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行政法學家
『壹』 世界著名法學家有哪些
格老秀斯
格老秀斯（公元1589～1645年），荷蘭人，14歲入大學，攻讀數學、哲學和法
學，獲法學博士學位。17歲任律師，20歲任荷蘭律師公會主席。他的研究范圍相當
廣泛，涉及法學、政治學、文學、語言學、史學等，但使他享有盛名的是在法學方
面。他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先驅，國際法學創始人。其名著《戰爭與和平的權
利》（1625年）不僅是重要國際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資產階級人權學說的基礎自然
法或自然權利理論的開創性著作。格老秀斯在法學上有兩個重要地位：第一，開創
了國際公法學，被人們譽為「國際法之父」，格老秀斯在國際法領域中提出了一系
列較為完整的原則，這些原則對國家關系的調整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對後來
國際法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第二，他是近代西方啟蒙思想家中第一個比較
系統地論述理性自然法理論的人。他汲取了古希臘和古羅馬思想家自然主義自然法
理論的精華，揚棄和擺脫了中世紀神學主義自然法的桎梏，開創了近代理性自然法
（古典自然法）的先河。在自然法的研究上，他使自然法學的研究人化而不是神學
化，同時，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幾何學的實證方法引入法學研究，推導
出一系列相關的命題。
孟德斯鳩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鳩生於法國名城波爾多附近的拉伯烈德庄園，
其家族，是當地有名望的「穿袍貴族」，即取得了貴族稱號的資產階級。19歲的
孟德斯鳩獲得法學學士的學位，並擔任了議會律師；先後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
和柏林皇家科學院院士。公元1755年2月10日，孟德斯鳩去世，享年66
歲。1721年，他匿名發表了《波斯人信札》。它在許多當時的重大社會問題
上，向傳統的封建觀念宣戰，在18世紀啟蒙運動中，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火種。
1748年，孟德斯鳩發表了《論法的精神》一書，該書堪稱是資產階級法學
的「網路全書」，被伏爾泰推崇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對後來美國獨立戰爭中
的《獨立宣言》、法國大革命中的《人權宣言》都有巨大的影響。孟德斯鳩的社會
政治理論尤其是關於分權和法制的學說，超越了國界，對各國資產階級政治和法律
制度的確立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和深刻的影響，對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也產生了相
當大的影響。《論法的精神》在1913年就被嚴復譯成中文，以《法意》的書名
出版。孟德斯鳩仍不愧為18世紀法國的傑出思想家之一，在宗教愚昧和專制黑暗
中發出了最初的吶喊，他的思想學說是法國大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思想
中的一份寶貴財產。
邊沁
耶利米，邊沁(Jeremy，Benthan，1748——1832)是英國法學家、哲學家、倫
理學家自由主義學說的奠基人之一。功利主義學說的創始人。他出身子一個律師家
庭，有「神童之譽」，13歲進入牛津大學學法律，十六歲畢業後曾一度從事律師事
務，後轉而專門從事法學理論研究。1781年起擔任倫敦大學教授，1832年創辦了著
名的「威斯敏斯特評論」。邊沁的主要著作有《政府片論》 (1776年)、 《道德與
立法原則導論》 (1789年)、《司法證據原理》(1827年)，《憲法典》（1830
年）。其中《道德與立法原則導論》是其最主要的著作，其學說代表了自由資本主
義時期英國資產階級利益，是這一時期具有影響力的學說，其著作後被編成《邊沁
文集》山版。邊沁學說的中心是功利主義，他極力反對17、18世紀以來的古典自然
法學的理性法觀點，認為它們是虛構的；大自然將人類置於苦樂兩大主宰之下，人
的天性是避苦求樂，功利原則就是一切行為都適從這兩種動力的原則。謀求功利是
人們行為的動機，也是區別是非、善惡的標准；是自然人和政府活動遵循的原則，
也是道德和立法的原則。最好的立法是達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最好的立
法就在於促進社會幸福。他認為良好的政府和立法必須達到四個日標：即公民的生
存、富裕、平等和安全。應該說，邊沁對19世紀30年代英國立法還是起到了巨大的
推動作用，推動了塞繆爾羅米利爵士所提出的刑法刑法的改革和布魯厄姆勛爵所主
張的法律體系改革。
薩維尼
薩維尼（1779—1861）薩維尼從十六歲開始學習法律，1800年起開始法學教學
活動，1813年任柏林大學校長。先後曾擔任了普魯士國務委員會成員、法官、法律
上訴部部長、立法—上訴委員會委員、國務部主席。主持該部制定了1848年《票據
法》、《普魯士刑法典》、《帝國刑法典》等。著作有《中世紀羅馬法史》、《當
代羅馬法體系》、《作為當代羅馬法部分的債法》、《歷史法學雜志》。薩維尼在
法學史上被作為所謂歷史法學派的創始人，歷史法學派這一表達具有薩維尼自己的
烙印，其出發點是當代法乃是通過法學的歷史性而不是通過理性法的抽象或者開明
立法者的命令而預先確定的。薩維尼由此得出了影響深遠的法學方法和法律政策上
的結論。薩維尼是他的時代影響最偉大的法學家和法學教師。不管是在法學還是在
法律實踐和立法中都有他留下的痕跡。他的學說在當代雖然扮演著無關緊要的角
色，但他的遺產對與德國法以及國家法都具有重要意義。薩維尼在當代不僅僅是作
為歷史法學派的創始人而著名，他還經常被稱為現代法學的締造者。盡管歐洲法學
被分為各個國家的法學，但薩維尼的思想涉及到了整個歐洲。他劃定了法國民法典
的勢力范圍，並且繼續遵循羅馬法這一基礎，這一點不同於大多數其他大陸國家。
薩維尼起決定性作用並參與形成的學說匯纂法學在後來對其他一些國家立法起到了
作用。薩維尼從開始就接受了將「歷史的」方法和「體系的」方法結合起來的要
求，他是第一個發展出體系化的、內容廣泛的方法的人，在任何一部法律確立同時
就將其置於特定歷史環境之中。因此，圍繞思考法律關系的重要特徵，他擴大了對
符合歷史的法學的理解，這種法學同時也就超出了單純歷史科學的范圍並形成一種
區分，法學作為一門學科就是建立在其獨立性基礎上的。薩維尼對19世紀的科學產
生了深遠影響，這一點不僅體現法學領域，而是兼跨歷史、法律和哲學不同領域。
霍姆斯
霍姆斯（O.W. Holmes,1841~1935）。美國現代實用主義法學的創始人。1866
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在波斯頓從事一段時間的律師工作之後，於1870年入哈
佛大學法院擔任講師、教授，1882年12月擔任馬薩諸塞州最高法官，1899年起任院
長。1902年~1932年，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的學說，主要體現在他於1881年出版的著作《普通法》（Thee Common Law）、《法律之路》(The Path o
f the Law)、他逝世後出版的判決意見集《霍姆斯法官的司法見解》(The Judicia
l Opinions of Mr.Justice Holme Shriver ed 1940)以及生前發表的一系列論文
之中.和其他法律思想家相比，霍姆斯(O.W.Holmes，1841——1935)可能不是最偉
大的，但是他一定是最卓爾不群，特立獨行，也是最特殊的一個人。這首先反映在
他的身份上：他首先是作為一個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其次才是作為一個法律思
想家而存在。因此，要了解霍姆斯的法律哲學，如果不了解他作為法官的經歷，就
會錯過他思想中很多精彩的部分。事實上，他思想中的許多精華並不是通過專著的
形式表現出來，而是散見在他的司法意見、演講和書信之中。在某種意義上，他作
為法官所做出的許多判決，就在法律思想史上占據了重要地位。其次，霍姆斯在某
種意義上也代表了一種美國的精神，代表了實用主義哲學和普通法的某種意義上的
結合。
韋伯
社會法學的大師
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也是現代一
位最具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家。其著作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政
治論文集》，《學術理論論文集》，《社會史與經濟史論文集》，《社會學和社會
政策論文集》，《經濟與社會》等。韋伯1864年4月21日生於埃爾福特，1882年入
海德堡大學學習法律，1884年入柏林大學攻讀法律。隨後在柏林大學教授羅馬法、
日耳曼法及商法，後學術重心從法學轉向經濟學。1894年後先後任弗萊堡大學的經
濟學教授和政治科學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潰，被迫停止一切教學、研究與
政治活動。1903年重返學術活動。1910年參與創立德國社會學學會，後於1913年因
社會學方法論之爭退出德國社會學會。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韋伯理解的社
會學思想，對於改變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統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促使現象學社會學
的產生。他的社會行動理論是T.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思想先驅，並對微觀社會學
起到啟迪作用。有關官僚制的論述對組織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發生重要影響，也是
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思想來源。他的宗教社會學對比較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思
想啟發作用。當代西方一切重要社會學理論和流派，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從韋
伯著作中汲取營養。韋伯社會學之於中國的獨特之處還在於：他站在比較世界法律
文明的宏觀立場上，對東方社會及其法律體系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理論思考，特別
是他著力探討了傳統中國社會結構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法律文明的特質。然而我們了
解和探討韋伯卻是在現代。在思想禁錮的20世紀80年代，我們把韋伯當做馬克思的
敵人來對待，幾乎在那時連韋伯的名字都知之甚少。可他力圖揭示傳統中國社會與
法律的運作規律，試圖解釋中國法律現代化可能性問題，作為一位研究中國傳統社
會與法律文化的「偉大外行」，韋伯的思路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龐德
龐德（Roscoe Pound 1870~1964），美國著名法學家，社會學法學派的主要代
表之一。出身於法官家庭。曾任律師、內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上訴委員會委員、內
布拉斯加大學法學院院長。1907年起先後在西北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執
