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發展經驗

Ⅰ 中外行政法歷史發展的比較

本人認為，為了更好地比較中外行政法的歷史發展，應該首先了解各自的發展歷史，這是前提所在，然後再分別對中國行政法與大陸法系國家的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進行比較。
一、新中國建立以前行政法的產生與發展
現代意義的行政法在中國產生於民國初期。1914年5月18日公布的《行政訴訟條例》，同年7月15日公布的《行政訴訟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訴訟法。1914年3月21日公布的《平政院編制令》，平政院具有行政法院的性質，行政審判權不屬於普通法院，而屬於平政院。1932年11月27日，國民黨政府頒布了《行政訴訟法》，1945年4月16日又頒布了《行政法院組織法》，這兩個法律規定，行政法院與普通法院分立，專門處理行政訴訟案件。它規定行政訴訟有三個步驟，當事人必須先向行政機關提出訴願和再訴願，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二、新中國行政法的產生與發展
新中國行政法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1、行政法的初創階段（1949－1956年）。這是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初創階段，沒有制定系統的行政法體系，甚至對行政法的認識也是有限的。
2、行政法的倒退與破壞階段（1957－1977年）。這一時期由於反右運動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行政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被破壞殆盡。
3、行政法的恢復階段（1978－1988年）。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82憲法開始，行政法進入了恢復階段。許多領域的行政法律規范相繼制定，初步結束了無法可依的局面。1982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試行）》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審理行政案件，這一規定標志著中國行政訴訟制度誕生的。
4、行政法的發展階段（1989年－）。1989年頒布的《行政訴訟法》具有重大意義，確立了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制約機制，給公民的合法權利以切實的保障，促進了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水平。近年來，行政機關和公民的法律意識有了極大的提高，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對行政權的監督機制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國正朝著「法治國」的目標艱難而穩步地前進著。
三、外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現在人們使用行政法這一概念是指現代意義上的行政法，是資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產物，是在資產階級民主與法制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一、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大陸法系的行政法產生較早，體系完善、理論發達。其特點主要是各國都有兩個法院系統，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都存在兩種法律規則，即公法和私法。法國行政法和德國行政法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但是由於大陸法系各國的歷史不同，在行政法的產生和發展上也存在差異。
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其特點主要是各國都沒有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普通法院在審理各種案件（包括行政案件）時，適用同一體系的法律規則。
1、英國行政法
在英國沒有明確的法律部門的劃分，所以早期的英國沒有明確的行政法概念。作為現代意義的行政法是17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的，它是資產階級革命和改革的產物。
2、美國行政法
美國行政法受英國行政法的影響產生較晚，美國行政法的產生是同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相聯系的，1887年成立的州際貿易委員會被認為是美國行政法的開始。從羅斯福「新政」開始，美國行政法迅速發展，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是美國行政法上劃時代的法律，該法以美國憲法中的正當法律程序為基礎，建立起准司法的行政程序。
四、歷史發展比較
外國行政法主要分為兩大法系行政法，即為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
1、中國行政法與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
雖然中國屬於大陸法系國家，但中國行政法相對大陸法系其他國家的，特別是法國、德國的而言，起步較晚。從產生開始，中國的行政法就直接或間接的受到德國行政法的影響。
2、中國行政法與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
與英美法系國家相比，中國行政法研究則起步較早，重視程度也較高。中國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產生於民國初期，而英美法系國家直到19世紀後半葉，其
學者們才開始注意行政法的功能並逐步建立了理論體系。在英國，作為一門科學，行政法研究真正受到重視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事情；美國行政法的發展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
從當代行政法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外行政法日趨融合。兩大法系互采之長，英美法系的行政法范圍向廣義演進，既包括程序法，又包括實體法，既包括內部行政法，又包括外部行政法。過去上訴法院把行政案件看作私法案件，由民事庭審理，現在，上訴法院專設了行政庭，審理行政案件。大陸法系行政法已經突破公法的范圍，在一些行政領域適用私法，在法德等國，行政私法已成為流行詞，公私法的界限日漸模糊。
參考文獻：
1、《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應松年，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
2、《新編行政法學》，譚宗澤，重慶出版社，2001年。

