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343

① 死囚臨死前可以見家屬嗎

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死刑犯臨刑前可以見家屬,但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未得到有效執行

② 公安機關治安部門辦理的刑事案件有哪些

公安機關是我國最主要的偵查機關，我國大多數刑事案件都是公安機關辦理，除了貪污賄賂犯罪、監獄內容內部的犯罪，軍隊內部的犯罪（以前鐵路內部的犯罪由鐵路警察 現在合並了。）
根據我國法律，偵查機關主要是指公安機關。根據中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國家安全機關依照法律規定，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與公安機關相同的職權。因此，國家安全機關在刑事訴訟中也屬於偵查機關。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對部分刑事案件有偵查權。如人民檢察院不僅對它所管轄的貪污賄賂犯罪、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等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的犯罪、國家工作人員的瀆職犯罪有權進行偵查，而且在對公安機關進行偵查監督、審查起訴時，也有進行偵查或者補充偵查的權力。

③ ［343］ 公安人員值班或執勤，是否必須要兩個人以上依據是什麼

公安人員值班可以是一人，但執勤必須是兩人以上。這是警察法和刑事訴訟法等法律版規定的。因為權值班是處理內部事項，不是執法行為，法律沒有規定，可以一個人完成任務。但執勤涉及到執法活動，必須按照法律「執法時不少於二人」的通用規則執行。

④ 家屬可以見死刑犯最後一面嗎怎樣才可以見法律規定不能見嗎

可以，由人民法院通知。

根據最高法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的相關規定：

第四百二十三條第一審人民法院在執行死刑前，應當告知罪犯有權會見其近親屬。罪犯申請會見並提供具體聯系方式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其近親屬。罪犯近親屬申請會見的，人民法院應當准許，並及時安排會見。

(4)刑事訴訟法343擴展閱讀

根據最高法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的相關規定：

第四百二十八條執行死刑後，負責執行的人民法院應當辦理以下事項：

1、對罪犯的遺書、遺言筆錄，應當及時審查；涉及財產繼承、債務清償、家事囑托等內容的，將遺書、遺言筆錄交給家屬，同時復制附卷備查；涉及案件線索等問題的，抄送有關機關；

2、通知罪犯家屬在限期內領取罪犯骨灰；沒有火化條件或者因民族、宗教等原因不宜火化的，通知領取屍體；過期不領取的，由人民法院通知有關單位處理，並要求有關單位出具處理情況的說明；對罪犯骨灰或者屍體的處理情況，應當記錄在案；

3、對外國籍罪犯執行死刑後，通知外國駐華使、領館的程序和時限，根據有關規定辦理。

⑤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條非法采沙屬於什麼罪

《刑事訴訟法》第八十條的內容的是規定公安機關可以先行拘留的情專形，與非法采沙無直接關聯。屬非法采沙可能會涉嫌非法采礦罪，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條之規定。
非法采沙價值達到5萬元以上，並符合《刑事訴訟法》第八十條規定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

相關法律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八十條 公安機關對於現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
(一)正在預備犯罪、實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後即時被發覺的；
(二)被害人或者在場親眼看見的人指認他犯罪的；
(三)在身邊或者住處發現有犯罪證據的；
(四)犯罪後企圖自殺、逃跑或者在逃的；
(五)有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可能的；
(六)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
(七)有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重大嫌疑的。
《關於審理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 非法采礦造成礦產資源破壞的價值，數額在5萬元以上的，屬於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造成礦產資源破壞」;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屬於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造成礦產資源嚴重破壞」。

⑥ 新《律師法》修改的亮點與完善

沒有什麼本質改變。跟憲法==行政法一樣一般得不到很好的解釋和適用。

新律師法對律師權利的規定幾乎都是宣言口號式，這樣的規則沒有辦法實現，這樣的立法需要反思。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規則以宣言方式出現卻沒有任何法律後果，就註定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實施。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瑞華

改變各部門「各打各的鼓，各敲各的鑼」的狀況，關鍵是要有中央的統一領導。中央政法委應出面協調公檢法司各家統一思想。中央政法委有責任、有能力來協調這一工作。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

