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上的反射利益行政裁定書
① 公立是否都涉及行政(行政法意義上的行政)
都涉及。
行政法意義上研究的行政,是指公共行政中的國家行政,即作為國家機關的行政機關行使職權、執行法律、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活動。
公立,體現的就是國家行政公權力,包括資金來源或人事安排等各方面。
② 行政法中有哪些條款提到"公共利益
摘要公共利益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概念,同時也是一個關系著國計民生的重要概念,不能因為其不好把握就放棄對它的界定。具體到土地行政徵收上,以公共利益為本的行政法不僅是「公共利益」保護的最佳路徑選擇同時也是對憲法原則性規定的具體化。本文指出對行政法保護「公共利益」的制度設計既有理論價值也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公共利益 行政徵收 行政法保護
中圖分類號:D92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09)02-063-02
一、公共利益的現狀
「公共利益」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概念,也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有人類文明的地方就不可能排除「公共利益」的存在。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就指出:「一切運營部署都是為了對象,求取對象(弱者)的利益,而不是強者的利益」。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後落腳點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條第3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2004年修憲讓人歡欣雀躍,「公民的合法的財產不受侵犯」、保護「公共利益」等字眼白紙黑字的寫進根本大法實是難能可貴,遺憾的是《土地管理法》等下位法沒有跟上,造成「公共利益」的懸空,實踐中土地行政徵收矛盾叢生。
我們大家都知道,公共利益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在我國到底什麼是公共利益,是否要對「公共利益」的概念進行明確的界定等問題可謂眾說紛紜。但不能因為其不好把握就放棄對它的界定,在我看來,應該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規的制定修訂過程中對公共利益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科學的界定(有總比沒有的好)。當然再高明的立法者也不可能准確界定公共利益的內涵窮盡其寬泛的外延。但是在有了比較明確的定義後,在實踐中完全可以由權威機關進行合法性的解釋。法律原本就具有滯後性,為什麼在「公共利益」這里就不具有了普遍性呢?
二、「公共利益」保護的路徑選擇
(一)用憲法來具體實施公共利益的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指出:「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可以看出,憲法是根本大法,是國家法律體系的基礎和核心,是普通法律的立法依據,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是規范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運行的基本原則,一切國家機關、政治力量、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活動准則。要用憲法來具體保護「公共利益」顯然行不通,當然不排除憲法的權威解釋。
(二)公共利益的保護也不能主要依靠民事法律
馬克斯·韋伯認為「現代法律理論和實踐中的最重要的劃分之一是『公法』和『私法』的劃分」。民法主要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屬於私法的范疇,由一部私法范疇的法律去規范一個典型的公法概念顯然並不合適。在《物權法》起草過程中有關是否界定公共利益有很大的爭議。有人認為是用私法限制公權的天賜良機,也有人認為公共利益是一個類似於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彈性條款的概念不宜在物權法中明細。在我們看來,在《物權法》制定中,既要考慮富人的「金馬桶」又要保護窮人的「盛水瓮」對民事立法來說已經是很大的考驗,所以就根本沒精力、也沒必要在原本屬於行政法等公法研究領域的「公共利益」上浪費寶貴的立法資源。
(三)選擇「公共利益」的刑事法律保護也存在不足
我國《刑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可以看出,在刑法對罪與刑的嚴密的思辨過程中,公共利益被侵害的事實已經成立。刑事法律再進行懲罰,亡羊補牢,為時已晚。
(四)公共利益的行政法保護
公共利益是公法研究的核心和起點,是行政權力產生的緣由。「實際上,行政法的許多概念、規則、原則,都是從『公共利益』這一總的要求出發從私法中借鑒出來的」葉必豐教授將行政法定義為:「行政法是以一定層次的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間的關系為基礎和調整對象的,以公共利益為本位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可以看出,公共利益不僅是行政法調整的對象而且是現代行政的目的,同時也是行政法成為部門法的基礎。而行政法所涵蓋下的具體行政行為不僅是「公共利益」主要的實施者而且是憲法精神的具體化。所以行政法的公共利益保護是最佳的路徑選擇。
三、「公共利益」行政法保護的制度設計——以土地徵收為例
現階段,全球的經濟危機,糧食安全倍受各國的高度重視。如何保護耕地,規范行政徵收行為,限制公權,如何在行政徵收中體現公共利益等問題關系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成敗。十七屆三中全會的主要議題確立為耕地保護,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可以說,保護耕地就是現階段我國「公共利益」保護的重中之重。
(一)土地徵收的立法行為
洛克在《論宗教寬容》中曾言:「公共利益是檢驗全部立法的准則和尺度」。公共利益的界定權應該掌握在「公眾」手裡,因為只有人民自己才知道什麼是自身的共同利益,也只有人民才應當是公共利益最權威的決定者;而由公眾決定公益內容的最好形式,莫過於通過人民的代表機關或代議機構來制定法律,在我國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於「公共利益」的內容寬泛,所以要在一部法律中窮盡之,顯然不可能。有必要具體到個案中,這樣更好把握。「立法者於規定公益內容之時(尤在有公益授權,授權行政機關來執行公益之需求時),應盡可能避免援用空泛及抽象之用語,而是將公益予以類別化、特別化,使得立法者所欲規范之公益的內容,能使其在該法律條文中,得悉其公益之內容、動機以及范圍」。當我們的歸納受阻,我們可以選擇演繹之法。與其苦思冥想的去定義一個言語不可能窮盡的「公共利益」的概念,毋寧敞開心扉,放眼社會實踐,一事一議,由行政法律法規來落實憲法對「公共利益」的立法精神。從而達到准確的把握「公共利益」的內涵和外延的目的。拿土地的徵收來說,如果把公共利益放在一個橫軸為具體事項,縱軸為特定歷史階段。那麼SARA中政府隔離措施無人非議,城市化的進程中政府的征地行為所要指向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公共利益」的正確坐標都活生生的躍入我們的眼簾。「惟有立法者在理念上承繼憲法理念,在立法技術上,強調「具體規范」原則,國家權力濫用公益之情況,將可望被遏阻。」