Ⅱ 社會法治國階段，行政法出現了哪些新發展

中國行政法經歷了三個主要發展階段，分別服務於法律規則國家、法律國家和法治國家三個不同歷史時期。
一、法律規則國家時期的「以法行政」（1978-1989）
1978年，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之後，以鄧小平為首的新一屆黨和國家領導人深刻意識到政治官員、行政官員遵守法律的重要性。隨後，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人治」與「法治」的大討論。十年浩劫給人們留下的巨大創傷使這次討論在痛定思痛、以史為鑒的認識下深入進行。最終，「法治」戰勝了「人治」。中國從此堅定不移地走上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之路。
這一時期，我國制定了大量的行政組織法律、法規，如1979年7月1日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與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1982年10月10日的《國務院組織法》等。在行政活動領域，1986年9月5日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作用顯著。
從黨的政策到國家法律，行政活動依據的政治色彩被逐步淡化。但是這一時期的行政法律規范，由於主要規定行政相對人的義務而鮮有提及行政機關的職責，而往往被看作是實現行政管理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管理社會事務、管理行政相對人。
與文革期間的法律虛無主義相比，「以法行政」無疑代表著一種進步。因為，運用法律治理社會暗含著對行政恣意的否定和抵制。然而，在希望行政機關同公民一樣遵守法律的呼聲日漸強大的社會背景下，僅具有這樣的行政法認知是遠遠不夠的。這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89年4月4日的《行政訴訟法》揭開了中國接受依法行政理念、踐行行政法治的序幕。
二、法律國家目標下的控權法（1989-2000）
受中國傳統「中庸」思想的啟發，一部分行政法學者提出了「行政法平衡理論」，認為行政法不應當只是行政機關的特權法，而應當同時是行政機關的義務法。雖然單方規則制定權、命令權和行政決定效力先定等特權，使得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在行政管理階段處於優越的地位，但這種不平等應當通過多種事後監督機制和若干程序規則來加以修正與平衡。這一時期，中國建立起多種針對行政機關的監督機制。它們各有所長，互不排斥。
1．行政訴訟。
1989年4月4日頒布的《行政訴訟法》被公認為中國行政法治里程碑式的法律文件，它標志著中國正式接受法治行政理念與原則。按照這一法律的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為了平衡行政機關在行政過程中的優勢地位，該法律還特別設計了若干有利於行政相對人訴訟的制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之訴中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即，由作出受訴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提出證據證明其行為的合法性，否則將承擔敗訴的風險。
2．行政監察。
為了加強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中國重新採用古代的監察御史制度。1997年5月9日的《行政監察法》確立了行政系統內部的監督機制，以保證政令暢通、維護行政紀律、促進廉政建設、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根據這部法律的規定，全國的監察工作由曾經在1959年被取消、1986年恢復的監察部主管。
3．行政復議。
依據1990年12月24日的《行政復議條例》的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向原行政機關或上一級行政機關請求復查該行為的合法性與適當性。這部《條例》後來為1999年10月1日生效的《行政復議法》所取代。從此，行政相對人不僅可以通過行政復議質疑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與適當性，還可以請求復議機關一並審查作為受爭議具體行政行為依據的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4．國家賠償。
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憲法享有的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1994年5月12日的《國家賠償法》規定，「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確立有別於民事賠償的國家賠償制度是中國邁向法治國家的重要一步，它明確肯定了行政機關應當為其侵權行為造成的不利後果承擔責任的法律原則。經過十幾年的實踐，這部法律逐步暴露出歸責原則過於單一、賠償范圍過於狹窄、刑事賠償程序有失公正、賠償標准過低等不足。目前，全國人大正在積極修訂該法律。
5．非訴行政程序。
在學者有關「程序正義」、「正當程序」的研究推動下，中國立法機關一改「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確立了一系列旨在加強行政相對人權益保護的程序規范。1996年3月17日的《行政處罰法》和2003年8月27日的《行政許可法》均肯定了行政相對人知曉行政決定事實、依據及理由、進行陳述與申辯的權利，要求聽證的權利和被告知權利救濟途徑等程序性權利。《行政處罰法》更是明確要求「行政機關必須充分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對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應當進行復核；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或者證據成立的，行政機關應當採納。行政機關不得因當事人申辯而加重處罰。」
三、依法治國藍圖下的平衡行政法（2000-2008）
1999年3月15日，中國在憲法中庄嚴宣告「中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此，中國進入了建設法治國家的新時代。如果說「法律國家」首先意味著行政機關要遵守法律且法律至上，「法治國家」則要求行政機關不僅要遵守法律，而且要服從憲法規范及其所確立的價值體系，努力將自己打造成為一個透明、誠信、尊重人權的政府。
1．行政法推進尊重人權的法治政府建設。
在一個法治國家，法律不應當只是國家治理的工具，它同時承擔著為公共決策、行政行為劃定邊界、為行政相對人確認權利的功能。換言之，行政法應當兼有保障行政權與控制行政權的雙重功能，並盡可能地在公權力與私權利間實現平衡。
中國傳統上是一個「重集體、輕個人」、強調社會成員義務的國度。「權利」概念只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在中國出現。盡管許多學者、仁人志士為權利概念在中國的傳播做出努力，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段內中國人依然不能很好理解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也不知道該怎樣在法官等有關機關面前主張和實現自己的權利。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成員「經濟主體」地位被逐步確立。這對其形成權利觀念和開展維權行動奠定了基礎。為了保護自身的經濟利益，人們開始運用多種手段進行自我權益維護。在《行政訴訟法》的激勵和保障下，在過去的20年間，行政訴訟案件數量逐步增加。最高人民法院的統計顯示：1989年至2008年間，中國各級人民法院共受理各類一審行政案件1 405 085件，審結1 401 532件，結案率為99.7%，案件類型多樣，涉及經濟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城市規劃、基礎設施建設、企業改制、自然資源開發與利用、勞動和社會保障、農村土地確權、土地徵收、土地違法制裁、環境保護及計劃生育等眾多領域。應當承認，由於受到傳統「厭訴」思想的影響，行政訴訟並不是社會成員實現權益救濟的首選途徑，但也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2000年以後，中國在行政領域逐步採取措施，廢除了一些無視公民基本權利、自由的制度，代之以尊重和保障人權的人性化措施。2003年的「孫志剛案」 直接導致實施了20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充分體現對社會弱勢群體關懷的收容救助辦法。從收容遣送到收容救助，不僅僅是行政機關工作方式的轉變，它同時意味著個人社會地位的提高。每一個社會成員不再是行政管理的「對象」，而是與行政機關平起平坐的「主體」，他們享有作為人所應當享有的權利，特別是在遭遇困難時有從國家獲得幫助的權利。
在羈束行政情況下，行政機關手中的權力同時構成其行為的義務。當行政機關怠於履行法定職責並給相對人造成損害時，行政機關應當予以賠償。這是最高法院為2000年的「李茂潤案」所作司法批復給出的結論。在該批復中，最高法院明確指出，「由於公安機關不履行法定行政職責，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遭受損害的，應當承擔行政賠償責任。」
2004年3月，國務院頒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確立了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這部《綱要》揭示出新形勢下行政權與公民權的源流關系：行政權不再被看作是可供行政機關自主支配的特權，它來源於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因此，行政機關必需在尊重公民權利的前提下為維護公共利益而行使行政權，否則將承擔行為被撤銷、賠償損失等不利法律後果。
2．行政法推進誠信政府建設。
在建設法治國家的過程中，政府應當向普通民眾一樣注重自身的名節與信譽。政府要以誠信的方法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不得制定具有溯及力的規范性文件，不得隨意撤回或變更既已做出的行政行為，在撤銷或變更行政行為給行政相對人造成損失時，應當予以賠償。2003年8月27日的《行政許可法》首次在中國實定法上肯定了國際通行的信賴保護原則。不僅要求行政機關以坦誠、富有誠意的方式及時處理申請人提出的許可申請，而且規定在非因被許可人過錯而違法從而導致許可被撤銷的情況下，行政機關應當賠償由此給被許可人造成的損失。
3．行政法推進透明政府建設。
建設法治國家必須同時推進民主。近些年，中國在完善代議制民主的同時，採取措施發展參與式民主。然而，無論哪種民主的發展都離不開公民知悉權的實現。為此，2007年1月17日，國務院頒布《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不僅劃定了政府依職權公開信息的范圍，還明確了依申請公開信息的程序規則。按照該條例的規定，所有行政機關應當主動公開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者參與的、反映本行政機關機構設置、職能、辦事程序等情況的信息。另外，各級政府及其部門還應當根據各自職責許可權有重點地公開政府法制、統計、財政、決策及日常活動信息。屬於主動公開范圍的政府信息，應當自該政府信息形成或者變更之日起20個工作日內予以公開。除了行政機關應當主動公開的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還可以根據自身生產、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國務院部門、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門申請獲取相關政府信息。有關機關應當在收到申請之日起的15個工作日內予以答復。
1978年至2008年，從向世界敞開國門，到在憲法層面確立建設尊重人權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目標，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立法高潮期。這些法律、法規的出台雖然一時無法與西方法治發達國家完備的法律體系相媲美，但仍為目前中國的國家治理、社會生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然而，法治國家的建設不能滿足於金字塔型法律規則體系的構建，而更應當關注憲法權利的真正落實。如今，世界各國普遍宣布接受法治原則，承諾建設法治國家，以至於「建設法治國家」成為一種時尚「標簽」或「符號」。為了有別於他國，我國應當落實這一治國方略和憲法原則。這其中，以尋求行政權與公民權間合理平衡點為目標的行政法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依法治國始於依法治政。我們深信，建成一個透明、誠信、尊重人權的法治政府將是對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最直接和最根本的推動。

