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關懷老師勞動法教程

❶ 我想看看1997年勞動法工人下崗職工怎麼按排

1、1997年職工下崗《關於在若干城市試行國有企業兼並破產和職工再就業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國發[1997]10號）
十、以產定人，下崗分流，適當減免貸款利息，緩解企業困難
對那些產品有市場、企業經營管理比較好，但債務負擔較重，又缺乏兼並破產條件的虧損企業，也要列入《企業兼並破產和職工再就業工作計劃》，採取在一定期限內不同程度減免銀行貸款利息，實施再就業工程的辦法，緩解企業困難。
要把以產定人，富餘職工下崗分流作為緩解企業困難的基本做法，把實施再就業工程與緩解企業困難工作緊密結合起來，富餘職工下崗後，可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領取基本生活費，通過再就業培訓，幫助下崗職工逐步重新就業。
對一些生產經營十分困難、確無支付職工工資能力的企業，按照《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解決部分企業職工生活困難問題的通知》（中辦發[1996]29號）規定，經當地政府主管機構核定，實行地方財政貼息、企業主管部門調劑一部分資金、銀行提供一部分工資性貸款的"三家抬"辦法解決職工的基本生活費。
2、《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切實做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的通知 》 (1998年6月9日)
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的對象，主要是實行勞動合同制以前參加工作的國有企業的正式職工(不含從農村招收的臨時合同工)，因企業生產經營等原因而下崗，但尚未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沒有在社會上找到其他工作的人員。對於實行勞動合同制以後參加工作且合同期滿的人員，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和國務院有關規定終止勞動關系；合同期未滿而下崗的，也要安排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下崗職工在再就業服務中心的期限一般不超過3年；3年期滿仍未再就業的，應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按規定享受失業救濟或社會救濟。下崗職工在再就業服務中心期間的基本生活費，原則上可按略高於失業救濟的標准安排並按適當比例逐年遞減，但最低不得低於失業救濟水平，具體標准由各地根據實際情況確定。

再就業服務中心用於保障下崗職工基本生活和繳納社會保險費用的資金來源，原則上採取「三三制」的辦法解決，即財政預算安排三分之一、企業負擔三分之一、社會籌集(包括從失業保險基金中調劑)三分之一，具體比例各地可根據情況確定。財政承擔的部分，中央企業由中央財政解決，地方企業由地方財政解決。對於困難較多的中西部地區和老工業基地，中央財政給予一定的支持。國有獨資盈利企業和國有參股、控股企業保障下崗職工基本生活的資金，原則上都由本企業負擔。財政承擔和社會籌集的資金，由財政部門按專項資金管理。資金的安排，由再就業工作主管部門商財政部門研究提出意見，然後由財政部門統一撥付。保障下崗職工基本生活的資金，一定要加強管理和監督，保證專款專用，不得挪用於其他任何方面開支。再就業服務中心的管理費用和工作人員的工資、福利等，不得在保障下崗職工基本生活的資金中列支。

❷ 法學詞典勞動法的定義是採用關懷老師的學術定義是嗎

1950年起即在中國人民.. 關懷教授於1981年出版了我國第一本關於經濟法的著作《經濟立法與經濟司法》關懷教授是新中國成立後最早擔任勞動法教學的教師之一..,.

