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中對實體正義的體現

⑴ 如何平衡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關系

一、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內涵界定
"在某些制度中，……當規范使各種對社會生活利益的沖突要求之間有一恰當的平衡時，這些制度就是正義的。"正義本身即是一個標表各種相互沖突的利益被合理平衡的概念，這種平衡可能動態地體現在某種程序中，也可能靜態地體現在某一結果中，對應產生的便是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
（一）實體正義的內涵
"實體正義"的概念是對應"程序正義"的概念而產生的，程序正義概念的形成則與對程序工具主義的批判密切相關，然而程序正義是對法律程序自身內在優秀品質的一種統稱，它的存在不取決於任何外在結果，而取決於法律程序本身。但是，由於程序與實體在語言習慣上的對應性，實體正義的概念必然伴隨程序正義概念的產生而產生，正因如此，兩者的劃分就被替換成了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劃分。司法中的實體正義至少包含以下三層含義：一是法定的正義。對於符合實體法律規范的案件事實，應當依照該法律規范作出相應的法律評價。二是平等的正義。對於所有符合同一法律規范的案件事實，應當作出相同的法律評價。三是合理的正義。法律是為解決問題的，問題應當被合理地解決。作為國家政治、法律任務的承擔者之一，裁判實際案件的法官，除了以合法的規則和原則而主張其裁判的有效性之外，還必須保證裁判具備可接受性。
（二）程序正義的內涵
程序的正義性並非來自於對個人權利的尊重或不侵犯，而是來自於它將這種侵犯限定在了正義所能容忍的范圍內。因此，程序正義並非是一種獨立的正義類型，它的內涵僅僅是指程序是合乎正義的，即程序對其所涉及到的各種相互沖突的利益進行了合理的平衡，案件不僅要判得正確、公平，並完全符合實體法的規定和精神，而且還應當使人感受到判決過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主要體現在：首先，程序正義要求尊重程序，將程序作為法律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其次，程序正義要求程序正當。程序正當的核心要求是以人為本，要求程序體現理性，維護基本人權和人的尊嚴。再次，程序正義要求程序具備科學性。雖然程序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體現出獨立價值，但程序畢竟只是一個過程，是人民法院在當事人的參與下，查明案件事實、正確適用法律的過程。正當的程序必須有助於法官准確查明事實和正確適用法律，實現正義和效率。
二、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沖突與平衡
（一） 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沖突
關於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沖突，學理界主要探討的是誰優先產生，誰為目的誰為手段的等，在本文中，主要以誰優先產生的沖突為探討爭議點。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三種觀點即程序正義優先實體正義、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是絕大多數是統一的但不排除其沖突以及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何者優先無法區分，以下將詳細闡述這三種觀點。
1、程序正義優先實體正義
持該觀點的學者認為追求實體正義而架空程序正義，真正的正義就將遭到質疑。雖然對李昌奎案所反映出的 "以暴還暴"、"殺人償命"的傳統聲音來看普通群眾還是重視實體正義的，但司法如果一味的滿足老百姓的樸素正義要求而違背程序，那麼防範冤假錯案的程序將成為虛設，程序也將失去其自身內在的價值。另外，從法治建設這一角度看，程序正義應該且必須優於實體正義，主要基於以下幾個理由：（1）程序法的本質在於限制權力，因而，英美法系國家注重程序法的建設並著重其改進和完善，故而立法、司法、行政機關的權力被合理限制，法治也更加完善。正如道格拉斯所言"程序法的發達程度是一個國家法治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准"。 （2）司法實踐中，法官作出判決、調解結果的實體爭議時，如果強制執行程序執行不了那麼實體正義就無法實現。由此看出，正義的實體需要以正義的程序為基礎和保障，程序優於實體。
綜上所述，程序正義應優先於實體正義，正如李昌奎案件，一審判處死刑，二審改為死緩，再審又改為死刑，導致司法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受到破壞，雖然這一案件對實體正義的破壞是個案的，但對程序正義的破壞卻是毀滅性的，因此應堅持程序正義優先。
2、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是絕大多數是統一的，但也會有沖突
持該觀點的學者認為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都屬於司法正義，而社會正義是司法正義的前提，如果社會正義沒有實現那司法正義的實現也會非常有限，因此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絕大多數是統一的 ，通過正當的程序通常就能得出正義的結果，兩者之間並不對立。但在極少數情況下也存在沖突的，沖突的原因主要在於實體正義的實現進程快於程序正義。以《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為例，97年《刑法》至今已有8個修正案，而《刑事訴訟法》的完善進程卻慢於《刑法》，因此要實現司法正義就要取得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進程的統一。當然兩者的沖突還體現在其他方面，比如在新《刑事訴訟法》中，它明確規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和親屬拒證權，這些規定使得程序在形式上保障正義，但卻不利於事實真相的查明，因此從這一角度上看是與實體正義存在一定沖突。