Ⅲ 行政管理學發展的歷程

行政管理學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工業革命帶來了社會化大生產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為行政管理學的產生奠 行政管理
定了物質基礎；行政管理的實踐為行政管理學的產生提供了有益的經驗材料；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的發展為行政管理學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基礎。 行政管理學概念最早由德國學者L.von施泰因提出，他於1865年撰寫的《行政管理學》一書，用行政法的觀點闡述行政問題。1887年美國學者T.W.威爾遜發表了《行政管理學之研究》一文，主張政治與行政分離，建立一門獨立的行政管理學科。威爾遜因此被譽為行政管理學的奠基人。1893年美國學者F.J.古德諾出版了《比較行政法》，此書成為美國的第一部行政管理學教科書。1900年他出版了《政治與行政》一書，提出行政與政治分離的理論。此後，愈來愈多的學者把行政管理學作為單獨學科加以研究。1926年美國學者L.D.懷特撰寫了《行政管理學導論》一書，論述了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講求效率的必要性，以及對行政管理進行科學研究的可能性。1927年美國學者W.F.威洛比發表了《行政管理學原理》，比較系統地闡述了行政管理學理論體系。行政管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已基本形成。 行政管理學的產生和形成受到當時工商企業科學管理的影響，並從中吸收了許多原理、方法。1911年美國管理學家F.W.泰勒根據長期實踐經驗，撰寫了《科學管理原理》一書，提出一套企業科學管理的理論。法國管理學家H.法約爾提出了組織管理功能理論，並在實踐基礎上總結出14條管理原則，對改進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和發展行政管理學起了積極作用。這個時期，通常被稱為科學管理時期或傳統理論時期。其理論的主要缺陷表現在過分重視機械效率，忽視社會效益；把行政組織視為封閉式組織系統，忽視組織外部環境的影響；片面強調人的物質利益，忽視人的精神因素，缺乏對人的尊重。 20世紀3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工人運動的發展，使傳統理論受到很大沖擊。1927～1932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G.E.梅奧等人通過霍桑實驗，提出人際關系理論。美國學者C.I.巴納德在《執行者的職能》中提出均衡理論。20世紀40年代以後，美國學者А.Н.馬斯洛提出需求層次理論，美國學者F.赫茨伯格在《工作的動機》提出雙因素理論，美國學者D.麥克格雷戈提出X理論和Y理論。與此同時，美國學者H.A.西蒙開創了以行政決策為重點的行政管理學研究的新領域。他從人的有限理性出發，把決策理論、數學方法、計算機學融為一個新的研究體系。美國組織學家J.G.馬奇提出理性與組織融合理論；美國政治經濟學家C.E.林德布洛姆提出漸進決策理論。他們把行為科學和決策理論用於行政研究，對行政管理學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這個時期通常被稱為行為科學時期。 行為科學推動了行政管理學的發展。 行政管理學的研究從只注重行政組織結構、法令、規章制度及權責分配，到同時重視組織成員意見的溝通、個人慾望的滿足、非正式組織的作用；從只重視監督制裁到重視激發人的積極性；由專斷領導到民主管理；由「重事」到「重人」。這些都表現出行政管理學的飛躍。但是，這個時期又出現了新的片面性，如過分強調人的行為因素；過分注重人的理性作用，忽視了組織結構、法制的作用，忽視了環境的影響作用等。 60年代，行政管理學理論有了新的突破，進入了系統科學階段。主要特點是廣泛應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管理科學的新成就來研究行政管理，特別是重視運用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論。系統管理理論認為，行政組織是由許多相互依存的不同要素所構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系統,各個部分彼此獨立,但又相互依存和制約。因此，行政管理既要重視行政系統與外界環境、外部系統之間的關系,又要重視行政系統內在各部分之間的關系;既要強調行政組織結構、工作程序等因素，又要強調人的因素。還認為管理活動中內外環境復雜多變，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人的價值日益受到重視，要尋求唯一最佳管理方式是困難的。所以主張隨環境變遷來選擇管理方式。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提倡生態系統理論的美國學者F.W.雷格斯；主張社會系統理論的美國學者T.帕森斯；研究環境系統理論的美國學者F.E.卡斯特;以及提出Z理論的美籍日本學者威廉·大內等。系統管理理論已被普遍接受，成為當代研究行政管理的一種值得重視的理論。
編輯本段在西方國家的興起
行政管理學誕生於美國。美國的學者和改革家對此作出了重要貢獻。1887年，威爾遜發表的《行政研究》，1900年，古德諾出版《政治與行政》以及1926年懷特懷特(Leonard D?White 1891～1958)出版的《行政學導論》，對行政管理學的主要內容作了論述，使行政管理學成為一個獨立的重要學科。 西方國家公共行政學的階段 行政管理
有的學者把西方國家公共行政學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傳統的行政管理階段（大致期間為1900年以後）；人性的行政管理階段（大致期間為1930年以後）；系統權變的行政管理階段（大致期間為1960年以後）。有的學者把它分為形成階段——傳統管理階段；成長階段——科學階段；科學化階段——現代化管理時期。 西方國家公共行政學產生的條件 行政管理學於19世紀末萌芽到20世紀初誕生於美國，是有歷史必然性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經濟發展到更高階段，上層建築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就政府行政活動的變化而言，主要有： 1.政府職能由政治統治擴大到對經濟和社會事務的管理，由消極放任「守夜人」變成積極干預社會生活的「行政國家」。 2.行政職能加強和行政活動范圍擴大，使行政機構迅速增加，行政人員隊伍日益壯大；而「功績制」的實施和「政治中立」原則的確立，更促使行政成為「非政治化」的管理領域。 3.行政機構臃腫所造成的龐大的財政開支和效率極低的官僚作風，妨礙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 上述客觀條件，推動了行政管理學產生於當時的美國。因此，從這一意義上說，行政管理學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到更高階段的產物，威爾遜等人則是順應這一時代需要並進行了理論創造的著名代表。 同時，學科發展也為行政管理學能獲得長足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編輯本段西方行政管理學的發展趨勢
行政管理學在西方各國的發展演變有如下情形：由政治與行政分離的研究，到政治與行政配合的研究；由靜態的研究到動態的研究；由以事為中心的研究，到以人為中心的研究；由法規的研究到行為的研究；由機械的效率觀到社會的效率觀；由單科的研究到科際的研究等。發展趨勢表現為： (一)研究領域的拓寬和加深 (二)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更結合實際 (三)不同學派之間的爭鳴和交流 三、行政管理學在中國的重建和發展

