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樊崇義

Ⅰ 求問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的關系如何

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同屬於程序法，都是法院行使審判權應專當遵守的原則、屬制度和程序的規定。訴訟活動的共同規律和特點，決定了三者有不少相同或相近的規定。但由於三者的具體任務和所要達到的目的不同，因而三者在不少方面又存在差異。
海事糾紛亦屬於平等主體之間的糾紛，但又具有許多不同於一般民事糾紛的特點。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是針對海事案件的特點和法院審理海事案件需要適用的特殊程序作出的規定。民事訴訟法與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的關系是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法院在審理海事案件時，應當優先適用特別法，特別法未作規定的，才適用民事訴訟法。

Ⅱ 我國有哪些比較有名的刑訴法學家

法學家，一般是按照法律部門分類的，分為：理論法學、法律史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專學屬、刑法學、民商法院、訴訟法學、軍事法學。刑訴法學屬於訴訟法學的一個分支。
按照《當代中國法學名家》所載，訴訟法學較為專業的學者有：
「卞建林 常 怡 陳光中 陳桂明 陳瑞華 陳衛東 程榮斌 崔 敏 樊崇義 顧培東 江 偉景漢朝 李 浩 劉家興 龍宗智 沈達明 沈德詠 宋英輝 譚 兵 譚世貴 湯維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國樞 王敏遠 王亞新 徐靜村 嚴 端 楊榮馨 張衛平 周國均 左衛民 孫長永 李昌道...」等人。

Ⅲ 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改革是更多的是要借鑒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邢訟法制度拜託了各位 謝謝

請你參考： 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443 正確處理借鑒國外經驗與立足中國國情的關系 這些年來，社會各界要求改革民事訴訟程序制度的呼聲很高，人民法院也進行了不少有益的改革嘗試。其中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對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程序制度進行改革。應當說，拿來主義是簡便有效的一種做法，借鑒得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說，對我國的民事訴訟模式，借鑒當事人主義模式來改革超職權主義模式，在總體上就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但是，國外的先進經驗，有其固有的歷史文化傳統、司法理念和配套制度作支撐，是不能直接或者簡單照搬的。在這方面我們是有教訓的。比如說，在公開審判上強調一步到庭，就忽略了有關國外的審前准備程序十分完備，而我國民事訴訟程序中的審前准備階段，並不能完成一步到庭所需要的充分准備。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我國的現實司法環境和我國的具體國情。從現實來看，相當多的當事人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識和知識，當事人的「清官拯救」心理十分強烈，他們可能更贊成「馬錫五式的審判方式」；在模範法官先進事跡的介紹中，我們所看到的更多的是這些法官如何深入基層、深入當事人，如何反復調解，耐心做當事人的思想工作，而且往往取得很好的社會效果。這表明，國外的先進經驗以及現代司法理念中的民主、中立，與我國傳統的司法文化、習俗、制度等存在著一定的距離。因此，在借鑒國外先進司法理念、先進司法制度修訂《民事訴訟法》的同時，一定要注意與我國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的基本國情相結合，使修訂的《民事訴訟法》既適應國家發展的需要而具有前瞻性，又不脫離我國實際而具有本土化的特色。法院改革 傳統法理學正在走出純概念化研究的范圍，走向法社會學、法文化學等全新的研究領域，並且將司法改革引入了法理學的研究視野。司法領域的法理學已經成為新的熱點。賀衛方、朱蘇力、張志銘等法理學家都對司法改革問題寄予了相當的關注。法院改革是其中的核心問題。 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2003年年底把《人民法院組織法》的修改工作列入立法規劃。2004年7月，北大法學院賀衛方和中國政法大學樊崇義教授分別牽頭起草《人民法院組織法》修改建議稿。兩份修改專家建議稿已經完成並提交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還將對修改建議稿進行論證修改統稿，以形成最終修改稿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刑事訴訟法修改的若干問題 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已經列入本屆全國人大的立法規劃，陳光中、宋英輝等學者就刑事訴訟法修改發表了大量頗有見地的觀點。 陳光中教授認為《刑事訴訟法》修改應遵循的基本理念首先包括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的理念。現行《刑事訴訟法》在第1條規定了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目的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陳光中主張應改為 「懲罰犯罪，保障人權」。「保護人民」強調「人民」利益不受犯罪分子侵害,不包括對犯罪分子合法權利的保護。 「人權」則是強調「人」應享有的權利。「保障人權」不僅包括了保障被害人、其他訴訟參與人的權利，同時也保障犯罪嫌疑人、犯罪分子的合法權利。在現代社會，能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是檢驗刑事訴訟法是否民主、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標准。關於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並重的理念，陳光中認為從理論上兩者應當並重，但針對中國的現實情況,應更多關注程序價值,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正當程序應體現得更加充分。 陳光中強調要立足國情與借鑒外國相結合,並盡量與聯合國規則接軌。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兩大法系之間在大規律上一致,但在表現形式上五彩繽紛。中國應具體分析，根據符合中國國情和現代化的原則，博採各國之所長。陳光中教授具體分析了美國陪審團制度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一些缺陷，說明中國絕不能一味只吸收別國的相關制度。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應在原則上加上 「無罪推定」和「國際法優先」原則。 關於辯護權的問題。鑒於現在控辯雙方權利不平衡，應該擴大辯護人的權利，並注意在偵查階段律師介入以行使辯護權，解除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的約束。 民事訴訟法修改的若干問題 關於民事訴訟法修改的基本思路。專家們認為民事訴訟法的修改應當遵循以下基本思路，即界定訴權保障與司法保護的范圍；簡化訴訟程序；體現對弱者利益的保護；著眼於糾紛的最終化解；引入誠信原則，規制民事權利的濫用。 關於民事訴訟法修改的幅度。有專家認為，現行民事訴訟法在法律架構及具體訴訟制度的設計上基本符合我國的國情，但對一些不能適應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定應當進行修改，因此主張在保留現有的基本結構與體例的基礎上適度進行修改。也有專家認為，應藉助此次修改機會，盡最大可能使條文規定詳盡、具體、可操作，在程序的設計上應更為合理、更加多元化，保障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以訴權制約審判權，使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走向現代化。