❸ 除勞動法外，關懷老師還在哪個法學領域有突出貢獻

關懷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有自己獨到的勞動法學學術思想體系。2004年12月被評為「勞動法學理論研究傑出貢獻獎」和「勞動法優秀科研成果獎」。2014年3月29日，關懷教授因心臟病突發在北京的家中逝世。
他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即開始培養勞動法研究生，歷年為我國培養了大量的勞動法專家。在深研勞動法學理論過程中，關教授形成了獨到的勞動法學學術思想體系：（1）其所確立的勞動法的定義、調整對象和立法原則已成為勞動法學界的共識,並為國家勞動立法所吸納；（2）積極提倡勞動合同法的研究和立法工作，確立了集體合同的概念，探討了其歷史發展、特點等理論性問題，就集體合同的制定與實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並為國家勞動立法所吸納；（3）極力宣傳恢復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建議人民法院設立勞動案件審判庭，以加強對勞動爭議的審理；（4）認為《工會法》是勞動法的組成部分，其所調整的對象是與勞動關系密切關聯的一些社會關系，因而《工會法》不是獨立的法律部門；（6）認為我國現行《勞動法》僅有13章107條規定得比較原則，難以具體操作，應當盡快出台《工資法》、《職業培訓法》、《社會保障法》、《勞動監察法》等，以提高勞動法的可操作性與權威性。

❹ 新勞動法規定教師每天工作幾個小時

1、勞動法未專門針對教師每天的工作時進行規定，不過所有的勞動者，每周的工作時均為：5天8小時的。

2、《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

第一條 為了合理安排職工的工作和休息時間，維護職工的休息權利，調動職工的積極性，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根據憲法有關規定，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本規定適用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其他組織的職工。

第三條 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

(4)1997關懷老師勞動法教程擴展閱讀：

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

（1994年2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146號發布 根據1995年3月25日《國務院關於修改<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的決定》修訂）

第一條 為了合理安排職工的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維護職工的休息權利，調動職工的積極性，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根據憲法有關規定，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本規定適用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其他組織的職工。

第三條 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

第四條 在特殊條件下從事勞動和有特殊情況，需要適當縮短工作時間的，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第五條 因工作性質或者生產特點的限制，不能實行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標准工時制度的，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可以實行其他工作和休息辦法。

第六條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延長職工工作時間。因特殊情況和緊急任務確需延長工作時間的，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第七條 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實行統一的工作時間，星期六和星期日為周休息日。

企業和不能實行前款規定的統一工作時間的事業單位，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安排周休息日。

第八條 本規定由勞動部、人事部負責解釋；實施辦法由勞動部、人事部制定。

第九條 本規定自1995年5月1日起施行。1995年5月1日施行有困難的企業、事業單位，可以適當延期，但是事業單位最遲應當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企業最遲應當自1997年5月5日起施行。[1]

參考資料 ：網路-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

❺ 勞動法書籍

問題概念好模糊
可以去看看3.1出台的《勞動合同法》

❻ 1997年關懷老師在台灣政治大學講授的哪部法律 

關懷老師當然是講勞動法了

❼ 老師要求寫一篇勞動法的論文，有沒有什麼好的切入點，推薦一下.

就我的實踐，個人建議你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切入：
1、《勞動合同法》對勞動者的權利給予了充分保障，個別勞動者利用用人單位管理漏洞惡意訴訟，單位如何完善管理制度防止勞動者「惡意」訴訟。
2、盡管《勞動合同法》對勞動者的權利給予了充分保障，但發生勞動爭議時勞動者勝訴的很少，其原因是勞動者舉證困難，勞動者如何保留勞動關系資料，以及勞動行政部門如何主動幫助勞動者收集證據。

❽ 勞動法律關系的客觀體是指

「勞動行為」作為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
十四屆三中全會的報告將我國曾長期流行的「勞務市場」的稱謂更名為「勞動力市場」。這不僅僅是一個稱謂的簡單改變。本文試圖從新的視角，重新認識我國學術界有關勞動法律關系客體的理論，在此基礎上提出「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勞動力」的觀點。

一

對於勞動法律關系是否存在客體，我國勞動法學界最初持否定態度，認為不必提勞動法律關系客體的問題。關懷主編的原統編教材《勞動法學》在「勞動法律關系的要素」這一節中僅介紹了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和內容，而未涉及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註：參見關懷主編：《勞動法學》，群眾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頁。)追根尋源， 這引進於前蘇聯的教科書。(註：參見[蘇聯]亞歷山洛夫：《蘇維埃勞動法教程》，李光謨、康寶田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5頁。)

