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法219

Ⅰ 請問民訴法第219條雙方為法人申請執行期限是否修訂為2年。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九條 申請執行的期限

2013年1月1日，新《民事訴訟法》生效後，申請執行期限均已規定為二年。原《民事訴訟法》專規定：雙方或者一方當屬事人是公民的為一年，雙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為六個月。

一、新《民訴法》第二百三十九條

申請執行的期間為二年。申請執行時效的中止、中斷，適用法律有關訴訟時效中止、中斷的規定。

前款規定的期間，從法律文書規定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法律文書規定分期履行的，從規定的每次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法律文書未規定履行期間的，從法律文書生效之日起計算。

二、原《民訴法》第二百一十九條

申請執行的期限，雙方或者一方當事人是公民的為一年，雙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為六個月。

前款規定的期限，從法律文書規定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法律文書規定分期履行的，從規定的每次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

三、新舊規定的區別

新法將申請執行期限延長為2年，而且適用中止、中斷的規定，並且統一了自然人和法人的規定。勝訴的當事人，不必再提心吊膽了，生怕時間被錯過。而今修正後的民事訴訟法對申請執行期限的延長，更有利於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Ⅱ 關於執行

第一、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19條的規定，申請執行民事裁判文書，以及仲裁機關的裁判書，公證機關的債權文書，以及法律規定由人民法院執行的其他法律文書，雙方或者一方是公民的，申請執行的期限為1年；雙方是法人或其他組織的，申請執行的期限為6個月。立法上對上述兩類案件的申請執行期限的規定之所以有其區別，即一個較長，一個較短，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履行能力一般要強於公民個人的履行能力；二是旨在加速經濟組織之間的民事、經濟流轉，促進生產的發展和經營管理的改善。申請執行期限，一般從法律文書規定的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法律文書規定分期履行的，從規定的每次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

第二、申請人是公民的，申請執行生效的行政判決書、行政裁定書、行政賠償判決書和行政賠償調解書的期限為1年，申請人是行政機關、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為180日。申請執行的期限從法律文書規定的履行期間最後一日起計算；法律文書中沒有規定履行期限的，從該法律文書送達當事人之日起計算。逾期申請的，除有正當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三、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其具體行政行為，應當自被執行人的法定起訴期限屆滿之日起180日內提出。逾期申請的，除有正當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申請執行的期限屬於法定期限，當事人應當遵守。法律規定的申請執行期限屆滿，當事人未申請執行的，即喪失了請求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生效法律文書以實現其實體權利的權利。但這並不意味著當事人實體權利的消滅，權利人仍然有權要求義務人履行義務，義務人自願履行義務的，不受申請執行期限的限制，仍為有效，其履行後再反悔的，不予支持。

Ⅲ 一道訴訟法題目

《民事訴訟法》第219條規定：申請執行的期限，雙方或者一方當事人是公內民的為一年，雙方是法人或容者其他組織的為六個月。前款規定的期限，從法律文書規定的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法律文書規定分期履行的，從規定的每次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通過《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15項規定：第219條改為第215條，修改為：申請執行的期間為二年。申請執行的時效的中止、中斷，適用法律有關訴訟時效中止、中斷的規定。前款規定的期間，從法律文書規定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法律文書規定分期履行的，從規定的每次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法律文書未規定履行期間的，從法律文書生效之日起計算。
因此，不論公民還是法人或其他組織，申請執行期限均為兩年。