Ⅳ 刑事訴訟法與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的關系

樊崇義老師是這樣講的：

三個訴訟法同是程序法，回所以，在三個訴訟法中規定的許多訴訟原則答、制度和程序，都是相同的。例如，公開審判、兩審終審、使用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審判監督程序，等等。

但是，三在訴訟法各自要解決的實體問題的性質不同，刑事訴訟法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刑事被告人是否犯罪及其應否負刑事責任的問題，民事訴訟法所要解決的是當事人之間民事權利義務的糾紛與爭議的問題，行政訴訟法所要解決的是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保護公民和法人組織的合法權益問題。

三大訴訟法的任務、目的的差異，使它們在訴訟原則、制度和程序方面，又有許多不同。例如主持訴訟的專門機關，刑事訴訟除了法院以外，還有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訴訟主要是人民法院；在訴訟程序上，刑事訴訟有偵查階段，還有專門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在證據制度上，證明責任的劃分，證明標準的要求都有一定的差異；在訴訟的結果上，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和行政處罰的差別就更大了。

Ⅳ 樊崇義的學術觀點

樊崇義教授長期從事刑事訴訟法學和證據法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積極主張我國刑事訴訟程序科學化與民主化，在訴訟程序的研究中，重點放在第一審程序關於審判方式的改革上，合著有《第一審程序論》；在訴訟證據的研究上，運用馬列主義哲學觀，以辨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為指導，對證據的概念、證明的規則、標准、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均有獨創見解，提出法律真實和排他性的證明標准，對司法實踐具有指導意義。 樊崇義教授參加了1996年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工作，是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的主要成員之一。在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中，其積極主張的統一人民法院定罪原則、堅持疑罪從無，改革刑事辯護制度，改革審判方式，增設簡易程序，完善強制措施等方面的建議對立法均產生積極影響。 樊崇義教授多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1995年在第七屆國際反貪大會上《論反貪秘密偵查及證據力》的發言，1997年的中芬法制圓桌會議和中國--歐盟法律研討會以及1998年在華盛頓中美法治與人權研討會上的發言，闡明我國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均引起國外學者的重視和好評。

Ⅵ 刑事訴訟法的泰斗級人物除了左衛民，龍宗智，還有誰。

呵呵，復龍宗智年紀不大也都列入制泰鬥了啊，那麼為何不考慮陳光中、徐靜村兩位教授呢？
徐靜村教授是我國著名的訴訟法學家。現任西南政法大學教授、訴訟法學博士研究生導師、兼任全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協調委員會委員、中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他提倡了許多新制度和新觀點。可以去http://ke..com/view/395787.htm 網路看看。

陳光中教授，著名法學家，新中國訴訟法學奠基人之一，訴訟法學帶頭人。浙江永嘉縣人，1930年4月出生，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終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主任。被法律界稱為「刑事專家意見書鼻祖」。我們的書都是他編寫的，多版重編，論資歷和能力，堪稱泰鬥了吧？

