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托邁耶與中國行政法

⑴ 什麼是行政事實行為

行政事實行為是指行政主體不能根據其職權產生、變更或者消除行政法律關系的行為。

行政事實行為是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執行職務有關的個人任意行為，由下列情形組成：

（1）事實損害的發生。不損害事實的，不建立行政事實行為，更不涉及行政賠償問題。

（2）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存在重大主觀錯誤。一般來說，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職責時存在嚴重的主觀缺陷，表現為不遵守法律和違反職責要求，故意或者嚴重過失，侵犯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合法權益，主觀上存在著嚴重過錯。

（3）侵權行為與義務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即在義務活動中存在著個人的任意行為，或者產生損害事實的行為的工具和機會與公務有關，盡管不履行職責。

(1)奧托邁耶與中國行政法擴展閱讀：

現代法治國家要求任何行政活動都必須服膺於依法行政的理念，行政事實行為作為一種行政行為，不能免除這一義務。「無法律就無行政」，行政事實行為應當符合相應的合法性要求。具體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行政主體必須在法定許可權內實施行政事實行為，越權行為無效；另一方面，行政主體必須作出相應的行政事實行為，不得否定。t或延遲履行公務。

（2）行政事實行為的內容應當符合法律規定。本法所稱守法，不僅指符合法律、法規的規定，而且指符合法律的原則和精神。

（3）行政事實行為應當遵循比例原則。行政主體大驚小怪或者以過失和錯誤判斷為依據作出行政事實行為的，應當認定為違法。

⑵ 論述我國立法法規定的法律保留事項

一、法律保留制度

法律保留制度，是指某些法律事項只能由法律來作出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作出相關規定，除非經過特別授權。行政立法主體對於法律保留內的事項不得僭越，凡屬於憲法、法律規定的事項，只有經過了明確授權，行政主體才能在制定的行政法規和規章中規定。在我國，對於一些具有相當重要意義的事項，法律才做出了保留。法律保留制度的基礎是民主、法治與人權。最早提出法律保留概念的是德國行政法學家奧托.邁耶，它將法律保留定義為在特定范圍內對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

根據我國《立法法》第八條、第九條的規定可知，屬於法律絕對保留的有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然而「等」字含義模糊，法律保留的實質是為限制行政權，眾所周知，凡我國限制行政權的法律法規中，「等」字可以忽略。因此也僅有上述四事項屬法律絕對保留事項，只能由法律規定。而對公民政治權利的法律保留我國《立法法》巧妙的使用了「剝奪」一次，即剝奪公民政治權利事項絕對不能授權國務院對此制定行政法規，而限制公民政治權利事項在尚未制定法律時，可以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此外，《立法法》對於其他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並未作出法律保留。據此，我國大量的限制公民權利的行政法規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如《出版管理條例》、《宗教事務條例》、《社團登記管理條例》等。

根據《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的規定可知，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僅受法律規定的限制。然而，根據我國《立法法》規定，在公民權利方面，只要不涉及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事項，均可以以法律以外的形式對其加以限制，這些法律以外的形式如法規、規章等在《立法法》的掩蓋下並不違法違憲，然而毫無疑問，他們不符合《公約》的規定。

二、應將公民基本權利全部納入法律保留的范圍

為使國內法與《公約》相適應，應當將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事項全部納入法律保留范圍內。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主要包括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一般人格權，住宅權，通信自由權等。言論、出版、結社自由方面、宗教信仰自由方面，我國尚無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規范，效力最高的為行政法規――《出版管理條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宗教事務管理條例》，然而這些法律及行政法規卻對表達自由的行使設置了諸多程序，通讀法律及行政法規全文，出現最多的字眼是「申請」、「批准」、「許可」、「不得」等，可見其隱藏的目的是為限製表達自由的行使。

