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援用研究

⑴ 行政法的碩士論文都有什麼題目可寫

只作為推薦：1、政府復信制息公開訴權濫用及其規制研究
2、論行政性規範文件的司法審查
論依法行政原則論行政公開原則行政處罰程序問題研究聽證制度研究信息公開制度研究給付行政中的法律問題探討行政復議問題研究行政訴訟證據規則研究國家賠償責任理論問題研究我國國家賠償法實施中的問題探討國家公務員制度若干問題研究以上這些不知道你有沒有用，京都名師論文中心也有很多的，

⑵ 行政法，懂的進——行政法合法預期保護原則研究

有一本書就叫《行政法合法預期保護原則研究》
該書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由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學博士張興祥著

你可以參考一下 下面是書的簡介和目錄

內容簡介

本書立足於建構一個在中國法制變革的社會環境下可以適用的合法預期保護原則。按照「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的路徑，全書分三個部分進行論述：（1）行政法合法預期保護原則的產生及其內涵。（2）為什麼要保護公民對行政行為穩定存續的合法預期。（3）行政法上如何對合法預期予以保護。根據引發合法預期的四個場景，本書對西方主要國家與中國的有關做法進行比較研究。這些場景是：行政機關改變政策；行政機關撤回授益決定：行政機關在個案中不執行政策；行政機關提供錯誤信息或者不履行承諾。作者的結論是，要針對不同的場景擇定相應的程序、實體與賠償等多種機制予以保護，並對我國如何解決有關問題提出了相應的設想。

目錄

引言
一、研究合法預期保護原則的意義
二、國內外有關合法預期保護研究的現狀
三、研究的重點、難點與創新點
四、研究方法和手段
第一章 合法預期保護原則的構成分析
第一節 合法預期保護原則的產生及其與信賴保護原則的關系
第二節 合法預期的構成分析
第三節 預期落空與利益保護
第四節 對合法預期的保護
第二章 合法預期保護原則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合法預期保護的法理分析
第二節 合法預期保護的經濟學分析
第三節 合法預期保護的心理學分析
第四節 合法預期保護的公共政策學分析
第三章 合法預期保護的比較法分析
第一節 行政機關改變政策
第二節 行政機關撤回授益決定
第三節 行政機關在個案中偏離政策
第四節 行政機關不履行有關承諾或者提供錯誤信息

⑶ 行政法以什麼為其調整與適用領域,且會隨著公共行政的發展變革而有所變化

行政法上的「行政」是指：以國家權力為基礎的公共行政，包括國家行內政機關對國家事務容的組織與管理活動和擔負公共職能的公共組織和社會組織所進行的行政。公行政與私行政的區分：私行政與公共行政都是屬於行政（administration）的范疇。行政法上的行政是指公行政。公行政，是指那些不以營利（不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旨在有效地增進與公平地分配社會公共利益而進行的組織、管理與調控活動。私行政是指社會組織、企業的行政，與私權力的運用相關。私行政」的研究屬於私法，主要是民法體系的研究范圍。公共行政與私行政區分的關鍵在於是否基於「公共利益」 和是否具有「營利性」。

⑷ 請談談行政法基本原則在實踐中的運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將於今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是一部規范我們各級政府行為的重要法律，也是世界上以單行法形式頒布的第一部行政許可法。因此，行政許可法的制訂和實施還沒有現成的、成熟的經驗可以讓我們借鑒，還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不斷的探索和完善，這是不同於以往任何一部法律在制訂和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客觀情況。當然，在實踐過程中，從屬於行政法部門的《行政許可法》在制訂和實施的過程中必然要受到行政法原則的指導，以更好的體現出制訂該法的價值取向，彌補法律制訂中的疏漏，協調法律實施過程中的矛盾和沖突。

