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244
A. 兩大法系刑事訴訟模式的區別和聯系
法系是指根據各國法律的特點和歷史傳統等外部特徵進行分類將具有某些共同特徵的法律傳統、法律制度的若干國家的法律劃為同一法系。在當代一百多個國家中,有兩個歷史悠久、影響廣泛的法系,即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前者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後者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自20世紀以來,上述國家的刑事訴訟法互相借鑒、吸收或融合,但由於法律的傳統、文化和習慣的不同,客觀上仍然各自具有明顯的特點。這些特點表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一、法律形式上的特點
英美法系發源於英國,自11世紀起,以中世紀英國普通法的概念和原則為基礎、根據資本主義的需要重新解釋和改造而成。
英美法系以判例法(Caselaw)為主,英美國家高級法院的判例是重要的法律淵源之一。適用判例法的一個重要原則,即「遵照先例」(starede~isis)的原則,下級法院必須遵守上級法院的判例,尤其必須遵守最高法院的判例,因而判例實際上起著法律的作用。20世紀下半葉以來,英美法系國家也加強了議會立法和修訂原有立法,如英國《1965年證人出庭法》、《1974年陪審團法》、《1976年保釋法》、《1980年治安法院法》、《1985年犯罪起訴法》、《1995年刑事上訴法》等;美國《1975年聯邦刑事訴訟規則》、《1983年聯邦司法官審理輕微犯罪程序規則》、《1984年聯邦保釋改革法》以及各州的立法,如《紐約州刑事訴訟法典》等,但是上述議會立法或國會立法,多系單行法,不是統一的法典。
大陸法系以羅馬法為基礎,盛行於歐洲大陸諸國,以後又傳播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大陸法系以成文法典為主,實體法與程序法分開,既有總則又有分則,內容比較嚴謹,形式比較完整。在古羅馬,查士丁尼[1]就禁止法官引用判例,當然法官更無權造法(1awmaking)。直到如今,1804年《拿破崙法典》第5條仍然是大陸法系國家公認的一個原則,該條規定:「審判員對於其審理的案件,不得用確立一般規則的方式進行判決。」[2]因此,成文法才是大陸法系法官判決案件的依據,判例僅供參考而已。現行《法國刑事訴訟法典》分卷首和五卷,共803條,《德國刑事訴訟法典》分8編,共477條;《日本刑事訴訟法》分7編,共506條和附則;《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分11編,共746條;都自成體系,比較嚴謹和完整。
二、偵查程序的特點
英美法系的偵查由警察機關負責。現代的警察機關起源於英國,於1829年9月由當時擔任內政大臣的羅伯特,皮爾爵士在倫敦創建,負責維持社會治安和偵查刑事犯罪。美國於1845年依照英國的模式在紐約市建立起第一個警察機關。這一模式還對世界上許多國家產生過影響。英國警察機關根據1984年制定的《警察機關與刑事證據法》開展對犯罪的偵查[3].英國警察機關具有較廣泛的詢問權,警察機關為了了解案情和收集證據,可以詢問任何人,而不論是否為犯罪嫌疑人,但除了成文法有特別規定的(如恐怖主義分子)以外,被詢問人可以拒絕回答。自1991年起,警察機關詢問犯罪嫌疑人必須用同一部機器同時錄制兩盤錄音帶和錄像帶,不許復制,一盤供訴訟中使用,一盤封存,如果以後在法庭審理時,被告人及其律師對警察機關的錄音、錄像記錄提出異議,就可以由法官主持,當眾啟封另一盤進行對比,以核實口供的真實性和可信性。當警察機關認為被詢問人確有犯罪嫌疑時,必須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權,即可以不開口說任何話。但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沉默權問題上,英國已有所變化,雖然《1994年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仍保留沉默權,但在某些法定的情況下的沉默,法庭或陪審團可以對此作出不利於被告人的推論[4].此外,為了提高偵查和鑒別犯罪的技術手段,英國向警察機關投資1.07億英鎊,擴大建設含300餘萬件樣品的脫氧核糖核酸(DNA)資料庫,計劃到2004年用於對所有犯罪進行DNA鑒定。[5]在美國,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權是一項憲法性權利,並且通過判例規定警察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其律師必須在場,否則,該證據應當排除,不得作為證據採用。在偵查階段,英美的警察機關還有權採取搜查、扣押、有證逮捕和無證逮捕等強制措施。同時,英美在偵查階段對保釋的運用比較廣泛,即除了具有社會危險性的重罪、逃犯和曾經違反過保釋規定的以外,一般的輕罪嫌疑人均可在提供擔保、承諾隨傳隨到和履行必要的手續後予以釋放。
大陸法系國家負責偵查的司法警察要受檢察官或預審法官的領導或指揮。法國的預審法官是從法官中選出任命的,任期3年。預審法官有兩項主要職能,一是領導、指揮偵查,二是有權簽發傳票、拘票、拘留證或逮捕證[6].德國的檢察官領導和指揮警察的偵查,但一般案件仍由警察機關進行偵查,案情基本查清之後,移送給檢察官,檢察官可以要求警察機關補充調查證據[7].日本法律賦予犯罪偵查權的有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和司法警察職員,三者無明確分工,但檢察官對司法警察職員有指示、指揮權[8].義大利規定,在初期偵查階段,由檢察官領導偵查工作並且直接調動司法警察。為了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或繼續危害社會,大陸法系各國均有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但在名稱和分類上有所不同。關於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法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在拘留20小時以後,被拘留人可以要求會見律師。」[9]德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被指控人可以在程序的任何階段委託辯護人。」[10]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隨時選任辯護人。被告人或者被疑人的法定代理人、保佐人、配偶、直系親屬及兄弟姐妹,可以獨立選任辯護人。」[11]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在初期偵查階段,即48小時之內應訊問嫌疑人,同時應告知他有權委託律師,與律師會見和通訊。」[12]
三、起訴程序的特點
英國在傳統上是由警察機關向法院提起公訴,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和作用較小。1985年5月英國議會通過了《犯罪起訴法》,該法規定自1986年1月1日起,在英格蘭和威爾士設立皇家檢控署(CrownProsecutionService),[13]強化了檢察官在公訴中的作用,即警察機關在案件偵查終結以後,認為應該起訴的案件,必須移送檢察機關,由檢察官獨立作出是否起訴的決定,這明顯是吸收大陸法系的制度和做法。
