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中的正當程序原則

㈠ 為了保證能夠實現正當程序中的中立要求 我國普遍實行的訴訟原則是

為了保證能夠實現正當程序中的中立要求 我國普遍實行的訴訟原則是？我國訴訟共同基本原則及制度：
(1）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原則。
(2）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原則。
(3）適用法律平等原則。
(4）訴訟以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原則
(5）人民檢察院對訴訟實行監督原則。
(6）公開審判原則。公開審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一律公開進行。但是，有關國家秘密、個人隱私的不公開審理。不公開審理的案件，宣判時必須公開。
(7）迴避制度。迴避制度，是指為了保證案件的公正審理，而要求與案件有一定的利害關系的審判人員或其他有關人員，不得參與本案的審理活動或訴訟活動的審判制度。
(8）合議制度。
(9）兩審終審制。兩審終審制，是指一個案件經過兩級人民法院審判即告終結的制度。
我國三大訴訟法的特有原則和制度：
1，刑事訴訟法的特有原則和制度
(1）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依法行使職權。
(2）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
(3）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
(4）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原則。
(5）辯護制度。
(6）強制措施。
2．民事訴訟法的特有原則和制度
(l）調解原則。
(2）處分原則。
(3）支持起訴原則。
(4）辯論原則。
(5）財產保全。
(6）先予執行。
(7）訴訟費用。
3．行政訴訟法的特有原則和制度
(1）對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審查原則。
(2）舉證責任。

㈡ 外國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

一、無罪推定原則。
又可稱為無罪類推（與有罪類推相對應），簡單地說是指任何人在未經證實和判決有罪之前，應視其無罪。無罪推定所強調的是對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須有充分、確鑿、有效的證據，如果審判中不能證明其有罪，就應推定其無罪。

二、正當程序原則
正當程序是英美法系的一條重要的憲法原則；程序的正當性包含的價值是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參與、自治、及時終結和公開；通過正當程序達到憲法的至信、至尊、至上從而實現憲法權威。

三、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
是指不得強迫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做出不利於自己的陳述或強迫其承認有罪。這直接針對和反對的是刑訊逼供以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處罰。

四、審判公開原則
包括公開審理和公開宣判兩個方面內容（但合議庭評議，審判委員會討論不公開） 部分案件不公開審理（但應公開宣判） 公開審判的案件，在開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開庭時間和地點。 不公開審理的，應當當庭宣布不公開審理的理由。 一審法院違反公開審判原則的，二審法院撤銷原判發回重申。
但是下列情況不公開審判:1.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隱私案件，一律不公開。2.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14歲以上不滿16歲的一律不公開；16歲以上未滿18歲的，一般也不公開。3.離婚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4.當事人提出申請的確屬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

五、直接言詞原則
直接言詞原則是直接原則和言詞原則的合稱。直接原則是指判決只能由直接參加法庭調查、聽取法庭辯論的審判人員親自作出。言詞原則是指在庭審過程中，當事人、法院的訴訟行為特別是質證、辯論、證據調查都要求的言詞方式進行。

六、自由心證原則
一切訴訟證據的取捨和證明力的大小，法律預先不作規定，而由法官、陪審官根據內心確信進行自由判斷。法官通過對證據的審查判斷所形成的內心確信，稱為心證。心證如果達到深信不疑的程度，即謂之「確信」，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由心證又稱「內心確信」。法官審判案件只根據他自己的心證來認定案件事實。 自由心證制度要求法官依據「良心」和「理性」，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識和審判經驗，合理判斷證據的證明價值。

七、一事不再理原則
一事不再理原則，就是法院對於任何已經生效裁判加以處理的案件不得再行審判；對於所有已經被生效裁判確定為有罪或無罪的被告人，法院不得再予以審判或科刑。

㈢ 刑事訴訟法,問題

無罪推定，簡單地說是指任何人在未經證實和判決有罪之前，應視其無罪。因此，無罪推定所強調的是對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須有充分、確鑿、有效的證據。如果審判中不能證明其有罪，就應推定其無罪。應該說這一原則對於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訴訟地位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將其作為一條重要的法治原則規定於憲法中，如《美國聯邦憲法》第5條、《加拿大憲法》第11條以及《俄羅斯聯邦憲法》第2 章第40條等。

無罪推定原則，是以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利為目的的，而與之相適應的審判方式也必然是強調控辯平等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主要是體現當事人在訴訟中的地位，注意訴訟程序的正當，相對加重國家對當事人合法權利的保護。無罪推定原本是西方資本主義興盛時期的產物。在無罪推定原則演變過程中，西方國家個體利益高於整體利益的歷史文化傳統對其產生重要影響，他們認為，被告人是個體利益的代表，檢察官是整體利益的代表，被告人往往處於劣勢和不利的地位，刑事訴訟中必須特別強調保護被告人權益。否則，就不能保持這兩種利益沖突中的平衡，就難以實現司法公正。無罪推定在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益這一兩難選擇了對個體利益的保護，這便意味著它必須要付出一個不愉快的代價-----不能更有效地減少犯罪，國家也必然要用更大的投入來維護社會安全和法律秩序。

