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案例田永

Ⅰ 「退學處理」的法律效力及法律救濟

「退學處理」的法律性質
對於「退學處理」的法律性質，在理解上並不一致。根據傳統理論，高校的該類管理行為可歸人特別權力關系的范疇或大學自治的領域，①近年來，也有司法判例將與「退學處理」類似的「勒令退學」定性為學校的內部行政行為。②對於「退學處理」法律性質理解的差異，導致了高校校規在制定上的混亂性和隨意性，並對於正確認識是否應將高校的「退學處理」決定列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加以認真分析。
「退學處理」的法律定性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學校作出「退學處理」決定的行為既非學校的內部行政行為或特別權力關系行為，也不應屬於高校的自治范圍。其法律性質究竟如何定位?我們認為，它就是一種具有外部處理特徵的行政處理行為，也就是《行政訴訟法》上所說的具體行政行為，這種定性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可行的。
長期以來，高校都被定位為一種民事主體。在1986年實施的《民法通則》中，根據高校從事的業務活動，將之歸人事業單位序列，高校以民事主體的身份參與社會活動。1998年8月29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在內容上也採取民法上的定位，其第30條規定：「高等學校自批准設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資格，校長為法定代表人。高等學校在民事活動中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但高校的法律地位又不僅僅局限於民事主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8條第1款規定：「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基於上述法律規定，我國高校在學位授予活動中又是以行政主體的身份出現。在「退學」制度中，學生一旦被學校予以退學處理，不但要喪失學籍，並且將無法取得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在這一法律關系中，學校與學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學校行使的是一種教育管理權，並且基於該權力的行使，也對相對一方，即受退學處理的學生的利益產生了直接影響。因此，學校行使的這種教育管理權力應為一種公權力，學校與學生之問的法律關系應為行政法律關系。
但是，法律並未明確授權高校可通過「退學處理」的方式限制和剝奪學生的受教育權。因此，在職權要件上，「退學處理」行為並不完全符合具體行政行為的要求，筆者以為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由於現階段我國立法體系還不完善所造成的。如果以此斷然一概否定該行為的效力，將造成學校管理上的混亂，反而更不利於學生合法權益的保護。對此，一方面我們可以採取更為有效的監督手段，規范學校校規的制定，並為相對人提供有效的救濟途徑，保護學生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應盡快修改和完善立法，從根本上規范高校的各種管理行為。對此，我們將在下文中予以論述。
「退學處理」的法律救濟：
應當對「退學處理」進行司法救濟 一般來說，當公民認為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可以通過司法途徑和非司法途徑兩種方式獲得救濟。對於受到退學處理的學生，《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中只規定了非司法的救濟途徑，即：學生對退學處理決定有異議的，可以向學校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由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對學生提出的申訴進行復查；學生對復查決定有異議的，可以向學校所在地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提出書面申訴。對於被學校予以退學處理的學生是否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尋求司法救濟，該規章中沒有明確規定。我們認為，允許被退學處理的學生向法院提起訴訟，對於保護其受教育權不受非法侵害，監督和規范學校的管理行為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首先，司法權有介人大學管理領域的必要性。傳統的「大學自治」理論和「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為大學排斥司法權力的干預設立了一道堅固的防火牆。所謂大學自治，本應限於學術自由相關的事項，但是在這樣的口號之下，卻有可能出現大學自治權力濫用的危險。事實上，許多與學術自由核心關系過遠、甚至無關的事項，常常被利益相關的人主張為大學自治涵蓋的范疇。因此，當大學自治權力演變為一種高度特權、損害權利相對人的基本權利時，司法機關的有限介入就成為了一種必要。同樣，由於特別權力關系排斥了法治行政原理的適用，因而受到現代行政法學的全面批判，為了保障人權、厲行法治，不應當漠視特別權力關系下的人民，如軍人、公務員、公立學校、學生的基本權利，而應當規定司法救濟，使其成為法治主義保障的對象。 其次，「退學處理」的法律性質為司法審查提供了可能。以往對於學生以學校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院經常以不屬於《行政訴訟法》第11條規定的受案范圍為由，駁回起訴。但通過上文分析，「退學處理」性質符合具體行政行為的內涵，應歸於《行政訴訟法》第ll條(8)所規定的受案情形。正如有學者所言：「學校的紀律處分、退學決定或不發畢業證、學位證等決定，均屬於具有行政行為效果的行為，對於這些決定不服，完全可以通過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途徑解決，而不宜將其推人民事訴訟范圍或置之不理。」 再次，圍繞學生被予以「退學處理」而產生的糾紛不斷出現，傳統救濟途徑不足以保護學生的合法權益，這也要求法院依法提供司法救濟。近年來，有關學生與學校之間的糾紛不斷產生，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圍繞學校的「退學處理」、「勒令退學」、「開除學籍」等處分決定。這其中不乏有對學生的合法權益造成侵害的案例，但是，通過傳統的申訴途徑以期達到改變原處理決定的可能性幾乎為。由法院提供司法救濟，這也是學生通過法律渠道維護合法權益的最後一道屏障。 最後，已有的法院判例為司法審查提供了有益的實踐經驗。人民法院在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一案中確立了高等學校具有行政主體資格的原則，法院認為：「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是從事高等教育事業的法人，原告田永訴請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正是由於其代表國家行使對受教育者頒發學業證書、學位證書的行政權力時引起的行政爭議，可以適用行政訴訟法予以解決。」在其後的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中，該原則又得以堅持。盡管這些案件的訴訟要求都是要求頒發學業證書或學位證書，但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一案的起因正是由於學校以「按退學處理」的方式取消了田永的學籍。並且，一旦學生被予以退學，其必然後果也是無法取得學業證書、學位證書。可見，對於學生直接以學校的「退學處理」決定為由提起訴訟的，法院也應當予以受理。 綜上所述，如果學生對退學處理決定有異議，可依《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向學校的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提出申訴，由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對學生的申訴進行復查。學生對復查決定仍有異議的，不但可向學校所在地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提出書面申訴，也可直接提起訴訟，並且起訴不應以申訴的提出為前提條件。對於起訴，人民法院經審查不存在諸如時效、管轄等問題，符合立案條件的應當予以立案，並由行政審判庭加以審理。 結 語 盡管允許就高校的退學處理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有利於保護學生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但司法救濟畢竟是事後救濟，不能從根本上規范高校的學籍管理行為，可以說是「治標而不治本」。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高校在學籍管理活動中對學生合法權利的侵犯，有必要對我國的高等教育立法進行相關的「立、改、廢」。一方面，在國家立法的層面明確規定高校在學生學籍、學位等相關方面的管理許可權，確定高校在該類管理活動中的行政主體資格，另一方面，要改革現行高校學籍管理的制度，廢除行政法規和高校校規中涉及侵犯學生受教育權的種種規定，完善學分制管理體系。