3、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何者優先無法區分，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持該觀點的學者認為從法經濟學的角度看，兩者的成本無法進行評判，故而應在不同情況下，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優先性存在不確定性。正如美國學者波斯納所說，如果程序正義為直接成本，實體正義可以看做錯誤成本，那麼直接成本增加錯誤成本就會降低，即：程序正義了實體就會正義。但是這一經濟學結論在實踐中卻遭遇反面例子，辛普森案這一案件的直接成本增加反而導致錯誤成本也增加了，可見程序正義未必實體就會正義。正義從哲學的范疇來講，其主要是一個價值滿足的問題，所以無論是實體正義還是程序正義都沒法評價何者優先。我們必須結合具體案情，滿足社會普遍的價值觀點。
（二）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平衡
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存在於一個案件的同一訴訟過程中，因此兩者的平衡結合點即是同一訴訟程序中如何同時實現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的表現。
從上文兩者的沖突分析中可以看出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在極少數情況下是沖突的，而沖突的原因是實體公正的實現程序先於程序公正，因此要實現二者的統一就要加快程序公正的進程，二者沖突時堅持程序公正可能破壞實體公正，反之亦然。故而對兩者的沖突，應找到一個利益均衡點對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利益進行衡量，利益點主要體現在：如果程序嚴重侵犯人權而犯罪情節輕微就不應容忍，如果程序輕微違法但犯罪情節嚴重，這個輕微程序違法是可以容忍的，在司法實踐中，我們應通過這種利益的衡量來找到二者的結合點。
在司法實務方面，實現案件的正義平衡對於一個基層法官來說必須保證兩點：事實認定和適用法律，對案件事實進行認定，對法律條文進行要件分析，如果案件事實符合法律要件就予以適用。但我國立法強調宜粗不宜細，多通過司法解釋來彌補，明顯不利於法律的適用。所以要實現二者統一就必須解決立法等技術性問題。當然完善立法的相關規定後，解決實體和程序公正沖突的方式、原則應結合社會發展程度和案件具體情況，程序上採用技術性手段盡量不出現錯案保證實體公正，應該認識到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任務都是解決糾紛、維護社會穩定，同時應發揮實體和程序公正對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引導作用，重視二者社會關系的塑造。
三、從李昌奎案看司法正義
司法正義的實現是依靠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平衡點，從法經濟學的角度看，程序正義的實現建立在兩類成本之和上，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程序正義也保證了實體正義的實現，因為只有一個公正的程序才能使人更信服實體結果的公正。因此從這一角度上說，公正的、經濟的程序就能實現社會上的司法公正，這也是正確對待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沖突和平衡關系。
雲南李昌奎被改判死刑引起法學界的討論，甚至許多專家、教授反對其被判為死刑立即執行，認為司法正義被破壞，主要是因為他們內心世界對死刑是頗有微詞的，而出現該現象的原因在於我國在死刑和死緩之間沒有過渡性制度，即如國外設置的終身監禁制度，如果李昌奎被判處終身監禁，可能就會被社會所接受。但是終身監禁制度的實施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第一：需配備單人房的監舍，第二：服刑人員不參與各項勞動工作，當然也不能對其打罵，相當於監獄在"養"著一群人。由於這一成本是無法計算的，在我國目前的國情來看，這顯然是不可能實現的。
思及此，社會上越來越多出現的值得探討的案例，比如劉涌案，這就是一個迫於破案壓力的冤案，然而一個理性的司法制度絕對不會去追求冤案的開始，因此解釋和描述規范司法正義最有利的是均衡論。因為均衡論建立在正義不是無價的觀念基礎之上，即假定正義是無價的話，那麼社會資源無限可取，需求不受約束的，但實際上任何東西都是有價的，所以必須考慮成本因素，故對於正義的追求不能獨立於追求正義的成本。在程序正義的建設中，無論從司法和執法來看，都是追求零誤差，但是該目的的達成需要昂貴的成本，所以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合適的目標，程序設計時要考慮兩個傾向，一個方向是盡可能地減少錯判，追求零誤差；另一個方向是盡可能地減少成本，成本主要包括兩個成本，一個是錯判的成本一個是避免錯判的成本。程序正義就定位在兩類成本之和，最少的那個點上，我國司法實踐中的程序設置都是基於這種理論基礎考量。
綜上所述，現階段我國處理獨立的程序價值與實體價值沖突時，我們經常討論原則問題而不是技術問題，而這主要體現在我們國家在法學方法應用上存在問題。而從李昌奎案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司法情況與現代司法有很大距離，主要原因在於我國大部分司法制度都是借鑒國外，這也導致我國沒有此類制度的土壤，使得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不斷沖突。但是我國司法的裁判不能永遠跟隨民意腳步，相反司法應當引導民意、引導社會，告訴其司法真正價值所在，這也是解決具體個案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沖突的最好方法。