(二)行政徵收行為的做出須體現程序正義
公共利益作為一種由個人利益組成的某種派生性的復合利益,雖然與個人利益有著內在一致性,但其出現時所伴隨的對個人權利的限制與克減,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正如有學者指出:「從世界各國法律規定來看,即使是在對私有財產的保護非常全面和完備的國家,也認為私有財產權並不是絕對不受限制的權利。國家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對私有財產進行徵收」。這就促使我們不得不去積極地思考,如何讓這種限制或者是克減恰到好處,進而維護行政相對人的正當利益;陽光是最好的殺毒劑,也是最好的防腐劑。因此,在處理公共利益問題的全部過程中,在設置其他必經的行政程序外,應該重點引入行政聽證程序,以保證社會公共利益的有效保護和公民財產權的有合理維護。聽證程序適用領域非常廣泛,是現代程序正當原則的核心內容,它的主要內容是公開透明程序、公眾參與的程序以及說明理由程序。具體到土地徵收,就是要做到:徵收前聽取被徵收行政相對人的意見,在徵收決策前邀請被徵收行政相對人參與決策,並提出申辯的理由,讓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進行有意義的博弈,從而實現雙贏。
(三)司法機關有權對行政執法所涉及的公共利益進行審查
「無救濟則無權利」,所以法院對有關「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很有必要進行事後審查。現實的情況是,在為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行使徵收、徵用權與私有財產權的沖突時,公民的法律救濟途徑少,行政訴訟保障程序對於公民合法權益的保護更是猶如水中月,鏡中花。現行的《行政訴訟法》沒有把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行政徵收、行政徵用行為納入具體行政行為的范圍,這就使公民在對行政徵收、徵用行為主體提起訴訟時缺乏法律依據,法院常常對此不予受理,理由是不屬於具體行政行為,不是行政訴訟法的受案范圍。行政徵收和行政徵用一般是針對特定人和特定事項的行政行為,不屬於抽象行政行為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即不是行政機關針對不特定對象發布的能反復適用的行政規范性文件。而應當歸屬於具體行政行為的范圍。行政徵收、徵用行為過程中出現的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的糾紛所產生的行政法律權利義務關系,也就順理地成為行政訴訟的訴訟標的。否則將會出現嚴重後果,即在政府行使徵收、徵用權有違法行為時公民無法訴之法院通過訴訟途徑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無疑這是與行政法調整保護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基本理念相違背的。
③ 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最高法案例: 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1.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條也有關於利害關系的規定。顯然,上述法條規定的「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能擴大理解為所有直接或者間接受行政行為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所謂「利害關系」仍應限於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下統稱當事人)。同時,行政訴訟乃公法上之訴訟,上述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一般也僅指公法上的利害關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關系。因而,舉凡債務人夫妻的離婚登記行為、債務人的非抵押房屋轉移登記行為、抵押人的公司股東變更登記行為,雖有可能影響民事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債權或抵押權的實現,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因而與上述行政登記行為有了一定的利害關系,但因此種利害關系並非公法上的利害關系,也就不宜承認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在行政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資格。上述債權人的普通債權和抵押權人的抵押權等民事權益,首先應考慮選擇民事訴訟途徑解決。申言之,只有主觀公權利,即公法領域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為影響,存在受到損害的可能性的當事人,才與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利害關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原告適格),才有資格提起行政訴訟。
2.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同樣較為復雜。原告主體資格問題與司法體制、法治狀況和公民意識等因素密切相關,且判斷是否具備原告主體資格的標准多重,並呈逐漸擴大和與時俱進態勢。其中,保護規范理論或者說保護規范標准,將法律規范保護的權益與請求權基礎相結合,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價值。即以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和所適用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是否要求行政機關考慮、尊重和保護原告訴請保護的權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統稱權益),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關系的重要標准。