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行政法院
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別由三個機關獨立行使，並相互制衡的制度。版三權分立制度是根據近權代分權學說建立起來的。三權分立制度為絕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採用，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機關組織與活動的基本制度。但因各國國情不同而有不同形式。
美國是實行三權分立制度的典型國家。美國憲法規定，立法權屬於由參、眾兩院組成的合眾國國會，行政權屬於美國總統；司法權屬於最高法院及國會隨時制定與設立的下級法院。根據三種權力相互制衡的原則，美國憲法還規定，國會有權要求總統條陳政策以備審議，批准總統對外締結的條約，建議和批准總統對其所屬行政官員的任命，通過彈劾案撤換總統，有權建議和批准總統對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宣告懲治叛國罪，彈劾審判最高法院法官；總統對國會通過的法案擁有有限的否決權，副總統兼任參議院議長，總統還擁有特赦權、對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和任命權；最高法院法官在總統因彈劾案受審時擔任審判庭主席。此外，根據慣例，最高法院有權解釋法律，宣布國會制定的法律違憲無效。實行總統制的資本主義國家一般都採用這種形式。
⑵ 美國最高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立法機關是什麼
三權分立是美國的一項重要制度。三權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部分，這三權各司其職，相對獨立，但又保持制衡。
國會掌握立法權，制定法律。國會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只對選民負責，不受行政機關的干預。為了保障國會能夠獨立的行使權力，不受總統的干預，憲法還設定了保障機制：總統無權解散國會，不能決定議員的工資待遇。在國會內部又進一步對權力進行了分配，國會由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國會的權力體現在：制定法律權、修改憲法權、對總統、副總統的復選權及彈劾權等。
行政權由總統行使。總統由選民選舉產生，只對選民負責，不對國會負責。國會不得增減總統的報酬，非經審判定罪不得罷免總統。總統的主要權力體現在：統領陸海軍，對外締結條約，宣布緩刑和特赦，任命大使、公使、領事、最高法院的法官等官員，簽署或拒絕簽署國會通過的法案。最後一項權力是司法權。
司法權由聯邦最高法院以及國會隨時下令設立的低級法院來行使，最高法院有終審權。聯邦法院的法官均由總統徵得參議院同意後進行任命，法官只要忠於職守，可以終身任職，非經國會彈劾不能被免職。另外，作為聯邦最高法院還擁有一項重要權力——司法監督權。
為了保障三個權力行使的獨立性，美國憲法還規定，這三個機關的官員在任職上應保持彼此的獨立:任何一個機關的官員不得在任職期間擔任另一機關的職務。
⑶ 美國法院系統介紹
美國司法系統有數個層級，可能比大部分國家還多。原因之一是聯邦法與州法的區分。要了解這一點，必須先回顧歷史，當年美國並非以一個國家形式建國，而是由13個各自宣布脫離英國而獨立的殖民地聯盟。獨立宣言(1776)因此提到「各殖民地的善良人民」，但也宣稱「這些聯合殖民地是自由而獨立的國家，並且按其權利也應是自由而獨立的國家」。美國司法史上，種族與若干州之間始終存在著緊張關系，如下文，美國憲法(1787年通過，1788年批准)開啟了競爭日益激烈的權力轉移，以及遠離各州而轉向聯邦政府的法律權威。然而現今，各州甚至都仍保有實質權威。任何研究美國司法系統的人務必了解聯邦政府與各州之間的許可權如何分配。
憲法調整了不少聯邦法與州法間的界限，也在政府的立法、行政與司法部門中劃分聯邦權力(因此在各部門間創造了『三權分立』，並奉行『制衡』制度，以避免任何部門權力過大)，每個部門對司法系統有獨特貢獻。系統內，憲法敘述多種國會可能通過的法律。
不僅如此，法律不只是國會通過的法規而已。在某些地區，國會准許行政機關採用在法規中增加細節的規則。而整個系統依據英國普通法的傳統法律原則。雖然憲法與成文法取代普通法，但是法庭仍繼續採用不成文普通法，以彌補憲法未明文規定以及國會未制訂的部分。
聯邦法的來源
美國憲法
聯邦法的至高權力
在1781至1788年間，一項名為邦聯條例的協議，影響了13州之間的關系，它建立了一個虛弱的國會，並將權力留給各州。雖然各州被下令要對其他法庭的裁決表示尊敬(顯示『充分的信心與信賴』)，但邦聯條例沒有制訂聯邦司法制度的條款，並保存了海事法庭。
憲法的起草與批准反映出一項逐漸達成的共識，即是聯邦政府需要加以鞏固。司法系統可以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是憲法第6條「至高性條款」：
「本憲法，與依本憲法所制定之美國法律，以及依據美國權力所締定或將締定之條約，均為全國最高法律。因此，各州法官必須遵守，盡管憲法與各州法律相抵觸。」
此段所述建立了美國法律的第一原則：州法不能與聯邦法相抵觸。而這項禁令如何適用於聯邦政府本身以及各州司法系統中新憲法尚未明確解釋的范圍，這些都尚不清楚。雖然憲法修正案提供了部分解決辦法，但時至今日，美國人仍持續在聯邦與州之間的精確范圍劃分之中掙扎。.
