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訴訟法

A. 何為我國的地域管轄制度

地域管轄是指確定同級人民法院之間受理第一審民事案件的分工和許可權。隨著社會的變遷、經濟的發展，我國民事訴訟法關於地域管轄的某些規定已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不能滿足當事人經濟、便利地進行訴訟和法院公正、高效審理的需要。因此，對我國地域管轄的某些規定進行人性化的完善勢在必行。

一、科學界分一般地域管轄、特殊地域管轄與專屬管轄的關系

我國民事訴訟法通常將地域管轄劃分為三類，即一般地域管轄、特殊地域管轄與專屬管轄。其中，一般地域管轄在性質上為屬人管轄，以法院轄區與當事人的隸屬關系為標准來確定管轄。特殊地域管轄在性質上屬於對物或對事管轄，其以法院轄區與訴訟標的或法律事實的隸屬關系為標准來確定管轄。其設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體現「兩便原則」，即便於當事人經濟、快速地進行訴訟，便於法院更好地審判、合理配置資源。由此可見，一般地域管轄與特殊地域管轄是兩種不同的地域管轄，兩者系競合關系，在適用上並無先後之分。也就是說，適用特別地域管轄的案件，依訴訟標的諸要素所確定的法院固然有管轄權，被告住所地法院也同時擁有管轄權，兩者之間實際上為一種選擇適用的關系，而具體選擇向哪一個法院起訴，則完全取決於原告的意願。專屬管轄則是指法律強制規定某類案件只能由特定的法院進行管轄。它具有極強的排他性，不僅排除對一般地域管轄和特殊地域管轄的適用，同時還完全排除了當事人對管轄的協議變更。其實質在於對法院管轄權的確定一律適用法律的規定。

具體到我國民事訴訟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對特殊地域管轄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出，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四條、二十六條、二十七條、二十八條、二十九條、三十條、三十一條所規定的合同糾紛案件、保險合同糾紛案件、票據糾紛案件、運輸合同糾紛案件、侵權行為案件、交通事故請求損害賠償案件、海事損害事故請求損害賠償案件以及司法解釋所規定的農業承包合同案件、產品質量損害賠償案件，這九種特殊地域管轄都將被告住所地作為法院管轄地。而對於海難救助費用案件、共同海損案件、聯營合同案件、債權人申請支付令案件、訴前財產保全案件以及擔保合同這六種特殊地域管轄案件則沒有將被告住所地作為管轄聯接點。顯然，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對一般地域管轄和特殊地域管轄的規定邏輯不清，比較混亂。我們認為，在民事訴訟法修訂時，有必要刪除特殊地域管轄中關於「被告住所地」作為管轄聯接點的規定，以便科學界分一般地域管轄、特殊地域管轄與專屬管轄的關系。

二、在地域管轄中要確實加強對弱勢群體的保護

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合同糾紛案件是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這意味著對於異地消費所引起的合同糾紛，消費者只能向異地的廠家所在地或購買地所隸屬轄區的法院提起訴訟，否則無法獲得司法救濟。這種規定大大加劇了弱勢群體——消費者與強勢群體——廠家之間力量的鴻溝，增加了消費者進行訴訟的風險和成本，阻礙了消費者接近法院，尤其對於通過網路的形式購買異地甚至國外產品的消費者而言，更是一種實質的阻礙，而迫使其不得不打消進行訴訟的念頭。因此，我國地域管轄的規定不能一概而論，還須注重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具體來說，在消費者合同、個人僱傭合同、保險合同這三類合同中，由於消費者、被僱傭者、被保險人均是弱勢群體，民事訴訟立法有必要對他們進行傾斜性保護，即對於這三類合同糾紛案件，民訴法可規定：消費者慣常居所地、受雇者慣常工作地、保單持有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住所地法院也享有管轄權。這既是切實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需求，同時也是訴訟實質公平正義的體現。

