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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細節問題

發布時間: 2022-02-19 02:33:29

❶ 請問一個行政法的問題

1.原則上,行政相對人在行政機關決定的期限內不履行義務的,具有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即可按照法定程序強制執行,無需申請法院執行(在某些特定具體行政行為方面有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主要有公安、稅務、海關、工商等部門),即便申請,法院也應當不予受理。對於法律、法規規定既可以由行政機關依法強制執行,也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的具體行政行為,行政機關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的,法院可以依法受理。

2.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不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又不履行行政決定的,沒有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可以自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個月(有關司法解釋規定為180天)內,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3.行政機關作出行政決定後,當事人在行政機關決定的期限內不履行義務的,具有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啟動強制執行程序時,不以相對人起訴期屆滿為前提,如果當事人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的期限未過,仍可申請復議或提起訴訟,但期間原則上不停止強制執行。

上述觀點依據:《行政處罰法》、《行政訴訟法》及其解釋;由《行政強製法》(將於2012年1月1日起施行)作為理論支撐。

❷ 行政法的問題。

請參考以下文章:

今天在閱讀葉堅學者所寫的「關於行政行為的幾個問題的界定」一文,認為其對「行政事實行為」的這一概念產生了誤解。其引用方世榮教授所說的「所以沒有必要採用行政行為(行政法律行為)與行政事實行為這樣的二分法,現有的所謂事實行為完全可以為行政行為所涵蓋。行政事實行為是一個內涵很不確切的詞語,應予廢棄。」 對於行政行為這一概念的認識,最早出現在法國行政法學,直到1895年,德國行政法學鼻祖奧托•邁耶教授在其論述德國行政法的鴻篇巨著中把行政行為權威性的定義為:行政行為是關於「個別的條件下決定某個權利主體的權威性宣告」。[1]此後,行政行為這一概念成為各國行政法學的一個核心范疇。我國大多數學者普遍認為行政行為是指「享有行政權能的組織或個人運用行政權對行政相對人所作的法律行為。」並且分析出行政行為具有單方性、無償性、強制性的法律特徵。[2]從這一定義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其是將行政行為理解為是法律行為的一種。而就法律行為這一概念而言,是指人們所實施的,能夠發生法律上效力、產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為。其所對應的范疇應是「非法律行為」,如純粹的經濟行為、政治行為、道德行為、宗教行為等。[3]這樣看來,法律行為並非對應的是事實行為。而事實行為被認定為是法律行為中的一種非意思表示行為,是指非經行為者意思表示而是基於某種事實狀態即具有法律效果的行為,如民法上的先佔、遺失物的拾得、埋藏物的發現等。[4]從而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法律行為則是行政行為和事實行為二者共同的上位概念。那麼我們還需要弄清楚的是,什麼是行政事實行為?行政事實行為與行政行為、事實行為之間是一種什麼關系?行政事實行為和事實行為是否是同一概念呢?根據學者們的考察和研究,行政事實行為這一概念最早是從德國著名行政法學家耶律納克所提出的「單純公權力行政」一詞所演變而來的。所謂「單純公權力行政」是指「類似市政有關的都市房屋、街道、公園、水庫等的建築,及其他技術方面的行為以及行政機關用文字發行的『指導』文件,如公安為避免車禍所發行宣導交通安全之別針、小冊子,以及社會服務性的工作指南、民眾 調解與法律咨詢的說明書等,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行為。」[5]對於行政事實行為這一概念的進一步分析和理解,中外行政法學界也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主要代表的觀點有:德國法學家毛雷爾認為行政事實行為是指某種事實結果而不是法律後果的所有行政措施。[6]著名的印度公法學者賽夫教授在其著作中將行政事實行為表述為「是旨在產生事實上結果而不是法律結果的行為」,這一點與毛雷爾的認識是相同的。繼而他又認為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或行政機關的其他法律行為均屬於行政事實行為。[7]針對其這種理解,顯然是值得商榷的。因為行政行為必然產生一定的法律後果,這是由行政行為的性質所決定的,而與行政事實行為不會產生法律後果而是事實結果相比較,與其所稱的行政行為屬於行政事實行為的認識產生了矛盾,因為法律後果與事實結果應是一對相對應的范疇,它們之間不存在隸屬性。因而行政行為當然不屬於行政事實行為。但是,無論學者們對行政事實行為與行政行為的關系如何認定,對行政事實行為法律屬性和特徵的認定是明確的,即行政事實行為是行政主體依據行政職權所實施的一種行為,具有行政性的特點,這一點是不容否認的。再者,就目前各國的立法例當中,都表明行政事實行為不會產生法律約束力,但實際上它對行政相對人的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仍可能產生實際上的損害。經過上述對行政事實行為特性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行政事實行為並不是簡單的從事實行為這一法理概念中推演出來的,而其表現出自身產生的基礎和獨特的法律意義,其實二者是兩個不具有同質性的概念。就行政事實行為而言,根據其性質和特徵,有學者將其歸納為補充性行政事實行為、即時性行政事實行為、建議性行政事實行為和服務性行政事實行為。

❸ 行政法問題,急!

