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行政法平衡理論的重大意義

『壹』 行政法的作用

一、行政法的保障作用與經濟發展同行

法是社會上層ㄖ�鬧匾�槌剎糠?決定於一定社會的經濟結構和經濟關系。行政法也不例外。行政法作為一個部門法,其立法模式應是對社會現實反映的結果,尤其是對經濟事態的感應。具體而言,經濟結構是行政法模式的形成和變遷的基因,即經濟因素中的各要素。所以,一個立法模式當它處在結構完整化、功能齊全化、效率最大化的同時,也隱喻一種被否定的因素。這一因素的逐漸發展最後作為強烈的否定力量宣告舊的立法模式解體,新的立法模式產生。[1](P32)時下正值市場經濟,在一定意義上,市場經濟是一種法制經濟,它決不能在無序的法制狀態下進行,也不能僅僅靠經濟規律來自發調節。市場經濟引發了社會關系、社會過程、社會角色的新變化,即主體的多元性、自主性,市場活動的趨利性、契約性、競爭性、開放性,以及國家的宏觀調控,這些須臾也離不開法律的保障和規范。而實現法律對市場調整的中介,最主要的是行政權力,因而,市場經濟需要確立與之相適應的行政法。

法也不是消極被動的。行政法立法模式作為制度化了的東西與國家的其他制度一樣必然要發生各種復雜的社會作用。而經濟結構就是立法模式發生作用的基本對象。「沒有國家的法律秩序,經濟制度,尤其是現代經濟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2]這兩者說明法律對經濟可以產生能動作用。但法所發揮的能動作用也有正反兩方面,要麼促進經濟發展,要麼阻礙經濟發展。如此對立的結果產生的根源在於法所感應的經濟關系是新或舊的問題。當法所感應的是新的經濟關系時,就對經濟的發展有保障作用;反之,法所感應的是舊的經濟關系,則對經濟的發展產生阻滯作用。如若從馬克思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系原理來看法對經濟的作用,適應和促進應是一種必然,是理想的關系性狀,消極後果不應該產生。但法的創制畢竟是人的有意識的活動,受人為因素的影響,立法模式的遲滯、蹣跚也時有出現,從而導致新的經濟關系的運行及傳統立法模式的存在,由此怎能避免法阻礙經濟發展的發生?然而法的保障作用對經濟又是必需的,這就要求行政法在推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應反映新的經濟關系,促進新的經濟模式和經濟秩序的形成、鞏固,相應地限制、削弱和摧毀舊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模式。

二、行政立法的民主化、科學化

行政管理作為管理國家的活動,應當是人民群眾民主權利的體現和保障。為保障行政管理民主化、科學化,就應使其符合人民群眾的意志。這一目的能否實現,取決於行政法制現代化的「瓶頸」問題,即行政立法的民主化、科學化的進程。

首先,科學化的行政立法應體現公平、正義、效率等價值標准。人類經歷了數千年的法制建設與發展,立法技術日臻完善,立法的科學化應當是無庸置疑的事實。盡管現代行政法在中國的起步晚,但有西方百年的成功典範及其他部門法的立法經驗可供借鑒,行政立法的科學化應該說也已實現。然而,一個法律無論結構如何嚴謹,條理性如何,如果不體現公平、正義、效率等法律的精神,該法律就不是理想的法律[1](P141),或者說,在行政立法時,既要考慮法律的形式方面、或環境方面、或立法程式方面等非實質性方面,又要考慮法律精神的再現,即形式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的有機統一。這是法制的理性化選擇,是良法之治或實質行政法治的基石。為此,科學化的行政立法應注意遵循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基本的權利和義務的平等分配。行政法調整的主要對象是行政機關與管理相對人之間的關系,行政機關和管理相對人都是行政法律關系的主體,整個行政法律關系,以及權利義務形式就是圍繞行政法主體的此二種形式展開的,因而行政法既要保護公民、法人、其他社會組織的合法權益免受國家行政權的非法侵害,即確認、保障私權利,又要保證國家行政權在法律范圍內合法有效地行使,即規范和限制國家行政公權利。如此利益的劃分就應當能夠導致管理相對人自願地加入到被法律規制的合作體系中來,並在這個合作體系中得到滿足。第二個原則是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帶來的補償性利益,即「合作」體在合作的過程中,由於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而給管理相對人帶來了損害,行政機關應當給予補償,以保證公平、正義等價值標準的實現,如拆遷補償。

其次,民主化的行政立法要求立法過程中角色對位。立法過程是指立法者進行立法預測、立法決策、立法運作、法律通過、法律公布的全部行動過程。從法的淵源看,任何一部門法都是由不同層次的法的形式構成,對不同層次的法的立法者角色的分擔也是必然。行政法較之其他部門法而言,數量龐大,形式眾多,散見為全國性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的行政法規,特別是大量的地方性行政法規發揮著規范行政管理的作用,這使得立法中的角色多樣、職能各一。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各部、委,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都在各自的職能許可權內進行著行政立法。行政立法過程和立法中的角色不能分割,不僅是立法科學化的要求,更是立法民主化實現的保證,是依法行政的客觀所需。

三、行政法與社會公正的順差

行政權力作為一種特殊的國家權力,其在行使過程中涉及各種權力與權益並與之發生關系,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它與行政權的運用對象之間的關系,即行政權力與私權利的關系;二是它與其他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的平衡與協調運作有助於公平、正義等價值標準的形成與適用,進而促進社會公正的價值目標的實現。

1 國家諸權力對比的平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政權和司法權由立法權產生出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關系的實際狀況應是立法權高於一切,行政與司法是一種平行關系,這就是國家諸權力對比的平衡狀態。在現代民主政治條件下,這三項權力較之近代社會具有更多的相互滲透、相互支撐和相互制約的性質,行政權除了執行法律之外,已經擁有廣泛的「授權立法」或「委託立法」的權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立法機關的立法權;同時,行政機關所擁有的處理某些案件、作出判斷的權力,使之具有了在諸多領域的「准司法」性質。[3]行政權的執法性質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但其擁有權力的擴張使權力的濫用有了可能。所以,為了達到上述平衡狀態,必須給予行政權行使以必要的規范,把行政許可權定在某種模式之下。這種模式即行政法治,它涵蓋三個具體的價值評價尺度:第一,政府守法。即國家行政機關在行使國家行政權力,進行行政管理的過程中,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辦事。第二,越權無效。「越權無效」用否定性命題來強化和補充「政府守法」。第三,行政救濟。即對行政違法行為所造成的對行政相對人的人身和財產損害進行補償。如此立法和司法的制約,既使國家權力能合理、合法、高效地順利行使,又使行政權不至侵犯私權利的正當、合法行使,同時也實現了國家諸權力對比的平衡。

2 行政權與管理相對方權益對比的平衡。行政權與管理相對方權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從根本上講是一致的,行政權的行使為了帶來社會利益,最終受益者還是社會各主體。從現代行政的民主性、服務性方面看,法治社會和市場經濟確認的行政權與管理相對方權益關系應該是行政權越小,管理相對方權益越大。行政機關的重要職責是切實保障私權利的合法行使和實現,為私權利服務,同時也包括對私權利的濫用和主觀隨意性進行控制和禁止,以維護公共利益不受私權利的非法侵害。值得注意的是對私權利的控制和禁止是在私權利處於非法行使和實現的狀態下進行的,這並不妨礙社會權益的合法取得,問題在於如何規范和限制行政權?

在行政法制實踐中,行政權的設定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以法設定,即通過有關的行政法律、法規和規章設定;另一種是以裁定方式設定,就是由行政機關在管理過程中或執法中,以自由裁量權設定自己應該享有的權利。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行政立法不夠全面、深入,有些行政管理領域雖有法可依,但只是原則性條款,行政機關對自己權利與義務的設定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自由裁量權作為行政機關的一種權力,從其本質來講,如果不合理地行使,必然導致行政權與社會權益的不平穩。所以,隨著行政法制現代化過程的推移,以法設定的行政權所佔的比重應該越大,不僅需要行政立法滲入到行政管理的諸多領域和諸多環節,而且需要行政權的設定盡可能地具體、明確,這樣就可以保證行政權行使的合法化,再輔之以情勢變遷下的原則性條款,賦予行政機關合理裁量的權力,以合理化作為合法化的必要補充。如此限制行政權的價值目標,正是為了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實現行政權與社會權益對比的平衡。

3 各社會力量在行政權面前一律平等。社會力量是指處於行政主體相對一方,受行政主體管理的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行政權對各社會力量的公正作用可以說是現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則。英國行政法確立的自然公正原則可謂典型。我國憲法也明確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既是我國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也是法律適用的一條基本原則,表現在行政法領域即為各社會力量在行政權面前一律平等。行政管理活動中常常遇到不同的管理機關和不同的管理對象,公正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對不同對象一視同仁,不能偏袒任何一方,更不能搞保護主義。行政權對各社會力量的態度只能視其權利性質而定,合法的私權利堅決給予保障,非法的私權利必須予以控制和禁止,不能因管理對象所處的地區、部門、行業的差別,而對某些社會力量的合法行為進行制裁,對某些社會力量的非法行為予以縱容,否則,其後果是放縱了行政違法行為,有悖於行政執法公正原則,最終破壞的是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貳』 行政法的概念

行政法

(一)關於行政法概念的幾種觀點

由於行政法是關於行政的法，人們對行政的涵義有多種多樣的理解，對行政法的理解也就必然多種多樣。因此，關於行政法的概念的表述可以說是眾說紛紜。在對行政法概念的眾多表述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幾種：

