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名揚法國行政法

A. 王名揚的人物生平

王名揚，1916年10月2日（農歷）生於衡陽道衡陽縣（今衡陽市衡陽縣），少貧力學。
1931年以衡陽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省立五中（現衡陽師范學院），依靠當時宗族社制度下宗族所給的補貼讀完了中學 。
1936年，中學畢業後，擔任了一年的小學教員 。
1937年，懷著法律救國的理想，王名揚考取了國立武漢大學法律系 。隨後，震驚中外的「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王名揚熱血沸騰，毅然穿上軍裝，參加了戰地服務團，來到晉南前線。翻山越嶺，走村串寨，踏遍山山水水，到處宣傳抗日，將對祖國、對人民的無限忠誠、滿腔熱愛，對侵略者的無比仇恨，揮灑在抗日的前沿。
1938年，王名揚隨武漢大學內遷到四川省樂山縣 。
1941年，從武漢大學畢業後，考入了國立中央大學(重慶)研究生院行政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師從行政法學權威、留美博士張匯文。
1943年，獲得碩士學位後，在武漢大學法律系任講師 。
1948年，王名揚考取了國民政府最後一批公派留學生，就讀於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
1953年，獲得巴黎大學行政法學博士學位 。
1953年至1956年，在法國東方語言學校學習俄語和日語 。
1956年，新中國第一次在法國首都巴黎舉辦國際博覽會，王名揚擔任博展團團長李琢之的法語翻譯，以熟練高超的語言水準、嫻熟精彩的翻譯技巧，為世界認識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
1956至1958年，為了讓更多的人加深對新中國的正面認識，王名揚在法國擔任《僑眾》報的獨任編輯，向法國華僑介紹新中國的建設成就 。
1958年，在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下，王名揚放棄了在法國優越的生活和學習環境，回到祖國的懷抱 。
1958年至1962年，王名揚在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理論教研室工作 。
1962年，因被認為「思想改造」不合格，轉入北京外貿學院(對外經貿大學前身)擔任法語教員，自此脫離法學教育領域長達20年，直到1983年返回法學講壇。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王名揚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因與法國同學通過信，被無端懷疑為「里通外國」，送進「牛棚」隔離審查」，撰寫多年的書稿被付之一炬。從1969年開始，被遣送到河南固始縣和息縣「五七幹校」勞動改造。艱難、困苦和厄運並沒有壓垮，反而磨砥了王名揚的思想，展望前途，堅信祖國的春天一定會到來！
粉碎「四人幫」以後，王名揚重新回北京外貿學院從事法語教學，1983年，調入中國政法大學執教，擔任行政法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法學會行政法研究會顧問，培養出新中國第一屆行政法學專業碩士生 。
1983年，王名揚參加了中國第一部行政法統編教材的編寫工作 。
1984年，王名揚應《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卷》編輯部約稿，編寫國際私法及行政法詞條；
1987年，專著《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 ，對於我國行政法體系的構建和國家賠償法的立法工作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
1989年，專著《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 65萬字，被稱為是行政法學研究的「概念工具百寶箱 」。
1991年，兩部專著《英、法、美、日行政法簡明教程》(山西人民出版社)和《外國行政訴訟制度》(山西人民出版社)同時出版；
1995年，專著《美國行政法》(上、下卷)(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 ，長達百萬字。
2006年11月，專著《比較行政法》（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
2006年11月，在慶賀王名揚九十華誕的大會上，為表彰他對我國行政法學教育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中國政法大學授予 「終身成就獎」 。
2008年11月6日18時左右，中國行政法的奠基人——王名揚教授在北京一家臨終關懷醫院去世，享年92歲。

