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訴訟法的重大修改和調整

Ⅰ 我國刑法、民商法、行政法、三大訴訟法及仲裁法的調整對象及原則

刑法調整對象是刑事法律關系。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是罪行法定原則、罪版責行相適應原則和法律面權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1.罪行法定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
2.罪責行相適應原則：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的輕重相適應。
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對於一切人的合法權益都要平等地加以保護，不允許有任何歧視。民商法調整對象是民商事法律關系。根民商法的基本原則主要包括平等原則、意思自治原則、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以及綠色原則。行政法調整行政法律關系，原則包括依法行政原則、行政合理性原則、程序正當原則、誠信原則、高效便民原則、監督與救濟原則。訴訟法調整對象是訴訟法律關系，原則包括平等原則、同等原則和對等原則、法院調解自願和合法的原則、辯論對抗性原則、處分原則、支持起訴原則、檢察監督原則。

Ⅱ 為什麼修改三大訴訟法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進程的不斷完善，3大訴訟法在運用中遇到了許多新的問題。應該不斷修改完善，
長久以來，我國的法律是在「發展中規范」，這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對法的要求，現在通過不斷修改法律，以達到「規范中發展」的良好效果。

Ⅲ 三大訴訟法近三年有哪些重大修改或調整的地方

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作為我國重要的三大訴訟法,已經連續兩次進入全國人大常委會5年立法規劃。近日,有消息透露,三大訴訟法即將進行修改完善。
三大訴訟法涉及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保障人民權利、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利劍,此次修改的側重點何在?對於推動我國的民主法治進程有何影響?《法制日報》記者采訪了相關領域的權威專家和參與法律修改討論的權威人士，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分析。
修改行訴法有望解「民告官」之難
盡管行政訴訟法已實施20餘年,但「民告官」之路走得並不順暢。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法室人士透露,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啟動對行政訴訟法的修改工作。
行政訴訟法應在哪些方面進行修改?《法制日報》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
擴大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關於行政訴訟的目的和功能,需要重新定位。增加化解行政爭議、解決行政糾紛的有效辦法。」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據了解,我國在制定行政訴訟法時,出於多方面考慮,對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作了較為嚴格的限制。行政訴訟法採用了兩種方法規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圍:一是概括式,即對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圍作出原則、統一的規定；二是列舉式,即對法院應該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從行政行為的角度加以列舉。行政訴訟法界定行政訴訟范圍的標准有兩項:一是具體行政行為標准,二是人身財產權標准。
馬懷德認為,實踐證明,採用上述方式和標准規定行政訴訟的范圍,在客觀上限制了法院的受案范圍,也限制了原告的訴權,對保障公民、組織的正當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維護行政法治秩序均很不利,有必要對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規定作必要調整。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
事實上,在現實中,一些以規范性文件(紅頭文件)侵犯公民權益的事情時有發生。
「起草行政訴訟法時,考慮到訴訟對象如果不受任何限制不現實,所以用了一個概念——具體行政行為,規定只有具體行政行為才可以被訴。具體行政行為以外的抽象行政行為,比如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政府規章等不可訴。」馬懷德說。