(1)行政法是規定主權行使限度與行使方式的法。

(2)行政法是調整行政機關特定行政內容的法。

(3)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權力的法。

(4)行政法是調整社會關系的法。

(5)行政法是行政機關制定的法。

(6)行政法是執行機關適用的法。

(二)行政法的涵義

對行政法可作如下表述：行政法是法的一個獨立部門，是調整因行政主體行使行政職權而產生的特定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這一表述包括以下兩層涵義：

1、行政法是調整特定社會關系的一類法律規范的總稱。

2、行政法是法的-個獨立部門

(三)行政法的特徵

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與其他普通部門法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有顯著的不同。

1、行政法在內容上的特點

(1)行政法內涵豐富、范圍廣泛、技術性較強。

(2)行政法具有很強的命令、服從性。

(3)行政法律規范的內容易於變動。

2、行政法在形式上的特點

(1)行政法律規范數量繁多，表現形式多樣，沒有統一完整的法 典。

(3)行政法實體性規范與程序性規范相互交織，往往共存於同一 法律文件之中。

（四）行政法調整對象

法律是社會關系的調整器；任何-個部門法律，都以一定的社會關系為調整對象。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說：行政法是調整行政關系的法。

行政關系，是指行政主體(一般是行政機關)在實施國家行政權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簡單地說，即國家行政管理關系。

行政關系是社會關系，但它不同於一般的社會關系。它的個性是通過它的特徵反映出來的。行政關系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徵：

第一，從主體上看，在行政關系雙方當事人中，必有一方是行政主體，即必有一方是作為行政管理主體的行政機關或得到授權的其他組織。否則，就不屬於行政關系。

第二，從內容上看，行政關系的內容都與國家行政權力直接有關。或者說，國家行政權是行政關系的核心。行政關系共實就是國家行政權實施所引起的關系。

第三，從內容處分上看，當事人對行政關系中的權利與義務不能自由處分。

第四，從雙方當事人所處的地位上看，行政主體始終處於主導地位，享有很大的優益權。行政主體的這種主導地位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1)行政關系的產生、變更或消滅，大多取決於行政主體的單方行為，無須以雙方協商一致為產生前提。(2為保證行政關系的實現，行政主體可以對相對人採取直接的強制措施，如行政強制執行，而相對人不具有這種手段。(3)行政主體實施行政權過程中享有不少行政特權，而這是相對人所沒有的。

第五，從解決爭議的方式上看，行政主體有處理行政爭議的權力這與民事關系明顯不同。在民事關系中，爭議雙方當事人，無論那--方都無權單方處理糾紛，只能求助於第三者來解決。而行政關系不同，雖然行政主體是爭議的-方當事人，但它有單方處理的權力；即使有的爭議需法院作最終裁決，但行政主體也往往有先置處理權。就是說，行政關系的特徵允許行政主體在-定范圍內"自己做自己的法官"。

（五）現代行政法本質上是平衡法

行政法與其他法律部門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作為行政法主體一方的行政機關擁有國家權力，是管理者；其相對一方則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擁有國家權力，是被管理者。這就決定了行政法的本質隨著不同時代、不同國度對行政法主體雙方地位的不同規定而有截然不同的表現。

行政法發展到今天，一方面，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已有效地控制了行政專橫，保障了公民權利；另一方面，這種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又要求適當擴大行政權、約束公民權。因此，適應這一社會趨勢，現代行政法在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地跳出了"管理法"或"控權法"的窠臼，向著"平衡法"的方向發展。其特徵是行政權既受到控制，又受到保障；公民權既受到保護，又受到約束；行政權與公民權之間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平衡。

與現代行政法實質上是平衡法相適應，現代行政法存在的理論基礎應是"平衡論"，即在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權利義務的關系中，二者的權利義務在總體上應當是平衡的，而這一平衡是通過立法、執法和救濟三個動態環節來不斷調整和實現的。立法是公平分配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權利義務的過程；執法是著重保障行政權，要求公民服從的過程，但也應摻入民主與公正的機制與因素；救濟是著重保障公民權、審查行政行為的過程，但也應注意維護行政權的合法行使，防止公民權濫用。上述立法--執法--救濟的整個發展過程，實質上是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在權利義務關繫上既對立又統一、既沖突又平衡的矛盾運動過程。正是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的權利義務在執法和救濟兩個具體環節上的差異性和不對等性，保證了其在行政法總體狀態上的對等性和平衡性；也正是這種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權利義務關系的內在發展規律，構成了現代行政法發展的動力和現代行政法學研究的核心。80年代以來我國行政法治和行政法學的迅速發展，特別是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等重要行政法律的頒布，充分證明"平衡論''的思想確實貫穿於我國行政法治和行政法學的發展過程以及上述法律的立法宗旨和基本內容之中。

平衡理論的主要內涵。平衡論最基本的主張是：現代行政法的目的、功能以及整個制度設置應該是平衡行政權與公民權以及相應的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等社會多元利益。它包括兩方面的意涵：一是立法上權利義務的公平配置；二是以利益衡量方法貫穿於整個行政法的解釋與適用過程。根據平衡論的觀點：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是行政法所調整的一對基本矛盾。在總體上實現行政權與公民權的平衡，對於實現行政機關與公民義務的平衡，兩者各自權利義務之間的平衡，乃至各方法律地位(權利義務綜合體現)的平衡，具有基礎性、決定性的意義。

1、行政法的價值導向：平衡論認為，涉入行政法領域的社會多元利益、價值都應當得到尊重和協調。主張在價值沖突中訴諸中庸、平和的制度性解決方案。

2、行政法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平衡理論認為，行政法學應當轉移以法院或行政機關為中心的視角，直接以行政機關與公民的關系切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應當強調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配置，而以立法控制或司法審查作為一種憲政視野下的制度性保障。

3、行政法的概念和調整對象：平衡論主張，從調整對象的角度界定，行政法的概念應當表述為，調整行政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的法律規范和原則的總稱。

4、行政法關系：平衡理論認為，行政法和民法一樣，均調整平等主體間的關系，並且兩者調整的狀態都應當是一種平等、平衡關系。平衡理論認為，無論在哪個具體的行政法關系中，行政法的權利義務結構都是不對等的，但這種不對等是必要的。

5、行政法治原則：平衡理論認為，權力和權利既然是法律授予的，就應當得到同等保護，都需要激勵；同時，權利和權力一樣，都有被濫用的可能，因此應當同等地受到法律的制約。

6、行政程序法 平衡論認為行政程序法的功能在於通過規范行政行為的空間和時間的表現形式，制約行政權力的行使，因而其規范應主要限定為行政機關的義務性規范，將更多的程序性權利機制賦予行政相對方。在行政程序法的價值取向上，主張協調、兼顧公正與效率，實現二者的動態平衡。

7、行政法體系 平衡論倡導在行政法律制度的層面上建立一種"行政權--公民權"之間的協調模式，認為行政法律制度應當分為兩大類：保障行政權有效行使的制度和抑制行政權違法行使、濫用的制度。

『叄』 試述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內涵及其基本要求

行政法基本原則是行政法學的基本理論問題,從行政法學研究起步之日開始,學者們對這一命題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行政法基本原則應當反映出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行政法所有的性格.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歸納起來無外乎下列四種:
一是指導行政法制定,執行,遵守以及解決行政爭議的基本准則,是整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貫穿於整個行政法的主導思想和核心觀念;
二是貫穿行政法之中,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等活動的基本准則,它是人們對行政法規范的精神實質的概括,反映著行政法的價值和目的所在;
三是貫穿行政法律規范之中,指導行政權的獲得,行使及對其監督的基本准則,也是揭示行政法基本特徵並將其與其他部門法區別開來的主要標志;
四是指貫穿於行政法始終,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的基本准則或原理,是行政法精神實質的體現,是行政法律規范或規則存在的基礎.
這四種不同的定義體現了學者們對行政法基本原則認識的逐步深化,也體現了其所依據的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同時,上述四種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都包含了相同的涵義,即對行政法制定,實施等全部活動具有指導作用.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功能中,其"指導"作用才是最根本的,才是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行政法基本藉以建立和展開的基礎.基於此,筆者認為我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應為:合法性原則,民主性原則,及時救濟原則和統一原則.

一,合法性原則
要求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強調依法行政是行政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存在的最根本性原則,也是行政法與其他部門法區別的主要標志,它是貫穿行政權力過程始終,是指導,規范行政權力運作的基本准則.
合法性原則是近年來行政法學界普遍主張的一項基本原則.該原則強調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管理行政事務,必須依法進行.法律是行政機關權力活動的依據和標准.依法行政原則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法治原則(憲法原則)對行政活動的具體要求.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目的得以實現的保障,可以確保行政活動建立在理性的法律規則之上,免受個人意志的干預.依法行政也是行政法最高層次的規則,對行政法律規范的制定以及行政機關的具體管理活動都有指導意義.依法行政原則不同於自由,權利保障原則.首先,依法行政原則主要針對行政機關而言,強調對行政機關的規范,而自由,權利保障原則則對國家的立法機關,行政機關以及司法機關都有指導意義.其次,依法行政原則主要是制度層面的原則,尤其在法律適用方面發揮作用,而自由,權利保障原則則不僅是制度層面的原則,而且已上升到價值層面.就兩項原則的地位而言,自由,權利保障原則更為基本,依法行政原則不得與自由,權利保障原則相背離.
行政合法性原則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強調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並對違法行政承擔法律責任.同時,行政主體在行使自上裁量權時必須嚴格依據體現行政法精神實質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嚴格在行政法規范規定的幅度,范圍內行使自由裁量權.另一方面,要求參加到行政法律關系中的行政相對人,應對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依法進行配合,支持,並切實履行其行政法上的義務.