Ⅱ 學校適用行政法嗎

部分適用。因為學校雖然不是行政機關，但是在一定的事務上是代替行政機關行使職權。比如，學籍管理。你可以參考著名的「田永案」，還有幾宗類似的案件。
上述內容是針對公立學校的，對於私立學校，一般不適用行政法。因為你去私立學校就讀，與學校構成的一般不是行政管理關系，而是民法上的民事關系。所以主要適用民法，而不是行政法。如果在私立學校就讀的學生在學籍、補助等方面與行政機關產生了法律關系，那麼就可以適用有關的行政法。現在來看，學籍問題都是和行政機關有關的。

Ⅲ 如何看待判例在我國行政法源中的地位

中國是典型的成文法國家，判例不是法的淵源，但是行政法中的判例對行政法有推動作用。行政法判例可以體現一定的行政法趨勢，推動立法的發展。例如田永案，就推動了正當程序的發展。

Ⅳ 請談談行政法基本原則在實踐中的運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將於今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是一部規范我們各級政府行為的重要法律，也是世界上以單行法形式頒布的第一部行政許可法。因此，行政許可法的制訂和實施還沒有現成的、成熟的經驗可以讓我們借鑒，還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不斷的探索和完善，這是不同於以往任何一部法律在制訂和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客觀情況。當然，在實踐過程中，從屬於行政法部門的《行政許可法》在制訂和實施的過程中必然要受到行政法原則的指導，以更好的體現出制訂該法的價值取向，彌補法律制訂中的疏漏，協調法律實施過程中的矛盾和沖突。

傳統中國行政法理論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歸納為行政合法性原則和行政合理性原則，然而近些年以來，行政公開原則以及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原則也越來越被國內行政法學界所認同。我國以單行法的形式頒布了《行政許可法》，其目的正是要規范我國各級政府的行為，限制政府權力的濫用，以更好的保護起行政相對人的權利。而作為行政法原則之一的信賴保護原則，其出發點就在於限制政府行為的隨意性，督促政府對自己的言行負責，保護公民基於對政府的信賴所產生的利益。因而，我們不難看出，信賴保護原則對於行政許可法的制訂和實施有著固然的指導性價值，將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政府實施行政許可行為方面，將會有助於更完善的保護起公民的利益，並有助於誠信政府的構建。可喜的是，在我國即將實施的行政許可法中已經在很多方面體現出了信賴保護原則，盡管在有些方面體現的還不是特別充分、完善。本文寫在《行政許可法》即將實施之時，更多的是希望信賴保護原則及其理念能被學界和政府部門所認同和理解，並能使信賴保護原則被貫穿並運用於政府的行政許可之中，從而更好的保護起公民的信賴利益，樹立誠信政府的良好形象。

一．行政法學理論中的信賴保護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最早出現在德國197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中，《聯邦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款規定：「提供一次性或連續性金錢給付，或者以此為條件的行政行為違法的，不得撤銷，但以受益人信任該行政行為存在，並且該信任在權衡撤銷的公共利益的情況下值得保護為限。如果受益人已經使用給付，或者財產處理不能恢復原狀，或者恢復原狀會造成受益人無法預料的損失的，原則上應當保護信賴。」韓國1996年《行政程序法》第4條對信賴保護原則有了新的發展：「1、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應本於誠實信用為之。2、法令之解釋或行政機關之慣例為國民普遍地接受後，除對公共利益或者第三者的正當利益有明顯危害之慮外，不得以新的解釋或者慣例溯及而為不利之處理。」我國台灣地區於2001年1月1日施行的《行政程序法》吸收並發展了信賴保護原則，於第8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1] 以上可見，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法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並不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概念，其外延呈現出越來越大寬泛的趨勢。一般認為，狹義的信賴保護原則只限於運用在授益性行政行為中，即若行政機關要撤消先前的授益性行政行為，而行政受益人又存在值得保護的信賴利益，則行政機關不得撤銷先前的受益性行政行為，除非不撤消將明顯損害到公共利益，則只能在給予合理補償的前提下才能撤銷。廣義上的信賴保護原則擴展到了保護由一切行政行為引起的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失。行政許可作為一種典型的授益性行政行為，信賴保護原則顯然應該成為行政許可行法的基礎性的真理和原理，並成為實施行政許可行為的指導性原則。

為了更好的理解信賴保護原則，我們需要知道在哪些情況下行政相對人以及其他利害關系人可以適用信賴保護原則尋求保護。一般來說，使用信賴保護原則需具備以下三個要件：首先，信賴對象為行政行為，至少具有公權力行為的外貌，至於它是合法還是非法不成問題，除非它因重大明顯之瑕疵而無效；其次，相對人因信賴該行為而作出一定的安排，而不止有信賴的意思表示；再次，對行政行為的信賴是正當的、有生活經驗上的根據的。根據各國的行政法理論，一般來說下列行為是不能尋求信賴利益保護的：1.行政行為因為相對人採用欺詐、脅迫、賄買或者其它不正當手段作出；2.相對人對重要事項為不正確或者不完全的說明；3.相對人明知行政行為違法，或者應知其違法但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違法；4.行政行為顯然錯誤；5.行政機關預先保留變更權。 [2]

