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能作為證人

1.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能作為證人的有哪些

對於證人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這是因為這些人由於感覺器官或者精神上的障礙，或者由於年齡關系，對於客觀事物分不清是非，不能 正確反映，不能正確表達思想，所以，不能提供對查明案件事實有意義的證言，不能作證人。

任何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等都不能作為證人。

證人只能是公民個人，法人和非法人團體不具有證人資格，這是因為只有公民個人才能借感官感知案件事實，而法人和非法人團體本身並無這種感知能力。

同時，由於了解案件情況而產生的作證義務，是公民個人的法定義務，故意作偽證、隱匿罪證，必須負偽證的法律責任，而法人和非法人團體則無法承擔這種法律責任。

(1)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能作為證人擴展閱讀：

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因此，證人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傳喚，必須按時到指定地點提供證言。證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絕提供證言。證人因故確實不能到案時，必須事先向傳喚機關說明理由，不能無故不到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人民法院准許，當事人可以提交書面證言：當事人在行政程序或者庭前證據交換中對證人證言無異議的；證人因年邁體弱或者行動不便無法出庭的；證人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無法出庭的；證人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無法出庭的。

2. 在法庭上什麼樣的人不能作為證人

1、我國抄《刑事訴訟法》第四襲十八條規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為證人。
所謂「生理上有缺陷」，是指生理方面有影響證人作證能力方面的缺陷，例如盲人不能成為目擊證人等等；「精神上有缺陷」一般是指精神病患者：包括痴呆病人和間歇性精神病人等；「年幼的人」一般是指14周歲以下的少年兒童。
2、《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不能正確表達意思的人不能作證。

證人因為其向法庭作出的證實是對客觀實際的真實反應，證人對這一客觀實際的內容不能進行主觀上的加工。為了最大限度地排除主觀因素，同時也為了擴大證人主體的范圍，因此只要能正確表達意思，使接受者能夠明白其要表達的內容即可。

3. 我國法律有沒有規定錄音能不能作為證據

錄音資料也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但要分情況而定。若是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如果未經相關當事人同意的錄音錄像資料沒有侵害到他人的合法權益，也沒有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則該錄音錄像資料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條規定：

一方當事人提出的有其他證據佐證並以合法手段取得的、無疑點的視聽資料或者與視聽資料核對無誤的復製件，對方當事人提出異議但沒有足以反駁的相反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確認其證明力。

這更是明確了視聽資料在民事案件中運用的合法性。

但是依據2002年4月1日起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八條規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3)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能作為證人擴展閱讀：

案情：

張某起訴李某民間借貸糾紛一案，審理中，張某在庭審中提交與被告李某的錄音一份，證明借錢給被告李某2萬元，同時提交銀行轉賬記錄，因兩人是朋友關系故未打欠條。

被告李某辯稱這是張某為感謝李某贈予的錢物，不是借款，雙方是贈予關系。

對於本案的電話錄音的證據，產生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電話錄音能夠證明雙方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間借貸關系，可以採信。

第二種意見認為，電話錄音是在被告不知情的情況下，程序不合法，不應該採信。

評析：

進行電話錄音可能是是一種簡單有效的補充證據。由於電話錄音是在對方不知情或者不知道原告真實意圖，對方不會防範或者警惕性不強，因此取證比較容易。

但是具體在在庭審（僅指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認定錄音證據效力時，卻因為實踐中千奇百怪的情況，導致認定標准不一。所以認定錄音證據的效力，該符合以下幾個要求：

一、錄音對象的特定性。錄音對象必須是債務人或者說是債務承擔義務的一方。只有債務人的講話才能認定借貸關系的成立。

二、電話錄音應當真實完整。電話錄音的內容應該真實准確的反應債權債務的的內容。

三、電話錄音的取得方式不能違反法律法規。《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規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例如在他人住宅中安裝竊聽設備獲得的錄音，一般會被認定為侵犯公民的住宅權而無效。