實踐中,對行政實體法某一法條或者數個法條保護的權益范圍的界定,不宜單純以法條規定的文意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應堅持從整體進行判斷,強調「適用一個法條,就是在運用整部法典」。在依據法條判斷是否具有利害關系存有歧義時,可參酌整個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行政實體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內容和性質進行判斷,以便能夠承認更多的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利益,屬於法律保護的利益,從而認可當事人與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並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以更大程度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需要強調的是,個案中對法律上利害關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關系或者說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的擴張解釋,仍不得不兼顧司法體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資源的限制;將行政實體規范未明確需要保護、但又的確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權益,擴張解釋為法律上保護的權益,仍應限定於通過語義解釋法、體系解釋法、歷史解釋法、立法意圖解釋法和法理解釋法等法律解釋方法能夠擴張的范圍為宜。
3.法律上保護的權益。
⑴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也相互契合。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判,除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據行政機關所主管的行政實體法;在實體問題上的判斷,更多是依據行政實體法律、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需要考慮和保護的法律上的權益,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但在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實體審查時,仍然不會將行政機關未考慮原告訴請保護權益之情形,作為認定行政行為違法的標准。也即,即使當事人所主張的權益客觀存在,也可能會間接受到行政行為的影響,但因不屬於行政實體法保護的權益,故並不會得到實體裁判支持,原告最終仍然只能承擔不利的後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受理其起訴,因其所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會在訴訟中得到保護和尊重,其起訴也就喪失了必要性,不具備訴的利益;因而不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也並不會侵犯其任何權益。對於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權益的當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訴行政行為被作否定性評價後,可能會間接有利於保護其所主張的權益為由取得原告主體資格。申言之,當事人民法上的權益或者習慣法上的權益,只有在有關行政法律規范對其加以保護的情形下,才能成為行政法上保護的權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才能取得原告主體資格,才能請求司法保護該權益。否則,上述相關權益,只宜通過民事訴訟或者針對直接對其設定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等方式來保護。而且,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價,主要依據行為作出時的事實和法律狀態,一般不受事後變化了的事實和法律規定的影響;因而當事人主張的權益,應當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已經存在和需要考慮的權益,原則上對於事後形成的權益或者已經消失的權益,當事人無權提起訴訟,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關系存續而事後受到影響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規定。
⑵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現行公益訴訟的立法和實踐相一致。行政訴訟的立法宗旨,體現了權利保護和權力監督的統一性。適格原告的起訴,既在主觀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在客觀上維護法秩序,監督依法行政,有利於法治國家建設,從而體現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樣態。因而,通過適度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堅持合法性全面審查、嚴格審查標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合行政訴訟主、客觀訴訟的爭議。但行政訴訟雖有一定的公益性,卻顯然不能將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無限擴大,將行政訴訟變相成為公益訴訟。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行政訴訟首要以救濟原告權利為目的,因此有權提起訴訟的原告,一般宜限定為主張保護其主觀公權利而非主張保護其反射性利益的當事人。即使在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污染、公共服務等領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訴訟,客觀上具備一定程度公益訴訟特點,呈現自益為形式而公益為目的的特徵;但在原告主體資格上,一般仍然限於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訴訟,仍然堅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其存在與普通公眾不同的獨特的權益,且該種權益受行政實體法律規范所保護,並存在為被訴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確規定其屬於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除外。因而,在行政機關不依法處理投訴舉報事項等行政不作為引發的訴訟中,認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權益受侵害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就比認可因公共利益受損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更具有正當性。
