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民事訴訟法

❶ 涉外民事訴訟的管轄原則

確定涉外民事訴訟管轄的原則要考慮到維護國家主權、以減少沖突為目的的管轄權國際協調、便利管轄法院審理和當事人意思自治等因素。
（一）屬地原則
屬地原則主張以案件的事實和當事人雙方與有關國家地域聯系作為確定法院涉外司法管轄權的標准，強調一國法院基於領土主權的原則，對其所屬國領域內的一切人和物以及法律事件和行為具有管轄許可權。訴訟中的案件事實和雙方當事人與法院國的地域上的聯系包括：當事人的住所、訴訟標的所在地、被告財產所在地等作為對法院管轄權具有決定意義的連接點。美國、德國、奧地利和北歐國家都是以此作為確定涉外民事管轄權的基本原則。
我國民事訴訟法也確認了屬地管轄原則。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43條規定，因合同糾紛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引起的訴訟，凡該訴訟與我國法院所在地存在一定實際聯系的，我國人民法院均有管轄權。如當事人所在地、合同簽訂地、合同履行地、訴訟標的物所在地等在我國，都屬於與訴訟有實際的聯系，上述地點即是與法院所在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
（二）屬人原則
屬人原則主張以當事人雙方與有關國家的法律聯系作為確定法院涉外司法管轄權的標准，強調一國法院對本國國民有管轄許可權。屬人原則側重於以當事人的國籍作為確定管轄權的標准。在法國和義大利等拉丁法系國家，當事人國籍則對法院管轄權有決定作用。如法國法規定，在涉及合同債務的案件中，如果原告和被告是法國國民，由法國法院管轄；但是如果當事人雙方都是外國人，則一般都排除法國法院的管轄權。不過，義大利法規定，外國人相互之間的訴訟，原則上並不排除義大利法院的管轄權。
（三）專屬管轄原則
專屬管轄原則主張一國法院對與其本國利益有密切聯系的特定涉外民事案件具有管轄權，排除其他國家對該涉外案件的管轄權。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46條規定，對特定的涉外民事案件行使專屬管轄權，是維護國家主權原則的突出表現。
（四）協議管轄原則
協議管轄原則是指允許當事人合意選擇確定內國或者國外的管轄法院，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在涉外民事訴訟中的具體體現。協議管轄原則是目前國際民事訴訟中普遍採用的一項原則。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44條也確認了協議管轄原則。

❷ 請問今年民事訴訟法修改後

執行方面改變最大就是四點:申請執行時間到2年;法院在知道當事人要藏匿逃避的情況下可以版不發執行通知書將其拘留權;罰款額上限是30萬;完善執行異議的程序

但是作為基層法院執行人員,個人覺得執行難問題沒有實質的改變,甚至因為執行異議程序的出現,有很多當事人不斷異議使執行工作很難繼續

❸ 論民事訴訟中的誠實信用原則 (論述題)