綜上，在本案中，該錄音符合以上要素，可以採信。

4. 在民事訴訟中單位能不能作為證人

證人，即知道案件抄情況並提供證言的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第70條）。即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對證人的范圍作了規定和規范，民事訴訟中個人、單位均可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
在我國，刑事案件中只接受自然人（公民）作為證人，不接受單位作為證人，即單位不能以單位名義提供證人證言。

所以，如果這道題是多選題的話，我認為你就該選，即：在民事訴訟中單位能作為證人。

5. 我國民事訴訟中,下列哪些人員可以成為證人

淺論我國民事訴訟中的證人制度
作者： 胡慶忠 發布時間： 2009-11-05 08: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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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證據問題是民事訴訟的核心問題，是訴訟結果的決定性因素。證人證言作為民事訴訟中的七種證據之一，它對案件事實的反映最為直接與生動，同時，它也是一種沿用歷史最為悠久、最為普遍和廣泛的民事訴訟證據。由於證人證言易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以及其形式上的主觀性，加之我國有關證人制度立法上的缺漏與滯後，造成了司法實踐中的諸多問題，以至於證人證言被忽視，其在訴訟中所應有的證據功能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筆者針對自己在司法實踐中遇到的有關民事訴訟中證人制度存在問題的根源進行了剖析，並提出了相應的立法建議，以期對我國相關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證人、證言的概念及證人資格

（一）關於證人及證人證言的概念。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0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證。」該條僅從正、反兩方面規定了證人資格和條件，未對證人涵義做出立法上的界定，由於此原因，加之證人這一概念為常人所熟知，理論界也未對證人概念進行深入的研究，導致了實務界對證人范圍的理解不確切。證人做為證人制度的基礎概念有必要予以明確。筆者認為，證人是指就其所感知的案件事實被要求向正在審理案件的司法機關所做陳述的除當事人（包括第三人）之外的自然人。之所以這樣定義，是因為：只有自然人才具備感知事實的生理器官，而法人和非法人單位不具備，故證人只限於自然人。2、案件的當事人雖對案件事實耳聞目睹，他們的訴訟地位決定了他們也不是證人。3、有些人雖然知道案件的相關情況，但由於當事人或法院未要求他們向司法者陳述情況，當然也不能稱其為證人，只能稱知情人。可見，由知情人轉化為證人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即由當事人向法院提出請求其作出陳述之時或是法院依職權決定通知其對案件作出陳述之時起，知情人才能化為證人。當然這里的陳述，不僅包括口頭語言，書面語言，還包括肢體語言和計算機語言。證人證言是指證人就自身所感知的案件事實，通過回憶的方式，向法院所作的陳述。這里的陳述，必須是平鋪直敘地客觀地描述過程，必是其直接的生理感應，不應該摻雜個人的意見，推測和評論，這是由於證人的職能和作用所決定的。在司法實踐中，證人證言有四種形式：書面證言、詢問筆錄、法庭筆錄、藉助視聽資料所作的陳述。在司法實務中，有些人混淆了書面證人證言和書面的當事人陳述的區別。如果當事人在庭外對其主張的事實和理由寫成書面材料在庭上提出，屬當事人陳述，不能由於形式的變化而改變其性質。以上有關證人和證人證言的概念是基於我國民事訴訟中現有的證據分類而下的定義，如果就世界范圍來看，便會難免有失偏頗。由於法律文化，歷史傳統，訴訟模式等方面的差異，英美法國家的證人概念所涉及的范圍十分廣泛，即包括當事人，也包括鑒定人還包括上述我國所稱的狹義證人。當然證人證言應包括當事人陳述，鑒定結論和我國所稱的證人證言。有鑒於此，在注重程序法的英美法系國家看來，沒有證人作證而產生的審判結果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證人資格，是指哪些人可以和應當作為證人，哪些人不能作為證人。《民事訴訟法》第70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像我國這樣，允許單位作為證人的立法例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筆者認為，允許單位具有證人資格是不科學的。首先，在三大訴訟體系中，僅有民事訴訟法規定單位可作為證人，與其他兩類的訴訟規定相矛盾。《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年幼，不能辯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為證人。」第49條規定「法院、檢查院和公安機關應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從這兩條貫通起來看，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人僅限於自然人。我國的行政訴訟法未對證人資格作出限定。三大訴訟法對證人資格的矛盾性規定破壞了我國法制的統一。其次，何謂「單位」，在法律上並無統一的解釋，致使「單位」一詞的外延和內涵沒有確切范疇，因此，它甚至不能作為法律上的一種標准概念。第三，在司法實踐中，「單位證人」也很鮮見。至於「單位證人」出具的加蓋印章的與案件有關的文書，因其是以內容來證明與待證事實有關情況的文字材料，更具有書證特徵，應劃入書證之列。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單位不具備證人條件。單位是無形的權利主體，它本身不具有對案件事實的感知、記憶和表述的心理過程，只有自然人才能憑借其生理上的感覺器官去感知案件事實，因此，證人具有自然屬性。單位的行為須依賴於自然人的活動才能實現，其「感知」和「陳述」都是由自然人進行的，而直接感知事實的自然人本身就可以承擔作證義務，不必由單位充當作證主體。故此，筆者建議將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的「證人」限定為自然人。