4.審理方式。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原則上應當公開進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決定書面審理或者開庭審理、公開開庭或者不公開開庭。不能認為所有的一審行政案件和二審行政案件,都必須要經過公開開庭審理程序。為節約司法成本,減輕各方當事人訴訟負擔,對於原告或者上訴人所訴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於職權,不經言詞辯論,直接不予支持。
【案件基本信息】
案號:(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行政裁定
案由: 行政復議
審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審理程序: 再審復查與審判監督
【當事人信息】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劉廣明。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張家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蘇省張家港市楊舍鎮人民中路33號。
法定代表人:黃戟,市長。
【訴訟記錄】
再審申請人劉廣明訴被申請人張家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簡稱張家港市政府)行政復議一案,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6年9月13日作出(2016)蘇05行初59號行政判決,駁回劉廣明的訴訟請求。劉廣明不服提起上訴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於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蘇行終1415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劉廣明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內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依法組成由審判員耿寶建擔任審判長並主審、審判員白雅麗、汪軍參加的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查,現已審查終結。
【案件基本情況】
一審法院審理查明,2015年11月24日,張家港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張家港市發改委)向江蘇金沙洲旅遊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沙洲公司)作出張發改許備〔2015〕823號《關於江蘇金沙洲旅遊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金沙洲生態農業旅遊觀光項目備案的通知》(以下簡稱823號通知)。該通知內容涉及項目名稱、主要功能及建設內容、項目選址、項目總投資及資金籌措、有效期等五個方面。劉廣明於2016年1月通過信息公開的方式取得了上述通知,認為該通知將其位於江蘇省張家港市錦豐鎮福利村悅豐片一、二組擁有承包經營權的土地納入其中,該通知存在重大違法情形,遂向張家港市政府提起行政復議,要求確認違法並予以撤銷。張家港市政府經審查認為,劉廣明與823號通知不具有利害關系,遂於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張行復第2號駁回行政復議申請決定,並於2016年3月22日送達劉廣明。劉廣明不服,向一審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一審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申請人提起行政復議申請,應當與具體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江蘇省企業投資項目備案暫行辦法》第十七條規定,項目申報單位憑項目備案機關出具的項目備案通知書,依法辦理土地、環保、規劃等各方面的手續後方可開工建設。本案中,823號通知系對建設項目的備案行為,是職權機關就申請人申請備案的項目是否符合項目備案條件依法進行審查後作出的行政行為,該行為產生實體影響的利害關系人是備案申請人金沙洲公司,對其他人的合法權益並不產生直接影響。金沙洲公司僅憑該通知是不能實施開發建設的,還必須依法辦理土地、環保、規劃等各方面的手續後方可開工建設。故劉廣明與823號通知並不具有利害關系,其提起的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實施條例》規定的受理條件。根據《實施條例》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行政復議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申請後,發現該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行政復議法和本條例規定的受理條件的,應當決定駁回行政復議申請。因此,張家港市政府作出駁回行政復議申請決定符合法律規定,遂判決駁回劉廣明的訴訟請求。
劉廣明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基本相同的事實與理由,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劉廣明向本院申請再審,請求:1.依法撤銷一、二審判決,並依法改判;2.一、二審訴訟費由張家港市政府承擔。其申請再審的事實和理由為:823號通知具有行政審批效力。該通知是涉案地塊進入徵收程序的必備文件。唯有該通知通過,涉案項目才能啟動其他程序。因此,823號通知並非隻影響到備案申請人金沙洲公司,還直接對用地范圍內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產生影響。823號通知將再審申請人的土地納入項目選址范圍,對再審申請人的權利義務產生了重大影響。由於823號通知的作出,導致再審申請人的土地因涉案項目需被徵收的法律後果,且再審申請人作為相關地塊地上附著物所有權人,仍未獲得合法補償,再審申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了嚴重侵害,故再審申請人與823號通知有重大利害關系,再審申請人有權提起行政復議,張家港市政府理應受理並履行行政復議職責。二審法院並未就案件情況向再審申請人進行任何詢問即決定進行書面審理,嚴重違反法律規定。
【裁判分析過程】