Ⅳ 英法美德日任意一國的民事訴訟主要特點 三千字左右，要有資料的出處

美國民事訴訟程序與美國文化

美國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特徵有四：（1）民事陪審制；（2）當事人主導的審前調查；（3）審判和聽審過程中的消極的法官；（4）在專門事項方面獲取和使用專家意見的獨特方法。我認為，一定的民事訴訟程序生成於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以下主要就基本特徵的前三個方面進行介紹。
1．民事陪審制。
民事陪審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古羅馬，對蘇格拉底的審判可以說是古代使用陪審制的典範。[1]近代陪審制起源於9世紀早期的法蘭克王國，最早體現於政治制度方面，國王把這種方法作為其了解統治情況的基本渠道，後來才具有司法的性質。但是作為一種成型的司法制度，起源於英國，並在亨利二世（1154——1189）時期普遍應用土地訴訟中。民事陪審制在英國近代的命運並不太好，除欺詐案等少數案件以外，一般的民事案件禁止使用陪審團。[2]牆里開花牆外香，在英國確立的陪審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並成為其民事訴訟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徵。在美國的民事訴訟中廣泛的保留、使用著陪審制，這一點在其他國家是不可想像的，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在美國是公民享有的一項神聖的權利。它作為1792年批準的權利法案第7修正案被寫進了聯邦憲法，1938年的聯邦民事訴訟規則進一步作了具體明晰的規定，它提醒生活在美國的所有人們「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正如憲法第7修正案宣稱的一樣，也如美國的其他標志和象徵一樣，它必須作為雙方當事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並受到廣泛的尊重與保護。」另外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也廣泛地適用各州的民事訴訟程序，作為各州民事訴訟制度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各州甚至以憲法規定了公民的這一權利，在州的范圍內實現了要求陪審團審判權利的憲法化。例如1777年的紐約州憲法認為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將永遠保留，神聖不可侵犯。
相反，陪審制卻與大陸法系國家的訴訟制度、文化觀念格格不入。當然在大陸法系國家並不是沒有萌發過使用或移植陪審制的沖動，而且這種沖動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諸實踐。法國大革命以後，普遍採用了陪審制；德國1848年革命爆發以後，德意志各個公國幾乎全部採用了陪審制。但是大陸法系國家採用的陪審制幾乎是曇花一現，不久就夭折了。德國1877年的《法院組織法》明確限制了陪審制使用的范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法院組織法》進一步明確了參審制，徹底否認了陪審制的使用。在大陸法系的人們和學者看來，真正令人吃驚的是一群門外漢組成陪審團，並作為一種臨時裁判者裁決案件，其作出的決定脫離了正規訴訟機制的監督，這種決定的科學性和客觀、公正性值得懷疑。[3]
可以看出美國人對民事陪審制的喜好，深深地根植於核心價值觀，根植於其平等、自由、放任的文化觀。陪審制體現了美國文化中的平等精神。一方面所有的公民都有可能成為陪審員，陪審員名單不的由官方確定，而是從選民資格名單中臨時確定。另一方面所有陪審員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享有平等的表決權，這種權力不因為其社會地位、教育程度、民族、種族而受到影響。同時陪審制給予法律的門外漢較大的認定事實的權力，這一權力甚至高於法官。當然法官有權對陪審團進行監督和指導，法官有可能推翻陪審團的裁判，法官也可以當事人提交的證據已達到明顯清楚（prima facie cases）或者使當事人的主張明顯不能成立，而拒絕將案件提交陪審團審判；也可以案件屬於法律問題為理由，直接作出裁判。但是法官的權力受到限制，法官不適當地影響、干預和誘導陪審團，是上訴審法院廢棄原判決的重要理由。
民事陪審團同樣是民主的，是民主參與政治的具體化，它允許普通的公民個人對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直接進行管理。例如陪審團可以在具體的案件中決定，企業是否按照合理、安全的方式生產產品，並要在案件中確立一些在其他國家可能為成文法規定的安全標准、責任承擔方式、歸責原則等。陪審員不僅解決具體的糾紛，還為國家立法，為社會立法，承擔著廣泛的立法職能。陪審員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一般的公民對充當陪審員有較大的熱情和積極性。美國法學會近期發表的一篇文章說，「象以前一樣，12個陪審員照例表現出日漸高漲的熱情，甚至歡呼著去強制美國的一些基礎機構，如政府、商務團體、私人團體等改變他們以往的運作方式。」[4]盡管陪審團是作為國家司法權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它表現出某些反對國家權力的特點。具體表現在：其一陪審員與法官在民事訴訟中各有不同的許可權，法官不能不當干預陪審團的工作，陪審團享有較大的獨立性。其二陪審團行使權力的方式與一般國家權力機關不同，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忽視法律，並在超越法律的情況下作出裁判。同時陪審團裁判案件不需要具體的論證，陪審團的判決歷來被當作上帝的聲音。
陪審制與美國人的個人主義觀念的聯系不是特別明顯，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反個人主義的。因為陪審團需要集體作出決定，陪審團的組成人數有12人或6人之分，陪審員作出裁決依靠的是團結一致，只要有一個人不合作，就有可能使整個審判歸於無效。法院也必須解散陪審團，並組成新的陪審團重新審判。盡管美國許多州正在探索以陪審團的多數通過代替陪審團的一致通過，但目前陪審團一致通過仍然是其作出有效裁決的普遍適用的條件。同時盡管美國人一般願意充當陪審員，有參加司法程序的熱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充當陪審員不是作為權利規定的，相反它被規定為公民的不可推卸的義務。因此，其從根本上具有非自願的特點和反個人主義的傾向。但是潛在於陪審制之中的個人主義在和當事人主義結合的情況下就會表現出來。由於公民個人擁有的自由、財富掌握在自己手中，陪審團被視作這些權利的包神，而他們採用的保護方法與法官、政府官員的方法迥然不同。