傳統中國行政法理論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歸納為行政合法性原則和行政合理性原則，然而近些年以來，行政公開原則以及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原則也越來越被國內行政法學界所認同。我國以單行法的形式頒布了《行政許可法》，其目的正是要規范我國各級政府的行為，限制政府權力的濫用，以更好的保護起行政相對人的權利。而作為行政法原則之一的信賴保護原則，其出發點就在於限制政府行為的隨意性，督促政府對自己的言行負責，保護公民基於對政府的信賴所產生的利益。因而，我們不難看出，信賴保護原則對於行政許可法的制訂和實施有著固然的指導性價值，將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政府實施行政許可行為方面，將會有助於更完善的保護起公民的利益，並有助於誠信政府的構建。可喜的是，在我國即將實施的行政許可法中已經在很多方面體現出了信賴保護原則，盡管在有些方面體現的還不是特別充分、完善。本文寫在《行政許可法》即將實施之時，更多的是希望信賴保護原則及其理念能被學界和政府部門所認同和理解，並能使信賴保護原則被貫穿並運用於政府的行政許可之中，從而更好的保護起公民的信賴利益，樹立誠信政府的良好形象。

一．行政法學理論中的信賴保護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最早出現在德國197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中，《聯邦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款規定：「提供一次性或連續性金錢給付，或者以此為條件的行政行為違法的，不得撤銷，但以受益人信任該行政行為存在，並且該信任在權衡撤銷的公共利益的情況下值得保護為限。如果受益人已經使用給付，或者財產處理不能恢復原狀，或者恢復原狀會造成受益人無法預料的損失的，原則上應當保護信賴。」韓國1996年《行政程序法》第4條對信賴保護原則有了新的發展：「1、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應本於誠實信用為之。2、法令之解釋或行政機關之慣例為國民普遍地接受後，除對公共利益或者第三者的正當利益有明顯危害之慮外，不得以新的解釋或者慣例溯及而為不利之處理。」我國台灣地區於2001年1月1日施行的《行政程序法》吸收並發展了信賴保護原則，於第8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1] 以上可見，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法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並不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概念，其外延呈現出越來越大寬泛的趨勢。一般認為，狹義的信賴保護原則只限於運用在授益性行政行為中，即若行政機關要撤消先前的授益性行政行為，而行政受益人又存在值得保護的信賴利益，則行政機關不得撤銷先前的受益性行政行為，除非不撤消將明顯損害到公共利益，則只能在給予合理補償的前提下才能撤銷。廣義上的信賴保護原則擴展到了保護由一切行政行為引起的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失。行政許可作為一種典型的授益性行政行為，信賴保護原則顯然應該成為行政許可行法的基礎性的真理和原理，並成為實施行政許可行為的指導性原則。

為了更好的理解信賴保護原則，我們需要知道在哪些情況下行政相對人以及其他利害關系人可以適用信賴保護原則尋求保護。一般來說，使用信賴保護原則需具備以下三個要件：首先，信賴對象為行政行為，至少具有公權力行為的外貌，至於它是合法還是非法不成問題，除非它因重大明顯之瑕疵而無效；其次，相對人因信賴該行為而作出一定的安排，而不止有信賴的意思表示；再次，對行政行為的信賴是正當的、有生活經驗上的根據的。根據各國的行政法理論，一般來說下列行為是不能尋求信賴利益保護的：1.行政行為因為相對人採用欺詐、脅迫、賄買或者其它不正當手段作出；2.相對人對重要事項為不正確或者不完全的說明；3.相對人明知行政行為違法，或者應知其違法但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違法；4.行政行為顯然錯誤；5.行政機關預先保留變更權。 [2]

二.信賴保護原則在我國《行政許可法》中的體現和不足

我國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起步較晚，至今仍未給予信賴保護原則以足夠的重視。我國目前還很少開展對信賴保護原則的研究，立法中也沒有信賴保護原則的明確規定，實踐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將其作為行政主體進行行政活動的要求，這與現代行政法治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