B. 熊文釗的其人其事

從小喜歡「填表格」
與熊文釗教授接觸多了，發現他是一個非常風趣、頭腦極為敏銳的人。這與他早年的音樂修養有關。他1962年生於湖北黃岡，自幼喜歡音樂，在黃岡中學就讀期間上的是文藝班，1974年進入湖北省黃梅戲劇院樂團，演奏薩克斯和黑管，轉眼就是七年。朋友們開玩笑這樣評價熊文釗，說他是法律界音樂玩得最好的人，又是音樂界最懂法律的人。1977年恢復高考，已經拿了幾年工資工作穩定的熊文釗，決定棄藝從學，參加高考，並且報考法律專業。熊文釗說：「這與我的童年經歷有關，我從小就對政治有一種敏感。」
上小學的時候，熊文釗就喜歡看報紙，並且對有官員出席的會議看得非常仔細。那是在「文革」期間，他特別關注哪個省的「革委會主任」是誰，副主任是誰，省軍區司令、政委是誰，並且自己製作了表格，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就在表上填一個，漸漸就把這些官員的名單填滿了。時間長了，連駐外使節、外國元首他都分別製作了表格進行填寫。
填表的同時，他開始了分析。他發現，五一、國慶等重大慶典和接待外賓的場合，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出現了，那就預示著他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消失了，那他就很可能要「下台」。預測一次次應驗，讓他很有成就感，漸漸成為一種愛好。時至今日，他在這方面的敏感非常人所及，預測常常神准，令朋友們總以為他有什麼特殊「渠道」，其實呢，他的渠道就是報紙雜志、廣播電視。
功夫不負有心人，1981年熊文釗如願考入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專業本科學習。他自己都不曾料到，正好趕上了中國行政法學的起步與發展階段，他與中國的行政法治從此結下了不解之緣。
給應松年送爐子
當時北京政法學院建立了「行政法學教研室」，負責人是方彥。方彥是延安時期的老報人，對推動中國行政法學貢獻很大，近些年來卻少有人提及。熊文釗說，改革開放後中國行政法學的第一批人才，都是方老網羅到北京政法學院的。像行政法學界泰斗王名揚，還有當時在西北政法學院的應松年，都是方老想盡辦法調到學院的。
當時選修課表上有一門名叫「行政法學」的課程，熊文釗很感興趣，進行選修，這樣與方彥的接觸多了起來，漸漸成為方彥的親密弟子，方彥有什麼事兒，都喜歡叫上他，他成為教研室的一個主要勞動力。
記得應松年剛到政法學院的時候，被分在6號樓4樓朝東的一個小房間里，居住條件十分艱苦。尤其是冬天，房子里漏風嚴重，又沒有暖氣，住在裡面不得病才怪。方彥有一天叫上熊文釗，說是要給應老師弄個爐子生火，否則冬天過不下去。熊文釗說，我再去叫個同學。方彥說，叫什麼叫，我們兩個不就行了。方彥領著他從學院事務科領來一個燒蜂窩煤的爐子，然後兩人一起抬到應松年的房子里去。當時方老已經是六七十歲的人了，把應松年感動得不得了。現在回想起來，熊文釗說，延安時期老幹部的作風，真是感人啊，有這樣的榜樣，自己不努力學習對得起誰？如果沒有方老，中國的行政法學不可能在短短幾年時間就出現那麼蓬勃發展的局面。
「接力」翻譯
當時行政法學的這幫老師和學生，對行政法學知識的渴求，真是像飢餓的人撲到麵包上。1984年3月，司法部委託北京政法學院舉辦行政法研究班，邀請中外知名學者講授行政法理論，這是全國首期行政法學理論培訓班，薈萃了一大批後來行政法學界的骨幹。熊文釗當時還在讀本科，但他硬是爭取機會進入研究班去聽課，而且節節不落、風雨無阻。
研究班聘請的比利時專家麥耶爾用法語講授行政法專題，翻譯遇到一些行政法學方面的專業術語，時常「卡殼」，要請教坐在講台下的王名揚先生。王名揚先生早年留學法國並獲得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法學博士學位(行政法學專業)，精通法語。可操著濃重湖南衡陽口音的王名揚先生所做的解釋仍然無法讓大家聽明白。姜明安是湖南汨羅人，聽得懂王名揚的湖南話，而他的普通話並不比王老好多少，他用湖南汨羅話轉述王老的湖南衡陽話，大家還是弄不明白。在北京長大的朱維究性子急，有時沒等姜明安說完，她就把自己的猜測搶先「翻譯」出來，「翻譯」得不對，王名揚就急忙擺手說「不地(對)不地(對)」。熊文釗是湖北人，聽湖南話有點優勢。於是熊文釗就斗膽接過來「翻譯」普通話。由於從小就從事藝術工作，熊文釗的普通話可算得上湖北人中講得最好的了，經過這樣的「接力翻譯」才能讓大家明白這些專業術語。大家笑成一團的時候，麥耶爾教授就睜大眼睛迷茫地看著。
初生牛犢進入 國家立法殿堂
1985年，熊文釗考入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師從王名揚、龔祥瑞、應松年等著名的憲法與行政法學者，繼續研習憲法與行政法。時值《民法通則》頒布後不久，全國人大法工委資深顧問陶希晉先生提出，廢除了舊中國的舊六法，應當制定新中國的新六法，並明確提出要制定《行政法通則》。陶希晉先生早年長期擔任董必武的秘書，資格非常老，在建國初就是政務院副秘書長，在全國人大說話有分量，他對我國行政立法的推動功績，彪炳史冊。
1986年10月，全國人大法工委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組，陶老提議由《民法通則》起草組組長江平教授任行政立法研究組組長，研究組由羅豪才、應松年、張煥光、皮純協、朱維究、姜明安等組成，王名揚、方彥等任顧問。熊文釗有幸參加了行政立法研究組主持的《行政法通則》的起草工作，並參與撰寫了若干份試擬稿。這一年，熊文釗才24歲，就能進入全國人大的行政立法研究組起草法律文件，歷史給予他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
行政立法研究組成立以後，通過起草《行政法通則(試擬稿)》，編發《行政立法研究資料》和《行政立法研究動態》，為全國行政法學者提供了國內外行政法研究的最新資料和動態，極大地激發了青年學者的求知慾望。
1986年底，第二屆行政法年會在山城重慶召開，陶希晉抱病從桂林趕到重慶。他感覺當時國內行政法學界的思想還偏於「保守」，希望有年輕人能出來「放幾炮」。他通過秘書約請了包括姜明安、熊文釗在內的幾位年輕人到他的住所匯報《行政法通則》框架的起草情況。陶老提出，能否讓年輕人到會上去講一講《行政法通則》的立法框架設想？
在前輩的支持和鼓勵下，熊文釗這個「初生牛犢」，在會上突破了原定議題，以自由發言的方式介紹了《行政法通則》的「行政法基本原則、行政主體、行政行為、行政法制監督、行政訴訟」的立法框架，引起了與會學者的廣泛關注。現在許多行政法學界的權威專家都很懷念那次會議，認為那次會議為行政法學開拓了一個新境界。
相對人、聽證會與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當時年輕的熊文釗思想大膽，敢說敢為，常常冒出一些非常新穎的說法。