2008年6月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正式施行。其中最受律師業關注的是，新律師法擴大了律師的會見權、閱卷權和調查取證權。如今新律師法施行已滿周年，具體執行情況怎樣呢？

「新律師法實施一周年以後，有喜有憂，喜少憂多。」前日，在法制日報周末報社和京都律師事務所主辦的「新律師法實施一周年座談會」上，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全國律協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田文昌的上述觀點，得到了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陳光中等人的呼應：「總體來說新律師法貫徹實施，不敢說一團糟，但是敢說相當不好」「新律師法在有的地方得不到好的執行甚至公開不執行。」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瑞華亦認為，這部法律試圖解決律師會見難、閱卷難、調查難等「三難」問題，但從總體實施情況看，沒有發揮預期效果：「新律師法沒有發揮應有作用，就是三難問題沒有真正得到解決。」

「沒有任何一部法律像新律師法這樣，在執行過程中遇到如此波折。」田文昌指出，過去在法律實施中出現的問題，往往是執行效力的問題，而不存在是否執行的問題：「但新律師法在全國各地的執行狀況五花八門，有的地方公開不執行，有的地方則是有條件、打折扣地執行。」田文昌所指的，主要是該法中關於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部分。

來自學界和實務界的專家建議，中央政法委應當協調公檢法司等部門統一思想，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破解刑辯律師「三難」困局。

1 、會見等程序缺乏具體規定

律師法規定比較原則，導致執行困難，這需要刑訴法完備

「新律師法對律師權利的規定幾乎都是宣言口號式，這樣的規則沒有辦法實現，這樣的立法需要反思。」陳瑞華指出，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規則以宣言方式出現卻沒有任何法律後果，就註定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實施。

自1996年出台以來，律師法先後兩次修改，最近的一次是在2007年，其中增加了律師權利保障的內容，曾被部分業內人士視為破解刑辯律師「三難」困局的利器。

頗具隱喻意義的是，新律師法的施行，選擇在了2008年6月1日兒童節這天。有律師稱，這或許「意味著律師法還沒有走出兒童時代」。

與以往相比，在保障律師執業權利方面，新律師法較刑事訴訟法等規定的突破之處有三：

第一，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再需要經過司法機關批准，而只要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並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受委託的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

第二，律師自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訴訟文書及案卷材料；自案件被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所有材料。

第三，律師可以申請檢察院、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律師憑執業證書和律師事務所證明，可以向有關單位或個人調查與承辦法律事務有關的情況。

「律師法規定比較原則，沒有對刑事訴訟中律師會見、閱卷、調查的程序作出具體規定，導致執行困難，這需要刑訴法完備。」與會實務部門人士亦如此認為。

2 、三難堅冰未融關鍵在偵查

別說律師，就是檢察官去調查，有一些機關照樣不配合

「徒法不足以自行」。相關統計數字以及實務部門的反饋，亦可道出新律師法實施以來所暴露的共性問題。

前不久，法制日報、法制網和全國律協舉行了「律師會見狀況網上調查」；從5月14日起至5月31日，共有1610人參與律師會見狀況網上調查，其中律師1080人，公檢法機關工作人員187人，其他行業343人。

據統計分析，共有1182人（佔73.4%）認為新律師法實施後，律師會見難與頒布之前一樣，沒有任何改觀；299人（佔18.6%）表示對律師會見難是否改觀「說不清楚」；只有129人（佔8%）認為律師會見已經完全按照新律師法確定的原則操作。

與會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陳國慶透露，新律師法實施之後，檢察機關執行律師法比較好，在會見、閱卷、配合律師調查等方面，特別是在審查起訴階段，嚴格按照律師法要求安排會見、閱卷等。但陳國慶坦承，偵查階段律師的會見權在有些地方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某些特殊案件，辦案機關控製得比較緊，可能對律師會見、閱卷、調查取證等造成不便。

而對調查取證中律師常遭遇的種種不暢，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方工認為，新律師法作出上述規定，並不意味著在司法實踐中就能順利實現。他還透露，檢察官在調查案件時也會遇到閉門羹：「別說律師，就是我們去調查，有一些機關照樣不配合，有一些人照樣不讓你見。」

