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刑事訴訟法的發展

❶ 如何看待中國的法制發展進程論文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❷ 刑事訴訟法產生和修改的原因及背景

2003年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被納入了本屆人大的立法規劃，盡管這是一個政治決策行為，但我個人認為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是充滿著廣闊的歷史背景與深刻的發展動因的，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剖析此次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理由，特別是回答為什麼在短短的10年時間內兩次修改刑事訴訟法這一國家基本法律。
第一，在過去的近10年時間里，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GDP連年以9%以上的速度遞增。這種經濟發展的驚人成就也必然會推動著中國的政治、文化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前發展，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逐步走向前台，成為了決策機關與社會公眾越來越關系的一個問題。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均著重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在我國未來社會發展、改革過程中的極端重要性，因此在過去的十年間，司法改革已經成為了推動中國法制狀況前行的一個重要推動力，司法改革如何改，風險最小、成本最低，最能為政治決策機關所認同？我個人認為，訴訟法的修改是首選的方案，訴訟法是關於訴訟程序、訴訟步驟的基本法律，其中更多地強調糾紛的程序化解決，與劇烈的司法體制、人財物等國家財政體制變革不同，通過修改三大訴訟法可以逐漸、安全地推動我國司法改革的進程。這也是為什麼刑事訴訟法等三大訴訟法要進行再修改的第一個背景與動因。
第二，尊重程序的理念在社會公眾與法律人當中越來越受到認同，這為刑訴訴訟法的修改創造了另一基礎。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後，學術界對程序獨立價值的研究逐步開始深化，新聞媒體也通過不斷的宣揚程序的價值、功用來提高社會公眾對程序獨立性、正當程序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認知程度。觀念的轉變為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創造了良好的「軟環境」。
第三，刑事訴訟法自身存在著若乾重大弊端與疏漏，亟待「大修」。200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事訴訟法實施狀況進行了一次認真、細致的執法大檢查，檢查的結果暴露出我國刑事訴訟中長期存在三大痼疾：刑訊逼供、超期羈押、律師辯護難。近年來理論界與實務界圍繞著這三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整治，提出了許多具有建設性的對策，但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要依賴於立法中對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2005年頻頻發生的一系列冤假錯案使得通過立法修改，遏制長期困擾中國刑事司法的三大痼疾這一社會實踐要求顯得更加突出。要切實解決中國刑事司法實踐中的問題，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重演，是此次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又一背景。
第四，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也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走向現代化與國際化的必然之路。坦誠地講，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盡管有了二十多年的發展，但尚處於起步階段，與世界法治先行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距還是比較大的。實際上，中國近年來法律制度的發展，在民商事方面進展較大，我們的民商事法律制度與世界法治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正在縮小，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更為先進。但是我們的刑事訴訟制度、刑事訴訟法的發展、發達程度卻不容樂觀。這一推論可以從質的方面與量的方面兩個角度來證明：從「質」的角度來看，國際人權公約以及法治國家通行的一系列基本准則與制度在中國目前的刑事訴訟法中都處於缺失狀態，最簡單的例子是西方國家200多年前就已經確立的無罪推定原則，在21世紀的中國刑事訴訟法中仍然沒有得到明確的規定，這恐怕很難用「中國的國情」這一借口就能解釋得通；從「量」的角度來看，中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只有225個條文，2萬字多一點，這樣的一種條文規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見的，須知刑事訴訟法本質上是一種程序法，它的功能就是告知執法人員、相關人如何操作，作為一部操作性質濃厚的法律必須完備、詳細，其條文數量應當多於實體法的條文數量，而我國刑法現在的條文數量都有448個，可見刑事訴訟法的條文真是少得可憐。由於條文數量少，規定粗，導致目前刑事司法實踐中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各個機關的司法解釋、內部規定，這種狀況與刑事訴訟的現代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大趨勢是嚴重相悖的。總之，保質保量的推動刑事訴訟制度的國際化與現代化也呼喚著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

