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行政法治實踐
目前，我國行政法治原則主要是：
(一)依法行政
政府應依法行政，依法辦事，這是任何時代、任何國度法治原則對政府行為的要求，要求行政活動要有合法性，即使其活動具有正當性令人信服、服從。不得違憲，是合法性的最高要求和核心，是現代民主社會的根本特點。依法的「法」，包括法律、法規、規章。法律的效力高於法規、規章；法規、規章的原則、內容不得與法律相抵觸。法律、法規、規章發生沖突，應以法律為准。依法的內容包括依法定許可權、法定實體規則和法定程序。未遵循法定要求的，均構成對法治原則的違反。
依法行政首先是對政府執法行為的要求，同時也是對立法的要求。只有有法可依才談得上依法行政。立法包括權力機關的立法和行政機關的立法。權力機關的立法主要是制定基準性規范。行政機關的立法主要制定從屬性、執行性規范。法治原則要求政府機關加強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制定，使大量的政府行為有章可循，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行為的任意性及其導致的不公正和腐敗。依法制定和發布行政法規、規章，不僅是政府的一項權力，更是政府的職責。
(二)職權法定
職權法定，指政府、行政機關的職權，必須由法律規定。從內部而言，超越職權就是橫向超越了另一個機關的職權：對外而言，超越職權就會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職權法定，越權無效，是法律保留的一個重要原則。相對於公民權利的法無禁止即自由來說，行政機關不僅在法律禁止的情形下不得為之，在一定的范圍內，在法律沒有授權的情形下也不得作為，否則，就是超越職權。職權法定是由我國人民主權的國家性質所決定的。對行政機關而言，行政行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行為的權力來源要有法律的明文依據。因為行政機關是執行法律的機關，不能給自己授權，人民授權形式即是法律規定。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許可、行政收費等行政行為，都不是行政機關的當然許可權，都需要法定。即使是行政機關的職權范圍內的事項，也並不意味著其有權採取任何手段達成自己行政管理的目的。職權法定的核心是：行政權力的取得和存在必須有法律依據，沒有法律依據的行政權從根本上說是一種非法的權力；行政主體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內行使其行政職權，必須依據法定的程序；法定職權之外的事務由私人通過自治方式解決。職權法定要求行政主體不得越權，如果越權則不具有法律效力。這是因為，法律效力必須法律授予，如不在法律授權范圍內，它就在法律上站不住腳。行政職權法定的法理意義在於，它明示了行政權是有限的、可數的，並為行政機關劃定了行使行政權的外圍邊界。
(三)控制自由裁量權
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法律、法規賦予行政執法機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依據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則自行判斷行為條件、自行選擇行為方式和自由做出行政決定的權力。即依照法律所確定的原則、目的、精神、范圍和幅度，在實施行政行為的過程中，行政執法主體基於客觀實際情況，通過主觀的合理判斷做出靈活選擇的權力。在我國，80%以上的法律，90%以上的法規和規章是由行政部門負責執行。法律的穩定性、現實的復雜性、立法者的局限性以及法律條文表述的概括性決定了行政權力中自由裁量權存在的必然性。現代法治國家權力的授予與控制總是相伴而行的，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是依法行政、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權力本質具有自我腐蝕和自我擴張的特性，因此對權力的規范和約束就成為權力健康運行的一條規律。行政自由裁量權作為行政權力的一種，同樣必須加以控制。人類幾千年的歷史經驗表明，「每個被授予權力的人都易於濫用權力，並且易於將他的權力用到極限」(孟德斯鳩)。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違背了法律授權的目的和意願，干擾和破壞了法制秩序，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此，對自由裁量權必須加以控制。
(四)權責一致
作為一個法治政府，應該帶頭守法，切實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如果其行為違法越權，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則應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如其行為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人身權、財產權的損害，則應依法賠償受害者的損失。對其違法行為是否承擔法律責任，是區別法治政府和專制政府的一個重要標志。人治政府自身不受法律約束，用法治理老百姓，本身不守法，違法侵權不賠償，不承擔法律責任。法治政府則應對人民負責，並自覺接受人民監督，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因此，作為人民的政府，必須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要追究，侵權要賠償，切實負起責任。
❷ 聯系我國的行政實際談談現代行政法治的發展趨勢有哪些
現代行政法治的抄發展趨勢主要襲包括：法治政府、民主行政、誠信行政、程序行政、有限行政、責任行政、透明行政和服務行政，通過制度，它透出了信息的趨勢和特徵。
參考：http://wenku..com/link?url=8H8uAUe5Y6_TtDB_2t8hS47zF5BFdYrJj_ms7
❸ 我國政府應該怎麼樣做到依法行政
在實踐中提高國家公務員的依法行政能力，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轉變觀念，培養法律意識
法律意識是人們關於法律現象的思想、觀點、知識和心理的總稱。根據法律意識主體和水準的不同，法律意識可分為一般性法律意識、理論性法律意識和職業性法律意識。一般性法律意識主體是普通公民，是由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根據個人生活經驗和所受法律教育的影響，自然形成的法律意識。理論性法律意識是從事理論研究者通過對國內外法律進行研究而形成的較為全面和深層的法律認識。而職業性法律意識是指具體法律工作者的法律意識。國家公務員的法律意識屬於上述職業性法律意識的一種類型。國家公務員的法律意識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廣泛影響於社會，形成一種無形力量，作用於眾多的普通公民，從而影響著人們對法律的態度和看法。由於行政活動幾乎遍及整個社會的各個領域，行政機關的形象和國家公務員的法律意識對社會一般法律意識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它既有助於樹立法律的權威和良好形象，強化人們對法律和行政機關的信任，也同樣會削弱以至銷蝕公民對法律和行政機關的信賴。因此，轉變不符合依法行政的陳舊觀念，培養國家公務員的法律意識至關重要。
1、轉變「官貴民賤」觀念，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識。封建時代「官貴民賤」，行政機關及其成員與普通百姓之間無平等可言。近代民主和法制社會的建立，確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使行政機關及其成員和公民處於平等的地位。在我國社會中，國家公務員與公民地位平等，主要表現在：一是，法律平等地對待國家公務員和公民。國家公務員與公民一樣，必須同等地受法律的制約和限制。國家公務員也必須遵法守法，而不能游離於法律之外。二是，國家公務員與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並不要求國家公務員與公民享有和承擔完全一致的權利和義務，既然政府要管理社會，它就必須擁有特別的權力。現代法治要求的並非是國家公務員與公民完全無差別的待遇，而強調的是「國家公務員不應當在普通法律上享有不必要的特權和豁免權」。三是，公民享有對行政機關的決定提出異議，並因行政行為違法而獲取國家賠償的權利。面對居於優勢地位的行政機關，公民必須獲得與行政機關相抗衡的權利和途徑。行政訴訟和國家賠償就是現代社會中公民尋求保護和對抗行政機關的兩條重要途徑。雖然國家公務員與公民平等的思想和制度已在現代社會生根開花，但由於「官貴民賤」的封建思想殘余仍然存在，加之國家公務員手握權力，在行政活動中往往處於管理者地位，也容易形成管理——服從思維定勢。這種不平等觀念既阻礙行政機關與公民之間的正常交往和交流，也影響行政公正和行政效率，甚至可能使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惡化。因而轉變「官貴民賤」觀念，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識至關重要。
2、轉變「權大於法」觀念，樹立「職權法定」意識
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種種現象如：家長作風，以權壓法，以權棄法，徇私枉法等等都是「權大於法」觀念的體現。因此轉變「權大於法」觀念，樹立「職權法定，權力有限」意識刻不容緩。