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中的一個引人矚目之處，是將誠實信用原則明文化、法定化。新民訴法第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民事訴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第二款規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鑒於在民事訴訟實踐中，普遍地存在著當事人濫用訴訟權利的情形，惡意訴訟、虛假訴訟、訴訟中的虛假陳述、拖延訴訟、偽造證據等時有發生，因此，在應對社會訴求方面，將誠實信用作為一項原則在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並非僅僅具有法律上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政治層面的意義。因為，整個社會的誠實信用喪失不僅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將誠實信用原則法定化，有助於引導、規范人們的訴訟行為，也有助於提升整個社會的誠信度。人們相信只要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訴訟公正、高效、低成本的價值追求都能夠充分得以實現。
一、誠實信用原則化的認識基礎
在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許多人認為，只有植入誠實信用原則，通過對傳統的當事人主義、辯論主義（辯論原則）、處分權主義（處分原則）的修正或限制（甚至是訴訟模式的轉換——社會性民事訴訟、協動主義的訴訟模式），轉變傳統的訴訟觀念，才能實現實質上的平等和正義，充分實現民事訴訟關於真實、公正、迅速解決糾紛的價值追求。很顯然，這種認識的觀念基礎與傳統的自由主義相反，是一種國家本位、社會本位、義務本位的觀念基礎。
隨著誠實信用規制逐漸超越私法領域，擴展至公法領域，成為普遍的法律原則，即使不考慮私法權利義務與民事訴訟權利義務的聯系，民事訴訟法作為公法也將適用誠實信用原則。這樣一來不僅民事訴訟中當事人之間的關系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當事人與法院之間的關系也同樣適用於誠實信用原則。
基於上述認識，1895年奧地利民事訴訟法、1911年匈牙利民事訴訟法、1933年前南斯拉夫民事訴訟法、1939年德國民事訴訟法、1942年義大利民事訴訟法均相繼規定了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有真實陳述之義務，尤以德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的影響最大。1990年修訂的韓國民事訴訟法第1條明確規定：「法院應為訴訟程序公正、迅速以及經濟地進行而努力；當事人及訴訟關系人應當誠實信用地進行訴訟。」 1996年日本修訂民事訴訟法，新增誠實信用原則的規定。
二、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情形
誠實信用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適用一般有以下情形：
1．當事人真實陳述的義務。當事人真實陳述的義務略稱為「真實義務」。真實義務通常被認為是誠實信用原則的主要內容。有的大陸法系國家，雖然沒有將誠實信用原則作為一般規定，卻有關於真實義務的規定；相反，有的國家雖有誠實信用的一般規定，但卻沒有明確規定真實義務，僅理論上認為這是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而發生的一種法定義務。在外國法理上，一般認為，當事人的真實義務僅為主觀性義務（正直義務或真誠義務）或主觀真實義務，即只要當事人根據本意為真實陳述時，就屬於履行了義務。也就是說，即使事後發現和認定當事人的陳述與案件事實不符，也不屬於違反真實義務。要求真實義務為當事人陳述的客觀真實也是無法做到的。另一方面，如果定義為主觀性義務，則真實義務對於發現案件真實的作用就十分有限了。真實義務應當如何界定，在國外依然有較大的爭議。
2．促進訴訟的義務。當事人負有促進訴訟的義務，是誠實信用原則的基本要求之一。這一義務要求當事人在訴訟中不得實施遲延或拖延訴訟行為，或干擾訴訟的進行，應協助法院有效率地進行訴訟，完成審判。這一義務具體體現在不得遲延提出攻擊和防禦方法；不得故意申請無理由的迴避（迴避權的濫用）；不得故意拆分訴訟標的，以規避相應的訴訟程序（如通過拆分訴訟標的使之適用於小額訴訟，由此獲得小額訴訟程序帶來的利益）等。
3.禁止以欺騙方法形成不正當訴訟狀態。按照誠實信用原則，當事人不得以欺騙方法形成不正當的訴訟狀態，從而獲得法規的不當使用或不適用。例如管轄權的濫用，原告通過編造虛假的管轄原因事實，從而獲得有利於自己的管轄。又如，在票據訴訟中票據持有人向出票人行使權利，但為了讓自己所在地的法院獲得管轄權，特意將同一所在地的背書人作為被告，提起共同訴訟，從而獲得所在地法院的管轄權，但在第一次口頭辯論期日中又故意撤回對背書人的請求。再如，當事人在訴訟即將開始之前，廉價取得幾乎沒有價值的自動債權，然後在訴訟中主張抵銷的情形。另外，外國當事人為了規避訴訟擔保義務而讓所在國當事人代為起訴的情形，也屬於違反誠信原則。
4.禁反言。民事訴訟上的禁反言，也稱之為禁反言原則。該原則源於英美法上estoppel法理。大陸法系國家，如日本又將其擴展或概括為禁止矛盾行為。這一原則的具體適用要件包括三個方面：其一，當事人在訴訟中實施了與之前（訴訟中或訴訟外）訴訟行為相矛盾的行為；其二，在對方信賴的前提下，作出了違反承諾的行為；其三，給信賴其先行行為的對方造成了不利。例如，作出自認之後，在無正當理由的情形下撤回自認。禁反言原則的法理在實踐中也得到了日本最高裁判所的認可。但在理論上，關於如何適用禁反言原則還存在諸多問題。例如，在同一訴訟中，因為遵守口頭辯論一體化的原則，所以，即使當事人的行為是矛盾的，並可能對法官的自由心證的形成有影響，但也不適用禁反言原則。另外，從訴訟行為的性質而言，對於取效性訴訟行為（指該行為的實施不會直接發生程序上的法律效果，僅僅是要求法院實施相應的裁判行為，如訴訟中當事人主張和舉證的行為就屬於典型的取效性訴訟行為），原則上當事人是可以自由撤回的，也不受禁反言原則的約束。
5.訴訟上權能的濫用。雖然訴訟制度給予了當事人某些權能，但如果沒有誠實信用地行使該權能，也就不能予以承認該權能行使的利益。訴訟上權能的濫用，如無正當理由反復要求審理法官迴避；期日指定申請權的濫用等。這些權能的濫用可以從有無正當理由來判斷，不容易把握的是訴權的濫用問題。由於訴權是一種受憲法保障的基本訴訟權利，因此，在外國民訴的實踐中，以誠實信用原則對訴權濫用的處置是相當謹慎的。在承認誠實信用原則的國家，關於誠實信用與訴訟上權能或訴訟權利濫用的規制二者之間的關系，理論上至今仍存有爭議。實質是誠實信用原則是否包含對訴訟上權能或權利濫用的規制。
6.訴訟上權能的喪失。因行為人長時期不行使訴訟上的特定權能，使得對方產生一種行為人大概不會行使該權能的期待，一旦達到如此階段，行為人還可以行使權能的話，就將有損對方的期待，因此，為了維護這種期待，在此情形下權能的行使是不合法的，也就是所謂失權的原則。在規定的期間內不行使權利救濟的方法，可以適用失權原則，通常認為沒有問題。但對於訴權的失效或失權問題與對待訴權濫用的問題一樣需要謹慎對待。訴訟上權能的喪失與訴訟上權能因濫用而被禁止的情形不同在於，前者是因消極的不作為而發生的，後者卻是因積極的作為而發生的，前者的效果是失權，後者的效果是無效。
三、誠實信用原則的實施
在國外民事訴訟中，作為一項抽象的原則或規定，通常是通過判例來實現的。但判例的示範性和規范性要求強有力的司法作保障。與此不同，我國各級法院的司法權相對比較弱，因此，試圖通過判例形成具體的適用規范和指南比較困難。在我國，落實法律的原則性規定通常採用的方法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具有針對性的司法解釋，通過司法解釋的細化使抽象的原則規定得以實現。司法解釋的難點在於，需要在規范技術上做到抽象化和類型化，如果沒有一定時間的司法實踐積累和抽象能力是很難做到的。而且一旦抽象化，又可能存在一些情形下抽象與具象無法對接適用的問題。誠實信用與正當的概念一樣是非常寬泛和抽象的，我們也可以通過指導性案例將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的典型事例提升為規范。在這方面，尋找具有說服力的典型案例是關鍵。由於指導性案例的產生，在程序上相當復雜，因此不可能指望短時期內就會有較多的相關指導性案例產生。
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中，一個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是，如何正確適用誠實信用原則而不至於不正當限制當事人訴訟權利的正當行使。因為總體而言，誠實信用原則是限制當事人訴訟權利的，是對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的制約，因此，在沒有明確制度規定的情形下，也容易以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為由，發生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不當干預，有損程序正義、訴訟平等，尤其是在以追求實質正義、實質平等的名義下。要使誠實信用在民事訴訟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司法的權威性、公信力，強化裁判的功能，增強審判中法律理論的解釋、說理作用，否則誠實信用原則很容易因為「適用難」擱置起來，成為一條「睡眠」條款。

❹ 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關於民訴法的區別

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的一般性差異可以說是歷史過程的差異，而某些差異在孕育各自法系的母體中就已經存在，因此追溯兩大法系的源頭，在源流中比較分析兩大法系的差異，找到彼此不同的「遺傳基因」，有助於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認識和把握兩大法系民事訴訟體制、民事訴訟理論的本質和內核。

眾所周知，大陸法系的源頭是古代羅馬法，而英美法系則起源於日耳曼法。因此，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中也分別存在著羅馬法和日耳曼法的「基因」。不僅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的基本構架可以從羅馬法中尋找到雛形。而且，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理論的大多數基本概念也都能從羅馬法中尋到自己的根。例如，訴權、訴訟標的、證明責任、既判力、訴訟當事人、反訴等等。在大陸法系各國，對從事法學研究的學者來講，言必稱「羅馬」就是十分自然的事。同樣，英美法系民事訴訟基本模式、民事訴訟操作原則以及民事訴訟的觀念都表現出日爾曼的血統。

公元前五世紀，羅馬法最初的法律形態——十二銅表法誕生。以後，羅馬法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而不斷得到發展。到公元五世紀，羅馬法經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安之手，形成了集羅馬法之大成的羅馬法大會（corpus iuris civils）。盡管以後因羅馬帝國的消亡， 羅馬法大全也隨之暫時消失，但羅馬法大全畢竟是人類法文化的精靈，因而不會真正消失。到十二世紀，經過注釋法學派的注釋而得到復活。前後注釋法學派對羅馬法的注釋使羅馬法能適應時代的需要，並具有其具體適用性。另一方面，在義大利，當時宗教十分興盛，教會勢力發展迅速。隨之，為了規制教徒的教會法也應運而生。教會在有了獨自的立法權以後，便將原來的羅馬法作為教會法的主體，並通過在實際中加以運用，使之更加合理化。最終形成獨自的法律體系即羅馬加倫法（Romanisch —Kanonisches—Eecht）。由於教會勢力的不斷擴張，在宗教領域里實施的羅馬法便也擴張到世俗裁判領域。在德國十二世紀以前， 由於存在著各個部落，而各部落都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圈和勢力范圍。所以，存在著各自不同的法律規范。但隨著經濟圈的不斷擴大，商業貿易的范圍也超出了各自部落的領域。這就要求有一部超越部落界限的統一的法律規范，即適用於所有日爾曼人的法律。這使羅馬法的再生有了經濟基礎。加之當時德國皇帝接受了神聖羅馬皇帝的稱號，自稱是羅馬帝國的繼承人，使羅馬法的推行就有了精神基礎。