我國是一個發展經歷不同於別國，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對待西方通行的無罪推定原則，既不全盤否定，也不盲目接收。在1997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我國不採用無罪推定或有罪推定原則，而採取「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1997年10月1日實施的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中增加了類似於無罪推定原則的表述：「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該原則必須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這一憲法原則。在人民法院依法判決被告人有罪前，既不認為被告人是罪犯，也不認為被告人沒有犯罪嫌疑，而是實事求是，進行調查，客觀地收集有罪、無罪、罪輕、罪重的，根據事實來確定。因此，我國的刑事審判中並沒有完全照搬或抄襲西方國家的無罪推定原則，而只是一種批判地吸收，體現了它的一些基本精神。

㈣ 正當程序的作為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起源於英國古代《自由大憲章》，是西方古代「法的統治」觀念與自然法學說的產兒。1215年英國國王簽署的《自由大憲章》對正當法律程原則作了初步規定。大憲章第三十九條規定：「凡自由民，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裁判，或經國法判決，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它損害」。盡管這個法律文件的產生是英國貴族聯合起來限制王權的產物，同資產階級革命和民主憲政並無直接聯系，但在西方憲法學界，它被認為具有可以約束其它普通法的效力，因而被譽為保護人民自由權利的最初的成文憲法性文件。
「非經國法判決」不被追究責任或被加以損害這一用語被寫入《自由大憲章》之時，僅指刑事訴訟必須採取正式的起訴方式並保障被告人接受陪審裁判的權利，主要用以在刑事訴訟中對封建貴族權利進行保護。在隨後的愛德華三世時代，1354年英國國會通過的第二十八條法令即《自由令》第三章規定：「未經法律的正當程序進行答辯，對任何財產或身份的擁有者一律不得剝奪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監禁，不得剝奪其繼承權，或剝奪其生豐之權利。」這條規定首次以法令形式表述了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並擴大了正當程序的適用范圍。1679年，議會中反對國王的輝格黨人為了保障自己不受國王任意逮捕，提出並通過了《人身保護法》。這個被認為是英國重要的憲法性文件的法律共有20條，其中有近2/3的內容為程序性規定。盡管這一時期的法律還包含著極大的封建性因素，但這種使王權服從法定程序、從程序上逐步限制王權的控權方法，對英國和後世的資產階級革命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1.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美國憲法中的確立
美國內戰前期，漢密爾頓在1787年的紐約州批准憲法會議上提出「正當程序」一詞，該條款包括了如下規定：除非依照「正當的法律程序」，否則，任何人都應得到保證，不被剝奪特定的權利。這對於後來憲法史的發展是一種具有創新意義的變化，「它構成了（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和後來的第十四條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的起源」[1]（第36頁），1791年通過的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規定：「無論何人，除非根據大陪審團的報告或起訴，不得受判處死罪或者其他不名譽罪行之審判，惟發生在陸、海軍中或發生在戰時或出現公共危險時服現役的民兵中的案件，不在此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兩次遭受生命或身體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被剝奪生命、自由和財產。不給於公平賠償，私有財產不得充作公用。」這條規定適用於聯邦政府機關。1868年通過的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規定：「凡在合眾國出生或歸化合眾國並受其管轄的人，均為合眾國的和他們居住的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實施限制合眾國公民的特權或豁免權的任何法律；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對於在其管轄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絕給予平等法律保護。」這條規定適用於各州政府機關。美國憲法第五、十四條修正案所包含的「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內容被稱為「正當程序條款」。
2.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美國憲政史上的作用
如果說正當法律程序在英國最早是貴族利用程序法律限制國王的手段，是程序意義的控權方法，那麼在美國就是實體與程序意義並重的憲法原則。美國近代的《權利法案》奠定了正當程序的憲法原則地位。正當程序條款作為一項重要憲法原則在美國憲政史上發揮重大作用離不開美國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美國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的充分運用又與正當程序條款息息相關。
（1）自由放任主義時期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正當程序的原初意義本是「實施法律的正當程序」，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一系列重大判例和對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的靈活解釋將這項程序性規則變成為一項實質性規則，即對立法權所要達到的目的的「合理性」進行審查，「最高法院顯然逾越了其正當的司法職能，並僭越了一些相對於立法權的權力」[2]（第239頁）。這種僭越使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獲得了極強的生命力並帶來了「正當法律程序的統治」。這種統治包含的內容在於：第一、正當程序原則由只約束聯邦議會發展到也約束州議會；第二、由公民的基本權利受正當程序保護發展到公司的財產權也受保護；第三、在完成了由主要保護公民的個人權利向主要保護公司的財產權之後，正當程序又進一步向保護自由權滲透；第四、通過對「正當法律程序」的解釋行使司法審查權，使美國最高法院成為實際上的「第三議院」。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經過這番改造，其意義已不僅僅在於剝奪公民或法人的人身權、自由權或財產權要經過「正當程序」，而在於人身權、自由權或財產權是受憲法保護的權利，其內涵也可作出相當彈性的解釋。也正因為此，該條款成為了美國自由資本正義時期經濟的基本憲章。而這一部運用「正當法律程序」條款歷史，也就是「一部現代大工業興起、努力對商業進行控制和對這種管理法規實行司法審查的歷史。從那時起，全部的政府活動——無論是聯邦還是各州的——都必須通過實質性正當程序的關卡」[3]（第121頁）。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的社會作用獲得了爆炸性的增強。
（2）國家干預主義時期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為應付戰爭、擺脫危機，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過程當中，美國公法進行了史無前例的調整，行政權得到了加強，總統居於國家權力的頂峰而被稱為「任期四年的國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行政權的膨脹，行政機構既有行政權，又有立法權，也享有裁判權。為了實現對行政權的支持與制約，最高法院司法審查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並導致了「正當法律程序」的法律作用的變化。第一、在經濟領域對社會經濟進行積極的干預的「實質性經濟正當程序」衰落。第二、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由以前的干預社會經濟轉向了強調對公民人身權利的保護。第三、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在行政法領域、司法領域獲得了發展，表現出了新的生命力。
美國行政法是隨著行政權的迅速擴張而在1933年以後獲得發展的。隨著加強行政權的因素的逐漸消除，企業界和律師界開始反對行政機關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於一身的無限膨脹趨勢。最初，關注的焦點是在各獨立控制委員會的行政權的正當性上，但最高法院認為這種混合沒有違背憲法，於是人們的注意力便集中到了程序的設計方面，要求實現行政程序的標准化、正規化和加強司法審查，美國憲法第五條、第十四條修正案所確立的正當法律程序觀念由此開始向行政法領域滲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當程序規范。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司法領域獲得的發展集中體現在美國的刑事訴訟法典當中。1868年通過的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中的「正當程序」對美國的刑事訴訟活動影響深遠。在法律傳統上，美國直到1945年才有《聯邦刑事訴訟規則》，該規則以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為依託，並經過了多次修改。在「馬普訴俄亥俄州案」中確立的排除規則和「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中確立的米蘭達規則是刑事訴訟適用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的典範，並由此引發了本世紀中期在美國司法領域的「正當程序革命」，對世界各國刑事訴訟司法制度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㈤ 為什麼說刑訴法的原則應該是保障人權，而不是打擊犯罪