2．當事人主導的證據收集和審前發現程序。
除民事陪審制之外，美國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平等主義和反政府的放任主義也在民事訴訟程序的其他方面表現出來。當事人主導的審前發現程序和證據收集程序，即反映了美國文化的上述特點。在美國民事訴訟程序規則賦予當事人及其律師在法庭外自主收集證據的權利，而且這種權利的行使一般情況下不需要法院的幫助，在特定的情況下，如果對方當事人不予積極的配合或者拒絕，當事人可以尋求法院的幫助和支持。當事人可以使用多種方法從他方當事人及其證人或專家證人處獲取證據，這些方法主要有：（1）口頭錄取證言；（2）書面錄取證言；（3）向對方當事人提出質問書；（4）要求提供書證和物證；（5）身體和精神檢查；（6）要求對方當事人自認。[5]發現程序在美國民事訴訟中的地位極其重要，可以說沒有發現程序即沒有現代美國的民事訴訟，美國的民事訴訟的現代化與發現程序的引入和完善密不可分。「如果沒有發現程序和質詢程序美國人就不能審理案件，發現程序是他的沐浴，質詢程序是其早餐。」[6]法官一般不會介入發現程序，只有基於當事人的要求，法院才有可能介入該程序。但自從70年代以來，發現程序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對發現程序的批評也日漸尖銳。[7]主要的批評在於法院對發現程序的監督過於軟弱，對當事人及其律師從他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處獲取證據缺少必要的限制。這種狀況既造成了訴訟遲延，同時也導致當事人訴訟負擔的增加。鑒於這些批評，自8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經過多次修改，逐漸開始對當事人發現證據的次數進行限制，增加了法官對發現程序的監督與管理。各州也在同時修改其程序規則，力求實現發現程序的公正與效率的協調。
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訴訟中不存在和美國一樣的發現程序，大陸法系國家民事訴訟的立法和理論中也存在審前准備這樣的概念，但是這一概念與美國的pretrial相比，無論在意義上還是在內容方面都有本質的差別。這種差別主要表現於兩點：其一，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審前程序不是由當事人及其律師主持，而是由法官主持。「同時與英美法系的准備程序原則上由當事人自行運作不一樣，德國和日本的法官自始至終主持、控制准備程序的進行。」[8]其二大陸法系國家民事審前程序與審判程序之間的界限不明顯。在德國和日本都可以開庭的方式收集證據和整理爭點，德國民事訴訟法上稱為「早期第一次期日方式」，而日本的「准備性口頭辯論」[9]與德國早期第一次期日方式相對應。雖然民事訴訟法把審前開庭的期日稱為早期期日，把最終法庭審理的時間稱為主要期日，但兩者之間的區別不明顯，兩種開庭的任務和方式也很難看出有實質性的差別。
美國審前程序與大陸法系國家審前程序存在差別的原因，一般認為是大陸法系國家不存在和英美法系國家一樣的集中審理制度。誠然，證據提供組織上的不同可以追溯到普通法中的陪審團的歷史角色。當普通的民眾放下自己的工作，走進法院審理案件，並作出最終的裁判時，集中的、一次性的審理是必須的。而以審判工作為己任的職業法官，就沒有集中審理的緊迫感和心理壓力，他在其任何一個工作時間階段都可以審理案件。當事人提供證據也沒有階段上的限定性和時間上的緊迫性，受突襲的一方可以在以後的程序中提出證據予以反駁。當事人不僅在一審階段可以提出新證據，而且在二審階段也可以提出新證據。[10]因此大陸法系國家的程序框架中就很少有準備程序的空間和地位，而審前發現程序對美國的民事訴訟來說是必須的。
