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行政法的心得體會
❶ 給我提供一片行政法讀後感
讀《中國行政法的創制與面臨的問題》後有感
行政法的創制的主體是立法者，而不是行政者。行政法的創制卻又是行政法范圍內的命題，這真是一對悖論。
行政行為法是規范行政主體行政行為的法，還是規范相對人行為的法？規范相對人行為的法是不是行政法？行政組織法可以由行政主體自己制定嗎？如《公務員暫行條例》——如何體現管理管理者？《行政訴訟法》從屬於行政法嗎？那麼，本人期待的未來的《司法法》體系將如何構建呢？訴訟法的本質是規范司法主體的司法行為，還是規范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
立法監督形同虛設。司法監督走走過場。根源：行政權一權獨大。
行政權的特徵：不需民主（立法需民主），可以主動（司法必被動）。換言之——行政權可以——主動不民主！！！普天之下，如何讓人不愛「她」。為什麼獨大呢？唯追求者甚眾，其中還不乏精英豪傑。在中國，原本就是先有行政權（也可以說是諸權合一），而後，直至近晚才出現立法權和司法權。而且，此二權皆脫胎於行政權。因之，必受制於行政權，必仰賴於行政權，必膽寒於行政權，必依從於行政權。特別是當此二權羽翼尚未豐滿之時，註定唯行政之命是聽。這就是鐵的事實。就象江河是流淌的一樣，上述流變的事實已經逝去，未來的事實也一定流變。這就是鋼的規律。有分歧的只是對流向的理解和把握。世界潮流，浩浩盪盪，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則是金科玉律。
行政系統的內部監督無異於「左手打右手」。自己監督自己，這是連話語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義滅親是例外，手足情深是規律。
行政復議作為一種成體系化的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應當追問。在諸多方面與行政訴訟制度雷同，因而具有替代效應。差異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的確，復議比之於訴訟在合理性審查、受案范圍、附帶審查抽象行政行為、簡便程度、不收費用等方面有可取之處。但在整體上，是訴訟的翻版。兩種驚人相同的制度居然「前仆後繼」、「薪火相傳」，不排斥，卻鏈接。實在是一種驚人的浪費。復議不在於實質有別於訴訟，而僅僅是審查者的身份的差異。復議的弊端更是致命：屬自我監督，有悖公正；不開庭審理，無法公開。是想節省資源，還是多此一舉？是想維護尊嚴，還是威信掃地？實際效果是：費力並未討好。也許訴訟法完善之時，就是復議法正寢之日。
現有的行政訴訟制度沒有能夠恰當的處理審查相對人行為的合法性與審查行政主體行為的合法性二者之間的關系。名義上是審查行政主體行為的合法性，但實質上卻將二者混為一談、糾纏不清。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國的整個行政法體系沒有清晰的區分相對人違法與行政主體違法二者的界限。
恰當的制度可以這樣設計：區分行政管理之訴與行政侵權之訴。一、行政管理之訴是指，行政主體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權，應主動管理行政違法行為（即相對人違法行為），有權先行處置，如相對人信服，則糾紛歸於平靜。如相對人不服，則可由行政主體將其公訴至法院，由法院最終裁決相對人的行為是否違法。而行政主體的管理行為，不是行政管理之訴審查的對象。在訴訟中，行政主體負舉證責任，證明相對人的行為違法。二、行政侵權之訴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職權時，違法行政（含不作為），侵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相對人將其訴至法院，由法院裁決行政主體的行為是否違法。此時的相對人也可能另有違法行為，但不是本訴的審查對象。在訴訟中，相對人負舉證責任，證明行政主體的行為違法。
如此劃分絕非多此一舉，梳理了法律關系，明確了控辯雙方的地位，確立了訴訟規則，將兩類截然不同的訴訟從混雜到分離，是行政法體系構建質的飛躍。
由於行政管理之訴的被告不是行政主體，而恆定是相對人，因此這種訴訟不存在「民畏官，而不敢告官。」這一根本制約現有「民告官」訴訟制度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因素。在原有的行政管理體制中，行政主體「三位一體」——一身兼三職：「立法者」（規則的制定者）、執法者（規則的實施者）、「司法者」（糾紛的決斷者）——儼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試問，站在「無所不能」的行政主體的對立面，有誰能夠不粉身碎骨？行政管理之訴至少讓解決糾紛的職能與行政主體相分離。只要相對人不服，就可以「坐享其成」的當上「免費」（敗訴者，應付費。）被告。此種設計絕非異想天開、空穴來風，而是將現有的行政主體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制度進行合理化改造之後的制度升華。同樣面對相對人不履行具體行政行為為其設定的義務，均要過法院這一關，與其「暗審」，不如「明審」。正如兩人賽馬，比誰慢。要不突破固有思維模式，無法比。只有善於求異思維，才能敢於換乘坐騎，快馬加鞭、爭先恐後。原有的訴訟模式無論如何完善，均無法解決相對人「不敢告」、「不願告」、「不能告」的體制性弊端！！！近幾年，每年的民事訴訟案件均已達數百萬件，而行政訴訟案件卻徘徊在十萬件上下。真應該統計一下，每年的具體行政行為的數量，以及理論上的「出錯概率」（當然，只具參考價值。）。我想，就算是萬分之一，也應該遠遠超過十萬。只需因勢利導，便使得解決在行政管理領域中出現的糾紛——「天塹變通途」。
行政管理之訴的另一個思維來源就是刑事公訴。至於刑事公訴權屬於行政權還是司法權，由於答案太過明顯——當然屬行政權，因而不再展開。在此，有必要談一下行政違法（即相對人違法）與犯罪的關系。很簡單，「五十步笑百步」——同質不同量。兩種行為均是對社會有危害的違法行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對它們的防範與制裁也自當機理相通。於是行政公訴應運而生。只是出於投入——產出的效益考慮，才設置行政主體的先行處置權（准司法權）。從中過濾大量輕微、明顯的行政違法行為。只有重大且有爭議的行政違法行為才會啟動行政公訴。理性相對人自然也不會虛擲敗訴費用，甚至還有寶貴的時間。
國家在國家范圍內，無疑是第一強勢主體，超越於任何其他個體主體和群體主體。在享有更多權力的同時，理應盡到更多的義務。其中就包括賠償義務。其賠償范圍及額度，理應最寬廣、最充實，而不是相反。按支付能力計，在個案中，強勢民事主體的賠償數額尚可達天文數字，國家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要合乎國情。而且是在一國之內進行比較。關鍵不在於能不能，而在於願不願。
當然，賠償之訴與侵權之訴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與管理之訴則毫不相關。這也正面解決了以往行政訴訟與行政賠償訴訟之間不尷不尬的關系的難題。
國家賠償與民事賠償在性質上並無二致。除了主體不同之外，余皆相同，自然也包括歸責原則。這是公理，但不是現實，好在我們找到了前進的方向。
關於公務員的責任追究問題，不是空白卻勝過空白。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活生生的自然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責任歸屬主體。否則，一定是責任虛置。雖然國家責任與個人責任不可同日而語，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聯卻客觀存在。因為沒有哪一個國家行為不是由自然人來決斷、來實施的。除了作為整體的最高立法機關（因為他們就是全體國民的化身，自己說自己錯了只有象徵意義，而無實際意義。）的公職行為外，任何其他公權機關的違法行為，其行為的自然人均難辭其咎。然而現實卻是，只要不觸犯刑律（即使觸犯刑律，也因職位高低，罪減若干不等。），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非行政法之行政）責任形同虛設。原本，公職人員違法（不論故意還是過失）理應「罪加一等」，卻由於沒有完善、有效的追究機制，反而使某些人有恃無恐，變本加厲。系統內的自我約束何堪眾望。至善之道應是確立外部懲戒制度，即在侵權之訴中，只要行政機關敗訴，就自動啟動監察執法程序，將個人責任落到實處。