由於對《民事訴訟法》第70條規定的「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證」的理解不同，造成了司法實踐中的混亂。為了澄清混亂，2001年最高法院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第53條作了如下司法解釋「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為證人。待證事實與其年齡、智力狀況或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行為能力的人，可以作為證人。」該解釋將《民事訴訟法》中的原則性規范具體化，糾正了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人不具有證人資格的認識偏差。但筆者認為這條解釋過於寬泛。年齡較小的兒童對事物的感知能力、判斷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較弱，他們的思維方式以形象思維為主要特徵，很難指望他們對感知的事物作出准確表述；還有，這些兒童很少自己獨立參加活動，多有監護人看管，他們經歷的事實必同時被監護人感知，故無必要由這類兒童作證。因此，筆者認為，可以借鑒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作法，香港《訴訟證據條例》第3條規定「7歲以下兒童沒有作證資格」。由我國心理專家和兒童專家針對我國兒童智力發育水平，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合理規定一個年齡界點，界點以下的兒童不得作為證人。對於根據人的精神健康狀況來判斷是否具有證人資格，將這樣一個涉及心理學、生理學專業性極強的問題完全交由法官來決定，難免有失公允，也不會讓當事人信服。因此應移植刑事訴訟法中的如下規定：最高法院《關於審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體規定》第42條「對證人能否辯別是非、能否正確表達，必要時可以進行審查或鑒定。」筆者認為，應從立法上明確，將人的精神健康狀況是否符合作證的條件這樣的專業問題交由專家鑒定，以確定證人資格。另外，鑒定人、翻譯人、審理本案的法官及書記員一旦需要作為證人，根據證人的不可替代性，他們只能作為證人，不得兼任其它訴訟角色。