本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條也有關於利害關系的規定。顯然,上述法條規定的「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能擴大理解為所有直接或者間接受行政行為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所謂「利害關系」仍應限於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下統稱當事人)。同時,行政訴訟乃公法上之訴訟,上述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一般也僅指公法上的利害關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關系。因而,舉凡債務人夫妻的離婚登記行為、債務人的非抵押房屋轉移登記行為、抵押人的公司股東變更登記行為,雖有可能影響民事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債權或抵押權的實現,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因而與上述行政登記行為有了一定的利害關系,但因此種利害關系並非公法上的利害關系,也就不宜承認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在行政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資格。上述債權人的普通債權和抵押權人的抵押權等民事權益,首先應考慮選擇民事訴訟途徑解決。申言之,只有主觀公權利,即公法領域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為影響,存在受到損害的可能性的當事人,才與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利害關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原告適格),才有資格提起行政訴訟。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同樣較為復雜。原告主體資格問題與司法體制、法治狀況和公民意識等因素密切相關,且判斷是否具備原告主體資格的標准多重,並呈逐漸擴大和與時俱進態勢。其中,保護規范理論或者說保護規范標准,將法律規范保護的權益與請求權基礎相結合,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價值。即以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和所適用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是否要求行政機關考慮、尊重和保護原告訴請保護的權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統稱權益),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關系的重要標准。實踐中,對行政實體法某一法條或者數個法條保護的權益范圍的界定,不宜單純以法條規定的文意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應堅持從整體進行判斷,強調「適用一個法條,就是在運用整部法典」。在依據法條判斷是否具有利害關系存有歧義時,可參酌整個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行政實體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內容和性質進行判斷,以便能夠承認更多的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利益,屬於法律保護的利益,從而認可當事人與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並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以更大程度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需要強調的是,個案中對法律上利害關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關系或者說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的擴張解釋,仍不得不兼顧司法體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資源的限制;將行政實體規范未明確需要保護、但又的確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權益,擴張解釋為法律上保護的權益,仍應限定於通過語義解釋法、體系解釋法、歷史解釋法、立法意圖解釋法和法理解釋法等法律解釋方法能夠擴張的范圍為宜。
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也相互契合。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判,除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據行政機關所主管的行政實體法;在實體問題上的判斷,更多是依據行政實體法律、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需要考慮和保護的法律上的權益,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但在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實體審查時,仍然不會將行政機關未考慮原告訴請保護權益之情形,作為認定行政行為違法的標准。也即,即使當事人所主張的權益客觀存在,也可能會間接受到行政行為的影響,但因不屬於行政實體法保護的權益,故並不會得到實體裁判支持,原告最終仍然只能承擔不利的後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受理其起訴,因其所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會在訴訟中得到保護和尊重,其起訴也就喪失了必要性,不具備訴的利益;因而不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也並不會侵犯其任何權益。對於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權益的當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訴行政行為被作否定性評價後,可能會間接有利於保護其所主張的權益為由取得原告主體資格。申言之,當事人民法上的權益或者習慣法上的權益,只有在有關行政法律規范對其加以保護的情形下,才能成為行政法上保護的權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才能取得原告主體資格,才能請求司法保護該權益。否則,上述相關權益,只宜通過民事訴訟或者針對直接對其設定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等方式來保護。而且,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價,主要依據行為作出時的事實和法律狀態,一般不受事後變化了的事實和法律規定的影響;因而當事人主張的權益,應當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已經存在和需要考慮的權益,原則上對於事後形成的權益或者已經消失的權益,當事人無權提起訴訟,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關系存續而事後受到影響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規定。