每個部門在司法系統中發揮作用
雖然憲法起草者想要強化聯邦政府，卻害怕其權力過大。限制新政權的方法是將政府劃分為數個部門。正如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第51篇》中解釋，「政府劃分為個別以及獨立的部門，可避免侵佔。」麥迪遜所指各「部門」—立法、行政與司法，受到了司法系統上一定程度的影響。
立法
憲法賦予國會通過立法的權力。經由國會考慮的提議稱為議案(a bill)。如果美國國會兩院投票後，多數贊成該議案(如果總統否決，需經兩院表決3分之2通過)便成為正式法律。聯邦法被稱為成文法(statutes)。《美國聯邦法典(United States Code)》是聯邦成文法的「法典編纂」。「法典」本身並非法律，僅代表符合邏輯的成文法。例如第20條包含與教育相關的各種成文法，第22條則涵蓋外交關系。
國會的立法權有限，更准確地說，是透過憲法委託給美國人民，這明確說明國會立法的范疇。憲法第一條第9項禁止國會通過某幾類法規，例如國會不能通過「追溯法令」(用於追溯或『事後的』法令)或徵收出口稅。第一條第8項列出國會有權的立法范圍。部分法律(如『設立郵局』)非常明確，但其它則不然，最值得注意的是「規定美國與外國、各州間通商」，顯然解釋模糊法規的權力極其重要。早在初期共和史上，司法部門便擔任這個角色，因此在美國司法系統中取得額外且極重要的角色。
司法
如同其它部門，美國司法部門只處理憲法交付的權力。憲法只提供聯邦司法權給某幾種爭議，於第3條第2項列出，最重要的兩個案件包括聯邦法的問題(『根據本憲法與美國各種法律，及根據美國各種權力所締結之條約…而產生之法律及衡平法中的所有案件』) 以及「跨州」案件，或兩州之公民的爭端。跨州管轄權允許當事人免於在另一州法院提起訴訟。
第2項司法權出現於共和早期。如第2章所述，美國最高法院在1803年馬伯瑞控告麥迪遜(Marbury v. Madison)一案中，解釋其授權包括有權決定是否成文法違憲，一旦違憲，則宣布法律無效。法律可能違憲的因素是由於違反憲法保障的人民權利，或是憲法第一條並沒有賦予國會通過那類法規的權力。
因此，解釋描述國會會立何種法令的憲法條款之權力非常重要。傳統上，國會已經證明許多成文法為不可或缺，以制訂「規定與各州間通商…」或是州際通商的法令。這個法令概念模糊，不易精確解釋。的確，為了大部分的成文法，在法令欲達成之目的與州際通商法規之間，被創造出看似可信的關聯。有時，司法部門狹義地解釋「貿易條款」。舉例來說，在1935年，紐約一間屠宰場遵行的聯邦法規定之工人的工時與工資，被最高法院宣布無效，因為該廠所處理過的雞肉全數銷售給紐約肉販與零售商，因此，並不算是州際通商。不久之後，最高法院開始給予羅斯福總統實施的「新政」更多自由，今日，聯邦法庭持續廣義地解釋通商權力，雖然不足以讓國會有通過立法的理由。
行政
憲法第2條將行政權委託於美國總統。在華盛頓總統領導之下，整個行政部門由總統、副總統、國務院、財政部、國防部以及司法部。隨著國家的發展，行政部門也隨之擴大。現今已有15個內閣層級的部門，每個部門包含一些局、署以及其它名稱等機構，這些部門之外，仍有其它行政部門，所有部門行使總統委派之行政權，因此，他們最終必須向總統負責。
在某些范圍內，行政與其它兩部門的關系明確。假設一或多人搶劫銀行，國會已通過成文法將搶劫犯定罪(《美國聯邦法典》，第18條，第項)，而隸屬於司法部的聯邦調查局(FBI)則調查這起犯罪事件，若有任何嫌犯被逮捕，司法部所屬聯邦檢察官會在聯邦地方法院的審理中試圖證實嫌犯之罪行。
銀行搶案是一個簡單例子。但隨著國家邁向現代化與發展路程，在司法系統內，3個部門間的關系也逐漸發展以因應工業與後工業社會中愈加復雜化的問題。行政部門角色變化最大。在銀行搶案例子中，國會不大需要專業知識來制訂成文法以使銀行搶案罪行化。假定議員想要禁止「危險」葯物在市場上流通，或是限制一些空氣中「不健康的」污染物，國會可能必須精確地這些名詞下定義，有時國會會這么做，但漸漸地，國會將部分權力委派給隸屬於行政部門的行政機構。因此，食品暨葯物管理局(FDA)負責監督全國食品與葯物的衛生情況，而環境保護局(EPA)則控制工業對陸地、水與空氣的影響。
雖然這些行政機構只擁有國會依成文法而委派的權力，但非常具有實質性，他們有權頒布能夠明確定義更多法令名詞的法規。一項法令可能禁止空氣中有「危險的」污染物含量，而EPA則訂出每種物質與其含量的危險值。有時，成文法賦予行政機構調查法規違法與否的權力、做出判決甚至進行懲處。
法院將會宣布授與行政機構太多權力的成文法無效。一項名為「行政程序法」(《美國聯邦法典》，第5條，第511項，以及其下規定)的重要成文法，說明行政機構在頒布法令、裁決違法行為以及進行懲罰時，應該遵循的程序，同時也提出了當事人如何尋求機構裁決的司法審查。
其它法律來源
美國法律最明顯的來源是國會通過的成文法，以行政法規作為補充。有時，這些法規可以明顯區分合法與非法行為間的界線—再以前述銀行搶案為例，然而政府頒布的法令不足以應付所有情況，很幸運地，還有另一項法律規章能夠彌補，正如下所述。
普通法
當成文法或憲法都無法處理時，聯邦與州法院通常仰賴普通法，普通法匯編了幾世紀以前始於英國的司法裁決、慣例以及總則，此法至今仍繼續發展。在許多州，普通法在合約糾紛發生時具有重要地位，因為州議會一直以來都認為不宜通過涵蓋所有可能的合約糾紛之成文法。
司法判例
法院根據法律判決涉嫌違憲的行為與糾紛，這通常需要法院解釋法律，法院認為應遵循其它相同或更高層級法院先前解釋法律的方式，這稱為「遵循先例」，或是判例，這樣做，能夠確保一貫性與可預測性，訴訟當事人在面臨不利於己的判例時，試著區別出他們的案件與先例的不同之處。
有時法院對法律的解釋有所不同，例如美國憲法第5修正案中包含一項條款，即「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不得被強迫自證有罪」。有時，在案件中，當事人可能拒絕傳票或作證，理由是其證詞可能使當事人遭到刑事起訴—這種情形不在美國發生，而是其它國家。自我歸罪條款在美國適用嗎？美國第2巡迴上訴法院裁定可行，但第4以及第11巡迴上訴法院則判定不能適用。這明顯意味著，法令的不同取決於住在國內何地。
較高級的法院試著解決這些矛盾之處。例如，美國最高法院經常選擇能夠解決巡迴法庭意見分歧的案件來審理，最高法院判例將能夠控制或適用於所有次級聯邦法院。在美國控告貝爾希斯(United States v. Balsys, 524 U.S. 666〔1998〕)一案中，最高法庭裁定對於國外起訴的恐懼超越自我歸罪條款的范圍。
這項裁決成為全國性的法律，包括第2巡迴上訴法院。其後，任何遇到此項議題的聯邦法庭都遵循高等法院在貝爾希斯(Balsys)一案中的裁決，該次巡迴審判中，巡迴法院的判決同樣約束所有地方法院。「遵循先例」也適用於各種不同的州法院系統，如此一來，判例在數量與解釋性上，皆有增長。
不同法律；不同補償
鑒於法律體系逐漸壯大，若能區分向法院提起的不同種類法規與訴訟，以及每宗案件中法律所提供的解決方法，將有所幫助。
民事/刑事
法院審理兩種糾紛：民事與刑事。民事訴訟需要兩名以上當事人，至少其中一方涉及違反成文法或普通法。先提出訴訟者稱為原告，另一方則是被告。被告可對原告提出反訴，或是對共同被告提出交互訴訟，只要他們與原告的原始控告有所關聯。法庭偏好審理所有陳述皆因一起糾紛引起的單一訴訟。至於商業訴訟、違反合約、侵權行為、或是當事人聲稱因另一方的疏忽或蓄意惡行而受到傷害，這些則屬於民事范圍。
雖然大部分的民事訴訟發生於訴訟當事人間，但聯邦或州政府永遠是刑事案件的一方當事人。政府以人民名義，對被指控做出違反法律的某些行為如傷害大眾福祉的被告進行起訴。兩家公司可以就違反合約而提出民事訴訟，但只有政府能控告某人謀殺。
舉證標准與可能進行的刑罰也有差異。一名刑事被告只能因「無合理疑點」而被判有罪。在民事案件中，被告只需提出「證據優勢」，這基本上只是一種說服力不足的陳述，意指「極有可能」。被判有罪的罪犯可能入獄，但是民事訴訟中，輸的一方當事人只需負上法律或公平補償之責任，如下文所述。
法律與公平補償
美國司法系統在有限范圍內盡可能提供大范圍的補償。刑事成文法通常列出某一特定犯行的罰金範圍或是法庭可能施予的入獄時間。其它部分的刑事法規在某些許可權內，可能容許對慣犯加重刑罰，重罪的刑罰比輕罪還要嚴厲。