馬懷德認為,按照現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相對人對抽象行政行為不得提起訴訟,只能通過其他監督途徑解決違法實施抽象行政行為的問題。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目前其他的監督機制很難有效地發揮作用。隨著抽象行政行為逐漸增多,違法實施抽象行政行為的問題日趨嚴重。而且抽象行政行為是針對普遍對象作出的,適用的效力不止一次,具有反復性,加之層次多、范圍廣的特性,其產生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具體行政行為。如果人民法院不能受理對違法抽象行政行為提起的訴訟並予以撤銷,就有可能導致不當抽象行政行為造成的侵害在一定范圍內連續發生,使更多的相對人蒙受損失。從這個意義上說,抽象行政行為比具體行政行為更具有危險性和破壞力,因此,更有理由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行政訴訟范圍。
除抽象行政行為外,馬懷德提出,還有兩類行政行為也需要納入立案標准:內部行政行為。因為內部行政行為針對的對象比較廣泛,公務人員都是受內部行政行為約束和規范的對象,如果這類行為一旦發生違法或者錯誤,可能造成公務員合法權益的損害,所以有必要納入訴訟范圍進行監督。還有就是行政機關的其他行為,包括行政指導、行政合同等。
「現在亂發紅頭文件的現象比較普遍,也很少受到有效的法律約束。20年前制定行政訴訟法時,可能並沒有意識到紅頭文件可能成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合法權利的載體和形式,而且當時認為很多紅頭文件是行政執法的依據,也不宜納入訴訟范圍。但現在看來,中國法制建設經過20年突飛猛進的發展,特別是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意識的增強,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已經基本上受到各方面法律的約束。但是對抽象行政行為的監督約束制度並不健全和完善。所以亂發紅頭文件的現象還比較普遍,人大監督、社會監督以及新聞媒體的監督還都不夠常態化,沒有形成有效的制度約束。所以,我主張盡快建立對抽象行政行為可以提起訴訟的制度,以此來約束紅頭文件。」馬懷德說。
修改行政訴訟法方便起訴
不久前,媒體報道的一則消息引起社會關注。湖北省的一位老人發現,在無任何法律依據條件下,自己的檔案被湖北省黃岡市糧食局於2006年12月轉移至該市勞動保障事務代理服務中心「死亡人」檔案,宣告其死亡。這位老人將相關單位告上法院。
庭審中,黃岡市糧食局並不否認這位老人被打入「死亡檔案」一事,但該局以糧食局不是侵害主體和構成侵害名譽權民事責任要件缺失為由,請法院駁回該老人的訴訟請求。
據此,黃岡市黃州區人民法院認為這位老人起訴證據不足,一審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馬懷德認為,由於我國行政機關林立、層次復雜,存在大量的內部機構、臨時機構、聯合執法機構、派出機構和法律法規授權組織,如何確定這些主體的訴訟地位是一大難題。
「應該通過行政訴訟法修改,完善行政案件的審判體制和管轄制度,依法保證人民法院能夠依法獨立行使行政審判權。現在行政訴訟中出現了立案難、訴訟難、審理難等一系列問題。作為行政機關的被告可能會對法院實施干預,會出現拒不答辯、不提交答辯狀、拒不出庭、不應訴或者通過各種方式給法院施加壓力等情況。所以要通過改革行政審判體制或者從技術上作改動,比如地方上探索的交叉管轄、異地管轄等措施,也都可以在修改行政訴訟法中加以體現。」馬懷德說。
修改程序利於化解執行難
據了解,除了起訴難外,執行難也是讓許多人把「民告官」視為畏途的原因之一。
馬懷德認為,長期以來,行政判決裁定的執行難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被告作為行政機關敢於抗拒法院的裁判。目前法律規定「罰款」和「向行政機關提出司法建議」等執行方式遠不能解決所有執行難問題。為此,這需要通過修改行政訴訟法的方式予以解決。
「在修改行政訴訟法時,應該不斷完善行政訴訟程序。其一,根據行政訴訟法實行20多年的經驗,將有些制度做一些反思並加以有效處理。比如行政訴訟可以通過協調來解決爭議。其二,提高審判效率,對一些爭議不大的案件可以通過簡易程序進行。其三,判決方式的種類需要在修改法律時進一步明確。其四,增加行政判決的執行力。我們主張在修改行政訴訟法時,增加相關追究行政機關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的法律責任。過去,如果拒不執行法院判決,會對行政機關進行罰款,我認為應該將這個罰款轉移給行政機關的首長。」馬懷德說。
如何走出「民告官」困境
馬懷德認為,行政訴訟法實行20年來即將面臨第一次修改,這是走出「民告官」的諸多困境、促進法治政府建設的一大契機。
「上述提到的行政訴訟法修改的幾大方面就是為了讓原告在行政訴訟案件的起訴中能夠更加便捷,法院在審理中能夠排除一些障礙、更加公正地審理這些案件,使得判決能夠執行,都是為了讓『民告官』逐步走出困境。」馬懷德說,行政訴訟是在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司法監督途徑,也是保障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重要訴訟渠道。