Ⅳ 請談談行政法基本原則在實踐中的運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將於今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是一部規范我們各級政府行為的重要法律，也是世界上以單行法形式頒布的第一部行政許可法。因此，行政許可法的制訂和實施還沒有現成的、成熟的經驗可以讓我們借鑒，還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不斷的探索和完善，這是不同於以往任何一部法律在制訂和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客觀情況。當然，在實踐過程中，從屬於行政法部門的《行政許可法》在制訂和實施的過程中必然要受到行政法原則的指導，以更好的體現出制訂該法的價值取向，彌補法律制訂中的疏漏，協調法律實施過程中的矛盾和沖突。

傳統中國行政法理論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歸納為行政合法性原則和行政合理性原則，然而近些年以來，行政公開原則以及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原則也越來越被國內行政法學界所認同。我國以單行法的形式頒布了《行政許可法》，其目的正是要規范我國各級政府的行為，限制政府權力的濫用，以更好的保護起行政相對人的權利。而作為行政法原則之一的信賴保護原則，其出發點就在於限制政府行為的隨意性，督促政府對自己的言行負責，保護公民基於對政府的信賴所產生的利益。因而，我們不難看出，信賴保護原則對於行政許可法的制訂和實施有著固然的指導性價值，將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政府實施行政許可行為方面，將會有助於更完善的保護起公民的利益，並有助於誠信政府的構建。可喜的是，在我國即將實施的行政許可法中已經在很多方面體現出了信賴保護原則，盡管在有些方面體現的還不是特別充分、完善。本文寫在《行政許可法》即將實施之時，更多的是希望信賴保護原則及其理念能被學界和政府部門所認同和理解，並能使信賴保護原則被貫穿並運用於政府的行政許可之中，從而更好的保護起公民的信賴利益，樹立誠信政府的良好形象。

一．行政法學理論中的信賴保護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最早出現在德國197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中，《聯邦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款規定：「提供一次性或連續性金錢給付，或者以此為條件的行政行為違法的，不得撤銷，但以受益人信任該行政行為存在，並且該信任在權衡撤銷的公共利益的情況下值得保護為限。如果受益人已經使用給付，或者財產處理不能恢復原狀，或者恢復原狀會造成受益人無法預料的損失的，原則上應當保護信賴。」韓國1996年《行政程序法》第4條對信賴保護原則有了新的發展：「1、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應本於誠實信用為之。2、法令之解釋或行政機關之慣例為國民普遍地接受後，除對公共利益或者第三者的正當利益有明顯危害之慮外，不得以新的解釋或者慣例溯及而為不利之處理。」我國台灣地區於2001年1月1日施行的《行政程序法》吸收並發展了信賴保護原則，於第8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1] 以上可見，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法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並不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概念，其外延呈現出越來越大寬泛的趨勢。一般認為，狹義的信賴保護原則只限於運用在授益性行政行為中，即若行政機關要撤消先前的授益性行政行為，而行政受益人又存在值得保護的信賴利益，則行政機關不得撤銷先前的受益性行政行為，除非不撤消將明顯損害到公共利益，則只能在給予合理補償的前提下才能撤銷。廣義上的信賴保護原則擴展到了保護由一切行政行為引起的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失。行政許可作為一種典型的授益性行政行為，信賴保護原則顯然應該成為行政許可行法的基礎性的真理和原理，並成為實施行政許可行為的指導性原則。

為了更好的理解信賴保護原則，我們需要知道在哪些情況下行政相對人以及其他利害關系人可以適用信賴保護原則尋求保護。一般來說，使用信賴保護原則需具備以下三個要件：首先，信賴對象為行政行為，至少具有公權力行為的外貌，至於它是合法還是非法不成問題，除非它因重大明顯之瑕疵而無效；其次，相對人因信賴該行為而作出一定的安排，而不止有信賴的意思表示；再次，對行政行為的信賴是正當的、有生活經驗上的根據的。根據各國的行政法理論，一般來說下列行為是不能尋求信賴利益保護的：1.行政行為因為相對人採用欺詐、脅迫、賄買或者其它不正當手段作出；2.相對人對重要事項為不正確或者不完全的說明；3.相對人明知行政行為違法，或者應知其違法但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違法；4.行政行為顯然錯誤；5.行政機關預先保留變更權。 [2]

二.信賴保護原則在我國《行政許可法》中的體現和不足

我國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起步較晚，至今仍未給予信賴保護原則以足夠的重視。我國目前還很少開展對信賴保護原則的研究，立法中也沒有信賴保護原則的明確規定，實踐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將其作為行政主體進行行政活動的要求，這與現代行政法治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

值得慶幸的是，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於2003年8月27日通過，並將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開始關注起信賴利益保護的問題，並實際上已經把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其中。該法第八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取得的行政許可受法律保護，行政機關不得擅自改變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法律、法規、規章修改或者廢止，或者准予行政許可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的，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由此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財產損失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補償」；該法第六十九、第七十條明確規定了行政許可可以撤消和注銷的幾種情況及限制條件，並確立了行政機關由於撤消行政許可給相對人造成損害的賠償責任。

當然，在這部行政許可法中信賴保護原則還沒有得到完全的、充分的體現和運用。首先，行政許可法在總則中只把公正、公平、公開以及便民作為行政許可設定和實施的的原則，並沒有明確的提出信賴保護的原則。顯然，行政許可法中的這些原則只注重了在行政許可設立和授予過程中對政府行為的規范和對公民利益的保護，然而，這些原則是很難運用於行政許可授出後的實施階段的，這很容易造成政府在行政許可實施階段行為的隨意性，使得行政許可的喪失穩定性，從而造成對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害。如果能把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其中，則這些原則基本可以貫穿行政許可行為的整個過程之中，從而對行政許可行為起到更好的指導作用。其次，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對於行政機關自身的違法、越權等情況下作出的行政許可籠統的規定為可以撤消，而不管相對人是否善意、有過錯，這樣的規定明顯有違於信賴保護原則。依據信賴保護原則，只要被許可人是基於合理的信賴並善意的取得該利益，那麼行政機關自身的錯誤或者是違法行為的後果就不能由行政相對人來承擔。因此，關於許可法中的這一條款，本人認為還值得商榷。再次，行政許可規定了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的唯一情形——即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這樣的規定不僅過於單一，而且由於對公共利益沒有統一、明確的解釋，很容易造成行政機關對公共利益的濫用。但是，如果能夠合理利用信賴保護原則的幾種排除保護情形，在行政許可法中賦予行政機關預先保留變更或撤銷行政許可的權利，通過聽政、協商等方式與相對人約定具體、明確的變更、撤消情形，這樣做不僅可以事先給予相對方以合理的預期並減少其信賴利益受損的可能，也可以通過這樣的保留使行政機關在許可實施過程中有了一種對被許可人更為有效的監督手段。此外，行政許可法也沒有完全確立起信賴利益保護的途徑。就理論上來講，對相對人的信賴利益主要有兩種保護方式，即存續保護和財產保護。所謂存續保護，即因行政行為而產生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不論其是否合法，一律要穩定行政相對人所信賴的法律狀態。所謂財產保護，即在必要時則打破原有法律狀態，而對行政相對人因信賴行政行為而遭受的損失予以財產上的保護。我國目前的行政許可法對行政相對人的信賴利益還是主要採用不完全的財產保護，對於存續保護還沒有明確的、有效的救濟途徑。

