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松年行政訴訟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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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
一、行政主體的概念
二、我國行政主體理論的缺陷分析
三、我國行政主體在執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四、我國行政主體的改革設想
。
[參考文獻]
[1] 江永清．《行政處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35-51頁
[2] 江永清．《行政處罰法適用手冊》．中國方正出版社，1996年：63-82頁
[3] 徐繼敏．《行政處罰法的理論與實務》．法律出版社，1996年：109-133頁
[4] 馬懷德．《中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26-48頁
[5] 皮純協．《行政處罰法原理與運作》．科學普及出版社，1996年：94-107頁
[6] 應松年、馬懷德．《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學習輔導》．人民出版社，1996年：94-106頁
[7] 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92-117頁
[8] 雷新華．《論依法行政與行政監督》載《行政法研究》．2001年，第7期：29頁
[9] 龐京城．《論行政監督》載《海南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32-34頁
[10] 石東坡 《論行政法制監督機制的完善》載《雲南行政學院報》．2001年，第1期：45-46頁
[致謝]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劉春萍老師的精心指導，劉老師從開題的論證直到最後論文的撰寫都給予了特別細致、耐心的指導，使本人得以順利的完成此論文。在次，我對劉老師在次論文撰寫期間給予的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
㈡ 應松年的主要成就
1979年以後中國最早從事行政法學和行政學研究的學者之一，參與 全國最早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編寫；主編全國最早的行政專著之一《行政管理學》，並獲全國行政學著作一等獎。此後一直站在行政法學學術研究的前列。應松年於1983年開始招收行政法碩士研究生，是中國最早的碩士生導師之一，1994年開始為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博士點導師，並招收台灣博士生。同時，應松年也是全國行政法學研究會和行政管理學會兩個學術團體最早的組織者和領導之一，至今仍為行政法學術團體的主要領導人。
全國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組的主要領導人1986年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組，並且一直是該組的主要領導人。曾參與《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的起草工作，現正起草《行政許可法》、《立法法》等法律，並參加了很多法律草案的討論。是《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項目的主要負責人。
北京市第十、十一屆人大代表、內司委委員，也是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內司委委員。並是北京市法律顧問組組長、天津市法律顧問、葯品監督管理局法律顧問、公安部特約監督員、北京市高級法院特約監督員等。最高人民法院特約咨詢員、最高人民檢察院特約咨詢員。
應松年教授致力於行政法學、行政訴訟法教學、研究，是中國第一批行政法碩士研究生導師，是最早的行政訴訟專業博士生導師之一。兩次評為北京市優秀教師。參與編寫中國第一部行政法學教材《行政法概要》，主編法學統編教材《行政法學》、《行政訴訟法學》，撰寫和主編《行政行為法》、《行政法學總論》、《國家賠償法研究》、《行政法的理論與實踐》、《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詞典》、《行政法學新論》、《行政管理學》等，撰寫發表《依法行政論綱》等一批論文。其中有不少是北京或全國的重點課題，所撰論著多次獲校級、部級和全國的各種學術論著獎，為行政法學教材建設、為行政法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多年擔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兼任中國行政管理學會、中國監察會、中國衛生法學會副會長等職。
1986年起擔任全國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組副組長，參加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教育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並承擔《衛生法》、《農業法》、《漁業法》等各部門行政立法的顧問、咨詢工作。兼任北京、天津市政府法律顧問。