但是觀念上的不同比以上列舉的原因更加根本。大陸法系的學者對發現程序深惡痛絕，不僅因為他們認為發現程序可有可無，而且他們認為僅僅由於當事人涉入訴訟，就許可對方私自向其收集證據、調查事實是不妥當的。[11]在大陸法系國家強制當事人或者證人提供證據被看作是國家和政府的職能，不能由私人當事人分割或獨享。發現程序之所以被反對，就是因為它允許當事人行使本屬於國家司法機關的權力，分割了司法權。按照大陸法系的普遍觀點，詢問證人應當在法院而不是在律師的辦公室內進行。「美國律師試圖將宣誓作證傳播到大陸法系國家的努力，將在這些國家裡被視為對國家司法特權的侵犯，因此宣誓作證在許多歐洲國家是被禁止的。」[12]
另外值得注意，美國的發現程序也不同於其他以集中審理為主要特徵的普通法系國家。象陪審制一樣，美國當事人主導的發現程序最早也產生於英國。[13]強制發現證據的權利是由英國高等法院確立的。[14]但是該制度在美國被改革成為獨特的實踐形式，它包含一系列當事人獲取證據的方法。這種狀況在英國或其他地方是無法找到的，結果，甚至對於普通法系其他國家的律師來講，美國的發現程序實踐也走得有些過頭。美國與英國審前准備程序的主要區別在於開示的范圍不同。在英國，審前證據開示程序的范圍，被嚴格限制在與對方當事人提出或者主張的事實相關的事實方面；同時一般情況下也不允許當事人強制地從對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處獲取證據。「如果在這些相關的事實之外，當事人還有其他的事實或證據能夠證明其請求或者主張，則當事人就無權要求開示這些相關的事實，或者以這些事實為基礎證明其案件事實。」[15]近年來英國的民事訴訟程序改革進一步限制了文件發現程序，而且美國式的宣誓作證在英國也行不通的。在英國只有在法庭作出命令的情況下，才可以在法庭之外錄取口頭證言，而且這種方法也被限制在證人確實不能到庭的案件中。[16]
美國的審前准備程序充分體現了美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首先它是平等的。在發現程序中，法律給予了雙方當事人均等的、從對方當事人或第三人處發現證據的機會。即使是案件中的弱勢一方也有機會從對方獲取證據。例如在產品質量侵權案件中，受侵害的消費者就可以通過發現程序得到生產者不恰當地降低生產成本的證據，從而有利其合法權益的保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審前程序所反映的平等是美國式的平等，它給當事人提供平等的機會，而不是相等的結果。這種狀況會在造成當事人之間的實質上的平等，並損害司法正義。當事人推動發現程序，採用發現方法，同樣意味著當事人訴訟成本的增加。特別地由於開示證據的工作非常具體和專業，必須由當事人的律師完成，當事人自己無法完成如此龐大、復雜的工作。《緊急費用法》要求律師預先墊付訴訟費用，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發現程序的消極方面。但是仍有相當數量的當事人，其發現手段極其有限，他們不得不忍受對方當事人不斷實施的證據發現所帶來的訴訟負擔。這種現象在由職業法官主持證據調查的國家是不太可能遇到的。
其次當事人主導的發現程序也表現了美國文化中的民主觀念和放任主義思想。對於美國人而言，程序制度允許當事人或者其律師在法庭之外實施實質性的訴訟權力，而不是相反由法官實施這一權力並無不當。發現程序與個人主義之間的關系則相對復雜。一方面發現程序反映了競爭性的個人主義，它允許律師發明和實施其認為的最好發現的計劃，以調查收集證據，並實施特定的、具體的訴訟，除了受到程序規則的寬泛的限制以外，他們很少受到限制。但從被發現的當事人或證人的角度來看，對方當事人的這種窺探式的侵入，恰恰是對他們自我領域的侵犯。要求人身損害賠償的原告必須接受被告選定的醫生的醫學檢查，否則原告就必須面臨訴訟被駁回的風險。而且當事人必須為自己對立的對方當事人准備案件以對抗自己的觀念，也與對抗制有一定的不協調，因為對抗制以另外的方式闡釋：「每個人都是為自己存在的」。[17]發現程序強調一方當事人享有發現證據的權力同時，並不鼓勵其反對對方當事人，更不鼓勵其侵犯對方的合法權益。因為在任何一個案件的發現程序中，任何一方當事人都有可能處在發現和被發現的位置，雙方的地位是可以互換的。從這樣角度出發，發現程序既有利於雙方當事人的行動，也限制其行動。在這一深層意義上發現程序規則與美國的個人主義是一致的。

