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松年和姜明安寫的行政法

㈠ 行政法的紅皮書是哪個編寫的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及本書(第二、三版)編寫分工
（以撰寫章節先後為序）姜明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中國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執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自由裁量權及其法律控制》（載《法學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現代化與行政程序制度》（載《中外法學》1998年第1期）、《新世紀行政法發展的走向》（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與行政法的功能》（載《求是學刊》2002年第3期）、《公眾參與與行政法治》（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1—10章，負責全書的審稿、統稿。

葉必豐法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訂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應申請行政行為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規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行為的公定力》（載《法學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為確定力研究》（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3期）、《現代行政行為的理念》（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6期）、《行政規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論證》（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5期）等。
撰寫本書第11—13章。

楊建順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1980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學，1986年畢業於築波大學，獲社會科學學士學位；1988年獲一橋大學法學碩士學位；1992年獲一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3年回國後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譯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鹽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規制行政與行政責任》（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論行政法的特點》（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運作及其監督》（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寫本書第14—15章。

章劍生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訟法基本理論》（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監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判決重作具體行政行為》(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為說明理由》（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3期）、《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幾個理論問題探討》（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2期）、《現代行政訴訟的成因與功能分析》（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現代行政法基本原則之重構》（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等。
撰寫本書第16—17、19—22章。

於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法學教授，任中國法學會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司法部國家司法考試命題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協議與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國行政法》（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WTO協定國內實施讀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購制度的發展與立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規制——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WTO協定的國內實施問題》（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購協定的幾個問題》（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加入世貿組織與政府職能轉變的法律問題》（載《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國對反傾銷措施的司法審查》（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制定緊急狀態法的基本問題》（載《法學雜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寫本書第18章。

王寶明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教授，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青少年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憲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斯拉丘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與行政訴訟》（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學論綱》（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讀本》（合著，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行政立法評述》（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美國行政機關與美國憲法實施的監督》（載《行政法學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論綱》（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中國公務員立法的合理取向》（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行政許可法的實施與政府的因應》（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學博士，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訴訟法疑難問題探討》（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國家賠償法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行政訴訟制度之發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與行政法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WTO與司法審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訴訟中的司法變更權》（載《法學研究》1988年第6期）、《國家賠償法價值論》（載《法學雜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釋對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4期）、《先地方後中央：中國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種思路》（載《現代法學》2003年第2期）、《緊急狀態與行政法治》（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4、30章。

劉恆經濟學博士，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行政法學研究會總幹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復議導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資並購行為與政府規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為法律適用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試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權》（載《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論行政立法權》（載《法學評論》1995年第4期）、《行政訴權面臨的若干問題及對策》（載《學術研究》1997年第1期）、《略論外資並購中國企業的法律規制途徑》（載《現代法學》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開立法問題探析》（載《中山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等。
撰寫本書第25—27、29章。

湛中樂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行政學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主要著作有：《環境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與行政訴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國家與行政法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權利保障與權力制約》（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法規、行政規章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2期）、《論完善我國的行政立法程序》（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及其司法運用》（載《行政法學研究》2002年第5期）、《中國加入WTO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載《中外法學》2003年第2期）、《行政過程論》（載《行政法論叢》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寫本書第33、37—38章。

薛剛凌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專家組委員、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國家賠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權研究》（華文出版社1999年版）、《變遷時代的行政法思考》（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組織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行政主體之再思考》（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行政訴訟制度的改革與完善》（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34—36章。

㈡ 考行政法方向法律碩士

法律碩士應該是不分方向的吧，分方向的是法學碩士，二者是有區別的。
「憲法專與行政法」方向的法學碩士屬，我覺得當然應該首先看上一兩本好的教材，姜明安主編的《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高教與北大版）寫的好復雜，好難懂，不適合本科學習，但我覺得你要考研，還是得看一看。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應松年主編的《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材非常好啊。
當然還要多看核心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尤其是收錄在人大復印資料里的。對於一些前沿問題，必須了解。
而且，各個高校的研究生考試，都有不同的指定書目，如果確定了要考哪個學校，就要仔細查看該學校法學碩士考試的指定書目，重點關注該學校法學教授們寫的論著。

㈢ 行政訴訟法-哪位寫的書比較權威

馬懷德，應松年，姜明安都不錯

㈣ 行政法的實體性原則

有5個，依法行政原則、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越權無效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比例原則，這是高教版行政法書上的答案。

㈤ 我急需政法或者國際政治專業的書

您好，我所在的大學便是政法類大學，本人也恰是國際政治專業的，列出的書目均為我校教授推薦，希望能夠幫到您買一份好的禮物！
【第一部分：政法類推薦給您的書目】（因為政法類涉及范圍較廣列舉較多見諒）
一、法律史類:
《帝國的縮影： 中國歷史上的衙門》郭建著 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中國法學的初步》劉星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方法學初步》劉星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推薦理由：了解中國法律的傳統特有性格的入門讀物。有助於我們粗略的把握中國法制史的大概面貌，使我們獲得初步的感性的認識。

二 法律史通論類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武樹臣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瞿同祖 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中國法律傳統的基本精神》范忠信著 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尋求自然秩序的和諧》梁治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法辯：中國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梁治平 著 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張中秋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再版
《中華帝國的法律》【美】布迪莫里斯等著 朱勇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中西法文化的暗合與差異》范忠信 著 中國政治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推薦理由：增進對中國法律文化特徵了解的理論讀物，特別是有助於我們以西方法文化為參照來認識中國法律文化的特徵和缺陷。

三、憲法學類：

1、孟德斯鳩著 《論法的精神》
2 、盧 梭 著 《社會契約論》
3 、盧 梭著 《記人類不平等的起源》
4、洛 克 著 《政府論》
5、約翰·密爾著 《政府》
6、佐滕功 《比較政治制度》
7、博登海默 《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
8、戴雪 《英憲精義》
9 、羅伯特·達爾 《記民主》
10、維爾 《憲政與分權》
11、李龍 《憲法基礎理論》
12 張伏福 《憲法學基本理論》
13 張伏福 《憲政論叢》（一）（二）
14 徐顯明 《公民權利義務通論》
15 王世傑 錢瑞升 《比較憲法》
16 周葉中 《憲法》
17 韓大元 《亞洲立憲主義研究》
18 劉茂林 《憲法學》
17 劉嗣元 《憲法監督的理論與實踐》
18 王廣輝 《比較憲法學》