刑事訴訟法是程序法，程序法的作用主要是為了保障實體法在實現過程中的程回序正當性。刑法的目的是打答擊犯罪，在沒有經過法院認定前，犯罪嫌疑人是應該得到公正的待遇的，他享有一個自由人應該享有的權利。如果程序法不來維護其人權，這樣是不是很容易受到其他的因素影響，致使法律的本質受損。再者，即使是罪犯，其部分人權也是完全享有的。

㈥ 無罪推定原則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體現

無罪推定原則是刑事訴訟法原則中的一項重要原則。《刑訴法》較好地把握了無罪推定原則的涵義和特徵，確認了它在刑事訴訟法律體系中的地位，理順了與其他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
第一，在立法原則上確認了無罪推定，原則的科學、合理部分。在《刑訴法》中以顯性方式將這一原則的主要精髓載入刑事訴訟法典中。12條明確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就把無罪推定原則與其他相關的刑事訴訟原則以法條的形式在立法原則中明確表述出來。這一刑事訴訟原則的確認，對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必然產生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二，將無罪推定原則蘊涵到具體訴訟法律規則中，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和客觀強制性。例如，對原刑訴法中的「被告人」根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的原則精神，公訴案件在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到人民法院之前，統稱為「犯罪嫌疑人」只有起訴到人民法院後才稱為「被告人」；為防止濫捕濫押及其他非法侵犯人身權利的情況出現，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強制措施的機關、程序、期限作了明確規定，對刑事訴訟各階段的訴訟時間重新作了規定，對退補偵查的次數也作了限制性規定；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訴訟民主化，提前了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並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律師在各個刑事訴訟階段的權利作了明確規定。同時，本著「疑罪從輕」精神，規定了存疑不起訴，「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等等。
第三，與其他相關的刑事訴訟原則，訴訟制度相匹配，貫穿於刑事訴訟始終。刑事訴訟原則的主要功能是指導和保障國家機關及公民正確的開展刑事訴訟活動，而各訴訟原則之間又具有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特徵，只有將各項刑事訴訟原則在立法中相融合，相配套，相制約，才能綜合發揮作用，保障刑事訴訟圍繞著「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權」的目的運轉。無罪推定原則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立法確認的諸原則中的一項，被確認為我國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同時，又與我國刑訴法中沒有明文表述，而是通過隱性手段將確立的原則內涵分配到立法的具體規則、制度、程序中去的其他刑事訴訟原則（如國家起訴原則不告不理原則等）相關聯。由於無罪推定原則與刑事訴訟制度的許多方面具有極其密切的聯系，因此，無罪推定原則必然與其他的相關的刑事訴訟原則及這些原則所決定和派生的刑事訴訟制度相匹配，相融合，相制約。例如，無罪推定原則要求刑事訴訟中應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為中心的各項訴訟權利，而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則，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訴訟權利原則中的：「公民」和「訴訟參與人」也包括被告人，也要求被告人「在適用法律上平等」和依法享有訴訟權利，這兩項原則的內涵也要求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為中心的各項訴訟權利，這是刑事訴訟原則、訴訟制度相匹配，相融合，相作用的一面，反之，也有相互制約的一面。例如，新刑訴法明確了被害人的訴訟地位，在公訴案件中確認了被害人具有訴訟當事人的主體身份，規定了被害人有申請迴避的權利；可以委託訴訟代理人參加刑事訴訟，在一審判決後被害人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抗訴；對檢察機關不起訴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請，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同時，還規定對有證據證明其人身權利或財產權利受到侵害，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不受理的案件，被害人有權直接起訴到法院。這樣，在保障被告人訴訟權利的同時，也根據這幾項原則，在刑事訴訟立法上通過對被害人的救濟程序，依法保護被害人的訴訟權利。也就是說在尋求被告人權益保障和被害人權益保障均衡的同時，也尋求兩者之間的制衡。
第四，貫穿於刑事訴訟程序之中，與其他刑事訴訟原則相銜接，相互作用，使訴訟程序更為嚴謹。無罪推定原則按照刑事訴訟原則的分類與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原則、不告不理原則、一事不再理原則等，同屬於正當程序主義原則，它們的共同特徵是有利於正當法律程序的維持，有利於刑事訴訟按照訴訟軌道運行，有利於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因此，無罪推定原則在刑事訴訟程序設計上必須與上述有關刑事訴訟原則相銜接，相互作用，形成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關系。