行政主體職權法定也不盡然。例如，現行《憲法》授予行政機關「立法權」——沒有人能否定行政立法的本質是立法，而不是行政。除非不承認立法與行政的差異。我以為，公法領域至少有如下三條公理（當然，如果不被世人所認可的話，我將試圖通過證明使其成為定理。）：一、權力分立，界限清晰。二、權力專屬，不可讓渡。三、權力有限，越權無效。顯然，《憲法》也應該服從這些至高無上的原則。立法機關將專屬自己的立法權授予行政機關似有不妥，其效力值得疑問。立法的本質是制定規則，而且是一體遵行的規則。因此，只有民意代表才是唯一適格的制定者。此種與主體的身份特質密不可分的專屬性決然排斥轉讓。自然，包括民意代表自身也不享有此種權利，他或他們不可以也不應該把國民的重託「轉贈他人」。此等職權法定值得商榷。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行政主體法定。時至今日，其立法之路仍漫漫且修遠。究其原因，是行政權的性質與邊界無從確定。我們先人沿襲了千餘載的、卓有成效的吏、戶、禮、兵、刑、工的行政權力格局在新時代遇到了新挑戰。在不能准確把握時代脈搏的情況下難免搖移不定。常識告訴人們，法律規范越少、越晚的往往是權力越大的部門。因為沒有誰天生願意受到約束，當然包括我本人在內。
我的觀點非常鮮明，所謂的抽象行政行為當然不是行政行為，而是立法性質的行為。其存在又缺乏法理基礎（前已論及），實屬怪胎。我建議的時間表是：在未來五年內，取消鄉級（抽象行政行為，下同）；在未來十年內，取消縣級；在未來十五年內，取消市級；在未來二十年內，取消省級；在未來二十五年內，最終取消國務院級。其他規范性文件在未來十五年內徹底從地球上消失。地方規章在未來二十年內，轉制為地方法規；部門規章轉制為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在未來二十五年內全部轉制為法律。到那時，中國不再有「紅頭文件」，有且只有法律和地方法規。當然，我希望在未來五十年內，所有的地方法規也將全部轉制為法律或特別法律（只對特定地區或特定人群適用）。再大膽，再樂觀一點，在未來一百年內，各主要發達國家國內法將全部轉制為統一的世界法。試看未來的環球，必是法律大同的天下。
上述設想的實現還有賴於立法機關自身性質和地位的回歸和實現。最突出的、需要迫切解決的就是代表專職、機構常設問題。目前我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均是定期臨時召集會議制，只有各級人大常委會才是常設機構。其人員雖為專職，但人數極為有限。形成了一元雙層體制，大會與常委會的權力界限極為模糊。給人的印象是，常委會往往起著比大會更為重要的作用，從而使大會的權力虛置。代議機關在民主社會無疑居於至關重要的核心地位，而且須臾不可或缺。僅僅常委會常設，遠遠不能適應其工作的難度與強度。我們的立法任務絕不是因為太少而需要精簡機構，恰恰相反，立法機構遠遠沒有起到其應該起到的作用。人大的各項職權遠未落實到位，人大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遠未在國民心目中樹立。所有這些的實現，均有賴於改革現有的一元雙層體制，將人大自身常設，而且讓每一位人民代表心無旁騖、專心致志地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由各級各類機關領導來兼任。至於具體人數，會議的頻度，則屬細節問題，無須贅述。
《行政處罰法》最大的缺陷就在於，處罰目的與邊界的迷失。有受害人的刑事責任與所有民事責任的目的在於——復仇與補償，使受害人的心靈得到慰籍。那麼，無受害人的刑事責任與所有行政責任（相對人違法所應承擔的責任）的目的呢？懲罰的結果得不到受害人心靈慰籍的效果。為過錯付出代價嗎？那就要首先分析論證過錯所侵犯客體本身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此種客體顯然不是恆定的、當然的。正如行政許可的范圍一樣，應做最窄的界定，且具有流變性。但願，世人不會認為我們是一個濫罰的國家。
法治，法治，還需良法之治。良法又有高低之分：低者符合民意是也；高者符合天理是也。看來，立法的理論與實踐還是我們的軟肋。只談行政，以及以行政機關為主體的立法，實乃隔靴搔癢。
行政強制更是一團亂麻。所謂行政強制只能是行政主體實施之強制行為。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根本與本題無涉。如果法院居然也能成為行政強制的主體，那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是一種簡易司法審查程序，早已超越行政行為的范疇。即時強制與強制措施也不是並列關系，而是目的與手段。自行強制則應根本杜絕。勞教無疑是行政處罰的變種，自然應——依法予以取締。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為存在的方式。它所能規范和約束的只是行政行為的表，而非里。它可以解決最表象化的問題，行政權的根本是由授予行政權的立法來決定的。
如何監督行政機關？最簡單的道理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至少要有一種不遜於行政機關的力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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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行政法學心得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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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 ：文秘工作者 發布時間：2009-7
部分內容：
通過參加**縣人大法律培訓班學習，我對法律條文由表面理解到深層次內涵的深刻領悟，有了質的變化。對照所學的知識，結合本職工作，聯繫到執政為民、依法辦事上，真正覺得法律對一個基層幹部來說，既是護心鏡，又是當家寶。
——領悟學法的重要性
普法教育已經開展了十幾個年頭，隨著法律知識的不斷普及，公民法律意識的明顯增強，各級幹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覺性不斷提高，維護了社會穩定，促進了經濟發展。聯系自身工作經歷，我認為，法律知識的匱乏，法律運用的不完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極大程度地阻礙著經濟發展，引發著各種矛盾。無論在工作方式上，還是在決策領域上，總是習慣於運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而不善於運用法律手段。雖然認識到學法的重要性，但知識准備不足；雖然對法的公正價值有了認識，但樹立信心不足；雖然有了一定的法律知識，但依法辦事的能力低下。隨著公民法制觀念的普遍增強，領導幹部的思想、言行，毫無掩飾地接受著群眾的裁判。所以說，作為基層的一把手、大當家，不僅要自己學好、用好法律知識，還必須引導群眾學好法律知識，運用法律去溝通思想、交融感情、理順工作、維護正義、實現和諧、謀求發展。尤其是在飛速發展的經濟社會，窮富懸殊的差異，急功近利的貪欲打破了心態平衡，盲目的發展，使土地、水資源、森林、能源等出現了嚴重的生態赤字，私慾的膨脹占據了法律的位置。當我面對愚昧的做法，面對貪婪的糾纏，面對苛刻的質疑，面對辦一件事得不到理解，面對辦一個企業是如此艱難時，深深感到：法律意識淡薄和執法的蒼白，是那樣毫不留情地阻礙著發展。因此，這一個多月的法律知識學習，對我是個很大的鞭策，更是一個很大的收獲。我不僅一掃缺少法律知識帶來的困惑和迷惘，更收獲了增長法律知識帶來的巨大財富。所以說，學法重要，用法必然，執法關鍵。