言論指公民以口頭的、書面的、印刷的、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其選擇的任何媒介所作的任何思想和信息表達。出版物也屬於上述的「任何媒介」中的一種，在嚴格意義上是屬於言論自由的。但出版自由涉及出版單位的組織和運行程序，而且出版物面臨著巨大的受眾，其影響與個人的言論一般不可同日而語，所以出版自由被認為是一種獨立的言論自由。iii但凡自由皆有邊界，世界各國均以不得侵犯他人權益及不得損害公共利益作為言論自由的邊界，以此限制言論自由。在美國，帶有淫穢及煽動性質的言論受到限制，限制淫穢言論要求對社會沒有補償價值，限制煽動言論要求該言論即將產生非法行動，而且要有引起該非法行動的證據。言論自由極其重要，人民普遍認為應當將對言論自由的限制降到最低限度。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可採取事前檢查和事後追懲兩種方式。但事前檢查會對言論自由造成嚴重危害，因此一般予以禁止，德國基本法甚至禁止事前檢查。而在事後追懲方面，為防止行政機關濫用權力，因此必須以法律明確規定審查和懲罰的程序。而我國目前實行事前審查和事後追懲相結合的限制方式，以事前審查為主，且依據是行政立法或政策性規定，在審查文學、藝術作品時常常伴隨著行賄、受賄等違法行為，極大的損害了公民的言論自由。

結社指一定數量的人，出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目的，持續地集合在一起的行為。我國為規范結社行為，於1998年頒布《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該條例對公民結社行為作了嚴格的限制：成立社會團體要經過審查登記，要有固定的住所；有活動資金限制等，此外，該條例還對未經批準的社團組織團體活動規定了處罰措施。公民必須要擁有一定的財產才能申請結社登記，這首先就是對結社自由的無理限制。結社是相對固定人員的持續結合，與集會、遊行示威不同，不會給社會秩序造成現時沖擊，所以《公約》規定對集會與遊行示威的限制可以由法律授權行政機關決定，但對結社的限制必須限於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為更好的進行公共管理，國家有權要求結社登記，但要求所有的結社行為都進行登記的行為顯然是不現實的。 宗教信仰自由，我國現行憲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該條款是對宗教信仰自由的一般性規定。第三十六條第二款中又進一步具體規定：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一般情況下，對私下的宗教信仰不做任何限制。但是公開的宗教信仰活動，如傳教佈道等，可能會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因此需要加以限制，我國憲法規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具體貫徹此憲法規定，我國目前有《宗教事務管理條例》、《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宗教事務管理條例》第三條規定，國家依法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的活動。這里的「正常宗教活動」並沒有明確標准，「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也沒有相關的解釋，這就給行政機關濫用權力限制和剝奪宗教信仰自由製造了空間。

除上述提到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外，我國憲法還規定了公民其他一些重要的基本權利，但這些權利都不屬於法律保留的范圍，可以授權給行政機關進行限制，這無疑會對公民權利的嚴重侵害。雖然公民基本權利由行政機關來立法，並不等於公民基本權利已經或必然受到侵害，但存在著受到行政機關分割的嚴重可能性，而這正是所應杜絕和預防的。因此，必須將公民權利的限制納入法律保留范圍內。

三、結語

我國我國於1998年10月5日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公約》，但我國至今仍未批准該條約，國家領導人多次對外表示為要批准《公約》創造條件，盡快批准《公約》，然而此次的《立法法》修改，並沒有看到為使國內法與《公約》相適應所應作出的努力。法律保留制度本身目的是為限制行政立法權，防止行政立法權侵害公民權利，而我國《立法法》關於法律保留的規定實質上是為行政立法限制公民權利披上合法的外衣，因此，應對《立法法》中的法律保留事項加以規定，擴大法律保留事項的范圍，在公民權利方面，宜將公民權利的限制全部納入法律保留的范圍內。

⑶ 大學自治名詞解釋

大學自治指大學不受政府、教會或其他勢力干預，實行獨立辦學。

大學自治是解決中國大學存在的許多嚴重弊端問題的最好選擇。在傳統體制下，高校屬於典型的事業單位。基本要求

一、是大學自治的主體應當是大學自身內部的力量，可以是校長、教師和學生，但不是國家、社會、或學校以外的其他組織；

二、是大學治理的內容是高校內部的事項，主要包括學術上的自由和管理上的自主；

三、是大學自治的目標是學術自由。大學自治是以學術自由為核心的大學精神的制度保障，但是，大學自治並不意味著擺脫政府的干預或控制。

具體落實

第一、進一步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明確校長的責權。校長應切實地履行作為法定代表人的職責，領導各類學校事務。校務委員會是行政事務決策機構。

校務會下還可設各類審議機構，如財務委員會、人事委員會等。這些審議機構中應當保證相當比例的學術人員參加。校務會應設若干名監事，對各項事務進行監督。

第二、確立以高級教授組成的教授會在重大學術事務決策與監督中的核心地位，落實「教授治校」，確立學術事務決策機構。教授委員會下還可設置各種固定的專業委員會，如教學委員會、專業設置委員會、師資隊伍建設委員會等。教授委員會對教代會負責，並向校長進行報告。