例如，按照無罪推定原則，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應當通過客觀公正的司法程序，而我國的原刑訴法規定卻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法院在開庭前應當對案件進行審查，對犯罪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才開庭審理，混淆了庭前審查與開庭審理的界限，易使法官先人出示物證，宣讀證人證言，混淆了控訴與審判職能，不利於法官客觀公正地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有些案件由於法院內部事先請示、溝通、協調，形成先定後審，上定下審，審者不判，判者不審，使開庭審理走過場。這就從程序上造成了實踐中的「先定（判）後審」。為改變這種狀況，避免法官先入為主的缺陷，新刑訴法第150條規定：「人民法院對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後，對於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並且附有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者照片的，應當決定開庭審判。」至於證據是否確實，不需要在開庭前進行審查，到法庭上由控、辯雙方質證，進行核實，這就改變了法院開庭前從程序到實體上進行全面審查的傳統訴訟結構，切斷了法官易先入為主從有罪推定形成預斷的缺陷。同時，也體現了審判機關的審判權到檢察機關公訴權的限制，即未經起訴不得啟動審判程序，審判不及公訴以外之人，審判不及公訴以外之事。第157條規定：「公訴人、辯護人應當向法庭出示物證，讓當事人辨認，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結論、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當庭宣讀。審判人員應當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訴訟代理人的意見。」這樣，明確了由公訴人、辯護人向法庭出示證據，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可以對證據和案情發表意見，互相質證、辯論，充分發揮公訴人、辯護人在庭審中的作用，符合控審分離原則，保障被告人免受不合理處境，有利於法官客觀公正地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作出正確裁判。第149條規定：「合議庭開庭審理並且評議後應當作出判決。對於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合議庭認為難以做出決定的，由合議庭提請院長決定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審判委員會決定的，合議庭應當執行。」這一規定，發揮了合議庭在審判中的決定作用。第153條規定凡是公訴案件，除依法適用簡易程序審判的以外，檢察機關應當派員出庭支持公訴。上述這些規定，在程序設計上解決了公訴審查（開庭前審查）代替開庭審判的弊端，體現了審判程序公正性，確定了被告人、被害人及其他訴訟參加人的平等地位，尋求了懲罰犯罪與保護無辜之間的平衡，體現了客觀公正的司法程序。也使無罪推定原則與其他正當程序主義原則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得以體現。

㈦ 法理學：法律程序和正當程序的關系

1、法律是注重程序的，有專門的程序法。三大實體法之外有三大相應的程序法。
2、法律程序基本內容的之一就是正當程序，程序的設置應科學、合理。
3、在行政法、刑事訴訟法中格外強調正當程序。

㈧ 正當程序的原則的源頭

法律程序在三大訴訟法都有體現:即《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

行政機關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權益的行政行為,必須遵遁正當法律程序,包括事先告知相對人,向相對人說明行為的根據、理由,聽取相對人的陳述、申辯,事後為相對人提供相應的救濟途徑等.1、正當程序是英美法系的一條重要的憲法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起源於英國古代《自由大憲章》,是西方古代「法的統治」觀念與自然法學說的產兒.1215年英國國王簽署的《自由大憲章》對正當法律程原則作了初步規定.大憲章第三十九條規定:「凡自由民,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裁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行政法領域要求作到程序的中立,程序的參與及程序的公開.其對防止行政權力濫用,保證行政實體公正的實現,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具體落實民主精神也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在《布萊克法律辭典》中,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中心含義是指:「任何其權益受到判決影響的當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陳述自己意見並獲得聽審的權利.」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起源於英國法中的「自然正義」(Nature Justice),光大於美國法所繼承的「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到了20世紀,包括世界多數國家紛紛進行行政程序立法,通過立法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確立為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指整個行政法程序性基本原則,包括行政公開公平公正原則,也包括行政程序具體原則,狹義的正當程序原則僅指相當於英國行政法中自然正義和美國行政法中正當法律程序的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起源於英國古老的自然正義原則,該原則已存在三個世紀,主要包含兩條基本規則:(1)任何人不應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2)任何人在受到懲罰或其他不利之前,應為之提供公正的聽證或其他聽取其意見的機會.

正當法律程序是指「要求一切權力的行使在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 主要內容: 第一、任何人不應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 第二、說明理由 第三、任何人在受到懲罰或其他不利處分前,應為之提供公正的聽證或其他聽取其意見的機會.