3．法官的角色。
與大陸法系法官在訴訟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不同，美國的法官在整個訴訟過程中一直保持消極的角色，1999年英國民事訴訟規則實施之前，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的消極性都非常明顯。[18]在美國的審判中，律師決定向法庭主張那些事實，提交什麼證據，也是由律師對當事人和證人進行詢問，並以此主導訴訟的進行[19]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官負責證據的收集和提供、調查，這一點可以從作為大陸法系國家典型代表的德國民事訴訟制度中反映出來。在德國法官負有查明爭點的義務，這一義務使得法官深深地介入到訴訟的進行之中。在法庭按照對合適的、可適用的法律的理解推進訴訟的過程中，它不斷地檢查案件，提出問題確定當事人存在爭議和不存在爭議的領域，法官同時要對當事人主張的事實、證據的提供以及需要由證據證明的事項的意義等進行釋明。……法庭通過建議當事人鞏固自己的主張、觀點，通過建議當事人變更和擴大其主張以及其證據提供，通過建議當事人採取其他的方法，引導當事人。法庭並有可能在訴訟中建議當事人採取某些具體的訴訟方法。[20]法庭根據當事人的要求決定是否傳喚特定的證人，並命令證人出席法庭或者命令當事人提交書證。[21]
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審判程序的一個顯著的差異是詢問證人的方法不同，在大陸法系的民事訴訟中一律由或者主要是由法官詢問證人。即使許可律師提出問題，甚至在義大利由法官對證人的詢問首先由律師草擬，但由律師採取的強有力的交叉詢問是不存在的。[22]而且在大陸法系的某些國家法院可以在當事人不提出請求的情況下，依職權主動地傳喚證人。因此，在美國民事訴訟中，律師所扮演的詢問和交叉詢問證人的重要角色，在大陸法系國家完全轉移到了法官的身上。
當然近年來美國民事訴訟規則的變化，力圖提升法院與當事人關系中的法官的角色。「管理型法官」的整個概念集中在法官享有的權力或者說負有的責任，這些權力表現為法官有權將案件排除於訴訟程序之外，有權在可能的情況下促進案件的解決，最保守地看來，他必須承擔加速審判流程的義務。正是基於這種變化，許多人認為兩大法系呈現出趨同的趨勢。[23]但是關鍵的區別仍然存在，在美國的民事訴訟中依然由律師，而不是由法官負責證據的收集和提供，也是由律師負責選定證人和負責對證人進行交叉詢問。雖然美國法官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帶有儀式化或者象徵意義的崇高地位，但是在具體的訴訟過程中他們的權力並不太大。同時在美國本身就比較軟弱的裁判者的權力，還要有法官和陪審團共同分享，法官也在與陪審團分享權力的過程中接受陪審團的制約。
我們所探討的法官地位的消極性，主要是限定於法院與當事人的關系、法院的審判權與當事人訴權的關系范圍。超出這一范圍，本文所得出的結論就喪失了其基礎。例如在法官與制定法的關系方面，結論就恰恰相反。美國的法官享有廣泛的權力，法官可以通過對具體案件的審理創製法律。普通法是由法官創造起來的，……立法機關僅起一種輔助的作用。在美國，法官還有權決定立法是否違憲，是否有效，並享有廣泛的解釋法律的權力。而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官「酷似一種專門的工匠，除了特殊的案件以外，他出席法庭僅是為了解決各種爭訟事實，從現存的法律規定中尋覓顯而易見的法律後果。他的作用僅僅在於找到這個正確的法律條款，把條款與事實聯系起來，並對從法律條款與事實結合中會自動產生的解決辦法賦予法律意義。」[24]