十四、十五世紀期間，德國已經完成對羅馬的繼承。這個時期，德國所繼承的羅馬法不再是羅馬法大全，還包括在教會法的影響下，通過後期注釋法學派的注釋而具有適用性的羅馬法。1495年德意志帝國設立最高法院，並規定了最高法院的訴訟規則，該規則基本反映了羅馬法中的訴訟原則。這些訴訟規則最終形成了德意志帝國普通法組成部分的民事訴訟法，也稱為普通法民事訴訟法。不過，德國此時的普通法民事訴訟規范只是基本反映了羅馬法的訴訟規則，還不能說是已經全面羅馬法化，其中仍然保留了不少日爾曼法的要素。盡管後來德國普通法民事訴訟法隨德意志帝國三十年戰爭而走上衰退的道路，但該民事訴訟法對以後德國近代民事訴訟法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響。十九世紀前半期，德國處於地方分權時期，除了當時的普通法民事訴訟法外，各州還分別制定了各自的訴訟法典。但分久必合，十九世紀中期德國再一次走向統一。法律的制定自然也要適應這種政治上的要求。1862年德國集中了當時法學界的所有精英人物，花了15年的時間，制定了在世界民事訴訟法發展史上也可以稱為里程碑的近代民事訴訟法典——德國民事訴訟法。現在被視為歷史的舊德國民事訴訟法與19年後誕生的德國民法典一起共同使羅馬法精神得到了發揚光大。

在法國聖路易統治時代（1226—1270），羅馬法也進入了法國，並對法國近代和現代民事訴訟體制的育成起了一定的作用，法國對羅馬法的吸收主要是通過加倫訴訟法來實現的。而加倫訴訟法自身也吸收了羅馬法中與當時社會相適應的那一部分訴訟規范。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講，加倫訴訟法可以說是經過加工的羅馬訴訟法。當時，由於聖路易國王反感教會行使裁判權，因而不希望在國王所管轄的裁判所中採用教會的訴訟程序。國王便創造了一種特殊的訴訟程序。但這種訴訟程序因過於繁瑣而被社會所排斥。在這種狀況下，研究羅馬法的法學家們提出廢除特別訴訟法，直接導人加倫訴訟法。的確，在法國以後民事訴訟法的發展過程中，羅馬法中的訴訟原則和訴訟理論被部分地保留下來。例如，羅馬法中的請求權、訴訟的分類、本權訴訟和佔有訴訟的區別、恢復原狀之訴等等。

當然，法國對羅馬法的繼承遠遠不如德國，因為法國不象德國那樣處於各部落割據的狀態。雖然法國也並非高度統一，但法國王權的確立使法國的法律相對比較統一。因此，對羅馬法繼承的願望就不象德國那樣強烈。在訴訟制度方面，法國把羅馬訴訟中的一部分引進了法國，並與法國原有的習慣法混合在一起，構成了獨有的訴訟法體系。當時，法國的訴訟法學者更多地是把羅馬法當做純學術上的研究對象，而不是考慮是否全面地繼承羅馬法，正是因為法國沒有全面繼承羅馬法，所以，法國法在大陸法系的地位也就不如德國法。法國法在世界范圍的影響也不如德國法那樣大。法國法盡管屬於羅馬法系，但不是羅馬法系的代表和主流。在法國訴訟法中還遺留有部分日爾曼法的因素。 除了德國、法國，羅馬法也為義大利、奧地利等國所繼承，其民事訴訟體制具有羅馬法「血統」。

盡管二十世紀初原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改變了原法律體系的性質，但原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和某些形式特徵並沒有改變，就民事訴訟體制的外貌特徵和基本結構而言，依然還保留著羅馬法的形態。十分巧合的是所有二十世紀初期和中期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全都處於大陸法系的法律文化圈子內，也都沒有因為其社會性質的變異而改變其內存的羅馬法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社會主義法系如果按照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類方法和根據，則可以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納入大陸法系之中。

在法律的表現形式和結構上，與大陸法系完全不同的英美法系雖然與日爾曼沒有地理上的聯系，但卻與古代日爾曼法有著血緣關系——英美法系直接發端於日爾曼法。由於日爾曼法在其歷史在發展中背離了本土政治、經濟的需要，而喪失了在德國的進一步發展、生存的內在條件，只能作為分解了的片斷而存在於歐洲大陸各國的法律之中，民事訴訟領域也不例外。

歷史的發展常常富有戲劇性。日爾曼法盡管沒有在本土上繼續生存和延伸，但卻在異國他鄉生根和發展。民族的遷移將帶來文化的異動。隨著日爾曼各部落跨過英吉利海峽，入侵英倫三島的同時，也把日爾曼法帶到了英國。1051年羅曼王朝的建立使日爾曼法的進一步發展具有了政治基礎。因羅曼民族也屬於日爾曼民族的一個分支，當時國王威廉為了長期統治的需要，一方面，表示遵守原來的習慣法。另一方面，為了加強和維護中央集權，便設置了與地方領主的法院相對抗的最高司法機關和地方巡迴法院。從十二世紀到十三世紀，統治者把符合自己利益的習慣法的一部分與日爾曼法予以結合，形成了統一的英國判例法——普通法（common law）。不用說普通法的主要成分是日爾曼法。[5]以後由於英國對美國的殖民統治，使英國法在美國植根，並在美國得到進一步發展，最終形成了與大陸法系區別對應的另一大法系——英美法系。

在民事訴訟方面，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表現出諸多不同。在民事訴訟程序所依據的規范的表現形式、民事訴訟程序的構造、民事訴訟的目的、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許可權、民事訴訟標的、證據制度、當事人制度、判決制度和執行制度等等方面都存在著比較大的差異。大致分析一下這諸多方面的差異，可以發現其中有的差異屬於「先天性」的，有的差異則是後天所致。這里所說的「先天性」的差異是指差異系由於法系最初形成時所導致的差異。也可以說這些先天性差異是因為某種「遺傳基因」所致。導致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基本差異的「遺傳基因」到底是什麼呢？長期從事羅馬法和日爾曼法比較研究的學者指出，這種「遺傳基因」是因為在羅馬法中存在著請求權制度，而在日爾曼法中卻沒有這種制度。羅馬法中的請求權制度是整個羅馬訴訟的基石，也正是在此基礎上構築了羅馬訴訟體系。

古代羅馬法在那時盡管還沒有進化到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分離的程度。程序法也沒有從實體法中分化出來。因此，當時羅馬法的請求權也沒有形成象現在這樣的實體請求權與訴權分離的權利形態。但在審理民事案件時，如果當事人具有法所規定的請求權，就可以實現權利的訴訟救濟。相反，沒有法律所規定的請求權，其權利就得不到救濟。將法律規定的請求權作為訴訟程序基礎的作法，在羅馬法初期的法律訴訟程序（legisaktionenverfahren）中就被嚴格地加以遵守。在該訴訟中，原告必須首先向法律事務官要求得到審理救濟的許可，其理由是自己具有向被告提出主張所根據的請求權。法律事務官對原告提出的主張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進行審查。對主張合法性的審查就是判斷該主張是否具有法律規定的請求權。法律事務官審查後，認為不符合這兩方面要件的告之不予審理，訴訟便到此為止。如果原告的起訴符合這兩方面要件，則訴訟移到下一階段，即審判官審理階段。由當事人選擇的審判官在這一階段主要審查當事人的主張是否符合請求權成立的要件事實。請求權成立的要件事實存在時，原告勝訴。反之，原告敗訴。這就使羅馬訴訟形成了從規范出發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