職權法定是依法行政賴以存在的基礎和根據。「行政機關是法律的產兒。」行政機關的創設源於法律的規定，國家公務員的權力源於法律的授予，法律是國家公務員賴以生存的基礎。與「法無明文規定即為公民自由」相反，對國家公務員而言，凡法無明文規定即為禁止。國家公務員只能行使法律明確授予的職權，否則就是超越職權，所做出的行政行為違法。因此，其權力具有有限性。職權法定和權力有限是國家公務員必須樹立的法律意識。要行使權力，做出決定，必須首先看法律上是否有明確授予；同時，即使有行使權力的法律依據，還必須按法律所設定的權力范圍和要求去行使，而不能為所欲為。現代社會中，行政機關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提高和國家公務員享有的權力日益膨脹的現實，並不能否認「職權法定，權力有限」這一基本行政法治規則。其一，國家公務員因社會發展、社會需要而擴大了的權力，並不是自然取得的，仍然是通過法律的授予才享有的。社會對國家公務員的要求是以法律為中介得以實現的。其二，盡管國家公務員享有越來越大的權力，但並不能說國家公務員可以享有無限權力。任何社會必然有公民個人可自由生存而不受任何權力干預的空間；同時每一個國家公務員的權力無論多大，都有明確的法律界域，只能在此范圍內活動。其三，雖然代議機關常用籠統的法律語言授權行政機關，但也不說明行政機關及國家公務員可以對該權力任意行使、任意解釋。因為「不論授權法用了什麼樣的籠統語言，任何權力都應有限制」。同樣，行政機關有權制定行政法規這一事實，也不能說明國家公務員可以為自己設定權力。其一，制定行政法規的權力是被代議機關關系委任的權力，本身具有派生性。其二，它尤其要受法律優先、法律保留規則的限制。即行政法規范必須與法律規范相一致，而某些涉及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等重要事項只能由法律規定，只有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享有一定的設定權。
3、轉變「人治」觀念，樹立「法治」意識
公務員要尚法，執政過程要把法放在首位，一事當前，先考慮符合法的要求與否。心中有法，意識才能建立起來。在行政管理過程中出現的「長官意志」、「個人專斷」、「一言堂」等，都是「人治」觀念的表現或變種。不徹底擯棄這種舊觀念，嶄新的社會主義法治意識就無法形成。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我國法治的基本要求。國家公務員在進行行政活動時必須銘記在心。豐富的社會主義法治實踐是培養和提高社會主義法治意識的直接前提條件。因為只有加強社會主義法治，才能糾正以言代法，以權代法、甚至以權壓法、以權棄法的不正常現象，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一切按法律辦事，才能建立嚴明公正的法律秩序，實現依法管理的治國方略；才能形成人人知法、守法的社會氛圍，從而為培養社會主義法治意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二、學法懂法，提高依法決策能力
1、學法懂法，依法思維
如前所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紛繁復雜的經濟、社會活動必須運用法律手段來規范、引導和調整。我國的法律法規絕大多數都是由行政機關來實現的，國家公務員能否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直接關繫到依法治國進程。因此，行政機關領導幹部及執法人員必須高度重視和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質，採取有效措施學法、知法、懂法。
鄧小平指出：「加強法制重要的是要進行教育，根本問題是教育人。」對於國家公務員而言，同樣要通過教育的途徑來提高其法律素質。一是，對國家公務員進行深入的法制宣傳教育，使其理解認識到法的本質和精神、權力的來源與本質、依法治國的意義及途徑、依法行政的內涵及重要性等內容，從而提高其思想認識，增強其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由於歷史及現實原因，這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二是，對國家公務員進行定期或不定期、集中而有序、短期而持久的依法行政能力培訓。通過培訓，增強法制觀念，使國家公務員知法、懂法，進而守法，特別是按法定許可權、程序和規則實施行政活動。三是，廣大國家公務員還需自覺刻苦鑽研法律，提高依法行政素養。
2、統攬全局，依法決策
依法決策是依法行政的根本。決策正確有利於行政活動的順利進行，決策一旦失誤，所有的行政活動將歸於無效，甚至帶來負面效應。
實行依法決策，關鍵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一是決策程序法定化。依法決策程序過程必須有法律的明文規定，確保決策在程序上具有過程的公開性和公眾的廣泛參與性。二是決策內容透明化。決策內容透明化就是行政機關及其國家公務員按照法律制度、法規和程序行使權力，決定涉及整個社會的公共事務或其他有關事務時使社會全體成員可以有效地了解行政體系的活動，明白重大決策的產生機制、原因和條件，從而有效地監督行政活動。每做一項重要決策，都要採取一定方式，在一定公眾范圍內予以告示，廣泛聽取意見，集思廣益。這樣對行政權力實行有效的外部監督，避免權力膨脹。三是決策過程高效化。行政機關及其國家公務員在進行決策時一定要嚴守時限要求，使行政效率得到提高，從而避免以權謀私，侵權瀆職等現象，減少行政管理工作發生失誤、國家利益遭受損失，避免可能產生拖拉推諉、互相踢皮球之類的官僚主義現象，維護國家行政管理的權威性和效力。四是民主參與制度化。凡重大決策都要注重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特別要征詢有關法律專家的意見，以保證決策的長遠效應。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是不可分的。民主參與制度化，從而使所定決策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個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有利於決策的穩定性和權威性。五是決策科學化。科學的決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決策要符合實際情況。具體說來，科學的決策，首先是應有明確和正確的目標；其次是決策的結果能夠實現；再次是實現決策目標所耗費的代價最小；最後是決策執行後的副作用降到最低。六是決策責任明確化。誰的責任誰承擔，可以引導決策機關加快和完善決策立法，明確決策范圍和決策責任，從而避免「首長工程」、「獻禮工程」、「鬍子工程」、「樣板工程」等。七是健全決策反饋機制。對以往的決策進行定期反饋，可以滿足修正和完善決策的需要，而且更可以為後來者提供經驗教訓。
三、恪守行政道德，打造「責任行政」
1、遵守行政道德，奉行公正廉潔
行政道德是指行政人員在行政管理活動中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它是維持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之間的合理、正當關系的原則和規范。在現階段，出現了國家公務員知法犯法和行政失當的現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公務員缺乏必要的道德修養，行政道德意識淡薄。由於行政主體行使的是國家權力，因此人們對其期望和要求都很高，他們也理應承擔更多、更高的義務。行政主體對行政道德規范的違背，可能招致黨紀、政紀的處分甚至民法、刑律的制裁，因此，推進行政道德規范法制化進程迫在眉睫。行政道德規范法規的內容應包括：國家公務員行政道德規范；國家公務員行政道德教育、培訓制度；監督行政道德規范執行的專門機構；違反行政道德規范的責任方式等。
國家公務員行政道德要求的核心就是公正廉明。國家公務員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公僕，對於人民賦予的行政權力，國家公務員只有用其為人民謀利益的義務，而絕不能以權謀私，濫用職權。因而，這就需要國家公務員應具有公正廉明意識。所謂「公」，是指大公無私，勤儉奉公，嚴於律己，秉公執法；所謂「正」是指為人正派，剛正不阿，執法正確，公允持平；所謂「廉」，是指廉潔自律，見利思義，反貪拒賄，廉潔自守；所謂「明」，是指光明磊落，辦事公開，盡職盡責，練達明職。這是公正廉明意識的基本含義。古人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就說明，國家公務員要有效地行使人民所賦予的權力，就需加強自身修養，具備公正廉明意識。這就要求國家公務員以身作則，帶頭公正廉明，做出表率。凡是該辦的快辦，辦好；凡是不該辦的堅決不辦；不講人緣，不拉關系，杜絕「走後門」等不正之風；凡是要求別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做好；凡是禁止別人做的自己堅決不做。
2、堅持政務公開，積極接受監督
提高國家公務員的依法行政能力必須有有效地制度相匹配。在外部環境上給予有利條件，需要推行政務公開制度，落實各種監督制度。政務公開的目的是公正、便民、廉政、勤政。推行政務公開要做到依法公開，真實公開，注重實效，便民利民。要把政府及其部門的法律、法規、政策、程序以及工作中應遵守的行政紀律等公布於眾，特別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事情和熱點問題，作為政務公開的重點，把辦事的依據、程序、結果以及監督投訴途徑公開，解決「暗箱操作」問題，以取得公眾對政府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參與。總之，凡需公眾知曉的內容，都應向社會公開；凡需一定范圍知曉的事情，要在一定范圍公開；凡需當事人知曉的事項，要讓當事人查詢。通過政務公開將政府各部門及其國家公務員履行職能，辦理政務，執行公務，處理事務的運作情況置於有效地監督之下，有助於促進政府工作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同時，政務公開有利於規范國家公務員的行政行為，促使他們依法行政，杜絕和減少工作中的隨意性和盲目性；促使國家公務員認真學習法律、法規和方針政策，努力提高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能力，提高行政效率和質量。