Ⅶ 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原則是什麼

一、舉證責任的概念
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就是公訴方和辯護方在審判中向法庭提供證據證明其主張之案件事實的責任。舉證責任的概念包括三層含義：
第一，就事實主張提供證據的責任，又稱為舉證的行為責任;
第二，用充分證據說明其事實主張的責任，又稱為舉證的說服責任;
第三，當不能提供充分證據而且案件事實未能查清時承擔不利後果的責任，又稱為舉證的結果責任。理解舉證責任的概念，應該注意以下三個問題：
(一)舉證責任與證明責任
舉證責任和證明責任是兩個密切相關又有所區別的概念。在兩者關系的問題上，學界有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證明責任與舉證責任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可以互相替用;(註：江偉主編：《證據法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頁。)有人認為，證明責任與舉證責任是兩個並列的概念，舉證責任的主體是當事人，證明責任的主體是執法和司法人員;(註：樊崇義主編：《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綜述與評價》，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頁。)還有人認為，證明責任和舉證責任是相容概念，前者包括後者。(註：陳一雲主編：《證據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頁。)上述三種觀點各有側重，其實都有一定道理。從字面上看，舉證的含義是舉出證據或者提供證據;證明的含義是用證據來表明或者說明。因此，嚴格地說來，舉證責任只是舉出證據的責任，證明責任則是運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責任，兩者的側重顯然有所不同。不過，如果進一步分析其實質內涵，人們就會發現兩者其實相去並不遠，因為舉證的目的也是要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而證明也就包含了舉出證據的意思。離開證明案件事實的目的，舉證便成了毫無意義的行為;沒有人舉出證據，證明也就是一句空話。由此可見，證明離不開舉證;舉證也離不開證明。證明必須以舉出證據為基礎;而舉證的目的也就是為了證明案件事實。 筆者以為，語言是約定俗成的。只要人們在使用中不會造成誤解和歧義，學者也沒有必要過分苛求字面含義與概念內涵的統一。雖然舉證和證明這兩個概念的字面含義確有不同，但是人們在長期使用舉證責任這個概念的時候已經賦予它「證明」的含義。人們講的舉證責任實際上就包有證明責任的含義，即不僅指舉出證據的行為責任，而且包括說服責任和結果責任。既然人們在長期的語言習慣中已經把它們當作同義詞來使用，現在似乎沒有強行改變的必要。至於這兩個概念中究竟哪個更好，由於人們在司法實踐中已經習慣於舉證責任的說法，所以筆者贊成使用舉證責任的概念。
(二)舉證責任與事實主張
舉證責任與事實主張是密切關聯的。就訴訟而言，沒有事實主張，就沒有舉證責任，而且舉證的內容就是由事實主張所決定的。正因為兩者關系密切，所以有人認為，舉證責任在行為責任、說服責任和結果責任之外，還應當包括主張責任，即提出事實主張的責任。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誠然，舉證責任是以事實主張為基礎的，承擔舉證責任的人都要提出一定的事實主張，否則，舉證責任就成了無本之木。但是，提出事實主張是承擔舉證責任的前提，不是舉證責任的內容。這兩個問題不應混為一談。
在刑事審判中，公訴方提出事實主張的范圍應當包括被告人犯了什麼罪，犯的是一罪還是數罪，以及有無應當從重、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等。對於舉證責任來說，這有兩層含義：其一，由於事實主張是確定舉證責任的基礎，所以公訴方對上述事實主張承擔舉證責任;其二，由於被告人無罪不屬於公訴方的事實主張范圍，所以公訴方不承擔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舉證責任。
這里還有一個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問題，即公訴方的事實主張應否包括「求刑權」。所謂「求刑權」，就是 公訴人在起訴中向法官提出具體量刑建議的權利。筆者認為，公訴人在起訴中可以根據案件和被告人的具體情況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議。特別是在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以及被告人自首、自願坦白等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案件中，公訴人有權提出量刑建議，有助於檢察機關更好地行使公訴權。然而，量刑建議不屬於事實主張的范圍，當然也不屬於舉證責任的范圍。
(三)舉證責任與證據展示
舉證責任與證據展示也是兩個相關概念。所謂證據展示，就是在審判開始之前，訴訟雙方按照一定規則和 程序把己方證據告知對方，以便對方在開庭前做好相應的准備。證據展示的范圍一般都是與舉證責任的范圍相 一致的。具體來說，公訴方應該將其證明被告人有罪以及罪重或罪輕的證據向辯護方展示;辯護方應該將支持 其承擔舉證責任的具體事實主張(參見下文中的舉證責任轉移和倒置)的證據向公訴方展示。但是，公訴方應 否向辯護方展示其發現、收集或掌握的可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證據，則是一個很值得研討的問題。有人認為， 公訴方只須向辯護方展示其將在審判中使用的證據，無罪證據是公訴方不會使用的證據，因此無須展示。有人 認為，為了更有效地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和防止錯判無辜，公訴方必須向辯護方展示其全部證據，包括其不打算在審判中使用的可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證據。筆者無意在此對證據展示的問題做詳細的論述，只想談一談 與舉證責任有關的問題。