羅馬訴訟從法律程序發展到非常訴訟程序，請求權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且更加復雜化。羅馬法大全中的潘太克頓（pandektaen）就是其集大成者。但潘太克頓只是對具體的案件規范的描述，對一般的人來講難以理解。經過後期注釋法學派的抽象加工——將事實與規范分離，使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分離和實體請求權與程序請求權——訴權的分離具有了基本的根據。

與此不同，日爾曼法卻沒有這種請求權制度，也就不存在從規范出發的基本理念。日爾曼是由從祖先傳下來的各種習慣規范為主體的，沒有將權利救濟的基礎——請求權事先規定在法律之中，而是從紛爭事實出發去發現公平解決紛爭的規范，從而形成了日爾曼法從事實出發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英國法和美國法中的判例主義、陪審制等等都是從這一理念中生成的。在民事訴訟領域，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訴訟目的、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證明法則、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既判力等等方面差異都與上述兩大法系不同的原點和理念相關。

二、兩大法系民事訴訟中法官作用的比較分析

筆者在《當事人主義與職權主義——兩種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的比較研究》一文中，曾經從民事訴訟基本模式即法院與當事人的相互關系的角度分析指出，大陸法系民事訴訟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與原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民事訴訟之間所存在的模式差異，並按照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的理論將其概括為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的差異。也就是在那篇文章中，筆者把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訴訟在基本模式上都納入了當事人主義的范圍，同時說明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中，兩大法系的法官在民事訴訟的作用有著更多的共同點。但這是相對於原蘇聯的民事訴訟基本模式而言的，其實大陸法系民事訴訟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之間，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只是相對於原蘇聯為代表的民事訴訟體制來講，可以認為是一種非本質的差異。

當事人主義（Adversary System）的基本含義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指民事訴訟程序的啟動、繼續和發展依賴於當事人，法官不能主動依職權推動民事訴訟程序的進行；二是指裁判所依據的證據資料只能依賴於當事人，作為法院判斷對象的主張只能來源於當事人，法官不能在當事人指明的證據范圍以外依職權主動收集證據。應當注意的是，所謂當事人主義，其含義是相對的，因為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主動性或被動性和法官的積極性或消極性都是相對的。從各國的民事訴訟體制來看，既沒有完全由法官或法院來推動的民事訴訟，也不存在絕對由當事人來控制的民事訴訟，任何民事訴訟體制都是當事人和法官或法院兩方面相互作用的結果，只是這兩方面在民事訴訟過程中其作用力大小強弱有所不同而已。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都是相對於對方而存在的概念，是對某種民事訴訟體制或具體的訴訟制度的抽象概括。

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主義最集中地體現在其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辯論主義上，盡管辯論主義只是大陸法系民事訴訟法學者對特定民事訴訟制度的理論概括，但它的確高度的概括了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的本質。依照辯論主義的原則，其一，直接決定法律效果發生或消滅的必要事實必須在當事人的辯論中出現，法官不能以當事人沒有主張的事實作為裁判的事實根據。其二，法官應當將當事人雙方之間沒有爭議的事實作為判決的事實根據。其三，法官對證據事實的調查只限於當事人雙方在辯論中所提出的事實。對於當事人沒有在辯論中所主張的事實，即使法官通過職權調查得到心證，該事實依然不能作為裁判的基礎。

盡管英國人、美國人沒有象法國人、德國人那樣，把民事訴訟中的原則、制度、作法充分地理論化，概括為某種主義，但體現當事人主義實質的辯論主義的基本內容在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運行中同樣得到貫徹實行。不過，與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相比，英美法系民訴訟體制的當事人主義更為明顯和徹底。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主義除了集中體現在證據收集和提出的程序和制度以外，與大陸法系相異的審判方式也突出地反映了英美式的當事人主義。

英美法系民事訴訟的結構與大陸法系民事訴訟有很大的不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可以大致分為事實審理前的程序和事實審理程序。事實審理前的程序即「證據開示程序」（Discovery）雖然也是訴訟程序，但卻不是審理程序。這種程序的目的是「發現」案件事實，法官或法院並不認定事實，只是按照法律的規定控制這種程序的運作。例如，哪些事實是可以被要求在程序中提出的，而哪些事實可以不提出。即所謂「非證據開示特權」。在證據開示程序中，完全是由當事人雙方通過各種方法發現和明確與案件有關的事實，對第三人（例如，證人）的詢問也都是由雙方相互進行的，程序主導者是當事人而不是法官。與此不同，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不存在這種單純為了發現案件事實而設置的非審理程序。在訴訟程序開始後，法官從始至終都要參與案件事實的發現和認定，在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更強調法官對訴訟的指揮和控制。例如根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139條的規定， 裁判長應當命令當事人對全案重要的事實作充分且適當的陳述。有關事實的陳述不充分時，法官應當命令當事人作補充陳述，聲明其證據。裁判長為了達到此目的，在必要的限度內，與當事人就事實及爭執的關系進行討論，並且向當事人發問。即所謂釋明制度。「釋明」既是法官的一項職權，又是法官的一項義務。同樣，法國民事訴訟法也規定了釋明制度。該法第8 條規定，法官可以要求當事人對事實提供解決爭訟所必要的說明。該法第13條規定，如果法官認為對解決紛爭是必要的話，法官可以要求當事人提供其對法律根據的說明。所以，在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法官的地位和作用與英美法系是有所不同的。

大陸法系民事訴訟與英美法系民事訴訟的這種差異的形成，與法國、德國以及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各國的文化觀念、文化傳統和民族性密切關系。歐洲大陸國家一般地來講都具有較強的國家主義和集團主義的觀念，這種觀念也必然會滲透到民事紛爭解決領域，使其民事訴訟體制相對於英美民事訴訟而言，具有較強的國家干預和強調社會利益的特點。法國和德國民事訴訟體制的特色最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

正如本文前面所言，就某特定的民事訴訟體制，其法官或法院在該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可以將其籠統地概括為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這兩種基本取向對立的民事訴訟基本模式。這種概括和認識是從宏觀的角度去分析和把握的。除此之外，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的概念還被用於對民事訴訟具體的微觀分析。在微觀分析中，只是把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視為反映兩種不同傾向的標簽。在某具體訴訟制度中，當事人的主導性明顯一些，則打上當事人主義的印記，反之，則貼上職權主義的標簽以說明該具體訴訟制度的特點。德國和法國民事訴訟的具體制度中就有不少被貼上職權主義的標簽。但如果把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作為某種基本模式的總體概括的話，毫無疑問，德國和法國仍然是當事人主義，只是其程度不如英國和美國而已。從當事人主義的基本含義去認識各國的民事訴訟體制，雖然可以把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都納入當事人主義這一基本模式之中，但從宏觀上觀察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的當事人主義傾向明顯不如英美法系。如果把絕對的當事人主義和絕對的職權主義視為這兩種傾向的兩個極端的話，英國、美國相比較而言可以定位在絕對當事人主義的「坐標」點上，法國、德國、奧地利、義大利、比利時等歐洲國家的民事訴訟體制大體上可以歸入「亞當事人主義」，因為這些國家的民事訴訟體制所表現出來的當事人主義的傾向比英美法系國家要弱一些。日本民事訴訟體制以德、法國民事訴訟體制為藍本，自然也可以定位於「亞當事人主義」。但日本在二戰以後，受美國法律制度和法文化的影響，日本開始吸收美國法律制度中的某些具體的制度。在民事訴訟中也是如此。比較突出的變化之一是吸收了英美法系中具有當事人主義特點的「交叉尋問制」。日本民事訴訟對美國民事訴訟某些具體制度的導入，就使日本民事訴訟體制的當事人主義色彩比其他大陸法國家更為濃厚。我國民事訴訟體制盡管與原蘇聯民事訴訟體制基本上屬於職權主義類型，但近幾年的變化卻表明我國民事訴訟的發展具有弱化法院職權，強化當事人作用的趨勢。強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就是例證。所以，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與原蘇聯同樣定位於絕對職權主義就是不妥當的，大體上可以成為「亞職權主義」。