程序實踐非常明顯地體現了文化的特徵，並無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我們正在進行民事訴訟制度改革，實踐部門正在進行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探索，理論界則正在對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完善搖旗吶喊。民事訴訟法的修改也好，民事審判方式的探索也罷，都不可否認我們的民事訴訟制度正在面臨一個現代化的過程和重大抉擇。這一現代化的過程，與我們正在進行的政治、經濟的現代化相適應。因此可以說現代化是社會系統工程的現代化，不可能舍棄法律制度的現代化。
我們民事訴訟制度和司法制度現代化面臨的首要的問題是目標定位問題。各國國家的現代化都是在其歷史、文化基礎上的現代化，不可能有完全割斷自身歷史的現代化。因此現代化只能是各個國家自身的現代化，現代化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稱為是西方化。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和民事訴訟制度的現代化也必須以各國自身的文化為基礎，唯有此才是我們改革的定位、坐標和參照。

參考文獻：
[1] 具體可參見李昌道，董茂雲：「陪審制度比較研究」，載《比較法研究》，2003年第1期，第57頁。
[2] 在我國有學者分析認為英國陪審制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1）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原來資產階級為爭取同盟軍而提出的思想和口號，以沒有現實的合理性和存在的基礎；（2）案件增多，訴訟爆炸，而由陪審團審理案件，不能提高訴訟效率，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訴訟遲延的原因；（3）隨著科技的發展，出現了許多新型案件，這些案件的審理需要案件的裁判者具有相應的專門知識。參見李昌道等：「陪審制度比較研究」，第61頁。當然這種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時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無法說明陪審制在美國為什麼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3]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219--220(1986).
[4] Curriden,「12名陪審員的權力」，載《美國法學會雜志》，2000年，8月，第36頁。
[5] 參見湯維建：《美國民事司法制度與民事訴訟程序》，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35——441頁。
[6] John Lew, The Daily Deal, May 15,2001,p5.
[7] 「更少的發現——改革的共識」，載《訴訟評論》，第15卷，1996年，第267——268頁。
[8] 王亞新著：《社會變革中的民事訴訟》，中國法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86頁。
[9] 除准備性的口頭辯論之外，日本民事訴訟法還規定了另外兩種審前准備方法。其一是辯論准備程序，主要適用於不宜公開審理的案件和當事人雙方希望直接面談的案件；其二是書面准備程序主要適用於當事人無法直接見面或者不能親自出席法庭的案件。參見中村英郎著：《新民事訴訟法講義》，陳剛等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2頁。
[10] 與英美法系不同，大陸法系國家第二審上訴一般都是事實審，上訴法院的法官，可以對原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進行審查。當然這種審查方法因各個國家制度不同，而有一定的差異。有的採用復審制，有的採用續審制，有的採用事後審查制度。而英美法系國家對於適用陪審制的案件，二審上訴一般不能就事實問題再行審查，二審法院只能就法律的適用、證據規則和程序規則的適用進行審查。具體可參見常怡主編：《比較民事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北京，2003年版；陳朴生：「比較刑事證據法序說」，載刁榮華主編：《比較刑事訴訟法各論》，台北，台北漢林出版社，1984年版。
[11] Rudlf B. Schlesinger, Hans W. Baade, Peter E. Herzog, and Edward M. Wise, Comparative Law,69-75(6th ed.1998)
[12]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67(1986).
[13]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93-94(1987); Robert Wyness Millar, Civil Procere of the Trial Court in Historical Perspectve,201-228.(1952).
[14]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221.(1986).
[15][美]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99(1987).
[16] 具體可參見《英國民事訴訟規則》第34條（8）款，（1）一方當事人可以申請法院簽發命令，要求在審理程序前對證人進行詢問。（2）給予本條之規定，根據法院的上述命令，提供證據的人即為「宣誓證人」，所調取的證據為「筆錄證言」。《英國民事訴訟規則》，徐昕譯，中國法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172頁。
[17]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691，695(1987).
[18]美國修改後的聯邦民事訴訟規則，於1999年4月實施，根據1999年的民事訴訟規則白皮書，消極的法官以成為歷史，相反確立了積極的法官。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在訴訟的早期階段負責訴訟，並以一種我們在這種司法體制下以前沒有見到過的方式管理訴訟。
[19] Otto G.Obermaier, 「律師的書架」，載《紐約法律雜志》，1992年，12月1日，第2頁。
[20] 按照Kaplan和Clermont的觀點，德國和歐洲臨國的程序法根植於給予法官強有力的權力將有助於發現事實的思想，法官有權或者說有義務詢問、告知、鼓勵和勸告當事人、當事人的律師以及證人，以獲取事實真相。, Kaplan&Clermont,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1984).p1472.
[21] 同上注，第1232——1233頁。
[22]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戰後受美國法的影響，採取了交叉詢問的方法。具體的順序是先由申請證據的當事人進行主詢問，再由對方當事人進行反詢問。不過在日本的民事訴訟中，審判長在當事人之間的交叉詢問完畢以後，還可以進行補充性的詢問，並在其認為必要時隨時親自進行詢問或者在主詢問的過程中，准許對方當事人進行詢問。參見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日本民事訴訟法》，白綠鉉譯，法律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19頁。
[23] [美]Adrian A.S. Zuckerman,「危機的司法：比較法視角下民事訴訟程序制度改革」，載Adrian A.S. Zuckerman主編：《危機中的民事司法》，1999年版，第47頁。
[24] 約翰 梅利曼著：《大陸法系》，顧培東譯，西南政法大學印行，1983年，第39頁。