在民事訴訟中，大部分美國法庭被授權選擇法律或公平補償，比起過去，其間區別不大，但仍值得了解。13世紀的英國，「法院」只被授權判決金錢上的補償。假如被告違反的合約價值50英鎊，法院可命令報告全數支付給原告。在多數案例中，如此支付賠償金是合理的，但在許多案例中則不然，例如稀有藝術品或是一塊土地的出售。13與14世紀時，「衡平法院」形成，這些法院創造了公平補償，例如特定迫使當事人履行職責，而非只是因為他們的不履行義務而強迫支付賠償金。到了19世紀，大部分美國司法許可權已消除法律與公平賠償間的差異。現今，除了極少數例外，美國法庭能夠視情況需要，判給法律或公平補償。
有一個著名例子說明了民事與刑事法的不同，以及其提供的補償差異。加州指控前足球明星辛普森(O.J. Simpson)犯下謀殺罪。然而，他沒有被判罪，因為陪審團裁定起訴失敗，證明辛普森的罪行無合理疑點。後來，辛普森太太的家人以非法致死為由控告辛普森，這是一樁民事訴訟。此案中，陪審團以證據優勢證明辛普森必須為其妻之死負責，便下令辛普森支付賠償金—法律補償—給原告。
聯邦系統中州法的作用
憲法明確禁止各州採用某些法律(與外國簽訂條約，鑄造錢幣)。憲法第6條「至高性條款」排除任何抵觸憲法或聯邦法的州法。即使如此，大部分的司法系統仍由州所控制。憲法已明確規定國會可制訂法令的范圍。1791年的第10修正案明訂：「凡憲法未授予美國也未禁止各州的權力保留給各州和人民。」
然而，聯邦與州政府間仍存在相當程度的緊張關系—包括奴隸制度以及州最終是否有權脫離聯邦。1861至1865年的南北戰爭解決了這兩項爭論，也限制了司法體系內州的角色：根據1868年的第14修正案，「任何州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得拒絕給予管轄范圍內的任何人法律上的平等保護」。此修正案大大地擴張聯邦法院宣布州法無效的能力。1954年布朗訴教育局(Brown v. Board of Ecation)一案，禁止阿肯色州的州立學校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正是仰賴這項「平等保護條款」。
從20世紀中葉開始，上述的一些趨勢—行政國的興起，這是一種更有力且廣泛的正當程序之司法解釋與平等保護，以及類似國會規定通商之權力的擴張—結合之後，提升聯邦在司法系統中的角色。即是如此，系統中的大部分仍在州范圍之內。任何一州都不得拒絕聯邦憲法保障之公民與權利，許多州將自己的法律解釋成授與更多一般的權利與特權。實施州法的州仍願持續裁定大部分的合約糾紛。多數的刑事案件與民事侵權訴訟也是如此。處理結婚與離婚事宜的家庭法幾乎都屬於州事務。大多時候，對美國人而言，司法系統代表的是警官與自己居住的州，或是各種政治機關與州內其它政治部門。
此引言僅是司法系統之概述。其餘的章節提供更多細節、特色與見解。第一與第2章分別描述聯邦與州法院系統組織方式，第3章詳細解釋司法制度之復雜問題，此章節描述聯邦與州法院之界線，但同時也探究提出訴訟者以及法院審理案件之類型。第4章之重點從法院擴大到出庭的人士。美國法律之執行已被研究過，典型的訴訟也已解釋。同時，此章節將解釋利益團體的角色，他們通常堅決進行特定案子以推動其社會與政治議程。第5章詳細說明法庭如何處理刑事案件。第6章重點為民事訴訟。第7章則是聯邦法官甄選過程。最後章節探討某些特定司法判決—特別是高等法院之判決—如何能夠等同於決策，並在與立法與行政部門關系復雜之下，與司法制度緊密結合。
⑷ 美國地區行政訴訟法院有存在的嘛
美國法院組織劃分為聯邦和各州兩大系統，名稱和審級不盡相同，管轄許可權錯綜復雜。法院一般是民事、刑事兼理。除某些基層法院外，均採取陪審制。檢察官受司法部領導，配屬於各級法院。 聯邦系統的法院管轄的案件主要為：涉及聯邦憲法、法律或國際條約的案件，一方當事人為聯邦政府的案件，涉及外國政府代理人的案件，公海上或國境內供對外貿易和州際貿易之用的通航水域案件。
⑸ 美國政體中立法、行政、司法部門分別是什麼
美國憲法規定：
立法權屬於由參、眾兩院組成的合眾國國會。
行政權屬於美國總統回；
司法權屬於最高法答院及國會隨時制定與設立的下級法院。
根據三種權力相互制衡的原則，美國憲法還規定：
- 國會有權要求總統條陳政策以備審議,批准總統對外締結的條約，建議和批准總統對其所屬行政官員的任命，通過彈劾案撤換總統，有權建議和批准總統對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宣告懲治叛國罪，彈劾審判最高法院法官；
- 總統對國會通過的法案擁有有限的否決權,副總統兼任參議院議長,總統還擁有特赦權、對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和任命權；
- 最高法院法官在總統因彈劾案受審時擔任審判庭主席。此外，根據慣例，最高法院有權解釋法律，宣布國會制定的法律違憲無效。實行總統制的資本主義國家一般都採用這種形式。
⑹ 為什麼美國法院可以推翻總統行政令
美國總統行政令只是美國聯邦政府的領導 - 總統，下達給聯邦機構（比如移民局，國土安全局 - 管外國人進入美國的單位）的行事命令，不是國家法律。此命令不能命令州政府，倒是有三個州認為命令違憲，於是向聯邦法庭提告，聯邦法官根據法律判斷認為命令違憲，於是下令停止執行此命令。總統可以向聯邦法院的上級 - 巡迴法院，上訴（好像也輸了），還可以有一次機會上訴到最高法院定案。中國常說的：王子（天子）與庶民同罪。一樣不能違憲。
⑺ 中國；美國的「法院」分別是政府機關還是事業單位
中國和美國的法院都是和政府平級的權利機關，中國的政府和法院都由人大任命的。但中國的政府實力十分強大，美國三權之間更均衡些。
⑻ 美國行政、立法、司法之間的關系
三權分立是美國聯邦政府組建和運行的基本原則,起核心內容是權力分立、制約版和平衡權。中央政權機構由此平等而又獨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機關組成，立法權屬於國會，行政權屬於總統，司法權屬於聯邦各級法院。國會負責立法，總統負責事實法律，法院負責審查法律。
總之，美國的行政、立法、司法之間是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的，保持權力的均衡。
⑼ 英美法系國家為什麼開始不承認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
行政法基本原則作為行政法的基本問題之一，歷來為中外學者所關注。但對什麼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西方各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各學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國中，以法、德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和以英、美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認為是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大法系。這兩大法系各具特點，對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認識也有各自鮮明的特色。所以，這里主要以西方兩大法系作為比較對象。通過對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深入比較，我們可以從中探尋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規律，以為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確立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 大陸法系-以法、德為代表的分析
（一）法國：行政法治與均衡原則