三、進一步完善協議管轄

協議管轄，是指民事案件的雙方當事人在民事爭議發生之前或者發生之後，用協議的方式來選擇處理它們之間爭議的管轄法院。協議管轄是民事訴訟中處分原則的體現，它的設立意味著當事人的處分權進一步擴大，標志著我國民事訴訟制度民主性的進一步增強。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現有協議管轄的規定顯得有些保守，很多方面還亟待完善。

（一）擴大協議管轄的范圍

1、擴大協議管轄的案件范圍

根據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非涉外訴訟中當事人只能對合同糾紛案件適用協議管轄，其他案件不能適用協議管轄；而在涉外訴訟中當事人則可對各類財產權益案件適用協議管轄。這種雙軌制的處置辦法使得協議管轄區分為國內案件的協議管轄與涉外案件的協議管轄。這種規定在國際上都是比較少見的，尤其是在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這種不同規定顯然是落伍了，市場經濟要求市場的統一，市場的統一又要求市場規則（包括權利救濟規則）的統一。因此，為更好地擴大與落實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維護訴訟規則適用的統一性，我國民事訴訟法有必要擴大適用協議管轄案件的范圍，將國內案件與涉外案件協議管轄統一起來，即將其適用范圍擴大到所有的財產權益案件。

2、擴大協議管轄的法院范圍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國內民商事合同當事人協議選擇管轄法院的范圍僅限於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這五個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法院。對於此立法規定，大多數的學者都要求進一步擴大協議管轄法院的范圍，其中存在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民事訴訟法設立協議管轄的立法本旨，主要就是為了使雙方當事人能夠將其爭議提交他們依賴的且方便的法院審理，抑制和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如果將當事人協議選擇管轄法院的范圍僅限於與案件有實際聯系的法院，就會影響民事訴訟法立法意圖的實現。因此，主張取消這五個與案件有實際聯系的可選擇法院的限制，認為只要不違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當事人可以選擇國內的任何法院。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明示協議管轄選擇的范圍既不以與案件有密切聯系為限，使之不同於法定之地域管轄，體現自己的特色，又不能寬泛到選擇任意第一審法院均可之程度，其范圍可限定在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法院。我們同意第二種觀點，即在現行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協議管轄法院的范圍，同時又並非漫無邊際，即必須與案件有實際聯系，這樣既尊重了當事人的選擇自由，確保了當事人的便利，同時也避免與案件無任何聯系的法院在審理上的不便。

（二）承認默示協議管轄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規定了涉外合同的默示協議管轄，即涉外民事訴訟的被告對人民法院管轄不提出異議，並應訴答辯的，視為承認該人民法院為有管轄權的法院。我國非涉外訴訟卻沒有默示協議管轄的規定，而是規定人民法院發現受理案件不屬於其管轄時應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以及當事人有權在提交答辯狀期間對法院的管轄權提出異議。但在審判實踐中，法院若出於地方保護主義或其他原因未依法移送案件，且當事人並未提出異議而應訴答辯，在這種情形下，我國民事訴訟法並未明確規定受訴法院是否取得管轄權，若取得管轄權，依據何在？因此，在非涉外訴訟中有必要承認默示協議管轄來解決立法的漏洞，確保涉外訴訟與非涉外訴訟的規則統一。具體來說，我們認為可以借鑒德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採取有條件地承認默示協議管轄的方式，即在第一審國內或涉外民事訴訟中，如果原告向無管轄權的一審法院起訴，則該受訴法院應當將其沒有管轄權的情況告知被告，被告知曉了管轄錯誤及後果仍同意應訴答辯或提出反訴的，視為其承認該法院為有管轄權的法院。這樣一方面有利於被告權益的保護，平衡了其與原告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有利於法院辦案，提高訴訟效率。