有,就是案件的處理程序必須符合法律的程序規定,所有案件都是

http://bbs.kaoyan.com/thread-2285481-1-9.html 16. 試述正當程序原則 P83書上我沒找到啊,有師兄說這個得自己總結,我去圖書館查了,是不是包括兩個部分,執法者嚴格執行程序和程序本身正當,能用刑訴的公理性原則中的程序法定原則以及刑訴基本原則中的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原則的內容來回答啊?

㈨ 刑事訴訟法論程序正義

【摘要】程序正義是人們追求的對象，什麼樣的程序是正義的？必須考慮設立程序的目的，設立程序的最終目的是程序當事人權利的保護，可以說程序是當事人權利的大憲章。當事人權利來源於何處？最終來源於設立程序的人的人性需求。因此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反之，就是不正義的，程序正義的標准就是程序的人性標准。
【關鍵詞】程序 正義 人性

一、問題的提出
「程序正義」一詞通常有二方面的意義，其一，指按法定程序辦事過程所體現的正義。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或者是當事人的近親屬的，應當自行迴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迴避。如果按本條做了，至少在審判偵查、起訴和審判的組成人員方面就是正義的，否則就是不正義的，因為「任何人都不應當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指符合某種標準的程序所體現的正義。如上例，如果訴訟法沒有規定司法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時應當自行迴避，就不是正義的程序，因為它忽視了人的趨利性。符合什麼標準的程序是正義的？即程序正義的標準是什麼？
程序正義的標准依其內容可分為技術標准和價值標准，前者如立法的簡明扼要、邏輯的縝密、期限設計的恰當等，後者如保護當事人的隱私、尊重當事人的人格、允許當事人申辯等。技術標准以立法經驗和客觀存在為依據，價值標准以程序立法的目的為依據。本文著重討論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
從邏輯推論，對程序正義的價值標準的研究，應該與程序立法的歷史同步，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斷定程序正義價值標准研究起於何時。但是，自覺的系統的研究僅僅開始於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在我國則是上世紀末。1977年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米奇爾曼在《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的形式與協作目標》中，闡述了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尊嚴價值、參與價值、威懾價值和實現價值。 1981年耶魯大學教授馬修發表《行政性正當法律程序：對尊嚴理論的探討》，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尊嚴價值理論。 陳瑞華評論說：「馬修尊嚴理論的核心，其實就是強調在法律程序的設計和運作中使那些利益受到影響的人獲得基本的公正對待，從而具有人的尊嚴。就是必須通過法律程序本身得到實現的目標，也是一項法律程序公正與否的尺度。」 與馬修同時代的康乃爾大學的薩默斯教授、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貝勒斯教授提出或深化了類似的觀點。陳瑞華認為，程序正義有六個要素：參與、中立、對等、司法理性、及時性和終結性。 以上中外學者對程序正義的研究有歷史性貢獻主要有：第一，確立了程序的獨立價值地位，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命題，程序不再是實體法的附庸。第二，在肯定程序正義品性基礎上，意識到衡量程序正義的標准問題。第三，初步提出了衡量程序正義標准：尊嚴、平等、參與、隱私、可預測、透明、中立、理性、及時和終結等等，提出了設計程序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價值目標，深化了程序正義的理論基礎，特別是把程序正義標准與程序關系主體即人的尊嚴聯系起來，是其突出成就。但是，其不足仍然是明顯的：第一，尊嚴、中立等價值標准不足以概括程序的正義內涵，例如，程序設計是否應該考慮程序主體的生存、親情、自由和發展？第二，尊嚴、平等、參與、隱私等價值標准既是對立又是統一的，那麼統一於什麼？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把它們統一到程序正義的旗幟下。第三，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應該是對立統一的，不能為了強調程序正義而割裂程序和實體二者的聯系。本文從人性的角度，試圖系統論證程序正義的人性價值標准及其理論基礎。
二、人性的基本內涵
人性是什麼？眾說紛紜。 筆者認為，基本人性是人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需求傾向。
盧梭說：「人性的首要法則，是要維護自身的生存。」 生存是人類歷史的前提。在人的幼年，生存是一種本能，過了幼年階段，人的生存慾望就超越了本能，總是帶著一項或多項「任務」生活著。人因珍愛自己的生命而珍愛他人的生命，自己要生存，就必須讓別人能生存。人類一開始就是群體的生活方式，原始社會最嚴厲的處罰，就是把人趕出部落。今天的個人似乎越來越獨立了，其實不然，人們的相互聯系和依靠越來越重要了。
尊嚴就是把人當作人看待，是人的普遍的需要。尊嚴是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沒有尊嚴，特別是沒有內心的尊嚴，就不成為人。人的尊嚴，基於人的自然屬性，與一個人的權力、金錢、壽命、相貌等無關。尊嚴像空氣一樣，不引人注意，卻非常重要。
親情是人對其關系密切的人的眷戀和關愛，有父母子女親情、夫妻親情、朋友親情、種族親情等等。父母子女親情以血緣為基礎，是親情的核心，不可替代。夫妻親情俗稱愛情，以性為基礎，但不止於性，包含著互相尊重、互相依戀、彼此關懷的道德情感。
名譽是社會對一個人的評價。周恩來曾稱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亞當·斯密稱人最大的不幸是名譽上不應有的損失。人們曾詢問托爾斯泰創作的動力，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對於榮譽的渴望。所以，德國倫理學家弗里德里希·包爾生說：「最高的名望和榮譽是大多數曾給歷史帶來轉折點的人們的最強有力的動機——在亞歷山大、凱撒、弗里德里希、拿破崙那裡就是這樣。而且，假如在人的記憶中沒有對榮譽、名望和不朽的憧憬，偉大的精神和藝術成就也就不可能獲得。」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個好名譽，因為名譽與自己的利益和價值有一致性。小孩從懂事開始，就希望被他人的稱贊，這種希望一直伴隨著其生命旅程。
自由也是基本的人性。人的自由是多元的、多層次的，從其存在形式看有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帕特利克·亨利曾喊出：「不自由，勿寧死」，康德則認為自由是唯一原始的人性權利。盧梭說：「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去做人，就是放棄人類的權利。」 中國古代缺少自由的精神，嚴復在翻譯約翰·密爾《論自由》的時候，怎麼也找不到「liberty」的恰當的對應詞，他非常焦慮，推開窗戶，低吟柳宗元的詩：「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他由此才得到靈感。
發展需求是人的特性。人的需要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永不滿足。在一種低層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以後，僅僅會有一段短時間的「高峰體驗」，人還會產生更高層次的需求，人永遠在追求之中，追求的最後目標是人永遠不能達到的目標。希望能夠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生活，就成了人所特有的一種需要：自我發展的需要。