如上說述，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因受當事人主義原則的支配，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作用相對於原蘇聯和原東歐國家來講是比較弱的。不過，近二、三十年來，法官在民事訴訟中作用均有所加強。民事紛爭的現代化和大型化是這種變化的客觀原因。兩大法系都面臨民事訴訟嚴重遲延以及在現代性民事訴訟中如何公正解決民事紛爭這兩大問題。 加強法官在訴訟中指揮作用被認為是促進訴訟迅速進行的良策。德國77年出台的《訴訟簡化法》和日本的民事訴訟的改革，都力圖命名法官在訴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美國也是這樣。在集團訴訟中，法院的權利就比在一般的民事訴訟中要大的多。法院有決定該訴訟是否構成集團訴訟；法院對集團訴訟代表的更換、集團成員的退出有審查權；法院有權根據集團訴訟的進展，發出各種命令，以保證最合理的進行訴訟等等。

在現代型訴訟中，被害人往往處於不利的地位，特別是在證據領域。在許多情況下，被害人由於證據不足，事實難以認定，使訴訟常常以被害人敗訴而告終。現代型訴訟的這種不合理現象給法官們提出了這樣的課題：如何作一個積極的法官，使現代型訴訟有利於被害人。這一要求使法官在證據領域里，擴大其成為必然。例如，在證據收集、證據判斷、舉證責任的分配、事實認定等等方面，法官的積極性都得到相當的表現。

總而言之，從總的趨勢看，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中的職權主義因素有所增加，特別是在現代型訴訟中這種趨勢更加明顯。但並不意味著這兩大法系民事體制就脫離了當事人主義的模式，而脫變為職權主義，職權主義的增加只是對當事人主義的稍稍修正而已。更不能誤解為，既然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訴訟體制在強化法官的職權，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也應該加強和維持現存的職權主義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相反，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應進一步弱化職權主義因素，以實現我國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的轉換。]當然，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不可能完全轉換為英美法系那樣的絕對當事人主義的基本模式，而應當由目前的亞職權主義向亞當事人主義轉換。

❺ 民事訴訟模式與訴訟結構的關系

1，民事訴訟結構，是民事訴訟制度的內在結構，是當事人、法院的訴訟地位與相互關版系的內在反權映。
2，民事訴訟模式，是對特定的民事訴訟制度本質的外在反映。

3，民事訴訟結構中法官（法院）或當事人在訴訟中能動性的消長，形成了兩種民事訴訟模式：
（1）職權主義，是指在民事訴訟中法院擁有主導權，程序的進行以及訴訟資料、證據的收集等全部由法院負責。

（2）當事人主義，是指在民事訴訟中，訴訟請求的確定、訴訟資料的提出和證據的收集和證明主要由當事人負責。法官處於順應性的地位，尊重當事人的意志，不作干預。

❻ 我國民事訴訟法關於協議管轄的規定

根據新《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合同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的當事人可以書面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院管轄，但不得違反本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
【解讀】本條是關於協議管轄的規定。
協議管轄，又稱合意管轄或者約定管轄，是指雙方當事人在糾紛發生之前或發生之後，以合意方式約定解決他們之間糾紛的管轄法院。本條規定，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在書面合同中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院管轄，但不得違反本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
可見，協議管轄必須符合以下幾個條件：
(1)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案件，包括合同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
(2)當事人協議選擇管轄法院的范圍，包括可以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院管轄。如果當事人選擇了與合同沒有實際聯系地點的人民法院，該協議無效。合同簽訂地是指合同雙方在書面合同上簽字和蓋章的地點。例如，廣東某廠與黑龍江某廠在北京簽訂購銷合同，北京為合同簽訂地。標的物所在地是指標的物存放的地點。例如，上海某廠與大同某廠簽訂的購銷合同，合同約定履行地為大同火車站，貨物由上海裝船運至秦皇島港時發生糾紛，因貨物在秦皇島港，秦皇島港為標的物所在地。
(3)必須以書面協議選擇管轄，包括書面協議可以採取合同書的形式，包括書面合同中的協議管轄條款，也可以採取信件和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現當事人雙方協議選擇管轄法院意思表示的形式。或者是訴訟前雙方當事人達成的管轄協議，口頭協議無效。
(4)當事人必須進行確定的、單一的選擇。當事人必須在上述五個法院中選擇其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十四條的規定，合同的雙方當事人選擇管轄的協議不明確或者選擇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的人民法院中的兩個以上人民法院管轄的，選擇管轄的協議無效，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確定管轄。
(5)協議管轄不得違反民事訴訟法關於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
目前，有些地方法院受地方保護主義影響，對合同及其他財產權益糾紛案件，不屬於自己管轄的，也搶著受理爭管轄。如果依原告就被告原則，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轄，原告怕地方保護主義;如果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轄，被告怕地方保護主義。為了解決地方保護主義，因此規定協議選擇管轄。這樣規定，還可以避免因管轄權的爭議而延誤糾紛的解決。協議選擇管轄，不得違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

❼ 在法律上，未成年能.............

一、 研究未成年人作證能力的必要性

在人類歷史上，對於證人資格一度存在諸多限制，年齡﹑宗教信仰﹑智力缺陷﹑膚色﹑道德缺陷﹑定罪判決﹑婚姻關系﹑與一方當事人﹑律師﹑利害關系人的訴訟關系等，這些都曾經是不具備證人資格的理由。[1]許多未成年人往往不在證人之列。我國《唐律》中就明確規定十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能作為證人，「基於律得相容者，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皆不得令其為證，違者減罪人罪三等。」[2]隨著人類歷史的進步，年齡不再是決定證人取捨的標准。「今天，幾乎所有人都被假定為有能力作證，除非相反的情況得到確切的證明。」[3] 絕大多數國家的立法都明文規定未成年人具有作證的資格。美國《加州證據法典》第700條就明確規定：「除非成文法有其他規定，每個人不管他的年齡，都有資格作證人。沒有人被剝奪了對問題作證的資格。」並且在司法實踐中加州法院也已經允許十分幼小年齡的兒童作證了。[4]英國法律明確規定未成年人可以作為證人出庭作證，稱為「克服年齡缺陷從而合格的證人」。義大利民事訴訟法規定可以傳喚未滿14歲的人不加宣誓地直接詢問。總之，對於兒童證據，不應採取否定的定型觀念。近年來在普通法和成文法典中已經形成共識，「兒童證據具有天然的不可靠性因而應當特別小心」的觀點已經被消除了。[5]