第三、進一步強化教職工代表大會應有的地位和權力，提升教職工代表大會的法律地位，充分發揮教職工參與學校管理、民主決策與監督作用。

第四、積極推動大學生參與大學管理，加大大學生參與高校管理的力度。

⑷ 尋找行政法學名著電子書

公法的變遷 法律與國家
作者:（法）萊昂·狄驥（Leon Duguit）著；鄭戈，冷靜譯 頁數:451
【作專 者】屬（法）萊昂·狄驥（Leon Duguit）著；鄭戈，冷靜譯
【叢書名】法國公法與公共行政名著譯叢
【形態項】 451 ; 20cm
【出版項】 春風文藝出版社 遼海出版社 , 1999
【ISBN號】 7-5313-2127-0 / D956.521;D90
【原書定價】 25
【主題詞】行政法(學科: 法學 學科: 研究 地點: 法國)
【參考文獻格式】（法）萊昂·狄驥（Leon Duguit）著；鄭戈，冷靜譯. 公法的變遷 法律與國家. 春風文藝出版社 遼海出版社, 1999.

消息聯系

⑸ 行政法領域好的書籍有哪些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推薦理由：回這是由大答陸一些著名行政法學家共同撰寫的行政法學教材，由於每個撰寫者都是相關領域里的專家，所以這本教材的成就巨大，其很多觀點已經成為通說，也是很多學校考研的指定教材。對於法學本科學生學習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具有重要作用。

⑹ 行政法的問題。

請參考以下文章：

今天在閱讀葉堅學者所寫的「關於行政行為的幾個問題的界定」一文，認為其對「行政事實行為」的這一概念產生了誤解。其引用方世榮教授所說的「所以沒有必要採用行政行為（行政法律行為）與行政事實行為這樣的二分法，現有的所謂事實行為完全可以為行政行為所涵蓋。行政事實行為是一個內涵很不確切的詞語，應予廢棄。」 對於行政行為這一概念的認識，最早出現在法國行政法學，直到1895年，德國行政法學鼻祖奧托•邁耶教授在其論述德國行政法的鴻篇巨著中把行政行為權威性的定義為：行政行為是關於「個別的條件下決定某個權利主體的權威性宣告」。[1]此後，行政行為這一概念成為各國行政法學的一個核心范疇。我國大多數學者普遍認為行政行為是指「享有行政權能的組織或個人運用行政權對行政相對人所作的法律行為。」並且分析出行政行為具有單方性、無償性、強制性的法律特徵。[2]從這一定義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其是將行政行為理解為是法律行為的一種。而就法律行為這一概念而言，是指人們所實施的，能夠發生法律上效力、產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為。其所對應的范疇應是「非法律行為」，如純粹的經濟行為、政治行為、道德行為、宗教行為等。[3]這樣看來，法律行為並非對應的是事實行為。而事實行為被認定為是法律行為中的一種非意思表示行為，是指非經行為者意思表示而是基於某種事實狀態即具有法律效果的行為，如民法上的先佔、遺失物的拾得、埋藏物的發現等。[4]從而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法律行為則是行政行為和事實行為二者共同的上位概念。那麼我們還需要弄清楚的是，什麼是行政事實行為？行政事實行為與行政行為、事實行為之間是一種什麼關系？行政事實行為和事實行為是否是同一概念呢？根據學者們的考察和研究，行政事實行為這一概念最早是從德國著名行政法學家耶律納克所提出的「單純公權力行政」一詞所演變而來的。所謂「單純公權力行政」是指「類似市政有關的都市房屋、街道、公園、水庫等的建築，及其他技術方面的行為以及行政機關用文字發行的『指導』文件，如公安為避免車禍所發行宣導交通安全之別針、小冊子，以及社會服務性的工作指南、民眾 調解與法律咨詢的說明書等，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行為。」[5]對於行政事實行為這一概念的進一步分析和理解，中外行政法學界也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主要代表的觀點有：德國法學家毛雷爾認為行政事實行為是指某種事實結果而不是法律後果的所有行政措施。[6]著名的印度公法學者賽夫教授在其著作中將行政事實行為表述為「是旨在產生事實上結果而不是法律結果的行為」，這一點與毛雷爾的認識是相同的。繼而他又認為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或行政機關的其他法律行為均屬於行政事實行為。[7]針對其這種理解，顯然是值得商榷的。因為行政行為必然產生一定的法律後果，這是由行政行為的性質所決定的，而與行政事實行為不會產生法律後果而是事實結果相比較，與其所稱的行政行為屬於行政事實行為的認識產生了矛盾，因為法律後果與事實結果應是一對相對應的范疇，它們之間不存在隸屬性。因而行政行為當然不屬於行政事實行為。但是，無論學者們對行政事實行為與行政行為的關系如何認定，對行政事實行為法律屬性和特徵的認定是明確的，即行政事實行為是行政主體依據行政職權所實施的一種行為，具有行政性的特點，這一點是不容否認的。再者，就目前各國的立法例當中，都表明行政事實行為不會產生法律約束力，但實際上它對行政相對人的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仍可能產生實際上的損害。經過上述對行政事實行為特性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行政事實行為並不是簡單的從事實行為這一法理概念中推演出來的，而其表現出自身產生的基礎和獨特的法律意義，其實二者是兩個不具有同質性的概念。就行政事實行為而言，根據其性質和特徵，有學者將其歸納為補充性行政事實行為、即時性行政事實行為、建議性行政事實行為和服務性行政事實行為。