如果說人性的內容呈現無限多樣性，以上探討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是基本人性，那麼，人性還有更廣泛的內容，如認識、學習、創新、自覺、自控等等都是人性的表現，只不過與前列相比，具有繼發性特徵，後列是基本人性的拓展和深化。基本人性普遍地絕對地存在，不以財產多少、地位高低、宗教信仰、職業特性、文化程度、地理氣候、種族膚色為根據，只要是人就有人性。
三、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實證分析
以刑事訴訟法中的逮捕為例。為什麼設立逮捕制度？按刑事訴訟法第60條第1款規定，設立逮捕制度的目的是防止社會危害性發生。社會危害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對偵查活動的干擾，繼續犯罪或可能給被害人、證人帶來的威脅。犯罪嫌疑人逃跑和妨礙取證，是為了規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為什麼要規避法律制裁？就是避免自己的名譽和自由等權利受到貶損和限制。詹姆斯·威爾遜和理查德·赫恩斯在《犯罪與人性》中說，「犯罪的所得包括物質利益、性滿足、復仇和同夥的承認等；犯罪後果包括良心的責備、被害者的報復、朋友和同事的非難和可能的懲罰」。 這里「犯罪的所得」即作案人所趨的主要之「利」，「犯罪後果」即作案人所避的主要之「害」。 因此逃避法律制裁幾乎是人的本能，而逮捕制度正是基於人的本能也就是人性的傾向而設立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能為了自己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和發展，會逃避法律制裁，逮捕制度的作用就在於抑制被強制人規避法律制裁的意識和行為。
為了防止人性的惡而設立逮捕制度的，這是針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但是同時也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因為可能會出現權利之惡。並且工作人員最終也是普通人，也具有一般的人性特徵，「有權力的人行使權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如果權力沒有界限，就會導致權力腐敗。為了防止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恣意枉為，保護被強制人的正當權利，刑事訴訟法就逮捕制度還設立了更多的程序要求，如果說第61條是針對被強制人的話，那麼第59、60、66、67、68、69、70、71、72、73、74、75、76、77條都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條款。
因此，可以說，逮捕制度對於犯罪嫌疑人、對司法人員來說，都是基於基本的人性，具體指人的生存需求、尊嚴需求、親情需求、自由需求和發展需求。
四、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理論分析
（一）程序法的主體是人
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有點幼稚，因為從法理學來說，這是一個常識，但現實生活表明，這個常識常常被誤解了。我們眼中往往只有國家、政黨、社會、階級、集體和抽象的人，而忘記了活生生的人。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不僅包括國家、政府、政黨、經濟組織，也包括自然人，自然人是最普遍的主體。在現實的司法實踐中，我們必須認識到國家並不是唯一的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一切社會主體都是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但階級不是法治的主體。
然而，為什麼我們看不見人？一是傳統法律文化的負面作用，二是現行法律的國家本位主義取向。三是法治至上、法律至上在當今社會出現了某些異化。法眼無人，法律的統治蛻化成法律的奴役，在法律活動中，僅僅看到法律規範本身，把它看成孤立的、靜止的規則，而看不到其與法律目的、價值、法整體之間的聯系，看不到法之為人而立的初衷，把人看作客體，將立法、執法、司法活動變成毫無人性的機械運動。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人們往往將人法分割，只慮事、不思人，使法律規范遠離人性，更不能隨時代之進步而在法律中給人更多的關懷和尊重。
（二）程序法律是人制訂的
立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神，不是國家，也不是統治階級。誰在立法？神的啟示這個最古老觀點已經不值一駁。法律是不是國家制訂的？從表面看，任何法律都是國家制訂的，由特定的具體的國家機關承擔立法的任務，如我國人大行使立法權。但是，應該看到，立法機關是由人組成的，如果沒有人，立法機關還有什麼？法律是不是由統治階級制訂的，肯定是的，但階級是由人組成的。基於同樣的思路，執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行政機關；司法和訴訟的最終主體是人，不是司法機關；守法的主體最終也是人。
人的本質決定了法的本質，人的命運也決定著法的命運。但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盛行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法是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有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就此概念而言，如果剔除那些限定詞，則法的本質亦基本清楚，即，「法是……行為規范的總和」。法的本質反而模糊不清了。如果強調法的根本屬性是統治階級的意志，不同的社會階級和不同的社會制度中的法律，彼此何以有繼承和借鑒的可能?其繼承和借鑒的東西是什麼?很難自圓其說。
（三）程序法的內容是人的權利和義務
「社會法律生活表明,權利和權力才是法律世界最重要、最常見、最基本的法現象,法學應當以權利和權力為最基本研究對象和分析起點,從而形成新的范疇結構和新的法現象解釋體系。」 如果我們承認程序法律關系的主體是人，那麼程序法律的內容就是人的權利和義務。以刑事訴訟為例，有三類「人」，一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是受害人，一是司法機關，這三類主體最終都是自然人。刑事訴訟法的內容就是這三類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的總和。不管是司法機關，還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最終都是自然人，因此訴訟權利義務都歸根到底是人的權利義務。司法人員代表司法機關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似乎與司法人員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無關，實則不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檢察官職業道德規范》、《人民檢察院訴訟規則》、《人民檢察院錯案責任追究條例（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97、399、400、401、402條等具體規定了檢察官的權利和義務。整個訴訟程序的法理結構就是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的制約司法工作人員的權利，「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就體現在對裁判者權力的制約以及對被裁判者程序性權利的保障上。」
（四）人性需要是程序權利義務的內存依據