法律明文規定未成年人的證人資格並不意味著每一個未成年人都可以出庭作證，未成年人能否作證要受制於未成年人的作證能力。未成年人的作證能力具有以下一些特點：1.由於在知識﹑智力﹑經驗等方面都與成年人存在很大差距，所以未成年人對於案件事實的觀察﹑理解﹑記憶﹑陳述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成年人有作證能力的案件未成年人就未必有作證能力；2.未成年人包括剛出生的嬰兒至17周歲的人，雖然年齡跨度不足18年，但基本完成了個人心理﹑生理﹑智力逐步走向成熟的完整過程，因此，各個年齡段的差別是十分明顯的。17歲的未成年人可以像成人一樣作證，1歲的未成年人就沒有什麼作證能力；3.未成年人由於居住環境﹑生活狀況﹑教育程度﹑家庭等方面的差別，同一年齡的未成年人對於同一事物的認識就可能存在天壤之別。例如，大都市裡學齡前的兒童可能熟練地操作計算機，而偏遠地區17歲的未成年人完全有可能不知道電腦為何物（當然這種情況在成年人中也是存在的，但未成年人由於身心發育的不成熟，其認識能力則更易受到客觀環境的制約。）。與此相適應，同一年齡的未成年人之間的作證能力就會存在很大的差異。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作證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是兩個有一定聯系但又不能相互混淆的概念。我國《民法通則》依據年齡、精神狀況將自然人的民事行為能力分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和無民事行為能力。一般說來，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具有作證能力，具有限制行為能力的自然人和無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是否具有作證能力則比較復雜。因為證人證言往往對案件事實的證明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並且證人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在證人的取捨上必須慎重。對於未成年人來說，其是否具有作證能力不能僅僅依賴年齡來判斷，而應當尋求更加適當的判斷標准。

往往在其他證人或者其他證據難以取得時，案件當事人才會主張由未成年人出庭作證，因此未成年證人對於案件的證明就顯得更為重要，而未成年人具備作證能力是未成年人作證的前提條件，所以確立適當的標准和程序審查、判斷未成年人的作證能力是十分必要的。我國由於證據立法的滯後，法律中沒有關於未成年人作證的專門規定，而理論界對此問題又鮮有人進行專門的研究，所以對未成年人作證能力的研究就具有了理論上和實踐上兩方面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二、 未成年人作證能力的確認標准

前已述及，我們不能簡單地依據年齡來區分證人有無作證能力，這是因為：首先，未成年人的作證能力主要體現在對案件事實的陳述上，年齡是未成年人作證能力的關鍵性因素，但是並不是絕對的和唯一的因素；其次，未成年證人對於案件的作用往往是不可代替的，所以在未成年證人的選取上應當更加慎重，不宜採取絕對的、單一的年齡標准。因此，應當確立對未成年人作證能力進行審查的獨特標准。

加拿大《證據法》認為不足十四歲的未成年人能否作為證人出庭作證取決於兩個因素：(1)此人是否懂得證據宣誓或鄭重陳述的性質；（2）此人是否可以表達證據內容。如果此人懂得證據宣誓或鄭重陳述的性質，應當在證據宣誓或鄭重陳述後作證；如果此人不懂得證據宣誓或鄭重陳述的性質但能夠表達證據內容的，可以在許諾說出真相的情況下作證；如果此人不懂得證據宣誓或鄭重陳述的性質又不能夠表達證據內容的，不能作證。澳大利亞《1995年證據法》將證人證言分為宣誓證言和非宣誓的證人陳述。一般來說，證人要提供宣誓證言，只有在作證中不能理解的才沒有提供宣誓證言的資格，但提供非宣誓事實陳述的證人同時要滿足下列條件：（1）法院確信該人能夠理解事實與謊言之區別；（2）法院告之該人陳述事實之重要性；（3）在對其進行詢問時，該人表明擬在訴訟程序中陳述真情的。符合下列情形的人不能作證人：（1）該人不能聆聽或者理解對事實的提問，或者不能表達對問題的回答；以及（2）此種不能聆聽或理解無法克服。美國法律則僅要求該未成年人是否具有理解和回答簡單問題的能力。為了決定該未成年人是否具有區分事實與謊言的能力，法官可以提出一些

諸如此類的問題：「假如我曾經對你說我的法袍是白色的，那是真的還是假的？」「聖誕老人是確有其人，還是有人裝扮的？」[6] 1947年，美國肯德基上訴法院的一個判決認為：「法院應當確定未成年人是否有足夠的觀察、回憶與敘述事實的智力以及說真情的義務感。如果他具備這些條件，就應該允許他作證。法院一旦裁定他是一個合格的證人，應由陪審團確定應給予他的證言多大的分量。」[7]印度法律規定未成年人出庭作證的能力取決於：（1）是否能夠理解所提問題；（2）是否能對這些問題給出理性回答。奧地利《民事訴訟法》規定不能傳遞知覺或者對應證明的事實缺乏知覺能力的人不能作為證人進行詢問。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0條規定：「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證。」這可以說是關於證人能力的立法規定，也可以說是對未成年人證人能力的確認標准。但由於該規定過於簡單，又缺少理論上的研究，結果造成實踐中的操作困難。未成年人能否出庭作證取決於四個因素，即未成年人的：（1）觀察力；（2）理解力；（3）記憶力；（4）陳述力。未成年人對於案件事實要經歷一個觀察——理解——記憶——陳述的過程，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的缺失，都可能導致案件事實的證明成為不可能。而這四個因素又是由未成年人自身生理、心理、智力等因素的發育情況所決定的。所以，未成年人的作證能力必然與成年人之間存在差異，恰如加拿大判例法認為的一樣：「採用審查成人可靠性的標准來審查兒童證據的做法是錯誤的。他們的證據應當在常識的基礎上予以探究，同時考慮在具體案件中的優勢和劣勢。」[8]因此，只要未成年人具備了基本的觀察、理解、記憶能力，並且通過自己的陳述（窮盡現有手段）為他人所知，表明其能夠區分事實與謊言的，就證明該未成年人具有證人能力。也就是說，在未成年人作證能力方面不應當採用過於嚴格的標准，只要未成年人具備了證明案件事實的最基本能力即可。在此方面，我們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通過提問一些簡單問題的提問來決定未成年人是否具有作證能力。在實踐中，對於作證能力較差的未成年人可以採取一些特殊的措施來幫助其在作證能力方面的缺陷。比如對記憶力差的未成年人可以採取回歸現場、催眠等措施 ；對盲、聾、啞等表述能力有缺陷的未成年人，可以藉助於助聽器、盲文、啞語等手段；必要時還可以請未成年人的親屬、老師等進行協助。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28條中規定，未成年人所作的與其年齡和智力狀況不相當的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9]對此問題應當如何理解？首先，這是關於未成年人證言效力的規定，而非作證能力的規定。作證能力是未成年人是否具有作證資格，能否出庭作證的前提條件。而未成年人所作的證言是否與其年齡和智力相一致是證言的效力問題。只有具有作證能力的未成年人出庭作證以後，才會發生證言效力的問題，兩者是不在同一范圍的不同問題。因此，證人是否有能力作出與其年齡和智力相一致的證言不是證人作證能力的確認標准；否則，會不可避免的犯本末倒置的錯誤；其次，此規定表明未成年人可以出庭作證，並且沒有明確的年齡限制。未成年人所作的證言是否與其年齡、智力狀況相一致對於未成年人作證本身沒有影響，僅僅對證言的效力有影響。未成年人所作的證言與其年齡和智力相一致，該證言就可以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未成年人所作的證言超過或者低於其年齡和智力水平，該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需要和其他證據相互印證。這就更加證實了在未成年人作證能力上的「低要求」。