（三）對協議管轄的限制

當然，任何權利都是有邊界的，不是毫無限制的，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權利也是如此。對於經營者與消費者依格式合同成立的管轄協議，法律須作必要的限制，規定其無效。因為消費者無論是在經濟實力上還是信息佔有優勢上，相對於經營者，都是處於弱勢。為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利益，平衡兩造的訴訟武器，避免經營者利用格式合同的方式來選擇對消費者非常不方便的管轄法院，明確經營者與消費者依格式合同成立的管轄協議無效是必要的。

B. 辯論原則的法律依據

在民事訴訟領域其主要有如下幾種學說： 多元說：這種觀點認為在民事訴訟中之所以採取版辯論主義，是出於權尊重私人自治，高效率地發現真實，防止出其不意的攻擊，確保對裁判高度公平的信賴等多元根據，它是在漫長的訴訟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由於該觀點所依據的根據不是單一的，故稱多元說。日本的竹下守夫等學者是多元說的倡導者。多元說近年來已成為一種十分有力的學說。對此，中國有人認為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辯論原則的法律依據和理論依據有四點：1、當事人地位平等2、當事人應承擔舉證責任3、法院只在特定條件下才主動調查收集證據4、訴訟應當公正
總的來說，辯論原則的根據是多種多樣的，但是，不管學者對辯論原則的理論依據認識有多大差異，但都有其共同的思想基礎即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強調意思自治，法官在訴訟中的作用是被動的和消極的。

C. 舉證妨礙的參考文獻

[1] 江偉：《中國證據法草案及立法理由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頁。
[2]該定義參考了駱永家的觀點，參見駱永家：《證明妨礙》，《月旦法學雜志》，第69期。並見湯維建：《論民事舉證責任的法律性質》，載《法學研究》1992年第3期。
[3] [德]萊奧.羅森貝克著，庒敬華譯：《證明責任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
[4] [日]高橋宏志著林劍鋒譯：《民事訴訟法制度與理論的深層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頁。
[5] 參見白綠鉉著：《美國民事訴訟法》，經濟日報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頁。
[6] 白綠鉉編譯：《日本新民事訴訟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頁。
[7] [日]谷口安平著王亞新、劉榮軍譯：《程序的正義與訴訟》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頁。
[8] [德]拉德布魯赫著米健、朱林譯：《法學導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頁。
[9] 以下前三種觀點參見[日]高橋宏志著林劍鋒譯：《民事訴訟法制度與理論的深層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頁。
[10] 參見許士宦：《證明妨礙》，載《月旦法學雜志》第76期。
[11] 姜世明：《二00二年德國民事訴訟法改革》，載《月旦法學教室》創刊號。 [12]參見駱永家：《證明妨礙》，《月旦法學雜志》，第69期。
[13]參見許士宦：《證明妨礙》，載《月旦法學雜志》第76期。
[14]參見駱永家：《證明妨礙》，《月旦法學雜志》，第69期。
[15]參見許士宦：《證明妨礙》，載《月旦法學雜志》第76期。
[16] 本文對舉證妨礙的構成要件設置，參考了民法中侵權責任要件構成中的一些觀點和作法。
[17] 參見胡雪梅：《「過錯」的死亡――中英侵權法宏觀比較研究及思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版，第130頁。
[18]於敏著：《日本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頁。
[19] 參見張新寶著：《中國侵權行為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頁。
[20] 陳界融著：《民事證據法：法典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頁。
[21]參見許士宦：《證明妨礙》，載《月旦法學雜志》第76期。
[22] 高志強：《舉證責任倒置實務研究》，人民法院報網上文章，2001年8月24日。
[23]陳界融著：《民事證據法：法典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頁。
[24] 張衛平著：《證明妨害及對策探討》，載《證據學論壇》第七卷，第158頁。
[25]白綠鉉編譯：《日本新民事訴訟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88－90頁。
[26] [美]史蒂文.蘇本、瑪格瑞特.伍蔡彥敏、徐卉譯：《美國民事訴訟的真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頁。
[27] [日]兼子一、竹下守夫著，白綠鉉譯：《民事訴訟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頁。
[28] 王利明、江偉、黃松有主編：《中國民事證據的立法與應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29頁。
[29]張衛平著：《證明妨害及對策探討》，載《證據學論壇》第七卷，第163頁。
[30][日]高橋宏志著林劍鋒譯：《民事訴訟法制度與理論的深層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頁。
[31][日]高橋宏志著林劍鋒譯：《民事訴訟法制度與理論的深層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頁。
[32] 李國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頁。
[33] 何家弘、劉品新著：《證據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頁。
[34] [美]史蒂文.蘇本、瑪格瑞特.伍蔡彥敏、徐卉譯：《美國民事訴訟的真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頁。
[35]江偉：《中國證據法草案及立法理由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90頁。
[36] 羅筱琦、陳界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訴訟規則」若干問題評析》，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3年第11巻。
[37] 詳見2001年第2期《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38]張衛平著：《證明妨害及對策探討》，載《證據學論壇》第七卷，第158頁。
[39]參見許士宦：《證明妨礙》，載《月旦法學雜志》第76期。