二、證人拒不出庭的消極影響、原因及對策。

（一） 證人拒不出庭的消極影響

《民事訴訟法》第70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證人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的，經法院許可，可以提交書面證言。」由此規定看出，證人應當以出庭作證為原則，提交書面證人證言為例外。可是在司法實踐中，證人拒不出庭作證已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普遍現象，即使有些證人向法院提交書面證言，因常受到質疑，故許多未經有效檢驗的證言未被採納，這使本來就很匱乏的證據資源更加稀缺，影響了當事人正當訴訟請求的實現。另外，證人不出庭而僅提交書面證言的方式，使當庭質證無法真正落實，很難最大限度地發現真實，揭露虛假，容易產生偽證，再加上對偽證的處罰乏力，這種現象得不到有效遏制，加劇了人們對證人證言的信任危機。於是，證人證言的證據力比較弱或極弱也隨之成為法官斷案時所持有的一種普遍觀念。進而影響了證人證言這一證據種類整體證據功能的發揮。證人不出庭作證，也與我們當前正在推行的訴辯式審判方式改革相背，訴辯式審判方式的精髓在於其對抗性，對抗性要求在訴訟中始終貫徹直接，言詞和辯論原則，而證人不出庭違反了這些原則。證人拒不出庭增加了法官查明案件事實的難度，增大了訴訟成本，影響了訴訟效率和實體上的司法公正，最終損害了法律的尊嚴和司法機關的權威。

（二） 證人拒不出庭的原因

1、立法上矛盾。《民事訴訟法》第70條在規定證人出庭作證原則的同時，又做出了證人可以不出庭的規定，而且非常原則。最高法院針對上列規定所產生的不良效果，對證人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的情形作了列舉性的司法解釋：遇有下列情形證人可以不出庭「（一）……（五）其它無法出庭的特殊情況。前款情形，經法院許可，證人可以提交書面證言或視聽資料或者通過雙向視聽傳輸技術手段作證」。筆者認為，上述解釋既然是為了抑制證人不出庭的現象所做出的例外規定，就應該盡可能詳明列舉，不應附加兜底條款，這無異於沒有作出例外規定。一旦出現出庭障礙的情況，擇易避難的本性必會使當事人找出種種理由將證人不出庭的原因歸結到第（五）種情形，而允許不出庭的決定權又在法官手中，這種打算賦予法官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以保障公正的初衷會產生權利被濫用的結果，最終導致證人出庭率大打折扣。

2、理解上的偏差。《證據規定》將通過雙向視聽傳輸技術手段作證視為證人不出庭。筆者認為不妥。雙向視聽傳輸技術手段作證顯然是指在開庭審理中，證人不到法庭審理現場，而是藉助現代通訊工具（包括網路、電話等手段）向法庭陳述案情，接受當事人及法官的質詢。這種作證方式已達到了出庭直接作證的目的和功能，具備到庭作證的所有實質要件。因此，筆者認為此種情況應視為證人已出庭。而不應將證人出庭狹隘地理解為必到審理現場，而應將「庭」作抽象擴大的實質意義上的理解。

3、處罰上的乏力。民事訴訟法將證人出庭作證規定為一項法定義務，但未規定違反法定義務的法律責任，使證人出庭作證成為一種可以規避的義務。而國外的法律多規定了證人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的法律責任，不僅包括罰款拘留，直至以妨害司法罪科處刑罰。美國聯邦法院對拒絕提供證言的人可以因藐視法庭而判罪。我國未規定這樣的責任體系，出現證人拒不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現象就在所難免。

4、證人權利被忽視。將證人出庭作證規定為法定義務，卻不涉及證人的權利，證人權利義務失衡也是證人出庭率低的又一重要原因。我國民事訴訟法忽視了證人的如下幾種權利：（1）拒絕作證權，它是指負有作證義務的證人被法院要求提供證言時，基於法律上的規定對此加以拒絕的公法上的抗辯權。絕大多數的國外法律對此規定的頗為詳盡。規定拒絕作證權可能會導致少數的個案不公，但卻可維護更為重要的社會關系，這樣既可以減少證人拒證、偽證現象的發生，又可以確保親情倫理關系的穩固和對特殊職業信任的增強。當然，權利是可以放棄的，享有拒絕作證權的證人可放棄此權利而出庭作證。（2）經濟補償權。證人出庭作證，必然要耗費時間，甚至須支付必要的費用。證人的這些損失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當事人最終也是為了國家的訴訟利益，理應得到補償。最高法院《訴訟費收取辦法》、《證據規定》雖然都作出了證人的損失可以得到補償的規定，但在實踐中，由於操作麻煩，且數額界定不明確，一般均沒有落實，使得證人因出庭作證受到的損失得不到補償，以致證人不願出庭作證。（3）有限的作證權。由於我國長期存在的重實體、輕程序，重公正、輕效率的訴訟價值觀根深蒂固，決定了再審制度以及無限舉證、反復核證的必然性，同一證人多次出庭，證人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護，使證人產生厭煩心理，這也降低了證人出庭作證的積極性。（4）證人的人身保障權。有些證人在作證後其本身及親屬會受到當事人的報復、威協，法律的保障性規定又很原則，司法機關內也未設立相應的保障證人安全的機制，致使證人產生不安全感，怯於出庭作證。