四、行政法學

1 方世榮主編：《行政法學與行政訴訟法學》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 姜明安主編：《行政法學與行政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 胡建淼著：《行政法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 羅豪才主編：《行政法學》（新編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5 應松年主編：《行政法學新論》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6 馬懷德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7 葉必豐著：《行政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
8 楊解君著：《行政法學》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
9 楊解君主編：《行政訴訟法學》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
10 張樹義主編：《尋求行政訴訟制度發展的良性循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1 應松年主編：《行政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修訂第二版
12 姜明安著：《行政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13 林莉紅著：《行政訴訟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4 翁岳生編：《行政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9月版
15 陳新民著：《中國行政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6 姜明安主編：《外國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17 王名揚著：《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18 王名揚著：《美國行政法》（上、下）中國法制出版社1987年版
19 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20 楊建順著：《日本行政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21 於安編著：《德國行政法》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2 [日]和田英夫著：《現代行政法》倪健民、潘世聖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
23 [日]室井力著：《日本現代行政法》，吳微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24 [日]鹽野宏著：《行政法》楊建順譯，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5 [德]哈特穆特.毛雷爾著：《行政法學總論》高家偉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6 [美]伯納德.施瓦茨著：《行政法》，徐炳等譯，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
27 [英]威廉.韋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
28 應松年主編：《行政行為法》，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9 楊海坤、黃學賢著：《中國行政程序的法典化——從比較法的角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0 薛剛凌主編：《國家賠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31 楊解君、溫晉鋒著：《行政救濟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32 馬懷德著：《國家賠償法的理論與實劣》中國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
33 王萬華著：《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34 方世榮著：《論具體行政行為》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35 方世榮著：《論行政相對人》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版
36 葉必豐著：《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7 沈巋著：《平衡論——一種行政法的認知模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38 李娟著：《行政法控權理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39 石佑啟著：《論公共行政與行政法學換式轉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40 關保英著：《行政法模式轉換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41 宋公德著：《行政法哲學》法律出版社2000

【第二部分：國際政治專業】
參考書目
1．（美國）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
2．（美）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為權力與和平而斗爭》，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3．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 (美) 小約瑟夫·奈：理解國際沖突 : 理論與歷史 ，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2
5、俞正梁：《當代國際關系學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
6、資中筠：《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7、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8、（日本）中西治著，汪鴻祥譯：《新國際關系論》，學林出版社，2002年。
9．（美國）康威·漢得森著，金帆譯：《國際關系——世紀之交的沖突與合作》，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004年。
10．王聖誦：《國際關系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年。
13．（美）斯坦利 霍夫曼 《當代國際關系理論》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4．（美）卡爾·多伊奇《國際關系分析》世界知識出版社
15．（美）莫頓卡普蘭《國際政治的系統和過程》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16．（英） 沃勒斯坦 《現代世界體系》 高等教育出版社
17．（美）塞潦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新華出版社
18．布熱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希望這些能夠幫助您選擇一個好的禮物！謝謝~！

