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配套制度
㈠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訴訟程序有哪些特別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訴訟程序有分別關押、分別管理、分別教育,以及審判保密等制度。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訴訟權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幫助,並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承辦。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六條 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訴訟權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幫助,並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承辦。
(1)刑事訴訟法配套制度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四條 審判的時候被告人不滿十八周歲的案件,不公開審理。但是,經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學校和未成年人保護組織可以派代表到場。
第二百七十五條 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犯罪記錄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但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犯罪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
㈡ 刑事訴訟有哪些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
1.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原則;
2.依靠群眾原則[刑事訴訟法第版6條/第43條/第63條/第84條];
3.以事權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原則[刑事訴訟法第6條];
4.對一切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則[刑事訴訟法第6條];
5.各民族公民有權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原則: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的權利[刑事訴訟法第9條]。
6.審判公開原則[審判公開制度]:人民法院審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一律公開進行[刑事訴訟法第11條]。
7.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原則。
㈢ 試闡述我國2012年《刑事訴訟法》對辯護制度有何修改
此次對辯護制度的修改主要有以下:首先,將犯罪嫌疑人委託辯護版人的時間提前到偵查階段;權其次,擴大了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和指定機關;再次,修改了辯護人的責任,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最後,修改了辯護人的訴訟權利和義務,其中多數修改是鑒於與新《律師法》相關內容的銜接 。
㈣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有哪些內容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明確提出要推動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促使偵查、審查起訴活動始終圍繞審判程序進行,確保庭審在保護訴權、認定證據、查明事實、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隨後各地法院陸續展開了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但從目前各地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在取得明顯成績的同時也暴露出背景沖突、制度沖突以及技術沖突等深層次問題,亟待解決。
一、背景沖突
當前,案多人少已經成為我國法院審判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法院刑事一審收案104萬件,比上年上升7.09%,占刑事一審、二審、再審案件總數的89.32%;審結102.3萬件,上升7.24%;判決生效被告人118.5萬人,上升2.24%。法院系統的這種案多人少的矛盾,越到基層表現越突出。以筆者調研的C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二庭為例,該庭主要承辦職務犯罪、經濟犯罪、毒品犯罪的一審案件以及二審案件,2014年該庭共有承辦法官15人,收案491件,平均每人32.7件,其中一審案件177件,平均每人11.8件,二審案件277件,平均每人18.5件;其他37件,平均每人2.5件。以一年240天的有效工作日計算,7天左右就要辦結一起案件,而這中間還要包括開庭時間、案管系統錄入辦案信息的時間以及撰寫法律文書的時間等等,工作強度和壓力相當大。該市部分城區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為突出。
這就帶來一個現實的悖論:隨著社會轉型的加劇,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數多年以來逐年遞增、高位運行,已經成為新常態,這一因素是客觀存在且不受法院主觀因素影響的;而另一方面,法官的員額數又受到嚴格控制,至少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法院都不大可能大規模擴編。在這樣的背景下,法院和法官為解決案多人少的矛盾,不能不採取簡化辦案流程的方式來「擠」時間、「壓」工作量。但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庭審實質化,而庭審實質化無疑將變相加大法官的工作量。各地法院的改革試點表明,實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後,庭審持續的時間明顯拉長,原本1個小時可以審結的案件,現在可能需要4個小時甚至更長;同時,因為要當庭宣判,法官開庭審理時的心理壓力比以前更大,庭審的工作強度亦明顯加大,法律文書質量的要求也更高。這些新要求、新常態都與法院案多人少的現實之間形成了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這一現實矛盾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須首先解決審判程序的「入口」問題,即必須對案件實行繁簡分流,將庭審實質化改革適用的對象限制在那些案情相對復雜、疑難、重大的案件,而對於案情簡單、雙方爭議不大的案件則應當通過簡易化的程序流程予以解決。當前可以考慮的選擇性方案包括:一是加大簡易程序的適用比例,增強其分流案件的能力;二是強化「輕刑快處」程序的適用,簡化辦案方式、縮短辦案周期、加快程序流轉。