二,民主性原則
該原則要求一切與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力有關的活動都要實行民主,必須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採用適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方法.民主性原則應作為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內容包括:
一是行政法規,規章的制定程序,除不應公開外都應公開,充分徵求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必要時還得舉行立法聽證會,論證會和座談會的民主性形式.這樣做才能符合"法治"的前提要求,即有"良法",使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行政法規范的調整涉及作為管理者的行政主體及被管理的行政相對人之間的行政權利和義務,該行政權利和義務與當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它是行政執法的依據和基礎,如果行政法內容不能充分體現民主,就不會確保人民群眾利益的切實維護,也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對行政管理行為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勢必影響行政管理的效率.只有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才能在行政執法中真正做到民主,更有效地實施對社會的管理.
二是人民有權要求政府提供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信息,回答有關咨詢,以便公民參加經濟和社會活動,對此,各行政主體應創造條件.這也是行政相對人積極參與各種社會管理活動,主動配合並履行其行政法義務的重要保障.
三是在做出具體影響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決定時,必須聽取相對人的意見,即建立聽證程序.
四是行政相對人應遵循民主程序的約束機制,在其充分行使民主權利的同時,當其私自,個別利益與意志與公共利益,多數人意志發生沖突時,其應讓位於公共利益及多數人利益,服從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積極支持,配合,並切實履行其行政法義務.

三,及時救濟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權影響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時,行政主體應始終確保行政相對人受損權益的及時恢復和補救.
行政法所追求的價值之一就是促進行政效率的提高,而行政效率除了講求時間,數量等量上的效率外,還應包括質的效率,亦即取得較好的社會效益,它要求得到行政相對人的心悅誠服並積極地予以協助.單純的強制服從是不能取得很好的效率的.若某一行政行為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的支持與協助,甚至認為侵害其合法權益,這就應給予行政相對人一定的救濟途徑.但行政救濟也應講求效率,盡快地解決爭議,否則也會影響整個行政效率的提高.而目前我國的現實是:無論是某一具體行政行為是否為明顯的違法與不當,都只能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來解決,這對於那些需要調查取證的違法不當不很明顯的具體行政行為來說是可行的,必要的,可對那些有明顯的違法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就顯得不必要而徒耗時間,人力,物力,無疑也導致行政效率低下,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還應把視線放在行政實體法本身上.要求行政主體在做出行政行為時,包括行政立法行為.始終有一套給予行政相對人及時救濟的機制,要建立這一機制,就應有一指導性原則給予概括或指導,這便是及時救濟原則,它要求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的整個過程中,始終關注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不去侵害.同時,這一原則也要求行政相對人始終以合法行為行使其獲得及時救濟的權利,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為此,才能做到行政法治.
及時救濟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權時自始至終將行政相當人的權益放在首位,在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時,應給予行政相對人充分的救濟機會.同時,這一原則有利於行政相對人參與行政,配合行政積極性的提高,並促其充分理解行政主體的管理行為,切實履行行政法義務.

四,行政統一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與國家行政管理有關的活動都必須統一,協調;統一指揮,統一組織,統一規定.同時,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行為,並予以支持配合.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和行政守法都應遵循這一原則,具體有五個要求:
一是理順現有行政法規之間,行政規章之間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消除彼此沖突的地方,並在以後的行政立法中始終本著統一的要求,實行行政立法程序的統一化,確保我國行政法律規范體系的統一和協調(如我國已經頒布的《立法法》).
二是要求行政法能盡其涵蓋力,將現有的乃至今後可能產生的行政事務統一由行政法規范加以規定,使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協調,一致,統一(當然,這還依賴於一定的立法技術性規定).
三是要求實行行政程序統一化.盡快進行行政程序法典化,使各種行政行為的程序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不至行政行為之間前後矛盾和沖突.不同的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必須統一,一致,不應彼此矛盾,相互沖突.
四是要求國家行政機關及其機構設置應從實際出發,統籌規劃,統一設置,防止機構重疊,職能重復,相互推諉扯皮,防止政出多門,朝令夕改.同時,要求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上下級關系要統一;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職位,職稱,職權,工資,任免,獎懲,選舉,退休等等都要有統一的規定,以便使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管理走上統一的法治軌道.
五是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同時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使同一行政主體的前後行為及不同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行為的協調一致,促進我國行政法治進程.