㈥ 熊文釗的其人其事

從小喜歡「填表格」
與熊文釗教授接觸多了，發現他是一個非常風趣、頭腦極為敏銳的人。這與他早年的音樂修養有關。他1962年生於湖北黃岡，自幼喜歡音樂，在黃岡中學就讀期間上的是文藝班，1974年進入湖北省黃梅戲劇院樂團，演奏薩克斯和黑管，轉眼就是七年。朋友們開玩笑這樣評價熊文釗，說他是法律界音樂玩得最好的人，又是音樂界最懂法律的人。1977年恢復高考，已經拿了幾年工資工作穩定的熊文釗，決定棄藝從學，參加高考，並且報考法律專業。熊文釗說：「這與我的童年經歷有關，我從小就對政治有一種敏感。」
上小學的時候，熊文釗就喜歡看報紙，並且對有官員出席的會議看得非常仔細。那是在「文革」期間，他特別關注哪個省的「革委會主任」是誰，副主任是誰，省軍區司令、政委是誰，並且自己製作了表格，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就在表上填一個，漸漸就把這些官員的名單填滿了。時間長了，連駐外使節、外國元首他都分別製作了表格進行填寫。
填表的同時，他開始了分析。他發現，五一、國慶等重大慶典和接待外賓的場合，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出現了，那就預示著他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消失了，那他就很可能要「下台」。預測一次次應驗，讓他很有成就感，漸漸成為一種愛好。時至今日，他在這方面的敏感非常人所及，預測常常神准，令朋友們總以為他有什麼特殊「渠道」，其實呢，他的渠道就是報紙雜志、廣播電視。
功夫不負有心人，1981年熊文釗如願考入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專業本科學習。他自己都不曾料到，正好趕上了中國行政法學的起步與發展階段，他與中國的行政法治從此結下了不解之緣。
給應松年送爐子
當時北京政法學院建立了「行政法學教研室」，負責人是方彥。方彥是延安時期的老報人，對推動中國行政法學貢獻很大，近些年來卻少有人提及。熊文釗說，改革開放後中國行政法學的第一批人才，都是方老網羅到北京政法學院的。像行政法學界泰斗王名揚，還有當時在西北政法學院的應松年，都是方老想盡辦法調到學院的。
當時選修課表上有一門名叫「行政法學」的課程，熊文釗很感興趣，進行選修，這樣與方彥的接觸多了起來，漸漸成為方彥的親密弟子，方彥有什麼事兒，都喜歡叫上他，他成為教研室的一個主要勞動力。
記得應松年剛到政法學院的時候，被分在6號樓4樓朝東的一個小房間里，居住條件十分艱苦。尤其是冬天，房子里漏風嚴重，又沒有暖氣，住在裡面不得病才怪。方彥有一天叫上熊文釗，說是要給應老師弄個爐子生火，否則冬天過不下去。熊文釗說，我再去叫個同學。方彥說，叫什麼叫，我們兩個不就行了。方彥領著他從學院事務科領來一個燒蜂窩煤的爐子，然後兩人一起抬到應松年的房子里去。當時方老已經是六七十歲的人了，把應松年感動得不得了。現在回想起來，熊文釗說，延安時期老幹部的作風，真是感人啊，有這樣的榜樣，自己不努力學習對得起誰？如果沒有方老，中國的行政法學不可能在短短幾年時間就出現那麼蓬勃發展的局面。
「接力」翻譯
當時行政法學的這幫老師和學生，對行政法學知識的渴求，真是像飢餓的人撲到麵包上。1984年3月，司法部委託北京政法學院舉辦行政法研究班，邀請中外知名學者講授行政法理論，這是全國首期行政法學理論培訓班，薈萃了一大批後來行政法學界的骨幹。熊文釗當時還在讀本科，但他硬是爭取機會進入研究班去聽課，而且節節不落、風雨無阻。
研究班聘請的比利時專家麥耶爾用法語講授行政法專題，翻譯遇到一些行政法學方面的專業術語，時常「卡殼」，要請教坐在講台下的王名揚先生。王名揚先生早年留學法國並獲得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法學博士學位(行政法學專業)，精通法語。可操著濃重湖南衡陽口音的王名揚先生所做的解釋仍然無法讓大家聽明白。姜明安是湖南汨羅人，聽得懂王名揚的湖南話，而他的普通話並不比王老好多少，他用湖南汨羅話轉述王老的湖南衡陽話，大家還是弄不明白。在北京長大的朱維究性子急，有時沒等姜明安說完，她就把自己的猜測搶先「翻譯」出來，「翻譯」得不對，王名揚就急忙擺手說「不地(對)不地(對)」。熊文釗是湖北人，聽湖南話有點優勢。於是熊文釗就斗膽接過來「翻譯」普通話。由於從小就從事藝術工作，熊文釗的普通話可算得上湖北人中講得最好的了，經過這樣的「接力翻譯」才能讓大家明白這些專業術語。大家笑成一團的時候，麥耶爾教授就睜大眼睛迷茫地看著。
初生牛犢進入 國家立法殿堂
1985年，熊文釗考入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師從王名揚、龔祥瑞、應松年等著名的憲法與行政法學者，繼續研習憲法與行政法。時值《民法通則》頒布後不久，全國人大法工委資深顧問陶希晉先生提出，廢除了舊中國的舊六法，應當制定新中國的新六法，並明確提出要制定《行政法通則》。陶希晉先生早年長期擔任董必武的秘書，資格非常老，在建國初就是政務院副秘書長，在全國人大說話有分量，他對我國行政立法的推動功績，彪炳史冊。
1986年10月，全國人大法工委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組，陶老提議由《民法通則》起草組組長江平教授任行政立法研究組組長，研究組由羅豪才、應松年、張煥光、皮純協、朱維究、姜明安等組成，王名揚、方彥等任顧問。熊文釗有幸參加了行政立法研究組主持的《行政法通則》的起草工作，並參與撰寫了若干份試擬稿。這一年，熊文釗才24歲，就能進入全國人大的行政立法研究組起草法律文件，歷史給予他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
行政立法研究組成立以後，通過起草《行政法通則(試擬稿)》，編發《行政立法研究資料》和《行政立法研究動態》，為全國行政法學者提供了國內外行政法研究的最新資料和動態，極大地激發了青年學者的求知慾望。
1986年底，第二屆行政法年會在山城重慶召開，陶希晉抱病從桂林趕到重慶。他感覺當時國內行政法學界的思想還偏於「保守」，希望有年輕人能出來「放幾炮」。他通過秘書約請了包括姜明安、熊文釗在內的幾位年輕人到他的住所匯報《行政法通則》框架的起草情況。陶老提出，能否讓年輕人到會上去講一講《行政法通則》的立法框架設想？
在前輩的支持和鼓勵下，熊文釗這個「初生牛犢」，在會上突破了原定議題，以自由發言的方式介紹了《行政法通則》的「行政法基本原則、行政主體、行政行為、行政法制監督、行政訴訟」的立法框架，引起了與會學者的廣泛關注。現在許多行政法學界的權威專家都很懷念那次會議，認為那次會議為行政法學開拓了一個新境界。
相對人、聽證會與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當時年輕的熊文釗思想大膽，敢說敢為，常常冒出一些非常新穎的說法。
熊文釗是1985級的研究生，現在擔任浙江工商大學校長的胡建淼當時是1986級的研究生。熊文釗當時沒戀愛，胡建淼來自上海，到北京後也是「單身漢」，兩人一見如故，晚上經常在一起整幾瓶啤酒一袋花生米，在宿舍里閑吹鬍侃。兩人都覺得，當時行政法學的專業術語太少，大白話太多，應該創造一些術語。有一次，胡建淼提出「行政主體相對的一方」應該怎麼說，熊文釗說：「那就叫相對人吧。」從此，兩人的學術論文中開始出現「相對人」這個概念，漸漸被通用。「後來從外國的翻譯資料中也發現了『相對人』的術語，但當時國內是我們提出來的，提出時也沒看到外國的翻譯資料。」
後來，全國人大行政立法研究組在羅豪才、應松年的領導下，先後為《行政訴訟法》《行政監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許可法》的制定提出了重要的立法框架及專家試擬稿，熊文釗都進入了專家咨詢組。1989年4月，在北京平谷金海湖畔的一個賓館召開了關於《行政處罰法》草案的專家研討會。研討會的一個焦點是，要不要把「聽證制度」寫入《行政處罰法》，如何寫。當時「聽證制度」在中國完全是個新鮮事物，從沒寫進過法律條文。寫是應該寫，但如果寫得太多，許多專家擔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時會引起較大的爭議，反而延緩了這一制度的立法。包括熊文釗在內的一些專家提出，在中國建立聽證制度非常必要，與其寫得太多引起爭議被擱置，不如就先將聽證制度確立下來，待以後再進一步完善。人大法工委最後採納了這一建議，就在第42條、第43條寫了幾行字，送到常委會討論，果然順利通過了。從此，「聽證制度」在中國落地生根。
在1988年太原召開的行政法學年會上，熊文釗還提出，我們國家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其實行政法學也應該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國家核心價值賦予的行政職能」，「兩個基本點」，一是「授予政府權力」，一是「控制權力濫用」。當時不少專家認為行政法學就是研究「控制政府權力」，不包括「授予政府權力」。但後來越來越多的專家接受了熊文釗的觀點，並提出「平衡理論」。熊文釗的「兩個基本點」，其實就是講行政權力的平衡問題，權力的授予和控制必須平衡，才能保證行政的安全、有效，減少行政風險，提高行政效率。
減少「副職」觀點 屢遭「封殺」
2006、2007年來，熊文釗對「大部門制」的研究成果屢見報端，但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就是他在《望》新聞周刊上提出減少「副職」的問題之後，有多家中央和地方的報紙雜志記者和編輯來采訪或來約稿，熊文釗總要提到行政機關應減少「副職」。他說，根據1982年頒布的《國務院組織法》的規定，國務院各部應設正職一人，副職二至四人；各委員會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委員五至十人。可實際情況是，副職大大超編，例如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達到12個，嚴重超過法定職數。
當時編輯記者們都覺得這個觀點很重要，可最後發表出來的文章，這一觀點總是被刪掉。編輯記者們解釋說，老總說這個觀點太敏感，紅筆「框」下去了。熊文釗很執著，堅稱：國家有法律規定，政府要依法行政，這有什麼敏感的？
後來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減少領導職數」，熊文釗笑著對那些編輯記者說：「你看，你們當初要是報道了多好！」
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近年來，熊文釗對國家行政機關部門利益膨脹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大部門制」改革是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2005年，國家經貿委研究撤銷審批項目，在各部門研究來研究去，結果誰都不願意撤銷自己部門的審批項目。後來向熊文釗等專家咨詢，專家們提出撤銷方案，然後在經貿委的辦公會上通過，這一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還有一年，科技部在各部門徵求立法草案的意見，也是爭論來爭論去，最後也是按專家意見通過。這其實都是部門利益在作祟。
我國的部門利益膨脹，首先表現在「部門立法」上。許多國家法律法規是由相關部門起草，在起草時往往追求部門利益最大化，將部門權力擴張法定化，而偏離了整體的國家政策方針和公共利益，例如政府專營、行政准入限制、計劃配置資源、部門保護等方面。
其次，部門利益集團化、個人化、違法化。鄭筱萸案件中反映出行政腐敗、官商勾結、利益同盟等現象，而這些現象並非個別。有些為了部門利益公然違法，例如交通部門居然讓2004年通過的《公路法》中開征燃油稅的規定擱淺至今。
再次，對公共財政奢侈浪費。我國每年用於公車、公款吃喝以及公務出國的費用已高達幾千億元。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在2004年度中央部門預算執行審計結果報告中就指出，1999年以來，國家體育總局動用中國奧委會專項資金1.31億元，其中用於建設職工住宅小區1.09億元，用於發放總局機關工作人員職務補貼和借給下屬單位投資辦企業2204萬元……
部門利益膨脹是權力的屬性使然。阿克頓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孟德斯鳩也曾說過，行使權力的人總是會行使到法律的邊界為止。我們總是對於權力保持良好的預期和渴望，以為掌權者一定會奉公執法、一心為民。事實上，我們不能對權力抱有一絲一毫的幻想，特別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規范的建構上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權力的腐化性、自私自利性。而「大部門制」改革，是將許多部門「連鍋端」，可能是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在熊文釗的「大部門制」前瞻中，提出了「大部門制」的通盤規劃和分步實施的整體方案，國土建設部=區劃+規劃+建設+國土資源等；大農業部=農業+糧食+林業；大交通部=交通+鐵道+航空+公路+水運+郵政等。對於現在的調整方案，將公務員當作人力資源要素、社會保障職能仍然沒能整合以及鐵道部沒有被合並到交通部等問題，熊文釗說，這還是部門利益在作怪，但他相信，遲早會有整合的那一天。