美國起訴有兩種形式,一是經大陪審團(由16至23人組成)審查後批準的起訴書(indictment),二是檢察官提出的告發書(information)。聯邦和半數的州規定重罪案件必須由大陪審團決定是否批准起訴。在起訴書或告發書送達法院以後,法院應迅速及時安排傳訊。如果被告人作認罪答辯,而且法官確信該答辯系出於自願,被告人懂得其後果和意義,在一般情況下法院不再開庭,法官可以逕行判決。如果被告人作無罪答辯,法院將安排開庭審理。基於此,審前程序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為許多案件在審前程序階段已經解決,只有少部分案件才進入開庭審理程序,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辯訴交易(又稱答辯談判、答辯協議)在美國合法化以後更是如此,即起訴方和被告方律師在庭外進行磋商或談判,如果被告方滿足起訴方的要求作認罪答辯,檢察官則作出撤銷部分指控、降格指控或者建議法官從輕判刑的承諾,即控辯雙方達成辯訴交易;法院如果接受該辯訴交易,將在定罪和判刑中體現辯訴交易的內容;法院如果拒絕該辯訴交易,則應將這一事實記錄在卷,通知雙方當事人,並給被告人以撤回其答辯的機會,而且要告知被告人如果仍然作認罪答辯,案件的最終處理可能比辯訴交易所期待的更為不利於被告人。
檢察官制度始於14世紀的法國,因此大陸法系國家的檢察機關及其制度比較完備。法國的檢察官一般派駐於各級法院內,實行檢察官一體原則,即同一級檢察官系統的檢察官相互之間可以調換。法國沒有自訴案件,公訴案件均由檢察官代表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提起,但重罪案件必須經過兩級預審,即預審法官預審和上訴法院刑事審查庭預審,經刑事審查庭裁定起訴,重罪法庭才能受理。德國的起訴不作為一個獨立的程序,而是與偵查共同組成審判前程序。德國的檢察機關對應設置在各級法院內。德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除了8類輕微的刑事案件為自訴案件以外,都是公訴案件。德國在刑事訴訟中一直實行法制原則(又稱起訴法定原則),自20世紀60年代又引入機會原則(又稱起訴便宜原則),即賦予檢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用以撤銷案件或者決定不起訴。從80年代以來,提起公訴的案件不到案件總數的20%。日本沒有自訴案件,實行國家追訴主義、起訴壟斷主義(一律由檢察官提起)和起訴便宜主義(根據犯人的性格、年齡及境遇、犯罪的輕重及情節和犯罪後的情況,沒有必要追訴時,可以不提起公訴)。提起公訴實行起訴書一本主義,即只能向有管轄權的法院提出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訴書,而不得載人可能使法官對案件產生預斷的文書和證物。義大利的檢察官派駐於各級法院內,由於檢察官領導初期偵查,因此有一個快速的審查程序即初步庭審階段,由法官主持該程序,檢察官、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參加,但證人不參加。初步庭審結束,法官可以決定提起訴訟並發出審判令外,還可以宣告不追訴判決,對後者,任何一方均可提出上訴。決定提起公訴以後,與義大利舊刑事訴訟法典不同的一點是,新法對移送至法院的案卷材料作了很大的限制,許多證據由當事人在庭審時當庭提出。起訴以後,檢察官可變更或增加指控的內容,但要給予被告方以充分的辯護機會。
四、審判程序的特點
英美法系實行當事人主義,庭審採用對抗制(adversary sys-tern),即原告、被告雙方地位平等,權利相同,控、辯雙方就有爭議的問題提出證據以支持本方的主張,申辯事實並進行辯論,法官負責主持庭審,不主動調查證據;參加庭審的陪審員(juror),負責判斷證據,認定事實,庭審結束後,由法官向陪審團作總結提示,指出所控之罪的法律,該案的爭議點、各種爭議問題的證明責任歸哪一方、不同問題所要求的證據的可靠程度等,然後陪審團進行秘密評議和表決;法官不參加評議,原則上要求12名陪審員一致作出有罪或者無罪裁斷,實在不能取得一致,也至少要10名陪審員取得一致意見;在陪審團作出有罪裁斷之後,法官負責適用法律和判刑。
英國和美國的正式審理程序基本相同,包括以下幾個階段:1.選定由12人組成陪審團;2.開庭陳述,先由起訴方,後由被告方在審判開始向法庭作陳述,即簡述案情,說明准備提出的證人和證據要點;3.起訴方出示證據,證人逐個在法庭上就事實問題作證,同時法庭也可以出示物證、專家證人的證明,還可以讓證人當庭鑒別文件、圖片或其他物證;4.主詢問(美國稱直接詢問)和交叉詢問,詢問本方的證人即主詢問(直接詢問),由對方詢問本方的證人即交叉詢問;5.再次直接詢問和交叉詢問,如有必要可以進行第二輪詢問;6.被告方提供證據,原則上不要求被告方提供證據,如果被告方希望作證,則同樣要接受對方即起訴方的交叉詢問;7.法庭辯論(美國稱終結辯論),在陳述和提證的基礎上,可以對證據加以評論;8.法官向陪審團作總結提示,包括適用於所控之罪的法律、各種爭議問題的證明責任歸哪一方等;9.陪審團退庭進行秘密評議;10.陪審團返回法庭宣布陪審裁斷,如果陪審團宣布為無罪裁斷,法官必須接受,被告人如系審前拘留,則應立即釋放被告人,審理程序即告結束;如果陪審團宣布為有罪裁斷,則以後由法官判刑。英美法系的判決書由法官個人署名作出,多數意見作為判例,判決書中必須寫明判決理由,判決所用的推理形式多用歸納法。
大陸法系實行職權主義,庭審採用審問制(inquisitorial sys-tern)。審判長指揮整個庭審,由他主動詢問當事人,主動追查犯罪,收集調查證據,按照審判長規定的次序,證人出庭依次作證,審判長還要向合議庭和訴訟雙方出示物證、勘驗報告、鑒定結論等。大陸法系的參審員(assessor)「[14]在法院執行職務期間,與法官有同等權利,即由法官和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共同聽審,共同評議,在判斷證據、認定事實和判處刑罰上,均由法官和參審員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共同決定。
大陸法系國家的庭審程序雖已吸收英美法系的交叉詢問和辯論原則,但仍有幾點不同。1.強調法官在庭審中的指揮作用。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09條規定:「審判長有權維持法庭秩序和指導審判。」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38條規定:「審判長負責指揮審判。」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94條規定:「在公審期日的訴訟指揮,由審判長進行。」2.職業法官和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法國的重罪法庭由3名職業法官和9名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德國也是由職業法官和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但參審員的人數各級法院有所不同。日本不實行陪審或參審制度。3.法官可以主動調查證據。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10條規定:「審判長享有自由裁量權,可以憑自己的榮譽和良心,採取自己認為有助於查明真相的任何措施。」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44條規定:「為了調查事實真相,法院應當依職權將證據調查延伸到所有的對於裁判具有意義的事實、證據上。」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98條規定:「檢察官、被告人或者辯護人可以請求調查證據」,同時又規定「法院認為必要時,可以依職權調查證據。」現在,義大利的法庭審理以當事人為主而展開,但法官還有權調查新證據,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507條規定:「在取證結束後,如果確有必要,法官可以主動地決定調取新的證據材料。」大陸法系的判決書以法院的名義作出,推理的形式多用演繹法,法典中的有關規定是大前提,具體案由是小前提,最後推導出結論,即從一般法則推演到特殊事例而後獲得結論。
當代西方國家刑事訴訟法發展的一個特點,就是擴大和增設簡易程序和其他速決程序。英國按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佔全部刑事案件的97%,美國(包括通過辯訴交易結案的)佔90%,德國佔85%以上,日本佔94%,義大利新刑事訴訟法典增設了5種特別程序,為了鼓勵被告人選用簡易程序,刑事訴訟法規定如果被告人選擇簡易程序,則減輕法定刑的的三分之一或者減少罰金的百分之五十。
五、救濟程序的特點