基本人性凝結成人的基本權利。生存需要產生生存權，人的生命不可剝奪，困境中的生命應該得到拯救。人有珍惜自己生命的權利，也有珍惜他人生命的義務。尊嚴需要形成人格權，人在任何情況下有把自己看作人的權利，更有把他人看作人的義務。親情需要產生親權。親情是精神的歸宿，親緣是親情的載體。親緣關系具有自然性、普遍性、穩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和精神性，特別是其中的血緣關系，是一種與生俱來、不能選擇、不能替代、不能否認、飽含溫情、維系家庭、穩定社會、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會關系，每個人都擁有，每個人都需要。每個人都有保護親緣的義務，每個人都有享受親緣的權利。名譽需要產生名譽權，人有捍衛名譽的權利，也有尊重他人名譽的義務。自由需要產生自由權，人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妨礙他人的自由。發展需要產生發展權，自己要發展，他人也要發展；窮人要發展，富人也要發展；「好人」要發展，罪犯也要發展。
依照人性構建的程序權利義務，應該能夠成為程序關系主體的自覺意志和行為，為什麼還需要法律去規定，特別是還需要刑法的強制保障？有二類原因。第一，人能夠按照人性的方式生存和發展，但資本、市場等物質力量的異化及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激化，扭曲了人性，在某些時期、某些地方，法治的人性色彩淡化了甚至被抹殺了。在某些時候，大眾之惡也可能傷害人性。第二，人性有其惡的一面。荀子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柏拉圖說：「人類必須有法律並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會像最野蠻的野獸那樣壞。」「不能過分相信統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輕英明的統治者，權力也能把他變成暴君。」柏拉圖用吉格斯指環透徹地說明了這一點。 孟德斯鳩、 麥迪遜、 傑弗遜 都論證過權力擁有者「潛惡」的存在，因此對權力所有者與權力的謹慎與防範成為一種現實的必要。人性自身的缺陷的存在決定了這種「謹慎」與「防範」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須靠客觀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制度與法律。
既然人性惡有其固有的屬性，那麼又為什麼能克服？也有二大力量，其一，人性善的本質力量。人們追求健康的體魄、社會的尊重、真摯的親情、行為的自由和發展的機會，都是一種與社會進步一致的力量，是一種「善」的力量。其二，社會力量。在社會力量面前，個人有力量總是微弱的，人不得不正視社會力量，服從社會支配。
人按人性行為，法治以人性惡為邏輯起點，以人性善為實施動力。從一定意義上講，法的產生，是人性導致人類行為有善有惡的必然結果，有善有惡是法存在的人性基礎。人的惡性與人的惡行，才使法有了抑制的對象，才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人的善性與人的善行，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和可能，甚至法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中善的表現。程序法的作用就是揚善抑惡。如果真正做到了揚善抑惡，程序正義也就實現了。
（五）人性是衡量程序正義的根本價值標准
傳統的立法價值原則，通說認為主要有四項，《立法法》總則中明確規定為憲法原則、法治原則、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 嚴格地說，前兩項原則僅僅是技術原則，後兩項既是技術原則，更是價值原則。
但是，筆者認為，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不能准確地概括立法的價值。蘇格拉底是民主的犧牲品， 蘇格拉底的悲劇會重演嗎？可能，希特勒和「文革」就是證明；將來還會重演嗎？可能，因為民主本身有其不可克服缺陷。其一，真理在剛「出土」的時候，只有少數關注它的人它的人才能看到，真理開始只在少數人手裡，但認可真理的權力掌握在人民大眾手裡，此時，真理可能被否定。其二，民主的實質是多數原則，不是全民原則，可能出現多數人之惡。其三，民主畢竟是手段和工具，它不是與人與生俱來的，不能說明人的價值。因此民主作為立法的原則值得反思。
科學原則是不是立法的基本原則？科學立法，內在包含了人性立法的因素，是在對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肯定的立法。但是，科學是歷史階段的科學，因為我們掌握的是相對真理，被標簽為科學的東西不一定是科學技術或者不完全科學。退一步說，盡管是按科學規律立法，但是科學與人性的異化也是客觀存在的。馬克思說：「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這就是說盡管科學無所不能，可以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利益，但不一定會給人類帶來幸福與美。愛因斯坦曾告誡那些未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對人類有益，那麼你們只了解應用科學本身還是不夠的。關心人本身必須始終成為一切技術努力的主要目標，要關心如何組織人的勞動和商品分配，從而以這樣的方式保證我們科學思維的結果可以造福於人類，而不致成為詛咒的禍害。當你們沉思你們的圖表和方程式時，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
鑒於以上分析，真正能體現立法的價值目標的是人性原則。因為人性是確定的、具體的、全面的和概括的。「理性宣布：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無益的，最終也是有害的。」「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運，就同一座直接橫斷河流的堤壩一樣，或者被立即沖垮和淹沒，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渦所侵蝕，並逐漸地潰滅。」 「法律程序的設計者、指揮者時刻不能忘記面對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自治主體。」 威廉·布倫南法官曾說過:「我一直認為法院的一個最重要的作用是捍衛每個人秉於人的自我價值而懷有的正當期望。」
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違背人性的程序是非正義的程序。應該肯定，我國的程序設計基本是正義的，但是也有缺陷，如刑事訴訟法第48條。妻子知道丈夫確實犯了罪，那她作證還是不作證？作證時說真話還是說假話？法律的價值之一是維護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如團結、安全、秩序、親情、友愛等。多元價值主體之間肯定會有沖突，那麼就必然產生價值平衡的法律需求，不能為了社會安全犧牲親情，也不能為了親情犧牲社會安全，因為兩者都是社會存在的條件，特別是社會主體發展的必需條件。在一個夫妻無愛、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環境里，人性將被扭曲，活力將被扼殺。法律應該實現，但強迫親屬作證的法律一般不能實現，不能法律實現的法律不如不制訂。法律是解決矛盾的而不是製造矛盾的，第48條就是製造矛盾。朱蘇力教授曾說：「國家法律有國家強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到有效的貫徹。其實，真正得到有效貫徹執行的法律，是那些與通行習慣和慣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規定。」 這里的通行習慣和慣例，我想應該是關注人性的。「法律不強人所難」，是一條古老的立法格言，法律肯定的應該是社會肯定的，法律否定的，應該是社會否定的，也就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羅爾斯說：「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為應該是人們合理地被期望能夠去做或能夠避免的行為，……它不能提出一種不可能做到的義務。」 為什麼？因為法律是社會關系的反映和固定，法律與社會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法學家的作用在於研究和確定社會到底是什麼，用什麼法律式表達。因此，馬克思說：「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 法學家並不製造法律，而是發現法律。法學家發現的法律應該是一般人都希望的並且能夠做到的。親屬作證義務的履行，是一般人都不希望的，甚至是反對的，是強人所難。

