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的經典案例
⑴ 行政法案例分析,懂的進來!!!
(1)市政府的通告屬於具體行政行為。本案中市政府發布的通告,明確確定只給甲發放定專點標志牌,而該市原僅屬有甲、乙、丙、丁四家定點屠宰場,這就意味著剝奪了乙、丙、丁三家屠宰場的屠宰資格。可見,該通告是針對定點屠宰這一特定的事和甲、乙、丙、丁這一特定的人作出的,侵害了乙、丙、丁三家屠宰場的公平競爭權,屬於典型的具體行政行為。(2)頒發定點屠宰標志牌是行政許可行為,具體而言是屬於資格許可行為,即賦予行政相對人從事某種活動的資格的許可。既然頒發定點屠宰標志牌的行為是資格許可行為,未獲得該牌的企業就不得從事生豬屠宰的經營活動,市工商局、市衛生局就有權據此吊銷其執照與許可證。但本案中,由於市政府的行為違法,所以,工商局、衛生局就不得據此吊銷乙、丙、丁的執照與許可證。
⑵ 行政法案例
1 在本案中,工商登記行為屬於行政許可的范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12條(五)企業或者其他組織的設立等,需要確定主體資格的事項;本案中的是。
2 張某應當承擔有關的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七十八條 行政許可申請人隱瞞有關情況或者提供虛假材料申請行政許可的,行政機關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許可,並給予警告;行政許可申請屬於直接關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事項的,申請人在一年內不得再次申請該行政許可。
第七十九條 被許可人以欺騙、賄賂等不正當手段取得行政許可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行政處罰;取得的行政許可屬於直接關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事項的,申請人在三年內不得再次申請該行政許可;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八十條 被許可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塗改、倒賣、出租、出借行政許可證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行政許可的;
(二)超越行政許可范圍進行活動的;
(三)向負責監督檢查的行政機關隱瞞有關情況、提供虛假材料或者拒絕提供反映其活動情況的真實材料的;
(四)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其他違法行為。
第八十一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未經行政許可,擅自從事依法應當取得行政許可的活動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採取措施予以制止,並依法給予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3 市工商局的行為正確。
⑶ 有爭議的案例
提供一個我們事務所同事辦過的經典案例:
李杏英訴上海大潤發超市存包損害賠償案
原告:李杏英,女,66歲,退休職工,現就聘於上海航空旅行社工作,住上海市雙陽路。
委託代理人:張桂庄,上海市鯉庭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上海大潤發有限公司楊浦店。地址:上海市黃興路。
負責人:駱建中。
被告:上海大潤發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共和新路。
法定代表人:徐仁羽,董事長。
二被告委託代理人:周知明,上海市申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李杏英因超市存包與被告上海大潤發有限公司楊浦店(以下簡稱大潤發超市)、上海大潤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潤發公司)發生財產損害賠償糾紛,向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此案在本轄區內有重大影響,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十九條、第三十九條的規定,決定提審。