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現行公益訴訟的立法和實踐相一致。行政訴訟的立法宗旨,體現了權利保護和權力監督的統一性。適格原告的起訴,既在主觀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在客觀上維護法秩序,監督依法行政,有利於法治國家建設,從而體現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樣態。因而,通過適度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堅持合法性全面審查、嚴格審查標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合行政訴訟主、客觀訴訟的爭議。但行政訴訟雖有一定的公益性,卻顯然不能將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無限擴大,將行政訴訟變相成為公益訴訟。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行政訴訟首要以救濟原告權利為目的,因此有權提起訴訟的原告,一般宜限定為主張保護其主觀公權利而非主張保護其反射性利益的當事人。即使在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污染、公共服務等領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訴訟,客觀上具備一定程度公益訴訟特點,呈現自益為形式而公益為目的的特徵;但在原告主體資格上,一般仍然限於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訴訟,仍然堅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其存在與普通公眾不同的獨特的權益,且該種權益受行政實體法律規范所保護,並存在為被訴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確規定其屬於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除外。因而,在行政機關不依法處理投訴舉報事項等行政不作為引發的訴訟中,認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權益受侵害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就比認可因公共利益受損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更具有正當性。
就本案而言,根據《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國發〔2004〕20號)、《中央預算內直接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政府核准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江蘇省企業投資項目備案暫行辦法》等規定,發展改革部門對政府投資項目的審批行為和企業投資項目的核准和備案行為,主要是從維護經濟安全、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優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現壟斷等方面,判斷某一項目是否應予審批、核准或備案(以下統稱項目審批行為)。考察上述一系列規定,並無任何條文要求發展改革部門必須保護或者考量項目用地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人權益保障問題,相關立法宗旨也不可能要求必須考慮類似於劉廣明等個別人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保障問題。發展改革部門在作出項目審批行為時,也就無需審查項目用地范圍內的征地拆遷、補償安置等事宜,無需考慮項目用地范圍內單個土地、房屋等權利人的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的保護問題。因此,項目建設涉及的土地使用權人或房屋所有權人與項目審批行為不具有利害關系,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其以項目審批行為侵犯其土地使用權或者房屋所有權為由,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並不具有申請人或者原告主體資格。具體到本案中,張家港市發改委作出823號通知即使涉及劉廣明依法使用的土地,劉廣明也不能僅以影響其土地承包經營權為由申請行政復議。張家港市政府以再審申請人的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實施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為由,作出駁回其申請之決定,符合法律規定。一、二審法院判決並無不當。再審申請人劉廣明如認為項目建設過程中行政機關的土地徵收與補償等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應當通過其他法定途徑解決。
另外,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原則上應當公開進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決定書面審理或者開庭審理、公開開庭或者不公開開庭。不能認為所有的一審行政案件和二審行政案件,都必須要經過公開開庭審理程序。為節約司法成本,減輕各方當事人訴訟負擔,對於原告或者上訴人所訴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於職權,不經言詞辯論,直接不予支持。因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應訴若干問題的通知》的相關規定,對於一審行政案件,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逕行裁定駁回起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六條規定,對於二審行政案件,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也可以不開庭審理。因本案的主要爭議是法律適用問題,二審法院未開庭審理而採用書面方式審理,系法院職權所在且不違反法律規定。再審申請人有關二審法院未經詢問即書面審理違法的再審理由,亦不能成立。