⑵ 刑事訴訟法論程序正義

【摘要】程序正義是人們追求的對象，什麼樣的程序是正義的？必須考慮設立程序的目的，設立程序的最終目的是程序當事人權利的保護，可以說程序是當事人權利的大憲章。當事人權利來源於何處？最終來源於設立程序的人的人性需求。因此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反之，就是不正義的，程序正義的標准就是程序的人性標准。
【關鍵詞】程序 正義 人性

一、問題的提出
「程序正義」一詞通常有二方面的意義，其一，指按法定程序辦事過程所體現的正義。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或者是當事人的近親屬的，應當自行迴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迴避。如果按本條做了，至少在審判偵查、起訴和審判的組成人員方面就是正義的，否則就是不正義的，因為「任何人都不應當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指符合某種標準的程序所體現的正義。如上例，如果訴訟法沒有規定司法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時應當自行迴避，就不是正義的程序，因為它忽視了人的趨利性。符合什麼標準的程序是正義的？即程序正義的標準是什麼？
程序正義的標准依其內容可分為技術標准和價值標准，前者如立法的簡明扼要、邏輯的縝密、期限設計的恰當等，後者如保護當事人的隱私、尊重當事人的人格、允許當事人申辯等。技術標准以立法經驗和客觀存在為依據，價值標准以程序立法的目的為依據。本文著重討論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
從邏輯推論，對程序正義的價值標準的研究，應該與程序立法的歷史同步，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斷定程序正義價值標准研究起於何時。但是，自覺的系統的研究僅僅開始於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在我國則是上世紀末。1977年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米奇爾曼在《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的形式與協作目標》中，闡述了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尊嚴價值、參與價值、威懾價值和實現價值。 1981年耶魯大學教授馬修發表《行政性正當法律程序：對尊嚴理論的探討》，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尊嚴價值理論。 陳瑞華評論說：「馬修尊嚴理論的核心，其實就是強調在法律程序的設計和運作中使那些利益受到影響的人獲得基本的公正對待，從而具有人的尊嚴。就是必須通過法律程序本身得到實現的目標，也是一項法律程序公正與否的尺度。」 與馬修同時代的康乃爾大學的薩默斯教授、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貝勒斯教授提出或深化了類似的觀點。陳瑞華認為，程序正義有六個要素：參與、中立、對等、司法理性、及時性和終結性。 以上中外學者對程序正義的研究有歷史性貢獻主要有：第一，確立了程序的獨立價值地位，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命題，程序不再是實體法的附庸。第二，在肯定程序正義品性基礎上，意識到衡量程序正義的標准問題。第三，初步提出了衡量程序正義標准：尊嚴、平等、參與、隱私、可預測、透明、中立、理性、及時和終結等等，提出了設計程序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價值目標，深化了程序正義的理論基礎，特別是把程序正義標准與程序關系主體即人的尊嚴聯系起來，是其突出成就。但是，其不足仍然是明顯的：第一，尊嚴、中立等價值標准不足以概括程序的正義內涵，例如，程序設計是否應該考慮程序主體的生存、親情、自由和發展？第二，尊嚴、平等、參與、隱私等價值標准既是對立又是統一的，那麼統一於什麼？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把它們統一到程序正義的旗幟下。第三，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應該是對立統一的，不能為了強調程序正義而割裂程序和實體二者的聯系。本文從人性的角度，試圖系統論證程序正義的人性價值標准及其理論基礎。
二、人性的基本內涵
人性是什麼？眾說紛紜。 筆者認為，基本人性是人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需求傾向。
盧梭說：「人性的首要法則，是要維護自身的生存。」 生存是人類歷史的前提。在人的幼年，生存是一種本能，過了幼年階段，人的生存慾望就超越了本能，總是帶著一項或多項「任務」生活著。人因珍愛自己的生命而珍愛他人的生命，自己要生存，就必須讓別人能生存。人類一開始就是群體的生活方式，原始社會最嚴厲的處罰，就是把人趕出部落。今天的個人似乎越來越獨立了，其實不然，人們的相互聯系和依靠越來越重要了。
尊嚴就是把人當作人看待，是人的普遍的需要。尊嚴是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沒有尊嚴，特別是沒有內心的尊嚴，就不成為人。人的尊嚴，基於人的自然屬性，與一個人的權力、金錢、壽命、相貌等無關。尊嚴像空氣一樣，不引人注意，卻非常重要。
親情是人對其關系密切的人的眷戀和關愛，有父母子女親情、夫妻親情、朋友親情、種族親情等等。父母子女親情以血緣為基礎，是親情的核心，不可替代。夫妻親情俗稱愛情，以性為基礎，但不止於性，包含著互相尊重、互相依戀、彼此關懷的道德情感。
名譽是社會對一個人的評價。周恩來曾稱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亞當·斯密稱人最大的不幸是名譽上不應有的損失。人們曾詢問托爾斯泰創作的動力，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對於榮譽的渴望。所以，德國倫理學家弗里德里希·包爾生說：「最高的名望和榮譽是大多數曾給歷史帶來轉折點的人們的最強有力的動機——在亞歷山大、凱撒、弗里德里希、拿破崙那裡就是這樣。而且，假如在人的記憶中沒有對榮譽、名望和不朽的憧憬，偉大的精神和藝術成就也就不可能獲得。」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個好名譽，因為名譽與自己的利益和價值有一致性。小孩從懂事開始，就希望被他人的稱贊，這種希望一直伴隨著其生命旅程。
自由也是基本的人性。人的自由是多元的、多層次的，從其存在形式看有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帕特利克·亨利曾喊出：「不自由，勿寧死」，康德則認為自由是唯一原始的人性權利。盧梭說：「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去做人，就是放棄人類的權利。」 中國古代缺少自由的精神，嚴復在翻譯約翰·密爾《論自由》的時候，怎麼也找不到「liberty」的恰當的對應詞，他非常焦慮，推開窗戶，低吟柳宗元的詩：「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他由此才得到靈感。
發展需求是人的特性。人的需要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永不滿足。在一種低層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以後，僅僅會有一段短時間的「高峰體驗」，人還會產生更高層次的需求，人永遠在追求之中，追求的最後目標是人永遠不能達到的目標。希望能夠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生活，就成了人所特有的一種需要：自我發展的需要。
如果說人性的內容呈現無限多樣性，以上探討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是基本人性，那麼，人性還有更廣泛的內容，如認識、學習、創新、自覺、自控等等都是人性的表現，只不過與前列相比，具有繼發性特徵，後列是基本人性的拓展和深化。基本人性普遍地絕對地存在，不以財產多少、地位高低、宗教信仰、職業特性、文化程度、地理氣候、種族膚色為根據，只要是人就有人性。