孟德斯鳩早已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當前，我國監督弱化的主要問題表現是柔性監督多，剛性監督少；對事監督多，對人監督少；對下監督多，對上監督少。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國家公務員缺乏應有的接受監督的思想，不習慣於有人對自己做出的決定或行為提出異議，不願意作被告，因而想辦法阻礙當事人起訴，侵犯了當事人的權利，妨礙了司法工作的正常進行。為了防止權力的濫用，行政機關和國家公務員作為行政權的享有者和行使者就必須接受監督。因此，要進行有效監督可以採取下列措施：一是健全監督工作網路。通過黨風監督、人大監督、行政機關內部監督、司法監督、社會群眾監督和新聞輿論監督等全方位的工作監督網路，置所有國家公務員的行政活動於監督之下，達到規范執法行為的目的。二是強化政府法制監督。主要是採取規范性文件備案，重大行政處罰備案，常規性的執法檢查、執法責任制和錯案追究制等手段強化政府法制監督。通過對重大行政處罰案件、行政復議案件、行政訴訟案件的剖析和評議，圍繞案件找問題，圍繞問題查原因，圍繞原因追責任。對一般問題，要督促整改和糾正；對重大問題，應及時向有關部門發出行政執法改進意見書，限時報告糾正結果。顯然，上述措施仍主要靠國家公務員落實。
3、嚴格執法責任，杜絕違法行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法律不嚴格執行，都只能是一句空話。目前我國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有些執法人員認為行政機關只要是與違法現象做斗爭，只要是處理違法個人或組織，就是履行職責而不管自己是否有權力管理和處理這些違法現象。殊不知行政機關和國家公務員在同違法現象做斗爭時，也必須有法定職權；即使有權管理和處理，還必須按法律規定的方式、程序進行，否則也是違法的。行政機關和國家公務員不能以非法對抗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違法，不能因相對人的違法而使自己的違法行為合法性。某些國家公務員責任意識淡薄，總以為職權為自己所享有，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因此，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追究行政違法者的責任勢在必行。
行政執法責任制，就是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要求，確定負責實施的行政機關，明確執法責任。行政執法責任制包括：明確劃分行政執法機關的職責許可權，層層分解，落實到每個職能部門、崗位和執法人員；將執法任務、執法標准和執法程序具體化，明確考核標准和獎勵辦法；建立執法過錯追究制度，廉政勤政制度，執法人員考核獎懲制度等。對不依法行政和違法行政的，不僅要追究當事人的責任，而且要追究執法部門領導的責任，該批評教育的批評教育，該給紀律處分的給予紀律處分，該追究法律責任的堅決追究法律責任，確保法律、法規的正確實施。
❹ 如何加強我國行政法治建設
簡單一句話，施行三權分立。可以學學資本主義國家。學好的。，資產階級將國家權力劃分為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的三個部分：立法、行政、司法。並建立相應的國家機關，分別行使這三個方面的權力。資產階級國家在憲法上規定：立法權，即國家制定、修改或廢止法律的權力，由議會行使。行政權，即治理整個國家內政外交的權力。這一實際主宰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等大權的機構，就是資產階級國家的中央政府。司法權，即監督法律的執行和行使審判的權力，由法院行使。三權之間，既相互分立，各有自己的職權范圍，又相互制約，任何一方的權力都受到另一方的限制。這就是資產階級國家所謂分權和制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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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60年法治建設的探索與發展新中國成立6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創造了震驚世界的發展奇跡。在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中，新中國的法治建設也走過了60年的光輝歷程，開創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成功道路，譜寫了人類法治史上光彩奪目的輝煌篇章。
一、在創建新中國的進程中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廢除國民黨舊法統，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我們黨經過28年浴血奮戰，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成立，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權基礎。我們黨領導人民，圍繞鞏固新生的國家政權、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順利進行，迅速著手創建社會主義法制，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紀元。
徹底摒棄剝削階級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會主義法律思想和原則。首先，明確了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本質和價值。毛澤東同志強調指出：「我們的法律，是勞動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維護革命秩序，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生產力的。」其次，創立了比較系統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毛澤東同志深刻揭示了國體和政體的科學內涵與階級本質，創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思想。他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就是以民主集中制為基礎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運用法律手段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確立了實事求是、走群眾路線、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則。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則，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指明了方向。
堅決廢除國民黨舊法統，構建以「五四憲法」為統帥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徹底摧毀了國民黨政府的舊法統，為新中國的法制建設清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1954年，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正式頒布，確立了新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體制。毛澤東同志曾說，這部憲法，「使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正確的道路可走」。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新中國在短短兩三年時間里迅速制定頒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規，同時抓緊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構建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確立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制度。舊的國家機器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設的迫切任務。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成立，從《共同綱領》、五四憲法的頒布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施行，新中國在法制的框架內實現了由多黨合作組成的民主聯合政府到人民民主專政政權體系的平穩過渡，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真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國的法學教育、研究體系，培養了10多萬法學法律人才。在全面廢除舊法統的同時，新中國也拋棄了舊的法學教育制度，在學習借鑒蘇聯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新的社會主義法學教育、研究機構和隊伍。從1949年到1957年，新中國建立了10個全國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畢業生達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輪訓了10多萬名司法幹部。同時，各法學學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發表了很多著作和論文，一些法學刊物紛紛創刊。這些成就為我國的法治建設、包括改革開放以後法學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復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礎。