二.信賴保護原則在我國《行政許可法》中的體現和不足

我國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起步較晚，至今仍未給予信賴保護原則以足夠的重視。我國目前還很少開展對信賴保護原則的研究，立法中也沒有信賴保護原則的明確規定，實踐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將其作為行政主體進行行政活動的要求，這與現代行政法治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

值得慶幸的是，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於2003年8月27日通過，並將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開始關注起信賴利益保護的問題，並實際上已經把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其中。該法第八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取得的行政許可受法律保護，行政機關不得擅自改變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法律、法規、規章修改或者廢止，或者准予行政許可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的，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由此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財產損失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補償」；該法第六十九、第七十條明確規定了行政許可可以撤消和注銷的幾種情況及限制條件，並確立了行政機關由於撤消行政許可給相對人造成損害的賠償責任。

當然，在這部行政許可法中信賴保護原則還沒有得到完全的、充分的體現和運用。首先，行政許可法在總則中只把公正、公平、公開以及便民作為行政許可設定和實施的的原則，並沒有明確的提出信賴保護的原則。顯然，行政許可法中的這些原則只注重了在行政許可設立和授予過程中對政府行為的規范和對公民利益的保護，然而，這些原則是很難運用於行政許可授出後的實施階段的，這很容易造成政府在行政許可實施階段行為的隨意性，使得行政許可的喪失穩定性，從而造成對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害。如果能把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其中，則這些原則基本可以貫穿行政許可行為的整個過程之中，從而對行政許可行為起到更好的指導作用。其次，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對於行政機關自身的違法、越權等情況下作出的行政許可籠統的規定為可以撤消，而不管相對人是否善意、有過錯，這樣的規定明顯有違於信賴保護原則。依據信賴保護原則，只要被許可人是基於合理的信賴並善意的取得該利益，那麼行政機關自身的錯誤或者是違法行為的後果就不能由行政相對人來承擔。因此，關於許可法中的這一條款，本人認為還值得商榷。再次，行政許可規定了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的唯一情形——即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這樣的規定不僅過於單一，而且由於對公共利益沒有統一、明確的解釋，很容易造成行政機關對公共利益的濫用。但是，如果能夠合理利用信賴保護原則的幾種排除保護情形，在行政許可法中賦予行政機關預先保留變更或撤銷行政許可的權利，通過聽政、協商等方式與相對人約定具體、明確的變更、撤消情形，這樣做不僅可以事先給予相對方以合理的預期並減少其信賴利益受損的可能，也可以通過這樣的保留使行政機關在許可實施過程中有了一種對被許可人更為有效的監督手段。此外，行政許可法也沒有完全確立起信賴利益保護的途徑。就理論上來講，對相對人的信賴利益主要有兩種保護方式，即存續保護和財產保護。所謂存續保護，即因行政行為而產生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不論其是否合法，一律要穩定行政相對人所信賴的法律狀態。所謂財產保護，即在必要時則打破原有法律狀態，而對行政相對人因信賴行政行為而遭受的損失予以財產上的保護。我國目前的行政許可法對行政相對人的信賴利益還是主要採用不完全的財產保護，對於存續保護還沒有明確的、有效的救濟途徑。

對於我國這樣一個一直強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國家而言，在行政許可中能將私人合法權益置於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同等地位予以考慮，能開始注意到對公民信賴利益的保護，這表明我國行政法治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已經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可是，在行政許可法中只靠幾條簡單的法律規定並不能使我們對信賴保護原則擁有足夠的理性認識，無法自覺而又全面地運用信賴保護原則。因此，有必要加強對行政法學中信賴保護原則的研究。我們在行政立法中，沒有信賴保護原則這樣一個核心思想的貫穿，對公民信賴利益的保護將會是鬆散的不成體系的；同時，信賴保護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一種理念，我們在行政活動過程中，需要信賴保護這樣的理念的貫穿，從而使每一個公民，包括行政機關人員，自覺全面地運用信賴保護原則來行政、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三．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許可中的主要運用：

（一） 運用信賴保護原則可以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進行事前的控制：

信賴保護原則其意義不僅在於提供事後的權利救濟，保護公民的信賴利益不受損害；信賴保護原則的運用也給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提出了要求——不得隨意作出、不能任意變更，否則就有可能承擔起由損害公民信賴利益而產生的責任。因此，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許可中的運用可以增強行政機關的責任感，通過明確的責任承擔機制來反響約束和監督行政許可行為，使得行政機關在設立行政許可時不得不三思而後行，由此起到事先規范行政行為，防止行政許可的隨意性的效果。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時必須審慎，不僅僅要考慮到作出的行政許可是否合法、合理，筆者認為，還必須要考慮以下這些方面。第一，行政機關必須有明確的分工和協調，行政許可在設立時就要防止不同部門之間的行政許可相互交叉、矛盾、沖突，以避免因為今後不斷的調整而可能給相對方造成的信賴利益的損害；第二，由於行政許可是基於對普遍行為禁止為基礎的，所以行政機關在設立行政許可時還要考慮是否在將來一定時期內有必要進行這種禁止，可禁可不禁的或者只是為了短期目標的，就盡量避免使用行政許可的方式，以提高行政許可的穩定性和信賴度；第三，應該將只能一次性授出、無法收回的行政許可（如對自然資源開採的許可）和可以收回的行政許可（如對特許經營權的授予）作出區別對待。對於前者行政許可的授予必須特別慎重，採用諸如潛在的被許可人競爭性的方式和綜合評判的方式予以授權（如招投標方式）；而對於後者則應對行政許可的期限以及撤消情形作出合理的、明確的規定，在給相對人合理預見的基礎上，利用信賴保護原則本身排除損害賠償的例外情形——預先保留變更許可變更權，來妥善解決行政許可中對將來情況難以預計的難題，當然這種方式要求行政機關和相對人之間的互動，單方面的允許行政機關保留許可變更權必然會造成權力的濫用，因而可以採取諸如聽政、協商等方式來解決。