原「統編教材」所持的觀點，受到以後許多學者的批評。這種批評在1997年召開的全國勞動法學會年會上仍在延續。侯文學在所提交的論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法律關系客體新探》中指出，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是什麼?在勞動法學研究上，曾一度有一種令人不解的現象：即在勞動法學教科書中一般只講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和內容，而對客體問題隻字不談。究其原因，在於法律關系客體問題在整個法學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勞動法學界對勞動法律關系客體也未必能講清楚。但絕大多數同志認為，既然大家公認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勞動法律關系中一個不可缺少的要素，那就應研究它，講解它。否則，勞動法律關系的理論就不完整。

這一批評顯然有一個理論前提：法律關系「三要素」理論是各個部門法學的通用件。某一個部門法的法律關系沒有「客體」，該部門法的法律關系理論就不完整。依筆者看法，以「三要素」理論來說明一切法律關系的觀點本身是值得探討的。

有關法律關系的理論最初是在西方民法中產生的，後來在前蘇聯法學中得到發展，並引申成了法律關系構成的「三要素」理論。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國內外法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以下是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各種法律關系都無不例外地存在「三要素」，即法律關系的主體、內容和客體。我國學者基本上都接受了這種觀點。

張文顯認為，從語義上，「客體」與「主體」相對，指的是主體的意志和行為所指向、影響、作用的客觀對象。它是法律關系的主體發生權利義務的中介。任何一種關系都需要中介，關系通過中介而發生，又通過中介而構成。按照這種觀點，法律關系的具體客體是無限多樣的，把它們抽象化，大致可以概括為七類：(1)國家權力，(2)人身、人格，(3)行為(包括作為和不作為)，(4)法人，(5)物，(6)精神產品(包括知識產品和道德產品)，(7)信息。 這七類客體可以進一步抽象為「利益」或「利益載體」等更一般的概念。由此我們可以說法律關系的客體是一定的利益。(註：參見張文顯：《法學基本范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179頁。)

在人身法律關系的客體上，我國民法學者以「三要素」理論為基礎，形成了「身體說」、(註：參見鄭新劍：《「人身」不能作為民事權利的客體嗎?》，《法學評論》1986年第6期。)「精神利益說」、(註： 參見鄭立：《關於人身權概念的思考》，《法律學習與研究》1990年第2 期。)「無形利益說」(註：參見王利明主編：《人格權法新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頁。)三種觀點。從這些觀點可以看出，為了給人身法律關系找客體，民法學者們已經突破了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為物、行為、非物質財富的觀點，將「身體」、「利益」引入客體的范疇。

第二種觀點認為，並不是每種法律關系都存在著客體，只有與物有關的權利義務關系才存在著客體問題。

周沂林、孫皓暉等人對「三要素」理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所謂法律關系三要素構成說是一種杜撰。法律關系就是人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它根本不是什麼缺一不可的三要素構成的。所謂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從對財產法律關系的研究中引申出的非一般概念。全部混亂來自於這種無根據的引申。」他們認為，在財產法律關系中，人與人的法律關系是就某一財產而發生的，如所有權關系，人作為法律關系的主體，佔有、使用、處分該財產以及相應的他人的抑制行為構成法律關系的內容。對於這樣的關系，之所以能夠提出而且也有必要提出客體問題是因為在現實的經濟關系中，財產物本身的性質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對某項消費品擁有的所有權與對某項不動產擁有的所有權在自由處置上要受到完全不同的限制。前者限制很少，後者限制很多。可見物本身的性質在很大程度上要影響到權利義務的實質內容。只有與物有關的權利義務關系才存在著客體問題。在財產法律關系中，人與人是就某一財產而發生的，財產物則作為法律關系的客體。但是這樣一種結構並不具備一般意義。(註：參見周沂林等：《經濟法導論》，未來出版社1995 年版， 第239～245頁。)