由於主客觀上的各種原因,法官作出的判決裁定,難免不會出現事實上或法律上的錯誤,因此各國有必要根據其審級制度,設計出各種救濟程序加以補救,通常有上訴程序(包括事實上訴和法律上訴)、再審程序與監督程序。
英美法系的上訴程序,在上訴理由和審查范圍上有更多更嚴格的限制。英美法系國家對於一審案件中被告人自願作出有罪答辯(認罪答辯)的,一般不能就事實問題提出上訴,而只能就法律問題提出上訴。上訴審法院一般由法官合議,實行書面審,而且是法律審。少數案件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並且涉及有普遍意義的重大法律問題,才能上訴至最高審級。
大陸法系都有統一的刑事訴訟法典,對上訴程序的規定更為明確和完備,而且上訴制度與法院的審級制度密切相關,基本上可分為兩種類型,即實行兩審終審制的,以一次上訴為限;實行三審終審制的,第二審為事實審,第三審為法律審,如法國、德國和日本。
再審程序與監督程序,前者是對已生效的判決裁定,發現事實有錯誤而進行重新審理的程序,法國、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均有再審程序。後者是發現裁判有違背法律的錯誤而依法糾正的程序,英國的審判監督權由高等法院王座庭行使,總檢察長和內政大臣也依法行使某些審判監督權,以糾正審判工作中的違法錯誤。英國還在伯明翰市還設有獨立的刑事案件審查委員會(CriminalCasesReviewCommission),負責接受申訴並進行審查,如有新證據,認為可能有錯誤,則轉上訴法院處理,至於如何認定,完全屬上訴法院的許可權。「[15]美國設有」調卷令「程序,當事人不服終審判決,經過特別申請,由聯邦最高法院頒發調卷令,進行重新審查,不過獲准者為數不多。大陸法系國家的監督審案件由最高法院管轄,統由檢察總長提出,如法國和日本,日本的監督程序稱非常上告,即檢察總長在判決確定後發現案件的審判違背法令時,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告。
B. 關於 刑事偵查 的常識
沒事多看點【刑事案件偵破實例】,多看一些偵破片。研究一下警方破案思路。掌握一些反偵查技巧。
C. 案例分析 求救 在線等
1、不正確。
2、理由:再審案件,省高院可以決定中止原判決、裁定的執行。但不可以裁定撤銷原判。 本案屬原判決認定事實正確但適用法律錯誤(量刑過重)的情形,依據最新刑事訴訟法及最高院最新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1)本案可以提審也可以指令再審,省高院決定下級院再審,符合法律規定;(2)本案一般情況應當指令另院再審,但也可以原院再審,省高院決定原院再審,符合法律規定;(此點略有疑問,因為你的條件中,並沒有指出原院再審更適宜,即由原審人民法院審理更有利於查明案件事實、糾正裁判錯誤的,雖如此,省高院可以作此選擇。)
3、相關法律依據:
刑訴法相關規定
(1)刑訴法第243條規定: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
(2)刑訴法第244條規定:上級人民法院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的,應當指令原審人民法院以外的下級人民法院審理;由原審人民法院審理更為適宜的,也可以指令原審人民法院審理。
(3)第246條規定:……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審判的案件,可以決定中止原判決、裁定的執行。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最新刑事訴訟法的司法解釋中相關規定:
(1)第379條規定:上級人民法院發現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確有錯誤的,可以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正確但適用法律錯誤,或者案件疑難、復雜、重大,或者有不宜由原審人民法院審理情形的,也可以提審。
上級人民法院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的,一般應當指令原審人民法院以外的下級人民法院審理;由原審人民法院審理更有利於查明案件事實、糾正裁判錯誤的,可以指令原審人民法院審理。
(2)第382條規定:……再審期間不停止原判決、裁定的執行,但被告人可能經再審改判無罪,或者可能經再審減輕原判刑罰而致刑期屆滿的,可以決定中止原判決、裁定的執行,必要時,可以對被告人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措施。
4、說明:法律上的可以是指可以這樣做,也可以不這樣做;應當是指除例外情形外,必須這樣做。
D. 法庭有沒有義務根據民事案件當事人的合理請求展開庭外調查
對於當事人無法取得的證據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請求取得。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58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合議庭對證據有疑問,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該條規定賦予了法官的庭外調查權,同時也對庭外調查權進行了限制。
法官庭外調查權的有無,是職權主義審判方式和當事人主義審判方式的一項重要區別。在職權主義條件下,法官有責任運用職權查明案件的實體真實,因而有權實施庭外調查,這種調查不僅可以在法庭審理過程中休庭進行,而且可以在庭審准備階段實施。
如法國《刑事訴訟法》第283條規定:「審判長如果認為預審尚不完整,或者在預審結束之後發現新的情況,可以命令進行他認為需要的任何偵查行為。」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44條規定:「為了調查事實真相,法院應當依職權將證據調查延伸到所有的對於裁判具有意義的事實、證據上。」
(4)刑事訴訟法244擴展閱讀:
法官的庭外調查權只能在法庭審理開始後實行。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明確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合議庭對證據有疑問,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調查核實。」
它強調了「法庭審理過程中」,這是由於現行刑事訴訟程序決定的。控方向法院起訴案件後,法官對案件作程序審查後應予受理。
在法庭審理前,法官為了能公正裁判,其不能就案件的實體問題調查取證,只有法庭審理開始後,控方向法庭提供了證據,法官才能對這些證據提出疑問並調查核實。
1979年刑事訴訟法沒有對法官的調查權作這方面的限制,檢察機關向法院起訴案件後,法官對整個的案件事實、證據進行審查並調查核實,認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才決定開庭審理,否則,案件將被退回檢察機關補充偵查,這樣必然造成先判後審的弊端。
而在庭審前的調查中,法官在主觀上會帶有先入為主傾向性,不利於公正裁判。
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對法官的調查權作了時間上的限制,從而避免了先判後審的弊端。這是我國刑事訴訟的進步,它有利於案件證據證明力的確認,更有利於最終的裁判公正。
法庭審理後,法官對事實、證據進行充分的調查核實,認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應作出有罪判決;認為事實不清證據不充分的,應作出無罪判決,法官當然不能在作出判決後再行使調查權。
E. 刑法司法解釋的相關解釋
1、 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通知,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26頁。
2、 郵電部印發《關於盜用電信碼號賠償損失計算標準的暫行規定》的通知,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31頁。