D. 訴訟概述

中國民事訴訟基本理論之構成(上)

邵明

【關鍵詞】中國 民事訴訟 基本理論 構成
【全文】
一、概 論

（一）民事訴訟基本理論構成
本章所討論的民事訴訟基本理論構成問題，主要限定在審判程序和活動領域。關於民事訴訟基本理論體系的構成，傳統民事訴訟法學認為是訴訟目的論、訴權論和既判力本質論。〔1〕然而，筆者認為主要包括：民事訴訟價值論、目的論、訴權論、訴訟標的論、法律關系論、既判力論，這六大理論含涉民事審判程序和活動的主要或基本內容。
民事訴訟價值直接關涉民事訴訟（制度）的價值取向問題，民事訴訟目的涉及民事訴訟（制度）是為了什麼而存在或設立的，價值論和目的論是民事訴訟基本理論的出發點，在民事訴訟基本理論體系中具有前提性和基礎性的地位，其他基本理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價值論和目的論基礎上的。價值論和目的論的研究可以為民事訴訟其他基本理論提供一個更高層次的理念，並且如果在價值論和目的論上獲得共識將有助於形成一個比較完善的理論體系。不僅如此，價值論和目的論的研究為我國民事訴訟制度進行構建提供基本指導方向，也為法官處理訴訟問題提供方向性的指導。
民事訴權是將民事糾紛等引進民事訴訟程序的權能，所以說民事訴權論是關於民事訴訟出發點的理論。當事人行使訴權之時，應當向法院明確訴訟保護的對象或范圍（即訴訟標的），為法院判決的對象或范圍（即既判力的客觀范圍），可見訴訟標的論在民事訴訟基本理論體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民事訴訟的內容是各訴訟主體依據其訴訟權利義務實施的訴訟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訴訟法律關系，這些訴訟法律關系體現了法官和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反映了民事訴訟（制度）的特質（或訴訟模式）。民事案件通過正當程序的審理而做出的判決一旦確定，即意味著該案件審判程序的終結，所以說既判力論是訴訟終結點的理論。