教。1916年起任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長達20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任中華民
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司法部和教育部顧問。他的主要著作有《社會學法學的范圍和目
的》（1911~1912）、《法哲學導論》（1922）、《法制史闡述》（1923）、《法
和道德》（1924）、《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1942）、《法的任務》（1944）、
《正義來自法律》（1951）和《法理學》（5卷集，1959）。龐德的社會學法學是
與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和一戰後發生在美國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革相伴而生的，在長達五十餘年的法學生涯中他致力於法律體系和法理學的批判與重構工作。
其學說的思想淵源主要是實用主義哲學、美國L.F.沃德（1841~1913）和E.A.羅斯
（1866~1951）的社會學以及R.Von耶林的新功利主義法學。龐德是20世紀西方各
國，尤其是美國法學界權威的法學家之一。他所代表的社會法學長期以來在法學中
佔有主導地位。
哈特
哈特(H．L．A．Hart,1907～ )，英國法學家，現代西方新分析法學的代表。
1929年畢業於牛津大學，1932年任出庭律師，1952年任牛津大學教授，1978，年退
休。主要著作有：《法律中的因果論》(1953年)、《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
律、自由和道德》(1963年)、《懲罰與責任》(1968年)、《功利與權利》(1979
年)、《法理學和哲學論文集》(1983年)等。哈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最負
盛名的法學家之一，由他創立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是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之一
(另兩派是新自然法學和社會學法學)，在對法的概念的分析與法律現象的說明、法
律關系的梳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正因為如此，哈特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自
20世紀50年代登上歷史舞台以來，統治英國已達半個世紀，仍能保持強大的控制
力。哈特關於法的主要規則和次要規則、法律和道德、法律概念的學說，是在與美
國法學家富勒(L．L．Fuller,1902～1978)、德沃金(Ronald M．Dworkin,1931～)
等人的長期論戰中形成的。他一方面堅持了奧斯汀的法實證主義的立場，同時，又
對其作了修正，從而使分析實證主義法學進一步適應了戰後英國的社會現實。目
前，哈特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已為新一代西方法哲學家拉茲和麥考密克等所繼
承、發展，該學派作為當代西方的一個重要法學流派還將繼續存在。
德沃金
德沃金是當代最著名、最活躍的法理學家之一。德沃金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
州，先後在哈佛學院、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耶魯大學獲得碩士學
位。他起初的興趣是哲學，但在牛津時開始學習法學，從此發現了自己的真正興趣
所在，隨後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1957年畢業後進入美國最高法院，任法官漢德
（Learned Hand）的辦事員，以後又當過律師。1962年成為耶魯大學教授，1969年
他應邀擔任英國牛津大學法理學首席教授，直到1998年。1975年開始同時擔任紐約
大學法學的教授至今，他還不定期地擔任過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普林斯頓大學
教授，1984年以來還是倫敦大學（大學學院）的客座教授。2002年5月中旬應邀來
我國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作過講演。羅納德·德沃金被公認為當代英美
法學理論傳統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總的來說，德沃金所展現的是一種由政治自
由主義指導的法理學。他的每一部重要的著作都引起廣泛的討論，其中既有贊同
者，亦有批判者。在德沃金的法理學體系中，有四個主要的觀點（它們構成了當代
法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批判並超越法律實證主義；第二，堅持認為法
律理論依賴於政治與道德理論；第三，把法律理論根植於一種解釋理論；第四，將
平等的政治價值作為法律理論的核心部分[注1]。這四部分前後是聯系在一起的。
法律實證主義是德沃金的直接批判對象，也是論證的起點；德沃金將政治與道德價
值融入自己的解釋理論中，作為選擇判斷的標准；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一種平等與自
由的政治社會。《法律帝國》是德沃金最重要的著作，全面體現了他的法律與政治
思想。雖然德沃金的基本觀點較之以往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但在研究方法上卻發生
了重大轉向。主要著作有《認真看待權利問題》、《原則論》、《自由論》、《法
律的帝國》等。他從60年代初就開始撰文批判實證主義法學，特別是批判H.L.A.哈
特的學說，認為是實證主義法學最新的典型。他的學說以「權利論」（right thesis）作為核心。他之所以強調規則、政策與原則之分，就是為了強調個人權利，即
原則。他又認為，他所有個人權利中，最重要的是平等權利，即「政府不僅必須關
懷和尊重人民，而且要平等地關懷和尊重人民」。
波斯納
波斯納（R.A. Posner，1939~ ），1959年在耶魯大學獲得文學士學位，1962
年在哈佛大學獲得法學士學位，先後年赴斯坦福大學任教和芝加哥大學教授，1981
年任美國聯邦第七巡迴區上訴法院法官。主要著作有：《法律的經濟學分析》（19
73年）、《正義的經濟學》（1981年）、《侵權行為法：案例與經濟學分析》（19
82年）等。波斯納作為集大成者，全面吸收了新制度經濟學的成果，構建了用經濟
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宏大體系。《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是其成果的傑出代表。正是
波斯納的法律經濟分析理論，才得以有一個以"法律經濟學"命名的獨立學派。波斯
納將20世紀60年代初卡拉布雷西的第一篇侵權論文和科斯關於社會成本問題的論文
發表以後的法律經濟學稱為"新法律經濟學"。在《法律的經濟分析》第二章中，科
斯說，"新法律經濟學"--過去30年來發展起來的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
經驗主義方法全面運用於法律制度的分析，包括侵權法、契約法、賠償法和財產權
法等普通法領域；懲罰的理論和實踐；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立法和管制的理論
和實踐；法律實施和司法管理；以及憲法、初民法、海事法、家庭法和法理學。波
斯納有個著名的觀點：如果市場交易成本過高而抑制交易，那麼，權利應賦予那些
最珍視它們的人。波斯納在對法律進行經濟學分析時始終貫穿著經濟效益觀，使之
成為取捨某一法律制度的最高標准，因而招致許多信奉正義觀念的法學家的激烈抨
擊。
『貳』 英國經濟法發展史，是什麼
在英國，經濟法在國際和國內領域中的發展是不同的。
國際經濟法的概念
在國際上，經濟法的概念對於英國法學家來說，它的含義是明確的。英國法學家所考慮的是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和各種國際經濟組織，如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的4個經濟委員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歐洲經濟與互助委員會（COMECON）、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和歐洲經濟共同體（EEC）。他還要考慮的是最惠國待遇條款及其例外，優惠關稅的安排、自由貿易區和關稅同盟、商務條約、進口數量限制和反傾銷稅。
國際經濟法可以界定為國際公法的一部分，調整國際商事關系。同樣與國際商事關系有關的國際貿易法不足在國際公法方面調整此項關系，而是在私法方面，如國際貨物買賣、陸上、海上和航空運輸、保險和國際銀行業務等方面，實現對國際商事關系的調整。
國內經濟法的概念
在國內，多數英國法學家否認英國存在著經濟法的概念。在這方面的立場不同於德國，因為德國完全承認對商法與經濟法的區分。可是，缺乏對經濟法的科學闡述並不意味著英國不存在此類法規，而只說明對這一概念沒有從實務和學術的角度進行闡述。
如果一定要對經濟法作出解釋，英國法學家們認為，經濟法是由國家對工商和金融事務進行干預的法規構成。從對商業所持的基本立場看，他們應該看到商法與經濟法之間的區別。商法的基礎是合同上的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除了對公共政策所作的最終保留外，當事人可以任意就他們之間的事務作出安排。經濟法的基本哲理是經濟的統制經濟論，即家長式統治的國家可以為了公共利益而限制當事人的自治意思。因此，經濟法應位於商法與行政法之間。它與商法分享對經濟事務的調整，與行政法分擔政府管理的職能。
從這一觀點出發，經濟法在英國還是佔有相當地位的。當然，由於國家計劃在其一貫的模式中堅持它的作用，經濟法發展的領域所反映的是向計劃性和指導性的自由市場經濟過度。經濟法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學術界對它的無條件認可並非遙遙無期。
怎樣劃分英國經濟法呢？這個題目可包括下列有關的法律中：
1 財政法規，
2 關於競爭的經濟法規，
3 物價與所得方面的法規，
4 保護消費者的法規。
1 有關財政法規方面的經濟法包括建立在以下各項法規基礎上的法律體系：
（1）1947年外匯管製法。該法及其實施細則確立了財政部對外匯的管制，旨在實施對貨幣領域的保護。
（2）1946年借貸（管理與擔保）法及其實施條例。該法授予財政部對公共投資與私人投資進行調控的權力。「本法的目的在於通過對投資進行調控，優先保證對國傢具有重要利益的資本發展項目；同時，通過資本流動的法規，延緩從經濟高漲走向衰退的過渡。」
財政部對投資進行調控，並通過股票發行委員會行使分配發行股票的優先權。但該委員會的活動自1958年7月1日以來，在很大程度上被擱置起來。
（3）1958年頒布防止欺詐（投資）法及有關法律文件。此項重要法令頒布的目的在於保護私人投資者免遭肆無忌憚的財政上的掠奪。該法規定了證券交易人許可制度，對這些人及其交易實行嚴格管理。此外，該法還規定欺詐性地和不顧後果地從事證券交易者或非法散布財政消息者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2 有關保護英國經濟競爭方面的經濟法由壟斷、限制性貿易做法和企業兼並等方面的法規構成，包括：
（1）1948與1965年壟斷與兼並法；
（2）1956年限制貿易實施法；
（3）1964年轉售價格法。
關於競爭的經濟法規是英國經濟法中發展水平最高的一個分支。它代表了英國對托拉斯和卡特爾實施管理的法律。從實務工作者的觀點出發，它是一個積極發展著的法律部門，他啊司法與行政程序巧妙地結合到一起，這也是該法律部門的特點。但是，在實務工作者的領域中，它仍然處於初級階段。除了我們將在後面討論的公共利益的概念外，幾乎沒有形成學術上的概念。
3 物價與所得法規包括1966年物價與所得法及有關法律文件。