值得慶幸的是，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於2003年8月27日通過，並將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開始關注起信賴利益保護的問題，並實際上已經把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其中。該法第八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取得的行政許可受法律保護，行政機關不得擅自改變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法律、法規、規章修改或者廢止，或者准予行政許可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的，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由此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財產損失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補償」；該法第六十九、第七十條明確規定了行政許可可以撤消和注銷的幾種情況及限制條件，並確立了行政機關由於撤消行政許可給相對人造成損害的賠償責任。

當然，在這部行政許可法中信賴保護原則還沒有得到完全的、充分的體現和運用。首先，行政許可法在總則中只把公正、公平、公開以及便民作為行政許可設定和實施的的原則，並沒有明確的提出信賴保護的原則。顯然，行政許可法中的這些原則只注重了在行政許可設立和授予過程中對政府行為的規范和對公民利益的保護，然而，這些原則是很難運用於行政許可授出後的實施階段的，這很容易造成政府在行政許可實施階段行為的隨意性，使得行政許可的喪失穩定性，從而造成對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害。如果能把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其中，則這些原則基本可以貫穿行政許可行為的整個過程之中，從而對行政許可行為起到更好的指導作用。其次，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對於行政機關自身的違法、越權等情況下作出的行政許可籠統的規定為可以撤消，而不管相對人是否善意、有過錯，這樣的規定明顯有違於信賴保護原則。依據信賴保護原則，只要被許可人是基於合理的信賴並善意的取得該利益，那麼行政機關自身的錯誤或者是違法行為的後果就不能由行政相對人來承擔。因此，關於許可法中的這一條款，本人認為還值得商榷。再次，行政許可規定了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的唯一情形——即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這樣的規定不僅過於單一，而且由於對公共利益沒有統一、明確的解釋，很容易造成行政機關對公共利益的濫用。但是，如果能夠合理利用信賴保護原則的幾種排除保護情形，在行政許可法中賦予行政機關預先保留變更或撤銷行政許可的權利，通過聽政、協商等方式與相對人約定具體、明確的變更、撤消情形，這樣做不僅可以事先給予相對方以合理的預期並減少其信賴利益受損的可能，也可以通過這樣的保留使行政機關在許可實施過程中有了一種對被許可人更為有效的監督手段。此外，行政許可法也沒有完全確立起信賴利益保護的途徑。就理論上來講，對相對人的信賴利益主要有兩種保護方式，即存續保護和財產保護。所謂存續保護，即因行政行為而產生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不論其是否合法，一律要穩定行政相對人所信賴的法律狀態。所謂財產保護，即在必要時則打破原有法律狀態，而對行政相對人因信賴行政行為而遭受的損失予以財產上的保護。我國目前的行政許可法對行政相對人的信賴利益還是主要採用不完全的財產保護，對於存續保護還沒有明確的、有效的救濟途徑。

對於我國這樣一個一直強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國家而言，在行政許可中能將私人合法權益置於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同等地位予以考慮，能開始注意到對公民信賴利益的保護，這表明我國行政法治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已經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可是，在行政許可法中只靠幾條簡單的法律規定並不能使我們對信賴保護原則擁有足夠的理性認識，無法自覺而又全面地運用信賴保護原則。因此，有必要加強對行政法學中信賴保護原則的研究。我們在行政立法中，沒有信賴保護原則這樣一個核心思想的貫穿，對公民信賴利益的保護將會是鬆散的不成體系的；同時，信賴保護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一種理念，我們在行政活動過程中，需要信賴保護這樣的理念的貫穿，從而使每一個公民，包括行政機關人員，自覺全面地運用信賴保護原則來行政、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三．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許可中的主要運用：