三、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實證分析
以刑事訴訟法中的逮捕為例。為什麼設立逮捕制度？按刑事訴訟法第60條第1款規定，設立逮捕制度的目的是防止社會危害性發生。社會危害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對偵查活動的干擾，繼續犯罪或可能給被害人、證人帶來的威脅。犯罪嫌疑人逃跑和妨礙取證，是為了規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為什麼要規避法律制裁？就是避免自己的名譽和自由等權利受到貶損和限制。詹姆斯·威爾遜和理查德·赫恩斯在《犯罪與人性》中說，「犯罪的所得包括物質利益、性滿足、復仇和同夥的承認等；犯罪後果包括良心的責備、被害者的報復、朋友和同事的非難和可能的懲罰」。 這里「犯罪的所得」即作案人所趨的主要之「利」，「犯罪後果」即作案人所避的主要之「害」。 因此逃避法律制裁幾乎是人的本能，而逮捕制度正是基於人的本能也就是人性的傾向而設立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能為了自己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和發展，會逃避法律制裁，逮捕制度的作用就在於抑制被強制人規避法律制裁的意識和行為。
為了防止人性的惡而設立逮捕制度的，這是針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但是同時也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因為可能會出現權利之惡。並且工作人員最終也是普通人，也具有一般的人性特徵，「有權力的人行使權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如果權力沒有界限，就會導致權力腐敗。為了防止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恣意枉為，保護被強制人的正當權利，刑事訴訟法就逮捕制度還設立了更多的程序要求，如果說第61條是針對被強制人的話，那麼第59、60、66、67、68、69、70、71、72、73、74、75、76、77條都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條款。
因此，可以說，逮捕制度對於犯罪嫌疑人、對司法人員來說，都是基於基本的人性，具體指人的生存需求、尊嚴需求、親情需求、自由需求和發展需求。
四、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理論分析
（一）程序法的主體是人
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有點幼稚，因為從法理學來說，這是一個常識，但現實生活表明，這個常識常常被誤解了。我們眼中往往只有國家、政黨、社會、階級、集體和抽象的人，而忘記了活生生的人。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不僅包括國家、政府、政黨、經濟組織，也包括自然人，自然人是最普遍的主體。在現實的司法實踐中，我們必須認識到國家並不是唯一的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一切社會主體都是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但階級不是法治的主體。
然而，為什麼我們看不見人？一是傳統法律文化的負面作用，二是現行法律的國家本位主義取向。三是法治至上、法律至上在當今社會出現了某些異化。法眼無人，法律的統治蛻化成法律的奴役，在法律活動中，僅僅看到法律規範本身，把它看成孤立的、靜止的規則，而看不到其與法律目的、價值、法整體之間的聯系，看不到法之為人而立的初衷，把人看作客體，將立法、執法、司法活動變成毫無人性的機械運動。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人們往往將人法分割，只慮事、不思人，使法律規范遠離人性，更不能隨時代之進步而在法律中給人更多的關懷和尊重。
（二）程序法律是人制訂的
立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神，不是國家，也不是統治階級。誰在立法？神的啟示這個最古老觀點已經不值一駁。法律是不是國家制訂的？從表面看，任何法律都是國家制訂的，由特定的具體的國家機關承擔立法的任務，如我國人大行使立法權。但是，應該看到，立法機關是由人組成的，如果沒有人，立法機關還有什麼？法律是不是由統治階級制訂的，肯定是的，但階級是由人組成的。基於同樣的思路，執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行政機關；司法和訴訟的最終主體是人，不是司法機關；守法的主體最終也是人。
人的本質決定了法的本質，人的命運也決定著法的命運。但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盛行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法是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有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就此概念而言，如果剔除那些限定詞，則法的本質亦基本清楚，即，「法是……行為規范的總和」。法的本質反而模糊不清了。如果強調法的根本屬性是統治階級的意志，不同的社會階級和不同的社會制度中的法律，彼此何以有繼承和借鑒的可能?其繼承和借鑒的東西是什麼?很難自圓其說。
（三）程序法的內容是人的權利和義務
「社會法律生活表明,權利和權力才是法律世界最重要、最常見、最基本的法現象,法學應當以權利和權力為最基本研究對象和分析起點,從而形成新的范疇結構和新的法現象解釋體系。」 如果我們承認程序法律關系的主體是人，那麼程序法律的內容就是人的權利和義務。以刑事訴訟為例，有三類「人」，一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是受害人，一是司法機關，這三類主體最終都是自然人。刑事訴訟法的內容就是這三類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的總和。不管是司法機關，還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最終都是自然人，因此訴訟權利義務都歸根到底是人的權利義務。司法人員代表司法機關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似乎與司法人員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無關，實則不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檢察官職業道德規范》、《人民檢察院訴訟規則》、《人民檢察院錯案責任追究條例（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97、399、400、401、402條等具體規定了檢察官的權利和義務。整個訴訟程序的法理結構就是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的制約司法工作人員的權利，「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就體現在對裁判者權力的制約以及對被裁判者程序性權利的保障上。」
（四）人性需要是程序權利義務的內存依據
基本人性凝結成人的基本權利。生存需要產生生存權，人的生命不可剝奪，困境中的生命應該得到拯救。人有珍惜自己生命的權利，也有珍惜他人生命的義務。尊嚴需要形成人格權，人在任何情況下有把自己看作人的權利，更有把他人看作人的義務。親情需要產生親權。親情是精神的歸宿，親緣是親情的載體。親緣關系具有自然性、普遍性、穩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和精神性，特別是其中的血緣關系，是一種與生俱來、不能選擇、不能替代、不能否認、飽含溫情、維系家庭、穩定社會、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會關系，每個人都擁有，每個人都需要。每個人都有保護親緣的義務，每個人都有享受親緣的權利。名譽需要產生名譽權，人有捍衛名譽的權利，也有尊重他人名譽的義務。自由需要產生自由權，人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妨礙他人的自由。發展需要產生發展權，自己要發展，他人也要發展；窮人要發展，富人也要發展；「好人」要發展，罪犯也要發展。