二、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恢復和發展法治，確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權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鄧小 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特別是「文革」沉痛教訓的基礎上，作出了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上來，並圍繞這一重大轉變致力於法治的恢復、重建和發展，開創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時期。
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文革」結束後，痛定思痛，撥亂反正，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法治建設重要性的認識產生了新的歷史飛躍。鄧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他還精闢地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在這一重要思想指導下，1982年憲法作出庄嚴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
重點抓立法，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具規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必須實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我國現行《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試行）》、《行政訴訟法》等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制定頒布了三資企業法等涉外經濟法律法規。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規598件，從根本上改變了許多重要領域無法可依的局面，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機構、行政執法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文革」期間，我國法律機構基本癱瘓。1978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重建檢察機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各級人民法院進行了恢復整頓，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隨著行政管理領域單行法律、行政法規相繼出台，工商、稅務、土地、衛生等行政執法機構恢復運轉。同時，律師、公證等法律服務機構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級各類法律機構基本得以恢復和建立，全國法律工作人員超過了100萬。
大力發展法學教育和研究，持續實施五年普法規劃。「文革」結束後，受到重創的法學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復，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大繁榮局面。一個比較完整、以專門政法院校和綜合大學法學院（系）學位教育為主的多層次、多途徑、多形式的法學教育體系初步建立。各級法學會、各種法學研究機構、各類法學法制報刊應運而生。法學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得到快速發展，成果豐碩。為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和法治意識，我國從1985年開始實施了4個五年普法規劃，目前已進入「五五」普法階段，通過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動了中國法治建設的進程。
三、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提出並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以江澤 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繼續推進和深化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並圍繞這一目標提出實行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開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階段。
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依法治國、實行法治越來越重要而緊迫。1996年，江 澤 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和1999年憲法修正案正式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認下來，這標志著我國成功實現治國理政模式的根本轉變，意義重大而深遠。
加強立法工作，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立法工作，特別是要抓緊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開放、加強宏觀經濟管理、規范微觀經濟行為的法律法規。按照這一要求，我國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環節，開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勞動法》、《對外貿易法》等各類規范市場主體、維護市場秩序、完善宏觀調控、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對外貿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陸續頒布，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與此同時，《憲法》修正案出台，《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重新修訂，《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立法法》等綜合性行政法律頒布實施。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規353件，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為依法治國的主要環節。1993年3月，國務院明確提出：「各級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嚴格依法辦事」。這是我國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後，我國規范行政行為的立法步伐明顯加快，規范行政執法和制約行政權力的力度明顯加大，推進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進展。1999年11月，為適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要求各級政府「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政府」，對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標志著我國依法行政開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進轉變。
積極運用法治方式實現國家統一和維護國家主權，妥善處理國際經濟政治關系。根據《憲法》，先後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並依據憲法和上述兩個基本法於1997年和1999年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有力推動了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2001年，我國以加入世貿組織為契機，開始更加主動和有效地運用法律手段處理涉外經濟關系和經濟糾紛，大規模清理、修訂、廢除與世貿組織規則相沖突的法律法規，制定了《反傾銷條例》、《反補貼條例》、《保障措施條例》及相關司法解釋，法治在促進我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維護國家政治經濟利益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確立黨依法執政的基本方式，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三位一體推進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 錦 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立足新世紀新階段，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並圍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