熊文釗是1985級的研究生，現在擔任浙江工商大學校長的胡建淼當時是1986級的研究生。熊文釗當時沒戀愛，胡建淼來自上海，到北京後也是「單身漢」，兩人一見如故，晚上經常在一起整幾瓶啤酒一袋花生米，在宿舍里閑吹鬍侃。兩人都覺得，當時行政法學的專業術語太少，大白話太多，應該創造一些術語。有一次，胡建淼提出「行政主體相對的一方」應該怎麼說，熊文釗說：「那就叫相對人吧。」從此，兩人的學術論文中開始出現「相對人」這個概念，漸漸被通用。「後來從外國的翻譯資料中也發現了『相對人』的術語，但當時國內是我們提出來的，提出時也沒看到外國的翻譯資料。」
後來，全國人大行政立法研究組在羅豪才、應松年的領導下，先後為《行政訴訟法》《行政監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許可法》的制定提出了重要的立法框架及專家試擬稿，熊文釗都進入了專家咨詢組。1989年4月，在北京平谷金海湖畔的一個賓館召開了關於《行政處罰法》草案的專家研討會。研討會的一個焦點是，要不要把「聽證制度」寫入《行政處罰法》，如何寫。當時「聽證制度」在中國完全是個新鮮事物，從沒寫進過法律條文。寫是應該寫，但如果寫得太多，許多專家擔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時會引起較大的爭議，反而延緩了這一制度的立法。包括熊文釗在內的一些專家提出，在中國建立聽證制度非常必要，與其寫得太多引起爭議被擱置，不如就先將聽證制度確立下來，待以後再進一步完善。人大法工委最後採納了這一建議，就在第42條、第43條寫了幾行字，送到常委會討論，果然順利通過了。從此，「聽證制度」在中國落地生根。
在1988年太原召開的行政法學年會上，熊文釗還提出，我們國家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其實行政法學也應該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國家核心價值賦予的行政職能」，「兩個基本點」，一是「授予政府權力」，一是「控制權力濫用」。當時不少專家認為行政法學就是研究「控制政府權力」，不包括「授予政府權力」。但後來越來越多的專家接受了熊文釗的觀點，並提出「平衡理論」。熊文釗的「兩個基本點」，其實就是講行政權力的平衡問題，權力的授予和控制必須平衡，才能保證行政的安全、有效，減少行政風險，提高行政效率。
減少「副職」觀點 屢遭「封殺」
2006、2007年來，熊文釗對「大部門制」的研究成果屢見報端，但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就是他在《望》新聞周刊上提出減少「副職」的問題之後，有多家中央和地方的報紙雜志記者和編輯來采訪或來約稿，熊文釗總要提到行政機關應減少「副職」。他說，根據1982年頒布的《國務院組織法》的規定，國務院各部應設正職一人，副職二至四人；各委員會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委員五至十人。可實際情況是，副職大大超編，例如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達到12個，嚴重超過法定職數。
當時編輯記者們都覺得這個觀點很重要，可最後發表出來的文章，這一觀點總是被刪掉。編輯記者們解釋說，老總說這個觀點太敏感，紅筆「框」下去了。熊文釗很執著，堅稱：國家有法律規定，政府要依法行政，這有什麼敏感的？
後來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減少領導職數」，熊文釗笑著對那些編輯記者說：「你看，你們當初要是報道了多好！」
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近年來，熊文釗對國家行政機關部門利益膨脹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大部門制」改革是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2005年，國家經貿委研究撤銷審批項目，在各部門研究來研究去，結果誰都不願意撤銷自己部門的審批項目。後來向熊文釗等專家咨詢，專家們提出撤銷方案，然後在經貿委的辦公會上通過，這一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還有一年，科技部在各部門徵求立法草案的意見，也是爭論來爭論去，最後也是按專家意見通過。這其實都是部門利益在作祟。
我國的部門利益膨脹，首先表現在「部門立法」上。許多國家法律法規是由相關部門起草，在起草時往往追求部門利益最大化，將部門權力擴張法定化，而偏離了整體的國家政策方針和公共利益，例如政府專營、行政准入限制、計劃配置資源、部門保護等方面。
其次，部門利益集團化、個人化、違法化。鄭筱萸案件中反映出行政腐敗、官商勾結、利益同盟等現象，而這些現象並非個別。有些為了部門利益公然違法，例如交通部門居然讓2004年通過的《公路法》中開征燃油稅的規定擱淺至今。
再次，對公共財政奢侈浪費。我國每年用於公車、公款吃喝以及公務出國的費用已高達幾千億元。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在2004年度中央部門預算執行審計結果報告中就指出，1999年以來，國家體育總局動用中國奧委會專項資金1.31億元，其中用於建設職工住宅小區1.09億元，用於發放總局機關工作人員職務補貼和借給下屬單位投資辦企業2204萬元……
部門利益膨脹是權力的屬性使然。阿克頓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孟德斯鳩也曾說過，行使權力的人總是會行使到法律的邊界為止。我們總是對於權力保持良好的預期和渴望，以為掌權者一定會奉公執法、一心為民。事實上，我們不能對權力抱有一絲一毫的幻想，特別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規范的建構上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權力的腐化性、自私自利性。而「大部門制」改革，是將許多部門「連鍋端」，可能是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在熊文釗的「大部門制」前瞻中，提出了「大部門制」的通盤規劃和分步實施的整體方案，國土建設部=區劃+規劃+建設+國土資源等；大農業部=農業+糧食+林業；大交通部=交通+鐵道+航空+公路+水運+郵政等。對於現在的調整方案，將公務員當作人力資源要素、社會保障職能仍然沒能整合以及鐵道部沒有被合並到交通部等問題，熊文釗說，這還是部門利益在作怪，但他相信，遲早會有整合的那一天。