1990年以來先後去日本、法國、台灣講學，去美國、德國、澳大利亞、荷蘭、香港、澳門等地考察及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在日本、台灣、荷蘭、香港發表學術論文。
㈢ 行政訴訟法-哪位寫的書比較權威
馬懷德，應松年，姜明安都不錯
㈣ 行政訴訟法對司法審判的法律適用作出了哪些不同規定
1、被告恆定
2、不適用調解
3、被告負有舉證責任
4、司法有限變更原則
5、合法性審查
㈤ 考行政法方向法律碩士
法律碩士應該是不分方向的吧，分方向的是法學碩士，二者是有區別的。
「憲法專與行政法」方向的法學碩士屬，我覺得當然應該首先看上一兩本好的教材，姜明安主編的《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高教與北大版）寫的好復雜，好難懂，不適合本科學習，但我覺得你要考研，還是得看一看。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應松年主編的《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材非常好啊。
當然還要多看核心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尤其是收錄在人大復印資料里的。對於一些前沿問題，必須了解。
而且，各個高校的研究生考試，都有不同的指定書目，如果確定了要考哪個學校，就要仔細查看該學校法學碩士考試的指定書目，重點關注該學校法學教授們寫的論著。
㈥ 應松年的個人作品
突發公共事件應急處理法律制度研究/應松年，2004-10-1版
四國行政法（外國行政法叢書）/應松年，2005-11-1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解讀（VCD)/應松年，2005-6-1版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21世紀法學規劃教材）/應松年，2005-3-1版
當代中國行政法（上/下）/應松年，2005-1-1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輔導講話（VCD)(4片+1書）/曹康泰應松年，2004-4-8版
公共行政學/應松年馬慶鈺,2004-1-1版
行政許可法的理論制度解讀（法學論叢）/應松年楊解君,2004-1-1版
行政法新論/應松年，2004-1-1版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案例教程（面向21世紀法學案例系列教材）/應松年王成棟,2003-10-1版
行政組織法研究（行政法學系列叢書）/應松年，2002-10-1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條文釋義與理解適用/應松年，2002-7-15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及相關配套法律法規實用手冊/應松年，2002-7-15版
行政訴訟法學（修訂第2版）（高等政法院校規劃教材）/應松年，2002-1-1版
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論研究與實證調查/應松年，2001-5-1版
2001年律考復習指導教材之四-輔導專家手記/應松年，2001-5-1版
2001年律考復習指導教材之三-命題陷阱解析/應松年，2001-5-1版
2001年律考復習指導教材之二-內容結構圖解/應松年，2001-5-1版
2001年律考復習指導教材之一-常考法條剖析/應松年，2001-5-1版
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應松年，2001-3-1版
外國行政程序法匯編/應松年，1999-1-1版
行政訴訟法及相關配套司法解釋適用手冊/應松年，2000-5-1版
行政復議法講話/應松年，1999-5-1版
行政復義法例解與適用/應松年，1999-6-1版
比較行政程序法/應松年主編，1999-1-1版
行政法學新論/應松年主編，1998-6-1版
行政訴訟法學--高等政法院校規劃教材/應松年，1994-7-1版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二十五講：行政許可與行政強製法律制度 /應松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二十三講：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應松年，，
依法行政論綱 /應松年，，
論行政強制執行/應松年，
法院能否審查責任認定書 /應松年，
中國的行政法律制度 /應松年，
論行政強制執行 /應松年，
行政處罰立法探討 /應松年，
依法行政論綱 /應松年，
依法治國的關鍵是依法行政 /應松年，
中國行政法和行政法學的發展 /應松年，
《行政法概要》（1983)
《行政管理學》（1986年、1990年，全國行政學著作一等獎）
《行政法總論》（1985年，北京市社科優秀成果獎）
《行政法學》（1989年，統編教材）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詞典》