我國現行的法律沒有就證據展示做出明確的規定，但是法律規定偵查機關有義務收集被告人有罪和無罪的證據。根據法律規定的精神，公訴方即使不必主動向辯護方展示其不準備在審判中使用的證據，也不應向辯護方隱瞞其發現、收集或掌握的可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證據。這可以視為一種消極的「證據展示」義務。換言之 ，如果辯護方要求公訴方「展示」其掌握的可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證據，公訴方就應當「展示」。但是，接下 來的問題是公訴方應當如何「展示」，以及在什麼時間和地點「展示」。
目前在司法實踐中有一種讓公訴人倍感尷尬的作法。有的辯護律師在庭審調查過程中要求公訴人當庭宣讀 一份可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證人證言。這份證言在公訴方掌握的案卷之中，但是公訴人認為該證言不可信，沒 有提交法庭。辯護律師的這種要求往往能夠得到法官的支持，但確使公訴人陷入兩難的境地。如果公訴人不同 意宣讀，那就有隱瞞無罪證據之嫌;如果公訴人同意宣讀，那其行為就有些滑稽，因為他的「訴訟主張」是被 告人有罪，而他卻當庭宣讀被告人無罪的證言。誠然，如果我國普遍實現了證人出庭作證，公訴人就可以免除 這種尷尬，但司法實踐的現狀使我們還無法奢言證人出庭。於是，公訴人在這種情況下應否宣讀，就成了我們必須解答的問題。
筆者認為，上述「證據展示」的義務和舉證責任並不能等同。公訴方對其掌握的無罪證據有「展示」義務，並不等於說就有舉證責任。既然公訴方決定提起公訴，那就說明公訴方認為被告人有罪，認為那些無罪證據不可靠或不足信。既然公訴方的事實主張不包括被告人無罪，那麼公訴人就不應承擔被告人無罪的舉證責任。
如果辯護方認為有必要在法庭上出示某個無罪證據，不管這個證據是在辯方的掌握之中還是在控方的掌握之中 ，這都屬於辯護方的舉證，而不屬於公訴方的舉證。由此可見，辯護律師或法官在審判中要求公訴人宣讀無罪 證言的作法不符合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如果一定要有人代替證人在法庭上宣讀該證言，那也應該讓辯護律師 宣讀。
二、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
(一)無罪推定原則
無罪推定是基於一定價值取向而規定的不可反駁的立法推定。然而，這並不是說，根據已經掌握的證據，被告人無罪的可能性大於有罪的可能性，所以要推定其無罪。無罪推定的目標是要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利，是要保障司法的公正，是要把「無罪者被錯判有罪」的可能性限制到最低的水平。這就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價值取向。
目前，人們在理解和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的時候還存在著兩種錯誤的傾向。一種是將無罪推定原則束之高閣，使其在司法實踐中失去作用。這種傾向主要存在於司法人員和執法人員的思想之中。由於受傳統的「寧可錯 判也不要錯放」的司法觀念的影響，一些司法人員在實踐中遇到疑案時不能堅決地貫徹無罪推定的精神，不是 「疑罪從無」，而是「疑罪從輕」。另一種傾向是過分抬高無罪推定原則的地位。例如，有人認為它是刑事司 法制度中保障人權的最重要的原則，應該寫入憲法;還有人甚至認為偵查機關和司法機關在審判之前都不應該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採取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因為那等於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當作罪犯來對待，是對無罪推定原則的違犯。這種理解顯然大有偏頗。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實行無罪推定的國家中，司法機關或執法機關都會在審判前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採取一些必要的人身強制措施。
其實，無罪推定原則並不是什麼至高無上的神聖法則，其功能主要是明確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具體說來，無罪推定在刑事訴訟中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公訴方承擔舉證責任，被告人不負有舉證責任;其二是在公訴方舉出的證據未能達到法定證明標準的情況下，法院應該宣布被告人無罪。
在此有一個問題需要說明。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雖然筆者認為這條規定的負面作用大於正面作用，但是並不同意這是讓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的說法。首先，這條規定的對象是犯罪嫌疑人，不是刑事被告人，不是公訴機關正式提出犯罪指控的對象。其次，這條規定只是一種道義上的要求，是立法者「號召」犯罪嫌疑人配合偵查機關查明案件事實的舉措。最後，這條規定的內容不屬於舉證責任的范疇。如果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應當承擔舉證責任，那麼他不舉證或者舉證不能，就要承擔不利的訴訟後果，即被判定有罪。但是，根據上述第93條的規定，即使犯罪嫌疑人不如實回答問題 ，甚至根本不回答問題，司法機關也不能因此就判定其有罪。由此可見，該條規定並沒有違背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
(二)公訴案件由公訴方承擔舉證責任
在公訴刑事案件中，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是由公訴方承擔舉證責任，被告人不承擔舉證責任。在審判中，公訴方要向法庭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其指控的犯罪事實，而且其證明要達到法定的標准。被告人既沒有義務向法庭證明自己有罪，也沒有義務向法庭證明自己無罪。換言之，被告人可以不向法庭提供任何證據，僅對公訴方提出的證據進行質疑，就是完成了辯護的任務。被告人甚至可以不做任何辯護，法庭也不能因此就做出對被告人不利的判決。