❽ 德日的民事訴訟模式

一、民事訴訟模式的界定我國學者關於訴訟模式的界定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本質屬性說。這種觀點認為模式能夠反映某一事物本質屬性的抽象化樣式，是指某一系統的結構狀態或過程狀態經過簡化、抽象所形成的樣式，它是對某類事物或行為特徵的概括或抽象。二是訴訟地位及法律關系說，並將模式與形式、結構、構造視為具有相同的含義。認為模式是對一定事物的內部各個要素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描述。筆者以為，民事訴訟模式是對特定或某一類民事訴訟體制基本特徵的揭示。也即法院與當事人在訴訟中的相互關系。，或者說是法院與當事人之間訴訟許可權的配置關系模式。訴訟模式的基本構成要素包括：（1）主體要素，即當事人與法院。（2）訴訟許可權的配置。民事訴訟模式實質上表達的是法院與當事人之間訴訟許可權的配置關系，不同的配置關系構成不同的訴訟模式。
二、民事訴訟模式研究的理論價值
民事訴訟模式是對特定的民事訴訟制度本質的外在反映，運用民事訴訟模式來分析民事訴訟的基本理論問題，有助於我們把握民事訴訟的本質內容。具體來講，研究民事訴訟模式具有以下重要理論價值：
第一，根據民事訴訟法律關系理論，法院與當事人之間的訴訟關系是基本的關系，訴訟始終圍繞著這一關系而展開。所以，以當事人與法院及其相互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民事訴訟模式，可以把握民事訴訟的基本走向。。尤其是，民事訴訟模式是以當事人與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配置為研究基點，而這一許可權配置決定了某一特定民事訴訟制度的基本屬性，使我們能夠認清不同國家民事訴訟制度的本質特徵。此外，通過不同國家民事訴訟模式的分析，可以找出相同點與差異點，分析利弊，以不斷完善中國的民事訴訟制度。
第二，研究民事訴訟模式，可以促進民事訴訟程序的優化。程序不僅僅是作出某決定或得出某一結論所經歷的過程或手續，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各主體對形成決定或結論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即他們相互之間的地位、關系。主體的這種程序中的地位、關系，不但是程序許可權劃分，更重要的是這種角色定位明確了各個主體對形成最終結果所能起到的作用，並各自在其許可權范圍內對程序結果分擔責任。由於訴訟模式是以當事人與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配置為研究內容，所以，對民事訴訟模式的研究，能夠促進當事人和法院在訴訟中各自角色的合理定位，並形成合理的歸責機制，以達到民事訴訟程序的優化結構。
第三、對民事訴訟模式的研究，有助於民事訴訟其他具體制度研究的深化。由於民事訴訟模式的研究內容帶有根本性，對民事訴訟體制的構件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民事訴訟模式應當屬於民事訴訟法學理論研究的基本問題范圍，它對其他具體制度的研究具有指導意義的功能。在一些民事訴訟的具體制度好理論中，例如訴訟標的理論、證據理論等，都涉及到當事人與法院的許可權配置，民事訴訟模式的研究對深化這些具體制度的研究具有基礎的理論價值。
三、民事訴訟兩大模式——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
（一）民事訴訟中兩大模式的含義
從宏觀的角度看，民事訴訟理論界對民事訴訟模式的分類，基本上認同當事人主義與職權主義的二分法，但對那些國家的民事訴訟制度屬於當事人主義，哪些國家的屬於職權主義，則存在分歧，張衛平還進一步將當事人主義劃分為英美型當事人主義與大陸型當事人主義。對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和大陸型訴訟模式的劃分，主要是依據法院與當事人之間在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而確定的。
1、當事人主義
所謂當事人主義，英語的表述為「Adversary system」，是指在民事糾紛的解決中，訴訟請求的確定、訴訟資料的提出和證據的收集和證明主要由當事人負責。該原則要求當事人（1）提起訴訟；（2）確定爭點；（3）提出證據給法院等。在當事人主義下，當事人甚至對法律的適用都有選擇的權利，而且，由於證據及訴訟資料的收集及提出也由當事人負責，所以也可以說發現真實的主要責任也在當事人，而在當事人主義支配下的傳統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中，法官處於順應性的地位，尊重當事人的意志，不作干預。
1、職權主義的含義
職權主義（德語為offizialmaxime），是指法院在訴訟程序中擁有主導權。該原則可分為職權進行主義（amtsbetrieb）和職權探知主義（undersuchungsgrundsatz）兩個方面的內容。與當事人主義相對，職權主義是指在民事訴訟中，程序的進行以及訴訟資料、證據的收集等全部由法院為之。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民事訴訟模式屬於職權主義。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前，歐美各國的民事訴訟普遍貫徹實施的就是職權主義，資產階級革命後一度改行當事人主義。在19世紀的產業革命浪潮中，以至整個20世紀，各國在修改民事訴訟法時又加強了職權主義的色彩。
（二）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的成因
1、當事人主義的成因
在民事訴訟法典中首先確立當事人主義的當屬1806制定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典。1877年德國民事訴訟法典和1891年日本民事訴訟法典等都確立了當事人主義。 作為開山鼻祖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典在制定時，當時的訴訟理念認為，民事訴訟是涉及私人利益的糾紛，故運作訴訟和訴訟程序進行的主導權應該由當事人擁有，法院及法官在訴訟中只是嚴格的中立者，只能就事實問題作出法律上的判斷。這種被稱為自由主義訴訟觀的思想，在法國民事訴訟法典制定後，與自然法思想、社會契約說以及經濟自由放任思想匯合，在排除國家對市民社會干預的運動過程中形成了糾紛解決的當事人主義優越的浪潮。此外,還有學者論述道：當事人主義的成因還有更深的層次,這就是私權自治原則和市場經濟的影響.從私法自治原則的角度來說，私法自治與法國民訴法典中所表現出來的自由主義訴訟觀是相互關聯的。由於民事糾紛起因於民事權利義務的爭執,便要求貫徹調整私法的原則,國家的干預必然回破壞當事人之間建立在私法基礎上的平等關系，不利於糾紛的解決。而從市場經濟的關系來說，由於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的定位為只是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並不直接干預社會生活，因此，反映在民事訴訟中，代表國家的法院只能是居中裁判。
2、職權主義的成因
職權主義民事訴訟法典的典型代表是1895年制定的奧地利民事訴訟法。後來，一些原先採當事人主義的國家如法國等也轉而採取職權主義。德國1976年民事訴訟簡化法也有此傾向。更令人深思的是，1991年美國司法制度改革法和1995-1996年英國沃爾夫勛爵組成的司法改革小組擬訂的方案（Access to justice）也對英美法官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的超然地位進行了反省，強調了法官對程序的干預。
為什麼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期，職權主義在民事訴訟中得以盛行呢？究其根源主要有二：一是當事人主義支配下的訴訟程序，由於當事人肆意操作訴訟程序，造成了審判遲延、程序復雜以及費用增加等令人不快的後果；二是作為當事人主義基礎的自由主義思想，隨著19世紀末產業革命的興起，城市化和大規模化的糾紛解決，以至不能再任由當事人主宰訴訟程序來完成，為了迅速且經濟地解決民事糾紛，各國才開始強化了民事訴訟中的法院職權。不過，盡管在18-20世紀，各國民事訴訟出現了當事人主義向職權主義的過度，但並不意味著各國的歷史背景是相同的。由於文化歷史背景以及當時各國政治、經濟狀況的不同，都會導致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在各自民事訴訟制度中的表現形式和內涵的差異。
四、民事訴訟模式的發展趨勢
以上只是從理想類型的角度對民事訴訟模式所作的劃分，實際上，世界上並不存在絕對的某種訴訟模式，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事訴訟制度中，兩種模式總是交錯的。當事人主義模式以自由主義理念為基礎，以當事人意思自治和處分權為訴訟模式的構造原則，並伴隨著絕對化的傾向。與此相對，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存在著對當事人基本權利的漠視，與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不相協調。程序主體地位的確立與訴訟民主與現代化，以及個人利益的要求與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所追求的目的之間存在沖突。因此，進入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來，各國民事司法改革方興未艾，除了具體制度、具體程序的改革以外，各國也不失時機地調整當事人與法院在訴訟中的許可權分配，以最大限度地發揮當事人與法院在訴訟中的各自作用，實現訴訟公正。
在英美法系的民事司法改革中，主要是強化法官在訴訟中的職權作用，法官不但在訴訟程序的推進方面擁有一定的許可權，甚至在某些實體問題上法院也享有決定性的許可權。這在立法中已經有所體現。在審前准備程序中這一點體現得較為充分：法官積極地介入審判程序，促進訴訟的進程，包括設定證據開示的最後期限、確定審判日期以及促成當事人和解等方面，法官已更多地轉向案件的管理。
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訴訟模式雖然同屬於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但是法官在訴訟中的作用卻存在差別。在大陸法系國家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中，法官原本對訴訟程序的進行就享有較大的權力（職權進行主義），特別是在案件的審理中，法官主導庭審程序、主動詢問證人，同時法律海規定了法官的釋明義務。所以在以德國、日本等國家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在保證法官的程序管理權的同時，也在不斷擴大當事人對訴訟程序的控制。
在民事訴訟構造中，過分強調當事人的作用會導致訴訟的遲延，增加訴訟成本，從而帶來訴訟實質上的不公正；而過分強調法官的職權作用，雖然能夠克服以上不足，但又會產生法官中立性問題。所以，兩大發系在保證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基本構造的基礎上，不斷調整著法官與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許可權分配，因而出現既重視當事人基本訴訟權利的保障，又強調法官對訴訟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權力，從而形成了當事人與法官相協同的新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特別是在當事人主義固有的當事人主導的理念基礎上，導入了法官對訴訟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權思想，是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但是，西方各國民事訴訟改革並沒有根本改變其訴訟模式的基本內容，而僅僅是在一定的范圍內調整當事人與法院的許可權配置，以使其更符合訴訟公正和訴訟效率的要求，並沒有改變其訴訟模式的本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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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民與外國人（包括常駐我國和臨時來華的外國人、外籍華人、定居我國的外國僑民），港、澳、台同胞、華僑及出國人員自願結婚、復婚和港、澳、台同胞、華僑及出國人員協議離婚的，男女雙方必須同時到各地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記處申請婚姻登記。申請時，必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規定。