3、 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通知,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2期第23頁。
4、國家計劃發展委員會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關於印發《扣押、追繳、沒收物品估價管理辦法》的通知,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29頁。
5、《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不申報繳納稅款定性問題的批復》,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48頁。
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依法不再核准類推案件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刑法時間效力規定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9-10頁。
7、《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39頁。
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規定》,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25頁。
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故意傷害、盜竊等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分子能否附加剝奪政治權利問題的批復》,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25頁。
1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刑法第十二條幾個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39頁。
1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裁判文書中如何引用修訂前、後刑法名稱的通知》,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40頁。
1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22頁。
1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31頁。
1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33頁。
1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37頁。
1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40頁。
17、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印發《關於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案件》的規定的通知,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40頁。
1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嚴厲打擊有關非法出版物犯罪活動的通知》,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25頁。
1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深入開展嚴厲打擊走私犯罪專項斗爭的通知》,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9期第44頁。
2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懷孕婦女在羈押期間自然流產審判時是否可以適用死刑問題的批復》,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30頁。
21、《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243頁。
2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騙購外匯、非法買賣外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32頁。
23、《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283頁。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辦理騙匯、逃匯犯罪案件聯席會議紀要》,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332頁。
2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機動車輛肇事後由誰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問題的批復》,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295頁。
25、《公安部 監察部關於開展嚴厲打擊破壞森林資源違法犯罪活動專項斗爭的通知》,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30頁。
2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30頁。
27、《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關於鐵路運輸過程中盜竊罪數額認定標准問題的規定》,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6頁。
28、《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在辦理受賄犯罪大要案的同時要嚴肅查處嚴重行賄犯罪分子的通知》,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1頁。
29、《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便利非法佔有公共財物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40頁。
30、《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42頁。
31、《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審理倒賣車票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11頁。
32、《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41頁。
33、199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涉及條款為本162條、168條、174條、180條、181條、182條、185條、225條。載於2000年《刑事審判參考》第1期第46頁。
3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拐賣婦女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3頁。