原告李杏英訴稱:原告去被告大潤發超市購物時,到該店設置的22號自助寄存櫃處存包,按提示投入1元硬幣。當該硬幣又從退幣口出來的時候,投幣口上方吐出一張印有1250719748數字的密碼條,並見近原告胸口處有一箱門自動打開。原告遂將隨身攜帶的黑色皮包一隻(內有剛領取的旅遊團款4660元和私款650元)、雨傘一把寄存在該箱內,然後進去購物。購物出來後,原告按密碼條的提示輸入密碼,卻打不開箱門,便找大潤發超市的工作人員。在被要求寫下箱內寄存物品的名稱及錢款數額後,工作人員用鑰匙打開原告指認存物的箱門,發現箱內是空的。當晚,原告即報警並留下筆錄。事後原告就此事與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交涉,未果。原告認為,超市要求消費者將自己的財物存入超市設置的自助寄存櫃內,雙方形成的是保管合同關系,超市應當對保存的消費者財物承擔保管責任。由於大潤發超市對自己給消費者提供的自助寄存櫃的安全、可靠性過於輕信,疏於管理,以致原告存入櫃內的錢物遺失。請求判令二被告給原告賠償經濟損失5310元;訴訟費由二被告負擔。
被告大潤發超市、大潤發公司辯稱:原告當天在大潤發超市購物是事實,但購物與存包沒有必然聯系,並非所有的消費者都需要存包。原告提供的密碼條,只能說明存包箱曾被原告打開過,但不能證明原告確實在裡面存放過物品,更不能證明存放的物品是包、傘和巨款。另外,原告使用的自助寄存櫃,是大潤發超市無償提供給消費者使用,以便消費者存放零星物品的,雙方就此形成的是無償借用關系。大潤發超市已經將自助寄存櫃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項以明示的方法告知給消費者。對於消費者攜帶的大件物品、貴重錢物,大潤發超市還設有人工寄存處。現在自助寄存櫃本身沒有損壞,故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對原告所稱的物品遺失沒有過錯,無需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原告的訴訟請求應當駁回。
經庭前證據交換和開庭審理,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確認了下列雙方當事人均無異議的事實:
被告大潤發超市是被告大潤發公司隸屬的企業。
2000年11月1日下午,原告李杏英在被告大潤發超市處購物,並使用該店設置的自助寄存櫃。下午5時30分左右李杏英購物結束後,持該店自助寄存櫃號碼為1250719748的密碼條找到大潤發超市的工作人員,稱其購物前曾將皮包一隻(內裝從原告聘用單位上海航空旅行社剛領取的旅遊團款4660元及個人錢款650元,計5310元)、雨傘一把存入該店22號自助寄存櫃的寄存箱內,現因無法打開箱子,要求解決。大潤發超市工作人員將李杏英指認的箱門打開後,發現裡面是空的。工作人員告知李杏英,其指認的箱門與其所持密碼條顯示的箱門號碼不一致。但是,當工作人員將與密碼條號碼相符的另一箱門打開後,發現裡面也是空的。當晚,李杏英向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分局五角場鎮警署報案。
審理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形成的爭議焦點是:
焦點一:皮包、包內物品和雨傘是否放入自助寄存櫃內。
原告李杏英認為,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其在受聘單位上海航空旅行社領取了旅遊團款4660元後,就乘車於下午4:00左右到被告大潤發超市,時間是連續的,中途沒有輾轉,故應確認其已將上述錢款和物品放入超市的自助寄存櫃內。
原告李杏英為此提交的證據是:
證據1、大潤發超市號碼為1250719748的自助寄存櫃密碼條,以證明李杏英當時確在大潤發超市寄包;
證據2、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分局五角場鎮警署2000年11月1日的詢問筆錄,以證明李杏英確向警署報案,並證明李杏英與大潤發超市的交涉經過。
證據3、大潤發超市的兩份送貨單,以證明李杏英當時確在大潤發超市購物。
證據4、上海航空旅行社的暫支單和上海航空旅行社於2002年8月30日出具的證明,以及證人上海航空旅行社出納俞紅的證詞,以證明李杏英作為上海航空旅行社的業務員,確曾於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在本市中山南路617號615室上海航空旅行社原南市營業部出納處,領取了旅遊團款4660元。
被告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對原告李杏英上述證據的真實性不持異議,但認為這些證據不能證明李杏英將皮包、包內物品和雨傘放入大潤發超市的自助寄存櫃內。
被告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提交了證人大潤發超市原接待課課長徐勤華的證詞,以說明當時原告李杏英向其投訴及處理經過。
焦點二:消費者使用超市的自助寄存櫃存物時,與超市形成何種法律關系?如果消費者存入自助寄存櫃內的物品丟失,超市是否承擔賠償責任?