一、結婚登記

申請結婚的中國公民和外國人、港、澳、台同胞、華僑及出國人員，男年齡不得早於22周歲，女不得早於20周歲。須分別持有下列證件：
(一)中國公民

1.本人戶籍證明（戶口簿、身份證）；

2.本人所在工作單位或城市街道辦事處，農村鄉（鎮）人民政府出具的婚姻狀況證明。

(二)外國人、外籍華人

1.本人護照或其他身份、國籍證件；

2.我公安機關簽發的《外國人居留證件》或外事部門頒發的身份證件，或臨時來華的入境、居留證件；

3.經本國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權機關）和我駐該國使、領館認證的由本國公證機關出具的婚姻狀況證明；或該國駐華使、領館出具的婚姻狀況證明；

4.外國留學生中的中專、大專和本科學生在校學習期間一般不得結婚。其他學生（進修生、研究生等）要求與中國公民結婚的，除持有上述證明外，還須持有所在院校的學業證明；

5.再婚者的離婚證件或配偶死亡證明（離婚證件需經我國駐該國使（領）館認證，或由該國使領館直接認證）。

(三)香港同胞

1.香港居民身份證、回鄉證或海員證；

2.我司法機關委託的香港律師辨認的香港婚姻注冊處出具的婚姻狀況證明，和經該律師證明的由申請人做出的在其他任何地方從未登記結婚的聲明書；

3.再婚的離婚證件或配偶死亡證明。

(四)澳門同胞

1.澳門居民身份證、回鄉證或海員證；

2.澳門婚姻及死亡登記局出具的結婚資格證明書或無結婚登記證明書；

3.再婚者的離婚證件或配偶死亡證明。

(五)台灣同胞

1.台灣同胞旅行證或我駐外使領館簽發的加註有「台灣同胞」字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證》；

2.台灣公證機關出具的無配偶證明或公證的本人戶籍登記簿底冊復印件；

3.離婚或喪偶的台灣同胞還需提供經過公證機關公證的離婚證件或配偶死亡證明，無法提供上述證明，可以提供經公證的台灣或港澳報紙刊登的當事人離婚的聲明書或公告，未經公證的不具有法律效力。

(六)華僑

1.我駐該國使、領館頒發的本人護照；

2.經我駐該國使、領館認證的居住國公證機構出具的本人無配偶證明或我駐該國使、領館出具的本人無配偶證明；

3.再婚者的離婚證件或配偶死亡證明，並經本國外交部和我駐外使領館認證。

(七)出國人員

出國人員是指依法出境，在國外合法居留6個月以上未定居的中國公民。出國人員辦理結婚登記需要：

1.本人護照；

2.所在單位出具的《婚姻狀況證明》；

3.我駐外使領館出具或經我駐外使領館認證的居住國公證機構出具的在國外期間的《婚姻狀況證明》；

4.申請結婚登記的男女雙方，有過婚姻關系已離婚的，須持有離婚證件；喪偶的須持有配偶死亡證明；

除此之外，申請結婚登記的男女雙方還要到婚姻登記機關指定的醫院進行婚前健康檢查；提交男女雙方半身免冠合影照片（2寸）三張，須婚姻登記機關審查，符合條件的，准予登記，發給結婚證。

二、離婚登記

中國公民和外國人在華要求離婚的，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向該管人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要求復婚的，按結婚辦理。華僑、港、澳台同胞以及出國人員與我國公民之間雙方自願離婚並已對子女撫養和財產作了妥善處理的，可共同到當地涉外婚姻登記處申請離婚登記。一方要求離婚或一方不能到婚姻登記機關申請離婚的，可直接向國內（大陸）一方戶口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離婚後，男女雙方自願恢復夫妻關系的，按照申請結婚登記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