3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強奸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5頁。
3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受託管理、經營國有財產人員挪用國有資金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規定》,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6頁。
37、《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民政部 司法部 全國婦女聯合會關於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有關問題的通知》,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5期第12頁。
3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裁判文書中刑期起止日期如何表述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40頁。
39、《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國家工作人員挪用非特定公物能否定罪的請示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46頁。
4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擾亂電信市場管理秩序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5頁。
4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農村合作基金會從業人員犯罪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8頁。
4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敲詐勒索罪數額認定標准問題的規定》,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9頁。
43、《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事業編制人員依法執行行政職務是否對侵害人以妨害公務罪論處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44頁。
4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准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33頁。
45、《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載於2000年《刑事審判參考》。
46、《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對〈關於中國證監會主體認定的請示〉的答復函》,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3頁。
47、《公安部關於對爆炸物品購買證有關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37頁。
4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破壞土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9期第40頁。
4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貪污、職務侵佔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31頁。
5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量刑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34頁。
5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退休後收受財物行為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35頁。
5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規定的「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36頁。
5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偽造貨幣等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40頁。
5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未被公安機關正式錄用的人員、獄醫能否構成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罪主題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15頁。
5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24頁。
5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區分主犯、從犯問題的批復》,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28頁。
57、《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對軍人非戰時逃離部隊的行為能否定罪處罰問題的批復》,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2期第49頁。
58、《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載於2001年《刑事審判參考》第2期第55頁。
59、《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載於2001年《刑事審判參考》第6期第48頁。
6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37頁。
6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41頁。
6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43頁。
6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43頁。
6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變賣、倒賣變造郵票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43頁。
6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43頁。
6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47頁。
67、《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5期第41頁。
6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25頁。
69、《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34頁。