（二）民事訴訟基本理論發展簡史
從學說史的角度來看，在強調私法至上的歷史時期，人們普遍接受私法一元論的訴訟觀，只是從實體法的角度認識和考察民事訴訟問題。於是，在民事訴訟價值方面，單純強調民事訴訟（法）實現實體公正的價值而漠視其獨立的價值；在民事訴訟目的方面，過分強調民事訴訟（法）對實體法權利的保護（私權保護說）；在民事訴權方面，主張民事訴權是一種私權（私法訴權說）；在民事訴訟法律關系方面，將法院與當事人之間的民事訴訟法律關系視為私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在訴訟標的和既判力方面，採取舊實體法說。私法一元論的訴訟觀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民事訴訟法學，漠視了民事訴訟（法）的獨立價值及其公法性，嚴重扭曲了民事訴訟法和民事實體法之間的關系。
19世紀中葉以後，隨著國家權力包括司法權的擴大和強化，以及公法及其觀念理論的發達，民事訴訟也被人們看作是解決私權糾紛的公力救濟方式或機制，民事訴訟法是獨立於私法的國家法和公法，人們開始接受訴訟法一元論的訴訟觀，從訴訟法的角度理解和把握民事訴訟的理論、制度和具體概念問題。於是，在民事訴訟價值方面，突出民事訴訟程序公正的獨立價值；在民事訴訟目的方面，強調民事訴訟（法）解決民事糾紛等目的（糾紛解決說等）；在民事訴權方面，主張公法訴權說；在民事訴訟法律關系方面，主張法院與當事人之間的民事訴訟法律關系具有公法性；在訴訟標的和既判力方面，採取訴訟法說。
但是，訴訟法一元論的訴訟觀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民事訴訟法學，只強調民事訴訟法的公法性，忽略了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實體法之間的合理關系，沒有從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實體法的聯結點上來認識和考察民事訴訟問題，從而不能合理解釋：為什麼起訴行為、訴訟和解等能夠同時產生訴訟法和實體法上的效果，或者同時具有程序和實體因素或性質。

（三）民事訴訟基本理論的研究意義
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日本著名法學家竹下守夫先生曾對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的發展提出了建言：民事訴訟基本理論是發展民事訴訟法學和制度之基礎，所以中國應當盡快和充分討論和豐富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從比較法學的角度來看，關於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及其體系化問題，在德國、日本等訴訟制度和理論比較發達的國家中已經不是民事訴訟法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但是，有關論著還不斷出現），這主要是因為其基本理論的研究已經達到了相當精深的程度，民事訴訟基本理論體系化過程已經完成，其研究的重點已更加註重於從法社會學、法哲學等角度來研討民事訴訟問題。〔2〕
我國民事訴訟基本理論研究水平比較低下，這主要表現在：（1）就各個基本理論問題研究不夠深入；（2）由於研究視角的非一致性和非合理性，使得基本理論體系內部相互沖突；（3）基本理論的研究脫離了現代法治社會發展的要求和我國的國情，對解決我國司法現實中出現的問題缺少合理的理論指引。由此而導致了一系列弊端的產生，主要有：
首先，從理論學科的角度來說，嚴重阻礙了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的發展。直至今天，人們對於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問題的認識，還存在著嚴重的分歧並仍然處於較低的水平，從而導致了人們對於民事訴訟諸多具體問題的偏誤認知，以致於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的合理體系至今尚未建立起來。
其次，從民事訴訟制度的角度來說，嚴重阻礙了我國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導致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具有諸多局限，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理論准備不充分。為順應和促進我國政治民主文明和法治現代化的進程，為適應我國加入WTO的情勢和滿足解決日益劇增的涉外民商事訴訟的需要，我國現行民事訴訟制度急需完善。那麼，根據現代社會的發展探究我國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問題，則是完善我國民事訴訟制度的基礎性和前提性的工作。
最後，從民事訴訟實務的角度來說，嚴重阻礙了我國民事訴訟的正常運行和司法改革的順暢進行。先進合理的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具有正確指導民事訴訟實務和司法改革的作用。在我國民事訴訟實務和司法改革中，許多法院各行其是，人為追求新奇的做法，嚴重背離了法治統一性的要求和司法的基本原理。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在於法官對於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問題存在著嚴重的分歧認識和偏誤理解。