對於我國這樣一個一直強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國家而言，在行政許可中能將私人合法權益置於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同等地位予以考慮，能開始注意到對公民信賴利益的保護，這表明我國行政法治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已經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可是，在行政許可法中只靠幾條簡單的法律規定並不能使我們對信賴保護原則擁有足夠的理性認識，無法自覺而又全面地運用信賴保護原則。因此，有必要加強對行政法學中信賴保護原則的研究。我們在行政立法中，沒有信賴保護原則這樣一個核心思想的貫穿，對公民信賴利益的保護將會是鬆散的不成體系的；同時，信賴保護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一種理念，我們在行政活動過程中，需要信賴保護這樣的理念的貫穿，從而使每一個公民，包括行政機關人員，自覺全面地運用信賴保護原則來行政、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三．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許可中的主要運用：

（一） 運用信賴保護原則可以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進行事前的控制：

信賴保護原則其意義不僅在於提供事後的權利救濟，保護公民的信賴利益不受損害；信賴保護原則的運用也給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提出了要求——不得隨意作出、不能任意變更，否則就有可能承擔起由損害公民信賴利益而產生的責任。因此，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許可中的運用可以增強行政機關的責任感，通過明確的責任承擔機制來反響約束和監督行政許可行為，使得行政機關在設立行政許可時不得不三思而後行，由此起到事先規范行政行為，防止行政許可的隨意性的效果。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時必須審慎，不僅僅要考慮到作出的行政許可是否合法、合理，筆者認為，還必須要考慮以下這些方面。第一，行政機關必須有明確的分工和協調，行政許可在設立時就要防止不同部門之間的行政許可相互交叉、矛盾、沖突，以避免因為今後不斷的調整而可能給相對方造成的信賴利益的損害；第二，由於行政許可是基於對普遍行為禁止為基礎的，所以行政機關在設立行政許可時還要考慮是否在將來一定時期內有必要進行這種禁止，可禁可不禁的或者只是為了短期目標的，就盡量避免使用行政許可的方式，以提高行政許可的穩定性和信賴度；第三，應該將只能一次性授出、無法收回的行政許可（如對自然資源開採的許可）和可以收回的行政許可（如對特許經營權的授予）作出區別對待。對於前者行政許可的授予必須特別慎重，採用諸如潛在的被許可人競爭性的方式和綜合評判的方式予以授權（如招投標方式）；而對於後者則應對行政許可的期限以及撤消情形作出合理的、明確的規定，在給相對人合理預見的基礎上，利用信賴保護原則本身排除損害賠償的例外情形——預先保留變更許可變更權，來妥善解決行政許可中對將來情況難以預計的難題，當然這種方式要求行政機關和相對人之間的互動，單方面的允許行政機關保留許可變更權必然會造成權力的濫用，因而可以採取諸如聽政、協商等方式來解決。

（二）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不得損害相對方的即得利益：

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許可，是基於對普遍行為禁止的基礎上的。行政許可當然的對許可實施以後的未經許可的行為具有禁止的效力，然而信賴保護原則的存在又要求行政許可不得任意禁止行政許可施行前已經存在的合法行為，不得隨意限制或者損害相對人已經依法取得的利益，除非該行為與利益的存在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公共利益，否則應該優先對該行為作出許可的追認。雖然政府的行政行為必然要與社會發展變化相適應而不斷調整，然而政府的行為如果割斷歷史，沒有連續性，不注意對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護，則社會生活必然處於不穩定狀態，也就談不上公民對政府的信賴。實際上，這也是法治國家普遍信奉的「禁止不利變更」原則的又一體現。在法國，信賴保護主要是通過限制立法機關制定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規范、保護既得權益的方式表現出來的。 [3] 因此，在我們行政許可法即將開始實施的階段，特別要注意行政許可在對於普遍行為進行限制之時，對於過去已經存在的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護，有條件給予許可的，就應該優先對其承認並給予其許可；由於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能再允許其存在的，就應該予以適當的補償。這種「禁止不利變更」的做法也應該是對信賴保護原則的一種擴展。

（三） 行政許可的撤銷必須受到限制

「行政機關與人民事務往返之間，往往使人民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與持續性產生信賴。當無明顯的事由足以證明此信賴與公共利益相違背時，應對其予以適當保護。信賴保護原則固然在許多公法領域都有適用的餘地，但於行政行為的撤銷最具直接關系」。 [4] 從依法行政的角度講，行政機關如果作出了違法的行政行為，有權機關應當依其職權並經正當程序予以撤銷。但是，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是否撤銷違法的行政處分，應衡量行政合法性的公共利益與人民信賴該行政處分的信賴利益，而非一意維護合法性」。具體地說，在一般情況下，對違法的不利具體行政行為（或稱負擔行政行為），有權機關可隨時依法撤銷。因為在一般情況下，撤銷不利具體行政行為通常不發生相對人既得利益或信賴利益的保護問題。 [5] 然而行政許可在一般來說都是授益性行政行為，撤消該行為通常會損害到相對人信賴利益，因此行政許可的撤消必須受到嚴格限制。只要被許可人是善意的、無重大過失的，那麼由於行政機關自身的原因，如違法、超越職權、或者疏漏而作出的行政許可就不得任意被撤消。除非如果不撤消將會嚴重損害到公共利益，然而即使這樣也應該給予相對人信賴利益損失的賠償。