筆者認為，把「三要素」理論不加限制地引申到一切法律關系中，斷言一切法律關系的構成都包含客體要素是不恰當的。其結果是法律關系客體外延全面且又廣泛，而內涵卻喪失了任何規定性。這種法學理論對於我國的立法並無指導意義。

法律關系是法律從靜態向動態轉化，從宏觀向微觀轉化的重要環節。它是特定主體之間依據法律而產生的一種非常具體的聯系。法律關系的客體也應是法律關系主體所能直接控制的東西，而不應該將其說得過於玄乎。對於有些法律關系，如某些行政法律關系，法律只要明確行政機構的行政職責以及相對人的權利和義務即可，並無必要再確定一個所謂的客體。
將人身法律關系的客體概括為「無形利益」、「精神利益」，按這一思路，財產法律關系的客體也可以說成是「物質利益」、「有形利益」，所有的客體都可以歸結為利益。法律關系歸根到底總是一種利益關系。法律關系的主體是各類利益的人格化，法律關系的內容是主體利益的規范化，權利乃是法律保障的利益。可以說，利益是基礎性的內容，而法律關系相對說來是一種表象性的內容。將基礎性的內容直接引入表象的層次，不能不說是一種理論上的混亂。

但據此而主張「只有與物有關的權利義務關系才存在著客體問題」的看法未免矯枉過正。它忽視了法律關系的復雜性。判斷法律關系是否存在客體的標准應當是兩類：一是法律關系主體雙方的權利義務是否客觀上存在著共同指向的對象;二是這種對象化的情況是否會反作用於主體雙方具體的權利義務，從而對法律關系的內容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只要這兩個條件同時具備，就有必要將客體獨立出來加以關注。反之，則並無必要給其硬安上一個客體。

就勞動法律關系而言，勞動力正是勞動權利義務共同指向的對象。勞動力的不同類型，顯然也直接影響勞動權利和勞動義務的實質內容。例如，有勞動能力、完全喪失勞動能力、部分喪失勞動能力，腦力勞動能力、體力勞動能力等受到的限制完全不同，在勞動過程中的權利義務也不相同。勞動法律關系和其他財產法律關系的重要區別也是客體不同。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盡管在法律關系的研究中，「三要素」論未必具有普遍意義，但勞動法律關系還是應由「三要素」構成。認識這一點，對於正確認識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很有意義的。

二

我國從事勞動法學研究的絕大部分同志，在「三要素」理論的基礎上，為勞動法律關系尋找「客體」，並形成了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勞動法律關系具有多樣性的特徵，這種觀點可稱之為「多樣說」。在較早的著作中，有的學者將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概括為：(1)實現勞動過程的勞動行為，如實施勞動的行為;(2)與勞動行為有關的其他行為，如民主管理行為;(3)物， 在勞動保險待遇和集體福利事業方面，客體是貨幣、療養院、托兒所等設施;(4 )人，如在職工調動方面，調入方與調出方權利義務所指向的客體是職工。這種觀點將一些不屬於勞動法律關系的內容包括進來，錯誤比較明顯。如職工調動中調入方與調出方是兩個用人單位之間發生的社會關系，並不是勞動法律關系。隨意擴大勞動法律關系的范圍，就會使勞動法律關系因喪失特性而難以深入研究。

多樣說」的觀點在以後的論述中，逐漸演變為一種空泛議論。一些著作只是重復民法教材中的表達，籠統地指出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包括物、非物質財富、行為。(註：參見史探徑：《勞動法》，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頁。)這種觀點忽視了勞動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的區別。民事法律關系是一類概念的統稱。在現實生活中，並沒有籠統的民事法律關系，而只有具體的購銷合同關系、加工承攬關系、損害侵權關系等等。各類民事法律關系完全是獨立的。如果我們不是斷言一切法律關系的構成都包含客體要素的話，未必每一個具體的民事法律關系都存在著客體;就是在存在客體的情況下，各類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也不相同。民法學的重點應在於研究各類民事法律關系客體的區別。如果當我們說到每類具體的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時，只是簡單重復「物、非物質財富、行為」，就毫無意義。勞動法律關系是具有多項內容的整體，是帶有綜合性的法律關系，如勞動者的勞動權、休息權、勞動安全衛生權、勞動報酬權、民主管理權;用人單位的招工權、用人權、獎懲權、辭退權、分配權。這是每一勞動法律關系都包含的內容。當我們說，這種法律關系的客體是「物、非物質財富、行為」時，由於外延的無限擴大，而使內涵喪失了任何規定性，成為一種無意義的理論演繹。