「從行政訴訟法實行20年的歷史看,行政訴訟法對促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相信,如果有一個完善的行政訴訟制度,特別是將所有爭議都納入行政訴訟解決途徑這一有效渠道的話,可以化解大量的官民爭議,同時也可以提高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水平,最重要的是能夠救濟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特別是對於受到行政行為侵害的原告而言,能夠通過行政訴訟獲得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獲得權益的保障。」馬懷德說。
刑訴法修改或涉及銜接律師法
對話人
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田文昌
《法制日報》記者 趙 麗
對話動機
刑事訴訟法到底怎麼修改、要遵循怎樣的原則修改才能真正完善刑事訴訟制度,推進法治進步,是問題的關鍵。為此,《法制日報》記者與曾多次參與刑事訴訟法修改討論的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田文昌律師進行對話。
對話
記者:現階段執行的刑事訴訟法實行多年,法律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討論對其進行修改的?
田文昌:大概是在三四年前,不論是專家學者還是實務界人士,都提出現階段執行的刑事訴訟法需要修改。所以,應該可以說關於刑訴法的修改工作近年來一直在進行,屬於在修改的過程中,只是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一直沒有出台。
記者:因為什麼原因沒有出台?
田文昌:主要是其中涉及的一些問題一直沒有定下來,有些是存在爭議的問題,有些還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據我了解,今年刑訴法的修改是被列入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程中,表示修改的刑訴法今年要正式出台,所以現在有關部門又開始加緊步驟進行討論和起草。
記者:此次刑訴法修改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田文昌: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有一點就是為了和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律師法相銜接。其實在律師法起草、出台之前,律師法的法律法規中所主要體現的問題,在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討論過程中都涉及到了。但是,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並沒有像預期那樣先於律師法出台,反而是律師法先出台。從而導致原本想在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中體現的部分問題,在律師法中體現出來了。
記者:有些問題既然在律師法中已經做出了相應規定,為何又要在刑事訴訟法中進行修改?
田文昌:因為律師法在很多方面和刑事訴訟法還是存在一定的區別,另外,律師法出台後,本身也存在一些爭論。所以,下一步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將律師法和刑事訴訟法相協調,也就是說,律師法中的一些相關內容應該體現到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中去。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目前參與刑事訴訟法修改討論的各方主要關注哪些問題?
田文昌:不能強迫被告人自證其罪是現在大家關注得比較多的問題,這個問題與沉默權有關系。另外,證人出庭的問題、律師會見與閱卷的問題、關於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八條辯護人偽證罪的問題、非法證據排除問題也比較受關注。
記者:去年,兩高三部出台關於排除非法證據的「兩個規定」。最近,有報道稱,此次刑訴法修改可能將「兩個規定」上升為正式的法條。
田文昌:兩高三部的關於非法證據排除的相關規定出台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實踐中,還有一些問題很難落實,比如排除非法證據的舉證責任還不明確。現在需要解決的是,怎樣進一步落實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因為這將直接影響案件的正確判決。
記者:除了備受關注的非法證據排除問題外,還有哪些問題是此次刑訴法修改亟待解決的問題?
田文昌:目前,專家學者們都認為證人出庭問題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在全世界范圍內均存在,如果證人不出庭,那麼證據就屬於傳聞證據,傳聞證據是沒有辦法質證的。還有一個就是二審開庭的問題。現在二審只是進行書面審理。我們認為,如果二審不開庭審理,就不能稱之為審判,是屬於審查活動。因為審判有幾個最基本的要素,比如質證、辯論、交叉訊問等,如果這些環節都不存在,那就失去了法庭審理的基本特徵。同時,大家討論很多的,還有訊問嫌疑人(被告人)時代理律師在場權問題。
記者:您對此次刑訴法修改有什麼建議?
田文昌:關於司法鑒定的啟動權問題是我在上次刑訴法修改討論時特別提出來的。現階段,我國只有控方公訴機關有司法鑒定的啟動權,被告人方面沒有司法鑒定的啟動權。所以,作為律師,我們呼籲也要給辯護方司法鑒定的啟動權。