除了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外，舉證責任的分配還有操作層面上的理由。由公訴方承擔舉證責任，一方面，因為公訴方是訴訟程序的啟動者，是要求法院做出判決的人，所以公訴方應該向法庭提供證據支持其要求和主張，「誰主張誰舉證」是在訴訟活動中確定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另一方面，公訴方既然做好了起訴的准備，自然也處於舉證的便利位置，讓其承擔舉證責任也是順理成章的。被告人不承擔舉證責任的理由也有兩個方面：其一，被告人在訴訟中處於被動防守的位置，不便於舉證;其二，被告人的訴訟主張是否定公訴方指控的犯罪事實，而否定某事實的存在，往往難以舉證。
誠然，被告人在審判中可以舉出證據證明自己無罪或罪輕。但是，這屬於法律賦予被告人的辯護權，是權利，不是義務或責任。被告人可以依法行使辯護權，也可以不行使辯護權，而且不能僅僅因為其不行使辯護權就得到對其不利的事實認定或判決後果。
(三)自訴案件由原告方承擔舉證責任
在自訴刑事案件中，原告人即自訴人承擔舉證責任，被告人不承擔舉證責任。這也是司法活動中「誰主張誰舉證」基本原則的體現。如果自訴人不能用充分證據證明其指控的犯罪事實，在開庭審判之前，法官應當說服自訴人撤訴，或者用裁定駁回其起訴;經開庭審理之後，法官則應當判決被告人無罪。總之，自訴人舉證不能或不充分，就要承擔敗訴的後果。
三、舉證責任轉移
在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由公訴方或自訴人承擔，這並不意味著被告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承擔任何舉證責任。根據無罪推定原則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只是明確了整個案件的舉證責任應該由提出犯罪指控的公訴方或自訴人承擔。至於案件中具體事實或情節的舉證責任，則應當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進行分配。這就是說，在某些情況下，舉證責任也會從公訴方或自訴人轉移到被告人身上。
舉證責任轉移並不是對無罪推定原則的否定。確立無罪推定原則的基礎是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特定價值取向，即保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權利的需要。然而，法律規定舉證責任的轉移，主要是考慮訴訟活動中證明的需要和舉證的便利，即由哪一方先行舉證更有利於訴訟證明的推進。在這個意義上講，舉證責任的轉移是以舉證便利和訴訟效率為前提的。
例如，某殺人案件的被告人聲稱自己在案發時不在犯罪現場，而是在別的某個地方。對於這一事實主張，被告人就應該承擔舉證責任，即舉出證據證明他案發時不在犯罪現場，而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在這種情況下，舉證責任就要由公訴方轉移到被告方。這種轉移是符合司法證明規律的。既然被告人提出一種具體的事實主張，他就應該提出相應的證據支持其主張，而且他顯然處於舉證的便利位置。如果被告人可以隨便提出一種事實主張，然後就讓公訴方去舉證反駁，自己卻不承擔任何舉證責任，那顯然違反了司法公正的原則，也會極大地影響司法證明的效率。
不過，基於公訴方與被告方的力量對比和攻防位置，法律對被告方舉證的要求可以低於對公訴方的舉證要求。換言之，被告方的證明不必達到「證據確實充分」或者 「排除合理懷疑」的標准，而只要能夠證明其不在犯罪現場的可能性大於其在犯罪現場的可能性就算完成了舉證的任務。這種標准相當於英美法系國家在民事訴訟中使用的「優勢證明」標准。一旦被告方完成舉證之後，案件中的舉證責任就又轉移到公訴方。而且，公訴方應該用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其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實，包括被告人在案發時就在犯罪現場的事實。
並非被告方對自己的所有辯護主張都要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被告方只是消極地否定公訴方的事實主張，如聲稱自己沒有殺人，那麼被告方對這種事實主張就不承擔舉證責任，或者說，這里就不能發生舉證責任的轉移。只有當被告方提出具有積極辯護意義的具體事實主張時，舉證責任才轉移到被告方。例如，被告人不僅說自己沒有殺人，而且說該被害人是被另外某個人殺死的，以此證明自己不是殺人犯，那麼被告人對這個具體的事實主張就要承擔舉證責任。
在司法實踐中，常見的能夠導致舉證責任轉移的辯護主張包括四類：(1)關於被告人責任能力的事實主張，例如，被告人有精神病或者在案發時處於精神不正常的狀態;被告人在案發時沒有達到法定的刑事責任年齡等。(2)關於被告人行為合法性或正當性的事實主張，例如，被告人的殺人或傷人行為屬於正當防衛;被告人的破壞財物行為屬於緊急避險等。(3)關於偵查人員或執法人員行為違法性的事實主張，例如，被告人之所以實施被指控的犯罪行為是因為公安人員的「偵查陷阱」;被告人之所以承認自己有罪是因為偵查人員的刑訊逼供等。(4) 關於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實施指控犯罪行為的事實主張，例如，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實施該搶劫行為，因為案發時他不在犯罪現場;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實施該殺人行為，因為被害人是被另外一個人殺死的。在刑事訴訟中，能否發生舉證責任的轉移，必須對被告人提出的事實主張進行具體的分析。
在自訴刑事案件中，舉證責任的轉移是一種更為常見的現象。當被告人提出具體的事實主張反駁自訴人的指控時，舉證責任便轉移到被告人一方。在被告人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其事實主張之後，舉證責任又轉移到自訴人身上。另外，按照法律規定，被告人可以在訴訟過程中對自訴人提出反訴。對於反訴的事實主張，被告人當然負有舉證責任。