（一） 運用信賴保護原則可以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進行事前的控制：

信賴保護原則其意義不僅在於提供事後的權利救濟，保護公民的信賴利益不受損害；信賴保護原則的運用也給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提出了要求——不得隨意作出、不能任意變更，否則就有可能承擔起由損害公民信賴利益而產生的責任。因此，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許可中的運用可以增強行政機關的責任感，通過明確的責任承擔機制來反響約束和監督行政許可行為，使得行政機關在設立行政許可時不得不三思而後行，由此起到事先規范行政行為，防止行政許可的隨意性的效果。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時必須審慎，不僅僅要考慮到作出的行政許可是否合法、合理，筆者認為，還必須要考慮以下這些方面。第一，行政機關必須有明確的分工和協調，行政許可在設立時就要防止不同部門之間的行政許可相互交叉、矛盾、沖突，以避免因為今後不斷的調整而可能給相對方造成的信賴利益的損害；第二，由於行政許可是基於對普遍行為禁止為基礎的，所以行政機關在設立行政許可時還要考慮是否在將來一定時期內有必要進行這種禁止，可禁可不禁的或者只是為了短期目標的，就盡量避免使用行政許可的方式，以提高行政許可的穩定性和信賴度；第三，應該將只能一次性授出、無法收回的行政許可（如對自然資源開採的許可）和可以收回的行政許可（如對特許經營權的授予）作出區別對待。對於前者行政許可的授予必須特別慎重，採用諸如潛在的被許可人競爭性的方式和綜合評判的方式予以授權（如招投標方式）；而對於後者則應對行政許可的期限以及撤消情形作出合理的、明確的規定，在給相對人合理預見的基礎上，利用信賴保護原則本身排除損害賠償的例外情形——預先保留變更許可變更權，來妥善解決行政許可中對將來情況難以預計的難題，當然這種方式要求行政機關和相對人之間的互動，單方面的允許行政機關保留許可變更權必然會造成權力的濫用，因而可以採取諸如聽政、協商等方式來解決。

（二）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不得損害相對方的即得利益：

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許可，是基於對普遍行為禁止的基礎上的。行政許可當然的對許可實施以後的未經許可的行為具有禁止的效力，然而信賴保護原則的存在又要求行政許可不得任意禁止行政許可施行前已經存在的合法行為，不得隨意限制或者損害相對人已經依法取得的利益，除非該行為與利益的存在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公共利益，否則應該優先對該行為作出許可的追認。雖然政府的行政行為必然要與社會發展變化相適應而不斷調整，然而政府的行為如果割斷歷史，沒有連續性，不注意對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護，則社會生活必然處於不穩定狀態，也就談不上公民對政府的信賴。實際上，這也是法治國家普遍信奉的「禁止不利變更」原則的又一體現。在法國，信賴保護主要是通過限制立法機關制定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規范、保護既得權益的方式表現出來的。 [3] 因此，在我們行政許可法即將開始實施的階段，特別要注意行政許可在對於普遍行為進行限制之時，對於過去已經存在的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護，有條件給予許可的，就應該優先對其承認並給予其許可；由於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能再允許其存在的，就應該予以適當的補償。這種「禁止不利變更」的做法也應該是對信賴保護原則的一種擴展。

（三） 行政許可的撤銷必須受到限制

「行政機關與人民事務往返之間，往往使人民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與持續性產生信賴。當無明顯的事由足以證明此信賴與公共利益相違背時，應對其予以適當保護。信賴保護原則固然在許多公法領域都有適用的餘地，但於行政行為的撤銷最具直接關系」。 [4] 從依法行政的角度講，行政機關如果作出了違法的行政行為，有權機關應當依其職權並經正當程序予以撤銷。但是，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是否撤銷違法的行政處分，應衡量行政合法性的公共利益與人民信賴該行政處分的信賴利益，而非一意維護合法性」。具體地說，在一般情況下，對違法的不利具體行政行為（或稱負擔行政行為），有權機關可隨時依法撤銷。因為在一般情況下，撤銷不利具體行政行為通常不發生相對人既得利益或信賴利益的保護問題。 [5] 然而行政許可在一般來說都是授益性行政行為，撤消該行為通常會損害到相對人信賴利益，因此行政許可的撤消必須受到嚴格限制。只要被許可人是善意的、無重大過失的，那麼由於行政機關自身的原因，如違法、超越職權、或者疏漏而作出的行政許可就不得任意被撤消。除非如果不撤消將會嚴重損害到公共利益，然而即使這樣也應該給予相對人信賴利益損失的賠償。