確立依法執政，實現了黨執政方式的歷史性跨越。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黨與法治的關系既是整個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也是黨的建設及改革完善黨的執政方式的關鍵問題。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這是我們黨在深刻總結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執政經驗和法治建設經驗上，積極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客觀需要作出的一個戰略性論斷。胡 錦 濤同志強調指出：「依法執政，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體制、法治的程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黨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產黨執政史上，第一次科學解決了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方式問題。
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2004年對憲法進行了重大修改，頒布憲法修正案14條，修正條文數是現行憲法4次修改之最，並將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制定《監督法》、《反分裂國家法》、《行政許可法》、《物權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信訪條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行政法規180件。憲法及相關法、行政法、民商法、社會法、經濟法、刑法、訴訟和非訴訟程序法共七大部門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與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也基本健全。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
提出與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三個至上」，為法治建設注入了新的動力，指明了前進方向。2005年底，黨 中 央在總結我國法治實踐經驗、借鑒世界法治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作出了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重大戰略決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國為核心內容，以執法為民為本質要求，以公平正義為價值追求，以服務大局為重要使命，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2007年底，黨中央進一步提出要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三個至上」的提出，標志著我們黨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律，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規律，對以法治保障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為適應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國 務院頒布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首次明確提出經過10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標志著我國法治政府建設開始步入全面規劃和整體實施的新階段，在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為了貫徹落實《實施綱要》，國 務院又先後重點抓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行政執法責任制、行政復議、市縣基層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頒布了《關於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在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
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法治建設，凝聚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巨大的政治勇氣、理論智慧和不懈探索實踐的心血。其間雖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權威得到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全面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新中國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中國共產黨人將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規劃和加快推進新世紀新階段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努力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進到新水平和新階段。
❻ 我國在依法行政的過程中存在哪些問題」
(一)行政立法的不規范和不完善
依法行政的前提和依據是要有健全和完善的行政法律體系。我國目前行政立法還存在不盡如人意的問題：一是行政立法不規范。盡管我國二十多年來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規，但行政立法仍然很不規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做到依法行政，必須限制行政機關的自我立法，減少地方立法。由於行政立法權在「依法行政」口號下日益膨脹，加上行政立法法治監控機制的殘缺，行政立法顯露出架空、取代甚至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危險傾向，因而行政法律規范急劇增多；行政法律粗疏，由行政法規、地方法規和規章補充、細化，甚至取而代之，這就難免形成行政執法機關為自己製造執法依據的不正常現象，出現了政府既是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同時又是市場中的「運動員」和「裁判員」。二是行政立法不完善。一些領域還沒有相應的行政法律、法規來加以調整，致使法律出現了一些空白地帶，特別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迫切需要的一些法律、法規尚未出台，以至於行政機關無法可依、無章可循，嚴重影響了依法行政。 （二)行政執法機構不健全。職責不清
首先，行政執法機構不健全，行政執法機關設置不完善。有的法律、法規規定應該設立的機構沒有設置，不該設置的機構、部門又到處設置，致使行政機構重疊、部門林立，層次過多，而機構臃腫又導致人浮於事、運轉不靈，出現工作上互相推諉扯皮、官僚主義以及沉重的財政負擔等弊端。其次，行政執法機構之間許可權不明，職責不清。在我國的執法體制中，長期存在黨政不分、政企不分、許可權不分的弊端。行政職能與企業職能合而為一，管理權、經營權與行政處罰權集於一身，這樣很難做到自己監督自己和公正執法。這樣的後果是，好管的、有利可圖的，各執法部門都要爭著管，出現行政執法的「密集地帶」；不好管的、責任大的、無利可圖的，各部門都不去管，互相推諉，出現了行政執法的「空白地帶」。 (三)缺乏完善的監督機制
權力必須受到監督和控制，否則就會被濫用。目前，我國已初步形成了行政系統內外結合的監督體系，有黨的監督、人大監督、司法機關的監督和行政機關內部專門機關以及上下級的監督，還有民主黨派、人民群眾和新聞媒體的監督。但這些監督卻沒有發揮強有力的作用，並未真正促使行政主體依法行政，腐敗現象依然嚴重，行政侵權、越權、違法事件時有發生，阻礙了依法治國建設的進程。目前我國行政執法監督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一是行政監督立法殘缺。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行政監督法》及與其配套的法規、規章來統一規范行政監督主體與客體的權利和義務、程序和時效及法律責任，我國一些有關法律法規或籠統缺乏可操作性或職權重疊交叉而使有關監督主體互相推諉，監督不力。二是執法監督機制不盡合理。不少監督部門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地位低、權力小、權威性差。監督工作未能切實做到經常化、制度化，靠搞突擊檢查，未建立並認真實行監督責任制，當出現執法違法行為時相互推諉、無人追查。三是社會監督、民主監督的力度不夠。人民政協、民主黨派、工青婦殘等社會團體往往因經費不足、實際法律地位低等原因不能或不敢去行使監督權。在西方被稱為「第四種權力」的新聞輿論監督，也因種種原因而不能真正發揮應有的監督職能。 (四)行政執法人員素質低、數量少
法律需要有人去實施、去操作，而依法行政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工作，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行政管理日趨專業化、復雜化，因此對執法人員的要求很高，不僅要具有較強的專業基礎知識，而且要有較高的法律素質。目前行政人員