㈦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小論文）怎麼寫

就用下邊論文的格式
[摘要]

[關鍵詞]

一、行政主體的概念

二、我國行政主體理論的缺陷分析
三、我國行政主體在執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四、我國行政主體的改革設想
。
[參考文獻]
[1] 江永清．《行政處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35-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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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雷新華．《論依法行政與行政監督》載《行政法研究》．2001年，第7期：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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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石東坡 《論行政法制監督機制的完善》載《雲南行政學院報》．2001年，第1期：45-46頁
[致謝]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劉春萍老師的精心指導，劉老師從開題的論證直到最後論文的撰寫都給予了特別細致、耐心的指導，使本人得以順利的完成此論文。在次，我對劉老師在次論文撰寫期間給予的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

㈧ 行政強制執行引言

一、行政強制執行的概念

行政強制執行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行政機關依法所作行政處理決定中規定的義務，有關國家機關依法強制其履行義務或達到與履行義務相同狀態的行為。

1.行政強制執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行政義務為前提，在一般情況下，這種不履行還必須有不履行的故意。不履行行政義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從事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如在規定不得建築住宅的土地上建立住宅；另一種是，不履行規定必須履行的義務，如應納稅而不納。兩種情況都屬行政強制執行的范圍。
2.行政強制執行的目的在於強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履行行政義務。因此，強制執行應以行政義務為限，不能超過當事人所承擔的行政義務范圍。

3.義務人拒不履行行政法上的義務，是行政強制執行的前提，但該義務產生的依據，即行政強制執行的基礎是什麼？歷史上曾經長期存在爭論。大陸法系國家早期曾主張包括行政處理決定和行政法律規定兩類，近期行政強制執行的趨勢，傾向於僅以行政處理決定為根據，不再以法律規定為直接依據。

4.行政強制執行的主體是行政機關還是司法機關，兩大法系有重要區別，其源在於對於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性質的認識，普通法系國家從來把行政強制執行權看成是司法權的一部分。行政機關當然無權實施行政強制執行，但大陸法系中很多國家則歷來將行政強制執行權看成是行政權的一部分，由行政機關自行執行。不同的是，德奧等國早期曾將行政強制執行看成是行政權的組成部分，無須法律特別規定；近期則有重大變化，行政機關是否有行政強制執行權，尚須法律特別規定，這是順應民主潮流和保護公民合法權益觀念日益發展的必然趨勢。（註：二戰前德日行政法學者均肯定行政處分具有公定力、拘束力、確定力及執行力。因此。行政處分權當然包括命令權與執行權。行政強制執行無須根據法律之特別規定。如19世紀時普魯士學者安休斯（G.Anschiite）、
布倫諾（K.Brunner）均持此說。其後德國著名行政法學家奧托·麥耶爾（Otto
mayer）進一步予以發展，認為行政權依法發動之命令，原則上即應包括強制執行力。「警察所下之命令乃國家之行為，其與某人對債務人所做之請求截然不同。用強制之方法以求（命令目的之）實現乃當然之理」。