另據與會的法院人士透露，即使是法官到地方辦案，亦曾有過因受制於個別地方部門規定而無法面見被告人的經歷。

基於此，方工建議，盡快建立證人出庭制度，使之變成硬性規定：「你不配合律師的工作，咱們就法庭上見，這樣律師取證就好辦了。」

會見難，閱卷難，取證難，究竟是哪個階段在「難為」律師？陳光中一語破的：「考驗新律師法，關鍵就在偵查。」

3 、律師法與刑訴法沖突之惑

律師法修改突破刑訴法部分規定，應按新法優於舊法原則執行

「如果在修改律師法的同時修改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執行起來效果或許會好一點，就不會產生目前認識上的分歧。」與會的一位來自實務部門的法律工作者稱，一些基層執法人員的困惑在於，他們覺得律師法是規范律師行業的法律，而搞刑事訴訟要依據刑事訴訟法執行。

據悉，上述觀點在司法實務界頗有市場。

以律師會見權為例。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要經過司法機關批准；但新律師法規定，自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受委託的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並了解有關案件情況，而不需司法機關批准。

有地方的司法實務部門認為，刑事訴訟法是全國人大通過的，律師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因此刑事訴訟法的效力位階高於律師法，並以此為由拒絕執行新律師法相關規定。

盡管在憲法關於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職權的規定部分，有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之分，但立法法第七十八條、七十九條在明確法律位階時，並未對「法律」細分出上述區別。

因此陳光中分析，盡管全國人大制定或修改的法律相對更重要和權威，但並不等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或修改的法律在效力位階上比全國人大制定或修改的法律低一級，因此沒有法律依據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或修改的律師法同全國人大制定的刑事訴訟法歸於不同的法律效力層次。

陳光中指出，律師法修改後突破了刑事訴訟法的部分規定，應按照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執行。

來自實務部門的人士認為，偵查階段律師憑「三證」會見犯罪嫌疑人，如規定例外條款，法律實施的效果或更好：對重特大案件、恐怖案件和特別嚴重的暴力犯罪案件，在律師會見時適當做一些限制，更符合辦案需要，更容易為執法機關接受。

4、學者建言政法委力破三難困局

改變各部門「各打各的鼓，各敲各的鑼」，關鍵要中央統一領導

2007年10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楊明侖曾表示，正在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准備對律師會見須經司法機關批准條款進行修改：「律師法是一個特殊情況，等於是提前與刑事訴訟法保持一致。」

事實常在想像之外。由於種種原因，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遲遲未能走上前檯面對社會公眾。因此，學界和實務界不少人主張通過修改刑事訴訟法來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願望，一直未能實現。

「寄希望於通過刑訴法修改落實新律師法，並不現實。」陳光中認為，要實現律師法關於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實務部門應協調立法部門作出更加明確的解釋，更加鮮明地貫徹律師法新規定。

「改變各部門『各打各的鼓，各敲各的鑼』的狀況，關鍵是要有中央的統一領導。」陳光中建議，中央政法委應出面協調公檢法司各家統一思想，「中央政法委有責任、有能力來協調這一工作。」

此外，陳光中還主張「檢察部門是法律監督部門，法律監督要啃硬骨頭，加強對偵查階段的法律監督：不僅要監督自偵案件，還要監督公安部門的偵查活動」：「全國人大常委會應對律師法實施一年來的狀況進行執法檢查，調查什麼部門認真執行，什麼部門不認真執行；對不認真執行的情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究竟執行律師法的困難在哪裡，律師法本身有哪些不足。」

「在我國不應該有哪個部門置身於法律之外，視法律為廢紙，願意執行就執行，不願意執行就不執行。」陳光中強調：「律師法存在的缺陷，我們的態度是，應該在認真貫徹落實中去完善，而不是在拒絕貫徹中去等待完善。」

而在陳瑞華教授看來，「三難」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我國的司法體制：「司法體制不改革，『三難』永遠解決不了，刑訴法修改也沒有用。」陳瑞華主張，在加強司法保障和偵查手段，改變定案過度依賴預審和口供的做法，改革公檢法三家的業績考核制度等方面做文章。