《行政訴訟法學》（1991年，統編教材）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程》（1989年，北京社科優秀成果獎）
《公務員制度基礎》（1990年）
《行政訴訟法學》（1994年司法部規劃教材）
《行政訴訟實用大全——法官手冊》（1992年）
《行政行為法》（1993年，七五國家社科重點課題，人民出版社）
《國家賠償法研究》（1994年，八五法學會重點課題，法律出版社）
《中國走向行政法治探索》（1997年，方正出版社）
《行政法學新論》（1998年，方正出版社）
《比較行政程序法》（1998年，中國法制出版社）
《外國行政程序法匯編》（1999年，中國法制出版社）
《國家公務員法學讀本》
㈦ 何海波的學術成果
1.《通過判決發展法律：評田永案件中行政法原則的運用》，載羅豪才主編《行政法論叢》第3卷，2000年；
2.《行政訴訟撤訴考》，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2期；
3.《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一頁司法權的實踐史（1990－2000）》，載《北大法律評論》第4卷第2輯，2002年；
4.《法的合法性：中國的經驗和問題》，載高鴻鈞主編《清華法治論衡》第2輯，2002年；
5.《舉證責任分配：一個價值衡量的方法》，載《中外法學》2003年第2期；
6.《形式法治批判》，載羅豪才主編《行政法論叢》第6卷，2003年；
7.《我國行政法的淵源：反思與重述》（與應松年合作），載浙江大學公法與比較法研究所編《公法研究》第2輯，2003年；
8.《通過村民自治的國家治理》；
9.《依據村規民約的處罰：以明堂村近25年情況為個案》，載沈巋編《誰還在行使權力？――准政府組織的個案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10.《The Legitimate Foundation of Judicial Review》 (杜倫大學法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4年；
11.《沒有憲法的違憲審查：英國故事》，載《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12.《「越權無效」是行政法基本原則嗎？——英國學界一場未息的爭論》，載《中外法學》2005年第4期；
13.《英國行政法上的聽證》，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4期；
14.《行政法學的新面相：2005-06年行政法學研究述評》（與應松年合作），載《中國法學》2007年第1期；
15.《具體行政行為的解釋》，載《行政法學研究》2007年第4期；
16.《中國行政法學的外國法淵源》，載《比較法研究》2007年第6期；
17.《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範式的變遷》，載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論叢》第11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
18.《行政行為對民事審判的拘束力》，載《中國法學》2008年第2期；
19.《司法判決中的正當程序原則》，載《法學研究》2009年第1期；
20.《正當程序原則的正當性：一場模擬法庭辯論》，載《政法論壇》2009年第5期；
21.《何以合法？對「二奶繼承案」的追問》，載《中外法學》2009年第3期；
22.《行政行為的合法要件：兼議行政行為司法審查根據的重構》，載《中國法學》2009年第4期；
23.《地方建設行政機構的設置和職能》，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
24.《多數主義的法院：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司法審查的性質》，載《清華法學》2009年第6期；
25.《中國行政法學若干關鍵詞的英文翻譯》，載《行政法學研究》2011年第3期；
26.《公民對行政違法行為的藐視》，載《中國法學》2011年第6期；
27. 「The Dawn of the Due Process Principle in China,」 22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57 (2008)；
28. 「Litigations without a Ruling: The Predicaments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China,」 3 Tsinghua China Law Review 257 (2011)；
29. 1.參與應松年、袁曙宏主編的《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論研究與實證調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撰寫第六章「制度變遷中的行政執法」；
2.參與應松年主編的《中國行政訴訟法教程》（當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初版，2001年第2版，2003年第3版），撰寫第二章「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和第五章「行政訴訟證據」；