7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情節嚴重的傳銷或者變相傳銷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38頁。
7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非法製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41頁。
7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搶劫過程中故意殺人案件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46頁。
7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國有資本控股、摻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非法佔有本公司財物如何定罪問題的批復》,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47頁。
7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9期第28頁。
75、《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偽造、販賣偽造的高等學習、學位證明刑事案件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9期第43頁。
7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如何認定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39頁。
77、《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組織、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2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48頁。
78、2001年8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二)》,涉及條款為342條,載於2001年《刑事審判參考》第10期第41頁。
79、《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三百四十二條、第四百一十條的解釋》,載於2001年《刑事審判參考》第10期第42頁。
80、2001年12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三)》,涉及條款有114條、115條、120條、125條、127條、191條、291條,載於2002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1頁。
81、《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涉及條款114條、115條、120條、125條、127條、162條、168條、174條、181條、182條、第229條、236條、342條、397條、399條、406條,載於2002年《司法文件選》第5期第43頁。
82、《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載於2002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13頁。
83、《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載於2002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14頁。
8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非法生產、買賣武裝部隊車輛牌號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2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7頁。
8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撤銷緩刑時罪犯在宣告緩刑前羈押的時間能否折抵刑期的批復》,載於2002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9頁。
86、《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印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答〉的通知》,載於2002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41頁。
87、《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搶奪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2年《司法文件選》第9期第47頁。
88、《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非法生產、銷售、使用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使用的葯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2年《司法文件選》第10期第42頁。
89、《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的解釋》,載於2002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1頁。
9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偷稅抗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3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47頁。
91、2002年1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涉及條款為145條、152條、155條、244條、339條、344條、345條、399條,載於2003年《司法文件選》第2期第1頁。
9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載於2003年《司法文件選》第2期第4頁。
9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騙取出口退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3年《司法文件選》第2期第35頁。
94、《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承擔刑事責任范圍問題的答復意見》,載於2002年《刑事審判參考》第5期第132頁。
9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死刑緩期執行的期間如何確定問題的批復》,載於2003年《司法文件選》第2期第37頁。
9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為人不明知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雙方自願發生性關系是否構成強奸罪問題的批復》,載於2003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49頁。
刑事訴訟法部分 --------