該法奠定了國家物價與所得委員會的法律框架，並規范該委員會的活動。該法第一部分規定了委員會的組成方式（第1條）和提交委員會審議的事項，包括：
「任何有關工薪或其他形式的所得，以及物價、費用或其他形式的財產或權利交易項下應支出的款項，或者任何形式的服務及包括公司紅利在內的任何財產形式的資本投資收益的問題。」（第2條）
委員會還負責對某些特定的物價與所得進行經常性的審查（第3條），並應就審議情況提出報告。這些報告也可以公布（第5條）；委員會在審查物價與所得時，還應考慮到本法附件中體現的政府政策（第4條），該法第二部分包括了所謂的早期警告制度的法規，它授權國務大臣發布有關特殊物價與費用的命令；在打算提價的通知發出後30天，如果在30天內將提價事項提交委員會，則在委員會的報告公布後30天，才能對上述物價與費用實行提價（第7條）；凡在此期間違反禁止提價的行為視為犯罪（第11條）。該法把早期警告制度擴大到適用於公司分配（第12條）、支付索賠及類似與就業有關的索賠（13）。該法第四部分調整目前的緊急狀態，規定自1966年8月12日起對物價與所得實行12個月的臨時限制（25—30條）；並授予國務大臣發布限制物價與費用的增長（26、27）和支付增加的費用（28、29）的強制權。該部分的一個條款還允許僱主在一周前發出通知的情況下，不支付他在合同中已經答應了的增加費用（30）。這一規定受到普遍譴責，因為它規定了違反合同的法定許可權。但幸運的是，這個理由僅在有限期間內適用。第四部分的各項規定只有在社會發布命令後才能實施，並僅在1966年8月12日以後的12個月內有效（25（1））。
1966年物價與所得法的目的是：
「保證英國工業的活力，並使其產品價格具有競爭力；提高生產率和工作效力，這樣國民產值才能真正增加，並使工薪和其他各種形式的所得的增長與生產的增長保持一致；從總體上保持物價的穩定。」
關於保護消費者的法規，有兩種形式。其中一部分是在私法方面出現的，從屬於商法，如1965年分期付款法中各項保護性規定，以及由布賴頓的科恩勛爵提出的一項私人議案—1966年貨物買賣法案。這一法案旨在實施關於保護消費者的莫羅尼報告中的一些建議，特別是減少利用豁免條款的建議。保護消費者法規的另一部分則冠以經濟法的標題（從本文使用的術語的意義上說）。這方面的著名法律就是1961年消費者保護法。
政府還打算提出更多的加強對消費者保護的措施，如議會時間允許，將提出食品標記法案。1887年至1926年的商品標志法、1938和1944年食品與葯物法，就是保護消費者的立法的前驅，在這一重要的立法領域，還要推出新的法規。
『叄』 簡述英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1)
越權無效原來則；是英國行政自法最重要的一項原則，直接導源於議會主權原則，是指政府必須嚴格地按照法律規定的方式和范圍進行活動，如果政府的行為確系越權，法院可依法宣告政府的越權行為無效，並責令政府就其越權行為造成的損害進行賠償。
(2)
行政行為合理主義；該原則要求政府的行政行為必須始終以公共利益和正當理由為依據。這項原則的目的在於防止政府專斷、濫用權力，要求政府始終將公共利益放在首位；
(3)
行政程序公正正義；該原則要求政府實施行政行為的程序必須公平，尤其是當公民的合法權利受到侵害或行政行為直接對其不利時，首先要給公民提供反對意見的機會，政府對這些意見要給予充分考慮。
『肆』 英美法系國家為什麼開始不承認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
行政法基本原則作為行政法的基本問題之一，歷來為中外學者所關注。但對什麼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西方各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各學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國中，以法、德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和以英、美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認為是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大法系。這兩大法系各具特點，對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認識也有各自鮮明的特色。所以，這里主要以西方兩大法系作為比較對象。通過對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深入比較，我們可以從中探尋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規律，以為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確立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 大陸法系-以法、德為代表的分析
（一）法國：行政法治與均衡原則
法國素有「行政法母國」之譽，它最先從理念上承認行政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法國也是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產生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概言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為法國行政法的產生提供了政治、經濟、思想准備，大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標志著法國行政法的產生，並使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與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鮮明對比。正是伴隨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出現的法治國思想和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的發展，在法國逐步產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則和均衡原則，這兩個原則被認為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所謂行政法治原則，即政府行政活動必須遵守法律；法律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許可權、手段、方式和違法的後果。行政法治，作為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包含3項內容：第一，行政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第二，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1]
在法國，均衡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而出現的，它是「二戰」後，法國行政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監督逐漸強化的產物。但是，「均衡性」作為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或審查的原則，其含義目前仍沒有一致的解釋。大體說來，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機關具有自由裁量權或其他特殊情況下，在無法依據法律條文或其他原則對行政行為進行裁決的情況下，監督、審查、決定是否撤銷一定行政行為的法律手段。它根據具體情況審查行政行為是否合理、行政決定是否適度，審查事實與法律適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國：依法行政、比例與信賴保護原則
德國與法國並稱為現代大陸法系的兩大脊樑。法國在大陸法系中以民法的貢獻最大，同時亦被譽為行政法的母國。但在公法學、特別是行政法學領域，後來居上的德國也形成了現代世界行政法體系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對各國行政法影響極大。[3]在德國，對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則產生最重要影響的因素是法治國思想。法治國的思想發軔於德國，法治國理念孕育著依法行政原則。而且隨著法治國思想在德國從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發展變遷，行政法基本原則也在法治主義由機械走向機動，行政權由消極走向積極的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即由作為形式主義的依法行政原則過渡到實質主義的比例、信賴保護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是法治國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義是指行政活動必須接受議會法律的規制，必須置於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動違法的，必須追究行政機關的法律責任。對依法行政原則的具體內容，不同學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國行政法學創始人奧托。麥耶爾（Otto Mayer）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以下三項原則：第一，法律的規范創造力原則，即行政機關所制定的行政法規范是法律創造的；第二，法律優位原則，即法律對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與法律相抵觸；第三，法律保留原則，即一切行政作用雖非必須全部從屬於法律，但基本權利的限制必須由法律規定。 [4]多數學者則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兩項內容，即法律優位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則，又稱為均衡原則[6]或平衡原則[7]，是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的典範。它不但為現代條件下的干預行政提供了新的規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適用性。在行政法上，無論是制定普遍性規則的行政活動還是傳統的行政行為，都應當接受該項原則的規范和制約，並以此判斷它的合法性。[8]奧托。麥耶爾曾將比例原則譽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則」。台灣學者陳新民教授認為，比例原則是拘束行政權力違法最有效的原則，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誠信原則」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樣，二者均可稱為相應部門法中的「帝王條款」。[9]一般認為比例原則是一個具有憲法位階的法律原則，它濫觴於19世紀警察國家時期，淵源於「法治國家理念及基本人權之本質」，通過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逐步成為限制行政權的有效手段。它具體包括三個子原則： 第一，行政措施對目的的適應性原則。即所採取的國家措施（普遍的或個案的）適應於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規定的目的，不得偏離。第二，最小干預可能的必要性原則。