C. 請問王名揚先生的《英國行政法》或者《法國行政法》哪裡有得賣啊

你在哪個城市呢？
大部分城市城市的法律書店是比較齊全的。

D. 三權分立中的行政權的定義

行政的核心或實質是行政權，幾乎行政法的每條原理都可以從行政權的研究中得到闡釋。可以說，行政權是行政法的「起因和歸宿」，是「全部行政法理論的基點和中心范疇」。（註：胡建淼主編《行政法學》，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7頁。 ）學者們往往根據不同的歷史背景和對傳統行政權的不同理解對其作出不同定義。其實，對行政權的研究本身就應當是一個具有極大涵攝性、包容性的活動，它不應當是絕對的、片面的。正像波普在其名著《科學發現的邏輯》中所說，每種理論都具有「可證偽性」，我們應當依據所處社會的特殊情境——現代中國來重新審視對行政權的理解。

一、傳統行政權的概念及屬性分析

在國外， 行政權內涵的確定與分權學說相聯系， 是一種 「executive powers」（執行權）。在國內，關於行政權的提法仍不統一，主要有「行政管理權」、「行政權」、「行政權力」等。提法上不一致尚屬次要，更為關鍵的是我國學者在定義確定上沒有西方那樣一種憲政理論可以溯及，缺乏理論原則的貫徹性，較多的是定義確定的隨意性。即便如此，對國內學者的上述定義進行梳理仍是必要的，因為任何理論都必定有其時代精神、學術淵源等理論背景蘊含其中。我們對行政權的概念及屬性分析也將從國內學者的認識中引出。

1、從分權角度定義及其屬性分析

在西方，從分權角度論述行政權是學術的主流。17世紀的洛克首創「立法行政聯盟三分論」，之後孟德斯鳩繼其濫觴，創立了「三權分立」理論，使行政權成為一種「受控權」。戴西的「規范主義」強調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權力的法」，認為必須通過以司法審查為中心的控權體系來保護個人的權利與自由。而這種理論是根植於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時期的現實土壤，反映了政府與個人、公益與私益之間的二元對峙。規范主義對行政權的理解基於與立法權、司法權的分離，對行政權的屬性認識從制度層面上認為是一種從屬性的執行權，從操作層面上是一種「被控性」的權力，強調「私域」在「公域」（註：哈貝馬斯在討論市民社會時引入了私域（private sphere）和公域（public sphere ）的概念。所謂私域是指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制下形成的市場體系；所謂公域是指自主的個人所構成的公共溝通領域。）里應受到的尊重，最大程度地防止政府權力的恣意。

規范主義從學理建構上又源出於早期的西方市民社會理念，這種理念認為，行政權只是作為保護市民利益的工具或政治安排而存在的。自由放任時代的市民與國家的二元結構對峙，打破了國家權力尤其是行政權無所不及的格局，為行政權納入法治軌道提供了學理上的引導。市民社會中的個人權利隨之進入非官方的私域，行政權不能幹預個人私域。這種對私域的關注也必然形成行政權必須接受法律控扼的理念。這種理念把行政權置於法律之下（無法律則無行政），使行政權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一個「法律問題」，「所有權力都必須通過法律賦予，否則行政機關不得享有和行使任何權力，與此同時，任何權力都必須通過法律來制約和控制」。（註：《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 年版， 第264頁。）這說明近代行政學說為行政法的產生提供了理論前提， 法律性成為近代乃至現代行政權的基本屬性之一。有的學者甚至認為設立行政權和控制行政權的理由是一致的：「凡是授予職權的一切理由也就是設定保障，以防止濫用職權的理由」。（註：詹姆士·密爾《政府論文集》，轉引自張煥光、胡建淼《行政法學原理》，勞動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頁。）著名法學家龔祥瑞先生則從「法治」的高度評價行政權，指出「更重要的是政府權力要受到法律的制約，這是法治的實質意義」。（註：《法制建設》1988年第1期。）

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對近代行政權傳統理念提出了挑戰。規范主義者把法律視為控制行政權的一種消極工具，看不到變化了的行政權積極的一面，而且原有的對行政權的過分束縛使其它「社會多元利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證。為了保障這些多元利益，「政府必須在現在那種有些語焉不詳的所謂『集體意識』中去取得個人贊同與默認，政府由於經常受到攻擊、懷疑，處於不穩定狀態，因而不得不反復為自己辯護，設法證明自己的行動是正當的」。（註：〔法〕弗朗索瓦·佩魯著《新發展觀》，張寧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頁。 ）規范主義「行政權——私人自治」的二維關系逐步受到質疑。我國部分學者從這個角度的定義把握住了行政權屬性的法律性、執行性這一重要特徵，但又帶有對分權理論的簡單衍化，解釋力不足，且對行政權的現代屬性未予足夠重視。

2、從管理角度定義及其屬性分析

從管理角度來論述行政權，認為應當將行政權視為政府有效推行社會政策，實現社會管制或提供公共服務的工具，強調法律對提高行政效率和促進公共利益而具有的管理與便捷功能，其著眼點在於「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益」。（註：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頁。）功能主義者將行政權視為維護公益的工具，而且賦予行政權以支配性。功能主義者深受黑格爾「國家高於市民社會」理論的影響，在汲取了黑格爾行政權至上理論的暗涵的基礎上，又根據其當時生存的社會環境進行了改造。進入20世紀，「福利國家」的出現使功能主義的行政權具有了很大的「服務性」，極大地滲入了私域：行政權就是用「國家觀念」來「關心生存」，「在福利國家中為了國家能按照社會的要求積極貫徹執行政策，法應該為行政提供其所需要的手段」。（註：〔日〕西岡、久＠①·松木、昌悅、川上宏二郎著《現代行政法概論》，康樹華譯，甘肅人民出版社，第9頁。 ）功能主義者重視行政權的效率，關注社會公益的優越性，從某種程度上適應了壟斷時代——「福利國家」的社會客觀要求。

功能主義模式「只是作為一種異端傳統維持了它的生命力，該模式的價值和方法很難挑戰占統治地位的保守的規范主義模式」。 （ 註：martin loughlin: public law and public theory。 oxforniversity press 1992 page181。 ）後來其制度化形式在前蘇聯得到了極端性的發展，其有效性已被實踐所證偽，失卻了時代意義和道德基礎。我國學者的定義中雖然也有「管理」，其行政權的概念內涵與屬性理解卻與西方不同。當然，不同的歷史情境是主要原因。