97、《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人民法院 人民檢察院共同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9期第31頁。
9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第二審人民法院審理死刑上訴案件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是否應為其指定辯護人問題的批復》,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24頁。
99、《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國家安全部 司法部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26頁。
10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0期第11-21頁。
101、《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海關總署關於走私犯罪偵察機關辦理走私犯罪案件適用刑事訴訟程序若干問題的通知》,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2期第40頁。
10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決定暫於監外執行有關問題的批復,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45頁。
10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在死刑前發現重大情況需要改判的案件如何適用程序問題的批復》,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7頁。
10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國家安全部關於印發〈關於取保候審若干問題的規定〉的通知,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5頁。
105、《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察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12頁。
10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嚴格執行公開審判制度的若干規定》,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292頁。
107、《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執行死刑前發現重大情況需要改判的案件如何適用程序問題的批復》,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296頁。
10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決定暫予監外執行有關問題的批復》,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297頁。
10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印發〈法院刑事訴訟文書樣式(樣本)〉的通知》,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298頁。
110、《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國家安全部關於取保候審若干問題的規定》,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336頁。
111、《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新聞出版署關於公安部光碟生產源鑒定中心行使行政、司法鑒定權有關問題的通知》,載於2000年《刑事審判參考》第4期第78頁。
11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如何理解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三條中「交付執行的人民法院」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4頁。
11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關於審判人員嚴格執行迴避制度的若干規定〉時間效力問題的通知》,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9期第45頁。
11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關於審判人員嚴格執行迴避制度的若干規定》第四條有關問題的答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9期第46頁。
11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有關鑒定問題的通知》,載於2001年《刑事審判參考》第8期第69頁。
116、《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關於列車上發生刑事案件管轄問題的通知》,載於2001年《刑事審判參考》第10期第64頁。
117、《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關於依法適用逮捕措施有關問題的規定》,載於2001年《刑事審判參考》第10期第66頁。
11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問題的批復》,載於2002年《司法文件選》第9期第46頁。
11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有關問題的批復》,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41頁。
12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5期第29頁。
12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再審案件開庭審理程序的具體規定(試行)》,載於2002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33頁。
122、《人民法院對外委託司法鑒定管理規定》,載於2002年《刑事審判參考》第2期第120頁。
123、《人民檢察院辦理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載於2002年《刑事審判參考》第2期第123頁。
124、《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察的瀆職侵權重特大案件標准(使行)》,載於2002年《刑事審判參考》第2期第127頁。
F.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244條內容
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二百四十四條 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提出申請,以及辦案部門或者偵查人員對鑒定意見有疑義的,可以將鑒定意見送交其他有專門知識的人員提出意見。必要時,詢問鑒定人並製作筆錄附卷。
G. 復制不下來 解決問題後給你100分
我搞定了,可是。。。
樓主,我的大號回答你了,可還在審核中。。。可能太多字了
你匿名提問,我怎麼發給你?