日本著名行政法學家美濃部達吉也持此說：「基於公權力之國家意思，其本身既已具備執行力，吾人應認為直接強制可不待法律之特別規定，該行政官署當然有權予以執行。」（《日本行政法》上，1936年版，第336頁）。
二戰後，隨著民主的發展，這種觀點受到責難，西德著名行政法學家佛魯斯特霍弗（FrnstForsthoff
）在分析了行政權與公民的關系後，認為「無例外的，應固守一個原則，即行政權僅能在具體之情況下且為法律所承認者，方得行使強制手段。」此後，德國學者一般都認為，應把行政的命令權與實現命令之強制執行權視為各自獨立，互不牽連的行政行為，兩者都須有其法規上之根據，這才符合行政法上最基本的原則——依法行政。

日本田中二郎教授也持上述見解：「行政強制，不問其為行政上之強制或行政上之即時強制，均因以人民之身體及財產之侵害為其內容，因此近代法治國家若須執行行政強制則非有法律上之根據不可。……下令與強制為各別之行為。」（《行政法總論》1965年第380頁），
當前日本學者大都持此說。）

我國關於行政強制權的歸屬，已由長期實踐形成制度，並在《行政訴訟法》、《行政處罰法》中加以規定，大致可歸納為：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以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例外的基本制度。
二、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和行政處罰的區別
（一）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

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作為強制執行，有許多共同處，對某些國家來說，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並無實質區別，它們都是司法權的一部分，如美國。對另一些國家而言，雖然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是分開的，但行政強制執行在內容與方式上也都是從民事強制執行仿效而來，如德國。從我國具體情況看，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的區別在於：
（1）從執行主體看，
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主體在一般情況下為人民法院；但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也可以是行政機關。這與民事強制執行的主體只能是司法機關不同。
（2）從執行依據看，行政強制執行的依據是行政處理決定，
即使在由司法機關強制執行的情況下，其執行依據也是行政處理決定。而民事強制執行的依據是已經生效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機關的判決、裁定或調解等法律文書。
（3）從執行對象看，行政強制執行的對象比較廣泛，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為和人身。而民事強制的對象僅限於物。
（4）從執行結果看，行政強制執行不存在執行和解，
只能強迫義務人履行義務；民事強制執行則可以執行和解。（註：應松年主編：《行政行為法》，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25—526頁。）
（二）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處罰的區別

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處罰的共同點在於，都是因當事人不履行法定義務所引起的。但當事人不履行法定義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此法定義務非履行不可，由此引起行政強制執行，如納稅，當事人不履行納稅義務的，必須強迫當事人履行；另一種情況是，此義務已不可能再履行，故只能給予行政處罰，使其記取教訓，以後必須履行義務。如違反交通規則，闖紅燈，此時只能科以罰款，使其以後遵守交通規則，不可能強制執行。從性質上說，行政處罰是對不履行義務的當事人科處新的義務，而行政強制執行則是要對不履行義務的當事人強迫其履行原來的義務。這是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處罰的一般分界線。當然，行政強制執行中的代執行和執行罰也有科以新的義務的內容，但這種科以新的義務的目的，仍是為了履行原行政義務，並不以科以新的義務為結束。這是法律在設定處罰還是強制時必須注意的。實踐中，也有以處罰代替強制執行的，即以處罰代替當事人必須履行義務的情況，如有些地方對農民侵佔集體土地建房，行政機關不是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拆除，而是以收取罰款結案，這實際上將起到慫恿違法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此外，行政處罰的種類和行政強制執行的種類很不相同。行政處罰主要運用警告、罰款、沒收財物、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以及行政拘留等手段；行政強制執行則採取代執行、執行罰、強制徵收以及直接強制等手段。由於行政處罰都是一次的承擔義務，因而在行政處罰難於執行時，尚需以行政強制執行為後盾。
三、對目前有關行政強制執行定義的辨析

我國行政法學著作中大都有行政強制執行的章節和定義，粗看似大同小異，細加分析，可以發現一些理論上存在的問題。現先摘錄幾條有代表性的定義，再加分析，也許將有助於我們對行政強制執行的理解。

（1）「在行政法律關系中，當事人不履行其行政法上的義務時，國家行政機關可以採取法定的強制手段強制當事人履行其義務，這就是行政法上的強制執行，是一種具體的行政行為。又叫做行政執行。」（註：王珉燦主編：《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6月第1
版，第125頁。）

（2）「強制執行行為指由於被管理者抵制行政機關的合法行為，不履行行政機關提出的合法要求，行政機關採取強制措施消除被管理者的抵制，迫使其履行的行政行為。」（註：姜明安：《行政法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98—299頁。）
（3）「行政強制，也叫行政強制執行，
是國家對拒絕履行行政法規定的義務的當事人，或其有關實物標的依法實施強制措施，以促使某項義務的履行；或者為了公共利益而對特定的人或物實施強制手段，以限制某項權利的行使。」（註：張煥光等：《行政法基本知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155頁。）
（4
）「行政強制執行是行政機關在國家行政管理中對不履行法定義務的當事人用強制措施強制當事人履行義務的行政行為。」（註：應松年、朱維究：《行政法總論》，工人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98
頁。）
（5）「行政強制執行，
是國家行政機關對違反行政法律文件規定的義務的當事人採取的行政法上的強制措施，由國家行政機關負責執行。行政強制執行，是一種具體的、針對特定的人而採取的行政措施，又叫做行政執行。」（註：張尚＠①：《行政法教程》，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71頁。）
（6
）「行政強制執行指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拒不履行行政法義務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履行其義務的行為。」（註：羅豪才主編：《中國行政法講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39頁。）
（7
）「行政強制執行是指行政管理相對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其義務時，行政機關以強制方式促使其履行，或實現與履行有同一狀態的行政行為，通常簡稱為行政執行。」（註：張尚＠①主編：《行政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32—233頁。）
（8）「行政強制執行，是指公民、
法人或其他組織（行政管理相對人）拒不履行行政法義務，有關國家機關依法採取必要的強制措施，迫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履行義務或實現與履行義務相同的狀態的行政執行行為。」（註：應松年主編：《行政行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2頁。）
（9）「行政強制執行，可簡稱為行政執行或行政強制，
是指相對人負有法定義務，拒不履行，由行政機關依法採取強制措施，迫使其履行義務或者由他人代為履行以達到同樣目的的具體行政行為。」（註：王連昌主編：《行政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25頁。）