（二）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不得損害相對方的即得利益：

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許可，是基於對普遍行為禁止的基礎上的。行政許可當然的對許可實施以後的未經許可的行為具有禁止的效力，然而信賴保護原則的存在又要求行政許可不得任意禁止行政許可施行前已經存在的合法行為，不得隨意限制或者損害相對人已經依法取得的利益，除非該行為與利益的存在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公共利益，否則應該優先對該行為作出許可的追認。雖然政府的行政行為必然要與社會發展變化相適應而不斷調整，然而政府的行為如果割斷歷史，沒有連續性，不注意對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護，則社會生活必然處於不穩定狀態，也就談不上公民對政府的信賴。實際上，這也是法治國家普遍信奉的「禁止不利變更」原則的又一體現。在法國，信賴保護主要是通過限制立法機關制定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規范、保護既得權益的方式表現出來的。 [3] 因此，在我們行政許可法即將開始實施的階段，特別要注意行政許可在對於普遍行為進行限制之時，對於過去已經存在的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護，有條件給予許可的，就應該優先對其承認並給予其許可；由於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能再允許其存在的，就應該予以適當的補償。這種「禁止不利變更」的做法也應該是對信賴保護原則的一種擴展。

（三） 行政許可的撤銷必須受到限制

「行政機關與人民事務往返之間，往往使人民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與持續性產生信賴。當無明顯的事由足以證明此信賴與公共利益相違背時，應對其予以適當保護。信賴保護原則固然在許多公法領域都有適用的餘地，但於行政行為的撤銷最具直接關系」。 [4] 從依法行政的角度講，行政機關如果作出了違法的行政行為，有權機關應當依其職權並經正當程序予以撤銷。但是，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是否撤銷違法的行政處分，應衡量行政合法性的公共利益與人民信賴該行政處分的信賴利益，而非一意維護合法性」。具體地說，在一般情況下，對違法的不利具體行政行為（或稱負擔行政行為），有權機關可隨時依法撤銷。因為在一般情況下，撤銷不利具體行政行為通常不發生相對人既得利益或信賴利益的保護問題。 [5] 然而行政許可在一般來說都是授益性行政行為，撤消該行為通常會損害到相對人信賴利益，因此行政許可的撤消必須受到嚴格限制。只要被許可人是善意的、無重大過失的，那麼由於行政機關自身的原因，如違法、超越職權、或者疏漏而作出的行政許可就不得任意被撤消。除非如果不撤消將會嚴重損害到公共利益，然而即使這樣也應該給予相對人信賴利益損失的賠償。

（四） 行政許可的廢止應受到限制

在行政法上，行政行為的撤銷是針對違法行政行為而言的。而行政行為的廢止則是針對合法行政行為而言的，它是指因客觀情況的變化，原行政行為不再適應新的情況，有權機關決定終止該行為往後的效力。一般情況下，對合法的不利行政行為，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裁量是否廢止。對合法的授益行政行為，如行政許可行為，除非法律上有特別規定，原則上不得廢止。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在下列情況下行政許可不得廢止：1.如果行政機關在廢止該行政許可後又有義務作出內容相同的行政許可的（例如由於城市道路擁擠，提高發放車輛牌照標准，對已申請到牌照，符合原來發放標準的許可就不應該廢止）；2.行政機關曾對第三人承諾不廢止該行政行為的；3.按法律、一般法律原則、行政先例或行政行為的特徵等要求，不得廢止的。但當出現了下列情形時，可以部分或全部廢止：1.行政許可在作出時就附有廢止保留條款；2.行政許可附有履行義務，而相對人未及時履行該義務或未在法定期限內履行該義務；3.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法規或事實基礎發生了變化，如不廢止該行政行為，則將會給公共利益造成危害，且該危害大於相對人將會受到的信賴利益的損失。在上述三種情形中，前二種是可歸責於相對人的事由所造成的。如第一情形，相對人明知或應知行政機關將來要在一定條件下廢止該行政許可，因而不產生信賴保護的問題。第二種情形是因相對人的過錯造成的，也不符合信賴保護原則的構成要件。但是第三種情形實屬情勢變更所致，故行政機關在廢止行政許可時，應充分考慮信賴保護原則，對被許可人的信賴利益進行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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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麗琴：《試論行政程序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選自《法學雜志》2003年，第二期

[2] 何海波：《通過判決發展法律――評田永案件中行政法原則的運用》，摘自上海法律與經濟研究所網站：http://www.sile.org.cn/zlk/list.asp?articleid=288

2 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45、第158-167頁。

[4] 黃學賢：《行政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研究》《法學》2002年第5期

[5] 城仲模：《現代行政法學發展的新趨勢》，載《行政法專集》（一），台北市公訓中心印行，1990年版，第126頁。

（邵俊: 同濟大學法律系憲法與行政法碩士研究生）

Ⅳ 行政違法行為案例

行政違法行為案例太多了，你可以查閱一些資料就知道了。

Ⅵ 請問有人會寫以下論文嗎800字左右！（可以部分復制，別用全復制來挑戰我的極限忍耐，今天內，在線等）

論文：高校學生當前面臨的熱點法律問題
當今，國內高校處於規模擴張和高速發展的歷史時期 ，正在經歷從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辦學到如今市場經濟大潮下辦學模式多樣化的過程，教育資源大幅重組，辦學自主空間變大，教學招生步伐變革加快，高校經濟活動越來越頻繁，同時高校也遭遇了日益增多的法律問題。正確認識和應對這些法律問題，對高校可持續發展 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 對高校熱點法律問題的認識

高校由於一方面擔負國家高等教育任務，明顯具有公有事業性和一定程度上的行政組織性，另一方面隨辦學自主權逐步放開，辦學模式、資源和渠道多樣化、規模巨型化，也日益體現其作為特殊民事主體而具有的綜合性、復雜性和遭遇法律陷阱時的嚴重性，因此可以把學校所主要面臨的法律問題分為兩大類型：一是基於公有事業性，體現其社會職能所面臨的行政法意義上的法律問題；二是基於其作為超大性綜合型經濟實體，廣泛參與經濟活動所面臨的民法意義上的法律問題。但就現實而言，後者對學校良性發展意義十分突出。