3.參與應松年主編的《當代中國行政法》（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撰寫第二章「行政法的淵源」；
4.《法治的腳步聲：中國行政法大事記1978-2004》（編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
5.《司法審查的合法性基礎：英國話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
6.《實質法治：尋求行政判決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
7.《行政訴訟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 在《法制日報》、《人民法院報》、《中國改革》等報刊上發表《判決書上網》、《「我們有權知道」》、《為正當程序原則辯護》、《變革時代的法治保守主義》、《為專家評審設計程序》等隨筆十數篇。
㈧ 請問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的教材 哪本好啊
姜明安的教材不錯，各個學校都在用。不過幾個大家主編的教材各有特點，如應松年、胡建淼、馬懷德、姜明安、關保英等等。選教材關鍵要看作者是些什麼人。
㈨ 行政復議法應做哪些修改 應松年
1、行政復議的范圍。應當和修改後的行政訴訟法一致起來。
2、關於行政復議中的聽證會，應當明確符合聽證的條件和范圍，及一般程序。
3、行政復議決定書的送達時限問題應當明確
5、關於抽象行政行為應當明確
6、行政復議機構，應當進一步明確為單獨的機關，而不是內設機構。
7、應當明確，行政機關負責人為行政復議被申請人的主要責任人。
8、行政復議的決定的履行應當明確執法的途徑，，可以參照行政訴訟法的執行。
㈩ 行政調解
談調解在我國行政訴訟中的適用
強調法律全球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關注行政領域中的行政主體
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關系，只有二者的和諧才有社會和諧的實現，因為在現代國家中，二者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筆者認為，行政訴訟的價值不應僅僅限於控制行政權，更應該具有利用中立的司法機關來協調公權與私權的沖突的功能，這就不能排除調解在行政訴訟中的適用。
一、我國行政訴訟不適用調解的主要規定及其評價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50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不適用調解。」這表明，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過程中，不能為了解決行政糾紛而召集雙方當事人進行協商，促成雙方互相諒解；不能把調解活動作為行政訴訟的一個環節；不能以調解的方式終結行政訴訟程序。我國這樣立法的理論依據在於：①調解是以當事人享有處分權為前提的，而行政權具有不可處分性，它是法定的而非行政主體固有的職權，行政主體必須依法行使，不存在調解的可能性； ②行政法的核心是控制行政權，行政訴訟必須裁斷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適用調解置行政行為合法性於不顧，會導致對行政主體違法的放縱；③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處於天然不平等的地位，雙方難以達成平等自願的調解協議；④在行政訴訟中適用調解，存在行政主體為避免敗訴，以公共利益為交易代價以獲得相對人妥協的可能。[1]
但是，在行政訴訟中，上述這些顧慮是否存在呢？從我國審判實踐來看，不適用調解作為一項原則基本得到了貫徹，主要表現在行政案件裁判方式沒有採用調解方式結案或作出法律文書，但是在實踐中卻有很多案件有著法院的大量協調工作，這些協調工作有針對原告的，也有針對被告的，甚至有針對第三人的，法院協調的目的是為了解決行政爭議。這些案件往往不是採用像維持、撤銷等法定判決方式，而是在法院作好協調工作的基礎上再進行判決。法院的這種協調與調解制度很相似，實踐證明，這種做法對於化解矛盾，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我國自《行政訴訟法》頒布實施以來，人民法院審理的行政案件不斷增加，但與此同時，原告撤訴的比例卻不斷擴大。[2]在這些撤訴中，因被告改變具體行政行為而使原告申請撤訴，從而獲得人民法院准許的佔大多數。顯然，高比例撤訴率的背後是法官所做的大量協調工作。根據上訴的理論或規定，法院的這種行為是被禁止的，但是，行政案件越來越多的通過協商或者說用調解的方式來結案。那麼，為什麼在行政訴訟調解問題上，理論與實踐不一致呢？為什麼法官（特別是基層法院的法官）明知其行為被禁止卻仍然這樣做呢？行政訴訟中適用調解究竟有無其合理基礎？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實踐是理論的基礎。[3]雖然理論對實踐具有指導作用，但這種理論應是以實踐為基礎的理論，是正確、科學的理論，它還必須在實踐過程中接受檢驗並進行發展，從而進一步解決實際問題。所以，當一個理論不能很好解釋現實，不能引導現實潮流，卻日益被現實所拋棄，那麼其終究不是一個好理論。應當說，我國法律之所以規定行政訴訟不適用調解更主要的是為了防止被告即行政主體利用其特殊地位而迫使原告即相對人放棄其合法的訴訟請求，起到用司法權來監督、控制行政權的目的。但是事實上，在行政訴訟中適用調解未必會損害原告利益或國家公共利益，不適用調解也不一定就能夠有效保護原告利益和國家公共利益。