❸ 刑事訴訟法的淵源有哪些

刑事訴訟法的淵源是指刑事訴訟法的表現形式，是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的存在形式或載體。中國刑事訴訟法的法律淵源有以下幾種：
憲法
憲法作為根本法，它是其他法律、法規賴以產生、存在、發展和變更的基礎和前提條件，是一個國家法律制度的基石，是公民權利的保障書，是依法治國的前提和基礎。同樣，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和修改，也必須以憲法為根據。通過制定刑事訴訟法，將憲法中有關刑事訴訟程序的抽象的法律規范變為可操作的、具體的刑事訴訟法的法律條文，使憲法精神得到具體化。中國刑事訴訟法第1條明確規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憲法中規定的如國家維護社會秩序，鎮壓叛國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制裁危害社會治安、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和其他犯罪活動，懲辦和改造犯罪分子(第28條)、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第125條)等內容，都在刑事訴訟中得到了體現。在現代法治國家，刑事訴訟法被稱做「憲法的適用法」、「應用憲法」、「國家基本法之測震器」，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被提升到憲法的高度。在中國，這方面的研究比較薄弱，應當加強從憲法、憲政的高度來關注刑事訴訟、關注刑事司法。
刑事訴訟法典
指1979年7月1日通過的，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訴訟法，這是中國刑事訴訟法主要的法律淵源。
有關法律
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中有關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刑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國家賠償法、監獄法、律師法等。
有關法律解釋
主要是指1998年1月19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六機關《規定》)、1998 年6月29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最高人民法院《解釋》)、1999年1月18日公布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以下簡稱最高人民檢察院《規則》)、1998年4月20日公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以下簡稱公安部《規定》)。
有關行政法規、規定
指國務院制定的法規和主管部、委、局制定的規定中有關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如國務院制定的看守所條例等。6.有關國際條約。中國目前加入的與刑事訴訟有關的國際條約有《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處罰公約》、《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准規則》(《北京規則》)以及中國政府已簽署尚待批準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當然，依據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317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中有關於刑事訴訟程序具體規定的，適用該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是，中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

❹ 中國何時有第一部刑法

《中華來人民共和國刑法》和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於1979年7月1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知上通過。1979年7月6日、7月7日兩部法律先後分別公開，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這是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

❺ 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有什麼區別

刑法是規定刑事責任、犯罪以及刑罰的法律；刑事訴訟法是由國家指定的調專整刑事訴訟活動的法屬律總稱。刑事訴訟法與刑法的關系是程序法和實體法的關系，刑事訴訟法屬於程序法，刑法屬於實體法。刑法：主要規范什麼行為是犯罪？什麼罪法定刑是多少？哪些情況可以從輕或減輕或免除處罰？哪些情況應該從重處罰？哪些情況雖然是犯罪，但可以不承擔責任？等等實體上的問題，也就是理論上的問題。刑訴：主要規范從立案偵查到交付執行之間的一個過程，應該按照什麼程序，如何組織等等程序上的問題。也就是實踐操作的問題。

❻ 談談對刑事訴訟法的認識

刑事訴訟法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特別是新律師法的出台，應該進行必要修改了

❼ 外國刑事訴訟法的歷史發展與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聯系

我國的刑訴經歷過幾個階段，在建國初主要是借鑒前蘇聯的刑訴制度，後來在蘇俄關系惡化後，借鑒了些留學國外歸國的學子的一些歐美思想，在這些學者被打倒後，刑訴基本停滯不前，改革開放後僅是一些修訂和國情變化

❽ 簡要陳述刑事訴訟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刑事訴訟法是現代國家法治發展的標志，也是現代訴訟文明的重要體現。由專於刑事訴訟法擔負著懲罰屬犯罪和保障人權的兩大功能，內容又多與人的基本權利緊密相關，因此，其在不少國家又被稱為小憲法。刑事訴訟法屬於程序法，其應用性、實踐性和可操作性的特點相對突出。刑事訴訟法的執行情況也是衡量司法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

❾ <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有什麼區別啊

刑法是規定刑事責任、犯罪以及刑罰的法律;刑事訴訟法是由國家指定的調整刑事訴訟活動的法律總稱，那麼，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有哪些區別呢?請大家閱讀下面的文章了解!