——堅持學法的自覺性
作為一名基層領導，在日常生活中加強法律法規學習，不斷增強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提高自身法律素質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是關繫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黨委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形象的大事。我深深體會到，當人大代表要學好《代表法》；搞行政事務要學好《公務員法》、《行政許可法》；抓生產要學好《農業法》、《土地法》；植樹造林要學好《森林法》；項目引進要學好《環保法》；優生優育要學好《計生法》；調解糾紛、維護穩定要學好《民法》和《刑法》，如此等等，每一項工作都涉及到法律法規。要學深學透，靠上級安排不行，必須形成自覺的、有序的、重點的學習風氣和習慣，只有不斷學習，不斷充實，不斷領悟，依法履行職責的觀念才能得到增強，自身法律素質才能明顯提高。
——提升用法的技巧性
學法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用法。通過從書本學到實踐學，我深深感到，只有把學習法律知識與依法辦事緊密結合，與管理工作緊密結合，與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緊密結合，在涉及經濟建設、社會發展重大問題決策時，才能做到充分論證，依法決策，才能運用法律手段解決改革、發展、穩定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如何去用法？我認為：
一是思想上綳緊「一根弦」。計劃辦什麼事，首先要在思想上打問號，符合法律的就去預謀、策劃；計劃說什麼話，先想想群眾願不願聽，聽了是什麼反映，會有什麼效果和後果，用換位思路反復去想，自己先和自己過不去，直到說出來公平、公正、依法為止。
二是工作中穿好「二根線」。作為書記、鎮長一肩挑，又是一名人大代表，必須撲下身子，深入基層，從群眾的角度去審視問題，以發自內心的真情與群眾溝通交流。在今年「七一」煤礦60萬噸甲醇項目征地補償的問題上，群眾一時不能理解，我就堅持「換位思考」，除親自接待來訪群眾外，多次走田間、進農戶、坐坑頭，講《土地法》，講國家征地補償政策，一次講不通多次講，口頭講不清用書本，一條條列印出來，發到群眾手中，經過反復宣傳、講解，群眾解除了疑慮，最終達成了合法、合情、合理的佔地補償協議。通過這件事，我深深感到自己有法律知識還不夠，還必須讓群眾有法律意識。群眾和國家這二根線，針眼再小也得穿過去，並成一根線。
三是決策上把好「三道關」。我始終認為為民辦事、辦民謀利，必須依法執政、依法決策。面對虒亭「地大、物稀、財薄、民困」的現狀，也曾想放「三把火」燒個通紅，砍「三板斧」來個痛快，強建基礎，調產增收，招商引資，開發旅遊一步到位。想法是好的，但做起來不易。在不斷的強化法律意識上，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符合實際，體現民意，只要是依法決策，再硬的石頭也去啃。我體會到，要想辦成一件大事，還必須把握好「三道關」。即：
——法律關。法律是准繩，法律至上、法律至尊、法律至貴；學法律充實自己心中有數，用法律保護群眾深得民心，依法律辦事得心應手。
——公開關。公開是依法行政的窗口。近年來，國家補償政策多，農民實惠大，但要把握不好，就會造成不穩定因素和違法事件發生，把各項補償政策、標准公布於眾，接受廣大群眾的監督，才能保一方穩定。
——行政關。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最有效的行為。幹部在工作中的每個具體的行為都能反映政府的形象。在具體工作中，作為領導、班子，必須做學法榜樣，當用法先鋒，行法定職權。行政權的運用，最經常、最廣泛、最密切地關系著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個人利益。學習法律知識，樹立法制觀念，崇尚法制權威，是實現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克服以言代法、以權執法的有效途徑。
❸ 學習行政法的心得體會
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提出「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對政府機關和政府工作人員來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依法行政、依法辦事。1999年7月、國務院召開了依法行政工作會議，11月，又發出了《關於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議》，這是國務院為貫徹依法治國作出的重要決定。
依法行政也是行政法治，是法治的重要內容。依法行政是對行政主體即政府行政機關及其公職人員的要求。要求一切政府機關和政府工作人員都要以憲法和法律為活動的准則，把行政行為納入法制化的軌道。依法行政既包括了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嚴格遵守憲法、法規，嚴格執行黨和國家的政策，嚴守法紀，又包括了依法決策，依法辦事，依法處理問題，運用法律手段管理國家事務、經濟和文化事務。其工作集中概括為行政立法、執法和執法監督。
對於行政法，我想，首先應該是用來限制政府的行政權力的！對於強大的政府權力（並有不斷加強的趨勢）而言，公民的力量太弱了，為了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得以實現，有絕對的必要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當然，很多法律都在調整這種關系，但應以行政法為最強！而就當行政法的規定來看，也不乏有管理百姓的作用！因為行政法在限權的同時也授予政府相應的權力，同時還對公民提起行政訴訟作了一定的規范！所以行政法應該具有管理百姓的作用！
有人說，行政有雙重作用，一方面管理百姓，一方面控制權力。顯然我覺得行政法不僅是限制政府的，這是西方的紅燈理論，限權模式，在當今是不完全的。理是行政的內容，不是行政法的內容，行政法是為了控制行政權，並非要和行政權站在同一陣線上對公民施加雙重壓力，正如張樹義老師所說，行政權本身是一種權力，權力還需要保障嗎？
也許我們都不想行政權的過度擴張，但是我們也不應忘記行政法規定了很多行政機關的義務，那麼與義務相對應的就是權利，是老百姓享有的；而義務的背後是權力，也就是說法律在限制權力的同時也授予了相應的權力，那麼這些權力指向誰呢？無疑也是老百姓。所以不應忽視行政法的管理功能，只有在明晰行政法的管理許可權才能更好的去探討對它的限制問題！
行政機關本來就享有強大的權力，如果還在法律上再一次強調它對相對方的管理作用恐怕就會在這種平衡的理論中誕生一種真正的不平衡，作為弱勢群體如何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
行政權力本身需要體現立法者（統治階級）的意志，權力需要正確行使也需要有制約，不然就很容易因為行使權力者本身具有的優勢而濫用權力了。
當然，在現實的中國乃至世界，這種限權模式還是很有現實意義和市場的。不過，對行政相對人的激勵和約束——對他們的責任和權利的界限的規范的界定也是很重要的，因為政府的合法權利也應得到保證。對公民來講也是具有教育意義的。而限權模式則更具貯義。
法律的終極目的是追求一種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我認為就行政法理論而言它的雙重價值看似很公允，可要以這種理論付諸實踐的恐怕難以達到法律的終極目的！
❹ 對行政法內容 特點 作用的認識
行政法就是調整行政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行政法的特點是：
(1)行政法沒有統一、完整的法典；
(2)行政法規范的數量多,內容廣泛；
(3)行政法規范具有明顯的易變性；
(4)行政法淵源的復雜性.