『肆』 學習行政法的意義

一、行政法治的內涵
我國依法行政的概念產生於80年代末，形成於九十年代。但從近幾年依法行政的實踐看，依法行政在不少沿海發達地區流於形式，更不用說西部，依法行政最重要法治精神、法律理性，程序正義以及保障公民權利等等，在不少地區和部門還未受到重視，為了進一步推進依法行政，必須在西部開發中，充分關注依法行政的法治內涵的實現。
第一，法律至上原則。在依法行政中，法律至上原則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內容：1.法律是依法行政的最高規范。如美國依法行政的具體表述是「法律最高原則」，在德國則稱為「法治政府」。在這原則下，依法行政的行政依據是法律，沒有法律授權就不能行政。任何行政行為都是法律授權的行為。一切行政行為都必須服從法律，否則無效。2.依法行政規則。政府的依法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在法律沒有規定時，行政機關無權像公民那樣自由地活動。例如，沒有處罰法，行政主體就沒有處罰權力。這在各法治國家都是一項普遍的規則。3.合法性規則。行政行為的范圍和內容必須由法律設定。法律對行政的授權不僅應具有質的特點，而且應當有量的規定。依法行政不僅不能超越質的規定，而且不能逾越量的范圍。有法律依據可以做出行政行為，但有權作出行政行為並不等於可以為所欲為。4.保證實施原則，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行政機關的職責是執行和實施法律，對於行政機關來說，不僅有消極的義務遵守法律，而且有積極的義務採取行動，保證法律的實施。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在1959年的一個判決中聲稱，行政機關在情況需要的時候如果不制定有效的條例來維護秩序，就是違反法律。
第二，正當程序原則。程序是實體的保障。沒有正當程序的規范，行政法治要求的法律至上就難以實現。因此，行政法治對法律至上的要求必然要通過正當程序來實現。行政程序應當由法律來設定，其效力與其它法律相同。任何行政行為都必須有法定程序。只有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的行政行為才具有效力。非依正當程序的行政行為應當視為非法。依法行政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依程序行政。法律的至上性必須通過合理的程序來實現，沒有正當的程序，法律的至上性根據難以實現。法律的正當程序是實體法的延伸。在法治條件下，基本權利原則屬於實體上的原則，基本權利原則被正當地實施，這就是正當法律程序。正當程序原則在法治國家極受重視，而且在實踐中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正如美國法官弗蘭德利所說：「我們看到過去五年中程序上的正當程序的擴大，比在美國憲法批准以來的整個時期都來得大。」
第三，公平救濟原則。依法行政意味著行政相對人能夠及時有效地通過法律渠道糾正行政侵權行為，也就是必須存在公平有效的行政救濟。公平救濟不僅有范圍要求，而且有結果要求。以范圍而言，行政救濟不應當存在死角。比如，目前我國西部行政訴訟中不受理職稱評審方面的糾紛就很不合理，也是教授貶值得不到遏制的原因之一。其根源一是因為相關的法規欠缺，二是因為法官不是專家，但在實踐中並不是無法解決。事實上，各校都頒布有相當細的規定。法院在受理此類案件的時候，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可以參照適用，而後者可以由法院請相關專家評審，最後由法院判決。為此建議我國在西部大開發中，行政訴訟法對此進行修改。法院應當能夠受理職稱評審案件。以結果而言，國家賠償是最主要的公平救濟的制度。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上，國家賠償是被否定的。1873年，法國許可權爭議法庭在布朗戈案作的判決中，在法律沒有作出規定時，明確承認了國家賠償責任。此後，國家賠償被正式確立。我國1954年憲法就提出了國家賠償，1995年正式實施。但從實施的現狀看，仍有待進一步完善。有的公司受到行政機關的不法拘禁長達幾年，但出來後的賠償往往是象徵性的 。這與依法行政的人民利益原則不相一致。
二、行政控權：依法治國在西部大開發中的深化
我國依法行政的提法是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如果說依法治國的實質是依法治權 ，那麼，在西部大開發中體現依法治國實質要求的依法行政，必然以行政控權作為其本質內容，這是我國依法行政的本質特點。
一般意義上的行政控權系指英美法系國家的行政程序控制理論，即強調行政法是程序法。但是，從實踐看，行政控權不僅局限於程序。在這方面，大陸法系國家的公共權力論、公務論等恰好是一個補充。也就是說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行政法理論基礎雖然形式不同，但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這是因為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行政法理念的理論基礎具有共同性，即都建立在人民主權和權力制衡理論的基礎上。為了保障人民主權，必須對權力的行使實行監督的制約。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鳩系統地論述過分權和制衡的思想。孟德斯鳩指出：為了防止權力濫用，保障自由，就必須對權力進行制約，而對權力制約的最好方法，就是「用權力約束權力」。 此後，人民主權和權力制衡的原則就成為資產階級憲法和法治的一般原則，無論是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其行政法的理論基礎都源於此。
此外，從法治的實質內容看，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國家面臨的問題都有共同性，即如何防止國家權力不被濫用？從現代國家看，國家權力最普遍的形式是行政權。因此，法治國防大學家防止國家權力不被濫用的首要考慮就是能夠對行政權實施有效控制。當然，行政行為還涉及到行政效率、社會公共福利的目標等，但與行政控權相比，它們無疑是具有從屬性。在任何一個法治國家，行政效率最終都取決於行政控權的效能。我們不否認，在特定的條件下，某些腐敗行為可能會提高效率，如某些賄賂可以加快辦事速度，但這是以整個行政效能的降低為代價的。從整體上提高一個國家的行政效能，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加大行政控權的力度和廣度，而不是容忍甚至鼓勵腐敗。二戰以後，當代法治國家普遍以行政立法作為主導，一大批制約和控制行政權力的法律相繼出台，甚至連行政官員的道德行為也納入了法治的軌道，有效地防止了行政權的濫用，規范了行政行為。
從法治國家的歷程看，雖然所運用的觀念不同，但依法行政本質上都是通過控權實現的。依法行政的歷史事實證明了行政控權的作用不可替代。1215年英國大憲章，作為資產階級憲政的開端，其實質正是控權。此後，行政控權的思想和實踐在西方法治國家不斷發展，並日益完備。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都是如此。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國，著名憲法學這有狄驥就說過：「法學上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是國家也須受法律的限制。」 這種控權的思想，早在法國大革命以後頒布的人權宣言就有了明確的表達：「所有公民都有權親身或由其代表來確定賦稅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認可，注意其用途，決定稅額、稅率、客體、徵收方式和時期。」「社會有權要求機關公務人員報告其工作 」。同樣是大陸法系的德國，行政控權被表述為行政監督，正如德國斯佩耶爾大學法學教授賴納•皮查斯所說：「法律在國家的統治中佔有中心地位。它限制國家的統治，確定國家的職能並將它控制於法律監督之下。這點尤其適用於行政行為，它同樣受制於法律。 」英美法系國家更是如此。美國作為典型的三權分立國家，行政控權其實是權力制衡的一種特殊形式。在這種形式下，為了保障社會公共權利，即使是總統行為也受到了嚴格制約。
除了上述法治作用以外，行政控權在我國西部法治建設中還有其獨特的意義。行政控權是我國西部反腐敗斗爭的迫切需要。盡管我國近年加大了反腐敗的力度，但是腐敗現象仍在蔓延。從制度上說，就在於我國反腐敗的控權機制還沒有健全。我們在1997年就開始提依法治權的法治思想，但如何治權和治官，實踐中還有較大的距離。實踐證明，腐敗滋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和最本質的表現形式是權力的濫用，而克服腐敗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行政控權。
行政控權的優越性是現代法治本質特點。在理論上，行政控權不過是權力制約原則在行政法領域的推廣。正像治權是法治的本質一樣，行政法如不具備良好的行政控權功能，行政法的其它功能必將受到影響，甚至完全不能實現。比如，行政法的服務功能，強調行政主體具有為人民服務的義務，這當然是對的。但法制意義上的服務不應只是一種道德要求，也應是一種法定責任。也就是說，當行政主體違背為人民服務的義務的時候，他將受到追究或為此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服務功能只有在行政控權的條件下，才有全面實施的可能。行政法的控權功能體現了現代法治的本質精神，是行政法治的內在要求。現代民主憲政和法治國家的本質精神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控制公共權力，防止權力濫用，保障公民權利和經濟的自由發展。十五大以後，我國理論界進一步明確，依法治國的實質就是依法治官或依法治權。在這方面，行政法的控權功能是任何法律所無法比擬的。
誠然，行政控權在法治發達國家受重視的程度有所不同。正像有些學者所指出的，行政控權在有些法治國家已成為歷史。在西部大開發，行政控權是一種十分迫切的現實。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沒有一個民族能夠一個跟斗翻越它的歷史發展的各個必要階段。 」
三、實現西部大開發，走向行政法治的具體步驟
（一）完善西部法律體系是依法行政的基礎
實現依法行政首先要求建立完整，嚴密、和諧、優質的法律體系，從而把西部政治、經濟、文化納入法制的軌道。一是立法必須從實際出發，從少數民族聚居較多地區出發，中央應授權西部省、市人大享有更大的立法權，地方立法也應該具有前瞻性和法律科學性。二是加強立法的開放性和民主性，特別是在當前中國已加入WTO，我國西部立法必須與WTO法律框架接軌，既要根據地方實際制定行政執法的規范，又要在引進外資或進行商務活動中按國際公約、國際慣例行使行政權。在當前全球經濟一體化形勢下，我國行政立法要大膽借鑒外國有益的立法經驗和立法成果，維護西部人民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
（二）提高行政執法效率，廉潔公正執法是實現西部大開發的關鍵
如果說，有法可依是實現依法行政的前提的話，那麼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則是行政執法的關鍵。十五大文件指出：「一切政府機關都必須依法行政，切實保障公民權利，實行執法責任和評議考核制。 」從而把依法行政與保障人權緊密結合起來。行政執法在國家各種權力中是最活躍、最經常、最普遍、最直接運用權力與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有著最密切關系，因此最容易發生侵權問題。以前，行政機關責任意識淡薄。在西部開發中，行政權力必須服從於法律的預設，法律的行政權力處地支配和控制地位，行政機關應積極，主動發揮管理功能，服務功能並適當運用自由裁置權，在西部開發中，樹立行政機關的新形象至關重要。英國學者說，政府是一個感染力極強的，以身示教的教師，不論教好教壞，它總在以自己楷模行為教育整個民族。
（三）提高公務人員素質，提高西部公民法律意識，是實現西部大開發一項系統工程
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制度創新過程，正是建設法律權威和法律信仰的過程。公務員是依法行政的主體，是代表國家的形象，執法的好壞將影響到整個西部開發的成功與否。守法、護法又是一個公民最基本的義務。只有全民法律意識增加了，行政執法才有廣泛的基礎。孟德斯鳩說過「要接受最好的法律，人民的思想准備是必要的 」。當前，西部大開發中，培養公民學法、守法、護法精神和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念十分重要。雖然西部是一個多民族地區，人民文化素質不高，普法教育也就顯得更為重要。對於廣大西部公務人員來說，學習法律知識是重要的，但更重要是樹立法律權威觀念和權力服從法律觀念。畏法者最快活，尊法者最順心，只有在法律范圍內活動才能獲得最大自由。
總而言之，行政機關在西部大開發中，應積極能動地發揮其管理功能，服務功能，並適度運用自由裁量權，提高行政效率。在我國西部大開發中，必須堅持法治原則、法律至上原則、正當程序原則、公民救濟原則。在西部大開發中建立依法行政的法律體系，強化依法行政觀念，為實現依法治國起引導、橋梁作用。

『伍』 平衡論的意義

「平衡論」至今尚屬理論萌芽時期，其自身亦需一個不斷的自我反思和建構過程才能漸臻完善的理論體系。我們在思考和構建「平衡論」體系時日益感受到，「平衡論」的提出對我們進行行政法學研究而言更具深遠的方法論意義：（1）「平衡論」雖然是一個部門法學的研究課題，但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哲學、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其他部門法學等廣泛領域，因而，如果要求得「平衡論」的更深發展，就必須打破部門法學之間以及法學與其他學科之間存在的學術隔離，既保持本部門法學強勁的身我發展勢頭，又不遺吸收其他部門法學和學科的思想精華，並向後者貢獻自身的成果；
（2）「平衡論」必須藉助對行政法及行政法學歷史的真實反思和積累，因而，我們必須打破我國行政法學研究只重視對制度的歷史性描述、輕視或忽視對行政法學基本理論歷史進程的關注的狀況；
（3）「平衡論」作為一個部門法的理論基礎無法脫離具體文化環境，它若求進一步的完善，我們就應對法律制度的建設進行文化的闡釋和證明，尋找「平衡論」落根成長的本土基礎。
任何一種希冀揭示人類生活某一方面客觀規律的真理性認識或理論，都是建立在關注現實建構和反思歷史的艱難歷程之上的。我國目前正在經歷一場人人皆已感知的大規模解構和建構運動，這一場運動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廣度和震撼力令世人囑目。然而，嚴峻的現實問題以簡單明了的方式表述出來了：怎麼做？於是，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倫理學、法學等各類學科都試圖在自己的專攻領域提出基於嚴肅、認真的歷史反思的新的建構理論。「平衡論」就是在這樣的廣闊背景中誕生的。「平衡論」關注現實並希望對我國制度和理論建設具有現實意義，這在前作《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礎》中已作詳述，現扼而言之，即：（1）依據「平衡論」基本原理，准確把握立法、執法、司法三個法制環節各自的重心和平衡及各法制環節之間的制約和平衡，可保證行政法制健康、協調地發展，擺脫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權利義務配置不平衡的法制現狀；（2）依據「平衡論」，可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新型「政府——企業」互動模式，推動市場經濟的發育和成長；（3）依據「平衡論」，可真正實行民主價值和效率價值有機統一的政治制度和行政體制；（4）依據「平衡論」，可全面、准確地認識現代政法的本質和作用，從而可重構既符合世界行政法發展方向又具有民族特色的較成熟完善的行政法學體系。