原告李杏英認為,自助寄存櫃是超市為吸引消費者到其店內購物,同時又要保證其店內貨物安全而設置的,這是因購物而派生出來的保管服務。本案雙方當事人形成的是保管合同關系。現因被告大潤發超市的過錯或者說未盡到管理責任,致使本人寄存的財產丟失,大潤發超市理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被告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認為,大潤發超市為方便消費者購物而向消費者無償提供了自助寄存櫃,雙方就此櫃的使用形成的無償借用合同關系。大潤發超市提供的自助寄存櫃是質量合格產品,大潤發超市也已將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項明確告知給消費者,盡到了告知的法律義務。現有證據只能證明原告使用過大潤發超市的自助寄存櫃,不能證明原告確實將自己的物品放入櫃內,更不能證明原告所稱的物品是在該櫃內丟失的,故大潤發超市無需承擔賠償責任。
為此,被告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提交如下證據:
證據1、證人上海華明電子金屬櫃廠銷售副廠長李鶴鵬的證詞。李鶴鵬出庭陳述,大潤發超市使用的自助寄存櫃是該廠產品。該產品出廠時即標示著「操作步驟」和「寄包須知」,使用的密碼共有十位數,前兩位數表示自助寄存櫃內寄存箱的箱號,後八位數隨機組合,能1億次不重復。各自助寄存櫃內的寄存箱均從左到右排列,號碼從左上方開始,自上而下縱向編號。該產品經中國上海測試中心測試合格,沒有發生過質量糾紛。
證據2、反映大潤發超市在醒目位置公布寄包事項的一組照片。標題為「免費寄包櫃注意事項」的內文是:1、密碼單妥善保管,請勿示人;2、價值超過200元商品、現金、手機、皮包等貴重物品請勿存入;3、自助寄包自存自取,如有遺失概不負責;4、存包不過夜,過夜後果自負。
證據3、大潤發超市的接待課若干工作規定和登記表,以說明大潤發超市對自助寄存櫃的內部管理。規章主要內容有:對由於種種原因無法通過正常輸入密碼打開的箱子,工作人員徵得消費者同意,先填寫應急開箱表格後拿鑰匙當客人面打開,並核對物品是否與消費者描述的相符。
原告李杏英對被告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提交的上述證據真實性沒有異議,但認為其對證人李鶴鵬所述自助寄存櫃的密碼組成方式並不了解,大潤發超市也沒有向其明示過。
針對爭議焦點,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查明:
本案所涉的退幣型自助寄存櫃,是被告大潤發超市於1999年10月從上海華明電子金屬櫃廠購入的。當時共購入24個寄存箱為一組的自助寄存櫃21個,16個寄存箱為一組的自助寄存櫃1個,全部安置在店內。每組自助寄存櫃上,均標有「操作步驟」和「寄包須知」。「操作步驟」的內容為:寄包…1、未關的門關上;2、投幣;3、取密碼紙,勿向他人展示密碼;4、包放入箱內;5、關閉。取包…1、密碼輸入;2、取出物品;3、關門,只能打開箱門一次。「寄包須知」的內容為:1、請使用者看清「操作步驟」和「寄包須知」,不會使用者向管理員請教後再操作,本商場實行自助寄包,責任自負;2、寄包前先將未關的箱門關上,再投幣寄包;3、寄包必須投幣開門,密碼紙妥善保管,供取包使用,密碼只能開門一次;4、現金及貴重物品不得寄存;5、當晚22:00前請取走您的物品。另,大潤發超市在其服務台內,還設有「大件寄物」的服務項目。
本案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到被告大潤發超市進行了現場勘驗。現場勘驗確認,原告李杏英所稱「近胸口處自動打開」的箱門,是22號自助寄存櫃內的3號箱。3號箱密碼條的前二位數應為「03」,而李杏英所持密碼條的前二位數是「12」。經開啟22號櫃的所有寄存箱,密碼條前二位數為「12」的只是第12號箱,該箱位於整組箱櫃的最下邊一層(近腳處)。在現場勘驗過程中,李杏英承認購物當天見到自助寄存櫃上的「操作步驟」和「寄包須知」。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關於雙方當事人的爭議焦點一。綜觀原告李杏英提交的證據,只能證明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其曾在旅行社領取過旅遊團費4660元;間隔1個多小時後,其在被告大潤發超市購物,並使用過該超市的自助寄存櫃。李杏英提交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在使用自助寄存櫃時,曾將內有5310元錢款的皮包等物放入寄存箱內。