依照人性構建的程序權利義務，應該能夠成為程序關系主體的自覺意志和行為，為什麼還需要法律去規定，特別是還需要刑法的強制保障？有二類原因。第一，人能夠按照人性的方式生存和發展，但資本、市場等物質力量的異化及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激化，扭曲了人性，在某些時期、某些地方，法治的人性色彩淡化了甚至被抹殺了。在某些時候，大眾之惡也可能傷害人性。第二，人性有其惡的一面。荀子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柏拉圖說：「人類必須有法律並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會像最野蠻的野獸那樣壞。」「不能過分相信統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輕英明的統治者，權力也能把他變成暴君。」柏拉圖用吉格斯指環透徹地說明了這一點。 孟德斯鳩、 麥迪遜、 傑弗遜 都論證過權力擁有者「潛惡」的存在，因此對權力所有者與權力的謹慎與防範成為一種現實的必要。人性自身的缺陷的存在決定了這種「謹慎」與「防範」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須靠客觀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制度與法律。
既然人性惡有其固有的屬性，那麼又為什麼能克服？也有二大力量，其一，人性善的本質力量。人們追求健康的體魄、社會的尊重、真摯的親情、行為的自由和發展的機會，都是一種與社會進步一致的力量，是一種「善」的力量。其二，社會力量。在社會力量面前，個人有力量總是微弱的，人不得不正視社會力量，服從社會支配。
人按人性行為，法治以人性惡為邏輯起點，以人性善為實施動力。從一定意義上講，法的產生，是人性導致人類行為有善有惡的必然結果，有善有惡是法存在的人性基礎。人的惡性與人的惡行，才使法有了抑制的對象，才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人的善性與人的善行，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和可能，甚至法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中善的表現。程序法的作用就是揚善抑惡。如果真正做到了揚善抑惡，程序正義也就實現了。
（五）人性是衡量程序正義的根本價值標准
傳統的立法價值原則，通說認為主要有四項，《立法法》總則中明確規定為憲法原則、法治原則、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 嚴格地說，前兩項原則僅僅是技術原則，後兩項既是技術原則，更是價值原則。
但是，筆者認為，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不能准確地概括立法的價值。蘇格拉底是民主的犧牲品， 蘇格拉底的悲劇會重演嗎？可能，希特勒和「文革」就是證明；將來還會重演嗎？可能，因為民主本身有其不可克服缺陷。其一，真理在剛「出土」的時候，只有少數關注它的人它的人才能看到，真理開始只在少數人手裡，但認可真理的權力掌握在人民大眾手裡，此時，真理可能被否定。其二，民主的實質是多數原則，不是全民原則，可能出現多數人之惡。其三，民主畢竟是手段和工具，它不是與人與生俱來的，不能說明人的價值。因此民主作為立法的原則值得反思。
科學原則是不是立法的基本原則？科學立法，內在包含了人性立法的因素，是在對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肯定的立法。但是，科學是歷史階段的科學，因為我們掌握的是相對真理，被標簽為科學的東西不一定是科學技術或者不完全科學。退一步說，盡管是按科學規律立法，但是科學與人性的異化也是客觀存在的。馬克思說：「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這就是說盡管科學無所不能，可以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利益，但不一定會給人類帶來幸福與美。愛因斯坦曾告誡那些未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對人類有益，那麼你們只了解應用科學本身還是不夠的。關心人本身必須始終成為一切技術努力的主要目標，要關心如何組織人的勞動和商品分配，從而以這樣的方式保證我們科學思維的結果可以造福於人類，而不致成為詛咒的禍害。當你們沉思你們的圖表和方程式時，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
鑒於以上分析，真正能體現立法的價值目標的是人性原則。因為人性是確定的、具體的、全面的和概括的。「理性宣布：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無益的，最終也是有害的。」「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運，就同一座直接橫斷河流的堤壩一樣，或者被立即沖垮和淹沒，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渦所侵蝕，並逐漸地潰滅。」 「法律程序的設計者、指揮者時刻不能忘記面對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自治主體。」 威廉·布倫南法官曾說過:「我一直認為法院的一個最重要的作用是捍衛每個人秉於人的自我價值而懷有的正當期望。」
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違背人性的程序是非正義的程序。應該肯定，我國的程序設計基本是正義的，但是也有缺陷，如刑事訴訟法第48條。妻子知道丈夫確實犯了罪，那她作證還是不作證？作證時說真話還是說假話？法律的價值之一是維護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如團結、安全、秩序、親情、友愛等。多元價值主體之間肯定會有沖突，那麼就必然產生價值平衡的法律需求，不能為了社會安全犧牲親情，也不能為了親情犧牲社會安全，因為兩者都是社會存在的條件，特別是社會主體發展的必需條件。在一個夫妻無愛、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環境里，人性將被扭曲，活力將被扼殺。法律應該實現，但強迫親屬作證的法律一般不能實現，不能法律實現的法律不如不制訂。法律是解決矛盾的而不是製造矛盾的，第48條就是製造矛盾。朱蘇力教授曾說：「國家法律有國家強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到有效的貫徹。其實，真正得到有效貫徹執行的法律，是那些與通行習慣和慣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規定。」 這里的通行習慣和慣例，我想應該是關注人性的。「法律不強人所難」，是一條古老的立法格言，法律肯定的應該是社會肯定的，法律否定的，應該是社會否定的，也就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羅爾斯說：「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為應該是人們合理地被期望能夠去做或能夠避免的行為，……它不能提出一種不可能做到的義務。」 為什麼？因為法律是社會關系的反映和固定，法律與社會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法學家的作用在於研究和確定社會到底是什麼，用什麼法律式表達。因此，馬克思說：「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 法學家並不製造法律，而是發現法律。法學家發現的法律應該是一般人都希望的並且能夠做到的。親屬作證義務的履行，是一般人都不希望的，甚至是反對的，是強人所難。