❺ 對行政法本質的認識
,「飛關於如何評價行政法的作用問題, 我
攀鉀行政法學界雖已從行政法的階級性、行
』 , 川聲政法的內容、行政法與改革的關系等多種
視角進行了探討, 依然存在很大爭議。爭議的焦點
在於從行政法的社會價值取向即其所追求的社會
作用方面, 如何認識行政法的本質當前, 對行政法
本質的不同見解, 基本可以歸納為「 保權」 、「 控權」
和「 平衡」三種觀點。
「 保權』論者認為, 社會主義行政法與資產階級
行政法有著根本不同的性質、目的和作用。資產階
級行政法的作用, 就其根本點來說, 是加強資產階
級對人民群眾的統治。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政管理
是與人民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管理, 因而社會主義行
政法主要是管理法, 本質上是保權法, 不應襲用資
產階級行政法學的控權論當然, 「 保權」論者並不
否認行政法的控權作用, 但與資產階級行政法的控
權作用有本質區別。
「 控權」論者認為, 西方資產階級的行政法, 主
要作用是控制行政權, 社會主義行政法也不例外,
主要作用同樣是對行政權實行法律控制。這並非
簡單移用西方行政法學的觀點, 而是建立在對行政
權力本質認識基礎上的, 正確揭示了行政法與行政
權之間的關系行政權力的性質不因國家不同而
有差別, 它是社會秩序賴以維持的力量。因而在任
何國家, 行政權力都是強制他人服從的, 行政法存
在的原因就在於行政權力存在及其運行有可能損
害他人利益, 需要行政法加以控制「 控權」論者又
認為, 主張行政法有保權的作用, 或者既有保權作
用又有控權作用的「 兩面說」 , 都是不能成立的。
「 平衡」論者認為, 行政法具有「 保權』和「 控權」
的雙重性質, 但這兩種作用是統一的, 並非截然對
立的。「 控權」是在行政權超越行政法治軌道時的必
然要求, 而這同時也就意味著當行政權在合法范圍
內行使時, 它就應當予以保護和維持的, 這本是行
政法治的題中應有之義。同理, 保權也不是偏袒, 而
是保證行政權合法運行, 這種保護實質上也就包含
了控權的要求。「 平衡」論者強調指出, 平衡是一種
狀態和過程, 把平衡解釋成折衷是一種誤解。因為,
平衡是以不平衡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尋求平衡,
是通過對行政權的合理控制實現的。但這種控制
只是實現平衡的手段, 目的是促使行政權合法有效
運行, 使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得以協調統一。
以上三種見解均有可取之處, 但不敢苟同。從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馬克思主義人民主權理論角
度分析, 一毅可以說, 行政法的本質魷最保護人民
利益。眾所周知, 近代以來民主政治和民主思想的
主題, 是人民與政府的關系間題社會主義民主在
內容和形式、理論與實踐各方面, 都以追求人民與
權力的統一為原則。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國家一切
權力屬於人民並接受人民的監督。在人民與權力
統一的原則下, 一方面確認人民與政府是主人與公
仆的關系, 一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包括作為政
府的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 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公
仆, 另一方面, 肯定人民利益高於一切, 必須切實保
護, 不容侵犯和損害。因此, 保護人民利益是社會主
義民主政治和馬克思主義人民主權理論的本質所
在。同時這也是我國憲法的根本要求。我國的行政
法律制度是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基礎, 以馬克思
主義人民主權理論為指導, 以憲法為依據建立和發
展起來的, 因此, 具有保護人民利益的一般屬性。行
政權的設立和行政主體的確認, 行政行為的實施和
監督, 歸根結底, 都是為了保護人民利益
❻ 急求！！！！！！！《行政法學》學習心得
通過參加**縣人大法律培訓班學習，我對法律條文由表面理解到深層次內涵的深刻領悟，有了質的變化。對照所學的知識，結合本職工作，聯繫到執政為民、依法辦事上，真正覺得法律對一個基層幹部來說，既是護心鏡，又是當家寶。
——領悟學法的重要性
普法教育已經開展了十幾個年頭，隨著法律知識的不斷普及，公民法律意識的明顯增強，各級幹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覺性不斷提高，維護了社會穩定，促進了經濟發展。聯系自身工作經歷，我認為，法律知識的匱乏，法律運用的不完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極大程度地阻礙著經濟發展，引發著各種矛盾。無論在工作方式上，還是在決策領域上，總是習慣於運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而不善於運用法律手段。雖然認識到學法的重要性，但知識准備不足；雖然對法的公正價值有了認識，但樹立信心不足；雖然有了一定的法律知識，但依法辦事的能力低下。隨著公民法制觀念的普遍增強，領導幹部的思想、言行，毫無掩飾地接受著群眾的裁判。所以說，作為基層的一把手、大當家，不僅要自己學好、用好法律知識，還必須引導群眾學好法律知識，運用法律去溝通思想、交融感情、理順工作、維護正義、實現和諧、謀求發展。尤其是在飛速發展的經濟社會，窮富懸殊的差異，急功近利的貪欲打破了心態平衡，盲目的發展，使土地、水資源、森林、能源等出現了嚴重的生態赤字，私慾的膨脹占據了法律的位置。當我面對愚昧的做法，面對貪婪的糾纏，面對苛刻的質疑，面對辦一件事得不到理解，面對辦一個企業是如此艱難時，深深感到：法律意識淡薄和執法的蒼白，是那樣毫不留情地阻礙著發展。因此，這一個多月的法律知識學習，對我是個很大的鞭策，更是一個很大的收獲。我不僅一掃缺少法律知識帶來的困惑和迷惘，更收獲了增長法律知識帶來的巨大財富。所以說，學法重要，用法必然，執法關鍵。
——堅持學法的自覺性
作為一名基層領導，在日常生活中加強法律法規學習，不斷增強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提高自身法律素質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是關繫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黨委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形象的大事。我深深體會到，當人大代表要學好《代表法》；搞行政事務要學好《公務員法》、《行政許可法》；抓生產要學好《農業法》、《土地法》；植樹造林要學好《森林法》；項目引進要學好《環保法》；優生優育要學好《計生法》；調解糾紛、維護穩定要學好《民法》和《刑法》，如此等等，每一項工作都涉及到法律法規。要學深學透，靠上級安排不行，必須形成自覺的、有序的、重點的學習風氣和習慣，只有不斷學習，不斷充實，不斷領悟，依法履行職責的觀念才能得到增強，自身法律素質才能明顯提高。
——提升用法的技巧性