㈩ 如何體現程序正當 新刑事訴訟法

程序性正義：認為有三種程序正義。
1． 純粹的程序正義：
不存在關於結果正當與否的任何標准，一切取決於程序要件的滿足，只要游戲規則公正，且被嚴格守，無論結果如何，都被認為是公正的。如賭博。
2． 完全的程序正義：
存在結果正當與否的獨立標准，並且合理的程序總是導致正當的結果。如分蛋糕理論。
3． 不完全的程序正義：
無論程序怎樣設計，都可能出現不公正的結果。如刑事訴訟。我們的任務是設計合理的程序，一方面使案件事實通過該程序進能盡可能地查明，另一方面即使事實難以查明，只要該程序本身公正且被嚴格遵守，控辯雙方仍都可以接受。案件事實查明（實體真實實現）之艱難，要求嚴格遵循合理之程序以消解敗訴者的不滿，同時使判決得到公眾的接受，使法院獲得信賴和權威。
這樣，程序就具有了兩方面的價值，一是外在價值，即功利價值，作為手段、工具的價值。表現為通過程序懲罰犯罪、釋放無辜。一是內在價值，即程序本身是不是善的、理性的，是不是尊重了個體的基本人格尊嚴。程序正義主要指的就是程序是內在價值。
一旦確立程序規則，就應當遵守，否則應負不利後果（程序法也是法，應當遵守）。美國的《量刑階段》，我國的重實體輕程序。
「訴訟法乃實體法發展之母體」。早期英國採取「訴訟方式」的程序、羅馬法中的「訴權」理論、現在法官實際上的解釋法律創製法律都說明程序法具有實體法形成之功能。
事訴訟：私力救濟、血親復仇——國家介入（從消極到積極，從自訴到公訴，由國家暴力取代個人暴力）。
刑事訴訟法：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與憲法聯系最緊密。犯罪是個別的、特殊的，而國家的暴政，國家對個人權利的干預和侵犯卻可能是有組織的、大規模的，不僅背後有國家資源的支持，還難以救濟。因此自由主義哲學認為，國家權力的濫用才是最可怕的。寧可遭受犯罪的侵害，也不願遭受國家的暴政。由此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陪審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