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事訴訟法借鑒了哪個國家

Ⅰ 我國刑事訴訟的形式

刑事訴訟的概念：是國家司法機關處理刑事案件的活動，即國家的司法機關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依法揭露犯罪、證實犯罪和懲罰犯罪分子的活動。
刑事訴訟的歷史類型
一、刑事訴訟歷史類型的概念

刑事訴訟的歷史類型是以某種標准為依據，對歷史上存在過的和現代的刑事訴訟所作的劃分或分類。
刑事訴訟本質的歷史類型：以階級實質為標准對刑事訴訟的分類。
刑事訴訟形式的歷史類型：以表面特徵為標准對刑事訴訟的分類。

二、刑事訴訟本質的歷史類型

（一）奴隸制社會的刑事訴訟
奴隸制社會刑事訴訟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特點：
1．刑事訴訟是維護奴隸佔有制的社會秩序的工具，它公開保護奴隸主享有種種特權，同時對廣大奴隸實行野蠻、殘暴的鎮壓。
2．奴隸制社會的最高司法機關是皇帝。
3．奴隸制社會一般都實行過神明裁判或神示的證據制度。

（二）封建社會的刑事訴訟
封建社會的刑事訴訟最顯著的特點：竭力維護封建地主階級享有的特權，殘酷鎮壓廣大農民。
封建社會的最高司法機關同樣是皇帝。
封建社會的刑事訴訟特別重視被告人的口供和廣泛採用刑訊的方法。

（三）資本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
資本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的本質特徵：是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工具。
其次，資產階級在法律上規定了禁止刑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罪推定、法官獨立、審判公開以及被告人享有辯護權等訴訟原則，比封建社會有進步。
另外，資產階級刑事訴訟的形式和評定證據證明力時所依據的原則或標准，也已不同於封建社會。

（四）社會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
社會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是保護人民利益、維護社會主義統治秩序的工具。
社會主義刑事訴訟繼承歷史上一切先進的、民主的、科學的法律思想和訴訟原則，同時在總結人民自己的司法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法律思想和新的訴訟原則。
在審查判斷證據方面，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為指導，反對先入為主、主觀臆斷和單憑口供定案，強調調查研究，尊重客觀事實，服從客觀事實。

三、刑事訴訟形式的歷史類型

（一）彈劾式
彈劾式訴訟的特點
1．"不告不理"。訴訟的進行主要是依靠當事人雙方的積極性，訴訟是否提起完全取決於受害人。
2．法官在訴訟中處於消極仲裁者的地位，法官只負責審判不執行控訴職能。
3．需要依靠神明裁判時，就會採用決斗等辦法並根據所謂神示的結果作出判決。
4．當事人雙方在法庭上的地位和權利是平等的，可以進行對質和辯論。
5．彈劾式訴訟形式下的審判一般都是公開的，並通過言詞辯論的形式進行。

（二）糾問式
糾問式訴訟的特點
1．國家官吏依其職權主動地追究犯罪。
2．無論是原告還是被告實際上都不具有現代法律意義上的當事人的訴訟地位。
3．控訴職能和審判職能不分，法官集審判權、起訴權和偵查權於一身。
4．同野蠻的刑訊、拷問始終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5．一般都是秘密進行的。

（三）混合式
混合式訴訟既有彈劾式訴訟的許多特點，又有糾問式訴訟的某些特徵。
在混合式訴訟形式下，刑事訴訟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即法庭審判前的偵查追訴階段和法庭審判階段。這兩大訴訟階段界限分明，各有各的特點。

在審判階段，彈劾式訴訟的特點體現得比較充分。混合式訴訟的法庭審判，也是實行"不告不理"的原則。混合式訴訟中的審判職能和控訴職能是分開的。當事人雙方在法庭上的訴訟地位是對等的，都是訴訟主本。混合式訴訟中的法庭審判都是採用言詞辯論和直接訊問等方式、方法，同時一般都是公開進行的。