Ⅷ 誰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訴訟法原理論的資料!

我國1996年修改通過的《刑事訴訟法》第191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一）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二）違反迴避制度的；（三）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四）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這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首次詳細規定程序性違法的法律後果，標志著我國刑事訴訟法程序規則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機制的初步確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本文以《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的規定為切入點，試圖分析我國刑事訴訟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義，以及當前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並對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對這個長期「被遺忘角落」的重視和思考。

二、程序規則及程序性裁判的確立

（一）程序規則及程序性裁判的含義

程序規則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規則是相對於實體規則而言的，兩者都屬於法律規則的范疇，因而都須符合法律規則的一般邏輯構成。從邏輯構成上講，每一個法律規則應由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兩部分構成。[1] 行為模式是從大量實際行為中概括出來作為行為的理論抽象、基本框架或標准。行為模式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可以這樣行為；應當這樣行為；不應當這樣行為；這三種行為模式也就意味著有三種相應法律規則：授權性法律規則；命令性法律規則；禁止性法律規則。法律後果一般是指法律對具有法律意義的行為賦予某種結果。它大體上可分為兩類：（1）肯定性法律後果，即法律承認這種行為合法、有效並加以保護以至獎勵。（2）否定性法律後果，即法律不予承認、加以撤銷以至制裁。[2] 程序規則就是由程序性權利、義務（程序法上的行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後果構成的法律規則。具體到刑事訴訟程序規則而言，就是對公、檢、法三機關和訴訟參與人[3] 參加刑事訴訟時應當遵守之操作規程以及違反操作規程所承擔之法律後果作出規定的法律規則。以《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為例：「……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違反迴避制度的、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等，實質上是對上述行為的禁止性規定，即「不應當這樣行為」，結合刑事訴訟法的其它相關法條，共同構成了「不應當從事上述行為」的行為模式。而「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則是行為模式違反時所承擔的否定性法律後果。程序性行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後果兩者共同構成了完整的程序規則。[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種。所謂「裁判」，就是用公共權力解決被告案件的行為。「裁判」一詞有多種含義，最廣義的裁判是指全部訴訟程序，即在訴訟本身意義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訴訟法固有意義上的裁判是審判機關意思表示的訴訟行為。不過這種意義上的裁判，在狹義上僅是指，審判機關用公共權力解決被告案件，對案件適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無罪的裁判）。廣義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訴訟行為中的法律行為（例如，申請迴避的裁判、關於調查證據的裁判等等）。在訴訟法上，裁判一詞一般是指廣義上的裁判。[5]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狹義上的裁判僅指法院的實體性裁判，而廣義的裁判，卻包含了實體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據程序規則，對訴訟行為適用程序性法律後果的法律行為。例如二審法院發現一審法院的審理違反法定訴訟程序時，作出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確立的意義

程序性裁判的確立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確立充分體現了程序的獨立價值，實現了刑事訴訟由工具主義價值觀向多元價值觀的轉變，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義的轉變。中國長期以來的「重實體，輕程序」、「重結果，輕過程」、「重打擊，輕保護」、「重國家，輕個人」的法律傳統，是工具主義的集中體現。「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形成與程序規則本身之缺陷是互為因果的關系，一方面，在工具主義的影響下，把程序規則視為可有可無的東西，立法者不重視程序規則的設計，大量的程序規則缺少法律後果的規定，存在致命的邏輯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規則這種缺陷的存在，必然導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後果，程序性裁判更是無從談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對「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形成和強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程序規則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違法後果的規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才使得程序的獨立價值顯現出來。正如陳瑞華教授指出的：人們對某一刑事訴訟程序是否為「善」的評價，要看刑事訴訟程序是否具有獨立的內在優秀品質，而這一品質獨立於裁判結論的正確性而存在，完全體現在刑事訴訟程序本身的設計和運作過程之中。[6] 我國學者還指出：「獨立的程序價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現代文明、現代法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其進步性、科學性、民主性，就是通過刑事訴訟的獨立價值得到了體現……特別是刑事訴訟法第191條關於『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規定，……充分的體現了程序的獨立價值。所以，它標志著我國訴訟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權利和憲法性權利，是刑事訴訟法在人權保障領域的一個飛越。現代刑事訴訟的目的已經實現了由「打擊犯罪，發現實體真實」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實」和「人權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轉變，尤其是人權保障的目的，充分體現了現代刑事訴訟的特徵，以及民主與專制的區別。刑事訴訟規則從「人權保障」的層面來說，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權利，並同時對國家追訴行為進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學者田口守一指出，「確定某種程序是否為『正當程序』（e process），必須視該程序重視『人權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權保障與正當程序相提並論。」[8] 當代各國刑事訴訟法大都規定了這種人權保障性程序規則，如無罪推定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我國刑事訴訟法也有類似的規定，如「人民法院審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等。單從字面上來看，我國刑事訴訟法「人權保障」性條款並不算少，但是長期以來，這些條款大都沒有規定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從而缺少基本的規則要素，使得本來的程序規則 淪為「宣言」或「口號」，不能成為程序性裁判的基礎，因而實踐中收效甚微，刑訊逼供等現象「雖屢禁而不止」。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第191條明確規定了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規定、違反迴避制度；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法定訴訟權利等行為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從而使相關的程序規則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機製得以確立，以訴訟程序來保障人權的目標在實踐中得以實現。但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仍有許多程序性「規則」缺少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因而當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圍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進一步完善。

三、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過上文的論述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法通過第191條的規定，已經初步確立了中國刑事訴訟中的程序性裁判機制，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的一個閃光點」，但是無論從第191條自身來看，還是從整體上對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機制進行反思，我認為尚存在諸多缺陷，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避重就輕，局限於法院系統內部的自我約束