綜上,再審申請人劉廣明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一條規定的情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之規定,裁定如下:
【裁判結果】
駁回再審申請人劉廣明的再審申請。
【文尾】
審 判 長 耿寶建
審 判 員 白雅麗
審 判 員 汪 軍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孫輝妮
書 記 員 周 萍
④ 行政法中關於執行申請期限有哪些規定
1、 90天,《行訴法》司法解釋 第九十條 行政機關根據法律授權對平等主體之版間民事爭議作出裁決後權,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不起訴又不履行,作出裁決的行政機關在申請執行的期限內未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生效具體行政行為確定的權利人或者其繼承人、權利承受人在90 日內可以申請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2、180天,《行訴法》司法解釋 第八十八條 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其具體行政行為,應當自被執行人的法定起訴期限屆滿之日起180 日內提出。逾期申請的,除有正當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3、《行訴法》司法解釋 第八十三條對發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決書、行政裁定書、行政賠償判決書和行政賠償調解書,負有義務的一方當事人拒絕履行的,對方當事人可以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4、第八十四條申請人是公民的,申請執行生效的行政判決書、行政裁定書、行政賠償判決書和行政賠償調解書的期限為1年,申請人是行政機關、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為180日。
5、申請執行的期限從法律文書規定的履行期間最後一日起計算;法律文書中沒有規定履行期限的,從該法律文書送達當事人之日起計算。
逾期申請的,除有正當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⑤ 民法中的反射利益
字面看來就知道它是一種「利益」,這里不是雙方的主動的。反射性利益,是一個與「法律上的利益」相對應的概念。此概念緣於「國外行政法學」傳統理論。而這個詞語用的比較多的都是相對於政府與自然人之間的,是以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二元論為前提的,也就是說,它把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放在了對立的位置。所謂的反射性利益,指的是當法律完全為了實現公共利益,而不是以保護特定個人的利益為目的時,該法實施給私人帶來的利益,即為反射性利益。反射性利益受到侵害,公民個人無權以此為由請求法律救濟。舉個虛構的例子:某省政府出台一規章,內容為:「為了提高民眾生活質量,自某年某月某日始,省內所有公園均免收門票。」該規章一經出台,游園的公眾(不特定多數的人群)都是受益者,因為大家均省下了門票錢。但是,該規章施行一段時間之後,為了加強管理的需要,政府又取消了該規章的實施,重新發布規章規定各大公園再次開始收門票。從免費游園到重新收費,必然會造成遊客利益受損。——這部分受損的利益,既為「反射性利益」。按照傳統行政法理論,公民反射性利益受損,單個個體不能提起法律救濟。在通俗點就好象你通過正規渠道買了塊地皮建了房子後,但國家對這一地皮路段要進行修建公共或者機場鐵路什麼的工程,而此時你那段地皮也已經漲價了,這個就是一方得利了,一方卻沒受損,有種被動升值的解釋。
⑥ 怎麼理解行政法意義上的行政
行政法意義上的行政指的是公行政,不包括其他組織實施的私行政。
行政內法上的行政是容法治行政,行政活動必須限制於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
行政法上的行政是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標的。
行政法上的行政主要是具體事件的處理。
行政法上的行政是針對將來的活動。
行政法上的行政是一種社會塑造活動。
⑦ 行政法上的最長訴訟時效如何理解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知道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內容的,其起訴內期限從知道或者應當知容道該具體行政行為內容之日起計算。對涉及不動產的具體行政行為從作出之日起超過20年、其他具體行政行為從作出之日起超過5年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這是司法解釋規定的。
理解這個規定要和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九條結合起來看,39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應當在知道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三個月內提出。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單從這一規定看,由於在特殊情況之下知道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時間可能會與作出行政行為的時間間隔很久,而且沒有限制,但是,一方面如果間隔時間過久證據難以取得,即使有證據也會花費大量成本,另一方面,行政行為作出經過相當長時間之後,社會關系已經根據行政行為作出相應的調整並且已經定型,如果此時允許通過訴訟推翻,則對穩定的社會關系產生不利影響,損害他人利益。而且在某些情況之下,行政行為作出與知曉時間相隔十分久遠,當事人沒有察覺行政行為對自己明顯的影響,也說明行政行政行為對其影響甚微。這些原因共同決定了法律對此時間作了一個20年的限定。
⑧ 行政法上的法律保留為什麼要分為立法保留和執法保留
法律保留是指某些事項必須且只能由法律予以規范,行政法規、規章都無權版予以規范。
在我權國,法律保留原則嚴格區分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權與行政立法權之間的界限,保障了法律的至上性或者法律效力等級的有序性,有利於控制行政立法權的膨脹,也有利於行政相對人的權益保護。
例如《行政處罰法》第9條規定:「法律可以設定各種行政處罰。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
第10條第1款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行政處罰法》的這些規定是「法律保留」原則的具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