『陸』 行政法新論的問題：從行政法產生的角度，談我國行政權利的現狀和行政法的發展趨勢

我國行政法的建立和完善，應當說是我國的民主與法治建設同步的，它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分散在集中、從低層次到高層級的逐步發展的過程，其中有兩次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一是1989年《行政訴訟法》的頒布和實施，它從司法監督的角度有力推進了行政程序法制建設，其中有宣言式的規定條款：具體行政行為違背的法定程序的，得以撤銷；二是1996年《行政處罰法》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全面行政程序法制建設的開始，《行政處罰法》的重要貢獻在於：在行政訴訟法確立的程序違法無效的原則上，又進一步確立了保障公民權利與促進行政效率相結合的公正、公開原則，規定了告知、陳述、早辯和聽證等程序制度。總體來看，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進程逐步加快，並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主要表現在：

1、新憲法為行政程序法律化提供了憲法依據。西方國家的憲法中往往有關於行政程序基本原則的規定，這些規定構成這些國家行政程序的根本法律淵源。我國憲法並沒有專門明確規定行政程度的基本原則，但是，憲法中的有些規定卻可以被認為是行政程序法律化的依據。例如，憲法第2條第3款規定：「人民依照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這一規定是行政程序法上公開原則、參與原則的憲法依據。

2、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法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建國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先後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使行政程序無法可依的狀況有了明顯改善。20世紀80年代以後，行政程序法律化的進程明顯加快，有關國家機關先後制定了《行政法規制度程序暫行條例》、《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行政復議條例》、《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等等。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使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覆蓋面大為擴大。

3、某些行政領域建立了比較完備的程序制度。雖然目前我國的行政程序制度總體上還比較落後，但從局部看，有些領域的行政程序制度已經相當完備。如行政處罰程序、行政復議程序等。以行政處罰以例，1996年頒布的《行政處罰法》，對行政處罰決定的簡易程序、一般程序和聽證程序，以及行政處罰的執行程序都作了統一、明確、具體的規定。此外，還制定了大量專門規定特定領域的行政處罰程序的單行法律、法規和規章，如《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這使我國行政處罰程序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規則體系。

4、體現現代法治精神的行政程序制度開始得以確立，隨著法制建設的發展，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價值取向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行政程序已不再被單純地看作保障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它的控權功能和保護公民權益的功能逐步被立法者所認識，其結果，使得我國行政程序中以控制行政權和保護公民權益為主要目的、體現現代法治精神的規則和制度逐步被確立。例如，告知程序、聽證程序、迴避程序、復審程序等。這種變化表明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逐步向現代化邁進。

5、行政程序制度獲得了相對獨立的法律地位。隨著國家法治的發展，行政程序開始獲得獨立的法律地位。例如，《行政訴訟法》明確地將程序合法作為行政行為合法的三個必要條件之一。《行政處罰法》則明確規定，沒有法定依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這些規定表明，我國行政程序不再是行政實體法的附庸，它已經獲得了獨立的法律地位。盡管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有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的水平還比較低，行政程序法律化還存在諸多問題。

二、完善我國行政法的必要性和趨勢（途徑）

就我國行政法存在的種種問題和不足來看，我國行政程序制度應當加以改進和完善；根據行政法學的一般理論和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我國行政程序制度加以改進和完善，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的要求，我國行政程序制度應當加以改進和完善；和世界先進國家相比，我國的行政程序制度也應當加以改進和完善。

（一）完善我國行政程序制度，是改變我國向來重實體、輕程序這一落後觀念的必要途徑

行政法是實體法與程序法的有機統一，行政程序制度是行政法律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沒有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就談不上行政實體法律目標的實現，甚至還可能帶來破壞和其它消極的作用。在行政法制建設的起步階段，一般地說，行政程序法往往成煤其實體法的附屬品，行政程序法遠沒有行政實體法發達。但是，隨著行政法治與民主觀念的提高，行政過程中的一切活動，不僅實體上要求合法，而且帶必須在程序上合法。行政程序法的興起和發展，使其具有與行政實體同等重要的法律效力和地位。違反程序法則，與違反實體法規則一樣，都將影響行政行為效力。

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中的地位，在美國，行政法就是正當的法律程序，行政法就是行政程序法。美國學者認為，「程序法是執行，而法律的生命在於執行，從實際的觀點來看，程序法的重要性超過了實體法。一個健全的法律，如果使用武斷的專橫的程序去執行，不能發生良好的效果；一個不良的法律，如果用一個健全的程序去執行，可以限制或削弱法律的不良效果」。在我國，以往往重實體法，輕視程序法，認為行政行為只要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上有所不足，責令予以補政即可，一般不影響行政行為的效力。近年來，人們開始重視程序法，認為違反程序也是違法。立法上在規定實體權利義務的同時，作出了適當的程序性規定。其實，從某種意見上說，程序法比實體法更重要，如果存在著一些實體規則，但沒有好的程序規則去執行，實體規則定是再漂亮，沒有程序規則來保障，十有八九是執行不好的，相反，即使沒有實體法制，但卻有一個良好的程序法律，我們仍然可以實現理想的目標。為什麼在執法中經常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關鍵是我們的法律缺乏科學合理的程序設定，以致受該實體法律規范調整的人可以尋找很多對策來對付這個法律，致使法律得不到貫徹執行。有時實體法無法解決的問題，通過程序法可以公平合理地解決好。即使沒有一個實體規范，只要有一個好的程序規定，事情仍然可以處理得很好，所以行政程序規范具有獨立存原的價值。

行政機關的程序義務在很多情況下將會影響相對一方的實體效權益，但也有相當一些行政程序，並不涉及相對一方實體權益，在這種情況下，並不意味著就沒有權利義務問題。首先，行政機關不履行程序義務，即程序違法，是行政機關違反法律的問題，就「違法」這一點而言，是實體違法還是程序違法，並無差別；行政機關違法而不糾正，其危害遠較公民違法要嚴重很多。其次，實際上程序問題也涉及到實體問題。比如，在檢查公民身份證時，公安人員必須首先出示自己的證件，這是表示身份程序。是否表明身份，在很多情況下並不影響相對一方的合法權益。立法者設置這一程序，首先是為了體現執法工作的嚴肅性，也是為了防止假冒，避免社會秩序混亂，損害國家利益。可以說，在很多情況下，程序的背後都體現著國家的、社會的某種更高層次的利益。

凡是違法行為都必須追究法律責任，這也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一項重要原則。這一切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同樣應當追究法律責任。

（二）建立和完善我國行政程序制度，是發揮行政程序法功能的基本的主要途徑

各國的行政程序法律由於其價值取向不盡相同，在功能上表現出一定差異。從理論上講，現代行政程序法功能有三種：

一是效率型。以提高行政效率為其基本功能。這種類型的行政程序法律講究比較少的人力、財力來進行行政管理。

二是控制型。以控制行政權力為其基本功能。這種類型的行政程序法律側重於防止行政機關超越職權、濫用權力。

三是權利保障型。以保障行政相對人的程序權利為其基本功能。這種類型的行政程序法律側重於保護相對各種合法權益，尤其是程序上的權利。

我國行政程序法的功能類型應當是以效率為基礎的權利保障型。學術界普遍認為，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應當兼顧權利保障和效率兩方面。以提高公民的民主和法治意識來看，應當保障公民的程序權利。但是，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如果脫離社會利益而過分強調公民權利的保障，就會影響經濟發展速度，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也要把效率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效率型和權利保障型都是非此即彼的思路，並不可取，「並重型」的具體設想是把效率和權利保障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兼顧權利保障和效率。這樣的功能類型既不是完全的效率型，也不是完全的權利保障型，而是介於的選擇。立法者應當從全體公民的共同利益出發，考慮每個公民的具體利益應當保障到什麼程序。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處理好效率與權利保障的關系，因為效率更多地反映社會利益，而權利保障更多的反映個人利益。處理兩者關系的原則是：以提高效率為范圍，以權利保障為目標，在效率允許范圍內，對權利的保障努力達到「最大化」。

要實現行政程序的上述功能，只有通過完善行政程序制度，即通過科學的立法，才能構建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只有有了完備的或盡可能完備的程序法，才可能發揮程序法的功能，以保障行政機關的依法行政，實現公共管理職能，同時又最大限度的維護公民、組織的合法權益，以實現社會的正常運轉和社會進步。

（三）行政程序制度的完善，可以有效地發揮行政程序制度的積極作用，並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提高行政效率。行政程序在行政行為中無處不在的，實體法不通過一定程序，就不可能被實施。為批准某一申請，可以通過幾個部門，蓋幾個章就簡明迅速地完成，也可以蓋上幾十甚至幾百個章，使這一程序成為一個漫長的難以完成的過程。對當事人從事一種行為，可以放任，可以要求備案，也可以要求審批，程序不同，效率也不同；對於審批許可，是規定一個月，還是三個月，直接影響行政效率。程序法的作用，就在於將合理的、即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能保護公民權益的程序法律化、制度化，免去不必要的程序或簡化繁瑣的程序，從而大大提高行政效率。

2、制約作用。所謂制約作用是指行政程序法能夠在程序上對行政機關起制約作用，防止其失職、越權和濫用職權。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行政程序法律使行政程序或為行政行為產生法律效力的必要條件。行政程序法律使行政程序成為行政行為產生法律效力的必要條件。行政程序合法，不等於運用實體法也正確；但是，如果行政程序嚴重違法，即使運用實體法正確，也將導致行政行為無效。例如，依照我國專利法規定，專利局批准專利權必須經過三個月的公告期。這是批准專利權行為的行政程序。如果專利局不經過公告程序就給予申請人專利權，那將導致該行為無效，即使申請人的發明實際上已符合專利的條件，還是不能獲得專利權。第地理與腐敗行為等行政違法行為做斗爭的重要手段。行政違法中的失職和濫用職權等行為，大都與行政程序不健全、不規范有關。例如，在公民申請某貳權利的程序中由於沒有明確的時效限制，就可以為以權謀私開方便之間。處罰程序中缺少說明理由和聽證程序，就便於濫用職權。行政程序強調公開原則、參與原則，都對防止腐敗起積極作用。健全和完善行政程序法，將從制度上制止腐敗、違法現象，保證為政清廉。