1.根據行政復議法和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在行政復議過程中,行政機關不得自行收集證據,也就是說,在行政復議過程中,原告可以收集證據,復議機關也可以收集證據,但禁止行政機關收集證據。這樣規定的理由和行政訴訟法禁止行政機關收集證據的理由是一樣的。行政機關在做出行政行為時必須依據法律並有充分的事實(也就是證據)理由,如果允許行政機關在復議和訴訟過程中自行收集證據,無疑是對行政機關程序違法的縱容。
所以行政復議法明確規定,行政機關不得自行向申請人和有關組織和個人收集證據。而且沒有排除任何特別情形。所以,在行政復議中,行政機關不得自行調查收集證據,如果確實有證據掌握在其他組織和個人手中,必須由行政復議機關取證。
2.行政復議法第30條規定有關土地徵收的行為應當先提起行政復議。

❹ 關於行政法的問題

變更判決是法抄院對「顯失公正襲」的「行政處罰」所特有的一種裁判種類,法院對於其他行政行為均不能做出變更判決。原因如下:
行政訴訟判決類型共有七種,1維持判決2駁回判決3撤銷判決4履行判決5變更判決6確認判決7賠償判決,前兩種適用於被告勝訴的情景,後五種適用於原告勝訴的情景,通常法院只能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而不能審查其合理性,但是合法與合理之間的界限並不是絕對的,嚴重不合理就相當於不合法,故法院可以對「顯失公正」的行政處罰行為進行變更,所以法院對於「顯失公正」的行政處罰作出變更判決可以看成是一個法律規定的特例,法院對於其他行政行為均不能做出變更判決。

❺ 急求行政法問題!!

行政法有一個最基本原則:行政行為依法原則;行政處罰也有一個基版本原則:公開、公權平、公正(「三公」)原則。
從本案來看,公安機關依職權對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行為實施行政處罰符合上述原則,關鍵在於接下來對違法當事人的有關信息進行曝光行為是否合法。首先要說的是,對違法行為進行通報,不是法律禁止行為,並且有些通報還有法律的明確授權。作為行政機關來講,哪些信息應當公開、哪些信息應當依申請公開、那些信息不能公開不能一概而論,必須加以區分,如果行政機關根據實際需要來公開一些信息的話,最起碼要符合以下原則:不得侵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即:不得泄露國家秘密、不得泄露當事人受法律保護的商業秘密、保護未成年人等。
如果當事人認為行政機關公開處罰結果的行為超出限度,給自身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失的話,依據有關法律原理,當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但是否受理,最終由法院確定。
希望對你有用。

❻ 關於行政法的現實問題

行政法是來處理公民與行政源機關關系的,如果你要告的是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包括不作為),認為行政機關的處理行為違法,那麼就提起行政訴訟,如果你要告的是另一方公民侵害人身權請求賠償,那麼就提起行政訴訟,兩種法律關系分別進行救濟。
也不存在所謂的願意找誰不找誰的問題,公安機關有責任對此類事件進行處理,公民可以要求公安機關依法處理,而法院則有權對賠償問題進行審理,公民可以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賠償,如果對公安機關的處理行為不滿,也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❼ 行政法的幾個問題

法治的核心就是限制國家權力,而行政權力又是國家權力中最危險、最強大的一種,因此,行政法治是法治的重要內容。

行政法的涵義最好從行政法基本理論分析,觀點很多:控權說、平衡論、服務論等等。還有其他定義行政法的方法是從形式上來界定,如從行政法的內容、行政法的調整對象上來定義行政法。