如果以國家措施干預公民自由為實現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麼這種干預應當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權力對公民一般自由權利的干預，只應當發生於維護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於基本權利的性質，個人對於公共權力不必要的干預可以提出異議進行抵抗。第三，禁止過分的適當性原則。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預自由的國家措施對當事人來說是不過分的，對國家所追求的目標來說是適當的，又稱為狹義的比例原則。質而言之，比例原則要求行政目的與行政手段相適應、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賴保護原則是二戰後在德國發展成功的又一項行政法原則。其涵義是指：基於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護社會成員正當權益的考慮，當社會成員對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形成合理信賴，並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時，行政主體不得變動上述因素，或在變動上述因素後必須合理補償社會成員的信賴損失。該原則的核心思想即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護社會成員的正當權益。[11] 「保護人民權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過程中卻處處隱藏著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規范必須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作出修正，行政行為因違法或不合適宜也需要加以撤銷或廢止而發生變動等。為不使社會成員因信賴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損害，有必要對其正當權益設置一道屏障。信賴保護原則正是對這一現實需要的制度回應。當然，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是有條件的，且因信賴對象的差異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別。概括而言，其適用條件是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值得信賴，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
二 普通法系-以英、美為代表的分析
（一）英國：越權無效、合理與程序公正原則
英國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國家。與大陸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國沒有劃分公私法的傳統，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與公民個人相互之間的關系，原則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調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轄。雖然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理念與制度在英國開始於17世紀下半葉，但直到現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採用過去普通法的一套規則和形式。[13]普通法傳統中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義原則」（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對英國行政法一直起著支配的作用，並由此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等三項基本原則。
所謂「法的統治」，又稱「法治原則」，根據英國著名學者戴西（A.V.Dicey）的解釋，其涵義即「英國人依法，而且只依法進行統治」。[14]「法的統治」這種理論與19世紀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相結合，作為英國憲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確立，與「議會主權」原則在近代英國憲法中同時占據了穩固的地位。[15]所謂「議會主權」的原則是議會制定法處於英國法的頂點，不存在優越於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審查它的機關。它是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憲法斗爭勝利的結果，亦被戴雪稱為英國憲法的重要原則。「在行政法上，議會主權原則與法治原則同樣重要，共同構成行政法的基礎，並由此產生行政法的一個中心原則」，[16]這就是「越權無效」原則。因為根據法治原則，政府行使權力的所有行為，即所有影響他人法律權利、義務和自由的行為都必須說明它的嚴格的法律依據，受到影響的人都可以訴諸法院。根據議會主權原則，議會制定的法律為最高法律，法院必須無條件地適用議會所通過的一切法律，不能審查議會所通過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機關的行為如果在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以內時，法院就無權過問。也就是說，英國法院對於行政訴訟的管轄權，只在行政機關行為超越其法律許可權時才發生。法院通過判例由此發展了著名的「越權無效」原則。英國著名行政法學家威廉。韋德指出：「公共當局不應越權，這一簡單的命題可以恰當地稱之為行政法的核心原則。」[17]這個核心原則是英國法治原則和議會主權原則的直接後果。
當然，在戴雪的法治觀中還包含著另外一層意思，就是認為行政法是保護官吏特權的法國制度，和英國憲政傳統、法治國情即法律平等主義或普通法統治不相容，這使得行政法在英國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到了20世紀，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英國人的法治觀念開始發生變化，不僅承認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觀念作為英國行政法的基礎。新的法治觀念一方面繼承了戴雪的法治觀，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發展。其中最突出之處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方面，英國發展了合理性原則。對戴雪而言，法治與專制是天敵，而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權力專斷的集中體現，任何實質性的自由裁量權都是對自由的威脅，應當加以拒絕。戴雪這種將「專斷」（arbitrary）與「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並論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觀，受到了現代英國著名憲法學家詹寧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擊。詹寧斯認為，在英國，「事實上，公共機構的確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但「專斷」並不等於「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適應社會需求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同樣適應社會需求的法治並不沖突。[18]另一位英國著名的行政法大師威廉。韋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過去，人民通常認為，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法不相容，這是傳統的憲法原則。但是這種武斷的觀點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確實它也並不含有什麼道理。法治所要求的並不是消除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而是法律應當能夠控制它的行使。」[19]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權，法院通過判例建立並發展了英國行政法上另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合理原則。
同時，由於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觀點被完全否決，英國自然法傳統中的自然正義原則也在行政法中獲得新生，並在廣泛的行政法領域中適用，從而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則-程序公正原則。在英國，自然正義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於自然法的理念，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而成為英國普通法上的一項基本原則。「在某種程度上，英格蘭普通法長期發展的過程，其實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則的導引下裁決案件、連續不斷地試圖追求自然正義的過程。」[20]在普通法的傳統中，自然正義是關於公正行使權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聽證規則，即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二是避免偏私規則，即任何人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說某案件的裁決人不得對該案持有偏見和擁有利益。[21]自然正義原則最早只適用於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說，在負有義務按照司法要求進行活動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該原則，而不能將此原則適用於純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長期的司法審判過程中，「通過闡發自然正義原則，法院設計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從而使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權，同樣也適用於行政權，要求行政機關在行使權力時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司法熱衷於通過限制行政權力的干預來保護個人的司法能動主義被認為有悖於公共利益，加上戰時的緊急狀態賦予行政機關許多不受自然正義約束的特權（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權成了戴雪意義上的真正的特權。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節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顯示出對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的決定性勝利。[24]但是，1963年上議院在處理「理奇訴鮑德溫」一案中，認為政府在作出解僱警察局長的決定之前，並沒有聽取被解僱人的個人意見，因此這種解僱決定是非法的。[26]這標志著司法政策的重大變遷，表明自然正義重新受到重視並擴展地應用於一切影響個人權利或合法預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決定中。[27]「里奇訴鮑德溫案」為自然正義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英國行政法在傳統的根基上的復興帶了個頭。「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決，使行政法恢復了元氣並重新建立了與過去的聯系。自然正義原則獲得了適當的適用，它給行政正當程序規則提供了廣闊的基礎。」[28]