3、保護公民、法人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不僅要靠行政實體法予以規定，還要靠程序法予以保障。例如，在行政處罰中設置說明理由，聽取意見以至聽證、裁決的順序性程序，就具有避免和減少濫用職權，保障個人和組織法權益的作用。

總之，適應依法治國、建議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我國加入WTO的需要，必須建立和完善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我認為，我國盡快制定「行政強製法」、「行政許可法」等，並對有關單行法律、法規、規章等作進一步的清理，以備在制定我國統一的行政程序法時參考。

參考書目：

1、施瓦茨《行政法》群眾出版社

2、林紀東《行政法》

3、趙震江《中國法制四十年》光明日報出版社

4、周旺生《立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5、王名楊《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6、王名楊《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7、王名楊《美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8、應松年《行政法新論》中國法制出版社

9、應松年、徐平《行政行為法》人民出版社

10、應松年、徐平《涉外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1、羅豪才《行政審判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12、應松年、胡建淼《中外行政訴訟案例述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3、馬懷德《行政訴訟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4、姜明安《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的法律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15、張宗厚《法學更新論》雲南人民出版社

『柒』 關於行政法的核心論文

行政法的核心與理論模式

作者：羅豪才

行政法的核心是什麼？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論模式和研究方法和理論模式。

一、傳統行政法學以行政權為核心夠建理論體系

傳統的行政法學都是以行政權為核心來構建理論體系。戰前的大陸法系國家如德、日以及舊中國等，他們的行政法學的核心概念，就是行政權。這集中表現在行政法學理論體系的架構上結構方面。傳統行政法學的結構主要由有三部分內容構成：一是行政組織法。行政組織、行政機關、行政主體，這三個概念的含義存在差別，運行機能也不盡相同，不是同等概念，但都與行政權有關，都是作為行政權的載體存在的。二是行政作用法或行政行為法，都是有關行政權運作的表現形式和具體內容的法律。三是行政救濟法。行政機關要為其權力的行使承擔責任，給受損害的公民提供賠償。總的說來，在歷史上大陸行政法系國家強調以行政法為工具來保障行政權有效地行使，強調行政效率、公共利益等。

英美傳統行政法理論體系，主要也是三個部分，即由委任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三部分內容構成。這三個部分內容體現的中心原則，是以權力制約權力。委任立法是通過立法權對行政權進行制約，行政程序是事中控制行政權，司法審查是司法權對行政權進行制約。可以看出，這種理論體系還是以行政權力為核心來構建，強調控權，不重視相對方應有的地位位置。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行政法學界也有過關於行政法性質、功能的爭論，提出了控權、保權以及既要控權又要保權的三種理論觀點。由於當時行政法學還處於起步階段，又急於回應社會實踐的需求，便大量地從日本和我國台灣教材中「移植」其概念、原則甚至理論框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為制定行政訴訟法作理論准備，我國行政法學階曾圍繞行政法與行政權的關系、行政法的性質和功能、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等問題，展開一場關於行政法要「控權」、「保權」還是「既要保權又要控權」的爭論。我國1989年制定的行政訴訟法規定了「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這場學術爭論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因此爭論並不深入的立法宗旨，與這一階段理論爭論有密切的關聯。

自80年代後期以來，隨著我國行政訴訟法的制定與實施，我國行政法學界對實踐的發展作了比較深入的總結。人們逐步認識到，雖然以行政權為核心構建行政訴訟制度，、強調維護和監督行政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從整個行政法制、行政法學理論體系來看，其視角比較狹窄，思路比較短淺，形而上學的片面性比較突出，認識到以行政權為核心來構建理論體系具有很多缺陷很多，難以揭示行政法內在質的規定性和發展的預期，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事實上，二戰後，特別是自80年代以來，無論是日本、美國還是歐洲，其行政法理論也不完全拘泥於傳統的理論，也在不斷探討2。這些都促使我們重新考慮行政法的核心問題。

二、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重構行政法的理論體系

當前，理論界已就行政法的核心問題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即我們認為，應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來重構行政法的理論體系。以行政權和公民權的關系作為行政法的核心，應該說在當前的理論界爭議並不大，共識程度比較高。行政權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它只有同相關的概念結成一定關系，才有其實質意義。在行政法上，行政權與公民權是一對相互關聯的范疇。行政法學歸根到底也是權利義務之學。但是即便承認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也不等於只有一種理論模式。對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相互關系的認知和定位的不同，以及價值取向、目標的差別，會形成不同的理論模式。

第一種理論認為行政主體和公民的關系是一種「支配與服從的關系」，把公民置於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主張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強調維護行政特權。以這樣的原則來構建的行政法理論體系，我們稱之為「管理理論」。第二種理論強調控制行政權、保護公民權利，主張通過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來控制行政權，認為只有行政權受到嚴格控制，公民權利才有保障。其最大特點是突出監督行政的關系。，我們稱之為「控權理論」。第一種理論曾主要流行於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如蘇聯等，第二種理論主要流行於英美等普通法系國家。應該說，近幾十年來德、日以及普通法系國家的行政法學已有長足的進步，無論在體系、方法、原則、規范，還是行政法的適用范圍等方面都有所創新，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並加以借鑒，但也應當看到，他們的行政法理論模式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第三種就是我們所倡導的現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論。我們認為，行政法關系的各方主體都是能動的，擴張的，又有兩重性。雙方既對立又合作，是行政法制發展的根本原因。行政法對雙方主體既要加以制約，又要加以激勵。當然在中國現有的法治條件下，我們應該重點強調制約行政權。行政主體應維護和增進相對方的合法權益，行政相對方要理解和支持行政主體的執法行為，特別要通過互動的參與機制，形成和諧、合作的行政關系格局。我們的理論框架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上。因此，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來構建行政法理論體系，至少有三種模式。這些模式在價值取向、目標、規范體系、制度體系的設定，以及行政法治原則的適用范圍和要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別3。

三、行政法平衡理論的創見與價值

在行政法學的研究中，是否還存在別的研究視角？是否還有別的研究範式，或者別的理論模式？回答是肯定的。行政法現象紛繁復雜，並在發展之中，人們的認識不斷深化，行政法的研究方案也呈現多樣化，理論模式決不會是單一的。何種理論模式更具合理性，有待時間的考驗。

但是，我們認為，行政法的平衡理論作為一種理論模式，主要有自己的有如下獨特的創見和價值特點:

（一）平衡理論為建立行政主體與相對方的良性互動構築重要平台提供理論支持。

要構築行政主體與相對方行政領域十分廣泛，具體關系多種多樣，非常復雜。但隨著現代行政的發展，以「命令－服從」為特徵的強制性行政行為的范圍將日益縮小，而以協商、引導等方式實施的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為將大量增加。激勵性規則的引進，將極大地改善行政主體與相對方之間良性互動的關系。平衡理論認為，要構築行政主體與相對方良性互動的平台，必須保證行政法關系主體之間平等的法律地位。從我國憲法上看，這個問題早已明確。但仍有不少人認為，「行政法是以公共利益為本位的公法」，「主體地位不平等是行政法的本質特徵」。我們認為，主體地位平等是現代行政法治的重要標志，就我國當前轉型的社會形態而言，首先要逐步提升相對方的法律地位，使其成為獨立的主體；其次，要調整行政主體的職能，改革行政權力的運作方式；第三，要加強社會組織建設，增強其公共治理能力；第四，要盡量發揮其他國家機關的制約作用，保證行政機關和相對方的權利義務處於動態平衡平等。

（二）平衡理論為調整行政法權利（權力）結構機制的構建提供理論指導。

在行政法實踐中，由於受各種因素的影響，行政主體和公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總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作為最優化的平衡狀態是相對的，不平衡狀態則是絕對的。平衡理論不僅在行政法學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繫上有所創新，同時非常注重對行政法制度的研究。主張構建調整權利結構的機制，明確評價權利結構平衡與失衡狀態的標准，並通過相應的手段對影響權利結構平衡的各種因素進行有效的調整，以維護和實現相對平衡的狀態。

平衡理論認為，有效的機制是發展和維持一種良好行政法制度的重要保障。如果沒有良好的機制調整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的結構，一個完美的制度設計是無法在運作中發揮現實作用。因此，行政法學不但要對制度本身進行研究，還要研究相應的機制，通過機制的有效運作，實現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平衡。

在行政法機制的構建上，應當特別注重對激勵機制的研究。建立激勵機制是現代行政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這是由現代市場經濟、現代行政以及民主政治的發展趨勢所決定的。而這些機制的構建與權力的配置、行政程序的設置以及司法審查的范圍和標准有著密切的聯系。

（三）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法特有的不對等關系。

平衡理論首次揭示行政法關系的本質特徵，認為行政法關系中的每一個具體關系都是不對等的。一般情況下，在實體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主體和相對方形成行政機關為優勢主體、相對方為弱勢主體的不對等關系；在程序法律關系和司法審查關系中，則形成另一種反向的不對等關系。4不對等關系是行政法關系不同於私法領域的其他法律關系的最重要特徵。在行政法關系中，一定的不對等關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等於所有的不對等關系都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也不等於不同性質的不對等關系必然形成平衡的行政法關系。