法庭審判前的偵查、起訴階段，糾問式的特點有所體現。在混合式訴訟中，均實行以國家追訴為主的原則。被告人在這個訴訟階段的地位、應享有的權利以及與追訴者之間的關系等，同法庭審判階段相比，差別還是比較明顯的。混合式的偵查、起訴過程，一般都不公開，不通過辯論的方式進行。

當事人主義的訴訟形式：一般指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英美法系國家法庭審理所採取的方式是交叉詢問，即由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對彼此傳喚到庭的證人，交替進行所謂"主詢問"和"反詢問"的方式。法官一般只是處於主持者和指揮者的地位。控、辯雙方之間的對抗、辯論等特點體現得比較充分。法官在開庭審理前只能了解起訴書中所列舉的事實，對案件的證據材料並不清楚，同時也不能對被告人進行庭審前的訊問。

職權主義的訴訟形式：一般指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法官在法庭審理過程中，是處於審問者的地位，特別是在法庭調查階段，法官始終是依其職權審訊被告人、詢問證人和查對核實各種證據的審問者。法官在開庭審理前就能了解全部案件事實和證據材料，同時可以在庭審前訊問被告，可以對證據進行查對核實工作。

我們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或模式，在1997年1月1日前，同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或模式比較接近，同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模式差距較大。1997年1月1日起，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借鑒和吸收了英美法系刑事訴訟模式的某些作法。
我國刑事訴訟構造的概念有個發展過程。八十年代中後期，有專門論述訴訟構造的論文認為：「刑事訴訟刑式，是指進行刑事訴訟的採用的訴訟形式，具體說，就是司法機關和當事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訴訟權利和義務及相互關系。陳光中主編《外國刑事訴訟程序比較研究》中的定義非常簡明：」訴訟程序的基本結構，是指訴訟主要參與者的組成、訴訟地位和訴訟的基本形式。「而陳光中的學生李心鑒認為：」刑事訴訟構造是由一定的訴訟目的所決定的，並由主要訴訟程序和證據規則中的訴訟基本方式所體現的控訴、辯護、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關系。「w張旭教授編著《新刑事訴訟法學原理》一書中指出：」所謂刑事訴訟模式，就是指由一定的訴訟目的所決定，體現控訴、辯護、裁判三方基本法律地位和基本法律關系的，並按特定程序和規則處理刑事案件的基本方式。「從上述概念表述中，可以看出我國刑訴構造定義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直到李心鑒提出刑訴構造是控、辯、裁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關系，才把握住了構造的核心問題。張旭教授在李心鑒的基礎上，把疑罪從無的規則納入這概念，是值得肯定的。