學法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用法。通過從書本學到實踐學，我深深感到，只有把學習法律知識與依法辦事緊密結合，與管理工作緊密結合，與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緊密結合，在涉及經濟建設、社會發展重大問題決策時，才能做到充分論證，依法決策，才能運用法律手段解決改革、發展、穩定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如何去用法？我認為：
一是思想上綳緊「一根弦」。計劃辦什麼事，首先要在思想上打問號，符合法律的就去預謀、策劃；計劃說什麼話，先想想群眾願不願聽，聽了是什麼反映，會有什麼效果和後果，用換位思路反復去想，自己先和自己過不去，直到說出來公平、公正、依法為止。
二是工作中穿好「二根線」。作為書記、鎮長一肩挑，又是一名人大代表，必須撲下身子，深入基層，從群眾的角度去審視問題，以發自內心的真情與群眾溝通交流。在今年「七一」煤礦60萬噸甲醇項目征地補償的問題上，群眾一時不能理解，我就堅持「換位思考」，除親自接待來訪群眾外，多次走田間、進農戶、坐坑頭，講《土地法》，講國家征地補償政策，一次講不通多次講，口頭講不清用書本，一條條列印出來，發到群眾手中，經過反復宣傳、講解，群眾解除了疑慮，最終達成了合法、合情、合理的佔地補償協議。通過這件事，我深深感到自己有法律知識還不夠，還必須讓群眾有法律意識。群眾和國家這二根線，針眼再小也得穿過去，並成一根線。
三是決策上把好「三道關」。我始終認為為民辦事、辦民謀利，必須依法執政、依法決策。面對虒亭「地大、物稀、財薄、民困」的現狀，也曾想放「三把火」燒個通紅，砍「三板斧」來個痛快，強建基礎，調產增收，招商引資，開發旅遊一步到位。想法是好的，但做起來不易。在不斷的強化法律意識上，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符合實際，體現民意，只要是依法決策，再硬的石頭也去啃。我體會到，要想辦成一件大事，還必須把握好「三道關」。即：
——法律關。法律是准繩，法律至上、法律至尊、法律至貴；學法律充實自己心中有數，用法律保護群眾深得民心，依法律辦事得心應手。
——公開關。公開是依法行政的窗口。近年來，國家補償政策多，農民實惠大，但要把握不好，就會造成不穩定因素和違法事件發生，把各項補償政策、標准公布於眾，接受廣大群眾的監督，才能保一方穩定。
——行政關。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最有效的行為。幹部在工作中的每個具體的行為都能反映政府的形象。在具體工作中，作為領導、班子，必須做學法榜樣，當用法先鋒，行法定職權。行政權的運用，最經常、最廣泛、最密切地關系著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個人利益。學習法律知識，樹立法制觀念，崇尚法制權威，是實現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克服以言代法、以權執法的有效途徑。
❼ 談談對行政法的認識
我是這么認為，中國的行政法有很好的執行標准，在行政法律法規面前人人平等。中國的行政法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
❽ 個人對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的看法
行政法是
實體法
，是規定行政機關許可的問題。
行政訴訟法
是
程序法
，是規定行政機關在依法行政時必須要做的程序，缺一不可的。
❾ 行政法的感想
行政法的創制的主體是立法者，而不是行政者。行政法的創制卻又是行政法范圍內的命題，這真是一對悖論。
行政行為法是規范行政主體行政行為的法，還是規范相對人行為的法？規范相對人行為的法是不是行政法？行政組織法可以由行政主體自己制定嗎？如《公務員暫行條例》——如何體現管理管理者？《行政訴訟法》從屬於行政法嗎？那麼，本人期待的未來的《司法法》體系將如何構建呢？訴訟法的本質是規范司法主體的司法行為，還是規范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
立法監督形同虛設。司法監督走走過場。根源：行政權一權獨大。
行政權的特徵：不需民主（立法需民主），可以主動（司法必被動）。換言之——行政權可以——主動不民主！！！普天之下，如何讓人不愛「她」。為什麼獨大呢？唯追求者甚眾，其中還不乏精英豪傑。在中國，原本就是先有行政權（也可以說是諸權合一），而後，直至近晚才出現立法權和司法權。而且，此二權皆脫胎於行政權。因之，必受制於行政權，必仰賴於行政權，必膽寒於行政權，必依從於行政權。特別是當此二權羽翼尚未豐滿之時，註定唯行政之命是聽。這就是鐵的事實。就象江河是流淌的一樣，上述流變的事實已經逝去，未來的事實也一定流變。這就是鋼的規律。有分歧的只是對流向的理解和把握。世界潮流，浩浩盪盪，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則是金科玉律。
行政系統的內部監督無異於「左手打右手」。自己監督自己，這是連話語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義滅親是例外，手足情深是規律。
行政復議作為一種成體系化的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應當追問。在諸多方面與行政訴訟制度雷同，因而具有替代效應。差異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的確，復議比之於訴訟在合理性審查、受案范圍、附帶審查抽象行政行為、簡便程度、不收費用等方面有可取之處。但在整體上，是訴訟的翻版。兩種驚人相同的制度居然「前仆後繼」、「薪火相傳」，不排斥，卻鏈接。實在是一種驚人的浪費。復議不在於實質有別於訴訟，而僅僅是審查者的身份的差異。復議的弊端更是致命：屬自我監督，有悖公正；不開庭審理，無法公開。是想節省資源，還是多此一舉？是想維護尊嚴，還是威信掃地？實際效果是：費力並未討好。也許訴訟法完善之時，就是復議法正寢之日。
現有的行政訴訟制度沒有能夠恰當的處理審查相對人行為的合法性與審查行政主體行為的合法性二者之間的關系。名義上是審查行政主體行為的合法性，但實質上卻將二者混為一談、糾纏不清。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國的整個行政法體系沒有清晰的區分相對人違法與行政主體違法二者的界限。
恰當的制度可以這樣設計：區分行政管理之訴與行政侵權之訴。一、行政管理之訴是指，行政主體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權，應主動管理行政違法行為（即相對人違法行為），有權先行處置，如相對人信服，則糾紛歸於平靜。如相對人不服，則可由行政主體將其公訴至法院，由法院最終裁決相對人的行為是否違法。而行政主體的管理行為，不是行政管理之訴審查的對象。在訴訟中，行政主體負舉證責任，證明相對人的行為違法。二、行政侵權之訴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職權時，違法行政（含不作為），侵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相對人將其訴至法院，由法院裁決行政主體的行為是否違法。此時的相對人也可能另有違法行為，但不是本訴的審查對象。在訴訟中，相對人負舉證責任，證明行政主體的行為違法。
如此劃分絕非多此一舉，梳理了法律關系，明確了控辯雙方的地位，確立了訴訟規則，將兩類截然不同的訴訟從混雜到分離，是行政法體系構建質的飛躍。