關於雙方當事人的爭議焦點二。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是當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條規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並返還該物的合同。」第三百六十七條規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時成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依照上述法律規定,保管合同是實踐合同,即保管合同的成立,不僅須有當事人雙方對保管寄存物品達成的一致意思表示,而且還需寄存人向保管人移轉寄存物的佔有。被告大潤發超市作為一家大型超市,為前來購物的消費者提供了人工寄存和自助寄存櫃寄存兩種存包方式。在大潤發超市的自助寄存櫃上,印製著「操作步驟」和「寄包須知」。通過「寄包須知」中關於「本商場實行自助寄包,責任自負」、「現金及貴重物品不得寄存」的內容,大潤發超市已經把只願將自助寄存櫃提供給消費者使用,不願對櫃內寄存的物品承擔保管責任的意思明白表示給消費者。原告李杏英看到自助寄存櫃上的明示後,仍不用人工寄存而選用責任自負的自助寄存,說明李杏英不願將自己的物品交付給大潤發超市保管,而只願使用該超市的自助寄存櫃暫時存放。因此,雙方當事人沒有達成保管合同的意思表示。另外,李杏英按照自助寄存櫃的操作步驟,通過「投入硬幣、退還硬幣、吐出密碼條、箱門自動打開、存放物品、關閉箱門」等人機對話方式,直接取得對自助寄存櫃的使用權,實現了存放物品的目的。這一過程中,李杏英的物品沒有轉移給大潤發超市佔有,大潤發超市也沒有收到李杏英交付保管的物品。李杏英只是藉助使用自助寄存櫃繼續實現對自己物品的控制和佔有,而大潤發超市由於沒有收到交付的物品,也無法履行保管職責。他們之間不存在保管合同成立的必備要件??保管物轉移佔有的事實。因此,雙方當事人就使用自助寄存櫃形成的不是保管合同關系,而是借用合同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經營者應當保證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要求。對可能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商品和服務,應當向消費者作出真實的說明和明確的警示,並說明和標明正確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發生的方法。」被告大潤發超市通過印製「操作步驟」和「寄包須知」,已經將自助寄存櫃的正確使用方法告知消費者,對可能危及消費者財產安全的事項作出真實的說明和明確的警示。根據證人李鶴鵬的證詞以及當時自助寄存櫃箱門沒有被撬痕跡等情況,可以認定大潤發超市的出借物無瑕疵並具備應有的使用效能。對無償借用給消費者使用的自助寄存櫃,大潤發超市已經盡到了經營者應盡的法定義務。合同法第五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第六條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現場勘驗證明,原告李杏英持有的密碼條所對應的櫃箱,與李杏英指稱其放置皮包的櫃箱不一致。在此情況下,李杏英既不能證明其確曾將所稱錢款放入自助寄存櫃內,也不能證明其所稱物品的遺失是自助寄存櫃本身存在的質量問題造成的,更不能證明其所稱物品的遺失是大潤發超市在提供寄存服務中的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所造成。因此,李杏英要求大潤發超市和被告大潤發公司承擔其所稱物品遺失的賠償責任,缺乏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難以支持。
