，行政機關的決策必須經過對專業問題的科學論證才能實現決策的科學性與技術性，因此有賴於專家為其提供決策所必需的技術支持。如在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對涉及的專業技術問題，如污染問題、安全技術標准問題、公共資源的使用問題、城市交通發展戰略問題，等等，都需要專家的廣泛參與和論證。但一項公共政策的出台，不僅涉及專業技術問題，而且會涉及更廣泛的價值選擇和判斷問題，即使是同一領域的專家，也可能在專業方面不能達成共識，或者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之上作出截然不同的選擇，因此專家知識也並不能構成行政決策的唯一依據。
公民參與行政決策過程，並不意味著必然會左右行政主體的最後決策。決策權是行政權的核心，行政決策的最終出台，取決於信息的充足性、事務的專業性、利益的權重性以及相關的政策判斷及價值取捨等多重要素，取決於行政機關的最終判斷。通過公民參與，可以使得在缺少法律明確規定的情況下，通過程序的正當性來獲致結果的可接受性，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
四、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權利體系
公民參與行政決策是現代行政民主的必然要求，參與的實現需要一系列權利相互配合，其中最重要的權利是參與權、知情權和救濟權。
（一）參與權
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參與權是人民主權原則的體現。在傳統行政法中，公民參與是通過選舉民意代表機關的代表來實現的。公民通過定期選舉的形式選舉代表組成代議機關，由代議機關以立法的形式約束行政機關權力的行使，從而實現公民對行政機關的間接控制。在現代社會中，由於行政疆域不斷拓展，立法機關通過大量的授權性法律授予行政機關廣泛的裁量空間，民主的重心隨之由通過立法實現的民主轉向通過行政實現的民主，因此必須賦予公民廣泛的參與權，包括行政決策過程的參與權、行政政策實施過程的參與權以及行政政策評價的參與權，其權利形態可以表現為投票權、參與聽證權、陳述權、申辯權、表明意見權，等等。
（二）知情權
「對於行政過程的參與機制來說，關鍵在於實現行政機關和公眾對目標、過程和成果的共有，而其基礎就是信息共享。」[5] 信息共享取決於兩個方面，其一是公民的知情權；其二是行政機關的信息公開義務。公民的知情權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本前提條件。公民只有在了解行政決策的相關信息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積極表達意見，獻言立策，參與行政過程，否則不能有效參與行政決策過程。與公民的知情權相對應的則是行政機關的信息公開義務。行政機關在作出公共決策時，除法定保密事項之外，有義務全面、准確、真實地公布行政決策的基本目標、手段、事實根據、政策的形成過程、成本效益分析、替代方案等信息。為此有必要建立經常性的、規范化的政務信息公開制度，以保障公民及時獲得真實、有效的政府信息。④ 在信息共享的基礎上形成行政機關與公民之間信息輸入與信息輸出的互動機制，使公民能夠更有效地參與行政管理活動，使行政機關能夠獲得更加充分的決策信息。
（三）救濟權
參與權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資格，知情權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前提，而救濟權則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制度保證。參與權作為一項程序性權利而非實體性權利，對該項權利的保障，應當在堅持窮盡行政救濟原則的基礎上保證司法最終救濟原則。
窮盡行政救濟原則是指「當事人沒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濟以前，不能申請法院裁決對他不利的行政決定。」之所以要堅持窮盡行政救濟原則，並不是要否認行政相對人的救濟程序選擇權，而是因為行政機關在立法機關授權范圍內作出行政決策，是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結果，當事人先利用行政救濟手段可以為行政機關自我改正錯誤提供機會，促使其反思行政決策過程，提高行政效率，減少司法資源的浪費。[6](P651—652)
在此基礎之上，必須確保司法的最終救濟。為此，必須通過擴大行政訴訟主體資格範圍，一方面保證受到損害的利益可以獲得有效的法律救濟；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行政機關在做出行政決策時，為相關主體提供參與決策過程的機會，充分考慮他們的利益訴求。這樣的利益不一定必須是「合法權益」⑤，只要具體行政行為涉及其「實質利益」，「不管該利益是法律保護的利益，還是事實上的利益」，都應該承認其訴的利益。[7](P202)
五、我國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制度保障
我國目前法律制度中並不缺少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制度性規定。憲法第2條規定：「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該規定為公民參與行政決策提供了憲法依據。除此之外的一系列法律、政策也對此作了相應規定，如《價格法》（1998.5.1）首次將聽證制度引入行政決策領域，《立法法》（2000.7.1）規定了公民有權參與行政立法過程，《國務院依法行政實施綱要》（2004.3.22）提出了要「建立健全科學民主決策機制」，《行政許可法》（2004.7.1）規定了公民參與行政評價制度，等等。但是在這些法律的原則性規定或者政策性規定之下，缺少一系列具體而微的精細的制度設計，包括決策信息公開制度、參與者的申請與審批制度、利益代表的遴選制度、專家制度、對話、協商制度，公布結果並說明理由制度等，以致我國現實中的公民參與行政決策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虛設。⑥
在救濟制度方面，我國現行《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是以人身權和財產權等實體性權利保障為目的的，參與權作為一種程序性權利在我國現有法律制度框架內的保障有其困難性，盡管如此，卻並非不存在法律救濟的制度空間。對參與權的救濟在我國也應遵循「窮盡行政救濟」的原則，首先通過正式的行政復議程序或非正式的行政申訴程序，由行政機關對其行政決策的民主性與正當性進行審視，在行政系統內部進行自律性救濟，並改進和完善其行政決策程序。在經由行政程序而救濟不得的情況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可以以行政程序違法侵害其人身權或財產權為由提起行政訴訟；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同樣可以通過主觀訴訟的形式，由人民法院根據正當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對行政決策過程進行審查，如果違背正當程序的基本要求的，則應確定行政程序違法。在此，人民法院有必要超越形式法治意義上的制定法准據主義，通過法解釋學，從憲政體系及行政法目的出發，綜合衡量各種要素，對公民是否享有參與權作出實質法治主義的判斷。這並不違背我國基本的憲政制度，相反，通過此類司法實踐，可以有效地推動我國法治主義進程。