（四） 行政許可的廢止應受到限制

在行政法上，行政行為的撤銷是針對違法行政行為而言的。而行政行為的廢止則是針對合法行政行為而言的，它是指因客觀情況的變化，原行政行為不再適應新的情況，有權機關決定終止該行為往後的效力。一般情況下，對合法的不利行政行為，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裁量是否廢止。對合法的授益行政行為，如行政許可行為，除非法律上有特別規定，原則上不得廢止。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在下列情況下行政許可不得廢止：1.如果行政機關在廢止該行政許可後又有義務作出內容相同的行政許可的（例如由於城市道路擁擠，提高發放車輛牌照標准，對已申請到牌照，符合原來發放標準的許可就不應該廢止）；2.行政機關曾對第三人承諾不廢止該行政行為的；3.按法律、一般法律原則、行政先例或行政行為的特徵等要求，不得廢止的。但當出現了下列情形時，可以部分或全部廢止：1.行政許可在作出時就附有廢止保留條款；2.行政許可附有履行義務，而相對人未及時履行該義務或未在法定期限內履行該義務；3.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法規或事實基礎發生了變化，如不廢止該行政行為，則將會給公共利益造成危害，且該危害大於相對人將會受到的信賴利益的損失。在上述三種情形中，前二種是可歸責於相對人的事由所造成的。如第一情形，相對人明知或應知行政機關將來要在一定條件下廢止該行政許可，因而不產生信賴保護的問題。第二種情形是因相對人的過錯造成的，也不符合信賴保護原則的構成要件。但是第三種情形實屬情勢變更所致，故行政機關在廢止行政許可時，應充分考慮信賴保護原則，對被許可人的信賴利益進行補償。

--------------------------------------------------------------------------------

[1] 朱麗琴：《試論行政程序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選自《法學雜志》2003年，第二期

[2] 何海波：《通過判決發展法律――評田永案件中行政法原則的運用》，摘自上海法律與經濟研究所網站：http://www.sile.org.cn/zlk/list.asp?articleid=288

2 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45、第158-167頁。

[4] 黃學賢：《行政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研究》《法學》2002年第5期

[5] 城仲模：《現代行政法學發展的新趨勢》，載《行政法專集》（一），台北市公訓中心印行，1990年版，第126頁。

（邵俊: 同濟大學法律系憲法與行政法碩士研究生）

Ⅳ 急求！！！！！！！《行政法學》學習心得

通過參加**縣人大法律培訓班學習，我對法律條文由表面理解到深層次內涵的深刻領悟，有了質的變化。對照所學的知識，結合本職工作，聯繫到執政為民、依法辦事上，真正覺得法律對一個基層幹部來說，既是護心鏡，又是當家寶。
——領悟學法的重要性

普法教育已經開展了十幾個年頭，隨著法律知識的不斷普及，公民法律意識的明顯增強，各級幹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覺性不斷提高，維護了社會穩定，促進了經濟發展。聯系自身工作經歷，我認為，法律知識的匱乏，法律運用的不完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極大程度地阻礙著經濟發展，引發著各種矛盾。無論在工作方式上，還是在決策領域上，總是習慣於運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而不善於運用法律手段。雖然認識到學法的重要性，但知識准備不足；雖然對法的公正價值有了認識，但樹立信心不足；雖然有了一定的法律知識，但依法辦事的能力低下。隨著公民法制觀念的普遍增強，領導幹部的思想、言行，毫無掩飾地接受著群眾的裁判。所以說，作為基層的一把手、大當家，不僅要自己學好、用好法律知識，還必須引導群眾學好法律知識，運用法律去溝通思想、交融感情、理順工作、維護正義、實現和諧、謀求發展。尤其是在飛速發展的經濟社會，窮富懸殊的差異，急功近利的貪欲打破了心態平衡，盲目的發展，使土地、水資源、森林、能源等出現了嚴重的生態赤字，私慾的膨脹占據了法律的位置。當我面對愚昧的做法，面對貪婪的糾纏，面對苛刻的質疑，面對辦一件事得不到理解，面對辦一個企業是如此艱難時，深深感到：法律意識淡薄和執法的蒼白，是那樣毫不留情地阻礙著發展。因此，這一個多月的法律知識學習，對我是個很大的鞭策，更是一個很大的收獲。我不僅一掃缺少法律知識帶來的困惑和迷惘，更收獲了增長法律知識帶來的巨大財富。所以說，學法重要，用法必然，執法關鍵。
——堅持學法的自覺性

作為一名基層領導，在日常生活中加強法律法規學習，不斷增強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提高自身法律素質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是關繫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黨委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形象的大事。我深深體會到，當人大代表要學好《代表法》；搞行政事務要學好《公務員法》、《行政許可法》；抓生產要學好《農業法》、《土地法》；植樹造林要學好《森林法》；項目引進要學好《環保法》；優生優育要學好《計生法》；調解糾紛、維護穩定要學好《民法》和《刑法》，如此等等，每一項工作都涉及到法律法規。要學深學透，靠上級安排不行，必須形成自覺的、有序的、重點的學習風氣和習慣，只有不斷學習，不斷充實，不斷領悟，依法履行職責的觀念才能得到增強，自身法律素質才能明顯提高。
——提升用法的技巧性

學法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用法。通過從書本學到實踐學，我深深感到，只有把學習法律知識與依法辦事緊密結合，與管理工作緊密結合，與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緊密結合，在涉及經濟建設、社會發展重大問題決策時，才能做到充分論證，依法決策，才能運用法律手段解決改革、發展、穩定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如何去用法？我認為：

一是思想上綳緊「一根弦」。計劃辦什麼事，首先要在思想上打問號，符合法律的就去預謀、策劃；計劃說什麼話，先想想群眾願不願聽，聽了是什麼反映，會有什麼效果和後果，用換位思路反復去想，自己先和自己過不去，直到說出來公平、公正、依法為止。

二是工作中穿好「二根線」。作為書記、鎮長一肩挑，又是一名人大代表，必須撲下身子，深入基層，從群眾的角度去審視問題，以發自內心的真情與群眾溝通交流。在今年「七一」煤礦60萬噸甲醇項目征地補償的問題上，群眾一時不能理解，我就堅持「換位思考」，除親自接待來訪群眾外，多次走田間、進農戶、坐坑頭，講《土地法》，講國家征地補償政策，一次講不通多次講，口頭講不清用書本，一條條列印出來，發到群眾手中，經過反復宣傳、講解，群眾解除了疑慮，最終達成了合法、合情、合理的佔地補償協議。通過這件事，我深深感到自己有法律知識還不夠，還必須讓群眾有法律意識。群眾和國家這二根線，針眼再小也得穿過去，並成一根線。

三是決策上把好「三道關」。我始終認為為民辦事、辦民謀利，必須依法執政、依法決策。面對虒亭「地大、物稀、財薄、民困」的現狀，也曾想放「三把火」燒個通紅，砍「三板斧」來個痛快，強建基礎，調產增收，招商引資，開發旅遊一步到位。想法是好的，但做起來不易。在不斷的強化法律意識上，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符合實際，體現民意，只要是依法決策，再硬的石頭也去啃。我體會到，要想辦成一件大事，還必須把握好「三道關」。即：