Ⅱ 刑事訴訟法有什麼好的課題嗎

刑事訴訟中被告人弱勢的根源

我國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地位處於弱勢的根源在於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是在權力的驅動下運行的，公民權利在刑事訴訟中只是權力運行的客體，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也只是司法的客體，他的地位是無法同作為司法權力的行使者的檢察官和法官平等的。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都規定了當事人地位平等 ，而刑事訴訟法中沒有相關規定，實際上在刑事訴訟中只承認公民之間的平等，但作為國家代表的檢察官與被告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從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可以看出，立法者是從國家機關的角度、從權力行使者的角度來制定規則的。在立法中賦予了國家機關充分的權力，而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著墨甚少，而且多是義務性的規定。更重要的是，對國家機關的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和制裁機制，而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規定較少或者即使有規定也缺乏有效的貫徹和保障機制。刑事訴訟程序的規定多是以便於行使權力（包括偵查、起訴、審判權）為目的制定的，以《刑事訴訟法》中對強制措施的規定為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申請取保候審」、第七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對於各自決定逮捕的人，公安機關對於經人民檢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須在逮捕後的二十四小時以內進行訊問。在發現不應當逮捕的時候，必須立即釋放，發給釋放證明」、第七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如果發現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強制措施不當的，應當及時撤銷或者變更……」。這些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障只是一種書面上的表示，在實踐中缺乏有效的操作機制，法院以及檢察院是否按照規定來做，主動權在於他們自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是不可能據以主張權利的。
我國的刑事訴訟立法更多地考慮了司法機關工作的便利性，相應的忽視了對權力行使對象的保護。雖然新刑事訴訟法較之以前強調了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家權力行使的任意性，但從實際效果上看，距我們要實現的目標還有很大差距。「從新刑事訴訟法實施近五年來看，新文本所增設的權利符號基本上淪落成了沒有具體指涉對象的自我指涉的符號,刑事司法實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慣習" 所驅使，它依然未擺脫打擊犯罪的工具面相：在偵查階段律師仍然很難介入訴訟；刑訊逼供、久押不決、超期羈押的情況仍然存在；庭審走過場的現象也未見有多大改觀；非常規化的"嚴打"活動仍在根據形勢的需要被反復發動；甚至像公開審判這樣的現代司法原則，本來是用來監督權力的正當行使，也被置換為用來展示犯罪、威懾犯罪……」 。仍以對強制措施的規定為例，對司法機關行使權力的限制性規定、採取強制措施的標准基本上是由司法機關自己掌握的，缺乏明確的客觀性標准，並且對錯誤採取強制措施的制裁沒有明確規定。
對刑事訴訟的被告人歧視以及對犯罪實施懲罰是對保護人權目的的逾越，是走到真理另一面的謬誤。國家權力在公民權利面前可以為所欲為，國家權力的行使者在公民面前高高在上，是中國的司法制度在立場上的錯誤，它違背了人民主權的原則，違背了國家權力為公民權利服務的社會主義性質。從維護公民權利出發，在刑事訴訟中國家權力不能任意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權利，不能為了司法權行使的便利對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濫施刑罰。在刑事訴訟中對強制措施的運用只能以必要性為原則，可以不施行就不應施行，可以用監視居住就不應適用羈押。事實上，絕大多數案件都沒有必要採取羈押措施，而我國在羈押中存在的限制被羈押者與其親屬、律師會面的措施更沒有存在的必要，是對公民權利的粗暴踐踏。人民民主要求所有公民在政治權利上的平等，要求任何人不能擁有剝奪、限制他人權利的權力，而只有出於前述目的才可以對具有侵害性的社會成員施以必要的限制措施。但這一限制決不能成為實施懲罰性措施的理由。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目的只能是保護人權，而不能是懲罰犯罪。超過必要限度的強制措施是國家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是國家對公民實施的犯罪。
作為法治高度發達的美國，其司法制度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好的借鑒。美國司法中正當程序的原則 都可以視為是為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權利而設置的，可以看出美國的司法制度對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權利的重視。正當程序並不只是為了保護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為什麼美國要把正當程序的七個原則都放在保護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上面？這是因為雖然正當程序要同時做到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和社會其他成員的利益，但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是非常容易受到侵害的，一般情況下，能做到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也就達到了正當程序的要求。再看看美國憲法，在如此精簡的內容之中居然有多條是為保障被告人的利益而制定的，用如此大的篇幅足可體現美國人對維護被告人權利的重視。另一方面，再看看美國憲法中對國家權力的規定，字里行間充滿著對權力的限制，表現出立法者對人民可能重新被權力奴役的擔心。從立場上看，這樣的立法是從保護公民權利出發的，立法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護民眾的權利。這篇憲法真正體現了美國普通民眾的意願，代表了絕大多數公民的利益，也真正起到了維護民主，限制國家權力在民眾的意志下運轉的作用，因此在它制定二百多年後，一直保持著美國的最高權威，沒有發生重大的改變。