新律師法較刑訴法三大突破

會見：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再需要經過司法機關批准，而只要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並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受委託的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

閱卷：律師自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訴訟文書及案卷材料；自案件被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所有材料。

調查：律師可以申請檢察院、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律師憑執業證書和律師事務所證明，可以向有關單位或個人調查與承辦法律事務有關的情況。

本報記者陳寶成發自北京

⑦ 被逮捕後就一定會判刑嗎

逮捕後，構成犯罪的一定要判刑的。

一、《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後的偵查羈押期限不得超過二個月。案情復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的案件，可以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准延長一個月。

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九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於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應當在一個月以內作出決定，重大、復雜的案件，可以延長半個月。

三、《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後二個月以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三個月。

對於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情形之一的，經上一級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長三個月;因特殊情況還需要延長的，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7)刑事訴訟法343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公安機關逮捕人的時候，必須出示逮捕證。逮捕後，應當立即將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羈押。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逮捕後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屬。

第九十四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對於各自決定逮捕的人，公安機關對於經人民檢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須在逮捕後的二十四小時以內進行訊問。在發現不應當逮捕的時候，必須立即釋放，發給釋放證明。

第九十五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後，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有關機關應當在十日以內將處理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

第九十六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如果發現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強制措施不當的，應當及時撤銷或者變更。公安機關釋放被逮捕的人或者變更逮捕措施的，應當通知原批準的人民檢察院。