由於行政管理之訴的被告不是行政主體，而恆定是相對人，因此這種訴訟不存在「民畏官，而不敢告官。」這一根本制約現有「民告官」訴訟制度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因素。在原有的行政管理體制中，行政主體「三位一體」——一身兼三職：「立法者」（規則的制定者）、執法者（規則的實施者）、「司法者」（糾紛的決斷者）——儼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試問，站在「無所不能」的行政主體的對立面，有誰能夠不粉身碎骨？行政管理之訴至少讓解決糾紛的職能與行政主體相分離。只要相對人不服，就可以「坐享其成」的當上「免費」（敗訴者，應付費。）被告。此種設計絕非異想天開、空穴來風，而是將現有的行政主體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制度進行合理化改造之後的制度升華。同樣面對相對人不履行具體行政行為為其設定的義務，均要過法院這一關，與其「暗審」，不如「明審」。正如兩人賽馬，比誰慢。要不突破固有思維模式，無法比。只有善於求異思維，才能敢於換乘坐騎，快馬加鞭、爭先恐後。原有的訴訟模式無論如何完善，均無法解決相對人「不敢告」、「不願告」、「不能告」的體制性弊端！！！近幾年，每年的民事訴訟案件均已達數百萬件，而行政訴訟案件卻徘徊在十萬件上下。真應該統計一下，每年的具體行政行為的數量，以及理論上的「出錯概率」（當然，只具參考價值。）。我想，就算是萬分之一，也應該遠遠超過十萬。只需因勢利導，便使得解決在行政管理領域中出現的糾紛——「天塹變通途」。
行政管理之訴的另一個思維來源就是刑事公訴。至於刑事公訴權屬於行政權還是司法權，由於答案太過明顯——當然屬行政權，因而不再展開。在此，有必要談一下行政違法（即相對人違法）與犯罪的關系。很簡單，「五十步笑百步」——同質不同量。兩種行為均是對社會有危害的違法行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對它們的防範與制裁也自當機理相通。於是行政公訴應運而生。只是出於投入——產出的效益考慮，才設置行政主體的先行處置權（准司法權）。從中過濾大量輕微、明顯的行政違法行為。只有重大且有爭議的行政違法行為才會啟動行政公訴。理性相對人自然也不會虛擲敗訴費用，甚至還有寶貴的時間。
國家在國家范圍內，無疑是第一強勢主體，超越於任何其他個體主體和群體主體。在享有更多權力的同時，理應盡到更多的義務。其中就包括賠償義務。其賠償范圍及額度，理應最寬廣、最充實，而不是相反。按支付能力計，在個案中，強勢民事主體的賠償數額尚可達天文數字，國家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要合乎國情。而且是在一國之內進行比較。關鍵不在於能不能，而在於願不願。
當然，賠償之訴與侵權之訴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與管理之訴則毫不相關。這也正面解決了以往行政訴訟與行政賠償訴訟之間不尷不尬的關系的難題。
國家賠償與民事賠償在性質上並無二致。除了主體不同之外，余皆相同，自然也包括歸責原則。這是公理，但不是現實，好在我們找到了前進的方向。
關於公務員的責任追究問題，不是空白卻勝過空白。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活生生的自然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責任歸屬主體。否則，一定是責任虛置。雖然國家責任與個人責任不可同日而語，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聯卻客觀存在。因為沒有哪一個國家行為不是由自然人來決斷、來實施的。除了作為整體的最高立法機關（因為他們就是全體國民的化身，自己說自己錯了只有象徵意義，而無實際意義。）的公職行為外，任何其他公權機關的違法行為，其行為的自然人均難辭其咎。然而現實卻是，只要不觸犯刑律（即使觸犯刑律，也因職位高低，罪減若干不等。），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非行政法之行政）責任形同虛設。原本，公職人員違法（不論故意還是過失）理應「罪加一等」，卻由於沒有完善、有效的追究機制，反而使某些人有恃無恐，變本加厲。系統內的自我約束何堪眾望。至善之道應是確立外部懲戒制度，即在侵權之訴中，只要行政機關敗訴，就自動啟動監察執法程序，將個人責任落到實處。
行政主體職權法定也不盡然。例如，現行《憲法》授予行政機關「立法權」——沒有人能否定行政立法的本質是立法，而不是行政。除非不承認立法與行政的差異。我以為，公法領域至少有如下三條公理（當然，如果不被世人所認可的話，我將試圖通過證明使其成為定理。）：一、權力分立，界限清晰。二、權力專屬，不可讓渡。三、權力有限，越權無效。顯然，《憲法》也應該服從這些至高無上的原則。立法機關將專屬自己的立法權授予行政機關似有不妥，其效力值得疑問。立法的本質是制定規則，而且是一體遵行的規則。因此，只有民意代表才是唯一適格的制定者。此種與主體的身份特質密不可分的專屬性決然排斥轉讓。自然，包括民意代表自身也不享有此種權利，他或他們不可以也不應該把國民的重託「轉贈他人」。此等職權法定值得商榷。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行政主體法定。時至今日，其立法之路仍漫漫且修遠。究其原因，是行政權的性質與邊界無從確定。我們先人沿襲了千餘載的、卓有成效的吏、戶、禮、兵、刑、工的行政權力格局在新時代遇到了新挑戰。在不能准確把握時代脈搏的情況下難免搖移不定。常識告訴人們，法律規范越少、越晚的往往是權力越大的部門。因為沒有誰天生願意受到約束，當然包括我本人在內。
我的觀點非常鮮明，所謂的抽象行政行為當然不是行政行為，而是立法性質的行為。其存在又缺乏法理基礎（前已論及），實屬怪胎。我建議的時間表是：在未來五年內，取消鄉級（抽象行政行為，下同）；在未來十年內，取消縣級；在未來十五年內，取消市級；在未來二十年內，取消省級；在未來二十五年內，最終取消國務院級。其他規范性文件在未來十五年內徹底從地球上消失。地方規章在未來二十年內，轉制為地方法規；部門規章轉制為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在未來二十五年內全部轉制為法律。到那時，中國不再有「紅頭文件」，有且只有法律和地方法規。當然，我希望在未來五十年內，所有的地方法規也將全部轉制為法律或特別法律（只對特定地區或特定人群適用）。再大膽，再樂觀一點，在未來一百年內，各主要發達國家國內法將全部轉制為統一的世界法。試看未來的環球，必是法律大同的天下。
上述設想的實現還有賴於立法機關自身性質和地位的回歸和實現。最突出的、需要迫切解決的就是代表專職、機構常設問題。目前我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均是定期臨時召集會議制，只有各級人大常委會才是常設機構。其人員雖為專職，但人數極為有限。形成了一元雙層體制，大會與常委會的權力界限極為模糊。給人的印象是，常委會往往起著比大會更為重要的作用，從而使大會的權力虛置。代議機關在民主社會無疑居於至關重要的核心地位，而且須臾不可或缺。僅僅常委會常設，遠遠不能適應其工作的難度與強度。我們的立法任務絕不是因為太少而需要精簡機構，恰恰相反，立法機構遠遠沒有起到其應該起到的作用。人大的各項職權遠未落實到位，人大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遠未在國民心目中樹立。所有這些的實現，均有賴於改革現有的一元雙層體制，將人大自身常設，而且讓每一位人民代表心無旁騖、專心致志地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由各級各類機關領導來兼任。至於具體人數，會議的頻度，則屬細節問題，無須贅述。