⑺ 我國行政主體理論的形成

1 、 行政主體，是指享有國家行政權，能以自己的名義行使行政權，並能獨立地承擔因此而產生的相應法律責任的組織。國家行政機關是最主要的行政主體，此外依照法定授權而獲得行政權的組織，也可以成為行政主體。
2．、行政主體與行政機關。行政主體不等於行政機關，除行政機關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也可成為行政主體。
3．、行政主體與公務員。行政主體與公務員聯系緊密，不可分割。盡管行政活動是由公務員代錶行政主體具體實施的，但公務員並不是行政主體。
4．、行政主體的職權與職責：是國家行政權的轉化形式，是行政主體實施國家行政管理活動的資格及其權能。行政職責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國家賦予的行政職權，實施國家行政管理活動的過程中，所必須承擔的法定義務。行政職責的核心是」依法行政」。
完善建議

行政主體界定
中國行政主體概念從產生之初就不成熟，本身定位不合理，內涵和外延也顯狹窄。筆者認為，中國行政主體理論本來就是域外的概念，應該充分考慮該概念在域外產生發展的土壤以及全面而准確的學術含義。而不能徒有其表的藉助該概念的外衣而功利性工具性的應用於中國行政管理實踐及行政法學研究領域。在現今的理論困境面前，我們應該出重新界定中國的行政主體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在借鑒法、德、日等國家界定行政主體概念的基礎上，架構符合中國本土特色並與中國行政管理實踐及行政法學發展相協調的行政主體理論。隨著中國公共行政改革深入和社會行政的增加，中國應以「公共管理職能和行政權」為標准界定行政主體。一切行使公共管理職能、享有行政權力的公共組織均應屬於行政主體的范疇。行政法學應加大對從事社會行政的行政主體類型的研究，以反映行政主體多元化的趨勢。所說的行政職權不僅包括傳統的行政職權，還包括公共管理性質的行政職權。所以其他公權力組織只要從事公共管理職能的，作出影響相對人權利義務行為的就應該是具有行政主體資格的，就應該是可訴的，法院此時可以依行政主體界定標准對其進行可訴性判斷。所以在政主體的類型應該包括行政機關、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以及那些沒有法律法規特別授權但是從事公共管理職能的組織。

訴訟重塑
中國行政訴訟法對受案范圍由概括式、列舉式和排除式的三種規定，即使是這樣一種安排，行政受案也有許多的真空地帶，因為中國是以是否是行政主體來確定被訴組織是否有行政訴訟被告資格的。這就導致許多本應屬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組織行為得不到審查，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救濟。其實，傳統行政主體理論所標示的「行政實體法上的獨立權利義務主體與行政訴訟法上的獨立訴訟主體合一」的命題是不準確的。作為行政訴訟主體之一的被告與行政實體法上的行政主體分別屬於不同的領域和階段，其所遵循的邏輯並不相同：其一，被告的確定更多地考慮的是如何有利於當事人訴權的行使，只要是行為者實際地行使了行政權力，就應當成為被告。雖然被告的確定也會考慮到訴訟後果的承擔，但它並不意味著參與訴訟的主體就必須實際承擔最終的實體責任。其二，行政主體所體現的則是實體權力的行使與實體責任承擔的一致性，強調的是某一組織具有行政法上的獨立人格。
因此，行政主體的確立與認定行政訴訟的被告之間並無多少必然的聯系，在很多情況下，訴訟主體可以獨立於行政主體。不管是行政主體還是非行政主體充當行政訴訟的被告，最終的實體責任都是由相同的行政主體承擔的。在確定行政主體和行政訴訟被告資格邏輯關系相分離的同時，中國行政訴訟涉案范圍應該以行政行為侵犯公民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規定為接受司法審查的實質要件；摒棄現今行政訴訟法只承認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組織為被訴主體的規定，在修改行政訴訟法的同時應把行使公共事務職能的社會組織納入行政訴訟領域。這樣，對於中國行政訴訟實踐的順利開展和行政法學研究繼續向前發展，特別是對行政相對人的權利保障，中國依法治國理念的貫徹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⑻ 法律優先原則的在行政法中