如果控辯雙方都做出了自己的司法鑒定,那麼司法鑒定人在庭審過程中就必須出庭進行質證,最後由法庭來認定司法鑒定的准確性等相關問題。
民訴法修改應注重製度協調
對話人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潘劍鋒
《法制日報》記者 任雪
《法制日報》實習生 趙晨熙
對話動機
據了解,2007年,民事訴訟法進行了首次修改,那麼,此次修改將側重哪些方面?可以解決哪些問題?《法制日報》記者就這些問題與參與此次民訴法修改的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潘劍鋒進行對話。
對話
記者:據了解,在2007年,民事訴訟法進行了首次修改,但修改內容不多。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再次啟動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工作。請談談您對此次修改的看法。
潘劍鋒:總體來說,現行的民事訴訟法有點兒落伍,不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因此對其進行相應的修改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對公益訴訟和小額標的、小額資金的訴訟沒有進行相應的規定,但是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公益訴訟、小額標的案數量較多,因此必須對此進行相應的規定,才能更好地解決此類訴訟問題。
此外,現行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大多比較概括,而且在操作制度方面也有些落後,比如像簡易程序和證據方面的規定都比較籠統,但實際情況是有大量案件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因此,2003年出台了有關簡易程序的司法解釋。此次民事訴訟法的修改應對其進行細化,簡易程序判決書的製作、調解工作的進行以及簡易程序的審理過程等問題都應加入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
記者:此前有消息稱,此次民事訴訟法修改的核心是強化對當事人的訴權保障,強調解決當事人起訴難、收集證據難、申訴難等問題。對此,您如何看待?
潘劍鋒:我比較關注起訴難、取證難和執行難等問題。拿起訴來說,這次的修改要降低起訴門檻、降低起訴的難度。現行民事訴訟法中的起訴要件,在一些方面其實等同於裁判要件,而實際上,裁判要件的規定比起訴要件高,所以說現在起訴的門檻較高。因此,此次修改要對這部分內容進行修正,分清起訴要件和裁判要件,降低起訴門檻。
記者:還有人提出,應該在民事訴訟法中體現救濟的內容。
潘劍鋒:在2007年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修改時,就已經重視、加強救濟問題了。我個人認為,在修改中增多救濟和注重對救濟的修改是很好的。我認為,此次對救濟作進一步修改,應該細化申請復議程序,比如對申請復議的條件、法院的決斷等,都要做出明確細致的規定。
記者:在您看來,現行的民事訴訟法中,有哪些是迫切需要修改的?
潘劍鋒:我認為迫切需要修改的地方就是加入防止惡意訴訟的制度。從目前來看,惡意訴訟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有些當事人不夠誠信,通過訴訟損害國家、社會或者第三方的利益；還有一些人實際並不以訴訟為目的,而是通過訴訟來為自己牟利。這些行為都屬於惡意訴訟行為。但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對此沒有作任何規定,因此不利於處罰、制止這種行為。
另外,現行的民訴法對於證據運用的程序規定還不夠細致,因此,此次修改應對證據取得、證據的審查、證據的判斷等方面進行細化、完善。
記者:此次民事訴訟法修改是否存在一些難點?
潘劍鋒:我認為難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就是像惡意訴訟這樣的新制度,比較難出台。因為我們以前並沒有明確的規定,也沒有這樣的經驗,所以在制定方面會存在一些難度。還有一個難點,就是要做好制度與制度之間的銜接、協調。單單完善和修改一個制度並不難,但是要想做好制度間的相互融合、協調比較有難度。比如像一審、二審和再審的關系,一審是必要性程序,而再審則是補定性程序。現在規定應該是一起訴訟如果進行了再審,就不應該再回到一審。但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再審發現問題後,還是打回到一審程序,這其實是不合理的。這就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總結經驗,並參考和結合其他的制度法規。
記者:您希望民事訴訟法修改應遵循怎樣的原則進行?
潘劍鋒:我希望對民事訴訟法進行整體地、細致地修改,讓原有的制度更加完善,更富操作性；對原來沒有的制度,也要增加進去,豐富內容,並且要做到制度間的協調,不要出現相互矛盾的地方。
記者:目前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工作進行到什麼階段?
潘劍鋒:現在還只是最初的階段,草案還沒有出來。我認為最早也是在今年10月提交草案,之後逐步進行。(記者杜曉
實習生李媛)