Ⅲ 刑事訴訟法的淵源有哪些

刑事訴訟法的淵源是指刑事訴訟法的表現形式，是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的存在形式或載體。中國刑事訴訟法的法律淵源有以下幾種：
憲法
憲法作為根本法，它是其他法律、法規賴以產生、存在、發展和變更的基礎和前提條件，是一個國家法律制度的基石，是公民權利的保障書，是依法治國的前提和基礎。同樣，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和修改，也必須以憲法為根據。通過制定刑事訴訟法，將憲法中有關刑事訴訟程序的抽象的法律規范變為可操作的、具體的刑事訴訟法的法律條文，使憲法精神得到具體化。中國刑事訴訟法第1條明確規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憲法中規定的如國家維護社會秩序，鎮壓叛國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制裁危害社會治安、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和其他犯罪活動，懲辦和改造犯罪分子(第28條)、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第125條)等內容，都在刑事訴訟中得到了體現。在現代法治國家，刑事訴訟法被稱做「憲法的適用法」、「應用憲法」、「國家基本法之測震器」，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被提升到憲法的高度。在中國，這方面的研究比較薄弱，應當加強從憲法、憲政的高度來關注刑事訴訟、關注刑事司法。
刑事訴訟法典
指1979年7月1日通過的，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訴訟法，這是中國刑事訴訟法主要的法律淵源。
有關法律
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中有關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刑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國家賠償法、監獄法、律師法等。
有關法律解釋
主要是指1998年1月19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六機關《規定》)、1998 年6月29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最高人民法院《解釋》)、1999年1月18日公布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以下簡稱最高人民檢察院《規則》)、1998年4月20日公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以下簡稱公安部《規定》)。
有關行政法規、規定
指國務院制定的法規和主管部、委、局制定的規定中有關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如國務院制定的看守所條例等。6.有關國際條約。中國目前加入的與刑事訴訟有關的國際條約有《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處罰公約》、《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准規則》(《北京規則》)以及中國政府已簽署尚待批準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當然，依據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317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中有關於刑事訴訟程序具體規定的，適用該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是，中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

Ⅳ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1第2款是什麼意思

訴抄訟法51條只有一款，其內容為公檢法應該依法辦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一條 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書、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人民法院判決書，必須忠實於事實真象。故意隱瞞事實真象的，應當追究責任。

Ⅳ 外國刑事訴訟發的歷史發展與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聯系

您好。我國的刑訴經歷過幾個階段，在建國初主要是借鑒前蘇聯的刑訴制度，後來在蘇俄關系惡化後，借鑒了些留學國外歸國的學子的一些歐美思想，在這些學者被打倒後，刑訴基本停滯不前，改革開放後僅是一些修訂和國情變化，最重要的九七刑法後的刑訴加入適應國情

Ⅵ 司法解釋屬於哪種淵源

截止2019年2月，司法解釋的法律淵源地位在我國還存在理論上的爭議,司法解釋的法律淵源地位問題是目前亟需解決，司法解釋在實踐中一直發揮著法律淵源的作用。

司法解釋是不屬於法律淵源，不包含在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民族自治法規、經濟特區的規范性文件；規章；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國際條約、國際慣例之內。對於司法解釋是否屬於法律淵源，目前在我國理論界爭議是非常大的。

很多學者認為司法解釋不具有法律淵源地位，認為其不具有合法性依據，侵犯了立法法。但司法解釋具有相當高的合理性，在實踐中也一直發揮著法律淵源的作用。

(6)我國刑事訴訟法借鑒了哪個國家擴展閱讀

司法解釋的效力可以採用類型化的方法來認定。對具體法律條文進行解釋的司法解釋，因有立法機關的授權而具有等同於法律的地位。為法院內部「審判工作需要」而制定的司法解釋，相當於最高人民法院頒發的「部門規章」，各級法院必須遵照執行。

對解釋當事人的意思表示(比如合同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圖)、認定事實進行指導的司法解釋因其解釋的對象不是法律，可視為最高人民法院為各級法院提供的辦案方法、規則，供各級法院在審判中參考，以提高司法能力。