Ⅳ 民事訴訟法案例

1、劉某在本案中不是當事人。《合同法》第49條：「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後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本案中采購員劉某的行為就屬於表見代理。表見代理形成的法律關系是本人與第三人之間的買賣合同關系，因此，當事人應當是貿易公司和服裝廠。至於劉某，可以作為證人。在貿易公司承擔合同義務後，因劉某的行為給貿易公司造成損失，貿易公司可以依據劉某的侵權行為另行起訴。起訴依據是民法通則有關侵權行為的規定。
2、當事人自願在執行程序中達成的和解協議合法有效。依據的是《民事訴訟法》第121條的規定：「在執行中，雙方當事人自行和解達成協議的，執行員應當將協議內容記入筆錄，由雙方當事人簽名或者蓋章。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恢復對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詳見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有關規定「86.在執行中，雙方當事人可以自願達成和解協議，變更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履行義務主體、標的物及其數額、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和解協議一般應當採取書面形式。執行人員應將和解協議副本附卷。無書面協議的，執行人員應將和解協議的內容記入筆錄，並由雙方當事人簽名或蓋章。」「87.當事人之間達成的和解協議合法有效並已履行完畢的，人民法院作執行結案處理。」可見，和解協議得以履行的，執行程序將不會再啟動。
3、合法。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不具備強制執行力，也不具有撤銷原生效法律文書的效力。主要依據是《民事訴訟法》第121條的明確規定的「恢復對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
4、仍然適用申請執行期限的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19條：「申請執行的期限，雙方或者一方當事人是公民的為一年，雙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為六個月。前款規定的期限，從法律文書規定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法律文書規定分期履行的，從規定的每次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詳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266、一方當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執行中雙方自願達成的和解協議，對方當事人申請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的，人民法院應當恢復執行，但和解協議已履行的部分應當扣除。和解協議已經履行完畢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復執行。」「267、申請恢復執行原法律文書，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九條申請執行期限的規定。申請執行期限因達成執行中的和解協議而中止，其期限自和解協議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後一日起連續計算。」

Ⅵ 民訴法219條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網站上可以找到准確的答案。司法解釋專欄。

Ⅶ 民事訴訟法 第219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人民法院決定受理申請，應當同時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並在三日內發出公告，催促利害關系人申報權利。公示催告的期間，由人民法院根據情況決定，但不得少於六十日。

Ⅷ 關於對被執行人享有債權的第三人如何執行的幾點思考

在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案件中，有大量的案件被執行人無財產可供執行，或者雖有財產卻無法有效執行，但該被執行人卻有一定的債權存在，為了保護申請人的合法權益能夠最大限度的得以實現，我國民事訴訟法設計了對被執行人享有到期債權的第三人進行執行的制度。筆者結合自己的執行工作實踐，對該制度的相關問題談一點自己的粗淺認識，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一、確保執行申請人的利益能夠最大化的實現是設立該制度的根本目的。我國《民事訴訟法》的條文中並無關於對被執行人享有到期債權的第三人予以執行的相關規定，只是在該法的第219條規定「被執行人未按執行通知書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人民法院有權扣留、提取被執行人應當履行義務部分的收入。但應當保留被執行人及其所撫養家屬的生活必須費用。人民法院扣留、提取收入時，應當作出裁定，並發出協助執行通知書，被執行人所在單位、銀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儲蓄業務的單位必須辦理。」該條僅僅規定了對被執行人的收入的執行，且限定協助執行人為被執行人所在單位和銀行等辦理儲蓄業務的單位。而在大量的執行實踐中，被執行人往往的和第三人有一定的經濟往來，雙方存在相應的債權債務關系，如果不能對被執行人享有到期債權的第三人予以執行，將嚴重損害申請人的合法權益。為此，《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00條明確規定「被執行人不能清償債務，但對第三人享有到期債權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請執行人的申請，通知該第三人向申請執行人履行債務。該第三人對債務沒有異議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內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執行。」該規定確立了對被執行人享有到期債權的第三人依法可以執行的制度，對保護申請執行人的合法權益能夠最大化的得以實現具有十份重要的意義。 二、對被執行人享有到期債權的第三人予以執行有嚴格的條件限制。我國民事訴訟法在確立了對被執行人享有到期債權的第三人予以執行的制度的同時，為了規范法院的執行行為，依法保護第三人的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中對被執行人到期債權的執行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並對被執行人享有到期債權的第三人予以執行的條件進行了嚴格的限定。首先，人民法院應當向第三人發送履行到期債務的通知（通知中應載明第三人享有的權利和應當履行的義務）；其次，履行通知書必須直接送達第三人，不得用其他方式送達；第三，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書指定的期間內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即不得對第三人強制執行，對第三人提出的異議不進行審查；第四，在對第三人作出強制執行裁定後，第三人確無財產可供執行的，不得就第三人對他人享有的到期債權強制執行。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在第三人收到履行通知書，且在指定的期間內沒有提出異議而又不履行的情況下，執行法院才有權裁定對其強制執行，且僅限定為該第三人。 三、對被執行人和第三人之間享有債權，但未到期的情況，應如何處理的問題的思考。在執行實踐中，被執行人和第三人之間存在有債權債務關系，但相當一部分未到期，且數額不確定，對該類型的債權能否執行，應當如何執行，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均未明確規定，在執行實踐中一直是困擾執行法官的難題，予以執行法律無明確規定，不予執行不能很好的保護申請人的合法權益。筆者認為對此類案件應分兩種情況區別處理：一是被執行人對第三人享有債權，雖未到期，但數額確定。對此種情況，為了保護申請人的合法權益，人民法院可以在向第三人落實清楚其所欠被執行人的債務數額及到期時間的情況下，向第三人發出協助執行通知書，責令第三人在期限內以及到期後不得向被執行人支付。到期後，人民法院可按照到期債權依法予以執行；二是被執行人和第三人之間有債權債務關系，數額不確定，是否到期也無法確定。對此種情況法院依法仍不能查明的情況下，可告知申請執行人不予執行，並將不予執行的理由予以說明。並告知申請人可對第三人和被執行之間的該債權債務關系予以關注，發現數額確定後及時告知法院，同時法院也可通知第三人在和被執行人結算確定債權數額後及時告知法院，法院依法核實後，可按數額確定的未到期債權的情況予以處理。 第四，對第三人享有的到期債權能否按被執行人的收入採用提取、扣留的方式予以執行的問題的理解。《民事訴訟法》對此雖未明確規定，但根據該法第219條將提取、扣留被執行人收入的協助執行人限定為被執行人所在單位、銀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儲蓄業務的單位的規定，對被執行人享有到期債權的第三人顯然不符合協助執行義務人的條件，為此筆者認為對第三人享有的到期債權不能按被執行人的收入採用提取、扣留的方式進行執行。《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將被執行人的收入和被執行人對第三人享有的到期債權的執行分別予以規定，是為了在有效保護申請執行人權益的同時，也能很好的保護第三人的利益，對此我們應當在執行工作實踐中嚴格執行。