二、制度沖突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改革的成功依賴於相關制度資源的協助、支撐與配套。否則,單純的庭審制度改革將如同「孤軍深入」,戰略上被動而戰術上亦難以為繼。從各地法院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一些相關制度的配套缺位已經嚴重影響到改革的成效,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庭前會議制度的功能和效力不明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核心是庭審實質化,但在當前案多人少已經成為法院審判工作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庭審實質化改革必須以庭審高效化為前提,實質化的庭審只能針對案件雙方爭議的焦點進行集中審理,而不能事無巨細、「眉毛鬍子一把抓」。為此,各地法院在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時,不約而同都提出必須充分發揮並突出庭前會議解決程序性事項、展示證據並整理爭點的功能。但問題在於,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庭前會議制度,但卻並未明確其功能及效力,諸如庭前會議中被告人是否到場、庭前會議中控辯雙方就證據和事實達成的共識究竟有無拘束力、是否允許反悔等問題規定不明。實踐中,因為被告人方反悔而導致庭審「炒冷飯」或程序倒流的現象一再出現,不僅打亂了庭審節奏,更降低了庭審效率。實踐中的另一大難點還在於在庭前會議中究竟能否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各地法院的試點情況表明,在庭審程序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問題,庭審效果似乎並不好,因而有觀點主張在庭前會議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但在庭前會議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又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因而,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迫切需要通過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的形式對庭前會議的功能和效力予以明確。
二是證人出庭保障制度缺位。人證出庭作證是審判中心主義的核心要義,也是庭審實質化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所在。在我國司法實務中,依法應當出庭作證的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等人證出庭率低,已經是長期以來的一項痼疾,違背了刑事訴訟法上的直接言詞原則,廣為人所詬病。證人等不出庭、大量使用案卷中的證據替代品(如證人詢問筆錄),是造成書面審判盛行的重要原因。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證人等出庭作證,但證人出庭作證又需要建立相關保障制度。對此,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一條專門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第六十三條又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但問題在於,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上述立法似乎從未真正落到實處。改革試點中證人出庭費用補助的標准和經費承擔主體無法明確、統一,只能各行其是,而保障證人人身安全的主體和具體措施也無法到位。下一步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相當程度上依賴於立法上的證人出庭保障制度能否真正「落地」。
另一方面,實踐中法官們比較關心的問題是,證人出庭作證後,是不是就不允許法官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詞(證人詢問筆錄)了呢?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固然反對「偵查中心主義」即法官完全以偵查階段所形成的各種書面筆錄作為裁判基礎,提倡「四個在庭」:訴訟證據質證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訴辯意見發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但並不能就此理解為完全排斥法官查閱和使用案卷中的證據材料包括書面證詞。實踐中,證人盡管已經出庭作證並接受了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但有的情況下,尤其是在證人翻證的情況下,法官基於查明事實真相的考慮,仍須查閱證人在審前程序中所作陳述,以便對證人證言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進行審查,進而對翻證的合理性作出判斷,在這種情況下,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言,實際上是輔助法官進行證據審查、判斷的一種必要手段,若一味禁止法官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言,可能並不合乎實際。因此,實務中迫切需要的是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規定書面證言等使用的條件和方式,並建立相應的證據規則。
三是法律援助制度缺位。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並不是法官的「獨角戲」,而是建立在控、辯、審三方良性互動基礎上的制度設計,只有控辯雙方尤其是辯護律師提出有質量的質證意見和法律適用意見,才有利於法官全面查清案情、正確適用法律。因而,辯護制度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可或缺的一個面相。然而,我國當前的刑事辯護實踐情況卻並不能令人滿意。雖然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時,將指定辯護適用的案件范圍擴展到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案件,但與實踐中的刑事案件量相比而言實屬杯水車薪。根據C市法院的初步統計,其市、區(縣)兩級法院刑事案件辯護律師的參與率只有1/3左右。換言之,有2/3的刑事案件是沒有辯護律師參與的。這說明我們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還遠遠不能適應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需要,下一步改革如何擴大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是一個症結點。