平衡理論對行政法中不對等關系的揭示，有助於行政法在權利義務配置的合理化方面取得的突破。我們在研究特定的行政法律關系中的不對等關系的形成過程的同時，要研究正向不對等關系的必要性、行政指導和行政合同等非強制行政行為過程中形成的不等關系的特徵和行政程序、司法審查中的反向不對等關系等等相關問題。

另外，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具體的行政法律關系中不對等程度的區別，具體法律關系的不對等與行政法關系平衡之間的內在聯系及其與行政程序和訴訟程序制度構建之間關系。把不對等關系問題的研究與行政管理、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的具體制度安排相結合，改善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結構。

（四）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程序的性質。

行政程序制度的建構對於建立和維持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對行政程序性質的研究和探索至關重要。傳統行政法理論認為，行政程序規范對於行政機關而言既可以是權利性規范也可以是義務性規范。不同的學派持不同的主張，集中體現了不同的程序性價值取向。這種觀念阻礙了行政程序理論的發展和行政程序制度的建設。平平衡理論第一次把行政程序界定為行政行為的時間和空間的表現形式，並根據雙方的情勢，認為把行政程序法應重點制約行政主體的行為，應為其設定更多的規范界定為義務性規范。，但不同的行政行為其適用的程序的性質應有所不同，行政相對方亦應遵守必要的義務性規范。是對行政程序理論的重要變革。

平衡理論認為，義務性的行政程序規范，就其性質而言是一種義務性規范，行政程序其制度的設計應當充分考慮行政行為對相對方權利的影響程度。但行政程序不應是越復雜越好，越嚴格越好，而是要根據行政行為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安排。對於嚴重影響相對方權利的行政行為，如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許可等，應當設置嚴格的行政程序，以規范行政行為，防止行政權力濫用；對於不會嚴重影響或者不會直接影響相對方權利的行政行為，如行政指導行為、行政合同行為、行政建議行為等，應當設置相對寬松的行政程序，要給行政機關積極行政、充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留有餘地。

（五）平衡理論有利於行政法方法的創新和引進。

促使行政主體和相對方進行良性互動、進而調整權利結構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平衡理論主張運用各種有效方法實現權利義務的均衡化。這有利於方法論的創新和引進。除了傳統的歷史、比較、邏輯等方法外，平衡理論更多地運用博奕和利益衡量的方法研究行政法的制度、機制和規范。

在某種程度上講，行政立法是一個通過博奕的方法使行政主體和相對各方達成共識或達成一定的共識，並通過一定的程序上升為法律和政策的過程；行政管理是行政機關和相對方在既有的規則（法律規范和行政政策）的框架內的博奕過程。平衡理論為引進博奕方法研究行政法問題提供理論上的可能，而博奕方法有助於分析和解決行政機關和相向對方的動態矛盾，為制度的設計和機制的構建提供實證依據。博奕方法的引進，有利於促進作為博奕規則的法律規范和行政政策公平、公開，並有利於優質的行政對策的產生和行政管理質量的提高，對於揭示行政法的價值取向也有重要意義。

由於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司法審查案件中有著充分的體現，利益平衡已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司法方法。平衡范疇不僅體現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的狀態，同時也體現一種方法。在司法過程中，利益衡量是法官審視行政法主體之間博弈是否符合原則和規則的重要方法，同時，利益衡量也是在司法解釋和司法裁判的過程中促使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法。這種方法正在司法審查的各個領域受到重視並得到不斷運用。

（六）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法的功能。

關於行政法的功能問題，理論界歷來爭議很大。我們可以換一個思路，從平面思維轉換到立體思維，可以認識到行政法應當為行政主體和相對方良性互動的構建一個平台。在這個平台上，首先，行政法為行政機關和相對方提供一定的程序和機制，使各方有可能充分表達自己的利益主張。5這種利益主張表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為一個政治過程，但更多的應當體現為一個行政過程，這就要求行政程序的公平、公開和公正。其次，行政法還應當為行政機關和相對方合理的利益主張的實現提供渠道和保障。其三就是這是一個權利補救的問題，即當相對方的合理利益主張無法通過相應的制度和機制獲得實現的權利受到侵犯時候，提供應當有一個後續的制度和機製作為權利補救的保證。此外第三，行政法不但應當具有為行政法主體利益主張得到代表並得以實現的功能，還應當具有保護行政法主體利益以外的權利的主張和實現協調發展的功能。行政法的功能不應當簡單的界定為維護公共利益或者保護公民權利，我們需要通過對行政過程的研究，揭示現代行政法的最高真正功能，並為行政法制建設提供理論支持。

盡管平衡理論提出了自己的創見，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但目前還存在一些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今後，我們應當進一步加強對行政相對方行為、非強制性行政行為、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平衡理論是一種開放式的理論，自身也正在不斷的完善。理論模式的變化，會引起行政法概念、原則、制度等方面的變化，也會引起行政法的價值取向和目標的變化。因此，我們必須深入研究，整體把握。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研究，必須理論聯系實際，堅持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開拓進取。

例如：注意行政法權利（力）結構的研究，主張現階段要強調提升行政相對方的法律地位，合理定位行政職能，調整行政權力，綜合利用相關因素，逐步實現權利（力）結構動態平衡、實現利益均衡、實現行政法關系主體的法律地位平等；主張整合行政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調整規范體系，形成統一、有機、協調的行政法律制度；強調制約與激勵並重、實體與程序並重的行政法機制；主張行政程序重點制約「硬性行政行為」，對「軟性行政行為」，則重績效，只要求其符合一般程序原則；主張保障行政相對方權利的行使，促進其與行政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營造一種合而不同、和諧的行政法制環境；注意研究行政法制方法，提倡在某些決策過程中，通過各方反復博弈，形成廣泛共識，並通過立法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堅持行政法治原則支配整個行政過程，政府機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實現行政法權利（力）結構的均衡化；等等。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行政法平衡理論的不是我一個人，而是一個不斷擴大的群體，並已歷時十餘年。本書作者是參與行政法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一員，為行政法平衡理論研究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本書以兩個對立的理論模式為切入點，對行政法的基礎理論作了系統的、歷史的、比較的研究，對行政與法律的基本理論作了深入的闡釋，對中國的行政法理論狀態提出不少建設性批評觀點，反映了一部分平衡理論研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創見。本書作者作為一名法官，對基礎理論的實踐運用價值問題有較為深入的觀察和分析，有獨到的見解。因此，本書對於推動司法改革，完善司法機制，落實依法治國的方略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注釋:

1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會理事長。

2 可參見：（英）CarolHarlow, RichardRawlings,在《Law andAdministration》（《法律與行政》）一書中關於行政法的「紅燈理論」和「綠燈理論」的論述；[日]和田英夫在《現代行政法》一書中關於「對以公共權力為中心的行政法體系一直在傳統的行政法中佔主導地位，現在人們對此提出了疑問和批評，不斷主張建立新的方法」（第12頁）的論述，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

3 關於行政法的三種理論模式，即「管理理論」、「控權理論」和平衡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歷史過程以及它們之間的相異之處，我曾在一些論著中論及，也有其他同志的相關論著可以參考。可參見羅豪才主編：《現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4 參見羅豪才、袁曙宏：《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石》，《中國法學》1993年第1期。 羅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和「平衡理論」范疇》，《中國法學》1996年第4期。

5 美國學者理查德·B·斯圖爾特認為，「歷史上，行政法的根本前提始終是限制政府權利以保護私人自治權」，然而，由於積極行政的出現，公民的參與，「私人行為和政府活動截然兩分的領域已經融合在一起」。這個設想就不再是一個適當的模式了，外部對政府控制的原則已「無濟於事了」。他更認為，「一個日益增長的趨勢是，行政法的功能不再是保障私人自主權，而是代之以提供一個政治過程，從而確保在行政程序中廣大受影響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代表」。見（美）理查德·B·斯圖爾特著，沈巋譯：《美國行政法的重構》，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96－197頁。