「法律優先」一詞，源自德國行政法鼻祖奧托．邁耶之首創，他認為，法律為國家意志中法律效力最強者。到目前為止，德國、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的學者在論述依法行政的基本要素時，也大都把法律優先作為其中的一項。只不過，在他們那裡，法律優先的含義相當寬泛。法律優先（法律優位）這一概念被引人我國行政法學時，多數學者則將其內涵相對限制在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繫上，認為法律優先的基本涵義是指法律優先於行政立法，即強調法律對於行政立法（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優越地位。
在各種社會活動中，法律優先原則還應包括司法活動優先於其他活動，以體現社會對法律的遵從和敬畏。對於一個公民。但參與司法活動和其他活動出現時間沖突時，應當優先參與司法活動，使司法活動得到優先的保障。 在我國行政法學中引入法律優先這一概念是必要的，但沒有必要象德國、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那樣寬泛地使用這一概念。因為他們所使用的廣義上的法律優先一詞，實際上從一個側面表述了依法行政的全面涵義。而目前，我國行政法學明確而公認的概念——「職權法定」已經表述了依法行政的表層涵義，即「任何行政都必須具有法定依據，而不得與之相違反」。只是作為依法行政所依之「法」的關系，尤其是法律和行政立法之間的關系卻一直沒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概念來表述。法律優先一詞則能夠准確而明快的概括出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系。
同時，在這種意義上使用法律優先一詞，也表明在這里，「法律」僅限於狹義上，即僅指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因而與其字面含義相一致。並且，德、日學者所使用的法律優先一詞，只是說「行政」是廣義上的，即法律優越於一切行政活動，而其中的「法律」在本意上則僅限於狹義上使用。因此，將法律優先的基本涵義限定在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繫上是適當的。這樣，法律優先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一起分別從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共同說明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系，進而與職權法定原則一起共同構成了行政法定原則或者依法行政原則的完整內容。
據此，法律優先原則的基本涵義是指法律對於行政立法幾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優越地位。從這個角度而言，法律優先實質上強調的是法律的位階體系。所謂法律位階，是指「一部法律在一個國家法律體系中的縱向地位。」
在我國，權力機關的立法權居於立法活動的主導與核心地位，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法律是行政機關行使行政立法權的依據和基礎。行政立法為從屬性立法，是在國家權力機關立法權保留之外的立法，並要受權力機關的監督。
法律優先原則作為法律位階的行政立法中具體作用的客觀要求，在強調國家立法許可權與行政立法許可權劃分的同時，側重於要求低位階法律規范的制定必須以高位階的法律規范為依據，前者必須服從於後者，並不得與之相抵觸。
據此，法律優先原則又可具體導出「根據（法律）」和「不相抵觸」兩個派生性原則：
一是「根據（法律）」原則。該原則是指行政立法應服從法律位階的要求，以上位法作為行政立法的根據。「根據（法律）」原則理清了立法權在不同地位的國家機關的許可權劃分標准，保障了國家立法體系的統一性和有序性，同時也是對行政立法內容的一種限定，使行政立法遵循上位法的規定，符合內容合法有效的成立要件。
二是「不抵觸」原則。所謂「不抵觸」，是指在法律位階的層級結構中，下位階的法律不得與上位階的法律相沖突，凡有沖突應以上位階的法律為准繩。與「根據（法律）」原則相比，「不抵觸」原則主要側重於行政立法的內容不得與法律相抵觸。行政機關為了執行法律而進行行政立法，必須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和原則，其立法內容不得與法律相悖。