四是法院現行分案制度與改革有抵觸。「審判中心主義」一詞實際上舶來自日本。日本學界曾反思其司法實務中之所以形成書面審判、依賴書證的「偵查中心主義」傾向,實際上與法院通常對多數案件並行審理的方式密切相關,在需要開庭兩次以上的案件中,開庭間隔時間很長,通常是以周為單位,有時甚至以月為單位。由於法官同時承辦多起案件,只能對案件實行交叉開庭,而無法做到連續、集中審理,導致對同一案件前後兩次開庭間隔時間較長。因而,法官對前一次庭審中當事人和證人的陳述內容可能會有所遺忘或產生混淆,為防止事實認定錯誤,法官只能反復核閱當事人和證人在偵查階段所作陳述,由此導致書面審判即偵查中心主義。其實,對多數案件並行審理的方式在我國同樣存在,由於大多數法院對案件實行輪分制,每一位承辦法官可能需要同時承辦多起案件,而每一起案件都有審限限制,為防止案件審理超審限,法官只能採取交叉開庭、輪流開庭的方式,即就甲案開完一次庭後,又就乙案開庭審理,而無法做到對同一起案件連續、集中審理,為防止案件事實的遺忘或混淆,法官只能在庭後反復核閱卷宗,從而造成偵查中心主義。基於此,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還需要法院在分案制度上進行配套改革,即在對案件繁簡分流的基礎上,合理控制每位承辦法官同一時期承辦案件的數量。
三、技術沖突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際上是一種倡導技術理性的制度,它強調的是密集開庭、集中審理、當庭認證、當庭宣判,這是一種高度重視和強調司法技術的庭審制度設計,它要求控、辯、審三方都要具備高超的訴訟技藝:對於法官而言,控庭能力要強,要能恰當地引導雙方圍繞爭點展開攻防,要熟悉證據規則,具備當庭認證的能力;對於控辯雙方來說,要具備突出的舉證、示證和質證能力,要能熟練地運用交叉詢問規則展開對人證的盤詰和調查。
但從筆者了解到的一些法院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控、辯、審三方的司法技術和訴訟技藝,距離上述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這突出表現在對人證的交叉詢問上,控、辯雙方明顯缺乏對人證如何有效展開交叉詢問的經驗和技巧,不知該如何正確運用反對權,法庭上經常是反對聲此起彼伏,卻不著要領;而作為審判者的法官對於交叉詢問制度中的禁止誘導性詢問等規則也是一知半解,當控辯雙方行使反對權時,不知是該裁決反對有效還是反對無效,從而使得整個庭審在人證調查環節顯得有些忙亂無序;而部分法官在法庭上對人證頻繁發問,又使得庭審更像是大陸法系的輪替詢問而非交叉詢問。這些情況表明,控、辯、審三方在交叉詢問上的技巧和能力都有待提高,下一步改革進程中,實有必要組織控、辯、審三方人員進行相關司法技術和訴訟技藝方面的專門培訓和實戰訓練。
㈤ 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改革是更多的是要借鑒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邢訟法制度拜託了各位 謝謝
請你參考: 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443 正確處理借鑒國外經驗與立足中國國情的關系 這些年來,社會各界要求改革民事訴訟程序制度的呼聲很高,人民法院也進行了不少有益的改革嘗試。其中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對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程序制度進行改革。應當說,拿來主義是簡便有效的一種做法,借鑒得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說,對我國的民事訴訟模式,借鑒當事人主義模式來改革超職權主義模式,在總體上就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但是,國外的先進經驗,有其固有的歷史文化傳統、司法理念和配套制度作支撐,是不能直接或者簡單照搬的。在這方面我們是有教訓的。比如說,在公開審判上強調一步到庭,就忽略了有關國外的審前准備程序十分完備,而我國民事訴訟程序中的審前准備階段,並不能完成一步到庭所需要的充分准備。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我國的現實司法環境和我國的具體國情。從現實來看,相當多的當事人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識和知識,當事人的「清官拯救」心理十分強烈,他們可能更贊成「馬錫五式的審判方式」;在模範法官先進事跡的介紹中,我們所看到的更多的是這些法官如何深入基層、深入當事人,如何反復調解,耐心做當事人的思想工作,而且往往取得很好的社會效果。這表明,國外的先進經驗以及現代司法理念中的民主、中立,與我國傳統的司法文化、習俗、制度等存在著一定的距離。因此,在借鑒國外先進司法理念、先進司法制度修訂《民事訴訟法》的同時,一定要注意與我國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的基本國情相結合,使修訂的《民事訴訟法》既適應國家發展的需要而具有前瞻性,又不脫離我國實際而具有本土化的特色。法院改革 傳統法理學正在走出純概念化研究的范圍,走向法社會學、法文化學等全新的研究領域,並且將司法改革引入了法理學的研究視野。司法領域的法理學已經成為新的熱點。賀衛方、朱蘇力、張志銘等法理學家都對司法改革問題寄予了相當的關注。法院改革是其中的核心問題。 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2003年年底把《人民法院組織法》的修改工作列入立法規劃。2004年7月,北大法學院賀衛方和中國政法大學樊崇義教授分別牽頭起草《人民法院組織法》修改建議稿。兩份修改專家建議稿已經完成並提交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還將對修改建議稿進行論證修改統稿,以形成最終修改稿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刑事訴訟法修改的若干問題 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已經列入本屆全國人大的立法規劃,陳光中、宋英輝等學者就刑事訴訟法修改發表了大量頗有見地的觀點。 陳光中教授認為《刑事訴訟法》修改應遵循的基本理念首先包括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的理念。現行《刑事訴訟法》在第1條規定了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目的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陳光中主張應改為 「懲罰犯罪,保障人權」。「保護人民」強調「人民」利益不受犯罪分子侵害,不包括對犯罪分子合法權利的保護。 「人權」則是強調「人」應享有的權利。「保障人權」不僅包括了保障被害人、其他訴訟參與人的權利,同時也保障犯罪嫌疑人、犯罪分子的合法權利。在現代社會,能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是檢驗刑事訴訟法是否民主、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標准。關於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並重的理念,陳光中認為從理論上兩者應當並重,但針對中國的現實情況,應更多關注程序價值,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正當程序應體現得更加充分。 陳光中強調要立足國情與借鑒外國相結合,並盡量與聯合國規則接軌。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兩大法系之間在大規律上一致,但在表現形式上五彩繽紛。