的分布極不合理，較高素質的行政人員主要集中在高層行政機關，而基層行政機關的行政人員不僅文化素質低，而且法律意識淡薄。行政人員素質的低下，在執法中往往會出現重視權力和局部利益，忽視執法責任和義務；不依程序執法、隨意性大；野蠻執法、濫用職權等問題，嚴重影響了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我國執法人員的數量少，而行政執法范圍廣、數量大，任務繁重，這也直接影響到行政執法的數量和質量。一些不具備行政執法資格的人員頂崗執法，既嚴重影響行政執法機關的形象，又增加了執法的成本。特別是一些邊遠地區，不僅行政執法人員的素質低，而且嚴重。 (五)依法行政的保障制度不健全
授權不充分是保障不力的重要表現，也是導致權責不對稱的重要因素。依法行政的成本應該由國家來解決，不能由行政機關自行解決。而目前的情況是不少執法單位實行「自費執法」，即實行自收自支，以收費和罰沒收入作為經費來源，甚至有的地方政府給執法部門分配罰款任務，有些單位將罰款與執法人員收入和獎金掛鉤。對行政執法人員的人身保障制度也不健全。在依法行政過程中，行政執法人員遭到人身攻擊和人格侮辱的現象時有發生，由於對侵犯執法人員人身權利的違法行為的處罰規定不嚴格、不具體，以致在很多情況下嚴重影響了依法行政的順利開展
❼ 我國行政管理法治化的主要內容 是什麼
行政管理法制化主要內容是通過法律對國家行政管理的各項活動、各個環節進行調節和規范，將行政管理的一系列技術方法、協調手段、行為方式、步驟和程序法律化，為國家行政管理提供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
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是運用國家權力對社會事務的一種管理活動。也可以泛指一切企業、事業單位的行政事務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統是一類組織系統。它是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分系統。隨著社會的發展，行政管理的對象日益廣泛，包括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市政建設、社會秩序、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現代行政管理多應用系統工程思想和方法，以減少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的支出和浪費，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行政法治原則主要包含以下三項內容：
1、行政行為必須具有法律依據。行政機關只能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採取行動，這是行政法治原則的根本要求。對於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未明文禁止，就可以自由行動，而無須法律授權。但是，對於行政機關來說，則沒有這種自由，而必須嚴格遵循「凡法律所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規則。這是行政行為與公民個人行為的最大區別。唯有如此，才能使行政機關職責清晰、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各負其責。
行政機關的許可權（包括事務、時間和地域三方面），主要規定在憲法、法律等成文法之中，當成文法規定不明確時，行政法院根據法的一般原則對成文法的規定進行補充和解釋。行政機關不得超越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自由行動，否則，構成「無許可權」。無許可權行為是最為嚴重的違法行為，在越權之訴中，「無許可權」是行政行為被撤銷的首要理由。但是，如果無許可權機關所作出的行為，屬於羈束行為，且該行為的內容符合法律規定，有管轄權的機關在同樣的情況下也只能作出同樣的決定，行政法院對這種行為並不撤銷，因為撤銷該行為「並不影響行政決定的結果和當事人的利益，而徒浪費訴訟時間。」
2、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要求。行政法治不僅要求行政行為的存在須有法律依據，而且進一步要求行政行為的實施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方式、程序和目的。也就是說，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為過程必須合法。唯有如此，才能實現法律對行政行為全程的監督和控制，使行政權在法律所設定的軌道上運行。但是，我們不能把行政法治的這一要求，簡單理解為行政機關只能機械地把法的抽象原則適用於具體事件而沒有任何斟酌選擇的餘地。行政行為有羈束行為和自由裁量行為之分，它們受法律制約的程度上是有所區別的。但是，二者都必須受制於法律這一點是共同的，不可動搖的。根據行政法治原則，行政行為必須符合如下法律要求：
第一，形式合法。形式合法是指行政行為的方式和程序符合法律的規定。法律往往出於不同的目的和考慮對行政行為規定不同的形式和程序，比如行政條例的咨詢、討論和公布程序，行政處理的說明理由和書面形式等。由於法律規定的大部分形式和程序是出於保障相對人權利的考慮，因此行政機關必須遵守，否則行政法院將宣布該行為無效。但是，出於行政效率的考慮，行政法院對於形式違法的行政行為也並不是一概予以撤銷，而是根據形式違法的具體情況分別作出撤銷、不予撤銷和補正等不同形式的靈活處理。
明確的管轄權與合法的形式共同構成了控制行政權行使的主要條件，無許可權和形式上的缺陷是國家參事院（最高行政法院的前身）撤銷行政決定的最初的兩個理由。在當代的法國，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因為「手續不僅限制每個公務人員的權力，也使每個公務人員受到其他公務人員的制約和補充。」 比如，法國在 1978 年公布實施了《改善行政機關與公眾關系法》， 1979 年公布實施了《說明行政理由及改善行政機關與公眾關系法》， 1983 年又公布實施了《行政機關與其使用人關系法令》等單行的行政程序法。
第二，目的合法。行政行為的目的合法也是行政法治原則的重要內容。首先，任何行政行為都必須符合法律的一般目的，即必須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的，而不能出於以私人或黨派或者所屬團體的利益。例如，當某家旅館與市長的某個親戚開辦的旅館形成競爭時，該市長不得以危害公共秩序為借口關閉該旅館。其次，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特別目的。例如，在 1875 年的巴利塞訴省政府一案中，行政法院撤銷了省長作出的關閉 巴利塞 先生的火柴場的決定，理由是該行為的目的不是法律與規章授予他權力時要保障的目的，而是為了維護國家財政部門的利益。
行政行為的目的必須符合法律的規定是行政法治原則進一步深化的表現。在法國行政法治進程的初期，只要一種行政行為是由具備法定許可權和資格的行政機關依據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作出的，行政法院就會認定該行為合法，而不問該行為的目的和動機是什麼。隨著行政法治的進一步發展，行政法院發展了濫用權力的理論，根據該理論，行政法院可以審查行政行為的目的和動機。如果行政行為的目的和動機不符合法律規定，該行為將被行政法院以濫用權力為由予以撤銷，從而使每一項行政行為都處於行政法院的監督和控制之下。行政法院對行政行為目的和動機的審查極大地擴展了行政法治原則的內容，狄驥認為這導致了自由裁量行為概念在公法領域的消失。
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除了要求行政行為的形式和目的合法之外，還要求行政決定的內容和法律根據合法。
3. 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積極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行政法治有兩層含義：消極的行政法治和積極的行政法治。消極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為不得違反法律規定的許可權、方式、程序和目的。積極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機關以自己的積極行動保證法律的實施，這是法國行政法治原則的最新擴展。
根據積極行政法治的要求，不僅行政機關拒絕作出實施法律的具體行政處理決定構成不作為的違法，而且當法律和上級機關條例要求行政機關必須制定條例，而行政機關不履行該義務的行為同樣也是違法的。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在 1959 年的一個判決中聲稱，行政機關在情況需要的時候如果未制定有效的條例來維持秩序，就是違反法律。 1969 年，最高行政法院又重申了上述觀點：當制定行政條例為實施某個法律所必要時，行政機關有義務制定這個條例。
❽ 行政法角度，中國的行政法治之路還有哪些問題亟待解決與完善
首先、我國行政法律、法規以及現行規章多為實體之規定而少程序之規定，對公民義務性規定甚至於權利性規定不少卻缺少公民權利受到侵犯後怎樣予以救濟的法律規定。由憲法到各具體法律規范，我國公民享有若干權利，但這些規定大多過於抽象，缺乏具體的法律依據。司法實踐中這些權利的救濟往往因為法律沒有具體規定而陷入真空，如受教育權被侵犯後怎樣予以救濟，我國各部教育法規都沒有明確的司法或行政救濟條文，僅規定學生有權進行申訴，但是申訴之規定也沒有明確規定受理部門及程序，根本解決不了受教育權被侵犯的現實問題。近幾年來，大量受教育權訴訟案件的發生就是最好的明證。在該領域之內，一旦WTO成員方公民按照「國民待遇」原則在我國接受教育並發生受教育權被侵犯之時，我國政府該如何應對，畢竟我國受教育權行政救濟與司法救濟之規定與WTO規則之規定差距甚大啊。同時與我國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關於保障個人受教育權的規定也不一致。