——法律關。法律是准繩，法律至上、法律至尊、法律至貴；學法律充實自己心中有數，用法律保護群眾深得民心，依法律辦事得心應手。

——公開關。公開是依法行政的窗口。近年來，國家補償政策多，農民實惠大，但要把握不好，就會造成不穩定因素和違法事件發生，把各項補償政策、標准公布於眾，接受廣大群眾的監督，才能保一方穩定。

——行政關。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最有效的行為。幹部在工作中的每個具體的行為都能反映政府的形象。在具體工作中，作為領導、班子，必須做學法榜樣，當用法先鋒，行法定職權。行政權的運用，最經常、最廣泛、最密切地關系著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個人利益。學習法律知識，樹立法制觀念，崇尚法制權威，是實現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克服以言代法、以權執法的有效途徑。

Ⅵ 行政合理原則的發展歷程

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則的確立，與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人們對行政自由裁量權認識的深化，特別是對其控制意識的加強有關。政府的行政行為在客觀上有羈束行為與自由裁量行為之分。在行政法治發展的初期，人們的目標只限於規范羈束行政行為，行政法的任務亦停留在以制定法去衡量羈束行為的合法性。此時的行政自由裁量權處於絕對的「自由」狀態。隨著社會的發展，政府行政職能的強化，特別是19世紀以來，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權不斷擴張，人們日益感受到來自於它的威脅。人類逐漸認識到，行政法不僅應控制政府的羈束行為，同時更應控制政府的自由裁量行為。正如美國行政法學者B·施瓦茨所說：「自由裁量權是行政權的核心。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權的法，那它是什麼呢?」英國行政法學專家H·韋德認為：「所有的自由裁量權都可能被濫用，這仍是個至理名言。」「在公法中沒有不受約束的自由裁量權。……絕對的和無約束的自由裁量權的觀點受到否定。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權力類似於信託，而不是無條件地授予。」因此，只以一個原則，即行政合法性原則，約束政府的行政行為是不夠的，行政合理性原則理應成為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列寧早在20年代就有這樣的思想：在國家管理中不僅有合法性問題，而且還有合理性問題；因為在管理方面，不僅有法律規范在起作用。而且還有技術的、經濟的、道德的和其它的規范在起作用，其中一些具有法律形式，另一些則不具有：在沒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遵循的就是合理性原則。世界各國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則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和理論基礎上成立的。 普通法上行政合理性原則的起源可追溯到16世紀末。當時英國一個著名的案例即魯克案件包含了一個1598年作出的著名判詞。該判詞在近400年一直未失去其准確性。英國下水道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們為修正河岸徵收費用。但他們把所有所需費用都攤派給鄰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攤派給所有的受益者。法律賦予委員們有徵收費用的自由裁量權，沒有規定向誰徵收。科克在判詞中寫道：盡管委員會授權委員們自由裁量，但他們的活動應受限制並應遵守合理規則和法律規則。因為自由裁量權是一門識別真假、是非、虛實、公平與虛偽的科學，而不應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和私人感情行事。1609年的一個判例又重復了這一原則。現在，英國的合理性原則已成為審查行政行為效力的一個獨立並且是重要的理由。在美國確立行政合理性原則雖在時間上稍晚於英國，但合理性原則的精神是相同的。關於政府必須」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權的規定源於美國憲法第5條修正案，」非經正當的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的規定。許多授權行政官員或機關裁量的法律皆明文規定，裁量權的行使必須「合理」。其它的法律使用相似的字眼如：「適當的」、「必要的」、「可實行的」、「可行的」或「適合的」等等。當法律規定「公共利益」，使用「過渡」一詞時，意思都是使行政行為能有最起碼的推理及常識。
在大陸法系國家，行政合理性原則起源於德國。合理性原則(thePrincioleofVerhāItnismāβigkeit)在德國雖沒有普通法這樣的歷史，但其源頭亦可追溯到19世紀末期的一些司法宣告(theJudicialPronouncement)之中。在這些司法宣告中，普魯士最高行政法院()援引這些原則來審查在法律領域或有關程序事務方面警察機關自由裁量的權力()。象普魯士法院一樣，德國法
院沒有使法院制定的這種原則建立在禁止不合理地行使權力的儲蓄的立法禁止令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種更重要的、更科學的關於行使自由裁量權之目的、方法、理由及效力關系的基礎之上。從而形成了「適當性原則」(PrincipleofSuitability)、「必要性原則」(PrincipleofNecessity)和「比例原則」(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這三項中心內容。德國的這一合理性原則爾後還波及和影響了日本的行政法。義大利在1955年5月21日推出的《行政程序法(草案)》還要求政府行政行為不得違反行政上之妥當性或平衡性，並且規定不得以任何方式違背良好行政之法則，否則該行為視為具有欠缺正當之瑕疵。在中國，自建國以來大量的行政性法律、法規和規章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合理性精神。然在學術界公認行政合理性原則為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之一，那是80年代以後的事。中國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則的確立，不僅是中國法學工作者長期研究的結果，是司法部門長期司法實踐的經驗總結，更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發展的必然。這一原則的確立，表明中國行政法對政府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政府的行政行為既符合合法性標准，又符合合理性標准。 在中國，以行政合理原則是否為立法確立，以及立法確立程度不同為標准對該原則在中國法制史上地位的變動劃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行政合理原則的時期
在這個階段中又可細化為兩個階段。建國前，行政合理原則未進入立法者考量的范圍，即使在立法背景、立法目的、具體規范中都找不到能夠體現行政合理原則的基本理念或具體要素。在專政的中國，行政權力之大可謂除皇權對其有約束力和威懾力外幾乎不受司法權的限制，在這樣的社會中，就行政合法原則都很難貫徹就更不用說行政合理原則了。建國初期後，行政合理原則雖然未明文規定在法律中，但是在構建民主社會的大背景下，大量的行政法規、法規中也體現了一定的合理性。「法律平等」、「為人民服務」的一般政治宗旨也當成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法律規定了行政原則
1982年《憲法》第89條13款：「國務院行使下列職權：……改變或撤銷各部、各委員會發布的不適當的命令、指示和規章（十四）改變或撤銷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憲法》第108條：「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領導所屬各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工作，有權改變或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4條第2款：「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4條：「行政復議機關履行行政復議職能應遵循合法、公正公開及時便民的原則，堅持有錯必糾，保障法律法規的正確實施」。可見將該原則已經作為行政立法監督、行政執法和行政執法監督的行為依據。但尚未成為行政訴訟領域的基本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5條：「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