⑧ 警察可以在訴訟中做證人嗎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的規定，擔任過本案證人的偵查人員應當自行迴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迴避。換句話說，在我國的刑事訴訟中，承辦案件的偵查人員不能同時充當本案的證人，否則，就會與其承擔的訴訟職責不相符合，可能影響案件的公正處理。目前，這種觀點已成為學術界的通說。那麼，承辦案件的警察到底該不該出庭作證？如果能，他們的身份應當如何界定？警察作證有沒有限制？在我國警察作證有那些障礙？如何構建我國的警察作證制度？這些問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擬就這些問題作初步探討。
一、警察作證的理論基礎
1、檢警一體理論。為了提高訴訟效率，節約訴訟成本，保障控訴獲得成功，基於檢察機關和偵查機關共同的追訴職能，無論是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一般都賦予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指揮權、參與權、指導權、監督權等權力，即實行所謂「檢警一體化」。[1]在檢警一體化模式下，警察是檢察官的當然助手和控訴支持者。一方面，在偵查階段，警察要在檢察官的領導、指揮下展開偵查工作，根據檢察官的要求收集證據，抓獲犯罪嫌疑人或採取強制措施，直到檢察機關認為證據足以保證控訴的成功為止。另一方面，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警察應當根據檢察官的要求補充偵查以提出新的證據材料，或者必要時檢察官要求負責訊問、勘驗、檢查、搜查、扣押、鑒定的警察出庭作證，接受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以言詞的方式向法院說明自己收集的證據系合法所得，以便有效地反駁辯護方提出的證據與主張。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隨著現代社會民主與政治的不斷發展以及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人們的權利也越來越受到重視，而國家的權力越來越受到一定限制。這反映在現代刑事訴訟中就是越來越強調程序公正與保護人權，國家決不能因為控制犯罪的需要而過分追求實體真實或者不擇手段，懲罰犯罪也決不能以犧牲當事人的合法權利為代價。而偵查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恰恰與上述理念相違背。有鑒於此，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無不通過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偵查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予以規制。但是，如何確認非法證據的存在進而對其予以排除在客觀上需要警察出庭作證對其取證行為加以說明。這是因為，一方面，公訴人對偵查人員收集證據的過程缺乏詳細地了解，如果他僅憑偵查筆錄或者偵查機關的情況說明是難以令人信服的，而負責偵查案件的警察對收集證據的全過程了如指掌，所以對證據是否合法心知肚明，此時由警察出庭就證據的合法性予以闡述最合適不過，因此，從客觀上講，公訴人員需要警察出庭作證對其取證行為的合法性予以闡述以反駁辯方就某個證據的合法性提出的質疑。另一方面，被告人對其是否實施犯罪行為最為清楚，再加上其本身就是偵查人員收集證據的對象，因而它對於警察是否非法收集證據也知根知底，當然需要警察出庭作證並渴望非法證據能夠得到排除，從而保護其合法權益。可以說警察出庭作證是控辯雙方「雙贏」的要求。
3、直接言詞原則或者排除傳聞規則。為了確保程序公與審判公開，在大陸法系國家刑事審判中非常強調直接言詞原則的運用。該項原則其中的一個重要要求是在法庭上提出任何證據材料均應以言詞陳述的方式進行，訴訟各方對證據的調查應以口頭方式進行，如以口頭方式詢問證人、鑒定人、被害人等，以口頭方式對實物證據發表意見等，任何未經在法庭上以言詞方式提出和調查的證據均不得作為法庭裁判的根據。[2]英美法系國家中盡管沒有確立直接和言詞原則，卻設有與之相關的「傳聞證據規則」（hearsay rule; rule against hearsay）。[3]]根據這一規則，提供證言或者證據材料的原證人在一般情況下應當出庭，當面接受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而禁止法庭採用「傳聞證據」（hearsay evidence）。上述情況表明警察應當出庭就有關的取證行為向法庭陳述，而不能以偵查筆錄代替之。[4]