（四） 行政許可的廢止應受到限制

在行政法上，行政行為的撤銷是針對違法行政行為而言的。而行政行為的廢止則是針對合法行政行為而言的，它是指因客觀情況的變化，原行政行為不再適應新的情況，有權機關決定終止該行為往後的效力。一般情況下，對合法的不利行政行為，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裁量是否廢止。對合法的授益行政行為，如行政許可行為，除非法律上有特別規定，原則上不得廢止。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在下列情況下行政許可不得廢止：1.如果行政機關在廢止該行政許可後又有義務作出內容相同的行政許可的（例如由於城市道路擁擠，提高發放車輛牌照標准，對已申請到牌照，符合原來發放標準的許可就不應該廢止）；2.行政機關曾對第三人承諾不廢止該行政行為的；3.按法律、一般法律原則、行政先例或行政行為的特徵等要求，不得廢止的。但當出現了下列情形時，可以部分或全部廢止：1.行政許可在作出時就附有廢止保留條款；2.行政許可附有履行義務，而相對人未及時履行該義務或未在法定期限內履行該義務；3.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法規或事實基礎發生了變化，如不廢止該行政行為，則將會給公共利益造成危害，且該危害大於相對人將會受到的信賴利益的損失。在上述三種情形中，前二種是可歸責於相對人的事由所造成的。如第一情形，相對人明知或應知行政機關將來要在一定條件下廢止該行政許可，因而不產生信賴保護的問題。第二種情形是因相對人的過錯造成的，也不符合信賴保護原則的構成要件。但是第三種情形實屬情勢變更所致，故行政機關在廢止行政許可時，應充分考慮信賴保護原則，對被許可人的信賴利益進行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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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麗琴：《試論行政程序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選自《法學雜志》2003年，第二期

[2] 何海波：《通過判決發展法律――評田永案件中行政法原則的運用》，摘自上海法律與經濟研究所網站：http://www.sile.org.cn/zlk/list.asp?articleid=288

2 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45、第158-167頁。

[4] 黃學賢：《行政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研究》《法學》2002年第5期

[5] 城仲模：《現代行政法學發展的新趨勢》，載《行政法專集》（一），台北市公訓中心印行，1990年版，第126頁。

（邵俊: 同濟大學法律系憲法與行政法碩士研究生）

⑸ 如何理解行政法研究的主要是外部行政行為

內部行政行為是行政機關內部管理事務，不歸行政法規制。

⑹ 行政訴訟法對行政法理論研究有什麼作用

程序法 你說對實體法有用嗎？

⑺ 什麼是行政法什麼是行政法學二者有什麼區別

行政法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職權和接受行政法制監督過程中而與行政相對人、行政法制監督主體之間發生的各種關系，以及行政主體內部發生的各種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行政法學是以行政法以及行政相關的社會關系為研究對象的一門法律學科。

1、分類不同

行政法是法律規范。

行政法學是一門獨立的法律學科。

2、涵義不同

行政立法的涵義：行政立法是一種抽象的行政行為，其所針對的對象具有不特定性。行政立法是委託立法或叫准立法。

從行使職能的機關的性質著眼，說明行政的含義的，是形式意義上的行政。從國家職能的性質著眼，說明行政的含義的，則是實質意義上的行政。

(7)行政法援用研究擴展閱讀：

許可權

(1) 國務院的行政立法許可權：

a) 為領導和管理各項行政工作制定和發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性文件。

b) 尚未立法的事項先行制定行政法規。

c)憲法和法律規定范圍內批准。

(2)國務院各部門的行政立法許可權：

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

(3)地方政府的行政立法權：

依據地方組織法和相關法律，深圳、汕頭、珠海和廈門有地方規章的制定權。

(4) 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行政立法許可權：

制定行政政策，發布行政命令和制定行政法規並頒布執行。

⑻ 行政法的紅皮書是哪個編寫的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及本書(第二、三版)編寫分工
（以撰寫章節先後為序）姜明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中國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執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自由裁量權及其法律控制》（載《法學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現代化與行政程序制度》（載《中外法學》1998年第1期）、《新世紀行政法發展的走向》（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與行政法的功能》（載《求是學刊》2002年第3期）、《公眾參與與行政法治》（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1—10章，負責全書的審稿、統稿。