⑼ 法律優先和法律保留的區別

所謂法律優先，是指上一層次法律規范的效力高於下一層次法律規范。
原則要求：在上一位階法律規范已有規定的情況下，下一位階的法律規范不得與上一位階的法律規范抵觸；上一位階法律規范沒有規定，下一位階法律規范作了規定的，一旦上一位階法律規范就該事項作出規定，下一位階法律規范就必須服從上一位階法律規范。實踐中，若是法律、法規、規章均對某事項作了規定，法規、規章與法律不一致的，適用的順序依次是法律、法規、規章。這是行政機關在依照法律、法規、規章實施行政管理時必須遵守的基本准則。
法律的優先適用原則包括基本法優於部門法；部門法優於地方法；新法優於舊法。
法律保留的思想產生於19世紀初，最早提出該概念的是德國行政法學之父奧托·邁耶。根據邁耶的經典定義，法律保留是指在特定范圍內對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因此，法律保留本質上決定著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界限，從而也決定著行政自主性的大小，
法律保留是指憲法關於人民基本權利限制等專屬立法事項，必須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代為規定，行政機關實施任何行政行為皆必須有法律授權，否則，其合法性將受到質疑。
行政行為的做出必須有法律依據，法律沒規定的行政主體不得擅自做出行政行為。
區別：
首先，法律保留原則不同於我們平常所說的法律優先原則。法律優先原則是指一切行政行為都要與法律規范相一致，不得與之相違背。相比之下，法律優先原則只要求行政行為不得違背法律，至於法律沒規定的情況下，行政行為能不能作出，法律優先原則並不過問；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講的「法不禁止皆自由」。而法律保留原則則相反，它要求行政行為必須按照法律規定的作出，法律沒規定的就不得作出；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講的「法無明文規定者不得為之」。所以，法律保留原則要比法律優先原則的要求更高，如果說法律優先原則是對行政主體依法行政的消極要求的話，那麼法律保留原則則是對行政主體依法行政的積極要求。
而且雖然法律優先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都是行政主體必須遵循的，但更能體現行政法基本精神的是法律保留原則。因為法律優先原則僅要求任何行為不得與法律相違背，其實這不僅是對行政主體的要求，而且也是對法治社會中任何一個主體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說它是行政法的一個基本原則話，那麼它也應是民法、刑法等任何其它一個部門法的基本原則。所以與其稱其為行政法的基本原則，還不如稱其為法治的基本原則更准確。但法律保留原則就不同了，它針對行政主體，且只在行政法領域具有普遍指導性，而在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門法領域它就不具有普遍指導性。它這種只鍾情於行政法的特殊性，決定了它才真正稱得上是行政法的一個基本原則。
其次，法律保留原則中的「法律」並不僅限於代議立法所定之規則，而且還包括行政立法所定之規則。法律保留原則的實質是使行政權在立法權的監控之中，以實現「為民行政」的目的。照此法律保留中的「法律」應僅指代議立法所定之規則。但事情並不這么簡單。在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時期，奉行「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觀念，政府職能較少，因而代議立法完全能適應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但20世紀初開始，尤其是二戰結束後，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空前擴大，復雜多變的管理對象、日益專業化的行政技術以及行政效率的內在要求，都使得代議立法再也無法適應行政管理的需要。為此它不得不把一些原本屬於自身的立法權授予行政主體來行使，一旦行政主體獲得這種授權後，它們也就成了立法主體，而它們按照授權所定之規則也成了法律。由此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就不僅僅指代議立法所定之規則，而且還包括行政立法所定之規則。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果行政立法所定之規則也納入法律保留原則中的「法律」，不免使行政主體既是立法主體，又是執法主體，這不就違背了法律保留原則所追求的以立法權（民意）監控制約行政權的基本精神嗎？其實不然，雖然行政立法使行政主體也有了立法權，一定程度上確實削弱了代議機關對它的監控和制約。但我們必須看到行政立法的產生和存在並不是為了取代代議立法，而僅僅是為了代議立法的補充和完善。再則，行政立法本身並不具有獨立性，它必須事先得到代議機關的授權，並在其授權的范圍內進行。這些都使得行政立法還是始終處在代議機關（民意）的監控制約之中，並無任何擺脫。所以，把行政立法納入到法律保留中的「法律」並沒有違背法律保留原則的所追求的基本精神，而僅僅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為了更好地貫徹它的基本精神，我們所採取的方式有所改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