Ⅳ 此次行政訴訟法的修改有何重要意義

北京1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行政訴訟法的決定，對這部和百姓息息相關的「民告官」法做出了重要修改。
一：受案范圍擴大
【修改】將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或者限制競爭的，違法集資、攤派費用的，沒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會保險待遇的等行政行為納入了受案范圍。
【意義】經過20多年的實踐，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已經不僅僅限於人身權和財產權，權利范圍在單行法中不斷擴大。「這是這部法在制度建設上的一個進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敬波認為，擴大受案范圍是總體趨勢，進一步明確列舉可訴具體行政行為的情形，可以避免法院借口法律沒有明確規定而不予受理。
二：行政機關不得干預、阻礙法院立案
【修改】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干預、阻礙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意義】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長龍非認為，雖然這是一個宣示性的條款，但把這個要求寫進來，體現了在行政訴訟中對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保障。這是四中全會精神在行政訴訟法修改中的一個重要體現和具體化。
「當然，要讓這一規定得到真正的落實，我們期待下一步還會有更具體的制度來配套完善，使之具體化。」龍非說。
三：可口頭起訴
【修改】起訴應當向法院遞交起訴狀，書寫起訴狀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起訴。
【意義】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巋認為，這一規定方便了當事人行使訴權。「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老百姓更希望採用口頭方式起訴。這種做法在實踐中操作性較強。但不論是口頭還是書面，起訴都要符合條件，如有明確被告、基本事實等。」沈巋說。
四：應當登記立案
【修改】法院在接到起訴狀時對符合規定的起訴條件的，應當登記立案。不能當場判定的，應接收起訴狀，出具書面憑證，七日內決定是否立案。
【意義】「這樣做減少了對原告起訴的阻礙。」龍非說，以前立案很大程度上是實體審查，以後法院立案主要是對原告的起訴是否符合形式要件要求進行判斷。新規定同時要求法院要對當事人不清楚的地方進行釋明，給予指導。雖然會給法院增加工作量，但這是對當事人訴權的一種保護。
五：起訴期限延長到「六個月」
【修改】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應當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作出行政行為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
【意義】修改後的行政訴訟法延長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作為原告的起訴期限，由現行的行政訴訟法當中的三個月延長到了六個月，並且對一些特殊情況，都做了比較明確的規定。這樣就可以給原告更多的時間來提起訴訟。
六：行政首長出庭
【修改】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託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
【意義】修改後的法律把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這也是特別強調，老百姓告官要見官。雖然由誰到法院去應訴，並不是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但是通過這種行政首長出庭應訴的方式，一方面可以緩解官民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利於案件的解決。
七：可跨區域管轄
【修改】經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審判工作的實際情況，確定若幹人民法院跨行政區域管轄行政案件。
【意義】行政審判面臨的症結性問題就是行政的干預。一些基層法院人、財、物受制於地方和行政機關，導致一些案子不能判、不好判、不敢判。這次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決法院的「地方化」問題對公正審判造成的影響，從體制層面給行政審判注入了一劑十分有效的「強心針」。
八：不執行可拘留行政機關直接責任人
【修改】行政機關拒絕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的，增加規定「社會影響惡劣的，可以對該行政機關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拘留」。
【意義】這一規定對於促進執行還是比較有力度的，雖然有『社會影響惡劣』的限制，實踐中可能會慎重使用這個手段，但是拘留還是有一定威懾力的。
九：復議機關是共同被告
【修改】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的，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和復議機關是共同被告；復議機關改變原行政行為的，復議機關是被告。
【意義】實踐中復議機關為了不當被告，維持原行政行為的現象比較普遍，導致行政復議制度未能很好發揮作用。「這一修改有利於改變長期以來行政復議因許多地方和部門復議機關做『維持會』而導致復議公信力嚴重下降的現實困境。
十：明確提出要解決行政爭議
【修改】修改後的法律在立法目的中增加「解決行政爭議」的表述。
【意義】行政訴訟本來有三大功能：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保護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和解決行政爭議，即監督、救濟、解紛。過去僅注重行政訴訟的監督和救濟功能，而忽視了它的解紛功能。
把解決爭議納入行政訴訟目的是對行政訴訟性質、功能正確認識的結果，為擴大行政訴訟調解的適用范圍提供了立法目的依據。