綜上,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於2002年10月10日判決:
對原告李杏英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費222元,由原告李杏英負擔。
一審判決後,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又向當事人指出:當前,許多超市除了向消費者提供人工寄存服務以外,還推出智能化自助寄存櫃服務。這本是一件既方便到超市購物的消費者,又為超市節約經營成本的好事。但由於自助寄存櫃服務是現代經營理念和新技術的產物,它突破了傳統的保管寄存范疇,在商家與消費者之間形成了新型的借用關系,由此引發本案這起因消費者使用自助寄存櫃而產生的糾紛。在本案中,被告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雖然勝訴,但有一點需要說明:相對消費者來說,經營者占據著資金雄厚的優勢,是強者,理所應當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以人為本的服務,盡最大可能「讓消費者滿意、使消費者放心」,這是現代經營者應當自覺遵循的經營宗旨。就本案來說,如果超市能將「自助寄存櫃」改變一下名稱,使其更體現因使用該櫃而在超市和消費者之間形成的借用關系,則能減少誤解;如果自助寄存櫃的寄存箱和密碼條上能明確顯示箱號,則可能避免消費者錯拿錯放物品;如果超市能利用現有技術在自助寄存櫃前安裝電子監控設備,則原告所稱遺失的物品是否放入了寄存櫃內,如果放入是被何人取走以及如何取走的等問題,就會一目瞭然。超市不應該滿足於已將注意事項用文字明示給消費者,還需不斷提升服務水平,加強對智能化自助寄存櫃的管理,使其更趨完善,力爭為消費者營造一個更加方便、安全、舒適的服務環境。
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這一建議,被告大潤發超市和大潤發公司誠懇接受,表示一定從此案中吸取教訓,切實提高對消費者的服務水平。
第一審宣判後,雙方當事人沒有提出上訴,一審判決發生法律效力。(完)
⑷ 行政法案例及案例分析 1500字
訴訟時效中斷的認定——山東日照中院判決韓幫峰與聖公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 發布時間:2009-09-25 08:30:48裁判要旨 債權人在訴訟時效期間內向債務人住所地送達債權催收通知,債務人處無人簽收能否引起訴訟時效的中斷,應當從訴訟時效的立法目的來理解。 ■案情 山東省日照市聖公實業有限責任公司(下稱「聖公公司」)分4次向農行日照市東港區支行借款50萬元,第一筆20萬元期限自1997年1月8日至同年12月8日,第二筆10萬元自1997年2月27至同年12月27日,第三筆10萬元自1997年5月30日至1998年11月30日,第四筆10萬元自1997年9月28日至1999年3月28日。 第一、第二筆借款到期後,雙方協商展期至1998年11月8日。東港支行於1998年12月10日對上述兩筆借款進行了催收;1998年11月30日,對第三筆借款進行了催收;1999年11月20日,對第四筆借款進行了催收。2001年4月21日、2003年4月15日、2004年4月28日,東港支行三次向聖公公司送達了公證借款催收通知書。2002年12月,聖公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2005年12月,農行嵐山支行(由東港支行嵐山辦事處變更)與第三人韓幫峰簽訂債權轉讓協議,將50萬元債權轉讓給韓幫峰。2006年2月,嵐山支行向聖公公司送達了債權轉讓通知。 因聖公公司未還款,債權人韓幫峰起訴至山東省日照市嵐山區人民法院,要求聖公公司償還借款50萬元。聖公公司辯稱,被訴主體已不存在,且原告的請求已超過訴訟時效,應駁回訴訟請求。 ■裁判 日照市嵐山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東港支行與聖公公司簽訂的四份借款合同均合法有效,聖公公司應按借款合同約定履行還款義務。嵐山支行將債權轉讓給韓幫峰並履行了通知義務,該轉讓行為有效。在債權轉讓前,原債權人均在兩年內進行了催收,未超過訴訟時效。聖公公司系被吊銷營業執照,仍具備法人資格,應承擔民事責任。遂判決:聖公公司償還韓幫峰借款50萬元。 聖公公司不服,提出上訴,請求駁回韓幫峰的訴訟請求。 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前三筆借款到期後,債權人的催收行為均已超過兩年訴訟時效。第四筆借款於1999年3月28日到期,債權人於1999年11月20日、2001年4月21日進行了催收,引起訴訟時效中斷。聖公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後,未辦理注銷工商登記手續,此後該公司的經營處於非正常狀態,債權人於2003年4月15日、2004年4月28日向聖公公司送達催收通知書,說明其有主張權利的意思表示,因該公司無人簽收致使意思表示未到達聖公公司的責任不應由債權人承擔,應當認定債權人該兩次催收行為能夠引起訴訟時效的中斷。2006年2月,嵐山支行及韓幫峰將債權轉讓通知送至聖公公司法定代表人,引起訴訟時效中斷,自此時至韓幫峰起訴,該筆債權未超過訴訟時效。遂判決:撤銷(2007)嵐民二初字第306號民事判決;聖公公司償還韓幫峰第四筆借款10萬元;駁回韓幫峰其他訴訟請求。 ■評析 債權人在訴訟時效期間內向債務人住所地送達債權催收通知,債務人處無人簽收能否引起訴訟時效的中斷,應當從訴訟時效的立法目的來理解。訴訟時效制度設計的首要目的是為了督促權利人積極行使自己的權利,進而加速社會經濟流轉,促進經濟社會生活的便捷、高效;另一目的是保護義務人,考慮歷時很長的請求權所產生的舉證困難的問題,因此賦予義務人以時效抗辯,允許其在法定期間之後可以拒絕履行。 應當看到,後一立法目的的實現是建立在權利人怠於行使自己權利的基礎上,從而以時效制度來促進權利義務關系的穩定。本案中,韓幫峰在訴訟時效期間內到聖公公司住所地進行債權催收,足以表明其並未怠於行使自己的權利。聖公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後,經營處於非正常狀態,對債權人2003年4月15日和2004年4月28日送達的催收通知書,因無人簽收該致使意思表示未到達該公司這一事實,韓幫峰既無過失,也非故意,其主張權利的意思表示未到達聖公公司的責任不應由債權人承擔。故二審法院認定,債權人該兩次催收行為能夠引起訴訟時效的中斷,第四筆借款應予償還。 本案案號為:(2007)嵐民二初字第306號;(2008)日商終字第77號 案例編寫人:山東省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 張寶華 李 紅
⑸ 行政法案例分析
問題1:一般程序(數額大)問題2:1,一般程序,是兩人執法,處罰決定書,還有筆錄等用來證明事實。行政訴訟是舉證責任倒置,由被告行政機關證明自己行政行為的合法性。2單就本案來看,適用簡易程序是錯誤的,無法反駁。3,3000元不能當場收繳這是違法的,也不能反駁。王某承認賭博的詢問筆錄如果系合法取得應選,這可以證明被告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問題3你拒絕說明身份和住所而收繳罰款這不會導致收繳罰款。罰款是對你聚眾賭博這個行為做出的行政處罰,且3000元依據治安處罰法是不能被當場收繳的。
⑹ 行政法的案例
可以啊!沒問題啊!而且行政訴訟的證明責任在行政機關一邊啊!
⑺ 求一些行政法學方面的案例
我的行政法作業,剛剛做完的,呵呵
題目1:王某(高中學歷),通過假造大專文憑取得中山大學研究生入學考試資格,並通過考試。之後王某完成學業並已工作兩年。畢業9年後因人舉報其大專文憑為假冒,中山大學撤銷其碩士文憑。王某以中山大學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問:1、分析中山大學撤銷其學位的行為的性質;2、你認為訴訟結果應該是什麼樣子?