客觀地講，上述三個理論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典中並沒有直接的體現或者說是體現得並不充分。因此，在實踐層面，若以此作為警察出庭作證的理由是存在一定瑕疵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兩高的司法解釋，警察卻有義務向法庭說明其收集的證據的來源。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150條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40條的規定，公訴人應當就物證、書證等實物證據的來源、特徵等作必要的說明，讓辯方辨認並發表意見。而控辯雙方難免發生爭議，一旦發生爭議，根據《規則》第341條的規定，公訴人應當出示、宣讀有關訴訟文書、偵查或者審查起訴活動筆錄。如果控辯雙方對上述筆錄仍存在爭議，根據《規則》第343條的規定，公訴人員可以建議合議庭通知負責偵查的人員出庭陳述有關情況。另外，《解釋》第138條也規定：「對指控的每一起案件事實，經審判長准許，公訴人可以提請審判長傳喚……勘驗、檢查筆錄製作人員出庭作證……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和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經審判長許可可以分別提請傳喚尚未出庭作證的……勘驗、檢查筆錄製作人出庭作證……。」顯然，這里的勘驗、檢查筆錄的製作人包括警察在內。
二、警察作證的訴訟價值
1、警察出庭作證有助於釐清一系列司法實踐中的錯誤認識，從而樹立正確的訴訟理念。這主要表現為：（1）糾正證據的概念。在我國刑事庭審中，由公安機關出具的「關於被告人某某投案情況的證明」、「關於審訊情況的證明」、「關於某某報案情況的記錄」等材料被大量地採用。然而，這些材料是證據材料還是證據？如果它是證據材料，那為什麼在判決書中又被採用？如果它是證據，那麼它屬於什麼哪一類證據？這恐怕是難以回答的。而如果允許警察出庭作證，這些可以視為證人證言。（2）糾正證人的概念。長期以來，我國理論界與實踐界一直堅持證人優先原則、證人不可替代原則，從而反對在同一案件中將擔任偵查職責的警察同時作為證人。而警察恰恰是能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的。對這個問題，下文再作闡述，此處從略。（3）糾正警察特權思想。警察承擔維護社會安全與偵查犯罪的重任，在偵查過程中從來都是訊問或訊問的主角，讓其屈尊下駕出庭作證接受曾經被其拘留、逮捕和訊問的被告人以及辯護人的質詢，恐怕使警察在這一角色轉換過程中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究其原因就是警察特權思想作怪。
2、警察出庭作證有助於解決長期困擾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某些問題。這主要表現為：（1）抑制警察非法取證行為。由於種種原因，我國警察非法取證行為在很多地方還相當普遍。而這同警察不出庭作證恐怕不無關系。因為在警察不出庭作證的情況下，辯護方由於得不到同證據提供者即警察當庭質證的機會，所以有時很難揭露並證實警察的非法取證行為。即便檢察官、法官對此有所警覺，往往由於他們對警察不出庭作證採取容忍態度而使其非法取證行為不了了之。（2）提高證人出庭率。長期以來，我國證人出庭率比較低，在很大程度上不利於貫徹落實新的庭審方式。但如果警察能夠出庭作證，無疑會對證人起到表率作用，從而帶動證人出庭作證。（3）解決惡意翻證、翻供問題。在刑事庭審中，當被告人翻供或者證人翻證時，如果警察能夠出庭作證同他們進行對質，無疑能夠有效地戳穿他們的謊言。（4）保障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一方面，警察由於出庭作證，使被告人的質證權得到實現，從而彰現程序公；另一方面，這有助於被告人通過揭示非法取證行為，使法庭排除對被告人不利
的證據，從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和提高其防禦能力。
3、警察出庭作證有助於理順公檢法之間的關系，構築科學的司法體系。這主要表現為：（1）它有助於改變目前我國偵檢機關互相獨立、檢警分離的狀況，使控訴機關在審前程序中確立核心地位。（2）它有助於改變檢察官法律監督者的地位，促進檢察官當事人化。（3）它有助於法院確立「最終裁判者」的地位和保障法官在庭審中居於核心地位，從而將審前程序尤其是偵查程序納入司法審查的控制之中。(4)它有助於實現控辯雙方平等對抗，法官居中裁判，從而真正構築對抗制的審判方式。
4、警察出庭作證有助於提高訴訟效率。在我國刑事庭審過程中，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常常辯稱警察有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而要求排除非法證據。面對這種辯護理由，檢察機關一方面因為證據並非自己收集，加上警察又不出庭與其當庭對質，所以公訴人在這種情況下往往無法對此予以回應。但為了確保司法公正和履行法律監督職能，公訴人又不能不對此一概不予理睬。這往往迫使法官宣布延期審理，以查清偵查人員是否有非法取證行為。但檢察機關對警察的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的調查往往由於碰到各種阻力或者取證困難而無功而返。而辯方有時為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卻不依不饒，這就常常導致案件久拖不判，既有違司法公正也不利於司法效率。而一旦偵辦案件的警察出庭作證，在很大程度上就能當庭解決上述問題而不必延期審理，從而減少波斯納所說的「錯誤消耗」，提高司法效率。
三、警察作證的身份界定