從上面的分析可見，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已構成英國行政法的三項基本原則。其中，越權無效原則是英國行政法的核心原則，但在英國，越權原則的具體內容並沒有制定法的明確規定，因而在理論上存在著廣泛爭論。根據英國法院判例的發展，越權理由主要有三類：一是違反自然公正原則；二是程序上越權；三是實質上越權。實質又包括四種情況：一是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二是不履行法定義務；三是權力濫用；四是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29]由於近代以來，自然公正原則與作為約束權力濫用的合理性原則已發展成為一項單獨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因此，狹義上的越權無效原則並不涵蓋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約束的范圍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權、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不履行法定義務和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即便如此，越權無效原則仍舊是一個涵蓋面廣泛的原則，只要不屬於自然公正原則與合理性原則約束的問題幾乎都可以用越權無效原則來約束。總之，在英國，如果說合理原則主要是實體法原則的話，那麼公正原則則主要是程序法原則，越權無效原則則既涉及實體也涉及程序；如果說越權無效原則（狹義）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法明確規定的條件，是一種授權法原則的話，那麼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則主要是一種普通法原則。從這個角度，英國的這三項原則是平行的。當然，廣義的越權無效原則包含著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後兩者實際上是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立法所隱含的條件。從這個角度，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又只是越權無效原則這一總原則的分支部分或補充原則。這就是英國以上三項原則之間的關系。
（二）美國：正當程序與行政公開原則
美國法的基礎是英國普通法，兩國同屬普通法系國家，其行政法理論和制度有諸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美英行政法幾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紀末，為了解決工業迅速發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美國建立了獨立管制機構（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標志著美國行政法開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據美國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而制定的《聯邦行政程序法》，從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對龐大的行政權加以控制，從而使美國行政法得以迅猛發展。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對行政法的影響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並經進一步發展而形成美國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則即行政公開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美國憲法中的確立，先是在紐約州1787年「人權法案」中得到發展，然後才被吸收到聯邦憲法修正案中，並通過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發揚光大。根據美國法院的解釋，憲法規定的正當法律程序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程序法的規則，稱為程序上的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權力的行使，在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其二，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實體法的概念，稱為實質性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議會所制定的法律必須符合公平與正義。如果議會制定的法律剝奪個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符合公平與正義的標准時，法院將宣告這個法律無效。[31]在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上，自19世紀末，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和行政權的擴展，美國憲法第5條、第14條修正案所確立的正當法律程序觀念開始向行政法領域滲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當程序規范，從而使得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呈爆炸性的擴張，而不再只適用於法院的訴訟程序。所謂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即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它是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領域中的具體運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領域的滲透與擴張。
行政公開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行政法發展的又一重要方向。這段時期，由於越戰失利、總統選舉舞弊及種族歧視擴大，公眾對行政機關越來越不滿，從而導致行政機關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在這段時期經過幾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實現行政公開。公眾認識到過去通過司法審查和行政程序來限制行政權，只能保障個人的權利免受行政機關的侵犯，而不能保證行政權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證行政機關能為公眾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須公開，由公眾直接參與對行政的監督，以補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審查的不足。於是，國會於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關於政府文件公開的決定，制定了《情報自由法》，規定除該法列舉的九項情況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須公開，任何人有權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機關不得拒絕；1976年制定《陽光下的政府法》，規定合議制機關的會議必須公開；1974年制定《隱私權法》，規定行政機關所保持的個人紀錄，有對本人公開的義務等。[32]行政公開作為一項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地位由此得以確立。所謂「行政公開是指個人或團體有權知悉並取得行政機關的檔案資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稱這種權利為了解權。」[33]當然，公眾享有了解權，有權知悉並取得政府掌握的檔案或信息，同時，法律也對公眾的了解權作了限制。《情報自由法》、《陽光下的政府法》和《隱私權法》分別就政府文件的公開、會議的公開和個人記錄的公開問題作了詳細規定，構成了美國行政公開制度之骨架。
三 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與對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之共性規律
無疑，西方各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既存在著形式上的差異，又有著深層次的共性特徵。無論是差異，還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國情基礎。尤其是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國國情，適應各國的法律傳統、民族傳統、政治體制及社會經濟情況。由於西方各國政治法律制度、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差異，導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歷史發展模式存在著較大不同。沒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適合的模式。通過比較，我們也可以尋求出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所體現出的一些共性特徵和規律。
1.法治國家與憲法精神