這些定義的共同點都指出行政強制執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法定義務為前提。行政強制執行的目的在於強迫當事人履行法定義務。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這些定義又存在著許多差異，而這些差異實際上反映了我們對行政強制執行理解的不準確。
（1）將行政強制執行等同於行政強制。實際上行政強制的概念較行政強制執行為寬。它包括行政強制執行、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即時強制等。
（2）將行政強制執行等同於強制措施，
但這兩者在一般情況下並不完全相同。行政強制執行是對不履行法定義務的當事人，強迫其履行義務。行政強制措施一般是為了保全證據或制止違法。有時，採取強制措施的目的正是為了保證以後的強制執行。當然，在某些情況下，行政強制措施也可能作為行政強制執行的一個前奏階段出現，從而使兩者難以區分。
（3）將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執行相等同。如上述所述，
這種觀點在早期德奧等國比較流行，但二戰以後這種觀點和做法都已被摒棄，因為它有放縱行政專橫的可能，不利於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新中國成立後，雖然長期來沒有理論加以明確闡述，但實踐的做法是確定的：將行政執行與行政強制執行分開，行政執法機關有權作出行政處理決定，但一般都沒有強制執行權，只有在法律有明確授權的情況下，該行政機關才具有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強制執行權，可以在作出處理決定後，依照法定程序進行行政強制執行。

毫無疑問，行政處理決定是具有執行力的，但執行力並不意味著行政機關自己可以強制執行。將行政處理決定權與行政強制執行權分離，將行政處理決定權與行政處罰權分離，這是現代行政法，也是我國行政法制建設發展的必然趨勢。
（4）將行政強制執行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
強制執行行為在行政機關依法自行強制執行時，當然可以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但在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經法院審查同意，下令強制執行時，它就是司法強制，不應再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
（5）一般行政強制執行的定義中，大都未明確指出行政強制執行的根據應為行政處理決定，不應直接依據法律執行。
四、外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簡介
行政強制執行，作為一項法律制度，起始於西方，由於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西方行政強制執行制度大致形成三種模式，即美國模式、德奧模式和法國模式。
（一）美國模式

美國模式的特點是，行政機關在相對一方不履行行政義務時，原則上不能自己採取強制執行手段，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以命令促使履行，相對一方如果不履行法院命令，法院將以藐視法庭罪，處以罰金或拘禁，這就是「藐視法庭程序（Contempt
proceedings）」，當然，作為訴訟，被告方也同時可以就行政機關的強制執行決定是否合法進行爭論，因而其本身又是一次救濟程序。此外，它也並不妨害相對一方在不服行政處理決定時，根據特別法或行政程序法的規定，向法院請求司法審查。
另外，有下列四種情況，有即時強制必要的，行政機關可以不經由行政上的訴訟程序，或事前的司法承認而自行執行：（1
）對負有繳納國稅義務財產的查封與扣押；（2）對外國人驅逐出境；（3）對妨害衛生的行為的排除；（4）妨害安全秩序之排除。（註：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227—228頁。）

美國強制執行的理論基礎在於，按照美國三權分立的特點，為有效控制行政行為，防止行政權的濫用，這種對公民極易造成損害的行政強制執行權從來屬於司法權而非行政權，這是理解美國模式的關鍵所在。
（二）法國模式

為確保行政義務之履行，法國採用由司法機關對義務違反者施加刑罰的辦法。依靠義務人對刑罰的恐懼以促使其自動履行。這種刑罰與一般刑罰不同，稱為行政刑罰。但刑罰與行政罰只在法律有規定時才適用，如果法律對於某項行政義務的不履行沒有規定處罰，或者情況緊急，需要即時強制時，行政機關也可使用強制力量直接執行行政處理決定所規定的義務，稱為依職權執行或強制執行。
但必須符合下列條件：（1）法律有明文規定；（2）情況緊急；（3）法律無明文規定，也無緊急情況，但法律也沒有規定其他執行方法時，強制執行是最後的執行方法。如果有其他方法就不能適用強制執行；（4
）當事人表示反抗或有明顯的惡意。強制執行的方式，一為代執行。（註：王名揚：《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第169頁。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228頁。）
（三）德奧模式
1953年聯邦德國頒布行政強制執行法，共4章22條。（註：見《聯邦德國行政強制執行法》（1953年4月27日），朱林譯，
《行政法學研究》1996年第4期。）主要內容是：
（1）行政強制執行包括金錢給付義務及行為的忍受、不作為義務的強制。但金錢給付義務的強制，適用其他單行法。（2
）行政強制執行原則上應以先有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行為（行政處理決定）為前提。直接根據法律就採取行政強制執行的做法已被摒棄。但即時強制可無須預先的行政行為。（3）行政強制執行機關，
原則上為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也可部分或全部委託下級行政機關代為執行。（4
）執行方法為：代執行、執行罰和直接強制。代執行只能由執行機關委託第三人完成，費用由義務人承擔。代執行或執行罰不能達到目的或難以實行的，執行機關可直接強制。強制方法必須與其目的保持適當比例。決定強制方法時，應盡可能考慮當事人和公眾受到最少侵害。（5
）行政強制執行必須以書面方法作出告誡，告誡應附履行期限，明確執行方式。需義務人承擔費用的，應在告誡中列出預定費用數額。執行罰應告知確定的金額。告誡必須送達。（6
）義務人在代執行或直接強制過程中反抗時，可對其採取強力，依行政機關請求，警察須提供職務協助。執行達到目的後，立即停止。（7）執行罰未獲繳納時，
根據執行機關的申請，行政法院在經聽證後，可裁定命令代償強制執行，一日以上，兩星期以下。（8）對強制執行的行政行為，應有法律救濟。

奧國行政強制執行法公布於1925年，共13條，（註：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367—370頁。）主要內容有：