法國素有「行政法母國」之譽，它最先從理念上承認行政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法國也是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產生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概言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為法國行政法的產生提供了政治、經濟、思想准備，大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標志著法國行政法的產生，並使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與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鮮明對比。正是伴隨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出現的法治國思想和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的發展，在法國逐步產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則和均衡原則，這兩個原則被認為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所謂行政法治原則，即政府行政活動必須遵守法律；法律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許可權、手段、方式和違法的後果。行政法治，作為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包含3項內容：第一，行政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第二，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1]
在法國，均衡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而出現的，它是「二戰」後，法國行政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監督逐漸強化的產物。但是，「均衡性」作為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或審查的原則，其含義目前仍沒有一致的解釋。大體說來，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機關具有自由裁量權或其他特殊情況下，在無法依據法律條文或其他原則對行政行為進行裁決的情況下，監督、審查、決定是否撤銷一定行政行為的法律手段。它根據具體情況審查行政行為是否合理、行政決定是否適度，審查事實與法律適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國：依法行政、比例與信賴保護原則
德國與法國並稱為現代大陸法系的兩大脊樑。法國在大陸法系中以民法的貢獻最大，同時亦被譽為行政法的母國。但在公法學、特別是行政法學領域，後來居上的德國也形成了現代世界行政法體系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對各國行政法影響極大。[3]在德國，對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則產生最重要影響的因素是法治國思想。法治國的思想發軔於德國，法治國理念孕育著依法行政原則。而且隨著法治國思想在德國從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發展變遷，行政法基本原則也在法治主義由機械走向機動，行政權由消極走向積極的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即由作為形式主義的依法行政原則過渡到實質主義的比例、信賴保護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是法治國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義是指行政活動必須接受議會法律的規制，必須置於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動違法的，必須追究行政機關的法律責任。對依法行政原則的具體內容，不同學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國行政法學創始人奧托。麥耶爾（Otto Mayer）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以下三項原則：第一，法律的規范創造力原則，即行政機關所制定的行政法規范是法律創造的；第二，法律優位原則，即法律對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與法律相抵觸；第三，法律保留原則，即一切行政作用雖非必須全部從屬於法律，但基本權利的限制必須由法律規定。 [4]多數學者則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兩項內容，即法律優位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則，又稱為均衡原則[6]或平衡原則[7]，是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的典範。它不但為現代條件下的干預行政提供了新的規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適用性。在行政法上，無論是制定普遍性規則的行政活動還是傳統的行政行為，都應當接受該項原則的規范和制約，並以此判斷它的合法性。[8]奧托。麥耶爾曾將比例原則譽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則」。台灣學者陳新民教授認為，比例原則是拘束行政權力違法最有效的原則，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誠信原則」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樣，二者均可稱為相應部門法中的「帝王條款」。[9]一般認為比例原則是一個具有憲法位階的法律原則，它濫觴於19世紀警察國家時期，淵源於「法治國家理念及基本人權之本質」，通過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逐步成為限制行政權的有效手段。它具體包括三個子原則： 第一，行政措施對目的的適應性原則。即所採取的國家措施（普遍的或個案的）適應於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規定的目的，不得偏離。第二，最小干預可能的必要性原則。如果以國家措施干預公民自由為實現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麼這種干預應當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權力對公民一般自由權利的干預，只應當發生於維護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於基本權利的性質，個人對於公共權力不必要的干預可以提出異議進行抵抗。第三，禁止過分的適當性原則。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預自由的國家措施對當事人來說是不過分的，對國家所追求的目標來說是適當的，又稱為狹義的比例原則。質而言之，比例原則要求行政目的與行政手段相適應、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賴保護原則是二戰後在德國發展成功的又一項行政法原則。