（一） 行政法意義的法律問題

雖然高校是否真正擁有行政權在學理上仍然有爭論，但不斷出現的學校官司卻有力地證實這一現象的客觀存在。其關鍵在於如何處理依法治教與辦學自主權的關系、大學自治和司法審查的關系。

1. 招生：

高校招生權目前的狀況是「學校招生，教委監督」，自主權有所擴大並有繼續擴大之勢，招生權力責任相伴增大，實際上將演變成高校的一項重要的行政權。根據「公平、公正、公開」的法律精神，學校將受到更多更透明更強有力的法律監督。學校可能在招生宣傳（不正確說明學校師資、規模、等次、費用等誘導考生）、錄取標准（如不合理限制殘疾、性別、地區、身高等）、錄取程序 （如不合理錄取、退檔、拖延、說明）、錄取方式（暗箱操作、超標收費、附加條件之類）、錄取錯誤 等方面遭遇訴訟。

2. 教學管理：

教學管理上學籍管理、學位授予、畢業證頒發、學生處分等是典型的行政權力行使，因為它對學生造成的影響極大，直接涉及到學生受教育的憲法權利，但操作中又因為沒有完整統一的程序機制，隨意性大，容易侵害學生的知情權、申辯權，會在被訴時因違反正當程序原則遭法院撤銷。

組織考試也是學校經常性權力之一，因此考試的組織、准備、執行、評卷可能有違公平和公正，對學生影響也很大。

例：《中國青年報》曾發表了北大博士生劉燕文 為學位與北大打官司引起教育界、法律界廣泛關注的報道，以及此前田永 訴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案，兩案都是校方敗訴。究其原因：

一是學校校內的自治性規范性文件中的有關規定與現行有關法律、法規、規章相抵觸。如田永案，校方根據其制定的《關於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的規定，給予田退學處理，並據此不給填發「兩證」，但學校的規定與國家教委1990年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中的有關內容相抵觸，法院認定校方的緊急通知中有關退學的規定無效。

二是學校長期以來在做出涉及學生受教育權的處理決定時，程序上不規范。學生的被告知權、申辯權、申訴權得不到充分保證。這些都使學校在訴訟中增加了敗訴風險。

近年還有武漢理工大學案（武漢市首例學生狀告高校不頒發學士學位證書案件）：原《武漢工業大學學分制學籍管理暫行條例》第四十五條，「在校期間受過留校察看處分者不能授予學士學位的規定」與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三十五條「具有學籍的學生，德、體合格，學完或提前學完教學計劃規定的全部課程，考核及格或修滿規定的學分，准予畢業，發給畢業證書。本科生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規定的條件授予學士學位」的規定相抵觸。本案終審結果表明，校方規定並不合法。一審判決校方敗訴後，武漢理工大學向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被中院於依法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3. 人事組織：

學校作為完整法人必須遵從勞動法的有關辭聘、加班、報酬、勞動保護等相關規定，而學校往往由於財力所限及追求發展而忽視職工權益而造成侵權；同時學校對職稱評定、人才流動 、幹部任免、教工處分等問題處理違法可能被請求人事仲裁。

4. 校內處罰

學校為數從多的規章制度規定了一些違章處罰措施如經濟處罰、高倍賠償等，甚至可能出現違法的人身限制、傷害等作法，這就必然面臨一個如何協調規章與法律法規使之保持統一的問題，從制度違法到操作違法，無不是易引發訴訟的雷區。

（二） 民法意義上的法律問題：

1. 高校作為一個法人應該在權利義務上與普通民事主體沒有什麼大的不同，但由於高校超規模的擴張，使學校經濟權益和經濟活動呈現出一些顯著特點：

（1) 綜合性：高校涉及知識產權保護、非正常死亡民事賠償、承包經營、後勤資產核算剝離、合作辦學合作建設、招標采購、培訓交流、商業借貸等一系列問題；

（2) 巨額性：由於高校資源集中、投資增長、發展迅速、新開工項目多、對外交流范圍長足進展，特別是在入世之後，經營教育理念深入人心使學校民商事活動體現出金額巨大的明顯特性，上千萬上億的項目已不是新鮮事；

（3) 輻射性：學校民商事活動開展與學校教學研各項工作息息相關，互為連環，互為依託，某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將會使學校不僅面臨巨大的經濟風險，而且會波及其它諸多方面，產生連鎖反應，比如最近我校出現民工封堵洪美公寓大門事件，對學生教學考試、生活、管理都會產生重大影響，更嚴重可能會引發政治事件，如處理不當學校在經濟損失之外還會陷入不良發展的惡性循環之中，可謂一失足成千古恨；

（4) 滯後性：高校因為受政策面影響較大，國家對高校發展往往先出台政策，再實踐中逐步用法律手段約束，因此法律對高校改革與發展的影響有滯後的特性，這點助長了一些人不顧法律，決策隨意的傾向，到管理混亂，控制失衡，問題暴露的時候再亡羊補牢已經

2. 主要問題：

（1） 知識產權保護問題。高校特別是作為在部分學科有一定優勢的綜合性大學和名牌大學，科研成果的保護、利用和轉化問題將越來越突出。隨著學校品牌的形成與發展

，學校校名等教育資源被盜用、侵佔案例將出現和增多；教師學生著作權保護以及職務作品與非職務作品識別工作將成為經常性工作；強勢專業先進成果專利申請、保護、管理和實施，科學機密的法律保護會直接關繫到學校學術科研的生命力；網路教育的開展也存在維護網路智力成果權的保護問題。

（2）非正常傷亡民事賠償問題。由於師生員工人數眾多，情況各異，非正常傷亡事件在所難免，而學校身處文化聚集區，人文思潮湧動，政治穩定成本很高，因此要做到既尊重事實，依法辦事，拒絕不合法的賠償要求，又要做到有利有節，注重社會效益，如果不加強研究，不正確處理，會使學校遭受不必要的損失 ，付出高昂的代價。

（3） 校內產業經濟實體體制問題：要正確認識學校和實體之間法律關系，明確責任和權利；正確處理控股參股、行政管理、社會保障，勞動人事、承包分成等一系列問題，保證校產保值增值，規避不必要的法律責任。