『捌』 行政會議的功能和作用是什麼

「關鍵詞」平衡論；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政救濟制度 行政法是維護行政權行使的法，還是控制行政權的法，或者是兼有二者的功能？不同時期的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側重點和表現。拋開行政法制度的細枝末節方面的差異，究其大端，不同的行政法制度之根本差異在於對權利或義務的價值取向的側重不同。回顧歷史，不僅把公民作為行政權力的客體和承擔行政義務的主體的「管理法」不適合時代的要求，僅僅關注對行政權的制約而忽視促進行政法職權積極功能發揮的「控權法」也是違背歷史發展趨勢的。而「平衡論」就適時而出。平衡論的「平衡」是指行政法在調整社會關系的過程中，應追求行政權與相對人權利、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行政效率與社會公正、行政權的監督控制與法律保障等關系之間的協調與兼顧。簡要地說，就是指行政權與公民權應當是平衡的，行政機關的權利義務和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權利義務應當是平衡的。這種平衡，不是指權利義務的絕對相等或對等，也不是指在每一個行政法律規范中都要體現出這種平衡，而是指作為行政管理雙方的權利義務的總體上的相對的平衡。這種平衡是一種動態的平衡，是目的，更是過程和手段。 英國著名行政法學家韋德教授精闢地指出：「行政法對於決定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平衡作出很多貢獻。」透過現代行政法制的背後，若隱若現地存在著平衡論的印記，而在以下幾個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 一、行政立法日益注重行政機關與相對一方的權利義務的平衡 立法是現代法制的起點。沒有立法上的平衡，就談不上執法和司法的平衡。因此，平衡過程一般從立法環節就開始。如今，許多國家的立法機關在總結古代和近代立法成敗得失的基礎上，開始注重在法律中平衡分配行政機關與相對人一方的權利義務。一方面，法律授予行政機關的權力逐步增大，公民的義務逐步增多；另一方面，法律為行政機關設定的義務也相應增加，且更為細密，公民的權利則進一步擴大，且有嚴格的保障措施。這種立法內容的變化在很多法律法規中都有體現，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等。 行政立法是一項繁雜的工作，不可能事無巨細的對每一行政行為都作出具體詳盡的規定，但如果以平衡論為指導，自然有利於之後的行政執法。有這樣一則案例：1994年，甲廠打著乙廠的專有標志推銷某產品。當地技術監督局以自己有權直接處理產品質量案為由對甲廠資產進行了查封、扣押。甲廠遂以該技術監督局無權處理此案、主體不合法為由提起行政訴訟。此案案情並不復雜，但審理好卻並非易事。按照有關法律，技術監督局確實無權處理此案，應當撤銷其行政決定。但單純地撤銷會帶來惡劣的社會影響，假冒他人商品標志的不法侵害者甲廠不僅得不到及時制裁，而且還可能藉此反咬一口，使公共利益及乙廠的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該技術監督局處理此案雖主體不合法，但「打假」行為是應予肯定的。怎麼辦？只能運用「平衡論」將乙廠追加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在撤銷行政決定的同時，判決甲廠賠償乙廠侵權損失。這樣一來，一可避免行政行為的無效反復，提高行政效率；二可兼顧公眾利益與個體利益；三可直接對違法者甲廠予以制裁，從而從根本上實現社會與法律之公正。 二、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摻入民主和公正因素 行政執法是行政法制的中心環節。沒有有效的執行，再好的立法也會形同空文。同時，行政執法又最容易導致行政機關專橫武斷，侵犯相對人一方的合法權益。因此，為了平衡行政機關與相對人一方在執法階段的權利義務，各國普遍重視行政程序，規范行政行為，擴大參與機制，保護公民權益。 現代行政程序以民主和公正為宗旨，同時兼顧效率。行政程序的設立賦予了相對人一方了解權、要求迴避權、辯論權、申請補救權等一系列重要的程序性權利。公民正是以這些程序上的權利，抗衡行政機關的執法權力，調和其與行政機關法律地位的不對等造成的巨大反差，參與行政權的行使過程，從而使行政執法盡可能地民主、公正。除此之外，行政程序的平衡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執法效率。正是由於行政程序具有保障民主和提高效率的雙重功能，因此它的完備與否被認為是衡量現代行政法是否完善的一個標志。 三、權力手段的淡化行 政機關代表國家行使權力，因其特殊地位，行政執法很容易淪為「命令—服從」模式。但是，行政權的強製作用並非總是萬能的，它會由於行政相對人的某些抵制而降低功效。行政機關也並不總是運用強制手段來實現行政目的，它還可以運用其他一些行政手段來使相對人一方主動參與實現行政目的。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導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兩種手段。 行政合同的產生使行政機關與相對人一方的關系由不對等的地位變為近乎對等和相互合作的地位。行政機關通過行政合同來實現行政意志，實現公共目的；行政相對人一方則通過履行行政合同來獲取一定的利益，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行政機關可以根據需要單方面解除合同；相對人一方雖無此特權，也不能對之提出異議，卻可以要求行政機關對因解除合同造成的損失給予賠償或補償。有法學者認為：「在一些方面，行政合同中相對一方當事人的地位，要比司法合同中當事人的地位更為優越。」行政合同具有的平衡作用由此可見。 行政指導是國家行政機關在其所管轄事務的范圍內，對於特定的行政相對人運用非強制性手段，獲得相對人的同意或協助，指導相對人採取或不採取某種行為，以實現一定行政目的。一般來說，行政管理相對人對於行政指導，沒有必須服從的義務，這就體現了行政指導的非權力性。 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淡化權力意識，注重「人和」因素，往往可使行政執法收到更好的效果。如果調節好了行政機關與相對人一方的關系，平衡二者之間的權利義務，並盡可能將雙方置於對等的地位，有效使用行政合同、行政指導等行政手段，就能提高廣大公民參與實現行政目的或自覺服從行政意志的意識，調動他們遵守法律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四、行政救濟制度的出現更有利於平衡雙方當事人關系 行政救濟是國家為排除不法行政行為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侵害而採取的各種手段與措施。常見的行政救濟類型有行政復議、行政訴訟、行政賠償、行政補償等。由於在行政關系中，雙方當事人一般居於不同的法律地位，行政相對人一方通常處於弱勢，而行政機關相對而言處於主動優越的管理者地位。行政救濟是一種排除不法行政行為侵害，恢復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彌補因行政行為而受到的損害或損失的救濟手段。如果公民的權利受到行政機關的非法侵害而又沒有獲得補救的途徑，沒有要求獨立而公正的司法機關予以裁斷的權利，那麼，「弱小」的公民權便無法與「強大」的行政權相提並論。由此可見，權利的補救重於權利的宣告，權利的實現重於權利的設定。通過這些行政救濟措施，有助於實現行政機關與相對人一方的平衡關系，而且還有保障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和防止相對人一方濫訴的功能。一旦進入行政訴訟階段，行政機關便不再是處於優越地位的執法機關，而是恆定的被告，並且對其行政行為負舉證責任。而原來處於弱勢的相對人則變為相對優越的一方，可以主動提起訴訟申請糾正行政違法行為，並要求行政機關賠償損失。這就平衡了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的關系。而另一方面，行政訴訟通過維護合法的行政行為和要求相對人一方執行合法的行政決定等措施來保障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通過嚴格規定相對人一方的起訴條件和法院駁回起訴等具體措施來防止相對人一方因濫訴而干擾行政機關。可見，行政訴訟法既有監督又有維護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的雙重功能。近年來，我國行政法制和行政法學的迅速發展，特別是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等基本法律的頒布，充分證明「平衡論」的思想確實貫穿我國行政法制和行政法學的發展進程。 綜上所述，現代行政法本質上是「平衡法」，「平衡」是現代行政法的精神，是實現行政法最優化狀態的一種方法，確立「平衡論」作為貫穿行政法制過程始終的理論基礎，具有重大意義。 第一，隨著平衡論的深入人心，公民在權益受到侵害時，能夠自覺地利用行政法所提供的各種機制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種自覺性的提高，是法制社會趨向成熟的標志。 第二，平衡論對行政法實踐可產生積極的指導意義。立法時，立法者將更加有意識地在公民權和行政權之間進行平衡，在保證行政目的有效實現的前提下，為公民創設更多的實體權利，設置更多的程序機制，為事前的限制和事後的補救提供依據。行政機關行政時，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將更加主動地考慮相對人的權益，增強行政的民主性，注意完善行政程序，加強自我監督，積極糾錯；並主動探索非權力性手段的運用，從而更好地培養為相對人服務的意識。這有利於改善與相對人的關系，在行政時取得相對人的配合、支持，更好地提高行政效率。在法院進行司法審查時，法院將能夠更好地理解法律規定，把握好公民權與行政權的平衡，更加靈活地運用合法性審查與合理性審查，適當運用自由裁量權。 第三，平衡論對司法審查具有重要意義。司法審查是現代民主國家普遍設立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是國家通過司法機關對其他國家機關行使國家權力的活動予以糾正，並對由此給公民、法人權益造成損害給予相應補救的法律制度。在具體案件中，各種利益與矛盾往往相互交織、並存。如何兼顧這些沖突，協調好各方面的矛盾與利益是法官們的主要任務，也是把好案件質量關、提高案件處理效果的關鍵。在司法審查中，法官們若能以「平衡」行政機關與相對方權利義務、行政效率與社會公正的對立統一關系為基點，以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為准則，則可充分發揮行政法調整行政關系的各種功能。因此說，「平衡論」正好為法官的司法審查提供了理論武器。許多案件中都明顯或潛在地存在著不同利益的對峙甚至沖突，行政立法不可能對所有情況都一一以立法形式加以事先規定。要協調好各種不同利益的沖突，維護好社會秩序，必須以「平衡論」為指南。「平衡論」必將對我國的司法審查產生重大影響。 另外，我們還要對「平衡論」有全面、正確的認識。行政法產生和存在是基於調節公民和政府關系的需要。官民的關系古已有之。而行政法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才能產生和存在。政府由人民產生，人民賦予政府權力，政府管理人民的權力必須與人民賦予政府的權力保持「平衡」。對政府的行政權力必須加以控制，同時又必須加以保障，控制和保障的度就是平衡。同時，對有權力的人不加以控制，其必會濫用權力。為此，必須設立權力制約，行政權要受司法權制約，行政權內部也要相互制約。然而制約不是目的，是為了使權力更正確、更有效地行使。行政法在實現其授權、分權、控權功能的過程中，都必須保持和保障平衡，不能太「過」，又不能「不及」。當然，平衡是動態的、宏觀上的，不同時期、不同地方、不同條件下，自然應有重點、有傾斜。 總之，應以「平衡論」為指導，建立兼顧「權利」與「義務」的行政法體系。同時，應對「平衡論」有全面、正確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