其次法律、法規特別是行政規章之間沖突嚴重。「2003年10月22日的《北京晚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法與法撞車我們該聽誰的』再一次講述了『艾滋病疑似患者申請結婚登記』使婚姻登記機關無所適從的故事。涉及到國務院頒布的《婚姻登記條例》與《婚姻法》、《母嬰保健法》、《傳染病防治法》互相之間關於結婚登記必要條件之間的沖突；同年10月9日，重慶一名在校大學生申請登記在讓重慶教委尷尬為難之時也揭示出《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與《婚姻登記條例》、《婚姻法》之間的沖突。」而涉及入世的法律法規沖突特別是行政規章的沖突早在我國的《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第五部分「與貿易有關的只是產權制度」第251條表A、表B，特別是表B第二部分加入時就廢止的四部部門規章，己說明我國目前的法規、規章沖突嚴重，急需清理。
❾ 請談談行政法基本原則在實踐中的運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將於今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是一部規范我們各級政府行為的重要法律，也是世界上以單行法形式頒布的第一部行政許可法。因此，行政許可法的制訂和實施還沒有現成的、成熟的經驗可以讓我們借鑒，還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不斷的探索和完善，這是不同於以往任何一部法律在制訂和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客觀情況。當然，在實踐過程中，從屬於行政法部門的《行政許可法》在制訂和實施的過程中必然要受到行政法原則的指導，以更好的體現出制訂該法的價值取向，彌補法律制訂中的疏漏，協調法律實施過程中的矛盾和沖突。
傳統中國行政法理論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歸納為行政合法性原則和行政合理性原則，然而近些年以來，行政公開原則以及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原則也越來越被國內行政法學界所認同。我國以單行法的形式頒布了《行政許可法》，其目的正是要規范我國各級政府的行為，限制政府權力的濫用，以更好的保護起行政相對人的權利。而作為行政法原則之一的信賴保護原則，其出發點就在於限制政府行為的隨意性，督促政府對自己的言行負責，保護公民基於對政府的信賴所產生的利益。因而，我們不難看出，信賴保護原則對於行政許可法的制訂和實施有著固然的指導性價值，將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政府實施行政許可行為方面，將會有助於更完善的保護起公民的利益，並有助於誠信政府的構建。可喜的是，在我國即將實施的行政許可法中已經在很多方面體現出了信賴保護原則，盡管在有些方面體現的還不是特別充分、完善。本文寫在《行政許可法》即將實施之時，更多的是希望信賴保護原則及其理念能被學界和政府部門所認同和理解，並能使信賴保護原則被貫穿並運用於政府的行政許可之中，從而更好的保護起公民的信賴利益，樹立誠信政府的良好形象。
一．行政法學理論中的信賴保護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最早出現在德國197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中，《聯邦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款規定：「提供一次性或連續性金錢給付，或者以此為條件的行政行為違法的，不得撤銷，但以受益人信任該行政行為存在，並且該信任在權衡撤銷的公共利益的情況下值得保護為限。如果受益人已經使用給付，或者財產處理不能恢復原狀，或者恢復原狀會造成受益人無法預料的損失的，原則上應當保護信賴。」韓國1996年《行政程序法》第4條對信賴保護原則有了新的發展：「1、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應本於誠實信用為之。2、法令之解釋或行政機關之慣例為國民普遍地接受後，除對公共利益或者第三者的正當利益有明顯危害之慮外，不得以新的解釋或者慣例溯及而為不利之處理。」我國台灣地區於2001年1月1日施行的《行政程序法》吸收並發展了信賴保護原則，於第8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1] 以上可見，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法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並不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概念，其外延呈現出越來越大寬泛的趨勢。一般認為，狹義的信賴保護原則只限於運用在授益性行政行為中，即若行政機關要撤消先前的授益性行政行為，而行政受益人又存在值得保護的信賴利益，則行政機關不得撤銷先前的受益性行政行為，除非不撤消將明顯損害到公共利益，則只能在給予合理補償的前提下才能撤銷。廣義上的信賴保護原則擴展到了保護由一切行政行為引起的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失。行政許可作為一種典型的授益性行政行為，信賴保護原則顯然應該成為行政許可行法的基礎性的真理和原理，並成為實施行政許可行為的指導性原則。
為了更好的理解信賴保護原則，我們需要知道在哪些情況下行政相對人以及其他利害關系人可以適用信賴保護原則尋求保護。一般來說，使用信賴保護原則需具備以下三個要件：首先，信賴對象為行政行為，至少具有公權力行為的外貌，至於它是合法還是非法不成問題，除非它因重大明顯之瑕疵而無效；其次，相對人因信賴該行為而作出一定的安排，而不止有信賴的意思表示；再次，對行政行為的信賴是正當的、有生活經驗上的根據的。根據各國的行政法理論，一般來說下列行為是不能尋求信賴利益保護的：1.行政行為因為相對人採用欺詐、脅迫、賄買或者其它不正當手段作出；2.相對人對重要事項為不正確或者不完全的說明；3.相對人明知行政行為違法，或者應知其違法但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違法；4.行政行為顯然錯誤；5.行政機關預先保留變更權。 [2]
二.信賴保護原則在我國《行政許可法》中的體現和不足
我國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起步較晚，至今仍未給予信賴保護原則以足夠的重視。我國目前還很少開展對信賴保護原則的研究，立法中也沒有信賴保護原則的明確規定，實踐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將其作為行政主體進行行政活動的要求，這與現代行政法治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
值得慶幸的是，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於2003年8月27日通過，並將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開始關注起信賴利益保護的問題，並實際上已經把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其中。該法第八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取得的行政許可受法律保護，行政機關不得擅自改變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法律、法規、規章修改或者廢止，或者准予行政許可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的，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由此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財產損失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補償」；該法第六十九、第七十條明確規定了行政許可可以撤消和注銷的幾種情況及限制條件，並確立了行政機關由於撤消行政許可給相對人造成損害的賠償責任。
當然，在這部行政許可法中信賴保護原則還沒有得到完全的、充分的體現和運用。首先，行政許可法在總則中只把公正、公平、公開以及便民作為行政許可設定和實施的的原則，並沒有明確的提出信賴保護的原則。顯然，行政許可法中的這些原則只注重了在行政許可設立和授予過程中對政府行為的規范和對公民利益的保護，然而，這些原則是很難運用於行政許可授出後的實施階段的，這很容易造成政府在行政許可實施階段行為的隨意性，使得行政許可的喪失穩定性，從而造成對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害。如果能把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其中，則這些原則基本可以貫穿行政許可行為的整個過程之中，從而對行政許可行為起到更好的指導作用。其次，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對於行政機關自身的違法、越權等情況下作出的行政許可籠統的規定為可以撤消，而不管相對人是否善意、有過錯，這樣的規定明顯有違於信賴保護原則。依據信賴保護原則，只要被許可人是基於合理的信賴並善意的取得該利益，那麼行政機關自身的錯誤或者是違法行為的後果就不能由行政相對人來承擔。因此，關於許可法中的這一條款，本人認為還值得商榷。再次，行政許可規定了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的唯一情形——即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這樣的規定不僅過於單一，而且由於對公共利益沒有統一、明確的解釋，很容易造成行政機關對公共利益的濫用。但是，如果能夠合理利用信賴保護原則的幾種排除保護情形，在行政許可法中賦予行政機關預先保留變更或撤銷行政許可的權利，通過聽政、協商等方式與相對人約定具體、明確的變更、撤消情形，這樣做不僅可以事先給予相對方以合理的預期並減少其信賴利益受損的可能，也可以通過這樣的保留使行政機關在許可實施過程中有了一種對被許可人更為有效的監督手段。此外，行政許可法也沒有完全確立起信賴利益保護的途徑。就理論上來講，對相對人的信賴利益主要有兩種保護方式，即存續保護和財產保護。所謂存續保護，即因行政行為而產生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不論其是否合法，一律要穩定行政相對人所信賴的法律狀態。所謂財產保護，即在必要時則打破原有法律狀態，而對行政相對人因信賴行政行為而遭受的損失予以財產上的保護。我國目前的行政許可法對行政相對人的信賴利益還是主要採用不完全的財產保護，對於存續保護還沒有明確的、有效的救濟途徑。