根據司法實踐的需要，沒有法律、法令為依據的「立法性」司法解釋，如符合習慣法的內部、外部條件的，則形成我國以司法解釋為載體的習慣法，具有法律效力。其他沒有法律、法令為依據且不符合習慣法形成條件的司法解釋，應視為司法政策，僅在一定時期內指導法院的司法活動。

Ⅶ 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改革是更多的是要借鑒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邢訟法制度

您好。
其次，從比較法角度上考察，西方國家的證據補強規則與我國基本證據規則相接近，但兩者的規定卻有一定的差別。從繼承關繫上看，證據補強規則並不能推導出孤證不能定案。

1、從傳承上看，在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一般規定對於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自願自白（即口供），不需要補強證據，直接可以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使用；而對於法庭外的自白則需要進行補強。在大陸法系國家，則一般要求無論是法庭上的自白還是法庭外的自白，都需要補強證據。[3]我國刑事訴訟法實際上是繼承了大陸法系的相關規定。而大陸法系中並沒有規定孤證不能定罪的規則，也沒人認為能從證據補強規則中推導出該規則。

2、從證據補強的原因來看，不管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雖然證據補強規則具體規定有所差別，但是規定證據補強規則的原因基本相同，都是考慮到被告人的身心容易受到審訊人員的強制，其口供的可信性較低，所以需要其他證據給予補強，以擔保口供的真實性。而其他證據則不存在著這方面的原因，因此一般不要求進行特殊的補強。

3、從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對證據補強作不同要求的原因來看，兩者的規定之所以有差別，與其庭審制度有一定的關系。英美法系國家中, 審判制度程序復雜,定罪相對來說較為困難,庭審效率不高，但其庭審的對抗性強，被告人的防禦非常充分,在法庭上作出供述的自願性能夠得到充分保證，因此在法庭上僅有供述也能定罪,沒有必要再另行通過特別規則予以保護，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庭審效率低下的問題。如美國的訴辯交易制度，檢察官只要得到了被告人自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進行辯訴交易，法官只要認定被告人自白是自願作出的，就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採納辯訴交易協議並作出判決，快速地解決了近90%的刑事案件，大大提高了訴訟效率。[4]而大陸法系的庭審程序相對來說更注重於探明事實真相，法官在法庭上有主動調查的傾向，其中立性沒有英美法系法官超然，整個訴訟程序相對簡約而有效率，控訴有力，但被告人防禦能力相對不足，因此就有必要對被告人的口供，包括在法庭上的口供，進行特殊的制約，以加強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從而減少冤案發生的可能性。

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在很多方面借鑒了英美法系的做法，特別是庭審制度改革，呈從職權式轉為抗辯式的傾向。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僅針對被告人口供，被告人是審判階段的特殊稱謂，而在其他法條中，都是同時使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因此從字面上理解，應當是特指被告人口供需要補強。但實踐中，該條文並不僅僅在審判階段使用，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一樣運用。筆者認為這種做法，一方面是因為審判起著指導偵查和審查起訴方向的作用，偵查和審查起訴工作必然要考慮法院能否作有罪判決的情況；另一方面，雖然在條文上對庭審方式做出了改革，但從實際效果上來看，我國的庭審對抗性不但跟英美法系差距很大，就是跟大陸法系比也遠不如，因此適用大陸法系的證據補強制度更符合我國的司法實際。

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諸多誤區導致了定罪量刑的相對困難，究其原因固然有司法實踐和理論脫節的因素，但其根源還是來自於我國刑事訴訟證據的證明標准。

誠然，我國證據制度對形式合法性要求比不上西方國家，但是對證據真實性的追求卻並非如此。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三款等條文的規定，足以說明我國的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證據確實充分。要求定案的證據確實充分，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真理。但是「確實充分」應當說只是一個一般性、總體性、政策性要求，而不是具有規范意義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要求。[9]