法源與法律淵源是一個東西,台灣稱為法源,大陸稱為法律淵源,大多數情況下也會簡稱為法源。 不過也有人將其用作「法的來源」或「法的本源」的意思。

❽ 行政法的感想

行政法的創制的主體是立法者,而不是行政者。行政法的創制卻又是行政法范圍內的命題,這真是一對悖論。
行政行為法是規范行政主體行政行為的法,還是規范相對人行為的法?規范相對人行為的法是不是行政法?行政組織法可以由行政主體自己制定嗎?如《公務員暫行條例》——如何體現管理管理者?《行政訴訟法》從屬於行政法嗎?那麼,本人期待的未來的《司法法》體系將如何構建呢?訴訟法的本質是規范司法主體的司法行為,還是規范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
立法監督形同虛設。司法監督走走過場。根源:行政權一權獨大。
行政權的特徵:不需民主(立法需民主),可以主動(司法必被動)。換言之——行政權可以——主動不民主!!!普天之下,如何讓人不愛「她」。為什麼獨大呢?唯追求者甚眾,其中還不乏精英豪傑。在中國,原本就是先有行政權(也可以說是諸權合一),而後,直至近晚才出現立法權和司法權。而且,此二權皆脫胎於行政權。因之,必受制於行政權,必仰賴於行政權,必膽寒於行政權,必依從於行政權。特別是當此二權羽翼尚未豐滿之時,註定唯行政之命是聽。這就是鐵的事實。就象江河是流淌的一樣,上述流變的事實已經逝去,未來的事實也一定流變。這就是鋼的規律。有分歧的只是對流向的理解和把握。世界潮流,浩浩盪盪,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則是金科玉律。
行政系統的內部監督無異於「左手打右手」。自己監督自己,這是連話語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義滅親是例外,手足情深是規律。
行政復議作為一種成體系化的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應當追問。在諸多方面與行政訴訟制度雷同,因而具有替代效應。差異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的確,復議比之於訴訟在合理性審查、受案范圍、附帶審查抽象行政行為、簡便程度、不收費用等方面有可取之處。但在整體上,是訴訟的翻版。兩種驚人相同的制度居然「前仆後繼」、「薪火相傳」,不排斥,卻鏈接。實在是一種驚人的浪費。復議不在於實質有別於訴訟,而僅僅是審查者的身份的差異。復議的弊端更是致命:屬自我監督,有悖公正;不開庭審理,無法公開。是想節省資源,還是多此一舉?是想維護尊嚴,還是威信掃地?實際效果是:費力並未討好。也許訴訟法完善之時,就是復議法正寢之日。
現有的行政訴訟制度沒有能夠恰當的處理審查相對人行為的合法性與審查行政主體行為的合法性二者之間的關系。名義上是審查行政主體行為的合法性,但實質上卻將二者混為一談、糾纏不清。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國的整個行政法體系沒有清晰的區分相對人違法與行政主體違法二者的界限。
恰當的制度可以這樣設計:區分行政管理之訴與行政侵權之訴。一、行政管理之訴是指,行政主體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權,應主動管理行政違法行為(即相對人違法行為),有權先行處置,如相對人信服,則糾紛歸於平靜。如相對人不服,則可由行政主體將其公訴至法院,由法院最終裁決相對人的行為是否違法。而行政主體的管理行為,不是行政管理之訴審查的對象。在訴訟中,行政主體負舉證責任,證明相對人的行為違法。二、行政侵權之訴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職權時,違法行政(含不作為),侵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相對人將其訴至法院,由法院裁決行政主體的行為是否違法。此時的相對人也可能另有違法行為,但不是本訴的審查對象。在訴訟中,相對人負舉證責任,證明行政主體的行為違法。
如此劃分絕非多此一舉,梳理了法律關系,明確了控辯雙方的地位,確立了訴訟規則,將兩類截然不同的訴訟從混雜到分離,是行政法體系構建質的飛躍。
由於行政管理之訴的被告不是行政主體,而恆定是相對人,因此這種訴訟不存在「民畏官,而不敢告官。」這一根本制約現有「民告官」訴訟制度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因素。在原有的行政管理體制中,行政主體「三位一體」——一身兼三職:「立法者」(規則的制定者)、執法者(規則的實施者)、「司法者」(糾紛的決斷者)——儼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試問,站在「無所不能」的行政主體的對立面,有誰能夠不粉身碎骨?行政管理之訴至少讓解決糾紛的職能與行政主體相分離。只要相對人不服,就可以「坐享其成」的當上「免費」(敗訴者,應付費。)被告。此種設計絕非異想天開、空穴來風,而是將現有的行政主體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制度進行合理化改造之後的制度升華。同樣面對相對人不履行具體行政行為為其設定的義務,均要過法院這一關,與其「暗審」,不如「明審」。正如兩人賽馬,比誰慢。要不突破固有思維模式,無法比。只有善於求異思維,才能敢於換乘坐騎,快馬加鞭、爭先恐後。原有的訴訟模式無論如何完善,均無法解決相對人「不敢告」、「不願告」、「不能告」的體制性弊端!!!近幾年,每年的民事訴訟案件均已達數百萬件,而行政訴訟案件卻徘徊在十萬件上下。真應該統計一下,每年的具體行政行為的數量,以及理論上的「出錯概率」(當然,只具參考價值。)。我想,就算是萬分之一,也應該遠遠超過十萬。只需因勢利導,便使得解決在行政管理領域中出現的糾紛——「天塹變通途」。