正如現代行政法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一樣，作為規范行政權力之基本法律准則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也是伴隨著近代法治國思想的發展而形成的。雖然法治國思想發軔於德國，但是「大自然迫使人類去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建立一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34]因此，法治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國不同程度地確立為本國基本的治國原則。盡管早期在德國所表現出的「法治國」（Rechtsstaat）思想與在英國表現出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確存在某些層面上的不同，但「就講求法治國家的基本目的乃在於保障人權與抑制政府的濫權，使得法成為規范國家生活的惟一準則，此是英、德兩國法治主義者所不爭的事實」。[35]
法治的要義在於對公權力的合理配置。在專制國家時代，公權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國家時代，國家公權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審判的拘束，而法治國則更進一步，所有公權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務就在於為行政權力的運作提供依據，使行政權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隨著自由法治國家向社會法治國家的發展，近代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變遷，法治原則已不僅僅是判斷權力運作合法性的准繩，而且也成為衡量權力運作正當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據。相應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即行政必須服從法律的基本准則，也在此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成為衡量行政權力運作的合法性、正當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則。可以說，法治原則不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則，而且推動了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逐步發展並完善，因而始終是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因素。
法治國家的理念與原則又是通過憲法而確立的，它們反映到憲法之中而成為基本的憲法精神和原則，並發揮著規范國家權力運作之功效。作為「憲法的具體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則正是從體現民主法治國家精神和觀念的憲法原則中推導出來，後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據。質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則是由憲法決定的，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憲法，就有什麼樣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如德國憲法所規定的法治國原則、議會民主原則和基本權利保護原則不僅決定著德國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則，還要求行政活動符合比例原則，遵循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由法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決定的。越權無效原則之所以是英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也是由英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與議會至上的憲政體制所決定的。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則直接形成為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
憲法不僅決定著一個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而且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內容和精神。因此，雖然法治是各國行政法的共同目標，但其具體內容卻因各國憲政體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則和法律優先原則是德國依法行政原則的內容，而不是英國越權無效原則的具體內容，盡管兩者都是現代法治國家政府行使權力時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則。
2.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
從方法論上看，西方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還是一個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相結合的過程。無論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其行政法都是一個基本的部門法，但多數國家卻尚未制定出一個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樣的統一行政法典。這就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無法通過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確、統一的規定，而只能是通過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國家，這種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確認，並輔之以理論的歸納、總結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通過法官的判例來確立，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國行政法上的程序正當原則和實體合理原則，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確認，然後被後來的判例所反復援引、實踐後發展起來的。英國行政法學權威韋德在分析實體合理原則時，就述及了對該原則確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響的數十個判例。[37]作為英國行政法之核心原則的越權無效原則，雖然是一個制定法原則，但該原則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即越權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錯誤」
『伍』 簡述英國行政法與憲法的關系
作為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的核心內容是對國家權力的實現方式及運作進行規范，行政法所關心的則是行政權的存在及行使的合法性。因此，憲法與行政法在調整對象、范圍及方法方面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然而，憲法與行政法關注的問題具有相似性，二者之間除了從屬關系與部分重合關系之外，還存在補充、發展關系具體而言，行政法在遵循憲法原則和精神的前提下，在憲法的范圍內有能動活動的餘地，並對憲法的發展起著實際的推動作用。行政法與憲法之間是一種互動辯證關系。
1、憲法是行政法的根基。憲法為行政法的產生、發展指引著方向，行政法的發展則落實了憲法的基本原則、傳播了憲政的基本理念。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行政法的產生是以憲法的產生及實施作為基礎和前提的，行政法對憲法有一定的依存性。
2、行政法是憲法的具體化。國家生活的復雜化加上立法機關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行政立法在當今法律體系中處於重要地位。民眾不僅要求參與民主制度權利的實現，還對於自身權益，諸如勞動、接受教育、享受優質的環境等，有著更為強烈的要求，這些有賴於行政程序法、勞動法、教育法及環境保護法等的制定與實施，而這是憲法所辦不到的。行政法是將憲法所確認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權利予以具體化的主要途徑，是實現國家目的重要手段，保障公共利益與提供服務是其價值所在。
3、行政法的發展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補充、發展了憲法，其深入發展是推動憲法的修改重要的源動力。眾所周知，由於立法者主觀認識的局限性與社會生活瞬息萬變的無限性之間存在著難以消解的矛盾，立法如此，立憲亦如此。成文憲法的高度原則性、概括性及預測能力的有限性，都註定了其往往滯後於復雜多變的社會關系。就調整對象而言，憲法與行政法有相當部分是重合的，因而行政法在遵循憲法基本原則、精神的前提下，對憲法的發展是有很大作為的。
『陸』 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分別包括哪些主要國家
大陸法系主要適用於法、德兩國,還有奧地利、比利時、荷蘭、義大利、瑞士、西班牙、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以及亞、非、拉部分法語國家或地區。
英美法系產生於英國，後擴大到曾經是英國殖民地、附屬國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馬來西亞、新加坡、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非洲的個別國家和地區。
英美法系亦稱「普通法系」、「英國法系」、「判例法系」。以英國普通法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法律的總稱。指英國從11世紀起主要以源於日耳曼習慣法的普通法為基礎，逐漸形成的一種獨特的法律制度以及仿效英國的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制度。
是西方國家中與大陸法系並列的歷史悠久和影響較大的法系，注重法典的延續性，以傳統、判例和習慣為判案依據。
大陸法系是指歐洲大陸上源於羅馬法、以1804 年《法國民法典》為代表的各國法律,所以大陸法系也稱羅馬法系或民法法系。1896 年，德國以《法國民法典》為藍本，制定了《德國民法典》，該法典以後為一些國家所仿效,故大陸法系又稱為羅馬一德意志法系。
(6)英國行政法學家擴展閱讀
大陸法系的特點：
1、全面繼承羅馬法：吸收了許多羅馬私法的原則、制度，如賦予某些人的集合體以特定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所有權的絕對性，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某人享有他人所有物的某些權利；侵權行為與契約制度；遺囑繼承與法定繼承相結合制度等。
還接受了羅馬法學家的整套技術方法，如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人法、物法、訴訟法的私法體系，物權與債權的分類，所有與佔有、使用收益權地役權以及思維、推理的方式。
2、實行法典化，法律規范的抽象化概括化。
3、明確立法與司法的分工，強調制定法的權威，一般不承認法官的造法功能。