Ⅸ 請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五條規定，申請執行的期間為二年。」是最新的嗎

最新民事訴抄訟法規定申襲請期限為二年！你所說的公民為一年，法人為六個月，是1991年民事訴訟的規定，這個在2007年已修正！！現在最新民事訴訟法為2012年修正，當然是按新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1991）》
第二百一十九條
申請執行的期限，雙方或者一方當事人是公民的為一年，雙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為六個月。
前款規定的期限，從法律文書規定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法律文書規定分期履行的，從規定的每次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

Ⅹ 強制執行的時間及程序

1、離婚協議生效後，男方能否單方面向法院提出撕毀協議？
請問你確認你的那位朋友有領結婚證么？合法夫妻簽訂的離婚協議，在沒有離婚之前，就離婚相關事宜達成的「離婚協議」是附條件協議，沒有離婚，協議就沒有生效，不能作為人民法院作為離婚財產分割的充分、全面的依據，而只能被人民法院在審理離婚案件中充分參考。離婚後，該協議對男女雙方都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任何一方不能反悔。
《婚姻法解釋（二）》第八條「對男女雙方具有法律約束力」之「離婚協議」，應僅指經婚姻登記機關確認過的夫妻離婚協議。換言之，憑離婚協議領取了離婚證書。
註：離婚協議內容不能有違法的內容，否則違法部分無效。

2、強制執行的時效是多長，比如協議中是四月底支付一萬元，女方什麼時候才能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如果是法院的判決書，那麼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19條規定：申請執行的期限，雙方或者一方當事人是公民的為1年，雙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為6個月。前款規定的期限，從法律文書規定履行期間的最後1日起計算；法律文書規定分期履行的，從規定的每次履行期間的最後1日起計算。

如果沒有經法院判決，那麼協議中的財產分割應視為民事法律關系，那麼法律保護的期限（或理解為訴訟時效）為兩年，這個期限可以中斷（如果有證據證明已向對方主張權利的）。
另外無論離婚協議是否經過訴訟，都可以申請支付令。

3、強制執行的程序怎麼走？是直接到判決庭申請還是到法院申請？
一般都是憑離婚協議起訴，判決生效後向執行庭（跟申請立案的情形類似，到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最後，再提個醒，如果沒有婚前財產公正的話，夫妻財產應當是共同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