（1）行政強制執行由縣級及其上級國家行政官署負責執行。（2）行政強制執行的原則：①應以最輕微之方法達到強制執行之目的；②金錢給付的強制以不影響被執行人最低限度之生活及不妨害法定瞻養義務之履行為限。（3）強制方法有代執行、執行罰、直接強制。
負有忍受、作為或不作為義務又不能代執行者，可由執行機關科處罰金，或將其人收押，以強制其履行。直接強制須以先有執行處分為前提，可不經告誡程序。（4）臨時處分（假處分），當事人確有行政義務存在，
或不能確定時，執行機關為保全義務之履行，得為臨時處分。但以義務人有自行處分其財產或串通第三者以其他方法逃避義務之履行，有妨害執行或使執行有困難者為限。（5）行政救濟。
（四）日本強制執行制度之發展
日本於1900年師承普魯士法制，頒布了行政執行法和行政執行法施行令。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對此作了總結，認為罰鍰之強製作用較為間接，效果低微；直接強制曾被行政機關濫用，造成對公民基本權利之空前侵害，因而於1948年公布《行政代執行法》，共7條，（註：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365頁。）據此，行政機關一般只享有代執行的強制執行權。

除代執行法外，日本其他法律中尚有關於執行罰、直接強制與強制徵收的規定。（註：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楊建順、周作彩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第90—91頁。）
五、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基本制度

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基本制度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以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為例外。（註：對此作出明確規定的法律是《行政訴訟法》，該法第66條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於具體行政行為在法定期限內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在行政機關強制執行前有「依法」兩字，說明行政機關的強制執行權只有法律特別授予時才具有。）
（一）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

行政強制執行權原則上屬於法院，行政機關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行政機關依法作出的行政處理決定中規定的義務時，如法律沒有授予其強制執行的權力，就都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不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與國外不同。申請不是訴訟，不需要經過訴訟程序。申請比訴訟效率較高，這是適應行政管理要求的。但申請也不是可有可無的程序，申請如經法院批准、同意，原行政強制決定就成為司法強制決定，法院可以運用其司法強制執行權，強迫當事人履行義務。因此，行政機關提出申請以後，法院必須認真進行審查，不僅要作形式審查，還要作實質性審查。對行政機關的申請，經審查合法，將由法院實施司法強制；經審查不合法，退回行政機關，不予執行。
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是否必須有法律法規的規定？否則人民法院將不予受理？

在行政訴訟法實施以前，行政機關如要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必須有法律法規的規定。規章無權作此規定。制定行政訴訟法時曾考慮到這一因素，如仍堅持必須有法律法規的規定，則大量根據規章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將失去強制執行的後盾而變成一句空話。在目前情況下，這將給行政管理帶來難以估計的後果。因此，《行政訴訟法》第66條特別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具體行政行為在法定期限內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據此，凡屬行政機關所作具體行政行為，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既不履行義務又不起訴的，行政機關就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無須以法律、法規規定為限。至於能否執行，還需人民法院審查。這是我國基本法律中第一次作出的關於行政強制執行的一般性規定。在行政訴訟法實施以後，應該已經不存在申請執行必須有法律法規規定的限制。

行政機關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強制執行後，人民法院應在多長期限內給予答復？人民法院如不同意強制執行，行政機關是否可以再向上一級法院申訴？上級法院應在多長時期內答復？執行費用應如何計算等問題，由於至今沒有統一規定，以至常常發生矛盾，需要作出規定。
（二）以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例外

例外的根據就是法律，由法律明確規定由哪一級政府或哪一行政機關部門享有哪一種行政強制執行權，不能超越。沒有法律特別規定的，行政機關就不享有行政強制執行權。
從我國已有法律規定的情況看，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享有強制執行權的，大致有下列幾種情形：
（1）屬於各部門專業范圍內的強制執行，一般由法律規定，
專項授權給主管行政機關，如：關於人身權的，有強制傳喚、強制拘留（《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強制履行（《兵役法》）等。屬於財產和其他權利的，如滯納金（《國營企業調節稅徵收辦法》）、強制收兌（《違反外匯管理處罰施行細則》）、強制許可（《專利法》）等。（2
）屬於各行政機關普遍需要的，如強制劃撥、強制拍賣財產，原則上都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法律只授予少數幾個行政機關，如稅務（《稅收征管條例》）、海關、審計等。（3）一項特別的財產權，
即拆遷房屋、退回土地等，由於這是涉及公民的「命根子」，需特別慎重。原則上都應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但是，《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強制拆遷既可以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責成有關部門強制拆遷，也可由房屋拆遷主管部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拆遷。（註：《國務院公報》1991年第568頁。）
《行政處罰法》第51條第2款規定：「根據法律規定，將查封、
扣押的財物拍賣或將凍結的存款劃撥抵交罰款」，可見，強制拍賣或強制劃撥，都必須由法律規定。法規規定無效。也就是說，按照《行政處罰法》規定，強制拍賣或強制劃撥的設定權屬於法律，其他規范，如法規等無權設定。這是一項一般性規定，不僅對不繳納罰款的適用，其精神也同樣適用於其他情況。

必須強調的是，法律明確規定行政機關擁有何種強制執行權，從積極方面說，意味著法律的授權；從消極方面說，也意味著行政機關不享有其他種類的行政強制執行權。
六、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形成和特點

與英美和德奧比較而言，我國行政強制執行具有自己的特點，英美法系將強制執行作為司法權的一部分，全部權力歸司法機關。這種作法有利於防止行政專橫，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但不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德奧模式將強制執行權交給行政機關，在早期時，把行政機關的行政命令權和強制執行權合一，無須法律特別規定；近代則將兩者分開，行政命令權不再包括行政強制執行權。行政機關享有的行政強制執行權，必須由法律規定。這種作法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但在防止行政專橫、防止損害人民合法權益方面，似嫌不足。我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是在總結各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形成的。

1.以申請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為原則，表明強制執行權原則上屬於法院。第一，多一道法院的審查，將有利於減少錯誤，有利於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第二，用「申請」而不用「訴訟」，將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

2.以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例外。第一，所謂例外就是法律規定的例外，法律規定某一事項可由某一行政機關強制執行時，該行政機關才有某一事項的強制執行權。第二，從已有立法的情況看，只有那些屬於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強制執行事項，法律才授予行政機關。對帶有普遍性的強制執行權，如強制劃撥、強制拍賣財產等，控制極嚴，法律只授權個別行政機關。
可見，我國已經形成的強制執行制度，借鑒和吸取了各國經驗中的有益成分，這是適合中國國情的。