二、行政訴訟中適用調解的理由
（一）從調解制度的目的看，在行政訴訟中適用調解具有必要性
調解是我國解決訴訟糾紛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在訴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行政訴訟作為解決行政爭議的一種訴訟活動，與刑事訴訟（自訴案件）、民事訴訟一樣，當然可以適用解決糾紛的普遍形式——調解。訴訟是處理特定社會糾紛的一種機制，[4]其目的是將爭議進行平息，由法院作為中立的裁判者進行裁判，去化解爭議，平息矛盾。這種做法在大多數情況下對雙方都是有利的，所以調解制度在各類訴訟當中都應該可以適用，當然在行政訴訟中也不例外。在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過程中，通過雙方當事人的舉證、質證和人民法院的認證以及雙方當事人就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進行的辯論，如果行政主體意識到自己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是違法的，因而在審判人員主持庭審的情況下，向原告賠禮道歉，並主動提出撤銷其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同時要求原告撤訴，這種做法合情合理，也不違反法律規定，應當予以提倡並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的這種支持，本質上就是調解，實際上由審判員徵求雙方的意見並促使雙方實施上述行為也是不應該禁止的。行政訴訟是解決行政糾紛的一種訴訟活動，[5]而調解制度的設立目的也是為了解決爭議，化解糾紛，所以二者不應是相互排斥的，而可以是同時存在的。
（二）從調解制度的適用范圍看，在行政訴訟中設立調解制度具有可能性
在世界上，早有國家和地區在行政訴訟中引入了調解制度。美國的司法審查一直是按照民事訴訟的程序來進行，並且，在其公法領域大量存在著「訴辯交易」的傳統習慣，對於行政機關在訴訟中與相對人和解，已經不存在觀念上的障礙。根據美國《司法》雜志的統計，聯邦法院歸檔的訴訟中有90%的案件並沒有通過審判，而是通過調解、和解等方式獲得解決。[6]在我國台灣地區，其制定的《行政訴訟法》第七節以10個條文對行政訴訟中的和解制度做了規定。台灣地區規定的和解制度與我國大陸地區的調解制度是類似的。它們都以當事人的合意為基礎，都具有解決糾紛、結束訴訟的效力，都有法官的參與並對當事人的協商結果進行確認。在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如德國、我國香港地區，也以行政訴訟和解稱我國大陸所指的訴訟調解。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和解與調解實質上是同一事物，這一本質上相同的事物之所以分別被設定為訴訟上的兩種不同制度，是由於人們在構建訴訟制度時從不同的側面來認識它，來為它定位的。訴訟上和解是立足於當事人說明，以合意解決爭議；而法院調解則是以法院為中心，以當事人合意解決爭議的。[7]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審判實踐事實上為我們提供了在行政訴訟中設立調解制度的成功範例。
（三）從我國審判實踐看，在行政訴訟中設立調解制度具有緊迫性
在我國，除了行政侵權賠償訴訟可以適用調解外，其它行政案件不適用調解，但在行政審判中適用調解結案已經成了一個不成文的慣例。法官經過反復調解，動員可能敗訴的行政機關對原告給予一定的賠償或承諾，於是原告便「自願」撤訴，但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在於，由於沒有法律上的依據，行政訴訟調解顯得過於隨意，並使它變化為法官手中的權力。無原則的調解和非自願的調解是我國多年來行政訴訟撤訴率，特別是非正常撤訴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8]為規避法律，我國把這種事實上的調解成為「協商」、「協調」、「庭外做工作」等，與其讓這種變相的調解、協調處理成為規避法律的工具，不如從制度上對其進行規范，使其成為保護行政相對人合法權利，促進行政主體依法行政的重要形式。對此，專家學者們對建立行政訴訟調解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對於調解制度的適用，提出了比較明確的意見，其重要理由可以概括為兩方面：「從理論方面說，調解是解決訴訟糾紛的重要制度，尤其在我國，調解制度處理民事糾紛是我們一項優良的傳統，同樣適合於行政訴訟。行政訴訟在許多情況下是針對行政自由裁量權，因此存在調解的基礎。另外，行政爭議從本質上來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與民事爭議存在許多相似之處，所以在行政訴訟中，借鑒民事訴訟的調解制度從理論上來說並不是不可行的。從實踐的角度說，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採取協調的方法，或做『工作』，這種做法的本質仍是與民事訴訟的調解極為相似。與其說把這種不規范的做法延續下去，倒不如將其規范起來，在行政訴訟中，規范地進入調解制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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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解在行政訴訟中的適用