為解決缺乏標准性和操作性的問題，司法實踐中人們不得不提出一些具體的、比較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和標准。不管是持「客觀真實說」還是持「法律真實說」觀點，學術界比較一致認可的，可以作為我國證據標準是「排他性」標准，即從證據的調查和運用上要排除一切矛盾，從運用證據對案件事實所得出的結論上，本結論必須是排除其他一切可能，而且是本案惟一的結論。有學者認為，排他性證明標准對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明確、具體。理由是:(1)作為定案根據的每一個證據必須具備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2)根據認識論的矛盾法則，全案的證據經過排列、組合、分析之後，必須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而達到每一個證據的前後一致，證據與證據之間一致，全案證據同案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和結果一致，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明體系；(3)作為證明對象的案件事實、情節均有相應的一定數量的證據加以證明；(4)全案證據所得出的結論是本案惟一的結論(具有排他性) 。[10]筆者贊同此觀點，「排他性」證明標准強調絕對意義上的排他性，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唯一的結論。

不管是法律條文規定的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准，還是理論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均體現了我國在對待證明標准強調了對客觀真實（真理）的孜孜追求。而西方國家的刑事訴訟證明標准則更側重於作為標准基本要求——實用性。

在西方國家，證明標准有「高度蓋然性」、「排除合理懷疑」、「建立內心確信」等幾種主張[11], 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排除合理懷疑」。「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准最早產生於18、19世紀的英美法系國家。除「排除合理懷疑」的表述以外, 西方國家證明標准還有「建立內心確信」。這是法德等大陸法系國家著名的證據法原則「自由心證」的基本內容。可以說內心確信, 就是刑事證明標準的正面表述。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與「建立內心確信」二者有明顯的同一性,突出表現在二者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建立內心確信, 就意味著排除合理懷疑, 反之亦然，一是證實主義，一是證偽主義。因此可以說, 二者只是一個標準的兩個方面或者說是一項標準的兩種操作性表述。由於英美法原則的普遍化以及英美證據標准可能更具操作性, 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證據標准具有普遍性趨勢。但不管是建立內心確信還是排除合理懷疑，都認為證據證明只能達到「最大程度的蓋然性」，至於這種蓋然性有多高，如果對這一標准進行量化，通說是在90%左右。正如英國《大不列顛網路全書》所稱：「由於取得證據的方法有顯著不同和區別，證據只能產生程度不同的蓋然性，而不會有哲學上的絕對真理的意義。」[12]

相比較而言，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我國刑事訴訟中的「排他性」標準的要求要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標准和內心確信標准要高，而非更低。排除合理懷疑與相對真實論緊密關聯，以此表述證明標准，雖然比「客觀真實」、「證據確實充分」等提法更為准確和更具可操作性，但在語義與語感上，顯出證明標准與證明要求的一種下降。[13]也有學者認為，雖然與西方國家一樣, 我們也認為訴訟中認識的案件事實與客觀發生的案件事實通常是有差別的，但我們主張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更加嚴格。在現有的證明體系被打破之前，現有的證據內部必須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嚴密的證明體系, 足以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也就是要求法官和陪審員在主觀上達到完全確信的程度,而不能滿足於僅達到90 % 的可能性。[14]換句話說，我國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是在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原則的要求下，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最終達到百分之百的相信，而西方國家的證明標准則不要求裁判者達到完全的確信,即並非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懷疑,而僅要求此種被排除的懷疑,必須能夠說出理由,擺出道理,經得起理性論證,而不是無故置疑,吹毛求疵。

筆者認為，從希望能減少冤案、錯案的角度出發，適度提高證明標准雖然有現實必要性，但當然這樣美好的願望，在現實中能否實現，那是很值得商榷的。畢竟個人的認識能力只能達到一定程度，並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能達到全知全覺，這是客觀現實，並不是你希望能達到就能達到的。當然，這更是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證明標準的提高必然導致很多案件因為達不到該標准而使很多嫌疑人被作無罪處理，而另一方面，因為證明標準的提高，而減少的冤案、錯案則是微乎其微的。所以這是一個利益權衡的結果。這一次，我們與其他制度的出發點正好相反，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選擇了側重保護人權，而西方國家側重了打擊犯罪。