二、現代行政權的概念及屬性分析

現代行政權的概念和屬性要放到現代社會這個大背景里進行闡述。尤其是研究中國的現代行政權更要紮根於中國的制度現實和法治環境。「現代」一詞不僅是一個重要的時間要素，而且是一個空間要素。行政權的現代化實際上是一個動態的整合過程，即傳統行政權、現實行政權、本土行政權、異域行政權的空間整合過程。正是在這種整合中行政權的概念從價值觀念到實證要素都發生著變革，形成一種多維立體的轉變。

在對現代行政權的分析工具系統中，我們可以設定若干模式變數來指示傳統行政權與現代行政權的基本特性。對於現代行政權模式變數的確定首先應反映世界上現代行政權發展的普遍趨勢，其次應與傳統行政權在價值取向上有質的差異。基於這一考慮，筆者在關於現代行政權的屬性分析中將使用以下變數組合：現代行政權的從屬法律性——傳統行政權的漠視法律性；現代行政權的職能多元性——傳統行政權的職能一元性；現代行政權的非專屬性——傳統行政權的專屬性。

1、現代行政權的從屬法律性

行政權的從屬法律性，在西方是分權理論的題中之義：「行政權的責任承擔者不能根據獨自的判斷進行，而必須根據由代表國民的議會所制定的一般性的規則（法律）進行」（註：〔日〕藤田宙靖《關於日本的依法行政》，見《法學》1998年第42頁。）。行政權在現代應當毫無例外地向賦予其權力的權力機關負責，表現出明顯的歸屬關系，行政權在法律之下獲得存在和行使的合法性。

傳統行政權在歷史發展的某些階段，壟斷奪去了社會主體的權力與權利，成為了一個「獨立於社會之上又與社會對立」的「超自然的怪胎」。（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09、411頁。 ）我國古代留給我們的傳統是「法律從來不是權力的基礎，至高無上的皇權反倒是法律的源泉」。（註：梁治平著《法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頁。）在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時期， 依靠超經濟的行政權來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於是行政權本位突出，公民權利被行政權吸蝕。生產者無獨立身份、無獨立意志、無獨立的經濟利益和自我決策的自由，加上無所不包的計劃把對每一個個體利益的承認納入對全體成員利益的共同承認之中。法律圍繞行政權運作，法律為政府適用行政權管理經濟服務，完全成為實現行政權的手段和工具，行政權與法律的關系倒置了。

法律支配權力，這是法治的實質意義之所在。行政法治理論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它並不建立在行政權行使者人人都具有崇高理想境界的假設之上，而是以承認人性的缺陷和不足為前提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的「路徑相關」學說也從歷史中透視到了中國行政權的行使特徵。當前我們仍然存在的問題是「立法結構仍脫胎於原來的行政機構和管理實踐」，「立法和程序由行政機構控制」，「這些行政權力對法律的制定與執行的主控權遠不限於他們自身擁有的發布一些二級或三級法規的正式權力，這些機構對中國的法律體系擁有更深更泛的控制」。（註：〔美〕帕瑞·凱勒著《中國法的淵源》，桂萬先譯，《南人法律評論》1998年秋號。）這是傳統行政權對現代行政權的極大阻滯。

在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現代行政權應具有的第一基本屬性便是從屬法律性，法律之下方有行政，二者的關系是法律高於行政權力，法律控制和支配行政權力。

2、現代行政權的職能多元性

由傳統行政權的職能單一性向現代行政權的職能多元性的過渡中，西方走的路與我國完全不同。西方傳統行政權職能單一完全是西方警察國時代的產物，韋德敘述當時的情況是：「除了郵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識的英國人可以度過他的一生卻幾乎沒有意識到政府的存在」。（註：韋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然而隨著「福利國家」時代的到來， 公眾日益要求政府提供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建築橋梁、維修道路、建造住房等。「今天，除維持治安和確保稅收這樣一些傳統的權力作用外，與人民福利緊密相聯的非權力性的管理作用在行政活動領域越來越佔了更大的地位」。（註：〔日〕西岡、久＠①·松本、昌悅、川上宏二郎著《現代行政法概論》，康樹華譯，甘肅人民出版社，第9頁。）「福利國家、 保護國家、助長行政、給付行政等新穎之國家目的觀及行政作用論漸漸被接受，行政機能遂呈幾何級數之增繁多涉」。（註：誠仲模著《行政法之基本理論》，三民書局，第5頁。）

我們不能將西方的現時行政權狀況照搬到中國來，在中國，原有的行政權是萬能的，它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行政權現代化所走的路似乎需要一個更加漫長的過程。不僅要求行政權從多元萬能走向職權法定，而且更要走上行政權向社會多元服務的路徑。即其間要經歷「職能多元——職能單一——職能多元」的曲折過程，其復雜性表現在不僅要限制行政權的不正當干預，盡可能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也要考慮到目前市場體系發育不良，仍需保持宏觀調控能力，還要考慮到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服務行政的國際背景，加強行政服務職能等綜合因素。

我們不能假定中國已經走完了第一個過程（職能多元——職能單一），也不能因為西方國家進入了「福利國家」時代，就假定我們也處於這個時代。正確的思考方法應該是用「後現代主義」（註：參見傑姆遜講演《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的回復歷史的眼光去具體考察行政職能的變化。計劃經濟下行政權是一種「行動性」的權威，（註：行動性權威是指存在於某種行動組織中的權威，行動組織的成員只能在該組織的合作行為中承擔各處要完成的部分，這些部分由該組織中分派並在其指揮下完成。）假定公私合一，公吸納私；市場經濟下行政權是一種「監管式」的權威，（註：監管性權威是一種在某種社會場合中履行這一職責所必需的權威，為了盡到責任，監督權威必須去組織和規范處於某種社會場合中的人們的行為。行動性權威與監管性權威是英國學者a.j.m 米爾恩在《人的權利與人的多樣性》中所使用的術語。）注重行政權在特定社會場合的運用和實現。我國行政權現代化比西方國家的行政權現代化更為復雜，不僅某些經濟領域行政職能要走向單一法定，而且在另外一些領域要強化行政權的服務職能。我們設定的「職能一元——職能多元」是研究現代行政權基本屬性的一個模式變項，只有找出不同國家不同時期行政權現代化所走道路的特徵，才能正確分析出我國現時行政權的實證屬性和價值屬性。我國目前現代行政權研究的復雜基於我國現代化的經濟轉軌。職能單一更多地體現制度性實證因素，而職能多元卻體現了現代行政權的真正屬性和基本品格，兩種觀念的相互碰撞、沖突，也正反映著我們的現代行政權逐步地趨向現代品格。