《行政處罰法》最大的缺陷就在於，處罰目的與邊界的迷失。有受害人的刑事責任與所有民事責任的目的在於——復仇與補償，使受害人的心靈得到慰籍。那麼，無受害人的刑事責任與所有行政責任（相對人違法所應承擔的責任）的目的呢？懲罰的結果得不到受害人心靈慰籍的效果。為過錯付出代價嗎？那就要首先分析論證過錯所侵犯客體本身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此種客體顯然不是恆定的、當然的。正如行政許可的范圍一樣，應做最窄的界定，且具有流變性。但願，世人不會認為我們是一個濫罰的國家。
法治，法治，還需良法之治。良法又有高低之分：低者符合民意是也；高者符合天理是也。看來，立法的理論與實踐還是我們的軟肋。只談行政，以及以行政機關為主體的立法，實乃隔靴搔癢。
行政強制更是一團亂麻。所謂行政強制只能是行政主體實施之強制行為。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根本與本題無涉。如果法院居然也能成為行政強制的主體，那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是一種簡易司法審查程序，早已超越行政行為的范疇。即時強制與強制措施也不是並列關系，而是目的與手段。自行強制則應根本杜絕。勞教無疑是行政處罰的變種，自然應——依法予以取締。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為存在的方式。它所能規范和約束的只是行政行為的表，而非里。它可以解決最表象化的問題，行政權的根本是由授予行政權的立法來決定的。
如何監督行政機關？最簡單的道理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至少要有一種不遜於行政機關的力量的存在。
❿ 關於生活中的行政法的論文3000字
淺議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的幾個問題
近幾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機動車輛的增多。起訴到法院的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也逐年增多。但有關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的法律法規卻沒有隨之健全，還只是停留在原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上，而《民法通則》對這類案件的處理只作原則性的規定。《處理辦法》雖作了較具體的規定，但又存在許多界定不明確的地方，這就造成人民法院在審理這類案件時無法准確把握尺度，使各地法院在審理這類案件時做法不一，產生分岐。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確實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有必要對以下幾個問題進行探討。
一、訴訟主體
訴訟主體應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
原告就是民事權益受到侵害或者與他人發生爭執而請求人民法院予以保護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的原告，就是指因道路交通事故使其人身或者財產受到損害的公民、法人、其他組織，或者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死亡人的權利繼受人以及死者生前、殘者殘前撫養的被撫養人。對於根據根根據根據把受害人列為原告，這不會產生異議。但對權利繼人以及被撫養人作為原告的，各地做法不一。有的只把權利繼受人被撫養人中的一人作為代表，列為原告，而有的地方則把所有的權利繼受人和被撫養人全部列為共同原告。由於各權利繼受人和被撫養人的權利是各個人享有的，其權利范圍也不一樣，如同一順序的財產繼承人中，只有16歲或者已喪失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才享有請求賠償扶養費的權利，因此，應把所有的權利繼受人和被扶養人列為共同原告，而不能只列其中的一人為原告，而又對全案的權利人的權利都做出處理。
在審判實踐中，權利繼受人的范圍不難確定，但對於被扶養人的范圍的確定，卻爭議很大。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7條第九項的規定，被扶養人以死者生前或者殘者喪失勞動能力前實際扶養的，沒有其他生活來源的人為限。從文字上看，似乎已規定得很明確，但由於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在實際操作中還是不好把握，如非婚生子女、外生肓的子女，非法收養的子女，以及雖沒有撫養義務，但為死者生前或者殘者殘前所實際撫養的人，這些人是否屬於被撫養人呢？筆者認為，被撫養人應是死者生前或者殘者殘前有撫養義務並實際撫養的人，即扶養人與被撫養人存在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1、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19條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因此死者生前或殘者殘前對非婚生子女負有撫養的義務，因而未滿16周歲或者因殘疾而不能獨立生活的非婚生子女應屬於被撫養人。2、計劃外生育的子女，雖然計劃外生育違反了《計劃生育條例》以及我國政策的規定，但違法者不是該子女，而是其父母，政府應對其父母按照規定作出處罰。而超生子女本身並無過錯，其與其他人享有同樣的權利，如果不把未滿16周歲外生育的子女列為被撫養人，實質上是剝奪了該子女的被撫養的權利。3、對於非法收養的子女則應視不同情況做出處理，如非法收養的子女的生父母還健在並有撫養能力的，應由其生父母領回撫養而不屬於死者生前或者殘者殘前撫養的被撫養人。如該非法收養的子女的生父母已去世，或者下落不明，或者已無撫養能力的，則應視為被撫養人。4、而對於那些沒有撫養義務，但為死者生前或者殘者喪失勞動能力前實際撫養的人，因為他們之間沒有法律上的撫養與被撫養的權利和義務，不能作為被撫養人參加訴訟，他們的生活問題應通過民政部門解決。
被告，被告就是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主體。由於《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1條對賠償主體規定的不明確，導致人們對其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在確定賠償主體的被告上很不一致。有的不管是什麼樣的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都只列駕駛員為被告，有的只把車主作為被告，有的把駕駛員，車輛所有人列為共同被告，有的把與肇事車有一定關系的人全部列為共同被告。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的法律關系是比較復雜的對賠償主體被告的確定應做到具體案件具體分析，不宜統一定論。