根源於證據確實充分要求的排他性標准，在實踐中主要體現為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這些證明方法、手段因為其本身要求的相對嚴格性，所以這也是實踐中我們在辦理具體案件中對證據認定事實的要求更加嚴格的根源所在。

一個國家選擇被告人是否擁有沉默權，是一個利益衡量、價值選擇的過程，是以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有可能被侵犯為代價，換取更加有效的打擊犯罪，最終保護了大多數人不受犯罪的侵害；還是寧願放縱很多犯罪，使人們忍受可能更多的犯罪侵害，而來保護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不受侵犯。因此，沉默權制度是現代法制發展的必然方向。

一國的證據制度的選擇同樣也是如此。沉默權之所以能夠根植於西方法律制度之中且能夠有序地實施，除了依賴於西方價值觀念和訴訟理念支撐外，還有一系列配套的訴訟制度，得以保證刑事訴訟在被告人「不開口」的情況下，依然可以有效、順利地進行。我國與西方國家不同，在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平衡之間，用的是更加嚴厲的證據實體（即真實性）適用規則和標準的方式。而西方國家則普遍採取使用加強證據形式合法性等直接保護人權的方式，比如沉默權制度、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直接言詞原則等等，而對證據實體認定則在承認人的認識能力有限的前提下，進行了適度的放寬，從而有利於定罪。這是兩種不同的防止冤案發生的制度設計，都有其合理性。我們不可能也不合適在引進沉默權制度等來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制度的同時，繼續採用嚴格證據實體適用規則和標准。這樣的話，天平將完全傾向了保護人權一邊，平衡會將被打破，導致犯罪打擊不力的後果，我們只能二者相權選其一。

沉默權制度體現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將人當作手段的現代民權主義刑法思想，已經被絕大多數國家所採納，並被《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為不可保留的七項最基本人權之一。我國於1998年參加了該公約，批准該公約並付諸執行是履行國家承諾的必然要求，有助於體現我國信守承諾的國際形象。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人為本的理念也逐漸深入人心，使引進沉默權制度具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相對來說，沉默權制度的合理性遠超過其局限性，這也是被大多數國家認可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國的證據實務中嚴格把握證據事實認定關，卻具有很明顯的不合理性；相對更為嚴厲的證明標准，則有違特定人在某個時期對個別事物認識是有限的這一客觀事實，具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現實操作性差。所以，選擇沉默權制度相比較更具有合理性，也是我國法治發展和與國際接軌的必然。我國如選擇引進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沉默權制度，就要求我們不能堅持原有較為嚴厲的認定事實的證據制度，應該對證據制度進行一定改造。

1、降低證明標准，把證據確實充分改為排除合理懷疑。無論是學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還是實務中嚴格的把握事實認定的做法，其根源均在於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哲學意義的、不具有現實操作性的、理想主義的證據標准。將證明標准從百分之百的確信降低到90%的高度蓋然性，有利於維持因引進沉默權而被打破了的打擊犯罪與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之間的重新平衡。

2、改變審查證據主要方式，從審查與庭前書面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等方面轉變到由親歷而感受真實性上來。在筆者看來，對於被告人口供證據價值的不同定位，將直接影響人們對於沉默權的態度。如果一項訴訟制度不能擺脫對口供證據的迷戀和依附，那麼這個訴訟制度對於沉默權制度必然產生天然的恐懼和排斥。事實上，接受、確立沉默權制度後，完全可以通過證據制度的設置來降低口供證據的價值及對口供證據的不恰當期待，以改變依賴口供辦案的習慣做法。