3、現代行政權的非專屬性

傳統行政權理論一般認為行政權具有「定位性」（即專屬性）以及相關的「行政權的義務性」（不可轉讓）屬性，這種觀點是現有制度性事實的一種闡述而非對現代行政權的分析。西方傳統的行政權一般被界定為一種執行性權力，是立法機關意志的執行。警察國時代人們對行政權的不信任和控制是基於對原有行政權屬性的分析。由於其行使主體的素質、行政權的歸屬等級性都使人們認識到：行政權絕非天然具有正確行使的品格。在這種情勢下，行政機關在行政權的行使上也確立了若干自我約束機制。最著名的例子當屬法國的「公務法人」，公務法人獨立於一般行政的層級組織之外，是自給行政的一種方式。（註：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頁。 ）這是與二戰後某些職業公務需要財政上的獨立、工商企業需要經營上的靈活性緊密相聯的，反映了現代行政權在專屬主體的變化，其深刻的社會背景仍然是二戰後經濟尤其是工商業的發展。此外，某些職業公務的社會公務現在開始由專門的職業組織來行使。

在我國，傳統行政權理論認為，行政權專屬於行政機關。隨著行政的法治化，行政主體概念逐漸取代了行政機關這一具有強烈管理學性質的概念，行政權的專屬性也呈現出一種松動，即不再專屬於行政機關，而只是享有行政權即具備行政主體資格。從行政權的法治化、民主化、高效化的視角上看，現代行政權的發展更具實質的演進是：行政權不僅限於從行政權不應涉足的領域中退出，而且要進行行政權自身的再分割，確立現代行政權的良性運行機制。

通過以上對現代行政權屬性的分析，我們可以認識到，現代行政權包括如下一些要素：（1）現代行政權的使權主體已呈多元化；（2）現代行政權的行為方式遵循法治理念，循法行事；（3 ）現代行政權的「權力」特徵逐漸隱匿，服務功能增強。

人們對於現代行政權屬性和概念的認識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經常發生變化並被賦予新的時代涵義。行政權的涵義不斷豐富才是行政權的常態，只有不斷超越傳統的禁區，現代行政權理論的發展才會走入新的天地。