筆者認為，要正確確定賠償主體，首先應弄清何為機動車所有人。所有人就是車輛的所有權人，即對車輛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四項權能的人。而這四種權能又是可以分離的，對於汽車在承包期間發生交通事故的，由於承包人只享有佔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不具有處分權，而發包人因發包而暫時讓渡佔有、使用權，也不完全具備四項權能，因而只有承包人與發包人相結合才能構成完全所有權，因此應把承包人與發包人都視為機動車的所有人。機動車已轉讓他人，但未辦理過戶手續，根據規定，汽車買賣必須辦理過戶手續，未辦理過戶手續的視為買賣尚未成立。但實際又已交付他人使用經營，這種情況則應把買賣雙方視為共同所有人。掛戶車主是否是車輛所有人，爭議最大。目前，大多數地方政府為了便於汽車的管理和各種規費的收取，都要求把個體運輸戶組成車隊，在交警的車管檔案里，車輛的所有人都登記在車隊的名下，而實際上汽車又全部由個人出資購買，也是由個人單獨經營，而車隊只是代辦保險、代繳養路費等，也只收取少量的代辦費或管理費，而且這些車隊本身沒有經營車輛，也沒有辦理營業執照，不具備訴訟主體資格，也不具有承擔賠償責任的能力。象這種情況，是車隊為車輛所有人還是個人呢？從所有權的四項權能看，車輛掛戶後，車隊仍然不參與經營，不享受收益，這種車隊的實質是個體運輸行業的行政管理部門，而個人仍然對車輛享有佔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至於對車輛的處分權，只要不欠繳法定的各種規費，也仍然由該個人享有，並不因掛戶而受限制。因此，如把這種車隊做為車輛所有人而列為被告顯然是不妥的，而應以實際所有者的個人為所有人。如是車隊與個人合資購買的汽車，掛在車隊名下，在經營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則應把車隊和個人作為車輛的共同所有人。
在弄清車輛所有人後，對賠償主體被告的確認就容易多了。1、如果駕駛員同時又是機動車所有人的，肇事駕駛員理所當然就是被告。2、如果駕駛員是在接受所有人或所在單位的指派，在執行職務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負有交通事故責任的，由車輛所有人或者駕駛員所在單位作為被告，而應把駕駛員列為第三人，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1條規定，駕駛員所在單位或機動車的所有人在賠償損失後，可以向駕駛員追償部分或者全部，因此案件的處理結果與駕駛員是有利害關系的，這樣既有利於查清案件事實，又有利於案件的處理。3、如機動車在租用或借用期間發生交通事故，則應把出租人租用人或者出借人借用人列為共同被告。如果汽車是在被盜，被搶期間發生交通事故，則應列盜竊犯，搶劫犯為被告，而車輛所有人不作為被告，因為此時的車輛所有人對車輛已失去控制，無法支配車輛的運行。
二、財產損壞的賠償標准及范圍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四十條規定，因交通事故損壞的車輛、物品、設施等，應當修復，不能修復的，折價賠償。牲畜因傷失去使用價值或者死亡的，折價賠償。但是賠償恢復到這些物品損害前的價值，還是簡單地賠償維修費；折價賠償是賠償重置價，還是賠償損壞前的價值，對造成車輛報廢的是否還應包括車輛掛牌、保險等損失，各地的做法不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17條第二款規定，損壞國家的。集體的或者他人的財產的，應當恢復原狀或折價賠償。但是物品損壞後經過修理，是不可能恢復原狀的，其價值都會發生變化。損失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但由於發生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很復雜的，過錯責任人在主觀上都是出於過失，而且間接損失又難於認定和計算，因此在賠償損失時應就直接損失進行賠償。直接損失的計算應是有關部門評估的物品，車輛損壞前與損壞後的價值差。因此，1、對於物品，能夠修復的應賠償修理費和修理前與修理後的差價，不能修復的，應按損害前的價值折價賠償。對於車輛損壞，能夠修復的，應賠償修理費、施救費、車輛損壞前與損壞後的差價，以及車輛在修理期間原已繳納但不能退回的保險費等各種規費。2、不能修復的，應按車輛損壞前的價值折價賠償。包括車輛的本身的價值，車輛的購置費、掛牌費，以及已繳納但尚未到期又不能退回的保險費、養路費等各種規費，而不能只簡單地賠償修理費或汽車本身的價值。
三、賠償責任的承擔
對於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的賠償責任由誰承擔怎麼承擔，各地做法不一。有的由駕駛員所在單位或車輛所有人承擔賠償責任，駕駛員僅承擔連帶責任；有的由駕駛員所在單位或車輛所有人承擔賠償責任，駕駛員不承擔任何責任；有的只由駕駛員承擔賠償責任，車主不承擔責任。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交通事故責任者對交通事故造成的損失，應承擔賠償責任。它體現的是過錯責任原則。而《處理辦法》第四十四條規定，機動車與非機動車、行人發生交通事故的，造成對方人員死亡或者重傷，機動車一方無過錯的，應當承擔10%的經濟損失。這體現的是無過錯責任。因此，《處理辦法》採取的是以過錯責任為主，以無過錯責任為補充的歸責原則。我們在審判實踐中也應根據這種歸責原則來確定賠償責任的承擔。發生交通事故的過錯責任主要在於駕駛員，除非該駕駛員可以證明是車子所有人或者其所在單位，強令其違章駕駛，或者可以證明由於車輛的機械問題導致交通事故的發生。因此在確定賠償責任時應按誰過錯誰承擔的原則承擔。
駕駛員在執行職務過程中如因駕駛員違章駕駛而發生的交通事故的，根據民法的轉承責任原則，駕駛員的過錯責任先轉由僱主車輛所有人或者駕駛員所在單位承擔，但車輛所有人及駕駛員所在單位仍可根據過錯責任原則主張追償。因此，對於駕駛員沒有履行能力的，可先由車輛所有人或駕駛員所在單位承擔賠償責任。對於駕駛員有履行能力的，而且車輛所有人或駕駛員所在單位又有主張由駕駛員承擔賠償責任的，也可把駕駛員列為第三人，直接判由駕駛員承擔責任。這樣既不影響受害人的合法權益的保護，又可減輕追償的訟累。如果車輛所有人或駕駛員所在單位強令駕駛員違章駕駛或者車輛的機械問題而發生交通事故的，由車輛所有人或者駕駛員所在單位承擔賠償責任，駕駛員不承擔責任。如果機動車方無過錯，但根據無過錯責任而承擔的賠償責任，就只能由車輛所有人或者駕駛員所在單位承擔。
受雇駕駛員擅自將車借給他人駕駛，發生交通事故的，無論是因過錯責任還是因無過錯責任而承擔的賠償責任，都只能由肇事駕駛員承擔賠償責任，擅自出借車輛的受雇駕駛員承擔連帶責任。
機動車輛在出租期間發生交通事故，駕駛員有過錯責任的，由駕駛員承擔賠償責任，由出租人和承租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駕駛員沒有過錯的，由承租人和出租人按一定比例承擔賠償責任。
車輛被盜、被搶期間發生交通事故，由盜竊搶劫者承擔賠償責任，車輛所有人因已對該車失去監控，其對發生交通事故無任何過錯，因而不承擔任何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