Ⅳ 三大訴訟法

本案的被告應是稅務局，因為根據侵權責任法的規定用人單位的工作人員因執行工作任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用人單位承擔侵權責任。楊某是稅務局工作人員，在執行稅收職務時造成他人損害，應該由稅務局對鄧某賠償。

Ⅵ 《行政訴訟法》在哪些方面進行了修改意義何在

2017年全國人大作出修改，第二十五條增加一款，作為第四款：「人民檢專察院在履行職責中發屬現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葯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領域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應當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督促其依法履行職責。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人民檢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增加該條款的意義：在於進一步堅強對監管機關的法律追究力度，有利於社會發展，極大適應了新時代的發展需要。

Ⅶ 我國的三大訴訟法是什麼

三大訴訟法是指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通俗地講，刑事訴訟是官告民，民事訴訟是民告民，行政訴訟民告官。
一概念：刑事訴訟法是關於辦理刑事案件程序的法律。具體包括偵查機關立案、偵查、採取扣留、逮捕等強制措施，移送審查起訴、審查起訴、審判、宣判、執行等程序。 刑事訴訟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解決被追訴者刑事責任問題的活動。
民事訴訟法是關於調整民事訴訟活動，確定民事訴訟法律關系的法律規范。民事訴訟是指人民法院在雙方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審理和解決民事糾紛案件和其他案件的各種訴訟活動，以及由這些活動所產生的各種訴訟法律關系的總和。
行政訴訟法是關於調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依法向人民法院請求司法保護，人民法院通過對被訴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從而解決特定范圍內行政爭議的程序法律。行政訴訟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或者規章制度授權組織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依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在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理並作出裁決的活動。
二、三大訴訟法的共同點
（一）三大訴訟活動都是由人民法院主持，刑事審判權、民事審判權、行政審判權都由人民法院統一行使。
（二）目的相同，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懲處違法或犯罪行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的司法活動。
（三）許多基本制度是共有的，包括法院依法獨立行使行政審判權原則，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原則，合議、迴避、公開審判原則（公開審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一律公開進行。但是，有關國家秘密、個人隱私的不公開審理。不公開審理的案件，宣判時必須公開），兩審終審制原則，當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原則，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原則，辯論原則，人民檢察院實行法律監督原則。
（四）證據的主要表現形式相同，如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鑒定結論，勘驗筆錄，證人證言。
（五）當事人都需負舉證責任。
三、三大訴訟法的區別
（一）案件性質不同，行政訴訟解決的是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行政爭議；民事訴訟解決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爭議；刑事訴訟解決的是被告人的犯罪和刑罰問題。
（二）提起訴訟的主體不同，行政訴訟由行政相對人，利害關系人提起，行政主體沒有起訴權和反訴權；民事訴訟雙方當事人都有權提起，並互有反訴權；刑事訴訟自訴案件由受害人提起，公訴案件由檢察機關代表國家提起。
（三）起訴的先行條件不同，行政訴訟要求存在某個行政行為為現行條件；民事訴訟不需要現行條件；刑事訴訟要求被告涉嫌犯罪為前提。
（四）舉證責任不同，行政訴訟就具體行為是否合法由被告負舉證責任，「行政爭議的被告應對其作出具體行政行為負舉證責任，所舉證據不能證明其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要承擔敗訴後果」，行政賠償訴訟由原告負舉證責任；民事訴訟則「誰主張，誰舉證」，「民事爭議當事人對自己的民事權益主張負舉證責任，不能證明自己主張成立的，承擔相應的敗訴責任」；刑事訴訟就犯罪構成由檢察機關或自訴人負舉證責任。
（五）是否使用調解不同，行政訴訟除行政賠償訴訟以外不適用調解，法院在訴訟中不得調解當事人雙方爭議，也不得以調解結案；民事訴訟中調解是一項基本原則，法院既可以調解的方式進行審理，也可以調解的方式結案，有一些民事案件必須經過調解這一程序；刑事訴訟中的調解主要針對自訴案件及附帶民事訴訟就定罪量刑問題不適用。
（六）適用法律依據不同，行政訴訟以行政實體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訴訟法為依據；民事訴訟以民法通則等民事實體法、民事訴訟法為依據；刑事訴訟以憲法、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解釋為依據。
（七）審理對象及判決不同，行政訴訟主要是法律審，法院審理的重點是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有權作出維持、撤銷判決、強制履行和有限的變更判決，但通常不對當事人在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直接作出判決；民事訴訟既是事實審，又是法律審，法院有權根據當事人的請求作出確認判決、給付判決和變更判決，可以直接決定當事人的民事權利義務；刑事訴訟既是事實審,又是法律審，針對刑事責任的有無分為有罪判決、無罪判決及免除刑事責任判決。
（八）判決的執行措施不同，行政訴訟中法律對原告、被告規定不同的執行措施，且被告行政機關依法享有對部分判決執行強制執行手段；民事訴訟中，判決、裁定的強制執行，全部由法院進行，而且強制執行措施普遍適用於原告、被告；刑事訴訟中，「執行主體分散，執行措施多樣，執行的變更較有特色。