目前，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實踐界，大多數人對警察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是持反對態度的。其理由主要有：⑴證人必須是在訴訟之前了解案件情況，所以證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而警察只是在偵查機關立案之後即在參與偵查過程中才了解到有關案件情況，而且警察是可以替換的，所以警察不能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⑵證人必須是當事人以外的訴訟參與人，且與訴訟案件的審理結果沒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即「自己不能給自己作證」。而警察是行使偵查職能的工作人員，如果允許警察出庭作證會影響案件的公正處理。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8條的規定，曾擔任過本案證人的偵查人員應當適用迴避。我們認為，不管是從借鑒國外經驗出發，還是從訴訟法理分析，承辦案件的警察都應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的警察可以稱之為警察證人。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幾個方面：
1、承辦案件的警察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是世界許多國家的做法。在英美法系，刑事證人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包括了所有在訴訟過程中向司法機關提供口頭證詞的人。因此，在英美法系國家的司法實踐中，警察經常作為控方的證人出庭作證，辯方也可以依據案件的實際情況和具體需要傳喚某個警察出庭作證。在美國，警察出庭作證非常普遍，只要案情需要，警察就必須出庭作證，且要像普通證人一樣宣誓，然後接受辯護方的訊問和質證。否則，警察可能構成偽證罪或者妨害司法罪。如在著名的o.j.辛普森刑事訴訟案件中，辯方律師正是抓住了控方主要證人即福爾曼警探出庭作證時的漏洞，才使辛普森免去了牢獄之災。[5]在英國，警察被視為法庭的公僕，在出庭作證問題上，警察與其他普通證人負有同樣的義務和責任。[6]在澳大利亞，根據《1995年證據法》第33條的規定，在刑事訴訟中，除特殊情況外，承辦案件的警察可通過宣讀證詞或者根據其先前撰寫的證詞引導作證，為控方提供直接證據（evidence in chief）。[7]
根據大陸法系傳統理論，一般認為證人是專指向司法機關陳述所知案件情況且又不具有其他訴訟身份的人員，因而主張主辦案件的法官、檢察官及協助其偵查犯罪的警察不得同時為證人。如《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195條就明確規定：「司法警官和警員不得就從證人那得知的陳述內容作證。」[8]但也有許多大陸法系國家允許警察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如在法國的輕罪審判程序中，法官訊問被告人之後，就是詢問證人，而詢問證人通常是先詢問檢察官的證人，警察最先，專家證人最後，然後詢問被告人、民事當事人的證人。[9]這說明法國的警察同英美法系國家一樣都可以作為控方的證人出席法庭作證。在前蘇聯，法院若需要查明進行偵查或調查的條件時，可以把偵查員或執行調查職務的人作為證人傳喚到法院。[10]在日本，司法警察可以就勘驗結果在公審日期作為證人而受到訊問。[11]在我國台灣，在別無錄音帶或錄音帶附在訊問筆錄可供調查時，對於取得被告自白之經過，法院實有了解之必要，作為採用自白證據之依據，為此必須傳喚取得被告自白之司法警察官員，以警察證人之身份出庭說明取得被告自白之經過。[12]
2、警察作證並不違反證人的不可替代性特徵。根據學術界的通說，證人是以本人所知道的情況對案件事實作證的人，所以證人具有不可替代性。筆者對此表示贊同。但以此為由推導出「證人優先原則」進而反對警察作為證人並不能成立。首先，證人作證的案件情況既包括實體性事實，也包括程序性事實。這是因為刑事訴訟過程既是一個適用實體法的過程，也是一個適用程序法的過程，而適用程序法的過程必然產生程序性事實；就案件本身而言，它是一個程序法上的概念。尤其是當程序性事實成為控辯雙方的爭議事實時，法官應對此予以查清而不能置之不理。否則，會對是否正確定罪量刑產生一定影響。如不對偵查人員的刑訊逼供行為予以澄清，就難以判斷被告人口供的真實性，進而對被告人是否定罪量刑也無從談起。因此，主張證人必須就訴訟之前的案件情況作證從而反對警察的證人身份是不全面的。其次，就執行某項偵查任務而言警察的確具有可替代性，但是，警察一旦執行某項偵查任務，他就成為了解有關案件情況的特定人，如偵查人員接受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情況，偵查人員在跟蹤、盯梢、誘惑偵查過程中所了解的情況等等，此時他又成為不可代替和不可選擇的人。