其涵義是指：基於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護社會成員正當權益的考慮，當社會成員對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形成合理信賴，並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時，行政主體不得變動上述因素，或在變動上述因素後必須合理補償社會成員的信賴損失。該原則的核心思想即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護社會成員的正當權益。[11] 「保護人民權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過程中卻處處隱藏著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規范必須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作出修正，行政行為因違法或不合適宜也需要加以撤銷或廢止而發生變動等。為不使社會成員因信賴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損害，有必要對其正當權益設置一道屏障。信賴保護原則正是對這一現實需要的制度回應。當然，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是有條件的，且因信賴對象的差異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別。概括而言，其適用條件是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值得信賴，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
二 普通法系-以英、美為代表的分析
（一）英國：越權無效、合理與程序公正原則
英國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國家。與大陸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國沒有劃分公私法的傳統，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與公民個人相互之間的關系，原則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調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轄。雖然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理念與制度在英國開始於17世紀下半葉，但直到現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採用過去普通法的一套規則和形式。[13]普通法傳統中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義原則」（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對英國行政法一直起著支配的作用，並由此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等三項基本原則。
所謂「法的統治」，又稱「法治原則」，根據英國著名學者戴西（A.V.Dicey）的解釋，其涵義即「英國人依法，而且只依法進行統治」。[14]「法的統治」這種理論與19世紀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相結合，作為英國憲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確立，與「議會主權」原則在近代英國憲法中同時占據了穩固的地位。[15]所謂「議會主權」的原則是議會制定法處於英國法的頂點，不存在優越於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審查它的機關。它是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憲法斗爭勝利的結果，亦被戴雪稱為英國憲法的重要原則。「在行政法上，議會主權原則與法治原則同樣重要，共同構成行政法的基礎，並由此產生行政法的一個中心原則」，[16]這就是「越權無效」原則。因為根據法治原則，政府行使權力的所有行為，即所有影響他人法律權利、義務和自由的行為都必須說明它的嚴格的法律依據，受到影響的人都可以訴諸法院。根據議會主權原則，議會制定的法律為最高法律，法院必須無條件地適用議會所通過的一切法律，不能審查議會所通過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機關的行為如果在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以內時，法院就無權過問。也就是說，英國法院對於行政訴訟的管轄權，只在行政機關行為超越其法律許可權時才發生。法院通過判例由此發展了著名的「越權無效」原則。英國著名行政法學家威廉。韋德指出：「公共當局不應越權，這一簡單的命題可以恰當地稱之為行政法的核心原則。」[17]這個核心原則是英國法治原則和議會主權原則的直接後果。
當然，在戴雪的法治觀中還包含著另外一層意思，就是認為行政法是保護官吏特權的法國制度，和英國憲政傳統、法治國情即法律平等主義或普通法統治不相容，這使得行政法在英國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到了20世紀，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英國人的法治觀念開始發生變化，不僅承認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觀念作為英國行政法的基礎。新的法治觀念一方面繼承了戴雪的法治觀，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發展。其中最突出之處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方面，英國發展了合理性原則。對戴雪而言，法治與專制是天敵，而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權力專斷的集中體現，任何實質性的自由裁量權都是對自由的威脅，應當加以拒絕。戴雪這種將「專斷」（arbitrary）與「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並論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觀，受到了現代英國著名憲法學家詹寧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擊。詹寧斯認為，在英國，「事實上，公共機構的確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但「專斷」並不等於「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適應社會需求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同樣適應社會需求的法治並不沖突。[18]另一位英國著名的行政法大師威廉。韋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過去，人民通常認為，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法不相容，這是傳統的憲法原則。但是這種武斷的觀點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確實它也並不含有什麼道理。法治所要求的並不是消除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而是法律應當能夠控制它的行使。」[19]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權，法院通過判例建立並發展了英國行政法上另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合理原則。