Ⅷ 2012年民事訴訟法修改增加的重大訴訟制度有那些

設小額訴訟制度實行一審終審
首次對行為保全問題作出規定
民事糾紛適宜調解的回要先調解
進一步答完善開庭前的准備程序
公眾可查閱生效判決書裁定書
賦予當事人啟動鑒定程序權利
當事雙方可約定適用簡易程序
增加檢察建議的法律監督方式
將民事執行活動納入法律監督
部分案件可申請原審法院再審
申請再審的時限縮短至六個月
證人費用由敗訴方當事人負擔
增加專家出庭參與訴訟的規定
明確二審程序開庭審理的條件
與仲裁法的有關規定相互銜接
增加對案外被侵害人救濟程序

Ⅸ 刑事訴訟法產生和修改的原因及背景

2003年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被納入了本屆人大的立法規劃，盡管這是一個政治決策行為，但我個人認為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是充滿著廣闊的歷史背景與深刻的發展動因的，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剖析此次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理由，特別是回答為什麼在短短的10年時間內兩次修改刑事訴訟法這一國家基本法律。
第一，在過去的近10年時間里，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GDP連年以9%以上的速度遞增。這種經濟發展的驚人成就也必然會推動著中國的政治、文化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前發展，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逐步走向前台，成為了決策機關與社會公眾越來越關系的一個問題。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均著重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在我國未來社會發展、改革過程中的極端重要性，因此在過去的十年間，司法改革已經成為了推動中國法制狀況前行的一個重要推動力，司法改革如何改，風險最小、成本最低，最能為政治決策機關所認同？我個人認為，訴訟法的修改是首選的方案，訴訟法是關於訴訟程序、訴訟步驟的基本法律，其中更多地強調糾紛的程序化解決，與劇烈的司法體制、人財物等國家財政體制變革不同，通過修改三大訴訟法可以逐漸、安全地推動我國司法改革的進程。這也是為什麼刑事訴訟法等三大訴訟法要進行再修改的第一個背景與動因。
第二，尊重程序的理念在社會公眾與法律人當中越來越受到認同，這為刑訴訴訟法的修改創造了另一基礎。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後，學術界對程序獨立價值的研究逐步開始深化，新聞媒體也通過不斷的宣揚程序的價值、功用來提高社會公眾對程序獨立性、正當程序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認知程度。觀念的轉變為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創造了良好的「軟環境」。
第三，刑事訴訟法自身存在著若乾重大弊端與疏漏，亟待「大修」。200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事訴訟法實施狀況進行了一次認真、細致的執法大檢查，檢查的結果暴露出我國刑事訴訟中長期存在三大痼疾：刑訊逼供、超期羈押、律師辯護難。近年來理論界與實務界圍繞著這三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整治，提出了許多具有建設性的對策，但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要依賴於立法中對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2005年頻頻發生的一系列冤假錯案使得通過立法修改，遏制長期困擾中國刑事司法的三大痼疾這一社會實踐要求顯得更加突出。要切實解決中國刑事司法實踐中的問題，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重演，是此次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又一背景。