（4）後勤社會化問題：主要有以下情況：後勤人員和資金、財物如何合理計算，穩步剝離；後勤集團的獨立程度、法人資格、與學校或與外來合作者法律關系的正確定位；如何在法律框架內對實行商業運作後的後勤適當控制。

在學生公寓問題上對於外來開發者法律資質調查，合作關系的性質認定，操作過程的法律監控，擔保貸款的發放使用審查監督，辦理相關法律證照手續等。

在政府參與的情況下，辨析政府法律作用，清楚其法律角色，排除純政策困素干擾，減少滋意盲從。

Ⅶ 行政法法律作業

一、填空題（每空1分，共20分）
評析：填空題第7題，是一審法院審查受理的期限。要注意和原告直接起訴的期限一般為三個月以及在二審時，第一、二審法院相互移交、報送上訴狀等案卷材料的5日期限相區別。
1．把復議作為行政訴訟的必經階段，即＿復議前置＿原則，是一些國家行政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
2．特殊地域管轄又可分為＿專屬管轄＿和＿共同管轄＿。
3．行政訴訟參加人包括＿當事人＿和＿訴訟代理人＿。
4、當事人在不同的訴訟程序中有不同的稱謂。在第二審程序中，稱＿上訴人＿和＿被上訴人＿。
5．可定案證據的特徵是：＿客觀性＿、＿相關性＿和＿合法性。
6．起訴應以書面方式，即向人民法院遞交＿起訴狀＿，並按被告人數提出＿副本＿。
7．經審查，人民法院認為起訴符合法定條件的應當在＿7＿日內立案，並通知原告。
8．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時，不得以調解為必經審理程序、及結案方式。但是，＿行政賠償＿訴訟可以適用調解。
9．第二審人民法院上訴案件，有＿開庭＿審理和＿書面＿審理兩種方式。
10．行政案件的執行程序必須按一定的方式提起。提起的方式有：＿申請執行＿和＿移送執行＿兩種方式。
11．行政判決分為＿一審判決＿和＿二審判決＿兩種。
二、選擇題（每小題2分，共20分，每小題至少有一項答案正確，請將正確答案的序號填在括弧內）
1．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公務員，因其是以所在國家行政機關的名義進行的，（C）。
A．故是行政訴訟的被告 B.故是行政訴訟的原告
C．故不能同為行政訴訟的被告 D.故可能成為行政訴訟的被告
評析：公務員與國家行政機關是一種職務上的委託關系，公務員一般代錶行政機關行使職權，公務員的行為由行政主體負責，故不能同為行政訴訟的被告。
2．在我國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只限於（A）
A．就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發生的爭議
B．就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合理性所發生的爭議
C．就行政機關的抽象行政行為發生的爭議
D．就行政機關的普遍行政行為所發生的爭議
3．《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經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於1989年4月4日公布，自（D）起施行。
A．1989年4月4日 B.1989年10月1日.
C.1990年1月1日 D.1990年10月1日
4．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訴訟，由（A B）人民法院管轄。
A．被告所在地B.原告所在地C.公安機關所在地D.原告選擇
5．法定代理人的代理權是基於親權或者監護權而產生的，因而其在訴訟中居於（B）的訴訟地位。
A．與被告相類似 B.與原告相類似 C.核心 D.主導
評析：在行政訴訟中，被告只能是行政主體。因此只有原告才存在法定代理問題。
6．行政訴訟當事人包括（A B D）。
A．原告 B.被告 C.代理人 D.第三人
7．行政訴訟法律關系的主體主要有（A B）
A．人民法院 B.訴訟參加人 C.訴訟參與人 D.人民檢察院
評析：如果說行政訴訟法律關系的主體，以上4項都屬於，但由於訴訟參與人范圍大於訴訟參加人，如果說主體主要有，只能為AB兩項。
8．第二審人民法院審理上訴行政案件後，根據不同的情況，可以作出（C D）類型的判決。
A．確認判決 B.變更判決 C.維持原判 D.依法改判
9．決定一經送達即發生法律效力。（ A ）
A．當事人對人民法院的決定一律不準上訴
B．當事人不服時，有權在接到決定之日起10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C．當事人不服時，有權在接到決定之日起7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D．當事人不服時，有權在接到決定之日起5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10．人民法院在處理涉外行政案件時，應嚴格遵守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有關國際條約的規定，除我國聲明保留的條款以外，行政訴訟法與國際條約相抵觸的，（ C ）。
A．互相協商解決 B.適用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
C．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 D.適用第三國法律的規定
三、問答題（每小題5分，共40分）
評析：作業3問答題，除了在答題時要展開有關內容答全面外，第2題要按《行政訴訟法》表述答題，並要注意把最高法司法解釋第2條列舉的排除在人民法院受案范圍的5種行為，第7題要把參照規章的情況都寫入答案。
1．行政訴訟的構成要件是什麼？
答：在我國，行政訴訟由以下五要件構成：（1）原告是認為行政機關及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2）被告是行使國家行政管理權的行政機關及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3）原告提起行政訴訟必須是在法律、法規規定屬於人民法院受案范圍內的行政爭議，以及屬於受訴人民法院管轄。（4）原告提起行政訴訟必須是在法定期限之內。（5）法律、法規規定必須經過行政復議的，已經經過行政復議；自行選擇行政復議的，復議機關已作出復議決定或者逾期未作出復議決定。
2．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行政案件有哪些？
答：《行政訴訟法》第12條規定了司法審查的排除條款，即明確規定某些事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1）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提供的訴訟。（2）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提起的訴訟。（3）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行政機關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決定提起的訴訟。（4）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提起的訴訟。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還列舉了排除在人民法院受案范圍的幾種行為，即：（1）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規定授權實施的行為；（2）調解行為及法律規定的仲裁行為；（3）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4）駁回當事人對行政行為提起申訴的重復處理行為；（5）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
3．行政訴訟的被告有哪些特徵？
答：具有以下特徵：（1）被告只能是行使行政管理權、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2）其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被原告指控侵害合法權益。（3）以自己的名義應訴，並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
4．行政訴訟第三人的特徵是什麼？
答：具有以下特徵：（1）與提起訴訟的具體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有利害關系」是指與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直接權利義務關系。（2）相對於原告、被告而言，是與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3）在訴訟期間參加訴訟。（4）申請參加訴訟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參加訴訟。
5，法院不能採用的證據有哪些？
答：法院不能採用下列證據：（1）被告及其訴訟代理人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後自行收集的證據；（2）被告嚴重違反法律程序收集的其他證據；（3）未經法庭質證的證據；（4）復議機關在復議過程中收集和補充的證據，不能作為人民法院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的根據；（5）被告在二審過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審過程中沒有提交的證據，不能作為二審法院撤銷或變更一審裁判的依據。
6．審判監督程序與二審程序的區別是什麼？
答：兩者的區別在於：（1）提前的主體不同。提起審判監督程序的主體必須是法律明文規定的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和上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級人民檢察院。而有權提起上訴的，則是享有上訴權的當事人，並且當事人的上訴必然引起第二審程序的發生。（2）提起的條件不同。只有發現已經發生的判決、裁定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才能提起審判監督程序；而只要當事人不服一審未生效的判決、裁定，不論判決、裁定是否違反法律、法規，即可在法定期限內提起第二審程序。（3）有無期限限制不同。適用審判監督程序不受時間限制、判決、裁定生效後的任何時間內都可提起；而上訴只能在法定的上訴期提出。（4）審理的主體不同。適用審判監督程序的行政案件，既可由原審人民法院審理也可由原審人民法院的上級人民法院審理；而適用二審程序的行政案件，只能由第一審人民法院的上一級人民法院審理。（5）審理的對象不同。適用審判監督程序審理的是已經生效的判決、裁定；而適用二審程序審理則是尚未生效的第一審判決、裁定。（6）程序的性質不同。審判監督程序是為了糾正人民法院生效判決、裁定的錯誤而設定的一種特殊程序，不具有審級性質，而第二審程序是按照兩審終審的司法原則設置的，是對第一審行政案件的繼續審理。
