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非法證據

㈠ 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內容有哪些

該原則是本次新《刑來事訴訟法》修自訂的關鍵所在，具體體現在：
第五十四條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非法證據的范圍包括：
1、執法機關違反法定程序製作的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
2、在超越職權或濫用職權時製作或提查收集證據材料；
3、律師或當事人採取非法手段製作或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
4、執法機關以非法的證據材料為線索調查收集的其他證據。

㈡ 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內容有哪些

根據上述規定，我國已初步建立了有限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具體說，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非法言詞證據予以排除。非法言詞證據包括犯罪嫌疑人陳述、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陳述。
第二，確立了非法證據的排除後果。在起訴階段被認定的非法證據不能被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而在審判階段被認定的非法證據不能被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三，明確了禁止採取的非法取證手段。法律規定以刑訊逼供、威脅、引誘、欺騙等方法去獲取證據均屬於法律禁止的取證方法。

㈢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行政訴訟法中是怎麼運用的

論文摘要新《刑事訴訟法》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確立。本文通過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立法上的具體規定，並對其具體內容進行思考分析，並提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具體實施中的發展建議。論文關鍵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排除范圍證明責任排除程序2012年3月14日，我國新《刑事訴訟法》獲得通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法律的形式在我國得以確立，並對非法證據排除范圍、舉證責任、證明標准以及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設置等方面都作出了較為具體的規定。一、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早已設立，並以相當完善的證據法規則。在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經歷了從無到有、從不完善至逐步完善的過程。我國關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主要體現在如下法律中：1.《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1988年我國加入該公約，其要求各簽署國嚴格貫徹保障人權精神，並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2.《憲法》，在我國，憲法對於非法取證行為也持否定態度，並作了原則性規定，《憲法》第33條、第37條都涉及人權和公民人身自由權利的保障。3.1997年《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須依法定程序，收集能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該法條中並沒有將非法獲取的證據給與「排除」的規定。4.為解決97年刑訴法在司法實踐中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關於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明確了對非法獲取的證據予以排除的規定，否定非法證據的證明力。其雖仍未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相比之前的刑訴法已經有了明顯的進步。5.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頒布的《關於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簡稱《非法證據排除規定》，標志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的真正建立，也為我國司法人員的實踐提供了指導。6.2012年《刑事訴訟法》中第54條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第55條規定了檢察院對非法證據的審查，第56條規定了法院審判過程中對非法證據排除以及當事人對非法證據的審查申請，第57條規定了檢察院對非法證據的舉證責任，第58條則規定了將非法證據予以排除。此次刑訴法的修訂，對非法證據排除具體內容做了規定，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二、非法證據規則的內容（一）非法證據排除范圍1.對於非法獲取的言詞證據採用「無條件排除」。口供被稱為「證據之王」，長且期以來在我國實務界，被廣泛應用，是司法人員偵破、審查、審判案件的重要依據。刑訊逼供的違法行為時有發生，屢禁不止的原因之一，便是為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它也是我國司法實踐中影響和危害最大的的非法取證行為。這不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肉體，也給其帶來了精神上的嚴重侵犯，這種非法取證行為也破壞了口供本身的證明價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訊、威脅、引誘的情況下完全可能做出虛假的供述，而過分倚重這些供述將會產生極其嚴重的後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即規定非法獲取的證據將予以排除，這樣也就在源頭上減免刑訊逼供現象的發生，也是程序正義的內在體現。2.對於非法獲取的物證、書證等實物證據應當採取「區別對待」。與言詞證據相比，實物證據是存在於人腦之外的，在犯罪發現之前形成，它的產生、存在、變化、消亡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轉移，加之實物證據證明力和其獲取方法之間的關聯性較弱，可信度與證明力都要比口供強，也更客觀。因此，筆者認為，對於此類證據不應採用「無條件排除」的原則，應當是在程序公正優先的前提下，兼顧懲罰犯罪，保障人權的需要，並考慮我國刑事司法實務需求和社會治安的形勢，區別的、有選擇的對非法獲得的實物證據的效力來進行判斷。對於未經法定的審批進行搜查、扣押、凍結、查封等嚴重侵犯公民憲法基本權利獲取的非法實物證據，因其獲取手段的違法性嚴重，應當堅決予以排除。