第四，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也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走向現代化與國際化的必然之路。坦誠地講，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盡管有了二十多年的發展，但尚處於起步階段，與世界法治先行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距還是比較大的。實際上，中國近年來法律制度的發展，在民商事方面進展較大，我們的民商事法律制度與世界法治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正在縮小，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更為先進。但是我們的刑事訴訟制度、刑事訴訟法的發展、發達程度卻不容樂觀。這一推論可以從質的方面與量的方面兩個角度來證明：從「質」的角度來看，國際人權公約以及法治國家通行的一系列基本准則與制度在中國目前的刑事訴訟法中都處於缺失狀態，最簡單的例子是西方國家200多年前就已經確立的無罪推定原則，在21世紀的中國刑事訴訟法中仍然沒有得到明確的規定，這恐怕很難用「中國的國情」這一借口就能解釋得通；從「量」的角度來看，中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只有225個條文，2萬字多一點，這樣的一種條文規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見的，須知刑事訴訟法本質上是一種程序法，它的功能就是告知執法人員、相關人如何操作，作為一部操作性質濃厚的法律必須完備、詳細，其條文數量應當多於實體法的條文數量，而我國刑法現在的條文數量都有448個，可見刑事訴訟法的條文真是少得可憐。由於條文數量少，規定粗，導致目前刑事司法實踐中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各個機關的司法解釋、內部規定，這種狀況與刑事訴訟的現代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大趨勢是嚴重相悖的。總之，保質保量的推動刑事訴訟制度的國際化與現代化也呼喚著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

Ⅹ 民事訴訟法三次修訂的內容都有哪些

一、認可並推動電子科技手段的運用
1、視聽資料記錄留置送達。
2、傳真、郵件等新的內送達方式。
3、增加容「電子數據」作為證據種類之一。
二、吸收了司法解釋的相關成果
1、明確當事人雙方可約定適用簡易程序。
2、明確簡易程序簡便傳喚、送達、審理。
3、明確了證人不到庭作證的具體情形。
三、採納了社會各界意見，完善了相關程序
1、督促程序回歸督促本義。
2、協議管轄尊重意思自治。
3、小額訴訟避免正義遲到。
四、確保了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
1、增加兩類特別程序案件，與相關法律相銜接。特別程序一章中增加了司法確認程序與實現擔保物權程序，增加這兩個程序主要是為了與已生效並實施的《人民調解法》及《物權法》相銜接。
2、修改證據種類，確保三大訴訟證據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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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刪去相關章節，確保內外統一。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第四編對涉外民事訴訟程序有特別規定，本次修改將該編的涉外協議管轄、默示管轄及涉外財產保全的相關條文予以刪去，統一了國內案件與涉外案件的協議管轄規則及財產保全制度。實現了對國內和涉外民事訴訟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權利的平等保護，同時也使得修訂後的民事訴訟法在體例上更為簡潔、清晰，更便於人們對法律規定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