行政管理之訴的另一個思維來源就是刑事公訴。至於刑事公訴權屬於行政權還是司法權,由於答案太過明顯——當然屬行政權,因而不再展開。在此,有必要談一下行政違法(即相對人違法)與犯罪的關系。很簡單,「五十步笑百步」——同質不同量。兩種行為均是對社會有危害的違法行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對它們的防範與制裁也自當機理相通。於是行政公訴應運而生。只是出於投入——產出的效益考慮,才設置行政主體的先行處置權(准司法權)。從中過濾大量輕微、明顯的行政違法行為。只有重大且有爭議的行政違法行為才會啟動行政公訴。理性相對人自然也不會虛擲敗訴費用,甚至還有寶貴的時間。
國家在國家范圍內,無疑是第一強勢主體,超越於任何其他個體主體和群體主體。在享有更多權力的同時,理應盡到更多的義務。其中就包括賠償義務。其賠償范圍及額度,理應最寬廣、最充實,而不是相反。按支付能力計,在個案中,強勢民事主體的賠償數額尚可達天文數字,國家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要合乎國情。而且是在一國之內進行比較。關鍵不在於能不能,而在於願不願。
當然,賠償之訴與侵權之訴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與管理之訴則毫不相關。這也正面解決了以往行政訴訟與行政賠償訴訟之間不尷不尬的關系的難題。
國家賠償與民事賠償在性質上並無二致。除了主體不同之外,余皆相同,自然也包括歸責原則。這是公理,但不是現實,好在我們找到了前進的方向。
關於公務員的責任追究問題,不是空白卻勝過空白。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活生生的自然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責任歸屬主體。否則,一定是責任虛置。雖然國家責任與個人責任不可同日而語,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聯卻客觀存在。因為沒有哪一個國家行為不是由自然人來決斷、來實施的。除了作為整體的最高立法機關(因為他們就是全體國民的化身,自己說自己錯了只有象徵意義,而無實際意義。)的公職行為外,任何其他公權機關的違法行為,其行為的自然人均難辭其咎。然而現實卻是,只要不觸犯刑律(即使觸犯刑律,也因職位高低,罪減若干不等。),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非行政法之行政)責任形同虛設。原本,公職人員違法(不論故意還是過失)理應「罪加一等」,卻由於沒有完善、有效的追究機制,反而使某些人有恃無恐,變本加厲。系統內的自我約束何堪眾望。至善之道應是確立外部懲戒制度,即在侵權之訴中,只要行政機關敗訴,就自動啟動監察執法程序,將個人責任落到實處。
行政主體職權法定也不盡然。例如,現行《憲法》授予行政機關「立法權」——沒有人能否定行政立法的本質是立法,而不是行政。除非不承認立法與行政的差異。我以為,公法領域至少有如下三條公理(當然,如果不被世人所認可的話,我將試圖通過證明使其成為定理。):一、權力分立,界限清晰。二、權力專屬,不可讓渡。三、權力有限,越權無效。顯然,《憲法》也應該服從這些至高無上的原則。立法機關將專屬自己的立法權授予行政機關似有不妥,其效力值得疑問。立法的本質是制定規則,而且是一體遵行的規則。因此,只有民意代表才是唯一適格的制定者。此種與主體的身份特質密不可分的專屬性決然排斥轉讓。自然,包括民意代表自身也不享有此種權利,他或他們不可以也不應該把國民的重託「轉贈他人」。此等職權法定值得商榷。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行政主體法定。時至今日,其立法之路仍漫漫且修遠。究其原因,是行政權的性質與邊界無從確定。我們先人沿襲了千餘載的、卓有成效的吏、戶、禮、兵、刑、工的行政權力格局在新時代遇到了新挑戰。在不能准確把握時代脈搏的情況下難免搖移不定。常識告訴人們,法律規范越少、越晚的往往是權力越大的部門。因為沒有誰天生願意受到約束,當然包括我本人在內。