但對於獲取手段僅違反立法上某些「細節性」或者「技術性」的一般違法性手段取得的實物證據，如偵查工作人員在對犯罪現場進行檢查、勘驗的過程中，沒有見證人到場等其他違法行為所獲取的證據，其效力就可以由法官結合具體案情進行自由裁量。3.「毒樹之果」應否排除。所謂「毒樹之果」是指以非法的方法所收集的證據為線索，但用合法的方法收集的證據，且這個果應該是獨立的新的證據，而不是原有證據的重復收集。對待毒樹之果，英國採用了排除毒樹但食用毒樹之果的原則，即對於從被排除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中發現的證據和事實，只要其相互關聯，就可作為定案的依據。而美國的證據排除規則不那些違反證據規則所獲得的實物或言詞證據，而且對於毒樹之果也予以適用。但鑒於我國的現實條件，如簡單的排除毒樹之果，這既不現實也不合理。因為不可否認，通過一些非法取證行為所間接獲得的證據對於查清犯罪案情、佐證犯罪事實以及形成證據鏈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種證據與非法搜查、查封、扣押、所獲取的證據相比較，區別在於非法搜查、查封、扣押獲取的證據的程序本身是違法的，而「毒樹之果」的收集證據的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發現這些證據之前的程序存在有違法的情形。筆者認為，在我國對於「毒樹之果」的效力，我們應當予以承認，這既符合我國司法實踐的具體情況，也有利於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二）證明責任分配問題承擔證明責任，即意味著承擔訴訟的風險，然而是否排除非法證據同證明責任的承擔上有著密切的聯系。代表國家追訴犯罪的司法機關工作人員，所進行的司法活動應當符合法定的要求，遵循法定的程序，當其行為的合法性遭受質疑時，其必然也要承擔證明其取證行為合法性的責任。可是如果讓控訴方對每一項證據的合法性進行證明，那無疑是增加了案難度，也會造成司法資源的大大浪費，但若讓不懂法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的話，也是相當困難的。鑒於此，我國刑事訴訟法採用了由雙方分別證明的方法。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6條、57條的規定，被告人一方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的線索或材料，人民檢察院對於收集證據的合法性加以證明。即我國刑事訴訟中，啟動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初步責任是歸於被告人一方的，但證據合法性問題之證明責任便是控訴方承擔的。（三）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設置《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第5條規定，被告人可在庭審前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而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2款則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過程中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書和判決的依據」，我國非法證據的排除的職責不僅賦予了法院，還賦予了檢察機關，使得檢察院有了審查證據合法與否的職責。在排除程序的啟動主體上，我國則採取了被告人申請啟動和檢察機關依職權啟動兩種方式，給予了被告人維護自身權益的權利，也能夠讓檢察機關更好的發揮其法律監督職能。在非法證據的法庭處理上，《刑事訴訟法》第58條規定：「對於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然而，筆者認為，此規定也有不足之處，即未規定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救濟性權利，如果在司法實踐過程匯總法院拒絕或未能准確的作出排除非法證據的決定時，被告及其辯護人應當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利呢？故筆者認為，相關機關可考慮出台司法解釋對此類問題予以規定。三、關於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的建議「法律不是抽象的存在，相反，法律必須在社會生活中產生實效才能證明自己的生命」。故如何讓這一規則在司法實務界進行貫徹實施，仍然是我們需要研究討論的問題。第一，將「尊重和保障人權」，貫徹到司法實踐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的初期，必定會面臨諸多困難，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司法人員的人權保障意識薄弱。但我們要知道，該規則的確立不是為了補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個人權利所受到的傷害的，更不會放縱犯罪行為，而是為了從宏觀上改善我國的人權狀況，使我國的法制更加健全，並將「尊重和保障人權」落實到具體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的過程當中。第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實施應當注重發揮司法解釋的規范作用。雖然新刑訴在排除證據的范圍、證明責任及排除程序的設置上都做出了具體詳細的規定，但這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操作過於原則化、排除條件特別嚴苛以及程序設置存在未涉及之處等等。我們應及時研究制定相關的司法解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相關內容進行規范和補正，指導司法實踐中所遇到的各項問題。第三，加強司法隊伍人員的整體素質建設，強化對其專業知識方面的培訓，提高其業務能力水平。「法不徒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也是通過人的實踐活動，發揮其作用的，而在此過程中，人的素質和能力的高低，也決定了法的作用發揮的大小。因此，我們應該注重對司法人員隊伍的建設，加強其對於新《刑事訴訟法》中新的規定的內容進行學習，規范其司法實踐中的具體行為，嚴格要求其遵循法定程序、運用法律規定的方法，將新刑訴法各項具體規定貫徹運用到具體工作當中。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書中提到，「對於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艱難的事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他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此次新《刑事訴訟法》的頒布，是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這並不意味著該項規則在此就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其中的相關法律條文所規定的內容，仍需要經受司法實踐的檢驗，發現不足之處，從而進一步推動我國刑事訴訟法的進步和完善。