（四）民事訴訟基本理論的研究視角
第一，從新時代要求的角度來研究和理解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問題。如前所述，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勢和司法改革的價值目標向我國現行民事訴訟制度和運作機制及其賴以建構的理論框架和基礎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戰，並且大量的改革措施亟待從理論上加以評價和論證，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明晰從新時代角度來確立現代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思路和拓寬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進路。
第二，從人文關懷和法的精神的角度來研究和理解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問題。我們認為，強化民事訴訟問題的人文性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民事訴訟作為國民尋求公力救濟的主要途徑，關涉國民合法正當民事權益的保護以及通過解決國民之間民事糾紛還國民以公平與和平的社會秩序。對於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問題及建立在其基礎上的民事訴訟制度當中蘊涵的人文精神和法的精神的追問與詮釋，實為非常必要之事。
第三，從憲法的角度來研究和理解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問題。在現代法治社會，憲法要求以正當程序保障人們的合法權益並維護著法律和判決的權威性和正當性。民事訴訟法嚴格遵從憲法的精神原則規范，是對憲法的具體實踐。因此，欲建立現代民事訴訟基本理論構架則必須在憲法所確立的法目的的框架內進行。
第四，從民事訴訟（法）獨立價值的角度來研究和理解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問題。民事訴訟（法）具有自身的獨特的原理，這些基本原理在現代社會和現代訴訟中的表現，則應被納入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視域。如何從民事訴訟（法）獨立價值的角度來考察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問題，或者說如何通過對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來揭示和張揚民事訴訟（法）獨立價值，則是我們應當明確和堅持的思維基點。
第五，從現代訴訟觀的角度來研究和理解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問題。擺正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實體法的關系，是合理建構民事訴訟制度和理論體系的前提。現代訴訟觀不同於以往的實體法一元論和訴訟法一元論的訴訟觀，強調民事訴訟是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實體法共同作用的「場」。我們應當從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實體法的聯結點上來考察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問題，從而在理論層面，民事訴訟法學的諸基本理論之間可達成高度統一，有助於民事訴訟基本理論體系內部的和諧；在制度層面，將共同營造出民事訴訟制度內部的和諧與統一；在實務層面，有利於民事訴訟制度適用上的統一。

【注釋】〔1〕參見陳榮宗：《舉證責任分配與民事程序法》，153頁台灣，三民書局，1984。
〔2〕參見江偉、邵明：《中國民事訴訟法學》，載羅豪才、孫琬鍾主編：《與時俱進的中國法學》，431頁，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