縱觀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規則」缺少「程序性法律後果」 ，尤其對於公、檢機關的程序性違法行為，缺少相應的程序性違法後果。例如刑事訴訟法雖「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但卻沒有規定程序性違法後果。不可否認我國刑法中已經有了相關罪名的規定，如刑訊逼供罪、妨害作證罪 、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等，但是這些「實體性法律後果」只針對違反訴訟程序規則的「人」，而不直接否定「違法行為」及「違法行為之果」，因而難免有隔靴騷癢，文不對題的感覺。這一現象已經引起了學界的反思，如我國學者王敏遠指出：「刑訊逼供顯然是一種典型的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雖然法律規定了對刑訊逼供行為應予實體法意義上的懲罰，但即使行為人承擔了實體法上的法律責任，而程序法若無刑訊逼供所得的證據不得採信的法律後果，就會導致刑訊逼供的行為在實體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證據卻在程序意義上被認可。這種局面當然很荒唐，但若沒有程序法意義上的法律後果，卻會變成現實。」[9] 陳瑞華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盡管在一項司法解釋中也要求各級法院將刑訊逼供所提供的證據排除於定案根據之外，[10] 但這種司法解釋本身不具有較強的法律效力，也就難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級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並不多。」 [11]

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後，從第191條調整的范圍來看，僅限於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的程序性審查，是法院系統內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約束。而事實上，相對於作為國家追訴機關的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來說，法院是一個「利益無涉」的裁判機關，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違反程序的沖動，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關庭審的程序規則。在實踐中，法官違反程序法的現象要比上述公、檢機關違反程序法的現象輕緩得多。因此，第191條的修改雖然邁出了中國刑事訴訟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卻沒有針對中國刑事訴訟中最關鍵、最嚴重的問題，頗有避重就輕之嫌。當前，由於上述大量程序「規則」缺失「程序性法律後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礎，法庭審判大都局限於實體裁判，背離了「裁判」的應有之義。「程序正義」和「人權保障」的價值淹沒於「打擊犯罪，追求客觀真實」的「熱忱」之中，公、檢機關的程序性違法已經成為困擾刑事司法的頑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雙重危險」 ;

「雙重危險」原則是英美法系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12] ，根據這一原則，被告人不得因同一個罪行而受到兩次起訴、審判和科刑。如《美國聯邦憲法》第5條修正案規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兩次受到生命和身體上的危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作出過一系列判例，對不受雙重危險原則的適用范圍作出了規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決無罪，檢察官無權對被告人提起上訴，即使法庭在審判中犯有某種對檢察官不利的法律錯誤或者起訴狀存在有某種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決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訴，上級法院可對其進行第二次審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審判中得到維護，法官一般不得對被告人判處更重的刑罰。第三，如果一項起訴因證據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終裁決之前予以駁回（相當於宣告無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審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雙重危險」原則在適用范圍方面顯然要比大陸法系的「既判力」理論更寬泛，後者僅適用於已經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則不限於此。在聯邦法院，陪審團一旦宣誓成立，則第一次危險就已經構成，在地方法院，第一個證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險的成立，此時，檢察機關一旦撤訴，就不允許重新起訴，否則會使被告人「遭受雙重危險」。「不受雙重危險」原則當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於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雙重危險」原則，或「一事不再理」原則存在的正當性，主要在於它對訴訟當事人所體現出的人文關懷， 如果「隨意逆向運行的司法裁判程序還可能使當事人反復陷於訴訟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運長期處於不確定和待裁判的狀態。」「而這對於處於弱者地位的當事人而言，將是不具備起碼的公正性的」[15] ，貝卡里亞在論證刑罰的及時性時也指出：「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說它比較公正是因為：它減輕了捉摸不定給犯人帶來的無益而殘酷的折磨。」 [16] 重復審理或程序逆行無疑會帶來上述不人道的後果。

通過上面的理論闡述之後，再來審視我國刑事訴訟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們會發現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並沒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不受雙重危險」更是無從談起，有的只是約定俗成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原則。我國二審法院貫徹的是「全面審查」原則，因而同時包括了實體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條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僅就現有的程序性違法後果而言，第191條對於一審法院的程序性違法，只規定了「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法律後果。既沒有作是否有利於被告人的區分，也沒有發回重審次數的限制，更沒有針對嚴重程序違法，侵犯被告人憲法權利而徑行作出有利於被告人之裁判的規定。首先，不可否認，在實踐中法院的程序違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因而發回重審通常都是基於有利於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論上並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審判中犯有某種對檢察官不利的法律錯誤」，在這種情形下，發回重審，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當性。其次，發回重審並沒有次數的限制，在我國沒有獨立的羈押制度的情況下，案件審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羈押期限，在無數次的發回重審而不裁定解除羈押的情況下，就會使被告人在無限延長的羈押中「遭受多重危險」，不具有起碼的公正性。最後，除了規定發回重審的法律後果外，沒有規定任何更為嚴厲或直接的法律後果，例如，在一審中嚴重程序違法，嚴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權的，徑行駁回公訴，改判無罪等，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後果。筆者並不試圖站在「不受雙重危險」的立場來否定我國的兩審終審制和發回重審制度，在我國現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質量的前提下，兩審終審是必要的。但對於程序性裁判發回重審問題，我認為應當站在「不受雙重危險」的立場對之進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結果更為科學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審查的機制，拓寬程序性裁判的范圍。我國現階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據第191條的規定，僅限於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庭審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義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對控辯雙方訴訟行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圍理應拓寬到一審階段對控辯雙方，尤其是控訴機關訴訟行為的審查，審查偵查、起訴機關在偵查、起訴過程中，有沒有違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違法事實，應當啟用程序性裁判對之適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同樣的，在二審或再審階段，仍應繼續這種程序性審查。法院庭審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對偵查、起訴行為的「事後審查」。隨著人權保障意識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圍還應當拓寬到審前階段，即對偵查、審查起訴行為進行「事中」程序審查，因為偵查、審查起訴過程中，涉及到國家公權力與公民私權利的對抗，在這種對抗中應當介入一個中立的第三者，對程序性問題，例如超期羈押問題、非法取證問題等作出裁判，一則是對國家公權力作出及時限制，防止權力的濫用，二則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時救濟，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權利不受非法侵犯。這實際上是構建審前階段的司法審查制度，實現由行政追訴形態向訴訟形態的回歸。[19] 從我國現有的法律框架來看，對審前階段的程序性審查尚未納入法院司法審查的范圍，因而對於審前超期羈押等問題，沒有一個合法有力的救濟途徑，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2款（二）項明確規定「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不在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內，但是除了該司法解釋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確定之外，「非法取證」「超期羈押」是否為「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從應然角度，該司法解釋並不能否定這一理論設想的正當性。為了防止法官對實體問題產生預斷，應當組織專門法官或構建預審制度來從事這種審前程序審查。當然，這些制度的構建還有待於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進一步深入。