葉必豐法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訂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應申請行政行為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規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行為的公定力》（載《法學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為確定力研究》（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3期）、《現代行政行為的理念》（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6期）、《行政規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論證》（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5期）等。
撰寫本書第11—13章。

楊建順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1980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學，1986年畢業於築波大學，獲社會科學學士學位；1988年獲一橋大學法學碩士學位；1992年獲一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3年回國後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譯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鹽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規制行政與行政責任》（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論行政法的特點》（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運作及其監督》（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寫本書第14—15章。

章劍生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訟法基本理論》（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監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判決重作具體行政行為》(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為說明理由》（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3期）、《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幾個理論問題探討》（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2期）、《現代行政訴訟的成因與功能分析》（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現代行政法基本原則之重構》（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等。
撰寫本書第16—17、19—22章。

於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法學教授，任中國法學會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司法部國家司法考試命題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協議與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國行政法》（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WTO協定國內實施讀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購制度的發展與立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規制——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WTO協定的國內實施問題》（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購協定的幾個問題》（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加入世貿組織與政府職能轉變的法律問題》（載《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國對反傾銷措施的司法審查》（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制定緊急狀態法的基本問題》（載《法學雜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寫本書第18章。

王寶明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教授，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青少年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憲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斯拉丘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與行政訴訟》（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學論綱》（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讀本》（合著，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行政立法評述》（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美國行政機關與美國憲法實施的監督》（載《行政法學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論綱》（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中國公務員立法的合理取向》（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行政許可法的實施與政府的因應》（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學博士，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訴訟法疑難問題探討》（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國家賠償法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行政訴訟制度之發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與行政法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WTO與司法審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訴訟中的司法變更權》（載《法學研究》1988年第6期）、《國家賠償法價值論》（載《法學雜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釋對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4期）、《先地方後中央：中國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種思路》（載《現代法學》2003年第2期）、《緊急狀態與行政法治》（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4、30章。

劉恆經濟學博士，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行政法學研究會總幹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復議導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資並購行為與政府規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為法律適用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試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權》（載《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論行政立法權》（載《法學評論》1995年第4期）、《行政訴權面臨的若干問題及對策》（載《學術研究》1997年第1期）、《略論外資並購中國企業的法律規制途徑》（載《現代法學》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開立法問題探析》（載《中山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等。
撰寫本書第25—27、29章。

湛中樂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行政學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主要著作有：《環境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與行政訴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國家與行政法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權利保障與權力制約》（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法規、行政規章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2期）、《論完善我國的行政立法程序》（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及其司法運用》（載《行政法學研究》2002年第5期）、《中國加入WTO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載《中外法學》2003年第2期）、《行政過程論》（載《行政法論叢》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寫本書第33、37—38章。

薛剛凌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專家組委員、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國家賠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權研究》（華文出版社1999年版）、《變遷時代的行政法思考》（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組織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行政主體之再思考》（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行政訴訟制度的改革與完善》（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34—36章。

⑼ 行政法這個專業怎樣想問哈法律方便的問題

現在金融危機影響深重，就業都是非常困難。學法律的研究生找不到工作的比比專皆是。法學碩士屬干個律師都很難。

行政管理和行政法最對口的出路應該是干公務員，但現在考公務員那個難就別提了，何況你弟弟還是自考的學歷，那就是更難了。

我建議你弟弟還是學一些民商、經濟一類的實用法律專業，到時候好得可以考過司法考試進個律所當律師。

至於行政法，除了教書和干公務員之外都沒有什麼用處，在中國的現有國情下你去研究政府應當如何依法行政也沒有任何實際意義，這個專業的就業面和應用都相當窄。

除非他想再繼續考研、考博，立志於此，那就另當別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