⑶ 我國刑事訴訟法如何體現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

1、禁止強迫自證其罪是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具體體現。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原則與沉默權之間存在一定區別。所謂「沉默權」,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訊問或出庭受審時,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權利。而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未能完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個人自由。兩者確立的出發點即不同。沉默權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權,維護自由。而禁止強迫自證其罪主要是為減少刑訊逼供現象的發生。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只是沉默權權能的部分體現。無論如何,禁止強迫自證其罪仍然是立足於我國現實狀況,通過對禁止刑訊逼供的進一步強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對人權的保障。此外,我國刑訴法第一百一十八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有學者認為該規定是與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相矛盾的。但就兩者確立的基礎來講,兩者並非完全對立。無論是如實回答義務還是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其都是建立在我國司法現狀的基礎上的。不可否認,我國在司法實踐中更注重追求實體正義,關於如實回答義務的規定是對刑事訴訟活動順利高效進行的有效保障,而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則是對禁止刑訊逼供的進一步強化。兩者的相互融合既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與自由的合理限制,又是對犯罪嫌疑人人權的保護,有利於實體正義的實現,而非相互對立的關系。由此可見,我國刑訴法中如實回答義務和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並存是立足於我國司法現狀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合理化保障。
2、禁止強迫自證其罪是無罪推定原則建構的重要部分。無罪推定原則已經成為國際普遍適用的人權保障原則,其對訴訟制度的建構意義重大。其基本含義是任何人在未被依法確定為有罪以前,應被推定或者假定為無罪。無罪推定原則主要有三項基本要求,即:定罪權只能由法院行使;被告人不得被強迫證明自身有罪,也沒有義務證明自身無罪;舉證責任由控訴一方承擔。我國刑訴法中雖未明確規定無罪推定原則。但我國刑訴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該項規定表明我國定罪權只能由法院行使。此外,我國刑訴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即舉證責任由控訴一方承擔。此次刑訴法的修改明確指出禁止強迫自證其罪,是對我國「無罪推定原則」的進一步完善。