刑事訴訟法與刑法的關系是程序法和實體法的關系，刑事訴訟法屬於程序法，刑法屬於實體法。

刑法規定了犯罪與刑罰的問題，是刑事實體法;刑事訴訟法則是規定追訴犯罪的程序、追訴機關、審判機關的權力范圍、當事人以及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以及相互的法律關系，是刑事程序法。程序法是為實體法的實現而存在的，而程序法本身具有獨立的品格。刑事訴訟法規范涉及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的分配關系，直接關繫到公民的自由、財產等各項權利的實現程度。伴隨著訴訟民主化的發展歷程，刑事訴訟程序發生的變化更大，承擔不同訴訟職能的國家機關之間也存在職責分配的變化。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程序內容是在不斷的變化中走向程序正義，引導刑事程序法治的實現。中國刑事訴訟法的內容在科學化、民主化方面仍有待發展，以適應不斷提升的人權保障的需要。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都以懲罰犯罪、保護人權、維護社會秩序、限制國家公權為目的，刑法是在靜態上對國家刑罰權的限制，而刑事訴訟法則是從動態的角度為國家實現刑罰權施加了一系列程序方面的限制，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構成了刑事法的整體內容。

如果我們將刑事訴訟看作是一個邏輯證明的過程，那麼，在這個邏輯證明的鏈條上，刑法的規定就是大前提，刑事訴訟是為了探尋小前提，刑事訴訟的結果便是結論。因此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關系具有一般與個別的關系的性質。

刑法，是指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即什麼行為是犯罪，犯罪了要負什麼責任，怎麼量刑處罰的法律，是刑事犯罪的實質法。民法，是指是調整平等民事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組織之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是法律體系中的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大白話：就是調整民與民之間一切不足構成犯罪的行為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是指涉及到刑事案件，怎麼打官司的法律，是程序法。同樣，民事訴訟法是規定民事案件怎麼打官司的程序法。現在一件案子，如果是公安局立案，檢察院起訴的，那就是刑事案件，這個案件的審判用刑法，要判多少年。這個案子什麼時候開庭，什麼時候一審這些程序問題用刑事訴訟法。同樣，如果它是一個老百姓告另一個的，那就是民事案件，法官判誰對誰錯就按照民法，而這個案件什麼時候申，審判時要去多少人這樣的，就是民事訴訟法。