7. 什麼是公民參與權

公民參與權基本含義：公民有依照法律的規定參與國家公共生活的管理和決策，參與權更內多與公民行動與公共實容踐有關系，與決策參與.
一、公民參與權制度體現：
參與權在憲法上體現為選舉與被選舉權，在行政法領域主要體現為聽證的權利，行政法也普遍確立了參與作為程序有基本原則.
二、公民參與權保障與完善：
⑴在司法權的配置上，堅持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既互相制約，又互相配合
⑵在司法權的行使上，堅持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又自覺接受黨的監督，人大監督，政協監督，群眾監督
⑶在司法權的運行方式上。

8. 為什麼行政決策需要公民參與

現代行政法的目的是限制公權力，不讓公權力隨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換句話說，就是要為人民服務。所以，一般的行政決策應該讓公民參與。這樣才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也提高公民對行政機關的信任。但是，國防、外交等特殊情況除外。
這是民主政治的要求，既然行政權力是民主產生的，那麼就應該讓公民監督。公民參與是一種很好的監督方式。

9. 行政法是如何保護公民的權利的

行政法與刑法、民法一樣，是現代法律體系中的三大基本法律部門之一，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行政法的作用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
隨著現代社會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也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要求行政機關履行發展經濟、穩定社會、保護環境、控制人口、加強治安等各項職責。因此，行政機關必須通過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及行政司法等各種手段，來有效地規范、約束行政相對人的行為，制止危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建立和維護社會秩序與行政管理秩序，確保行政機關充分、有效地實施行政管理。
2.監督行政主體，防止行政權力的違法和濫用
由於行政權力客觀上存在易腐性、擴張性以及與個人權利的不對等性，因而必須對其加以監督和制約。在各類監督方式中，最有效、最直接的監督就是行政法監督。行政法通過規定行政權力的范圍、行使方式及法律責任等方式，可以達到有效監督行政主體、防止行政權力違法或濫用的目的。
3.保護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行政法保護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通過賦予行政機關合法許可權並監督其行使，來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各項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的實現：二是通過賦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行為的監督權(如檢舉權、控告權)，行政權行使過程中的參與權(如知情權、要求聽證權)，特別是對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提起復議權、訴訟權和要求賠償權，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10. 行政法如何保護公民權利

行政法保護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通過賦予行政機關合法許可權並監督其行使，來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各項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的實現；

二、是通過賦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行為的監督權(如檢舉權、控告權)，行政權行使過程中的參與權(如知情權、要求聽證權)，特別是對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提起復議權、訴訟權和要求賠償權，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例如：

《國家賠償法》第三條

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人身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一）違法拘留或者違法採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毆打、虐待等行為或者唆使、放縱他人以毆打、虐待等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四）違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其他違法行為。

(10)行政法公民的參與擴展閱讀：

《行政訴訟法》

第四十四條

對屬於人民法院受案范圍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先向行政機關申請復議，對復議決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法律、法規規定應當先向行政機關申請復議，對復議決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

第四十五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服復議決定的，可以在收到復議決定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復議機關逾期不作決定的，申請人可以在復議期滿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