對於我國這樣一個一直強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國家而言，在行政許可中能將私人合法權益置於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同等地位予以考慮，能開始注意到對公民信賴利益的保護，這表明我國行政法治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已經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可是，在行政許可法中只靠幾條簡單的法律規定並不能使我們對信賴保護原則擁有足夠的理性認識，無法自覺而又全面地運用信賴保護原則。因此，有必要加強對行政法學中信賴保護原則的研究。我們在行政立法中，沒有信賴保護原則這樣一個核心思想的貫穿，對公民信賴利益的保護將會是鬆散的不成體系的；同時，信賴保護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一種理念，我們在行政活動過程中，需要信賴保護這樣的理念的貫穿，從而使每一個公民，包括行政機關人員，自覺全面地運用信賴保護原則來行政、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三．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許可中的主要運用：
（一） 運用信賴保護原則可以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進行事前的控制：
信賴保護原則其意義不僅在於提供事後的權利救濟，保護公民的信賴利益不受損害；信賴保護原則的運用也給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提出了要求——不得隨意作出、不能任意變更，否則就有可能承擔起由損害公民信賴利益而產生的責任。因此，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許可中的運用可以增強行政機關的責任感，通過明確的責任承擔機制來反響約束和監督行政許可行為，使得行政機關在設立行政許可時不得不三思而後行，由此起到事先規范行政行為，防止行政許可的隨意性的效果。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時必須審慎，不僅僅要考慮到作出的行政許可是否合法、合理，筆者認為，還必須要考慮以下這些方面。第一，行政機關必須有明確的分工和協調，行政許可在設立時就要防止不同部門之間的行政許可相互交叉、矛盾、沖突，以避免因為今後不斷的調整而可能給相對方造成的信賴利益的損害；第二，由於行政許可是基於對普遍行為禁止為基礎的，所以行政機關在設立行政許可時還要考慮是否在將來一定時期內有必要進行這種禁止，可禁可不禁的或者只是為了短期目標的，就盡量避免使用行政許可的方式，以提高行政許可的穩定性和信賴度；第三，應該將只能一次性授出、無法收回的行政許可（如對自然資源開採的許可）和可以收回的行政許可（如對特許經營權的授予）作出區別對待。對於前者行政許可的授予必須特別慎重，採用諸如潛在的被許可人競爭性的方式和綜合評判的方式予以授權（如招投標方式）；而對於後者則應對行政許可的期限以及撤消情形作出合理的、明確的規定，在給相對人合理預見的基礎上，利用信賴保護原則本身排除損害賠償的例外情形——預先保留變更許可變更權，來妥善解決行政許可中對將來情況難以預計的難題，當然這種方式要求行政機關和相對人之間的互動，單方面的允許行政機關保留許可變更權必然會造成權力的濫用，因而可以採取諸如聽政、協商等方式來解決。
（二）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不得損害相對方的即得利益：
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許可，是基於對普遍行為禁止的基礎上的。行政許可當然的對許可實施以後的未經許可的行為具有禁止的效力，然而信賴保護原則的存在又要求行政許可不得任意禁止行政許可施行前已經存在的合法行為，不得隨意限制或者損害相對人已經依法取得的利益，除非該行為與利益的存在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公共利益，否則應該優先對該行為作出許可的追認。雖然政府的行政行為必然要與社會發展變化相適應而不斷調整，然而政府的行為如果割斷歷史，沒有連續性，不注意對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護，則社會生活必然處於不穩定狀態，也就談不上公民對政府的信賴。實際上，這也是法治國家普遍信奉的「禁止不利變更」原則的又一體現。在法國，信賴保護主要是通過限制立法機關制定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規范、保護既得權益的方式表現出來的。 [3] 因此，在我們行政許可法即將開始實施的階段，特別要注意行政許可在對於普遍行為進行限制之時，對於過去已經存在的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護，有條件給予許可的，就應該優先對其承認並給予其許可；由於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能再允許其存在的，就應該予以適當的補償。這種「禁止不利變更」的做法也應該是對信賴保護原則的一種擴展。
（三） 行政許可的撤銷必須受到限制
「行政機關與人民事務往返之間，往往使人民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與持續性產生信賴。當無明顯的事由足以證明此信賴與公共利益相違背時，應對其予以適當保護。信賴保護原則固然在許多公法領域都有適用的餘地，但於行政行為的撤銷最具直接關系」。 [4] 從依法行政的角度講，行政機關如果作出了違法的行政行為，有權機關應當依其職權並經正當程序予以撤銷。但是，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是否撤銷違法的行政處分，應衡量行政合法性的公共利益與人民信賴該行政處分的信賴利益，而非一意維護合法性」。具體地說，在一般情況下，對違法的不利具體行政行為（或稱負擔行政行為），有權機關可隨時依法撤銷。因為在一般情況下，撤銷不利具體行政行為通常不發生相對人既得利益或信賴利益的保護問題。 [5] 然而行政許可在一般來說都是授益性行政行為，撤消該行為通常會損害到相對人信賴利益，因此行政許可的撤消必須受到嚴格限制。只要被許可人是善意的、無重大過失的，那麼由於行政機關自身的原因，如違法、超越職權、或者疏漏而作出的行政許可就不得任意被撤消。除非如果不撤消將會嚴重損害到公共利益，然而即使這樣也應該給予相對人信賴利益損失的賠償。
（四） 行政許可的廢止應受到限制
在行政法上，行政行為的撤銷是針對違法行政行為而言的。而行政行為的廢止則是針對合法行政行為而言的，它是指因客觀情況的變化，原行政行為不再適應新的情況，有權機關決定終止該行為往後的效力。一般情況下，對合法的不利行政行為，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裁量是否廢止。對合法的授益行政行為，如行政許可行為，除非法律上有特別規定，原則上不得廢止。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在下列情況下行政許可不得廢止：1.如果行政機關在廢止該行政許可後又有義務作出內容相同的行政許可的（例如由於城市道路擁擠，提高發放車輛牌照標准，對已申請到牌照，符合原來發放標準的許可就不應該廢止）；2.行政機關曾對第三人承諾不廢止該行政行為的；3.按法律、一般法律原則、行政先例或行政行為的特徵等要求，不得廢止的。但當出現了下列情形時，可以部分或全部廢止：1.行政許可在作出時就附有廢止保留條款；2.行政許可附有履行義務，而相對人未及時履行該義務或未在法定期限內履行該義務；3.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法規或事實基礎發生了變化，如不廢止該行政行為，則將會給公共利益造成危害，且該危害大於相對人將會受到的信賴利益的損失。在上述三種情形中，前二種是可歸責於相對人的事由所造成的。如第一情形，相對人明知或應知行政機關將來要在一定條件下廢止該行政許可，因而不產生信賴保護的問題。第二種情形是因相對人的過錯造成的，也不符合信賴保護原則的構成要件。但是第三種情形實屬情勢變更所致，故行政機關在廢止行政許可時，應充分考慮信賴保護原則，對被許可人的信賴利益進行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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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麗琴：《試論行政程序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選自《法學雜志》2003年，第二期
[2] 何海波：《通過判決發展法律――評田永案件中行政法原則的運用》，摘自上海法律與經濟研究所網站：http://www.sile.org.cn/zlk/list.asp?articleid=288
2 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45、第158-167頁。
[4] 黃學賢：《行政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研究》《法學》2002年第5期
[5] 城仲模：《現代行政法學發展的新趨勢》，載《行政法專集》（一），台北市公訓中心印行，1990年版，第126頁。
（邵俊: 同濟大學法律系憲法與行政法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