我的觀點非常鮮明,所謂的抽象行政行為當然不是行政行為,而是立法性質的行為。其存在又缺乏法理基礎(前已論及),實屬怪胎。我建議的時間表是:在未來五年內,取消鄉級(抽象行政行為,下同);在未來十年內,取消縣級;在未來十五年內,取消市級;在未來二十年內,取消省級;在未來二十五年內,最終取消國務院級。其他規范性文件在未來十五年內徹底從地球上消失。地方規章在未來二十年內,轉制為地方法規;部門規章轉制為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在未來二十五年內全部轉制為法律。到那時,中國不再有「紅頭文件」,有且只有法律和地方法規。當然,我希望在未來五十年內,所有的地方法規也將全部轉制為法律或特別法律(只對特定地區或特定人群適用)。再大膽,再樂觀一點,在未來一百年內,各主要發達國家國內法將全部轉制為統一的世界法。試看未來的環球,必是法律大同的天下。
上述設想的實現還有賴於立法機關自身性質和地位的回歸和實現。最突出的、需要迫切解決的就是代表專職、機構常設問題。目前我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均是定期臨時召集會議制,只有各級人大常委會才是常設機構。其人員雖為專職,但人數極為有限。形成了一元雙層體制,大會與常委會的權力界限極為模糊。給人的印象是,常委會往往起著比大會更為重要的作用,從而使大會的權力虛置。代議機關在民主社會無疑居於至關重要的核心地位,而且須臾不可或缺。僅僅常委會常設,遠遠不能適應其工作的難度與強度。我們的立法任務絕不是因為太少而需要精簡機構,恰恰相反,立法機構遠遠沒有起到其應該起到的作用。人大的各項職權遠未落實到位,人大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遠未在國民心目中樹立。所有這些的實現,均有賴於改革現有的一元雙層體制,將人大自身常設,而且讓每一位人民代表心無旁騖、專心致志地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由各級各類機關領導來兼任。至於具體人數,會議的頻度,則屬細節問題,無須贅述。
《行政處罰法》最大的缺陷就在於,處罰目的與邊界的迷失。有受害人的刑事責任與所有民事責任的目的在於——復仇與補償,使受害人的心靈得到慰籍。那麼,無受害人的刑事責任與所有行政責任(相對人違法所應承擔的責任)的目的呢?懲罰的結果得不到受害人心靈慰籍的效果。為過錯付出代價嗎?那就要首先分析論證過錯所侵犯客體本身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此種客體顯然不是恆定的、當然的。正如行政許可的范圍一樣,應做最窄的界定,且具有流變性。但願,世人不會認為我們是一個濫罰的國家。
法治,法治,還需良法之治。良法又有高低之分:低者符合民意是也;高者符合天理是也。看來,立法的理論與實踐還是我們的軟肋。只談行政,以及以行政機關為主體的立法,實乃隔靴搔癢。
行政強制更是一團亂麻。所謂行政強制只能是行政主體實施之強制行為。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根本與本題無涉。如果法院居然也能成為行政強制的主體,那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是一種簡易司法審查程序,早已超越行政行為的范疇。即時強制與強制措施也不是並列關系,而是目的與手段。自行強制則應根本杜絕。勞教無疑是行政處罰的變種,自然應——依法予以取締。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為存在的方式。它所能規范和約束的只是行政行為的表,而非里。它可以解決最表象化的問題,行政權的根本是由授予行政權的立法來決定的。
如何監督行政機關?最簡單的道理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至少要有一種不遜於行政機關的力量的存在。

❾ 行政法問題

1.可以,但是根據一事不再罰原則,不能再給予罰款。
2.行政處罰法第八條 行政處罰的種類:內
(一)警容告;
(二)罰款;
(三)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
(四)責令停產停業;
(五)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
(六)行政拘留;
(七)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
除了罰款之外,其他處罰都可能適用,不過要看具體法律的規定了。

❿ 行政法問題!

第一題B
ACD均為法律關系特徵。B國家行政機關說法錯誤應該為行政主體。行政主體包專括國家機關和法律,屬法規授權的組織。並且並不是所有的國家機關都有行政主體的資格。比如,一些內設機關,並不能以自己的名義行使政權。
第二題A
A為民法調節范圍,合同。沒有行使職權。
第三題D
復議中就根本沒有調解一說。
第四題C
行政仲裁不是運用行政權力的過程區別於行政裁決。對仲裁不服提起民事訴訟。
第五題D
第六題B
不是所有,賠償可以調解。但是的確有不調解原則。
第七題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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