4、法學在推動法律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法學創立了法典編纂和立法的理論基礎，如自然法理論、分權學說、民族國家理論等，使法律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任務由法學家來完成。
英美法系特點:
1、英美法系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令狀和訴訟的形式，這種訴訟形式的劃分本身就缺乏邏輯性和系統性，因此就阻礙了英國法學家對法律分類的科學研究。
2、英美法系重判例法，而反對法典編纂，判例法偏重實踐經驗，而忽視抽象的概括和理論探討。
3、英美法系在法院的設置上分為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劃分從政治的角度看是國會和國王爭奪權利的表現，從法律技術的角度看是衡平法對普通法缺陷的修改和補充，衡平法是以普通法為基礎的。
他的說明價值在於指出了一般正義和個別正義的沖突和矛盾。而沒有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的區分。因此，對涉及政治權力的案件和普通私人案件在處理時沒有明顯的區分。這也阻礙了對法律的分類，尤其是難以形成公法和私法觀念。
4、在英美法系的發展過程中，起主要推動作用的是法官和律師。而且其教育方式也是以學徒制為主，這就決定了他們更加關系具體案件。而輕視抽象理論意義上的法律分類。
『柒』 行政法學界四大金剛有哪些
芮沐，中國法學「第一翁」
（1908年—）
我國經濟法學和國際經濟法學的創始人，以百歲高齡被尊為中國法學「第一翁」。1954年後到北京大學法律系工作，曾任北京大學經濟法國際經濟法研究所所長等職。他執教近70年，親自指導了12屆博士研究生，著有《民法法律行為理論之全部》等。
韓德培，中國環境法學的開拓者
（1911-2009年）
我國國際法學一代宗師，也是中國環境法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1979年開創建立了中國高校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1981年推動組建了中國第一個、也是亞洲第一個環境法研究所。他著作等身，其中《國際私法》是我國高等院校第一部統編教材，《環境保護法教程》是我國第一本環境保護法的教材。
王鐵崖，中國國際法學界的一面旗幟
（1913－2003年）
北京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創始人，國際法研究院士，是中國國際法學界的一面旗幟。新中國成立初，參與了《共同綱領》的起草；1984年、1990年，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基本法起草。著有《戰爭與條約》、《中國舊約章匯編》等，譯作《奧本海國際法》。
王名揚，「行政法學界四大金剛」之首
（1916—2008年）
當代著名行政法學家。1946年考取最後一批國民黨政府的公派留學生，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1958年學成回國。他參加了我國第一部行政法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編寫工作。著有《英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等。福布斯網站將其列為「行政法學界四大金剛」之首。
『捌』 英國行政法法學家戴維斯（K.C.Davis），有誰知道他的簡介嗎
他老人家是美國的吧·········
『玖』 中外著名法學家和中外著名歷史學家生平簡介
世界十大法學家格老秀斯
格老秀斯（公元1589～1645年），荷蘭人，14歲入大學，攻讀數學、哲學和法學，獲法學博士學位。17歲任律師，20歲任荷蘭律師公會主席。他的研究范圍相當廣泛，涉及法學、政治學、文學、語言學、史學等，但使他享有盛名的是在法學方面。他是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先驅，國際法學創始人。其名著《戰爭與和平的權利》（1625年）不僅是重要國際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資產階級人權學說的基礎自然法或自然權利理論的開創性著作。
格老秀斯在法學上有兩個重要地位：第一，開創了國際公法學，被人們譽為「國際法之父」，格老秀斯在國際法領域中提出了一系列較為完整的原則，這些原則對國家關系的調整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對後來國際法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第二，他是近代西方啟蒙思想家中第一個比較系統地論述理性自然法理論的人。他汲取了古希臘和古羅馬思想家自然主義自然法理論的精華，揚棄和擺脫了中世紀神學主義自然法的桎梏，開創了近代理性自然法（古典自然法）的先河。在自然法的研究上，他使自然法學的研究人化而不是神學化，同時，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幾何學的實證方法引入法學研究，推導出一系列相關的命題。孟德斯鳩
１６８９年１月１８日，孟德斯鳩生於法國名城波爾多附近的拉伯烈德庄園，其家族，是當地有名望的「穿袍貴族」，即取得了貴族稱號的資產階級。１９歲的孟德斯鳩獲得法學學士的學位，並擔任了議會律師；先後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和柏林皇家科學院院士。公元１７５５年２月１０日，孟德斯鳩去世，享年６６歲。
１７２１年，他匿名發表了《波斯人信札》。它在許多當時的重大社會問題上，向傳統的封建觀念宣戰，在１８世紀啟蒙運動中，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火種。
１７４８年，孟德斯鳩發表了《論法的精神》一書，該書堪稱是資產階級法學的「網路全書」，被伏爾泰推崇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對後來美國獨立戰爭中的《獨立宣言》、法國大革命中的《人權宣言》都有巨大的影響。孟德斯鳩的社會政治理論尤其是關於分權和法制的學說，超越了國界，對各國資產階級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確立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和深刻的影響，對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論法的精神》在１９１３年就被嚴復譯成中文，以《法意》的書名出版。
孟德斯鳩仍不愧為１８世紀法國的傑出思想家之一，在宗教愚昧和專制黑暗中發出了最初的吶喊，他的思想學說是法國大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思想中的一份寶貴財產。邊沁
耶利米，邊沁(Jeremy Benthan，1748——1832)是英國法學家、哲學家、倫理學家自由主義學說的奠基人之一。功利主義學說的創始人。他出身子一個律師家庭，有「神童之譽」，13歲進入牛津大學學法律，十六歲畢業後曾一度從事律師事務，後轉而專門從事法學理論研究。1781年起擔任倫敦大學教授，1832年創辦了著名的「威斯敏斯特評論」。
邊沁的主要著作有《政府片論》 (1776年)、 《道德與立法原則導論》 (1789年)、 《司法證據原理》 (1827年)， 《憲法典》（1830年）。其中《道德與立法原則導論》是其最主要的著作，其學說代表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英國資產階級利益，是這一時期具有影響力的學說，其著作後被編成《邊沁文集》
邊沁學說的中心是功利主義，他極力反對17、18世紀以來的古典自然法學的理性法觀點，認為它們是虛構的；大自然將人類置於苦樂兩大主宰之下，人的天性是避苦求樂，功利原則就是一切行為都適從這兩種動力的原則。謀求功利是人們行為的動機，也是區別是非、善惡的標准；是自然人和政府活動遵循的原則，也是道德和立法的原則。最好的立法是達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最好的立法就在於促進社會幸福。他認為良好的政府和立法必須達到四個日標：即公民的生存、富裕、平等和安全
應該說，邊沁對19世紀30年代英國立法還是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推動了塞繆爾羅米利爵士所提出的刑法刑法的改革和布魯厄姆勛爵所主張的法律體系改革。薩維尼
薩維尼（1779—1861）薩維尼從十六歲開始學習法律，1800年起開始法學教學活動，1813年任柏林大學校長。先後曾擔任了普魯士國務委員會成員、法官、法律上訴部部長、立法—上訴委員會委員、國務部主席。主持該部制定了1848年《票據法》、《普魯士刑法典》、《帝國刑法典》等。著作有《中世紀羅馬法史》、《當代羅馬法體系》、《作為當代羅馬法部分的債法》、《歷史法學雜志》。
薩維尼在法學史上被作為所謂歷史法學派的創始人，歷史法學派這一表達具有薩維尼自己的烙印，其出發點是當代法乃是通過法學的歷史性而不是通過理性法的抽象或者開明立法者的命令而預先確定的。 薩維尼由此得出了影響深遠的法學方法和法律政策上的結論。
薩維尼是他的時代影響最偉大的法學家和法學教師。不管是在法學還是在法律實踐和立法中都有他留下的痕跡。他的學說在當代雖然扮演著無關緊要的角色，但他的遺產對與德國法以及國家法都具有重要意義。薩維尼在當代不僅僅是作為歷史法學派的創始人而著名，他還經常被稱為現代法學的締造者 。盡管歐洲法學被分為各個國家的法學，但薩維尼的思想涉及到了整個歐洲。他劃定了法國民法典的勢力范圍，並且繼續遵循羅馬法這一基礎，這一點不同於大多數其他大陸國家。薩維尼起決定性作用並參與形成的學說匯纂法學在後來對其他一些國家立法起到了作用。薩維尼從開始就接受了將「歷史的」方法和「體系的」方法結合起來的要求，他是第一個發展出體系化的、內容廣泛的方法的人，在任何一部法律確立同時就將其置於特定歷史環境之中。因此，圍繞思考法律關系的重要特徵，他擴大了對符合歷史的法學的理解，這種法學同時也就超出了單純歷史科學的范圍並形成一種區分，法學作為一門學科就是建立在其獨立性基礎上的。
薩維尼對19世紀的科學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一點不僅體現法學領域，而是兼跨歷史、法律和哲學不同領域。霍姆斯
霍姆斯（O.W. Holmes, 1841~1935）。美國現代實用主義法學的創始人。1866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在波斯頓從事一段時間的律師工作之後，於1870年入哈佛大學法院擔任講師、教授，1882年12月擔任馬薩諸塞州最高法官，1899年起任院長。1902年~1932年，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的學說，主要體現在他於1881年出版的著作《普通法》（The Common Law）、《法律之路》(The Path of the Law )、他逝世後出版的判決意見集《霍姆斯法官的司法見解》(The Judicial Opinions of Mr. Justice Holme Shriver ed 1940)以及生前發表的一系列論文之中。 和其他法律思想家相比，霍姆斯(O.W.Holmes，1841——1935)可能不是最偉大的，但是他一定是最卓爾不群，特立獨行，也是最特殊的一個人。這首先反映在他的身份上：他首先是作為一個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其次才是作為一個法律思想家而存在。因此，要了解霍姆斯的法律哲學，如果不了解他作為法官的經歷，就會錯過他思想中很多精彩的部分。事實上，他思想中的許多精華並不是通過專著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是散見在他的司法意見、演講和書信之中。在某種意義上，他作為法官所做出的許多判決，就在法律思想史上占據了重要地位。其次，霍姆斯在某種意義上也代表了一種美國的精神，代表了實用主義哲學和普通法的某種意義上的結合。韋伯：社會法學的大師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也是現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家。其著作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政治論文集》，《學術理論論文集》，《社會史與經濟史論文集》，《社會學和社會政策論文集》，《經濟與社會》等。