答:
中山大學撤銷其學位的行為的性質分析:
首先,關於中山大學撤銷其學位這一行為的性質,我認為應該是行政行為。我國學界對於行政行為的定義有許多學說,其中的通說「公法行為說」這樣定義行政行為:「所謂行政行為是享有行政權能的組織運用行政權力針對相對人作出的,具有法律效果並且表示於外部的法律行為。」[①]中山大學是我國的公立學校,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以下簡稱《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以下簡稱《高等教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以下簡稱《學位條例》)的授權,取得行政主體資格;其次,中山大學做出的撤銷學位的行為,是經過行政法規授權的行政行為;再次,學校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是一種行政法上的特別權力關系[②],中山大學與王某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特殊的行政法律關系;最後,中山大學所做這一行為起到了撤銷王某學歷的行政法上的效果。故而中山大學撤銷王某碩士學歷這一行為是行政行為。
其次,關於中山大學撤銷王某學位這一行為是屬何種行政行為,我認為是針對錯誤行政行為的一種補救性行政行為,是行政主體通過行政權作用對行政違法所造成的後果予以彌補和恢復,目的是使被違法行為破壞的法律關系或行政秩序恢復到原有狀態。具體而言,是指行政主體恢復或責令相對人恢復被非法破壞的行政法律關系或行政狀態,如對已作出的行政行為進行撤銷或認定無效,以及責令當事人改正違法行為、賠償損失或返還財產等。所以,本案件中中山大學撤銷學位的行為就屬這一類。但中山大學的這一行為很容易被誤認為是行政懲罰行為,因為王某因這一行為得到了「懲罰」。然而我國《行政處罰法》規定,行政處罰包括(1)警告、(2)罰款、(3)沒收違法所得或非法財物、(4)責令停產停業、(5)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和執照、(6)行政拘留、(7)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中山大學的行為不屬前六種行為,也不屬於第七種行為,因為我國法律法規沒有關於撤銷學位的行政懲罰方式。
綜上,中山大學撤銷王某碩士學位的這一行為的性質是針對錯誤行政行為的一種補救性行政行為。
我認為合理的訴訟結果:
我認為,法院應該判定王某勝訴,中山大學重新確認給王某頒發的碩士學位有效。
因為首先,中山大學不能對王某作出撤銷其學位證書的處理。《高等教育法》第19條第2款關於報考人資格,首先確立了一個基本標准--學歷標准,即只要是本科畢業生均可報考碩士研究生。這主要考慮到非本科畢業生一般不具備接受碩士研究生教育所必須的知識和能力,倘若允許其報考並接受研究生教育,會造成有限的高等教育資源的浪費。但是《高等教育法》又規定了只要達到與本科畢業生具有相同學問的人或者說與其有同等學力者,均可報考碩士研究生,不論其學歷如何。王某在研究生入學考試中順利通過並完成學業,足以證明其與本科畢業生有同等的學力。中山大學這一做法違反了《高等教育法》的立法意圖。並且,中山大學所作的這一行為是依據《學位條例》的規定,其法律效果作用於王某的受教育權。而公民的受教育權是憲法規定的一項基本權利,根據法律保留原則,對公民基本權利的處分必須由法律規定,而《學位條例》是行政法規。中山大學的這一行為有違法律保留原則。
其次,中山大學沒有必要對王某作出撤銷其學位證書的處理。因為即使認定中山大學錄取王某和王某獲得入學資格、學位證書的行為是錯誤的,但由於王某在報考研究生時的詐欺行為,致使中山大學對其作出了授益行政行為--錄取行為,使其獲得了入學資格並取得了學籍。如果說在錄取行為發生時,在王某剛入學或剛獲得學籍時,王某的學問沒有達到大專或與本科畢業生相同程度的話,那麼,當王某入學後經過研究生階段的努力學習,最終獲得研究生畢業證書之時,王某的學問已經超過大專、本科而達到碩士研究生教育所要求的學業標准。這時,其先前產生的錯誤已不存在。
所以,法院應判決中山大學撤銷王某學位的行為無效。
題目2:武漢足球隊「光谷建設」因故被中國足協開除,對此不服,將中國足協告上法庭,提起行政訴訟。問:行業協會(NGO)可不可以作為行政被告,應如何起訴?
答:
行業協會(NGO)可不可以作為行政被告?