㈣ 刑事訴訟法非法言詞證據

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直接關繫到刑事審判實踐中證據合法性的認定。我國立法和司法解釋在立足當今我國司法現狀的前提下，借鑒域外法治國家有益的理論和實踐成果，制定出適合我國自身需要的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范圍。
違反程序收集的言詞證據予以「強制排除」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的解釋》（以下簡稱《刑訴法解釋》）作出了相應規定：一定情形下因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的獲取違反法定取證程序，予以「強制排除」。《刑訴法解釋》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條「犯罪嫌疑人承認筆錄沒有錯誤後，應當簽名或者蓋章」的要求將「沒有經被告人核對確認」的詢問筆錄作為非法證據。一方面，從法理上看是為了確保犯罪嫌疑人核對過該筆錄並且記錄的事實與其供述的無異，保證該筆錄的客觀真實性；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防止辦案人員虛假作出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筆錄，造成錯誤追究的冤案錯案。聾啞人或不通曉當地通用語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若沒有翻譯人員的協助就無法接受辦案人員的訊問，也就無法作出供述和辯解，在這種情形下作出的詢問筆錄的客觀真實性自然會受到質疑。為上述人員提供翻譯等輔助人員是《刑事訴訟法》第九條規定的法定訴訟權利。因此，對於證據收集違反法定程序並可能產生嚴重後果的，從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訴訟權利角度來看，是應當予以嚴格排除的。關於詢問證人「沒有個別進行而取得的證人證言」，《刑訴法解釋》將其歸入了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范圍。
程序上有瑕疵的言詞證據應「補正排除」
《刑訴法解釋》對程序上有瑕疵的言詞證據也作出了相應規定：在收集程序上對於有瑕疵的詢問筆錄、證人證言可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補正排除」。由於證據收集存在一些技術性瑕疵，但在實質上並沒有影響證據的真實有效性，司法解釋將此種情形下收集的證據賦予可補正或可合理解釋的資格，以體現「瑕疵證據」與「非法證據」的區分。
與程序上嚴重違法而收集的言詞證據不同，瑕疵的言詞證據，在收集程序上並沒有剝奪或限制當事人法定的訴訟權利，也不會對證據的真實性產生實質性影響，若僅僅是因為程序上有技術性失誤就將其認定為非法證據加以排除，顯然與刑事訴訟追訴犯罪的基本價值理念背道而馳，有矯枉過正之嫌。但是，對於瑕疵言詞證據，並非因其僅有輕微的瑕疵就將其與非法證據完全隔離開來。此種情形實際是，法律規范給予瑕疵言詞證據兩次評價。當證據收集程序有技術性偏差的時候，法律規范給予其第一次「評價」，即通過賦予辦案人員自行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的形式，將瑕疵言詞證據的真實性、證據能力加強，使對該證據的質疑降低或消除，從而扭轉為合法言詞證據。但是，若當法律給予第二次「評價」的時候，瑕疵言詞證據的命運就會有質的變化，法律規范的態度會從支持到否定，瑕疵言詞證據就會被認定為非法言詞證據，從而加以排除。
非法收集的言詞證據堅決排除
我國法律對於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詞證據一直以來都是採取嚴格禁止的態度。2012年,《刑事訴訟法》將「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予以嚴格的排除。新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不僅規定了將刑訊逼供收集的非法言詞證據排除，還細化了其他非法方法、即「違法程度和對犯罪嫌疑人的強迫程度與刑訊逼供或者暴力、威脅相當而迫使其違背意願供述的方法」。
從證據能力上看，由刑訊逼供等獲取的口供並非出於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的表達，那麼，其供述的客觀真實性就會受到極大地質疑。盡管司法實踐中，不乏經過刑訊逼供獲取到與案件主要事實基本相符的證據，但並不能消除人們對這種證據的質疑。此外，將採用刑訊逼供等方法獲取的言詞證據作為非法證據，也與刑事訴訟的基本理念相符合。
以威脅、引誘、欺騙等方法收集的言詞證據視情而定
為何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中將「威脅、引誘、欺騙」含括於非法方法之中，卻在其後的第五十四條中未將此類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置於排除之列？筆者認為，法律將「威脅、引誘、欺騙」列為非法方法的同時，並不絕對排除由此取得的一切言詞證據，其實也是賦予辦案機關一種適當的自由裁量權。另外，「威脅、引誘、欺騙」的標准難以界定，從氣勢上壓倒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線，算不算是一種威脅？若算是的話，將會導致大量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排除。因此，將非法方法的界定放置於具體案件之中，交由辦案人員裁量、權衡後決定，在當前形勢下應該不失為一種權宜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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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內容有哪些