3、警察作證並非「自我證明」，對其作證就會影響案件的公正處理的擔心是不必要的。不可否認，偵查人員作為證據的提供者，他既是取證行為的實施者又是取證行為的見證者。所以，從警察作證的內容上看，他的確是在就自己的取證行為作證。但是，偵查人員不是訴訟當事人，他在法庭上作證本質上是為了支持公訴人的控訴，或者是為了滿足辯方質證權的需要。雖然警察作證有時會導致對己不利的後果，如因非法取證而受到的行政處分等，但他對控訴本身能否獲得成功並不承擔責任。就算警察作證是「自我證明」，但它提供的證言像其它證據一樣也要受到法庭的審查判斷之後才能採信。因此，冤假錯案的產生並不在於誰作證人而是在於證明內容的謬誤。難道「不自我證明」就能避免錯案？4、《刑事訴訟法》第28條關於警察迴避的規定是不恰當的。學術界普遍認為，擔任過證人的警察之所以適用迴避主要是因為，偵查人員如果在本案中曾擔任過證人，為本案提供過證言，就有可能對案件事實或案件的實體結果產生先入為主的預斷，無法再客觀、冷靜地收集證據，從而導致不公正。筆者認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合理的。主要理由如下：（1）從訴訟發展過程來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問題要經過法庭審理之後才能最後確定，而等案件移送到法庭審判時，偵查人員實際上早已完成本案的偵查任務，不可能發生身份競合情形。也就是說，在法庭審理階段，警察的偵查人員身份與證人身份處於分離狀態，或者說是，警察的身份已由偵查階段的偵查人員轉換為審判階段的證人。因此，以偵查人員不能身兼二任為由反對警察出庭作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沒有看到警察的身份可以發生分離或者轉換這一規律。（2）偵查人員的職責就是收集證據，至於是否客觀公正要到審判階段受到法官的司法審查之後才能予以評判。如果因為偵查人員可能無法客觀地收集證據而使其迴避，那麼偵查人員適用迴避的情形遠遠不止這些。照此推理下去，偵查人員是不是都要適用迴避？（3）在特殊情況下，如在偵查人員跟蹤、盯梢、誘惑偵查過程中，往往只有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在現場，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不供罪又讓偵查人員迴避而不出庭作證，那麼勢必會放縱犯罪。
四、警察作證的基本范圍
盡管警察可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但警察客觀上又行使過偵查權，所以警察畢竟不同於其他證人，這就決定了警察作證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不能讓警察就其了解的所有情況都向法庭作證。否則，它是不利於偵查工作的順利開展的。我們認為，只有在下列幾種情況下，控辯雙方或法官才可以要求警察以證人身份出庭提供證言：
1、警察如果在犯罪現場目擊犯罪事實發生，或者當場抓獲犯罪行為人，或者重大犯罪嫌疑分子進行投案時，或者犯罪行為人投案自首時，那麼以後法院在對這起案件進行審判的過程中，該警察應當就他所目睹的犯罪過程或者抓捕經過或者盤問、受案情況出庭加以證明。例如，警察在巡邏時發現某人盜竊倉庫內的貨物時，他應當出庭就盜竊的時間、地點、手段、物品等情況出庭作證。
2、警察實施現場勘驗、檢查、搜查、扣押、辨認等活動時，即使是當場製作的筆錄，也不能完全保證其內容就是真實情況的反映，如果控辯雙方對此有疑問，警察應當出庭就勘驗、檢查、搜查、扣押、辨認等活動的進行過程提供證詞，以便當庭核實這些筆錄的真實性與合法性。例如，對於警察在現場勘驗、檢查、搜查、扣押活動中獲取的某種實物證據的提取過程、保管過程，如果辯方對該實物證據是否是原物存在異議，或者提出該實物遭到人為地破壞，或者要求控方提供其在犯罪現場遺留下來的對己有利的實物證據時，警察應當出庭證明整個實物證據的提取過程和保管過程是否合法。又如，當辯方對證據及其偵查行為的合法性提出異議時，警察應當出庭陳述，以證實沒有實施刑訊逼供、沒有非法搜查、扣押等。
、警察通過秘密偵查手段獲取的證據。秘密偵查手段通常是在犯罪嫌疑人未察覺的條件下進行的，且往往沒有第三者在場見證，警察的大多數偵查行為都是自行決定、自行執行，缺乏必要的制約，其中難免會發生偏差。為了防止警察有意或無意地歪曲犯罪嫌疑人的意願，讓警察出庭接受審查以證明秘密偵查行為的合法性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在庭審階段，警察的秘密偵查行為業已完成，沒有必要對此繼續保密。
4、在必要的時候，如辯方確有異議，或者偵查行為本身有瑕疵，刑偵技術人員應當出庭作證，對偵查活動中的有關專門性問題予以說明，如涉及現場勘查的攝影技術、痕跡的固定、判斷以及物證的提取、處理技術等。特別是在我國目前偵查機關自偵自鑒的狀況下更應如此。
5、如果辯方聲稱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警察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或律師取得的證人證言同警察獲取的證人證言有較大出於且難以判斷孰是孰非，而且上述情況能夠引起法官合理懷疑時，警察應當出庭與被告人以及相關證人進行對質，以判斷口供與證人證言的真實性。
6、使用「誘惑偵查」獲得的證據。誘惑偵查手段的運用是現代社會同犯罪作斗爭的客觀需要。實踐證明，誘惑偵查在某些無特定受害人的對偶性違法犯罪、有組織犯罪和智能性犯罪案件中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誘惑偵查好似一柄雙刃劍，如果使用不當就會傷及無辜。因此，很有必要讓承擔誘惑偵查任務的警察出庭就有關情況作證。
五、警察作證的主要障礙
六、警察作證的若干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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