同時，由於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觀點被完全否決，英國自然法傳統中的自然正義原則也在行政法中獲得新生，並在廣泛的行政法領域中適用，從而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則-程序公正原則。在英國，自然正義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於自然法的理念，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而成為英國普通法上的一項基本原則。「在某種程度上，英格蘭普通法長期發展的過程，其實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則的導引下裁決案件、連續不斷地試圖追求自然正義的過程。」[20]在普通法的傳統中，自然正義是關於公正行使權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聽證規則，即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二是避免偏私規則，即任何人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說某案件的裁決人不得對該案持有偏見和擁有利益。[21]自然正義原則最早只適用於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說，在負有義務按照司法要求進行活動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該原則，而不能將此原則適用於純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長期的司法審判過程中，「通過闡發自然正義原則，法院設計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從而使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權，同樣也適用於行政權，要求行政機關在行使權力時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司法熱衷於通過限制行政權力的干預來保護個人的司法能動主義被認為有悖於公共利益，加上戰時的緊急狀態賦予行政機關許多不受自然正義約束的特權（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權成了戴雪意義上的真正的特權。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節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顯示出對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的決定性勝利。[24]但是，1963年上議院在處理「理奇訴鮑德溫」一案中，認為政府在作出解僱警察局長的決定之前，並沒有聽取被解僱人的個人意見，因此這種解僱決定是非法的。[26]這標志著司法政策的重大變遷，表明自然正義重新受到重視並擴展地應用於一切影響個人權利或合法預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決定中。[27]「里奇訴鮑德溫案」為自然正義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英國行政法在傳統的根基上的復興帶了個頭。「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決，使行政法恢復了元氣並重新建立了與過去的聯系。自然正義原則獲得了適當的適用，它給行政正當程序規則提供了廣闊的基礎。」[28]
從上面的分析可見，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已構成英國行政法的三項基本原則。其中，越權無效原則是英國行政法的核心原則，但在英國，越權原則的具體內容並沒有制定法的明確規定，因而在理論上存在著廣泛爭論。根據英國法院判例的發展，越權理由主要有三類：一是違反自然公正原則；二是程序上越權；三是實質上越權。實質又包括四種情況：一是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二是不履行法定義務；三是權力濫用；四是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29]由於近代以來，自然公正原則與作為約束權力濫用的合理性原則已發展成為一項單獨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因此，狹義上的越權無效原則並不涵蓋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約束的范圍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權、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不履行法定義務和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即便如此，越權無效原則仍舊是一個涵蓋面廣泛的原則，只要不屬於自然公正原則與合理性原則約束的問題幾乎都可以用越權無效原則來約束。總之，在英國，如果說合理原則主要是實體法原則的話，那麼公正原則則主要是程序法原則，越權無效原則則既涉及實體也涉及程序；如果說越權無效原則（狹義）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法明確規定的條件，是一種授權法原則的話，那麼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則主要是一種普通法原則。從這個角度，英國的這三項原則是平行的。當然，廣義的越權無效原則包含著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後兩者實際上是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立法所隱含的條件。從這個角度，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又只是越權無效原則這一總原則的分支部分或補充原則。這就是英國以上三項原則之間的關系。
（二）美國：正當程序與行政公開原則