3、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在立法方面應當完善證人（包括警察、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1）建立強制性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對因特殊原因（非主觀原因）不能出庭作證的例外情形，要列舉的方式嚴格加以限制，並明確規定證人非因法定事由拒不出庭作證是一種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應視其情節應給予相應的制裁；（2）建立和完善證人及其家屬保護制度和司法救濟制度。對證人及其家屬在證人出庭時的人身權利和應享有的各種權益予以保障，特別是要規定對直接或變相打擊報復出庭證人的行為人，不論處於何種訴訟階段，均應當給予經濟、行政或法律的嚴厲制裁；（3）明確證人作證經濟損失補償制度和獎勵制度。對於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證人，應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對因作證支出的費用和誤工費給予經濟補償，明確規定出庭作證的補償標准及實施辦法，由專職部門（法院）進行管理和分配，對積極作證的證人給予一定的榮譽和物質獎勵。

4、健全證據補強規則。明確補強的對象、補強范圍、補強內容等。對此可以借鑒日本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以及以此為參考的我國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確立的民事訴訟證據補強制度，對刑事證據補強規則可作如下規定：（1）犯罪事實的認定必須有補強證據,而非犯罪事實,如前科、沒收、追征事由等無須補強;（2）對於犯罪構成客觀要件事實的認定,必須具備補強證據;（3）在犯罪事實中被告人與犯罪人同一的認定不需要補強證據;（4）犯罪構成要件中的主觀要素,如故意、過失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5）對於非犯罪構成的事實,即犯罪阻卻事由不存在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 及時收集證據能使律師更加充分地了解案件情況並有效發揮辯護職能。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1條規定:「主管當局有義務確保律師能有充分的時間查閱當局所擁有或管理的有關資料、檔案的文件,以便律師能向當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協助。」

在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訴訟結構之下,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是訴訟當事人,鑒於控訴方與辯護方實際力量的不平衡,英美法系國家普遍賦予辯護方充分的訴訟權利,並對偵查行為進行了一定限制,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有獨立收集證據的權利。在美國,被告人的律師幫助權被作為憲法性權利規定於《聯邦憲法第六修正案》和各州的憲法中,調查取證權是律師的基本權利之一。在「雙軌」制偵查模式下,雙方分別進行偵查,都可以調查案情和收集證據。由於雙方偵查能力對比懸殊,辯護方的調查往往只是控訴方調查的補充,其主要方式有:自行調查、②預審程序中的證據開示、③申請法院調取(保全)的證據、④特定偵查行為(如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在英國,辯護方在偵查階段獲取證據的方式主要有:證據開示制度、律師的調查取證權、⑤卷宗材料的閱卷權[ 1 ]。

在大陸法系傳統職權主義訴訟結構下,偵查職能由控訴方行使,辯護方與控訴方的訴訟地位並不完全平等。辯護方如認為存在證明被告無罪或罪輕的證據,只能請求偵控機關收集,而不能自行收集。隨著程序正義觀念的深入,職權主義訴訟結構在大多數國家逐漸被修正,這不同程度地強化了辯護方獲取證據的權利[ 2 ] 。例如,《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階段辯護方獲得證據的主要方式有:「詢問證人及鑒定人時的在場權」(第157—159、170條)、「申請證據保全的請求權」(第179條) ;在法國預審程序中,律師可以在場聽取預審法官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辯護方可以向預審法官申請並參與司法鑒定、請求預審法官詢問證人以及進行新的調查,預審法官拒絕的,辯護方可請求上訴法院起訴審查庭復議[ 3 ] ;《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63條a規定了被指控者請求收集與其有利的證據的權利;辯護人也可以公民身份收集案件信息[ 4 ] ,辯護人可以勘驗犯罪現場、詢問證人、製作私人鑒定報告、請求被追訴者的親友行使證言拒絕權等[ 5 ] ;義大利法律規定在初期偵查期間,被調查者可以要求法官調取證言、進行鑒定或者司法實驗、組織辨認[ 6 ] , 2000年12月7 日頒布的法律還確立了辯護方偵查的規則[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