（三）證人拒不出庭的對策。

首先，要對證人出庭作證作實質性理解，利用雙向傳輸技術手段作證應包括在內。可規定利用此方式作證的證人終端安排在就近法院，由當地法院協助查明證人身份。其次，將證人可以不出庭的列舉性例外規定細化，刪除兜底條款，避免當事人借用法律間的選擇性矛盾，規避出庭作證的法律義務。第三，增加對證人拒絕出庭的處罰規定，建立罰款、拘傳、拘留直至刑事責任的法律責任體系。第四，完善證人權利保護的規定，既要規定證人拒絕作證權，具體界定享有拒絕作證權的證人范圍，又要規定出庭證人的經濟補償制度，明確補償項目、標准及支付方式，還要細化對證人及其親屬的保護措施，建立證人及其親屬受到威脅、報復時的迅速反應保護機制。第五，完善庭前證據交換制度，可先由證人出具證言，在庭前證據交換中，被對方認可證言的證人不必再出庭。第六，建立指導舉證制度，由於我國民事訴訟中存在當事人素質偏低及律師代理尚不普遍的現狀，增加規定法官指導舉證制度，對當事人自認或其它無異議的證據證實的內容，告知當事人無需再提出證人來證實該內容，以減少證人不必要的出庭。最後，對證人出庭次數作出限制性規定，每個審級中最多出庭一次，這樣既保護了證人的合法權益，又調動了當事人為當庭質證作充分准備的積極性。

三、證人證言的質證規則

（一）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現有的關於證人證言的質證規則。

各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表明，證據質證制度發揮的水平以及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程序設置的科學性和有效性。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6條規定「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並經當事人互相質證。」《證據規定》第60條規定「經法庭許可，當事人可以向證人、鑒定人、勘驗人發問。詢問證人、鑒定人、勘驗人不得使用威脅、侮辱及不適當引導證人的言語及方式。」從以上規定可看出，我國民事訴訟法僅對質證證人證言作了原則性規定，而且還認為，向證人詢問是法庭授予，當事人才能取得的一種權利，背後體現了質證過程中的職權主義立法思想。證人證言較之其它證據，具有多變性和形式上的主觀性，容易受到感知、記憶等生理方面的影響，也容易受到證人品格、學識、與當事人及案件的利害關系等其它方面的影響。鑒別證人證言的真實性也便成了證人證言質證過程中的核心任務，這一核心任務應主要依賴當事人來完成，當事人核實證人證言真實性的基礎方式是詢問證人。而現行法律卻將詢問證人規定為一種法庭授予當事人的權利，未規定為當事人一種當然的權利，在詢問規則的設置上，未規定具體的詢問程序也便成為一種必然。既然詢問證人是證人證言質證的一種基礎方式，也是當事人當然的權利，那麼理應在民事訴訟法中規定具體的詢問程序規則，確保當事人這種訴訟權利的實現。