韋伯1864年4月21日生於埃爾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學學習法律， 1884年入柏林大學攻讀法律。隨後在柏林大學教授羅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後學術重心從法學轉向經濟學。1894年後先後任弗萊堡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和政治科學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潰，被迫停止一切教學、研究與政治活動。1903年重返學術活動。1910年參與創立德國社會學學會，後於1913年因社會學方法論之爭退出德國社會學會。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
韋伯理解的社會學思想，對於改變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統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促使現象學社會學的產生。他的社會行動理論是T.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思想先驅，並對微觀社會學起到啟迪作用。有關官僚制的論述對組織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發生重要影響，也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思想來源。他的宗教社會學對比較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思想啟發作用。當代西方一切重要社會學理論和流派，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從韋伯著作中汲取營養。 韋伯社會學之於中國的獨特之處還在於：他站在比較世界法律文明的宏觀立場上，對東方社會及其法律體系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理論思考，特別是他著力探討了傳統中國社會結構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法律文明的特質。然而我們了解和探討韋伯卻是在現代。在思想禁錮的20世紀80年代，我們把韋伯當做馬克思的敵人來對待，幾乎在那時連韋伯的名字都知之甚少。可他力圖揭示傳統中國社會與法律的運作規律，試圖解釋中國法律現代化可能性問題，作為一位研究中國傳統社會與法律文化的「偉大外行」，韋伯的思路是值得我們重視的。龐德
龐德（Roscoe Pound 1870~1964），美國著名法學家，社會學法學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出身於法官家庭。曾任律師、內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上訴委員會委員、內布拉斯加大學法學院院長。1907年起先後在西北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執教。1916年起任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長達20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任中華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司法部和教育部顧問。
他的主要著作有《社會學法學的范圍和目的》（1911~1912）、《法哲學導論》（1922）、《法制史闡述》（1923）、《法和道德》（1924）、《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1942）、《法的任務》（1944）、《正義來自法律》（1951）和《法理學》（5卷集，1959）。
龐德的社會學法學是與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和一戰後發生在美國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革相伴而生的，在長達五十餘年的法學生涯中他致力於法律體系和法理學的批判與重構工作。其學說的思想淵源主要是實用主義哲學、美國L.F.沃德（1841~1913）和E.A.羅斯（1866~1951）的社會學以及R.Von耶林的新功利主義法學。龐德是20世紀西方各國，尤其是美國法學界權威的法學家之一。他所代表的社會法學長期以來在法學中佔有主導地位。哈特
哈特(H．L．A．Hart,1907～ )，英國法學家，現代西方新分析法學的代表。1929年畢業於牛津大學，1932年任出庭律師，1952年任牛津大學教授，1978，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法律中的因果論》(1953年)、《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律、自由和道德》(1963年)、《懲罰與責任》(1968年)、《功利與權利》(1979年)、《法理學和哲學論文集》(1983年)等。
哈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最負盛名的法學家之一，由他創立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是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之一(另兩派是新自然法學和社會學法學)，在對法的概念的分析與法律現象的說明、法律關系的梳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正因為如此，哈特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自20世紀50年代登上歷史舞台以來，統治英國已達半個世紀，仍能保持強大的控制力。
哈特關於法的主要規則和次要規則、法律和道德、法律概念的學說，是在與美國法學家富勒(L．L．Fuller,1902～1978)、德沃金(Ronald M．Dworkin,1931～ )等人的長期論戰中形成的。他一方面堅持了奧斯汀的法實證主義的立場，同時，又對其作了修正，從而使分析實證主義法學進一步適應了戰後英國的社會現實。目前，哈特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已為新一代西方法哲學家拉茲和麥考密克等所繼承、發展，該學派作為當代西方的一個重要法學流派還將繼續存在。德沃金
德沃金是當代最著名、最活躍的法理學家之一。德沃金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先後在哈佛學院、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耶魯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他起初的興趣是哲學，但在牛津時開始學習法學，從此發現了自己的真正興趣所在，隨後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1957年畢業後進入美國最高法院，任法官漢德（Learned Hand）的辦事員，以後又當過律師。1962年成為耶魯大學教授，1969年他應邀擔任英國牛津大學法理學首席教授，直到1998年。1975年開始同時擔任紐約大學法學的教授至今，他還不定期地擔任過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教授，1984年以來還是倫敦大學（大學學院）的客座教授。2002年5月中旬應邀來我國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作過講演。
羅納德·德沃金被公認為當代英美法學理論傳統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總的來說，德沃金所展現的是一種由政治自由主義指導的法理學。他的每一部重要的著作都引起廣泛的討論，其中既有贊同者，亦有批判者。在德沃金的法理學體系中，有四個主要的觀點（它們構成了當代法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批判並超越法律實證主義；第二，堅持認為法律理論依賴於政治與道德理論；第三，把法律理論根植於一種解釋理論；第四，將平等的政治價值作為法律理論的核心部分[注1]。這四部分前後是聯系在一起的。法律實證主義是德沃金的直接批判對象，也是論證的起點；德沃金將政治與道德價值融入自己的解釋理論中，作為選擇判斷的標准；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一種平等與自由的政治社會。《法律帝國》是德沃金最重要的著作，全面體現了他的法律與政治思想。雖然德沃金的基本觀點較之以往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但在研究方法上卻發生了重大轉向。
主要著作有《認真看待權利問題》、《原則論》、《自由論》、《法律的帝國》等。他從60年代初就開始撰文批判實證主義法學，特別是批判H.L.A.哈特的學說，認為是實證主義法學最新的典型。他的學說以「權利論」（right thesis）作為核心。他之所以強調規則、政策與原則之分，就是為了強調個人權利，即原則。他又認為，他所有個人權利中，最重要的是平等權利，即「政府不僅必須關懷和尊重人民，而且要平等地關懷和尊重人民」。波斯納
波斯納（R.A. Posner，1939~ ），1959年在耶魯大學獲得文學士學位，1962年在哈佛大學獲得法學士學位，先後年赴斯坦福大學任教和芝加哥大學教授，1981年任美國聯邦第七巡迴區上訴法院法官。主要著作有：《法律的經濟學分析》（1973年）、《正義的經濟學》（1981年）、《侵權行為法：案例與經濟學分析》（1982年）等。
波斯納作為集大成者，全面吸收了新制度經濟學的成果，構建了用經濟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宏大體系。《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是其成果的傑出代表。正是波斯納的法律經濟分析理論，才得以有一個以"法律經濟學"命名的獨立學派。波斯納將20世紀60年代初卡拉布雷西的第一篇侵權論文和科斯關於社會成本問題的論文發表以後的法律經濟學稱為"新法律經濟學"。在《法律的經濟分析》第二章中，科斯說，"新法律經濟學"--過去30年來發展起來的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主義方法全面運用於法律制度的分析，包括侵權法、契約法、賠償法和財產權法等普通法領域；懲罰的理論和實踐；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立法和管制的理論和實踐；法律實施和司法管理；以及憲法、初民法、海事法、家庭法和法理學。波斯納有個著名的觀點：如果市場交易成本過高而抑制交易，那麼，權利應賦予那些最珍視它們的人。
波斯納在對法律進行經濟學分析時始終貫穿著經濟效益觀，使之成為取捨某一法律制度的最高標准，因而招致許多信奉正義觀念的法學家的激烈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