第二種觀點認為，勞動法律關系具有單一性的特徵，這種觀點可稱之為「單一說」。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勞動法律關系之所以締結，是因為勞動者一方需通過勞動法律關系提供自己的勞動，並通過提供勞動在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同時實現自己一定的物質利益;用人單位一方則通過勞動法律關系獲得勞動者提供的勞動，並通過使用眾多勞動者提供的總體勞動創造社會財富，實現國家的利益。這是勞動法律關系的基本內容。勞動過程中其他具體的權利義務都由勞動所派生，都不可能離開勞動而獨立存在。所以，「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勞動活動，或勞動行為」。(註：吳超民：《勞動法通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頁。)與前一種觀點相比，這種觀點對勞動法律關系客體的概括更為明確，故為大部分勞動法研究者所贊同。(註：參見龔建禮、吳思、李琪：《勞動法教程》，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頁;李景森主編：《勞動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頁。)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我國學者對勞動行為的理解只限於「勞動者的行為」。而進入90年代，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一些注意到勞動法律關系還應包括集團勞動法律關系的學者，多少對這種觀點有了修正。勞動行為「既指雇員的履行勞動行為，也指僱主的管理勞動行為，在集體勞動法律關系中，還指雇員組織的集體勞動行為」。(註：楊體仁主編：《勞動法學》，紅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5頁。)從這一修正可以看出，持「單一說」的學者已經多少意識到這一觀點的缺陷在於涵蓋性不夠。但將勞動行為擴大為管理勞動行為和集體勞動行為，已經有些牽強，盡管如此，仍不夠完整。勞動行為只是說勞動力的使用，而勞動法律關系的相當一部分內容是勞動力的保護，如休息權、勞動安全衛生權等等。

第三種觀點認為，勞動法律關系客體具有主從性的特徵，這種觀點可稱之為「主從說」。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勞動法律關系客體在實踐中的具體表現形態是復雜多樣的，視其在勞動法律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可分為基本客體(或稱主客體)和輔助客體(或稱從客體)。基本客體是勞動行為，即勞動者為完成用人單位安排的任務而支出勞動力的活動。它作為被支出和使用的勞動力的外在形態，在勞動法律關系存續期間連續存在於勞動過程之中，在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的利益關系中主要承載或體現用人單位的利益。輔助客體是勞動待遇和勞動條件，即勞動者因實施勞動行為而有權獲得的、用人單位因支配勞動行為而有義務提供的各種待遇和條件。後一類客體的特徵在於：一是從屬和受制於勞動行為，二是主要承載體現勞動者的利益。(註：王全興、吳超民、張國文：《中國勞動法新論》，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頁。)「主從說」綜合了「多樣說」和「單一說」的優點，將對勞動法律關系客體的認識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無論是上述的哪一種觀點，都主張將「勞動行為」作為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這就無法迴避一個邏輯上的混亂：勞動權利和勞動義務也體現為主體的勞動行為。以守紀義務為例，無非是要求勞動者依照法律規定和企業規章制度進行的勞動行為，也被我們歸為勞動者的勞動義務。把同一行為既稱作權利義務(法律關系的內容)，又稱為法律關系的客體，無論如何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