7．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的實體法依據有哪些？
答：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的實體不依據有：（1）法律。包括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基本法律以外的的其他法律。（2）行政法規。即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的政治、經濟、教育、科技、文化、外事等各類法規的總稱。其名稱有條例、規定、辦法。（3）地方性法規。地方性法規僅適用於本行政區域內發生的行政案件。被訴行政機關與受理法院不在同一地區，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適用地方性法規時，應當以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依法所適用的地方性法規為依據。（4）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根據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特點，制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作為法院審理發生在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的依據。
此外，《行政訴訟法》第53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參照國務院部、委根據法律和國務院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制定、發布的規章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制定、發布的規章」。
8．涉外行政訴訟的一般原則是什麼？
答：主要有以下五項原則：（1）適用行政訴訟法原則。《行政訴訟法》第70條規定：「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組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行政訴訟適用本法。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2）同等原則。同等原則又稱國民待遇原則，是指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組織在我國進行行政訴訟享有與我國公民同等的訴訟權利和負有同等的訴訟義務。（3）對等原則。對等原則又稱相互原則，是指國家之間在對待對方公民、組織的訴訟地位和訴訟權利時相互對等。（4）適用有關國際條約原則。人民法院在處理涉外行政案件中，應嚴格遵守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有關國際條約的規定，除我國聲明保留的條款外，行政訴訟法與國際條約相抵觸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
四、案例分析題（20分）
案情：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北京科技大學下屬的應用科學學院物理化學系，取得本科生學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參加電磁學課程補考過程中，隨身攜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中途去廁所時，紙條掉出，被監考教師發現。監考教師雖未發現田永有偷看紙條的行為，但還是按照紀律，當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試。北京科技大學於同年3月5日按照「068號通知」第三條第五項關於「夾帶者，包括寫在手上等作弊行為者」的規定，認定田永的行為是考試作弊，根據第一條「凡考試作弊者，一律按退學處理」的規定，決定對田永按退學處理，4月10日填發了學籍變動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學沒有直接向田永宣布處分決定和送達變更學籍通知，也未給田永辦理退學手續。田永繼續在該校以在校大學生的身份參加正常學習及學校組織的活動。
1996年3月，原告田永的學生證丟失，未進行1995－1996學年第二學期的注冊。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田永補辦了學生證。其後，北京科技大學每學年均收田永交納的教育費，並為田永進行注冊、發放大學生補助津貼，還安排田永參加了大學生畢業實習設計，並由論文指導教師領取了學校發放的畢業設計結業費。田永還以該校大學生的名義參加了考試，先後取得了大學英語四級、計算機應用水平測試BASIC語言合格證書。田永在該校學習的4年中，成績全部合格，通過畢業實習、設計及論文答辯，獲得優秀畢業論文及畢業總成績全班第9名。北京科技大學對以上事實沒有爭議。
1998年6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的有關部門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學籍為由，拒絕為其頒發畢業證，進而也未向教育行政部門呈報畢業派遣資格表。田永所在的應用學院及物理化學系認為，田永符合大學畢業和授予學士學位的條件，由於學院正在與學校交涉田永的學籍問題，故在向學校報送田永所在班級的授予學士學位表時，暫未給田永簽字，准備等田永的學籍問題解決後再簽，學校也因此沒有將田永列入授予學士學位名單內交本校的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核。請求判令被告：（1）為田永頒發畢業證、學位證；（2）及時有效地為田永辦理畢業派遣手續；（3）賠償田永經濟損失3000元；（4）在校報上公開向田永賠禮道歉，為其恢復名譽；承擔本案訴訟費。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此案向法院提交的證據有：
（1）原告田永於1996年2月29日寫下的書面檢查和兩位監考教師的書面證言，這些證據能夠證明田永在考試中隨身攜帶了寫有與考試科目有關內容的紙條，但沒有發現其偷看的事實；（2）原國家教委《關於加強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校長（94）第068號《關於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原國家教委有關領導的講話；（3）北京科技大學教務處關於田永等三人考試過程中作弊按退學處理的決定，但不能證明該決定已經直接送達給田永，也不能證明該決定已經實際執行；（4）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函、北京科技大學以田永考試作弊一事復查結果的報告，這些書證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部分教師、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對田永處分一事的意見，以及北京科技大學在得知這兩方面的意見後的態度；（5）北京科技大學的《關於給予北京科技大學學生田永勒令退學處分的決定》一份、《期未考試工作簡報》一份，以上書證與本案沒有必然關系，不能成為本案的證據。（6）北京科技大學在訴訟期間，未經法院同意自行調取了唐有蘭等教師的證言、考試成績單、1998屆學生畢業資格和學士學位審批表、學生登記卡、學生檔案登記單、學校保衛處戶口辦公室書證、學籍變動通知單第四聯和第五聯、無機94班人數統計單等書證交給法院。請問：
（1）本案的被告是否適合？為什麼？
（2）被告提供的證據之（2）中的三份材料，是否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53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時可以參照的規章范疇？
（3）被告提供的證據之（6）是否有瑕疵？能否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根據？為什麼？
答：（1）本案的被告適合。因為行政訴訟的被告必須為行政主體，包括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北京科技大學作為高等院校，雖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行政機關，但是其對受教育者頒發畢業證書、學位證書以及管理的權力是國家法律法規《教育法》和《學位條例》授予的，而且其在教育活動中的管理行為是單方作出的，屬於《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的具體行政行為。雖然對原告田永的退學處理、拒頒畢業證和未授予學位等行為是由北京科技大學一個系或內部某一部門負責行使的，但是都是以北京科技大學的名義作出，因此，北京科技大學作為被告適合。
（2）被告提供的證據材料之（2）三份材料，不屬於《行政訴訟法》第53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可以參照的規章范疇。
（3）被告提供的證據材料之（6）有瑕疵。不能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根據。因為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在訴訟過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被告及訴訟代理人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後自行收集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而本案中被告提供的證據（6）是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後，在訴訟過程中，未經人民法院同意的情況下，自行收集的證據，因此法院在審理過程中不能採用。
評析：本案例題看似內容多，但事實上答題的落腳點就在三個問題中。第1個問題主要根據行政訴訟被告的特徵進行答題。第2個問題主要考慮三份材料屬不屬於規章，這就要結合第十章行政立法的內容進行分析，規章制定有嚴格的程序要求，而顯然這三份材料中，前2份只屬於一般規范性文件。後一份是一般的講話材料，都不屬於規章范疇。第3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先取證，後決定」是依法行政原則對行政程序的最基本要求。因此被告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之後，在訴訟過程中未經人民法院同意自行收集的證據無法律效力