E. 王名揚的人物事跡

衡州大地物華天寶、人傑地靈。1916年王名揚出生於衡陽道衡陽縣（今衡陽市衡陽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祖父和父輩們都是勤勞朴實的農民，家境貧寒。王名揚是在族人的資助下才有了讀書的機會。一邊放牛、打豬草起早貪黑幫助家裡干農活，一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刻苦學習。初中畢業時以衡陽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湖南五中（今衡陽師范大學）。畢業後王名揚當了一年的小學教員，1937年考入武漢大學攻讀法學，開始了與法學結伴一生的風雨路程。
抗戰爆發，王名揚和許許多多愛國的熱血青年一樣義憤填膺，穿上軍裝參加了戰地服務團，成為晉南抗戰前線上宣傳抗日救亡的一名積極分子。1938年，王名揚離開晉南，隨武漢大學遷徙到大後方四川樂山 。
1940年，大學畢業的王名揚考入國立中央大學（重慶），師從行政法學權威、留美博士張匯文攻讀行政學和行政法學研究生，三年後獲得行政法學碩士學位並在武漢大學法律系任行政法學講師 。
1946年，王名揚考取了最後一批國民政府公派留學生，但是由於當時法國正處於戰後恢復期，因此在國內滯留了兩年後才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 法國是世界「行政法的母國」，法國國家參議院）的成立是現代意義上行政法產生的標志。按照「自然權利」、「三權分離」等法治和憲政基本原則在法國大革命後逐漸形成的行政法，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保留審判權階段、委託審判權階段和一般管轄權階段。行政法院的獨立在法國已成為一般國民的共識，行政法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由於當時法國尚未承認新中國，原定的三年留學期限屆滿後法國政府又同意王名揚延長留學期限 。
1953年，在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的一間教室里，王名揚面對著巴黎大學導師埃贊曼以及國際上久負盛名的行政法權威，以流利的法語宣讀博士論文《公務員的民事責任》並進行博士論文答辯。以出色的表現獲得了巴黎大學行政法學博士學位，成為一名學貫中西、滿腹經綸的飽學之士。可王名揚並未故步自封，在法國東方語言學校學習了三年的俄語和日語。
1956年新中國第一次在尚未建交的法國舉行國際博覽會，王名揚主動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博展團團長李涿之的法語翻譯，這段經歷也被王名揚看作是一生中最光彩、最引以為榮的事情。為了進一步向外界宣傳新中國，王名揚擔任以在法華僑為主要讀者群的《僑眾》責編，不遺餘力地向海外同胞展示新中國 。
1958年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向海外留學生發出了報效祖國的號召，王名揚響應，在周總理的直接關懷下秘密從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取得護照，帶著厚重的書籍隻身回到了祖國。
留法十年，改變了王名揚的整個人生走向，既是學術上騰飛的起點，也是坎坷磨難的源頭。 王名揚不遠萬里回到了祖國的懷抱，迎接他的並不是一展宏圖的舞台，而是「洗腦」、轉行、流放等做夢也想不到的磨難。回國不久，王名揚就被組織分配在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開始了長達四年的「洗腦」經歷。
「腦子洗好了」才能教法律，「由於王名揚留法十年受萬惡的資本主義毒害太深」，組織對王名揚的結論是「腦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北京政法學院課程表上基本上沒有法學課程，教法律的教師要麼靠邊站，要麼改行。1963年，王名揚被調到了北京外貿學院（今對外經貿大學），成為法語課上一名講課妙趣橫生的外語老師，同時還擔任班主任。
文革開始後，由於和法國友人通信，王名揚就被定性為「里通外國」，失去了人身自由，多年辛苦寫就的書稿全部被付之一炬，王名揚被隔離審查，送入「牛棚」面壁思過。1969年，王名揚被流放到河南固始縣和息縣的「五·七幹校」，開始了十年的勞動改造生涯。妻子千里迢迢從東北趕過來看他，止不住淚如雨下 。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行政法制建設開始起步，行政訴訟制度被提上議事日程，行政法學研究也開始正規。
年近古稀的王名揚參加了中國第一部行政法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編寫工作 ，並承擔了「行政行為」章節的撰寫，對我國行政法研究的啟蒙起了奠基作用。
《行政法概要》出版後，中國政法大學邀請王名揚回來任教，被婉言回絕，只擔任了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學專業首位碩士生導師，教授行政法與外國行政法。重新「出山」後的第一項學術成果是應《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卷》編輯部之約，編寫了國際私法以及行政法詞條的內容。
1987年，王名揚的第一部行政法學專著《英國行政法》出版。這部25萬字的著作填補了國內外國行政法研究著作的空白。中國政法大學招收建國後第一屆行政法專業的研究生，尚無任何教材，王名揚就用該書向研究生授課，將一種嶄新的行政法學體系以其精湛的技藝介紹入中國，該書的「行政法原則」被學術界廣泛引用。書中首次介紹到的「國內行政裁判所制度」，對我國行政復議制度的建立所產生了直接影響。此外書中所提到的「行政救濟的獨立原則」、國外行政法關於「自然公正原則」、「賠償制度」等的介紹，對於我國行政法體系的構建和國家賠償法的立法工作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 。
《英國行政法》出版兩年後，65萬字的《法國行政法》問世。王名揚對行政行為理論的全面介紹在現在仍是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的基石；該書介紹的行政合同制度，整整影響了一代行政法學家；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在這部書中對行政法院制度的介紹，成為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範本和國家賠償法立法時的唯一參考資料。事實證明，《法國行政法》是行政法學研究的「概念工具百寶箱」 。
1995年出版長達百萬字的《美國行政法》，《英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和《美國行政法》，再加上一部未竟的《比較行政法》，王名揚的學術著作已成為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的里程碑，奠定了王名揚在中國行政法學界的泰斗地位。中國行政法學事實上存在一個「王名揚時代」，沒有哪位中國行政法學者的著作，能夠達到王名揚「外國行政法三部曲」這樣高的知名度和引用率，對我國研究、借鑒外國行政法制經驗，完善我國相關立法和規章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起到了積極和重要的推動作用 。

F. 法國行政法律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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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素有「行政法母國」之譽，它最先從理念上承認行政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法 國也是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產生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概言之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為法國行政法的產生提供了政治、經濟、思想准備，大革命時期建 立起來的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標志著法國行政法的產生，並使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 系之行政法院模式與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鮮明對比。正是伴隨著法國資產階級 革命出現的法治國思想和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的發展，在法國逐步產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 原則和均衡原則，這兩個原則被認為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所謂行政法治原則，即 政府行政活動必須遵守法律；法律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許可權、手段、方式和違法的後 果。行政法治，作為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包含3項內容：第一，行政行為必須有法 律依據。第二，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行為來保證法律 的實施。(註：參見王名揚：《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頁 以下。)
在法國，均衡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 而出現的，它是「二戰」後，法國行政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監督逐漸強化的產物。但 是，「均衡性」作為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或審查的原則 ，其含義目前仍沒有一致的解釋。大體說來，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機關具有自由裁量權 或其他特殊情況下，在無法依據法律條文或其他原則對行政行為進行裁決的情況下，監 督、審查、決定是否撤銷一定行政行為的法律手段。它根據具體情況審查行政行為是否 合理、行政決定是否適度，審查事實與法律適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 。(註：參見王桂源：《論法國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則》，《法學研究》，1994年第3期。 )

G. 求王名揚美國行政法 英國行政法 法國行政法 PDF

美國行政法上下http://ds3.d.iask.com/fs/800/1//pdf/%E7%BE%8E%E5%9B%BD%E8%A1%8C%E6%94%BF%E6%B3%95+%E4%B8%8A%E5%86%8C+%E7%AC%AC%E4%BA%8C%E7%89%88+%E7%8E%8B%E5%90%8D%E6%89%AC+%E7%9D%80.pdf?origin=d131.d.iask.com

http://d133.d.iask.com/fs/800/1//pdf/%E7%8E%8B%E5%90%8D%E6%89%AC_%E7%BE%8E%E5%9B%BD%E8%A1%8C%E6%94%BF%E6%B3%95-2%E7%89%88-%E4%B8%8B%E5%86%8C.pdf
英國行政法

http://d123.d.iask.com/fs/800/1//pdf/%E8%8B%B1%E5%9B%BD%E8%A1%8C%E6%94%BF%E6%B3%95%EF%BC%88%E7%8E%8B%E5%90%8D%E6%89%AC%EF%BC%89.pdf
法國pdf 沒有找到
file:///E:/Download/%E7%8E%8B%E5%90%8D%E6%89%AC%E6%B3%95%E5%9B%BD%E8%A1%8C%E6%94%BF%E6%B3%95.rar
好像有的需要扣分，注冊一個號碼好了