Ⅶ 學習行政法的心得體會

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提出「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對政府機關和政府工作人員來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依法行政、依法辦事。1999年7月、國務院召開了依法行政工作會議，11月，又發出了《關於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議》，這是國務院為貫徹依法治國作出的重要決定。
依法行政也是行政法治，是法治的重要內容。依法行政是對行政主體即政府行政機關及其公職人員的要求。要求一切政府機關和政府工作人員都要以憲法和法律為活動的准則，把行政行為納入法制化的軌道。依法行政既包括了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嚴格遵守憲法、法規，嚴格執行黨和國家的政策，嚴守法紀，又包括了依法決策，依法辦事，依法處理問題，運用法律手段管理國家事務、經濟和文化事務。其工作集中概括為行政立法、執法和執法監督。
對於行政法，我想，首先應該是用來限制政府的行政權力的！對於強大的政府權力（並有不斷加強的趨勢）而言，公民的力量太弱了，為了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得以實現，有絕對的必要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當然，很多法律都在調整這種關系，但應以行政法為最強！而就當行政法的規定來看，也不乏有管理百姓的作用！因為行政法在限權的同時也授予政府相應的權力，同時還對公民提起行政訴訟作了一定的規范！所以行政法應該具有管理百姓的作用！
有人說，行政有雙重作用，一方面管理百姓，一方面控制權力。顯然我覺得行政法不僅是限制政府的，這是西方的紅燈理論，限權模式，在當今是不完全的。理是行政的內容，不是行政法的內容，行政法是為了控制行政權，並非要和行政權站在同一陣線上對公民施加雙重壓力，正如張樹義老師所說，行政權本身是一種權力，權力還需要保障嗎？
也許我們都不想行政權的過度擴張，但是我們也不應忘記行政法規定了很多行政機關的義務，那麼與義務相對應的就是權利，是老百姓享有的；而義務的背後是權力，也就是說法律在限制權力的同時也授予了相應的權力，那麼這些權力指向誰呢？無疑也是老百姓。所以不應忽視行政法的管理功能，只有在明晰行政法的管理許可權才能更好的去探討對它的限制問題！
行政機關本來就享有強大的權力，如果還在法律上再一次強調它對相對方的管理作用恐怕就會在這種平衡的理論中誕生一種真正的不平衡，作為弱勢群體如何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
行政權力本身需要體現立法者（統治階級）的意志，權力需要正確行使也需要有制約，不然就很容易因為行使權力者本身具有的優勢而濫用權力了。
當然，在現實的中國乃至世界，這種限權模式還是很有現實意義和市場的。不過，對行政相對人的激勵和約束——對他們的責任和權利的界限的規范的界定也是很重要的，因為政府的合法權利也應得到保證。對公民來講也是具有教育意義的。而限權模式則更具貯義。
法律的終極目的是追求一種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我認為就行政法理論而言它的雙重價值看似很公允，可要以這種理論付諸實踐的恐怕難以達到法律的終極目的！

Ⅷ 行政訴訟法的發展趨勢

我國行政法的建立和完善，應當說是我國的民主與法治建設同步的，它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分散在集中、從低層次到高層級的逐步發展的過程，其中有兩次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一是1989年《行政訴訟法》的頒布和實施，它從司法監督的角度有力推進了行政程序法制建設，其中有宣言式的規定條款：具體行政行為違背的法定程序的，得以撤銷；
二是1996年《行政處罰法》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全面行政程序法制建設的開始，《行政處罰法》的重要貢獻在於：在行政訴訟法確立的程序違法無效的原則上，又進一步確立了保障公民權利與促進行政效率相結合的公正、公開原則，規定了告知、陳述、早辯和聽證等程序制度。
總體來看，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進程逐步加快，並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主要表現在：
1、新憲法為行政程序法律化提供了憲法依據。西方國家的憲法中往往有關於行政程序基本原則的規定，這些規定構成這些國家行政程序的根本法律淵源。我國憲法並沒有專門明確規定行政程度的基本原則，但是，憲法中的有些規定卻可以被認為是行政程序法律化的依據。例如，憲法第2條第3款規定：「人民依照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這一規定是行政程序法上公開原則、參與原則的憲法依據。
2、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法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建國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先後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使行政程序無法可依的狀況有了明顯改善。20世紀80年代以後，行政程序法律化的進程明顯加快，有關國家機關先後制定了《行政法規制度程序暫行條例》、《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行政復議條例》、《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等等。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使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覆蓋面大為擴大。
3、某些行政領域建立了比較完備的程序制度。雖然目前我國的行政程序制度總體上還比較落後，但從局部看，有些領域的行政程序制度已經相當完備。如行政處罰程序、行政復議程序等。以行政處罰以例，1996年頒布的《行政處罰法》，對行政處罰決定的簡易程序、一般程序和聽證程序，以及行政處罰的執行程序都作了統一、明確、具體的規定。此外，還制定了大量專門規定特定領域的行政處罰程序的單行法律、法規和規章，如《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這使我國行政處罰程序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規則體系。
4、體現現代法治精神的行政程序制度開始得以確立，隨著法制建設的發展，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價值取向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行政程序已不再被單純地看作保障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它的控權功能和保護公民權益的功能逐步被立法者所認識，其結果，使得我國行政程序中以控制行政權和保護公民權益為主要目的、體現現代法治精神的規則和制度逐步被確立。例如，告知程序、聽證程序、迴避程序、復審程序等。這種變化表明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逐步向現代化邁進。
5、行政程序制度獲得了相對獨立的法律地位。隨著國家法治的發展，行政程序開始獲得獨立的法律地位。例如，《行政訴訟法》明確地將程序合法作為行政行為合法的三個必要條件之一。《行政處罰法》則明確規定，沒有法定依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這些規定表明，我國行政程序不再是行政實體法的附庸，它已經獲得了獨立的法律地位。盡管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有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的水平還比較低，行政程序法律化還存在諸多問題。

Ⅸ 行政法對於我們實際生活的作用

行政法的作用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維護
隨著現代社會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也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要求行政機關履行發展經濟、穩定社會、保護環境、控制人口、加強治安等各項職責。因此，行政機關必須通過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及行政司法等各種手段，來有效地規范、約束行政相對人的行為，制止危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建立和維護社會秩序與行政管理秩序，確保行政機關充分、有效地實施行政管理。
2.監督
由於行政權力客觀上存在易腐性、擴張性以及與個人權利的不對等性，因而必須對其加以監督和制約。在各類監督方式中，最有效、最直接的監督就是行政法監督。行政法通過規定行政權力的范圍、行使方式及法律責任等方式，可以達到有效監督行政主體、防止行政權力違法或濫用的目的。
3.保護
行政法保護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通過賦予行政機關合法許可權並監督其行使，來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各項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的實現：二是通過賦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行為的監督權(如檢舉權、控告權)，行政權行使過程中的參與權(如知情權、要求聽證權)，特別是對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提起復議權、訴訟權和要求賠償權，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