這種理論混亂並不是僅僅存在於勞動法學的研究中。有的學者認為：「法律關系的主體的行為在許多情況下是法律關系的客體。有的學者否認行為是法律關系的客體(權利客體)。照此理解，勞務合同中僱主的權利，在家庭關系中子女得到『撫養教育』的權利、父母得到『贍養扶助』的權利，繼父母與繼子女之間互不受虐待或歧視的權利等等權利所指向的對象，就無法解釋。這類權利所指的對象正是對方的行為。」(註：張文顯：《法學基本范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頁。) 這種論證恰恰說明只要從「法律關系必須存在三要素」這一前提出發，為了給每個法律關系都找到客體，就只能容忍將同一行為既稱作法律關系的內容，又稱作法律關系的客體這樣的混亂。否則，現實生活中的很多「權利所指向的對象，就無法解釋。」但問題在於為什麼一定要承認「法律關系必須存在三要素」這一前提?筆者認為，這一前提本身是一種虛構，也沒有必要容忍由這一前提必然帶來的理論混亂。

當我們要消除這種理論混亂時，就可以發現以上「多樣說」、「單一說」、「主從說」均不能成立。對以上各種觀點更深一步的研究，還可以發現，目前我國關於勞動法律關系客體的認識，除了滿足「三要素」理論的范疇體系的自身需要外，並無多少實際意義。勞動法律關系客體的敘述都只局限於總論部分，而一旦進入具體制度的介紹，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基本上不再提及。這還是一種比較表面的認識。為了推動勞動法學的深化，就有必要進一步創新。

三

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勞動權利和勞動義務指向的對象。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勞動力市場的發展，我們可以毫不含糊地說，這種對象是勞動力。馬克思說：「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0頁。)勞動法律關系是因勞動者有償讓渡勞動力使用權而產生的法律關系。勞動者作為勞動力所有權者有償向用人單位提供勞動力，用人單位則通過支配、使用勞動力來創造社會財富，雙方權利義務共同指向的對象就是那種蘊含在勞動者體內，只有在勞動過程中才會發揮出作用的勞動力。

作為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勞動力具有如下特徵：(1 )勞動力存在的人身性。勞動力存在於勞動者身體內，勞動力的消耗過程亦即勞動者生命的實現過程。這使勞動法律關系成為一種人身關系。(2 )勞動力形成的長期性。 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周期比較長， 一般至少需要16年，有些能力的形成還需要更長的時間。形成體力和腦力的勞動能力需要大量的投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這部分投資主要是勞動者個人負擔的。(3)勞動力存續的時間性。勞動能力一旦形成是無法儲存的，而過了一定時間又會自然喪失。(4)勞動力使用的條件性。 勞動力僅是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只有與生產資料相結合才能發揮作用。勞動力的這些特徵要求國家對勞動力的使用採取一些特殊的保障措施，既能使勞動能力得以發揮，又能使勞動者不受傷害。

明確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勞動力，將對勞動法學體系的建立產生積極的影響。勞動者是主體，而勞動力是客體，正是勞動力與其所有人在經濟意義上分離決定了勞動法律關系是具有私法因素的契約關系;而勞動力與其物質載體-勞動者在自然狀態上的不可分，即勞動力的人身性，又決定了勞動法律關系在運行過程中須以國家干預為特徵，具有公法因素。

明確勞動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勞動力，通過恰當的分類，有利於勞動法的制度建設。勞動法律關系的各項權利義務都是緊緊圍繞著勞動力展開的，大體可分為勞動力的讓渡、勞動力的作用、勞動力的保護，這些關系在客體上有區別。

❾ 老師，勞動法規定農民工工資最多拖欠多久算不違法

其實不應該叫拖，如果是1月份工資不容許到3月份發，如果是3月份發放就屬拖欠。

❿ 請問老師：《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是一樣的概念嗎

不一樣，來《勞動法》頒布自於1994年，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在原有的《勞動法》下已不足以全面的保護，而《勞動合同法》是2007年才頒布的，《勞動合同法》的頒布是為了完善勞動合同制度，更好的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而頒布的，《勞動合同法》的頒布進一步明確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加大的對勞動者的保護力度。其在內容上更加註重實質公平。這些都是《勞動法》所不具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