中國應具體分析,根據符合中國國情和現代化的原則,博採各國之所長。陳光中教授具體分析了美國陪審團制度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一些缺陷,說明中國絕不能一味只吸收別國的相關制度。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應在原則上加上 「無罪推定」和「國際法優先」原則。 關於辯護權的問題。鑒於現在控辯雙方權利不平衡,應該擴大辯護人的權利,並注意在偵查階段律師介入以行使辯護權,解除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的約束。 民事訴訟法修改的若干問題 關於民事訴訟法修改的基本思路。專家們認為民事訴訟法的修改應當遵循以下基本思路,即界定訴權保障與司法保護的范圍;簡化訴訟程序;體現對弱者利益的保護;著眼於糾紛的最終化解;引入誠信原則,規制民事權利的濫用。 關於民事訴訟法修改的幅度。有專家認為,現行民事訴訟法在法律架構及具體訴訟制度的設計上基本符合我國的國情,但對一些不能適應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定應當進行修改,因此主張在保留現有的基本結構與體例的基礎上適度進行修改。也有專家認為,應藉助此次修改機會,盡最大可能使條文規定詳盡、具體、可操作,在程序的設計上應更為合理、更加多元化,保障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以訴權制約審判權,使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走向現代化。
㈥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訴訟法的解釋 第155條,在實踐中應如何理解和適用
一、《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五十五條
對附帶民事訴訟作出判決,應當根據犯罪行為造成的物質損失,結合案件具體情況,確定被告人應當賠償的數額。
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付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等費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等費用。
駕駛機動車致人傷亡或者造成公私財產重大損失,構成犯罪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的規定確定賠償責任。
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就民事賠償問題達成調解、和解協議的,賠償范圍、數額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刑訴法解釋 第155條第二款規定之理解
「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付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等費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等費用。」
上述規定,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給出了一個可予支持的范圍。
從其羅列的各種項目看,參照民法通則(1986年)第119條、侵權責任法(2009年)第16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3年)第17條等法條的表述形式與順序看,該款規定徹底排除了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和被撫養人生活費(「三項賠償」)。
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在辦理案件時也是明確告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及其代理人「最好與被告協商,如果協商不成,法院不會判決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和被扶養人生活費」、「與刑事案件一並判決時不會判,單獨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時也不會判」。按照上述規定,辦案法官這種告知是正確的。
三、刑訴法解釋第155條第二款之規定,值得商榷
從立法目的、法律體系、價值取向、社會效果上看,刑訴法解釋第155條第二款之規定均屬於最高法有意放棄「三項賠償」形成的「盲區」,而不是有意或無意遺漏形成的「法律漏洞」。但這與現行刑法、刑事訴訟法的立法目的與任務,與立法者於立法當時確立的價值取向以及所要追求的社會效果是不相符合的。
如果對於普通的民事侵權案件,可以請求「三項賠償」並能獲得法院裁判的支持,而在侵犯生命、健康權的刑事案件中卻無權請求「三項賠償」,即使提出請求,也得不到法院裁判的支持。
這不僅凸現了公民生命健康權在不同形式的侵權案件中遭受到了不平等待遇,也顯露了我國刑事法律體系的缺陷。如果對「三項賠償」不依法予以支持,則會對刑事被害人造成「第二次傷害」。
事實上,對於法律適用產生的社會效果,既需要從當事人利益紛爭的平衡與妥當方面去考量,更需要從個案裁判結果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去考量,如果影響是正面的、積極的,就是符合法律所要追求的價值取向,就是合法、公正、妥當的裁判;反之則會產生負面的和消極的影響,就是不公正的判決。
從任何方面講,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都不應當排除「三項賠償」。因為,我國尚無對刑事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制度,如果不能從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被告處獲得賠償,無異於 「死了白死」、「傷了白傷」。
所以,建議立法機關對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有關刑事犯罪的民事賠償責任以及刑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或者作出立法解釋。
將「三項賠償」納入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權犯罪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范圍,在刑法、刑事訴訟法修正或者作出立法解釋前,最高法院可以對刑訴法解釋第155條進行修改,將「三項賠償」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和判決支持的范圍。
(6)刑事訴訟法配套制度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五十一條 秘密偵查的適用原則
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可以由有關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但是,不得誘使他人犯罪,不得採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 對涉及給付毒品等違禁品或者財物的犯罪活動,公安機關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規定實施控制下交付。