❿ 刑事訴訟法將在哪些方面做重點修改事訴訟法將在哪些方面

1.修改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宗旨。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條對刑事訴訟法制定宗旨的規定是:「 為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 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 制定本法」。考慮到「人民」在我國是一個政治范疇， 在外延上不包括嚴重的刑事犯罪分子， 而刑事訴訟法要保護的是包括涉嫌嚴重犯罪的嫌疑人、 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權利。 同時考慮到司法公正和訴訟效率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價值目標，《 建議稿》將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宗旨修改為「為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 懲罰犯罪，保障人權，實現司法公正，提高訴訟效率，根據憲法， 制定本法」。 2.進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則。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條第二款關於程序法定原則的表述是:「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 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 根據法治國家的授權原則， 並特別考慮到對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進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則 的重要內容，《建議稿》將程序法定原則獨立作為一條， 並分兩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 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 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 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規定的許可權。」「 對違反法定程序的訴訟行為， 人民法院或人民檢察院應當根據違法的輕重程度及結果情況， 決定違法行為是否有效。」 3.將人民法院統一定罪原則改造為無罪推定原則。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 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原則。 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是現代刑事訴訟之基石，《建議稿》 第十條第一款根據國際社會的通行表述，將無罪推定原則表述為:「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確定有罪之前， 任何人應當被推定為無罪。」此外， 為了保證無罪推定原則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於被追訴人處理的精神在 實踐中能得到真正的貫徹和落實，該條第二款還規定:「 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的，按無罪處理; 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輕的，按罪輕處理。」 4.增加規定比例原則。比例原則是現代公法一項非常重要的原則， 被譽為公法的「帝王條款」。在刑事訴訟中， 比例原則的確立對於合理劃分國家權力與公民個人權利的界限， 防範國家權力濫用，保護公民個人權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為此， 《建議稿》增加規定了此原則，並將其表述為:「人民法院、 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實施強制性訴訟行為， 應當嚴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圍內，並與所追究罪行的嚴重性、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會危險性相適應。」 5.增加規定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 基於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對於防止刑訊逼供、 保護被追訴人合法權利的重要意義，並考慮到《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關於這一原則的規定，《建議稿》 第十二條確立了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 不得強迫任何人證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於自己的陳述。」 至於此原則是否包含沉默權，可結合中國實際加以解讀。 6.增加規定刑事和解原則。考慮到刑事和解制度既體現了中國「 和為貴」的傳統和諧文化， 又有利於提高訴訟效率和有效地解決刑事犯罪所帶來的各種糾紛和矛 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復性司法在國際社會的蓬勃發展趨勢，《 建議稿》 在第二十條將刑事和解作為中國刑事訴訟法的一項原則予以規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及其近親屬達成和解的，人民法院、 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考慮當事人的和解意願， 並根據案件情況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對被告人從輕、 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7.增加規定一事不再理原則。鑒於一事不再理原則( 禁止雙重危險規則)在保障人權、 維護司法權威和裁判穩定性方面的重要意義， 考慮到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重復追訴之現實， 結合國際社會一事不再理原則相對化的發展趨勢，《建議稿》 第二十一條確立了相對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即:「 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後， 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為再次受到起訴和審判， 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8.增加規定國際法優先原則。 鑒於我國已經簽署和批準的國際公約都規定了不少與刑事訴訟有關的 內容; 而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與這些國際公約的規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異 。為此，《建議稿》參照國際社會的通行做法， 在第二十二條增加規定了國際法優先原則，即:「 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與本法及相關法律的規定不 同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 9.增加規定未成年人特別保護原則。 考慮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發展的狀況， 以及對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訴人的特別保護對於保障人權以及社會長治 久安的重要意義，《建議稿》 第二十三條將未成年人特別保護作為一項基本原則予以規定，即:「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 應當考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針， 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充分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 10.完善辮護人的職責。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關於辯護人職責的規定存在兩個突出問題 :一是在辯護的內涵上對程序性辯護體現不夠; 二是過分強調了辯護人有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舉證責任。 針對這兩個問題，《建議稿》第五十四條將辯護人的職責修改為:「 辯護人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 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以及維護其訴訟權利的材料和意見， 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11.明確偵查階段律師的辯護人地位。 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的規定， 犯罪嫌疑人盡管在偵查階段可以獲得律師的幫助， 但是沒有明確賦予律師的辯護人地位， 從而使得律師在偵查階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順。為此，《建議稿》 明確規定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聘請的律師的辯護人地位。 12.通過加強保障辯護人閱卷權的方式解決辯護方的知情權。 針對現行刑事訴訟法造成的司法實踐中律師閱卷難的突出問題，《 建議稿》結合實際，不明確規定證據展示制度， 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辯護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時間， 另一方面擴大了辯護人閱卷的范圍。《建議稿》第五十五條規定:「 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除涉及國家秘密外，可以查閱、摘抄、復制犯罪嫌疑人的陳述筆錄、 技術性鑒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訴訟文書。」「 自審查起訴之日起十日後至一審判決前， 辯護律師有權到檢察機關查閱、摘抄、復制本案全部材料。 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 」「在第二審程序、死刑復核程序、再審程序中， 辯護律師有權到人民法院查閱、摘抄、復制本案全部材料。 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 「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應當為辯護人依法查閱、摘抄、 復制案件材料提供條件和便利。」

麻煩採納，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