這里是一小段:
一、自由心證制度的命名
自由心證制度是指一切證據證明力的大小以及證據的取捨和運用,法律不預先作出規定,而是由法官根
據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斷,並根據其形成的內心確認來認定案件事實的一種證據制度。
H. 刑事訴訟法第138條,
是案件審查與起訴的時限的規定檢察院在接到案件以後的一個月對案件進行調查與審查並且做出起訴的決定如果案件復雜可以延期半個月這就是刑事訴訟法·138條的內容
I. 陳滿的人物事件
1992年12月25日,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振東分局接報,當日晚8時許在海口市振東區上坡下村109號房發生火災,群眾及消防隊員在救火時,發現屋內有一具屍體,屍體大面積燒傷,頸部和身上有刀殺痕跡,屋內有大量血跡。經公安機關偵查,死者為被害人鍾作寬,認定本案是四川省富縣籍陳滿所為。
1994年2月,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檢察院以陳滿犯故意殺人罪向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1994年11月9日,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放火罪判處陳滿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宣判後,海口市人民檢察院以原判對陳滿量刑過輕,應判處其死刑立即執行等為由,向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海南省人民檢察院支持抗訴。1999年4月15日,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抗訴,維持原判。
2001年11月8日,海南高院經復查駁回陳家的申訴。2013年4月9日,海南省檢察院審查後認為陳滿案不符合立案復查條件。
2015年2月10日,最高檢以海南高院對陳滿案的裁定「認定事實錯誤,導致使用法律錯誤」為由,向最高法提出抗訴。
2015年4月27日,最高法指令浙江高院異地再審。
2016年2月1日,浙江高院依法對陳滿故意殺人、放火再審案公開宣判,撤銷原審裁判,宣告陳滿無罪。 裁判生效後,原審被告人陳滿不服,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2015年2月1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44條規定指令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本案。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該案立案再審後,依法組成合議庭,合議庭按程序調閱案卷、提審陳滿,踏勘作案現場,認真調查核實有關證據。為進一步查清案情,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檢察院還找到了多名關鍵證人進行調查取證。同時,還就陳滿有罪供述與本案現場勘查、屍體檢驗和物證檢驗等證據之間所存在的一些疑點問題,委託相關技術部門進行技術分析。 2016年2月1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對陳滿故意殺人、放火再審案公開宣判,撤銷原審裁判,宣告陳滿無罪。浙江高院認為,原裁判認定原審被告人陳滿殺死被害人鍾作寬並放火焚屍滅跡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依法應予改判。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三)項,《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二款之規定,撤銷原審裁判,宣告陳滿無罪。
由於陳滿的父母均已年逾8旬,因此未能來海南見證兒子平反。當天只有陳滿的哥嫂陳憶夫婦到庭旁聽。 2016年3月9日,澎湃新聞從律師王萬瓊處獲悉,她和委託人陳滿及其家人,就申請國家賠償一事進行了商議,決定申請國家賠償金966萬余元。其中包括,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1853777.64元;申請人誤工費3707555.28元;醫療費、後續治療費10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300萬元;23年的申冤費用支出100萬元。
2016年3月14日下午,從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獲悉,已受理陳滿國家賠償申請。陳滿的國家賠償申請書中,列出了包括侵害人身自由、誤工費、精神損失賠償等在內,共計966萬多元。對於是否啟動問責機制,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董治良表示需要按照程序來。
2016年3月30日,陳滿申請國家賠償案在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進行聽證會。陳滿的代理律師王萬瓊提出國家賠償申請,要求賠償陳滿含侵害人身自由、誤工費、精神損失賠償等約966萬元。
據介紹,聽證結束後,海南省高院相關負責人表示,將依照法律規定作出國家賠償決定。
2016年4月18日下午2點半,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就陳滿案賠償問題與陳滿及陳滿的代理律師王萬瓊進行了協商溝通。對於協商的結果,王萬瓊律師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讓人失望」,她稱,海南高院與其協商的賠償金額大概300萬左右,與申請的966萬余元相差太多,「對於誤工費不認可」。王萬瓊還表示,如果協商不一致,按法律規定海南高院應在5月13日前作出賠償決定。如果陳滿對此賠償決定不服,他還有權向最高法申請復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