Ⅷ 田永案中所體現的行政法原則有哪些

一、合法行政原則
合法行政是行政法的首要原則，其他原則可以理解為這一原則的延伸。實行合法行政原則是行政活動區別於民事活動的主要標志。
二、合理行政原則
合理行政原則的主要含義是行政決定應當具有理性，屬於實質行政法治的范疇，尤其適用於裁量性行政活動。最低限度的理性，是指行政決定應當具有一個有正常理智的普通人所能達到的合理與適當，並且能夠符合科學公理和社會公德。
三、程序正當原則
程序正當是當代行政法的主要原則之一。
四、高效便民原則
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是行政效率原則。基本內容有二：首先是積極履行法定職責，禁止不作為或者不完全作為;其次是遵守法定時限，禁止超越法定時限或者不合理延遲。延遲是行政不公和行政侵權的表現。第二是便利當事人原則。在行政活動中增加當事人程序負擔，是法律禁止的行政侵權行為。
五、誠實守信原則
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是行政信息真實原則。行政機關公布的信息應當全面、准確、真實。無論是向普通公眾公布的信息，還是向特定人或者組織提供的信息，行政機關都應當對其真實性承擔法律責任。第二是保護公民信賴利益原則。非因法定事由並經法定程序，行政機關不得撤銷、變更已經生效的行政決定;因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變更行政決定的，應當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進行，並對行政管理相對人因此而受到的財產損失依法予以補償。

Ⅸ 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司法適用案例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公布的田永案
在田永案的判決中有這樣一段話,按退學處理,涉及到被處理者的受教育權,從充分保障當事人權益的角度出發,作出處理決定的單位應當將該處理決定直接向被處理者本人宣布,送達,允許被處理者本人提出申辯意見.沒有照此原則辦理,忽視當事人的申辯權利,這樣的行政管理行為不具有合法性.根據學者對田永案的考證,沒有證據顯示法官們在判決時具有運用正當程序原則的明晰意圖,是一種樸素的程序正義的觀念形成了法官判案時的信念.而探究法官之所以敢於提出程序要求的背後還會發現,由於他們所處的處境比較有利,受外界壓力不是很大,因而比較超然,再加上這條理由不是本案判決的決定性理由使得它所承擔的風險並不大,從而在判決書中保留下來.完全可以說,本案判決對正當程序原則的運用是一個附帶寫下的理由,並沒有引起關注.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對這起案例的刊登卻改變了它的命運,公報在公布判決書內容時作了兩處修改,一是原告,被告的稱呼分別被改成被處理者,作出處理決定的單位,反映了最高法院試圖將個案適用的原則發展成為一項普遍適用的要求;二是公報在重申作出退學處理決定應當遵守的程序原則時,明確了違反該原則的法律後果——這樣的行政管理行為不具有合法性,即單單憑這一程序上的理由就足以撤銷被告的退學處理決定.這就使得正當程序原則的運用變得更清晰,對正當程序原則的強調更凸出了。
最高法院的判例應合了學界對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呼籲,彌補了中國行政立法上的缺陷,它所昭示的關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精神以及大膽運用法律原則的勇氣,將遠遠超越個案的意義,值得肯定和效仿。

Ⅹ 這個行政法案例分析應該怎麼回答

1、被授權組織中的事業單位
3、行政案件
胡錦光主編的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第79頁的練習案例，你自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