（二） 關於證人證言質證規則的立法建議

橫觀屬於當事人主義的英美法系的民事訴訟立法，無一例外地規定了證人交叉詢問規定。只有通過對證人的交叉詢問，才能使隱藏於證言的矛盾得以揭示和披露，從而辨別證言真偽，發現客觀真實。在美國，由於法庭詢問最精彩的階段集中體現在對證人的交叉詢問過程中，並在發現事實真相上顯示了極為有效的作用，因此，被盛贊為查明案件事實真相所創就的最大法律運作機制的美稱。英美法系對證人的詢問程序多為：提供證人一方主詢問，對方當事人反詢問；再次主詢問；再次反詢問。再詢問中禁止擴大詢問范圍。在主詢問中禁止使用誘導性問話方式，在反詢問中則允許使用誘導性方式。誘導詢問，指詢問人藉助發問時的語氣的輕重緩急、聲調的抑揚頓挫或某種動作的示意，足以導致對答問人起到啟發性、揭示性的作用，從而導致出現符合詢問人慾求的答復的詢問。英美法學者泰勒認為：要求證人受請他出庭作證的當事人的對方的反詢問的折磨，是正當法律程序中所不可缺少的一個步驟，以便發現該證人的感覺能力、觀察能力、觀察時的注意程度、記憶力及說真情的傾向。英美法系規定的反詢問中允許使用誘導性方法的規則，對於我國不區別當事人的訴訟地位，一概禁止使用不適當的引導證人的言語和方式很有借鑒價值。由於我國未規定證人質證規則，司法實踐中通常先由法官令證人陳述全部知悉案情，後須當事人申請並經法官許可後，當事人才可詢問證人，其中法官對證言質證的職權色彩過重，是導致法官不能始終處於超然中立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筆者認為，我國民事訴訟法應確立法官主導下的當事人交叉詢問證人的質證規則。另外，在庭前證據交換程序中應規定提供證人方應說明證人證言的證實內容及證人姓名，以便對方作充分的准備，避免因庭上臨時突然襲擊式舉證所帶來的倉促，影響質證質量。為了保證庭前提供證人方能做到實際提供證人姓名及證言內容，可規定不履行此項義務的法律後果，如不質證該證言或禁止採信等。對庭審中的證人證言質證規則作出明確具體規定。首先規定對證人的詢問程序，先由提供證人一方主詢問，後由對方反詢問，而後再一輪主詢問、反詢問。最後由法官補充詢問。其次規定在主詢問中禁止使用誘導性方式，則反詢問中可以使用。第三，允許對方當事人提出證人品格或與案件、當事人關系等方面的證據來動搖證人證言的證明力。第四，確立證人證言質證中的法官主導地位，法官應享有對無關問題、重復問題和對證人人格方面的惡意攻擊予以制止的權利，應享有在雙方陷於一些對案件處理沒有根本影響的細枝末節問題時及時引導、使詢問緊緊圍繞重要情節展開，使爭議的事實和微妙差別得以揭示的權利。第六，禁止證人在出庭作證過程中參考書面及視聽材料，詳細規定必須藉助書面、視聽材料才能作證的例外情形，如必藉助帳冊、文件、圖表、數據、視聽資料等才能說明問題的可以使用。

四、證人證言的認證規則

認證，是指法官在訴訟過程中，尤其在庭審過程中，就當事人舉證、質證、法庭辯論過程中所涉及的與待證事實有關聯的證據加以審查認定，以確認其證據力的大小與強弱的訴訟行為與職能活動。證人證言只有經過認證被採信，其作為證據的目的才能達到。在證人證言的舉證、質證和認證三個環節中，認證是最重要的一環。完善的證人證言認證規則，可節約認證時間，避免法官的主觀擅斷，提高當事人對舉證後果的預知性，規范舉證行為，提高審判效率和實現司法公正。