（一） 行政主體對其職權有處分權是在行政訴訟中適用調解的基礎
綜上所述，在行政訴訟中排除調解適用的規定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存在問題，但調解的適用也應有一定的條件。在行政訴訟中適用調解的基礎應該是行政主體對其職權擁有處分權，否則，就沒有調解的可能性。按照依法行政原則，行政主體行使其職權，管理公共事務，必須由法律授權，並依據法律規定。[10]也就是說，行政主體的職權在法律沒有規定的情況下不得行使，但是無論是在行政程序階段還是在訴訟程序階段，行政主體在法律范圍內仍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因此，行政主體處分其職權並接受人民法院的調解是可以的。但是，行政主體對其的職權能否處分並進行讓步還要進行具體分析，要根據不同的行政行為和不同類型的案件確定調解的適用范圍。如果一個行政行為是羈束性行政行為，則不應該適用調解。但如果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是一個自由裁量行政行為，那麼法院可以在自由裁量權范圍內進行調解。特別是對於像拘留、罰款等具有不同幅度的行政處罰行為。對於已由法律明確規定為無效的行政行為提起的訴訟，法院不可以進行調解。例如，法院不能對超越職權的行政行為進行調解，因為行政主體在超越職權時作出的行政行為要麼不屬於自己的許可權范圍，要麼法律已經否定了行政行為的有效性，行政主體此時不具有對自己的職權作出處置或妥協的處分權，所以，法院不能主持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
（二） 合法性原則是在行政訴訟中適用調解的基本原則
行政訴訟的根本目的，是通過監督行政主體依法行政來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這種監督功能和保護功能應該是統一的。人民法院在審查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的同時，也應該在行政訴訟過程中依法進行調解；在保護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合法權益的同時，也應該監督和促進行政主體的依法行政。如果人民法院在訴訟過程中，無原則地進行調解，會既放縱了行政主體濫用職權的行為，又不符合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的長遠利益。如果不對行政訴訟的調解加以限制，法院可能會濫用調解權，這就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的立法宗旨。
合法性原則要求人民法院主持調解在程序上要遵循法律程序，形成的調解協議不可以違反國家的法律規定。該項原則的具體要求是：第一，人民法院進行調解活動，程序上要合法。由於法律已經確立了民事案件的調解、刑事自訴案件的調解以及行政賠償案件的調解制度，這給我們行政訴訟中的調解提供了很好的參考範例。因此，行政訴訟中的調解程序可以借鑒上述調解的程序。例如，如果當事人不願意進行調解或不願意繼續進行調解的，人民法院就不應該強迫當事人進行調解；如果調解不成的，不應該久調不決，而應及時判決；等等。第二，人民法院進行調解，調解協議內容應該不違反國家的法律規定。因為調解協議是將來製作調解書的基礎，而製作調解書的目的則是為了明確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同時也表明人民法院對當事人之間的協議予以認可。所以，調解協議的內容至關重要，必須依法製作，不得違反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否則，沒有調解的必要並且這種調解也應當是無效的。
（三） 對我國在行政訴訟中建立調解制度的展望
作為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的一種手段和方法，在各類行政案件中大量適用調解已是不爭的事實，但作為一種制度，行政訴訟中的調解在我國還存在現實的法律障礙，迫切需要制度創新，這就需要一系列的配套資源作為其發展背景和理論基礎，否則，這種制度並不會在我國真正建立起來。如前所述，我們可以在行政理論中找到調解存在的合理性，並且在審判實踐中已形成了較好的社會基礎和豐富的學習經驗，這為行政訴訟中的調解制度在我國建立創造了前提條件。為順應各國行政訴訟調解的程序化、規范化趨勢，在將來修改行政訴訟法時，應適時把調解作為一種正式制度加以確定，以避免我國目前在這一問題上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的弊端。為節省訴訟資源，方便行政相對人與行政主體解決行政糾紛，我國應合理建構符合時代潮流和民主法治精神的行政訴訟調解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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