在我國,行業協會是近些年來開始得到迅速發展的。在中世紀的歐洲,行會章程是作為極為重要的法律淵源得到適用的。關於行業協會是否可以作為行政被告,首先需要認定其是否有行政主體資格。我認為,中國足協具有行政主體資格,其得到了法律的授權,可以作為行政被告。我國《體育法》第31條第三款規定,全國單項體育競賽由該項運動的全國性協會負責管理。《行政訴訟法》第25條第四款規定:「由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該組織是被告。」並且,中國足協與武漢足球隊的關系是行政上的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其對武漢足球隊做出的行為是屬行政處罰行為。而學理上對此有這樣認定:「由法律、行政法規授權的組織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該組織是被告。」[③] 綜上,此案件中,中國足協是可以作為行政被告的。
應如何起訴?
如上所述,中國足協可以作為行政被告,就應該對其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法院判決中國足協撤銷其開除武漢足球隊的行政處罰。
註:有人認為,《中國足球協會章程》第56條規定,會員協會、注冊俱樂部及其成員,應保證不得將他們與本會、其他會員協會、會員俱樂部及其成員的爭議提交法院,而只能向本會的仲裁機構——訴訟委員會提出申訴;並且《中國足球協會超級聯賽委員會章程》第十八條規定,受到處分的會員可以並只能向中國足球協會訴訟委員會提出申訴,由中國足球協會訴訟委員會作出的裁決為最終裁決。所以武漢足球隊不能向法院提起。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因為雖然武漢足球隊加入了中國足協,接受了《中國足球協會章程》和《中國足球協會超級聯賽委員會章程》,要受到其約束。但是此時武漢足球隊已經被開除,不再受這兩部章程的約束;而且這兩部章程中的上述規定違反了我國法律的規定,應當認定其沒有法律效力。所以依據兩部章程認為武漢足球隊不能對中國足協提起行政訴訟的說法是錯誤的。
⑻ 有關行政法的案例,有沒有人可以分析一下。
個人認為這個應該是不予受理,因為被告不適格,法院無權自行變更被告,記住,司法權是被動的原理。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六、審理與判決
第四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裁定駁回起訴:
(一)請求事項不屬於行政審判許可權范圍的;
(二)起訴人無原告訴訟主體資格的;
(三)起訴人錯列被告且拒絕變更的;
(四)法律規定必須由法定或者指定代理人、代表人為訴訟行為,未由法定或者指定代理人、代表人為訴訟行為的;
(五)由訴訟代理人代為起訴,其代理不符合法定要求的;
(六)起訴超過法定期限且無正當理由的;
(七)法律、法規規定行政復議為提起訴訟必經程序而未申請復議的;
(八)起訴人重復起訴的;
(九)已撤回起訴,無正當理由再行起訴的;
(十)訴訟標的為生效判決的效力所羈束的;
(十一)起訴不具備其他法定要件的。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補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期間責令補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間已經補正或者更正的,應當依法受理。
這個解釋在最後作了寬限規定,似乎我的答案也不是很完全,但是只有受理後才發現不符合條件的才會駁回起訴。
您的意思是法院在受理時所作的只是形式審查,但是形式審查不可以阻卻適格審查,也就是說,形式審查之中是要求是格審查的;另外行政訴訟涉及司法權對行政權的有限規制,這也是其不同於其他兩類訴訟之處,這就要求在司法審查行政時,要慎之又慎,否則會出現司法權侵害行政權。
還有如果真得如您所說的「貌似被告」存在,那麼就會對我國的司法資源造成極大的浪費。
歡迎繼續討論。
⑼ 行政法案例
不當之處:
1.違反了行政處罰需兩名以上執法人員進行的規定:本案只有乙個人作出;
2.違反了不得因當事人陳述、申辯而加重處罰的規定:本案乙因甲申辯而加處了100元罰款;
3.違反了行政處罰的罰繳分離原則:本案在不符合代收代繳的情況下,乙直接收了錢。
有關規定見《行政處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