H. 比較行政法的作者簡介

王名揚，當代著名行政法學專家，中田政法大學教授。1916年生於湖南衡陽縣，1937年考入武漢大學攻讀法學，1940年考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師從當時的行政法學權威、留美博士張匯文攻讀行政學和行政法學研究生。1946年考取最後一批國民黨政府的公派留學生，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1953年以出色的表現獲得巴黎大學行政法學博士學位。1958年回國參加祖國建設，被分配進北京政法學院。1963年，王名揚被調到北京外貿學院(現對外經貿大學)，教授法語。1983年重新回到中國政法大學任教。主要著作有《英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等。

I. 王名揚的主要著作

著有中國第一部行政抄法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中國第一部行政法學專著《英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比較行政法》、《英、法、美、日行政法簡明教程》、《外國行政訴訟制度》。根據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提供的資料，對1996-2013年期間法學著作的引用情況所做的統計表明，王名揚的《美國行政法》被引用次數在所有的法學「教科書型著作」中位居榜首，《法國行政法》排第四，《英國行政法》排12位，在整個中國法學界都無人可及。

J. 法國行政法產生的歷史條件

對於法國行政法學的認識，首先必須提及其「行政法母國」的顯赫地位。作為一種客觀現象，行政法首現見於法國；而作為專門研究這一客觀現象的法學學科，行政法學也被公認為肇端於法國。因此，要了解現代行政法各項制度的生成和原則的發展，要理解現代行政法學的基本精神和原理，就必須對法國行政法特別是法國行政法學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及有基本的掌握。

一、法國行政法學的誕生與發展

法國行政法學的誕生，以現代行政法的出現為前提。現代行政法是相對於古代行政法而言的，它是真正意義上的行政法，只有在依法行政的法治國條件下才能產生。[1]「法治國」要求公民有權讓國家和政府遵守法律，而所遵守的法律又是由公民或者其代表制定。由此可知，現代行政法只能產生於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因為那時才有真正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等法治國觀念的存在。所以說，法國行政法學的誕生不會早於19世紀的中後期。

應注意的是，法國行政法學並非與法國行政法處於一一對應的關系，而是具有滯後性。行政法學作為一門系統的獨立學科，而不僅僅是行政法律和法規的分類、整理和解釋，在法國的發生是相當晚的。[2]與法國其他法學學科，諸如民法學、刑法學，訴訟法學等相比，行政法學算是「朝陽學科」。盡管法國最早的行政法學著作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然而法國行政法學的研究在19世紀的後期才開始展開。[3]關於法國行政法學誕生的時間與原因，我國著名行政法學家王名揚先生認為有如下幾點[4]：

一是行政法須誕生於法治國條件下才稱其為現代行政法，因而只有到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才能產生行政法及行政法學，這一點與民法、刑法的產生時間和條件有大大的不同。[5]

二是法國行政法學的產生與法國的行政法院的建制密不可分，因而行政法院的建立與成熟也制約著法國行政法學的發展。法國最高行政法院自從1799年成立以來，逐步改進直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才完全定型，成為現代的行政法院，作出有影響的判決。法國早期的經典行政法學理論的提出都是與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密不可分的。

法國行政法已有大約150年的歷史，但法國行政法學的飛躍發展則是近20內實現的。在此之前，法國行政法學則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期。[6]根據法國著名行政法學家莫里斯·奧利弗的研究，法國行政法學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潛在的創造期」（1800～1818）、「明顯的形成發展期」（1818～1860）、「組織化的時代」（1860～20世紀20年代）三個階段：[7]

（一）「潛在的創造期」（1800年～1818年）

該時期，法國行政法院的審判職能還不健全，處理行政案件的判例尚未公開，有關行政法研究的系統著作也沒有面世。隨著法國行政法院各種活動的展開，學者們已經注意到它在法國政治和法律生活的重要意義，從此就開始對未公開的判例進行闡釋。1814年出版的馬卡雷爾（Macarel）的《行政判例要論》（E『lemens de jurisprudence administrative）是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二）「明顯的形成發展期」 （1818年～1860年）

該時期在法國行政法學界出現了幾件較大的事件，這些事件有力的推動了法國行政法的發展，從而最終導致了法國行政法學的誕生。第一件大事是1818年至1860年法國行政法學界關於行政法院改革的論戰。由於自1799年法國行政法院建立以來，它的功能並不是十分完善。因而眾多學者都在討論行政法院的功能轉變問題，其中有「行政國家論」的觀點，也有「司法國家論」和「行政裁判國家論」的觀點。經過論戰，「行政裁判國家論」成為主流觀點。第二件大事是行政法講座在法國大學的開設。1819年3月24日根據國王的敕令，在巴黎大學法學院創設了「行政法講座」（une chaire de droit administratif），以此來適應有產階級與市民了解國家租稅、警察行政、土地徵用、公共工程建設事業等方面行政法知識的需要。自此至1837年12月12日，根據法王的敕令，法國全國各個大學的法學院中全部設立了「行政法講座」。第三件大事是「巴黎學派」和「普瓦捷學派」的形成和發展。這兩個學派分別依託於巴黎大學法學院和普瓦捷大學法學院，故而得名。「巴黎學派」和「普瓦捷學派」的形成及其活動，積極地推動了法國行政法學的發展。第四件大事是論述行政法各論的作品大量出現。1840年以後，法國出現了以行政法院成員為核心的構築行政法學總論體系的活動，行政法院副院長、建設部部長和國會議員維因（Vivien）在1845年出版的《行政研究》（Etudes Administratives）一書中，首次將行政法分為總論（總則）和各論（分則）兩大部分，從而在法國（不言而喻，也是在世界上）最早開始對行政法總論的研究。第五件大事是行政法各論的論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