美國法的基礎是英國普通法，兩國同屬普通法系國家，其行政法理論和制度有諸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美英行政法幾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紀末，為了解決工業迅速發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美國建立了獨立管制機構（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標志著美國行政法開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據美國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而制定的《聯邦行政程序法》，從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對龐大的行政權加以控制，從而使美國行政法得以迅猛發展。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對行政法的影響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並經進一步發展而形成美國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則即行政公開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美國憲法中的確立，先是在紐約州1787年「人權法案」中得到發展，然後才被吸收到聯邦憲法修正案中，並通過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發揚光大。根據美國法院的解釋，憲法規定的正當法律程序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程序法的規則，稱為程序上的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權力的行使，在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其二，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實體法的概念，稱為實質性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議會所制定的法律必須符合公平與正義。如果議會制定的法律剝奪個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符合公平與正義的標准時，法院將宣告這個法律無效。[31]在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上，自19世紀末，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和行政權的擴展，美國憲法第5條、第14條修正案所確立的正當法律程序觀念開始向行政法領域滲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當程序規范，從而使得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呈爆炸性的擴張，而不再只適用於法院的訴訟程序。所謂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即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它是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領域中的具體運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領域的滲透與擴張。
行政公開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行政法發展的又一重要方向。這段時期，由於越戰失利、總統選舉舞弊及種族歧視擴大，公眾對行政機關越來越不滿，從而導致行政機關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在這段時期經過幾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實現行政公開。公眾認識到過去通過司法審查和行政程序來限制行政權，只能保障個人的權利免受行政機關的侵犯，而不能保證行政權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證行政機關能為公眾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須公開，由公眾直接參與對行政的監督，以補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審查的不足。於是，國會於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關於政府文件公開的決定，制定了《情報自由法》，規定除該法列舉的九項情況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須公開，任何人有權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機關不得拒絕；1976年制定《陽光下的政府法》，規定合議制機關的會議必須公開；1974年制定《隱私權法》，規定行政機關所保持的個人紀錄，有對本人公開的義務等。[32]行政公開作為一項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地位由此得以確立。所謂「行政公開是指個人或團體有權知悉並取得行政機關的檔案資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稱這種權利為了解權。」[33]當然，公眾享有了解權，有權知悉並取得政府掌握的檔案或信息，同時，法律也對公眾的了解權作了限制。《情報自由法》、《陽光下的政府法》和《隱私權法》分別就政府文件的公開、會議的公開和個人記錄的公開問題作了詳細規定，構成了美國行政公開制度之骨架。
三 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與對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之共性規律
無疑，西方各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既存在著形式上的差異，又有著深層次的共性特徵。無論是差異，還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國情基礎。尤其是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國國情，適應各國的法律傳統、民族傳統、政治體制及社會經濟情況。由於西方各國政治法律制度、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差異，導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歷史發展模式存在著較大不同。沒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適合的模式。通過比較，我們也可以尋求出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所體現出的一些共性特徵和規律。
1.法治國家與憲法精神
正如現代行政法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一樣，作為規范行政權力之基本法律准則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也是伴隨著近代法治國思想的發展而形成的。雖然法治國思想發軔於德國，但是「大自然迫使人類去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建立一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34]因此，法治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國不同程度地確立為本國基本的治國原則。盡管早期在德國所表現出的「法治國」（Rechtsstaat）思想與在英國表現出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確存在某些層面上的不同，但「就講求法治國家的基本目的乃在於保障人權與抑制政府的濫權，使得法成為規范國家生活的惟一準則，此是英、德兩國法治主義者所不爭的事實」。[35]