⑷ 刑法學中，什麼是實體公正什麼是程序公正

1.實體公正，即結果公正，指案件實體的結局處理所體現的公正。刑事案件的實體公正，具體要求是：（1）據以定罪量刑的犯罪事實的認定，應當做到證據確實充分；（2）正確適用刑法，准確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及其罪名；（3）按照罪刑相適應原則，依法適度判定刑罰；（4）對於錯誤處理的案件，採取救濟方法及時糾正、及時補償。
2.程序公正，指訴訟程序方面體現的公正。刑事案件的程序公正，其具體要求是：（1）嚴格遵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2）認真保障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特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訴訟權利；（3）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手段取證；（4）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5）保障訴訟程序的公開性和透明度；（6）按法定期限辦案、結案。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各自有其獨立的內涵和標准，不能互相代替。

⑸ 刑事訴訟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程序公正包括哪些方面的內容

實體公正雖然不如程序公正容易把握，但也絕不是毫無蹤跡可尋。在我看來，它至少包括如下兩方面的內容：

一是標准公正。即：評價事物的標准要公正。正是李鐵成以行賄者的年齡、工齡、學歷、經歷、職務等作為推薦、考核領導幹部的標准，才導致無論程序如何公正，也無法帶來結果的公正。馬克思曾指出：「如果認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況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簡直是愚蠢而不切實際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麼大公無私的判決還能有什麼意義呢？法官只能夠一絲不苟地表達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夠無條件地執行它。在這種情形下，公正是判決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內容。內容早被法律所規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頁）。」推薦、考核幹部的標準是由私慾泛濫的李鐵成制定的，決定了這個標准本身就是不公正的，接下來的推薦、考核程序愈是完美，就愈遠離正義，就愈不公正。怎樣做到標准公正？這就涉及到制定標準的民主化、客觀化、科學化等問題。

二是結果公正。西方人由於篤信基督教「原罪」說教，因此對在人世間覓求公正結果缺乏信心。而中國人篤信「性本善」，堅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不辭千辛萬苦，也要在人世間「討個說法」，中國人的確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的缺點，但西方人也的確染有重程序、輕實體的劣習。美國的辛普森涉嫌殺人案，經過庭審，一般人都認為被害者是辛普森殺的，而且後來的民事案件也判決辛普森賠償被害者家屬一大筆錢，但刑事判決卻判他無罪釋放，理由是警察在沒有搜捕證的情況下搜查了辛普森的住宅。然而，辛普森家中地上的血跡和一隻帶血的手套和被害人的血跡一致，手套和殺人現場的一隻手套是一雙。僅因警察取證手段有不合法就抹去辛普森的刑事責任，美國人可以接受，中國人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因為那種程序貌似公正，實際上是程序的異化。

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
公正是一個讓人嚮往的東西，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學人們都從不同的角度下過定義並就如何實現正義提出過很多方案。這些方案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也就是樓主所說的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
為了方便理解，在下將公正進行一次簡單化的定義(並不完全科學)------正義是指權利/義務分配的公平。公正的核心在下以為在於分配上的公平，分配的標的是權利包括財產上的，權能上的，精神上的，身份上的等等。比如一次公正的審判，就是讓犯罪嫌疑人的罪能和受到的刑相平衡
實體上的公正是最讓人心馳神往的，他追求的終極目標就是讓每個人的權利\義務得到公正的分配，但是在現實的條件下，卻只能是理想------實質意義上的公正理論上是可行的，但是他的實現條件卻是絕對不可實現的，道理很簡單-------世上沒有完全相同的樹葉，如果把兩片樹葉分配給兩個人，那麼自然就會一個人分得的樹葉比另一個人的要好(就算兩片樹葉之間的差異小到能夠忽略不計，但仍然會在兩人之間造成實質上的不公正)。更何況不同的人對自己所得或所受的是否正義公平有著不同的感受。
於是西方開始尋求程序上的正義，並以此來推動實體上的相對的正義------就是在分配權利和義務之前先制定一個人人必需遵守的分配規則，就算這一規則將導致實體上的厚此薄彼那也算是公正的。我們可以用我們經常玩的撲克牌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如果單純追求實體上的正義的話，那麼朴克牌就沒法玩了，因為實體上的正義要求把所有的牌(不管是大牌小牌)在玩家之間進行平等的分配，這樣將導致每個玩家都要拿一模一樣的牌，否則期間的不正義則是顯而易見的了------憑什麼他的牌要比我手裡的牌要好？於是為了讓游戲能玩下去，人們就要制定一個發牌的規則也就是程序------輪流摸牌，手上的牌是好是壞憑運氣。如果不做弊那到人們手上的牌不可能是一模一樣的，而且人們也沒理由因為自己手上的牌不好而去抱怨不公平。
為了說明程序正義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在下給列位看官進行一次實例演習：假設你有兩個孩子，而且他們兩經常為某些事情鬧矛盾。有一天，你給你兩個兒子買了一隻西瓜，這就涉及到如何平衡你那兩個孩子之間的利益問題了。你有兩種方案第一套方案就是去盡一切可能的去實現實體上的公正-------把這只西瓜在你的兩個孩子之間進行平均分配，於是你就拿一把尺子量了又量算了又算，終於你手起刀落把西瓜平均的分成了兩半。但是問題來了，你分的是否就一定平均呢？答案是不可能的，因為有一半西瓜一定會比另一半西瓜大，你用克去稱，可能會一樣的重，你用毫克作單位來稱的話，那麼他們之間的大小差異就顯而易見了。退一步說，就算你切的的的確確是一模一樣的大，但是你那兩個小傢伙可能會這山望著那山高，弟弟可能總覺得哥哥的西瓜比他的大(這是人的正常的心理因素使然)而哥哥亦會有同感，這樣他們還是覺得不公平，他們之間還會有矛盾，甚至會覺得你這個當父母的一碗水沒端平。所以你只能實行第二套方案-----去追求程序上的正義，你可以設定這樣的一程序：老大切西瓜，老二優先選西瓜。這樣的話，老大自己就會盡一切可能把西瓜平均分配，當然他切西瓜的技術一定不如您，因為他畢竟是小孩。老大把西瓜切完之後，老二就拿他以為是最大的那一半，那麼就算那兩半西瓜大小懸殊，老大也沒話可說。這樣矛盾解決了，他們之間也不會因為公正不公正問題而鬧了，您說是嗎？這個小例子我們也可以運用到社會生活中，比如嚴禁有人既切西瓜又選西瓜，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