最後，提高人權保障意識，加大對程序性違法制裁的力度。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程序性違法後果的規定，只有第191條的「發回重審」，而且過於簡單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違背「雙重危險」和「責任主義」原則之嫌。對於我國刑事訴訟中的「發回重審」制度，應當站在人權保障的立場，依據「不受雙重危險」和「責任主義」原則進行限制和改造。首先，應當區分「發回重 審」是否有利於被告人，對於不利於被告人的「發回重審」應當嚴格限制；其次，應當對「發回重審」的次數作嚴格限制，避免訴訟進入無休無止的境地，而且為了防止羈押期限的不當延長，應當同時判令解除被告的羈押狀態；最後，應當區分程序違法的程度，對於輕微的程序違法，可以作出糾正程序錯誤的裁判，而不必「發回重審」，以免被告「遭受雙重危險」，對於嚴重程序違法、侵犯被告人人權的情形，應當作出更為嚴厲的裁判，如徑行作出無罪判決，使違法者承擔不利的法律後果，以維護程序正義，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人權。

以上是對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論建構，而法律規則的建構還需要在理論建構的基礎上，結合立法技術使之更為具體化和操作化。限於篇幅和文章的主題，在此不再贅述。

「注釋」

[1]也有的學者認為法律規則由假定、處理和制裁三部分構成，本文所指的行為模式實質上是對假定和處理的合並。

[2]沈宗靈（主編）：《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頁。

[3]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將公、檢機關排除在「訴訟參與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觀念上就造成了控辯雙方訴訟地位的不平等，是「線性訴訟結構」的產物。在「線性結構」下，控辯式審判方式的引進將面臨極大的風險。有關刑事訴訟的「線性結構」和「三角結構」的詳細分析，參見，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頁。

[4]北京大學法學院陳瑞華教授認為，程序規則自身還應當區分「實體性程序規則」和「純粹程序性規則」，前者類似於本文所稱的程序規則，包括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的邏輯結構，而後者則是為了前者的落實所設計的操作化規程，應當包括對程序性裁判的舉證責任和舉證程度等問題。應當說陳教授的觀點對我國程序規則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純粹程序性規則」應當以「實體性程序規則」已經完備為前提，在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中，前者尚存在嚴重的邏輯缺失——大多數程序規則只有行為模式而沒有法律後果。限於論述的重點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對「純粹程序性規則」不作論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劉迪、張凌、穆津等譯，卞建林審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頁。

[6]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頁。

[7]樊崇義：「論刑事訴訟法律觀的轉變」，載《政法論壇》2001年第2期，第51頁。

[8]同注5，第12頁。

[9]王敏遠：《刑事司法理論與實踐檢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9頁。

[1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的規定。——筆者注。

[11]陳瑞華：《看得見的正義》，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頁。

[12]「雙重危險」原則與大陸法系的「既判力」理論被認為是對「一事不再理」這一古老原則的不同詮釋。「既判力」理論是從維護司法權威的角度來論證「一事不再理」之正當性的，認為司法的權威在於裁判不能被頻繁推翻。但是這一論證存在一個無法克服的悖論，即司法的權威同樣不能建立在謬誤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於糾正謬誤的需要，司法要通過穩定性來體現它的權威，就必須同時認同自身的謬誤。而「雙重危險」則是從人權保障的角度論證「一事不再理」之正當性的，認為應當避免使一個人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我們認為將作為技術規則的刑事訴訟法注入權利的因素，從而使之成為動態憲法，成為人權保障法，這是當代刑事訴訟法發展的方向，而「雙重危險」原則所體現的人文關懷，恰恰代表了這一方向。

Ⅸ 誰有《法理學》葛洪義第三版的，《憲法》許崇德第四版，《刑事訴訟法》樊崇義2002年版的筆記，急用。謝謝

刑警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