我國《民事訴訟法》僅對認證作出了原則性規定。《證據規定》雖對證人證言的認證作出了一些具體規定，但仍不完善。總的來講，我國民事訴訟中對證人證言的認證實行的是法官自由判斷為主，由法律作出規定為輔的制度。認為在認證方面要注重法官的自由心證，如果規定過多的認證規則，必會縮小自由心證的空間，導致難以發現案件的客觀真實。但這種良好的願望卻招致了不良的後果，由於現階段我國法官隊伍來源的多元化，業務素質參差不齊，又由於缺乏必要的認證規則的規制，致使司法實踐中對證人證言最難認定的一類證據主觀擅斷的現象普遍。再加上認證理由缺乏說服力，使當事人對司法公正產生懷疑。在認證規則方面，英美法系卻大相徑庭。英美法系雖以判例為主，但成文化的認證規則卻相當發達。證人證言較比除當事人陳述之外的其它五類證據，更難判斷其真偽，其它五類證據可憑借儀器、科學規律等令人信服的手段驗證，而證人證言來自主觀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很難用客觀手段檢測，因此有必要規定完備的認證規則，對法官的「自由心證」予以制衡，保證他們作出理性的選擇。筆者認為，我國應增補以下幾個對證人證言的認證規則：

（一）傳聞證據排除規則。

傳聞證據是指在審判或詢問時作證的證人以外的人所表達或做出的，被作為證據提出以證實其所含的事實是否真實的一種口頭或書面的意思表示或有意無意地帶有某種意思的非語言行為。傳聞證據應予排除，這應該是證人證言中一條重要的認證規則，英美法系國家的立法無一例外地加以規定。傳聞證據不能採納的理由有三：第一，由於傳來的言詞證據經過了轉述，內容失真的可能性大，可靠性沒有保證；第二，原始陳述者沒有在法庭上作如實陳述的保證；第三，控辯雙方無法對其進行交叉詢問。而我國民事訴訟法未將傳聞證言予以排除，筆者認為，應借鑒英美法系國家的作法，將傳聞證據排除規則確立為對證人證言的認證規則。

（二）意見證據排除規則。

證人的作用在於向法庭陳述案件事實，無需對案件發表意見，而對案件事實作出判斷，形成自己的處理意見，是法官的職權范圍，如果允許證人對案件發表意見，不僅侵犯了法官的職權，而且還會對法官的獨立判斷產生不適當的影響。所以《證據規定》第57條規定「證人作證時，不得使用猜測、推斷或評論性語言。」將其作為質證規則，而對一旦證人作出了意見證言，應將該證言予以排除的認證規則卻未加規定。筆者認為應將意見證據排除規則確立為認證規則。對於是否屬於意見證言，立法時也應作出區分的規定：對於其意見與體驗事實無關系者，如證人在事發時不在場僅事後經過現場而作出的種種推測，應認定為意見證據。對於其意見與體驗相混合者，甚至其體驗之事實常含有自己的意見和推測判斷者，則不屬於意見證言。

（三）非法的證人證言排除規則。

證人應單獨獨立作證，避免證人間的相互影響。故此《證據規定》第57條規定「詢問證人時，其它證人不得在場。」這是一條質證規則。在實踐中有的當事人提交數名證人簽名的「聯名證言」這種形式的證言違反了單獨作證原則，理應排除。由於未規定相應的認證規則，實踐中做法不一。筆者認為，應確立非法形式的證言排除規則。另外，對於以賄買、威脅等非法手段獲取的證言，無論其真實性，關聯性及對案件審理的意義多麼重大，對這種方式取得的證言也不應採納。否則，意味著對非法手段的肯定，用這種非法手段取證對社會秩序的損害比在訴訟中查明個案事實而獲取的利益大的多。因此，對這種非法手段獲取的證言亦應排除。