⑹ 刑事訴訟法中哪些體現了增強了控辯雙方的對抗

您好，新刑事訴訟法大量增設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回、證人出庭作證答、量刑調查程序等內容。
無論是律師還是公訴人,都必須面對由實體之辯向程序之辯、證據之辯、量刑之辯等多元化辯論形態的轉變。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⑺ 簡述司法公正中實體公正、程序公正的含義

一、「兩個規定」確立了程序公正的原則 「兩個規定」之一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它不僅明文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而且還對什麼是「非法」、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和排除的程序一一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充分地彰顯了訴訟程序的法律價值和功能，體現了程序公正。 《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第二條規定的證據裁判原則，第三條規定的程序法定原則，第四條規定的證據質證原則都是對我國刑事訴訟法原有規定的深化與突破，進一步凸現了程序公正。 1.關於證據裁判原則 《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第二條規定「認定案件事實，必須以證據為根據。」這是我國刑事訴訟立法第一次明確證據裁判原則，它是對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六條所規定的「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深化與突破。因為「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是一個理念性的要求，其法制的標准尚不明確，什麼叫「事實」，什麼是「案件事實」，由於人們認識的差異，往往會產生不同的結果。證據裁判原則不僅在理論上堅持了馬列主義的認識論關於唯物主義的觀點，而且在實務工作中也澄清了許多錯誤的認識和做法，把證據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和標准，它對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驅散人們對案件事實的不同理解和認定方法，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作用。證據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和基礎，我們必須堅持證據裁判原則。 堅持證據裁判原則必須做到三點，一是必須做到案件的事實和情節必須要有相應的證據予以證明，即定罪的事實要有定罪的證據證明，量刑的事實要有量刑的證據證明，一切都需要證據說話，沒有證據不得認定案件事實;二是必須做到存疑的證據不能採信，確保判決認定的事實證據確實充分。三是堅持證據裁判原則，必須做到用合法的證據來證明案件事實，對於非法取得的證據應當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系統全面地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和程序，充分體現和貫徹了證據裁判原則。

⑻ 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哪個更重要

程序是為尋找實體真實服務的，所以都重要。 兩個名詞都是法律名詞。程序正義視為「看得見的正義」。就是說，案件不僅要判得正確、公平，並完全符合實體法的規定和精神，而且還應當使人感受到判決過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換句話說，司法機構對一個案件的判決，即使非常公正、合理、合法，也還是不夠的；要使裁判結論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可，裁判者必須確保判決過程符合公正、正義的要求。因此，所謂的「看得見的正義」，實質上就是指裁判過程（相對於裁判結果而言）的公平，法律程序（相對於實體結論而言）的正義。 實體正義（效率、目的或者說是目標）是刑事訴訟法的專有名詞。是指通過刑事訴訟過程而實現的結果上的實體公正和結果正義。具體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1、犯罪的人受到刑罰；2、無罪的人不被定罪；3、罪刑相適應。 程序和實體是統一的，當程序和實體發生沖突的時候，也就是程序需要修改的時候。 本回答由科學教育分類達人 譚青山推薦

⑼ 對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理解

都二十一世紀了，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再到法國大革命，多少年了?
為什麼還有人糾結這種問題?這國家真是神奇的可以。

1、這世上，尤其是涉及到人的問題，「絕對」、「完美」的事情是不存在的。絕對正義不存在，惡是人性的一部分，除非人類死絕，否則人類無法消滅惡，同不同意?
2、中國有句古話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這世上不存在絕對沒有惡念、私慾的「聖賢」，同不同意?
3、沒有程序正義而能保證結果正義、實體正義的情況，只有一種，執行者是「聖賢」或者「神」。同不同意?
4、法律最大的目的是什麼?是保護良善、是防惡，而不是消滅惡，同不同意?
5、程序正義的目的在於盡可能的、最大程度的讓結果接近正義，而不是為了實現絕對正義。對不對?
6、如果否定程序正義，我們還要什麼法律?找一群聖賢，給他們無上的權力，不就好了?對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