從我國已經形成的強制執行制度，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出，行政強制執行是國家機關對不履行行政義務者所採取的強制手段。行政強制執行的「行政」二字，並不意味著強制執行權屬於行政機關，而是實現行政權的手段。行政機關有權作出初步行政決定，但無權自行強制執行，除非法律有特別授權。行政強制執行權與行政決定權是分離的，決不能把行政強制執行權看成是行政權的自然組成部分。這表明我國在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設定上，考慮到這一權力的行使，將直接關系公民的權益，因而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同時，應該說，這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的重要標志。認識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至今仍有很多人誤以為既然有權作出行政決定，就有權強制執行；有些法院的同志則認為行政強制執行是行政機關的事，與法院無關，法院至多隻是履行一下審查的手續。由此在實踐中產生各種問題。
但是，由於我國對行政強制執行尚未統一立法，因而上述所謂我國的強制執行制度，只是粗線條的概括，實踐中還存在一些問題。
1.哪些情況的強制執行權可授予行政機關，標准不明確。

行政強制執行權原則上歸法院行使，但在某些情況下，由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行使，標準是什麼？並無法律明確規定。有人對此作了歸納，認為劃分法院與行政機關執行權力的標准有下述幾種觀點：（1
）以執行標的為劃分標准；（2）以法律後果嚴重程度劃分；（3）以案件影響大小為標准。凡在該地區影響大的，由法院執行，一般的由行政機關執行；（註：許崇德、皮純協主編：《新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綜述》，法律出版社出版，第378—379
頁。）（4）以對相對人權益影響的大小為標准；（5
）以案件執行的難度為標准。（註：馬生安：《論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模式選擇及其程序設定》，《行政法學研究》1997年第3
期第21頁。）本文作者在前面論述行政強制執行時，實際上也作了劃分，從形式看，凡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的，由行政機關執行，法律沒有授權的，全部由法院執行。法律授權的標準是：專業性、技術

㈨ 「行政」是什麼

網路知道已經有人具體回答過這個問題了:

什麼是行政?自伍德羅·威爾遜創立現代意義上的行政學以來,對於「行政」概念的界定一直爭議未果[1]。在西方,關於行政概念的分歧主要有:其一,「三權說」,即從國家機構分工關繫上確認行政的內涵,認為只有政府的行政部門所管轄的事務才是行政。其實這種見解解釋不了國家立法、司法機關的行政活動的問題。其二,「二分說」,即從政治與行政分離的角度來確立行政的內涵,認為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其實這種見解迴避了政治的行政性和行政的政治性問題。其三,「功能說」,即從管理功能的角度來確立行政的內涵,認為協調眾人努力達到一定目的的一切管理活動都是行政。其實這種見解泛化了行政概念,撇開了行政活動中的政治因素,混淆了行政與管理之間的界限。在我國,也有三種觀點:其一,行政即國家行政機關的行政活動,指狹義的政府行政;其二,行政即國家機關的行政活動,指廣義的政府管理;其三,行政即包括政府、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在內的行政管理活動。我認為以上各種見解和觀點因各有其不同的場景與論域亦都能成立。如果將國內外學者關於行政概念界定進行比較,找出共同點,可依次將行政分為「微觀行政」、「中觀行政」和「宏觀行政」三類。對於微觀行政來說,中觀行政和宏觀行政是其運作的行政生態,微觀行政最終取決於或受制於中觀和宏觀行政的運作狀況。對於中觀行政和宏觀行政來說,微觀行政對它們有巨大的能動的反作用,微觀行政亦即作為狹義政府行政的好壞直接影響到中觀和宏觀行政,從這個意義上說,微觀的政府行政應當居於優先地位。具體說來,行政,從字面理解就是行其政事,推行、執掌政務。政事、政務有是與非之分,大與小之別。大的政事、政務一般與國家組織相聯系,因此,行政與國家組織活動特別是國家的政府組織活動相聯系。對此,下面的這種界定是可以接受的:即行政是國家行政機關為實現國家目標和統治階級利益依法對社會事務、國家事務和自身內部事務進行有效管理的活動。這個界定突出了行政的主體(行政機關)、客體(上述「三務」)、依據(法)及目的(目標利益)、價值(有效性)等內涵。我以為對行政活動的研究,要始終圍繞這樣幾個問題展開,即何謂政(治),誰來行,如何行,終其果。這四個問題貫穿於行政管理活動過程的始終。其中最為重要和關鍵的問題是何謂「政」的問題,行政分析研究的起點是「政」,而不是「行」,如果這個立於首位的問題不搞清楚,不解決好,勢必影響到其他幾個問題的研究和解決。然而「政」或「政治」的定義林林總總,其要義莫過於一是「公」或「共」,二為「正」。所謂「公」是指行政所推行、執掌的政事、政務具有政治、國家那種超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公共性」特質,它與社會整體利益的增進、分配、調適及其公共權力活動緊密相關。所謂「正」是指與「公」、「共」即公共性特質內在聯系的並能外顯的一種「德行」或「德性」,正如孔子曰:「政者,正也。」正是從說文解字意義上說,所謂行政即「行公」、「行正」,行政即行「公正」!可見,講政治、講公正,講道德本是「行政」題中應有之義。然則,與國家相聯系的行政都是具體的、歷史的、階級的,推行、執掌政務的行政人都具有自然的和社會的雙重屬性,實際行政過程中往往會出現階級的偏見和利己主義的私慾而扭曲行政之本義。辦法只在於訴諸法律。無論是行「公」、還是行「正」,抑或是行「公正」,都要靠法與法律來維系。因此,法又是行政的題中應有之義。法律首先關注的是社會的普遍的公與正。但是,一定的法律只是將一定的階級偏見和一定的行政人的私慾控制在一定的社會所能夠承受的度以內。稍有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的研究者總是不應忘記提醒人們注意:只要有與國家相聯系的法律存在,任何法、法律都不是也不可能真正成為實體意義上的公正與正義的代名詞、同義語,因為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法律總是具有既公而又非公的特質。無論是法律的公的特質,還是法律的非公的特質,法律都要求行政者必須行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