第一百五十二條 技術偵查措施取得證據的適用原則
依照本節規定採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如果使用該證據可能危及有關人員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產生其他嚴重後果的,應當採取不暴露有關人員身份、技術方法等保護措施,必要的時候,可以由審判人員在庭外對證據進行核實。
第一百五十三條 通緝的條件及程序
應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機關可以發布通緝令,採取有效措施,追捕歸案。 各級公安機關在自己管轄的地區以內,可以直接發布通緝令;超出自己管轄的地區,應當報請有權決定的上級機關發布。
第一百五十四條 一般偵查羈押期限
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後的偵查羈押期限不得超過二個月。案情復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的案件,可以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准延長一個月。
第一百五十五條 特殊偵查羈押期限
因為特殊原因,在較長時間內不宜交付審判的特別重大復雜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延期審理。
第一百五十六條 重大復雜案件的偵查羈押期限
下列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的期限屆滿不能偵查終結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可以延長二個月:
(一)交通十分不便的邊遠地區的重大復雜案件;
(二)重大的犯罪集團案件;
(三)流竄作案的重大復雜案件;
(四)犯罪涉及面廣,取證困難的重大復雜案件。
第一百五十七條 重刑案件的偵查羈押期限
對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延長期限屆滿,仍不能偵查終結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可以再延長二個月。
參考資料: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㈦ 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對證人保護制度是如何規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
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第六十四條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採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
(一)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
(二)採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
(四)對人身和住宅採取專門性保護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
證人、鑒定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請求予以保護。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依法採取保護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
第六十五條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
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剋扣或者變相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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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案例:
西夏法院建成銀川市 首個「隱身」證人作證室
2018年11月28日,記者從銀川市西夏區法院獲悉,該院積極探索證人出庭作證保護機制,利用信息化技術手段建成銀川市首家「隱身」證人作證室,有效保護刑事案件庭審證人、鑒定人、偵察人員出庭作證時的身份信息安全,打消了出庭作證人員的疑惑和顧慮,有效促進和激勵了證人出庭作證。
證人作證室位於刑事法庭南側,與法庭一牆之隔,將證人與法庭在物理空間上完全隔開,證人可以通過作證室內的庭審現場視頻清晰地看到庭審全過程,並與審判人員、公訴人、辯護人及被告人進行「隔空對話」。
庭審現場除法官之外的其他人面前呈現的是經過馬賽克處理的證人圖像,經過人聲變音系統處理過的聲音。此舉使得證人在自身得到保護的同時,進一步還原案件真相,真正做到訴訟證據質證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
除此之外,西夏法院通過細化規則提高證人出庭的可操作性,合理確定並逐步擴大應當出庭作證的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范圍,要求關鍵證人「應出盡出」。在送達出庭通知書時耐心細致的進行解釋和說明,並根據規定給予人身保護,打消證人出庭的思想顧慮,緩解其緊張情緒。
今後,西夏法院將進一步完善證人出庭保護機制,促進證人保護機制的人性化、常態化運行,逐步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率,將庭審實質化改革工作推向深入。
參考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華興時報-西夏法院建成銀川市 首個「隱身」證人作證室
㈧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扣押發還的條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扣押發還的條款為第一百四十三條,其規定了對查封、扣押的財專物、文屬件、郵件、電報或者凍結的存款、匯款、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經查明確實與案件無關的,應當在三日以內解除查封、扣押、凍結,予以退還。
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規定查詢、凍結犯罪嫌疑人的存款、匯款、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
(8)刑事訴訟法配套制度擴展閱讀:
人民檢察院決定不起訴的案件,應當同時對偵查中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解除查封、扣押、凍結。對被不起訴人需要給予行政處罰、行政處分或者需要沒收其違法所得的,人民檢察院應當提出檢察意見,移送有關主管機關處理。有關主管機關應當將處理結果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
法庭審理過程中,合議庭對證據有疑問的,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人民法院調查核實證據,可以進行勘驗、檢查、查封、扣押、鑒定和查詢、凍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