（四）證人證言與其它證據的證明力的比較規則。

《證據規定》雖規定了一些證人證言與其它證據的證明力的比較規則。如第77條規定「物證、檔案、鑒定結論、勘驗筆錄或經過公證、登記的書證，其證明力一般大於其它書證，視聽資料和證人證言。」但對一般書證，視聽資料和證人證言的證明力的比較規則未加規定。真實的書證視聽資料形成於案件事實的過程中，具有客觀性，而證言形成於案件事實過程之後，易受多種因素影響，兩者比較，一般書證、視聽資料的證明力通常大於證人證言。另外，對於證人證言與當事人陳述的比較規則也未規定。因為當事人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其所作陳述多會利避害，甚至作出虛偽陳述，其證明力應低於證人證言。當事人的陳述除被對方當事人自認外，其證明力最低，當事人的陳述在證據意義上，其作用僅是對其它證據的合理串聯和解釋。對於與案件一方當事人存在利害關系的潛在共同訴訟人，其在此案中的證言有可能在彼案中被用來反對自己，由於他有可能成為案件當事人，其作證時也會趨利避害，避重就輕，因此該類證言證明力小於其它證人證言。筆者認為，為了完善證人證言的認證制度，應確立上述的證明力比較規則。

五、偽證的預防與處罰

民事審判方式改革要求強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而當事人舉證的隨意性及證人證言的可變性和形式上的主觀性，致使有些證人無視法律，出具偽證。偽證行為的大量存在，嚴重干擾了法院正常的審判工作，加大了法院調查核實的工作量，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影響了辦案效率的提高，甚至導致誤判，損害了法律的尊嚴。為保證辦案質量維護司法公正，必須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加以預防和遏制。

6. 民事訴訟法對證人作證作了哪些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二條 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有關單位的負責人應當支持證人作證。

不能正確表達意思的人，不能作證。

第七十三條 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通過書面證言、視聽傳輸技術或者視聽資料等方式作證：

（一）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

（二）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

（三）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

（四）其他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

(6)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能作為證人擴展閱讀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第五十三條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為證人。待證事實與其年齡、智力狀況或者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作為證人。

第五十四條當事人申請證人出庭作證，應當在舉證期限屆滿十日前提出，並經人民法院許可。

人民法院對當事人的申請予以准許的，應當在開庭審理前通知證人出庭作證，並告知其應當如實作證及作偽證的法律後果。

證人因出庭作證而支出的合理費用，由提供證人的一方當事人先行支付，由敗訴一方當事人承擔。

第五十五條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接受當事人的質詢。

證人在人民法院組織雙方當事人交換證據時出席陳述證言的，可視為出庭作證。

第五十六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規定的「證人確有困難不能出庭」，是指有下列情形：

（一）年邁體弱或者行動不便無法出庭的；

（二）特殊崗位確實無法離開的；

（三）路途特別遙遠，交通不便難以出庭的；

（四）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無法出庭的；

（五）其他無法出庭的特殊情況。

前款情形，經人民法院許可，證人可以提交書面證言或者視聽資料或者通過雙向視聽傳輸技術手段作證。

7. 根據《民事訴訟法》規定，本案原告訴訟代理人可以作為民事訴訟證人嗎

當然不可以，代理人是代表一方利益的，同案件存在利害關系，不能作為證人出庭，其證人證言也不能作為有效證據被法庭所採信

8. 哪些人不能作為證人 當證人需要什麼條件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2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有關單位的負責人應當支持證人作證。不能正確表達意思的人，不能作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53條規定：「待證事實與其年齡、智力狀況或者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作為證人。」由此可見，只要了解案情，並且其年齡、智力狀況或者精神健康狀況與待證事實相適應，且能正確表達意思的人，就可以作為證人予以作證。

9. 民事訴訟法不能作為證人的人員有哪些

《中華人民共和抄國民事訴訟法》第襲72 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即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對證人的范圍作了規定和規范，民事訴訟中個人、單位均可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
事實上，在民、商事審判活動中，單位作為作證主體屢見不鮮，例如民政部門出具的關於某人婚姻狀況的證明，抑或工商部門出具的關於某公司登記或注銷的證明，再或是公司出具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這些證明均是以單位作為作證主體開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