刑事訴訟法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內容包括四部分：
第一，明確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內涵和外延。非法證據涉及的面較廣，具體處理時如何把握也很復雜。一方面，確立了非法言詞證據的絕對排除。非法言詞證據是指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另一方面，對實物證據，確立了有條件的排除。理論上，非法實物證據排除是否應當排除還存在較大爭議。司法實踐中一般很少予以排除。為規范取證活動，確保辦案公正，現階段宜對非法取得的物證、書證效力予以限制，即對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取得的物證、書證，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否則，該物證、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但究竟何謂「嚴重影響司法公正」？尚需要有權機關作進一步解釋。
第二，明確了當事人在審判階段申請啟動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的初步責任。盡管控方承擔對被告方審判前供述合法性的舉證責任，但是在審判階段當事人主動啟動這一程序，需要承擔初步的舉證責任，即應當提供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相關線索或者材料。以避免不負責任地隨意啟動對證據合法性的「審理」程序的情況。
第三，明確了應由控訴方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負舉證責任和相應的證明標准。刑事訴訟中，公訴機關承擔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方犯罪的證據，對於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所提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相關線索或者材料，同樣承擔證明該證據系合法取得的證明責任。在控方不舉證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無法排除合理懷疑的情況下，則應當承擔不能以該證據證明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法律後果和責任。
第四，明確了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作證問題。法庭審理中，對於有無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控辯雙方往往各執一詞，查證十分困難。根據兩個《規定》，經審查，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問的，公訴人應當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提請法庭通知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仍不能排除刑訊逼供嫌疑的，提請法庭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對該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證明。公訴人當庭不能舉證的，可以建議法庭延期審理。2012年《刑事訴訟法》吸收了以上內容，確立了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合法性的前提下，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的出庭作證制度。這一規定既避免了動輒要求偵查人員到場，也保證了其必要時就其執行職務情況出庭作證，有助於便捷、有效地查明證據取得的合法性問題。

㈥ 在刑事訴訟中刑辯律師如何進行非法證據排除

現行法律框架內非法證據排除的相關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0條對非法證據進行了原則規定，請大家務必高度注意本法第50條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50條的規定將「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均納入了非法證據的范圍，不限於刑訊逼供所收集的證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在證據一章第54條到58條對排除非法證據進行了規定；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在證據一章第67條、第68條對排除非法證據做出了專門規定；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65條到第75條對非法證據排除做出了詳細的規定，我認為，這才是最重要的關於非法證據排除的內容，檢察院作為公訴案件的舉證義務主體，非法證據排除是檢察院行使職責的重要內容。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四章證據的第八節對非法證據排除進行詳細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建立健全防範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第8項規定：「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凍、餓、曬、烤、疲勞審訊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應當排除。除情況緊急必須現場訊問以外，在規定的辦案場所外訊問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對訊問進行全程錄音錄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應當排除。」
我們辯護律師必須注意最高法院的《關於建立健全防範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中的疲勞審訊和非辦案場所訊問這兩個問題，尤其辦理職務犯罪案件，在職務犯罪案件中，這兩個問題最為常見。
以上就是關於非法證據排除的法律規定。
由法律規定可見，非法證據排除的法律規定有個漸進的軌跡，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的完善過程。
由以上的法律規定可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貫穿於全部的司法程序之中。公安機關有權利和義務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檢察院有權利和義務啟動非法證據的排除程序；法院有權利與義務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猶以檢察院和法院啟動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最為重要。
關於排除非法證據的具體方法：
（一）、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主體
非法證據排除的義務主體可以分為兩類，私權利主體與公權力主體。第一類是依據《中國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所確定的偵查機關、審查起訴機關、審判機關，它們均具有法律義務去排除非法證據，排除非法證據是公權力機關的法律義務。第二類是依據《中國刑事訴訟法》第56條規定所確定的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排除非法證據是私權利主體的法律權利。
從當前司法實踐來看，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均為通過私權利主體的申請所啟動，可見，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是通過對私權利進行救濟從而保障司法公正的法律制度，側重於私權利的救濟。
（二）、可以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三個階段
1、非法證據排除可以分為偵查階段（包括審查批准逮捕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審查起訴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審判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
2、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關於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主要集中在庭前會議這兩個程序之中，虛置了偵查階段、審查批准逮捕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弱化了審查起訴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強化了審判階段所出現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