法治的要義在於對公權力的合理配置。在專制國家時代，公權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國家時代，國家公權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審判的拘束，而法治國則更進一步，所有公權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務就在於為行政權力的運作提供依據，使行政權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隨著自由法治國家向社會法治國家的發展，近代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變遷，法治原則已不僅僅是判斷權力運作合法性的准繩，而且也成為衡量權力運作正當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據。相應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即行政必須服從法律的基本准則，也在此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成為衡量行政權力運作的合法性、正當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則。可以說，法治原則不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則，而且推動了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逐步發展並完善，因而始終是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因素。
法治國家的理念與原則又是通過憲法而確立的，它們反映到憲法之中而成為基本的憲法精神和原則，並發揮著規范國家權力運作之功效。作為「憲法的具體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則正是從體現民主法治國家精神和觀念的憲法原則中推導出來，後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據。質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則是由憲法決定的，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憲法，就有什麼樣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如德國憲法所規定的法治國原則、議會民主原則和基本權利保護原則不僅決定著德國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則，還要求行政活動符合比例原則，遵循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由法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決定的。越權無效原則之所以是英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也是由英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與議會至上的憲政體制所決定的。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則直接形成為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
憲法不僅決定著一個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而且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內容和精神。因此，雖然法治是各國行政法的共同目標，但其具體內容卻因各國憲政體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則和法律優先原則是德國依法行政原則的內容，而不是英國越權無效原則的具體內容，盡管兩者都是現代法治國家政府行使權力時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則。
2.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
從方法論上看，西方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還是一個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相結合的過程。無論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其行政法都是一個基本的部門法，但多數國家卻尚未制定出一個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樣的統一行政法典。這就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無法通過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確、統一的規定，而只能是通過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國家，這種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確認，並輔之以理論的歸納、總結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通過法官的判例來確立，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國行政法上的程序正當原則和實體合理原則，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確認，然後被後來的判例所反復援引、實踐後發展起來的。英國行政法學權威韋德在分析實體合理原則時，就述及了對該原則確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響的數十個判例。[37]作為英國行政法之核心原則的越權無效原則，雖然是一個制定法原則，但該原則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即越權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錯誤」
⑽ 美國的軍事法庭在行政關繫上是隸屬於司法部還是軍部
屬於美國軍方。
美國總統簽署命令，授權美軍方成立特別軍事法庭，代替內民事法庭審理製造9·容11事件和其他恐怖事件的外國恐怖分子嫌疑人。此舉在一向崇尚民主和法制的美國人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美國此次提出的「特別軍事法庭」同普通的民事法庭和傳統軍事法庭都有些不同。「特別軍事法庭」不需要陪審團、沒有公眾旁聽、不需要出示必要的證據。參加判決的多為軍方官員，只要2/3的軍官認定被告有罪，判決就成立。整個審判過程都是秘密進行的，被告甚至沒有上訴的機會（二戰時的軍事法庭允許被告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