E. 瑕疵民事行為的訴訟行為的含義及效果

一般來說，靜態的法學研究的是法律規則，而動態的法學研究的是法律主體的活動。或者說，書本上的法（ in Books）和行動中的法（Law in Action）分別是靜態和動態法學的研究對象。 （註：呂世倫、公丕祥主編：《現代理論法學原理》，安徽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72頁。）就訴訟法學而言，經過立法、 以條文形式固定下來的民事訴訟法律及規則無疑處於靜態，而對靜態的規則加以解釋、適用、發展的行為自然可以說是動態的。動靜態的結合，構成了訴訟本身。因此，研究訴訟法律及規則用以指導具體的司法，促進訴訟理論的發展固然重要；而研究規則的制定者、適用者的行為，促進行為的規范化和效率化，同樣具有重要的作用。從法規形成的角度來看，動態的行為是靜態法規的具體化和生動化，靜態法規的發展和完善，無疑必須通過動態的行為本身來完成。僅此而言，對動態行為的研究的意義甚至比對靜態法規的研究要重大。
動態的民事訴訟中的訴訟行為，可表述為能夠引起訴訟上的法律效果發生的訴訟行為。（註：[日]伊藤真：《訴訟程序》：伊藤真、竹下守夫編集：《注釋民事訴訟法（3）》，有斐閣1993年版，第22頁。）民事訴訟中各種主體的訴訟行為，構成了民事訴訟程序富有活力的內容。各種主體的各種訴訟行為的交錯，結成了相互關聯的行為鎖鏈，（註：[日]河野正憲：《當事人行為的法律構造》，弘文堂1988年版，第1頁。）在訴訟程序中形成張力和收縮力， 從而才使得訴訟程序本身具有了永恆不變的生命力。
將訴訟程序中主體的動態的能夠引起訴訟上法律效果發生的行為定義為訴訟行為（Proze Bhandlung，簡稱PH）， 主要是要藉助這一概念本身來決定訴訟行為理論的基礎，尋求訴訟行為的根本立足點。德國學者鮑姆傑爾鐵爾（Baumgartel）於1957年出版了《當事人訴訟行為的本質及概念》（《Wesen und begriff der ProzeBhandlung einerPartei im Zivilproze》）一書，沿襲德國學說的一般觀點，認為訴訟行為的效果在於程序的形成以至訴訟狀態的形成。為了把握形成效果的本質特徵，應該明確效果的擴展范圍及其對象。就範圍來說，從程序的開始到裁判，及至程序的終結，都屬於效果的射程之內。在這一范圍內的效果可及的對象有兩重，一是作為過程（vorgang ）的訴訟的發展（prozessentwicklung），二是作為過程發展目標的裁判。（註：[日]上村明廣：《關於民事訴訟行為概念》，《岡山大學法經協會雜志》第29號，第67—68頁。）
由此可見，如果強調訴訟行為的話，對於訴訟行為效果可及的兩重對象的研究就顯得十分重要，或者可以說這也是程序保障理論的一個重要支點。因此，訴訟行為理論本身，並不單純是對行為進行規范化和效率化指導的書本上的東西，由於指導的主體對象必須在程序中使其行為在被規范化的同時，得到作為對價的權利化，由此才能判斷行為的正當性。因此通過程序來保障這種行為的正當性，顯然是程序保障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
法律行為和訴訟行為的概念的歷史，可以上溯到中世紀時代。當時的德國自然法學者內鐵爾布拉特（Daniel Nettelbladt, 1717—1791）在其著作中頻頻使用了這兩個概念。只不過是，他在使用概念時，並未打算用它們來構築以概念為基礎的理論，而是意在說明他的自然法學說。然而，正是由於這兩個概念的使用，使得德國的概念法學、私法尤其是民法學理論在法律行為方面有了新的發展。
對訴訟行為概念的研究，在19世紀末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德國民事訴訟法學界的泰斗赫爾維希（Konrad Hellwig, 1856—1913 ）， 在1910年發表了題為《訴訟行為和法律行為》的論文，對訴訟行為的概念、種類、條件、意思瑕疵等問題進行了考察。盡管赫爾維希的考察對象主要是民法的有關法律行為規定適用於民事訴訟法的可能性，但是，通過考察他證實了這種適用存在的局限性，並指出了訴訟行為有別於民法上的法律行為的特徵。所以，他將訴訟行為定義為能夠產生訴訟法規定的效果的所有行為。屬於私法以及其他公法上規定的行為，應該被排除在該概念的范圍之外。赫爾維希還將訴訟行為分為兩類，一類是服務於遂行具體訴訟的行為，另一類是雖然具有訴訟法上的效果但是又與遂行訴訟具有不同目的的行為。而第一類行為主要包含開始、進行和終結訴訟的行為，因此，這些行為必須符合遂行訴訟這一目的。正是由於這一目的的存在，在此目的指導下的訴訟行為本身，反映了訴訟法與實體法的根本區別。也就是說，就行為的效果來說，訴訟行為和民法上的法律行為兩者所產生的效果帶有根本的差異。即法律行為沒有得到實施與已實施的法律行為缺乏有效要件之間，在效果上並不存在差異。與此不同的是，訴訟行為如果欠缺法律要件，法院必須就此加以審理並做出判斷。因此可以說，有關訴訟行為的內容、形式等方面的要件與民法上法律行為的要件是迥然不同的。
可見，訴訟行為論在民事訴訟法的理論研究中，應該定位為：第一，訴訟行為論是構築獨立的民事訴訟法體系的理論出發點；第二，訴訟行為理論的研究，既以法院的訴訟行為為對象，也以當事人的訴訟行為為對象。而且，由於行為本身是為取得訴訟法上的效果而實施，因此，從程序上保證正當訴訟行為的實施，顯得極為重要。可以說，訴訟行為理論也是程序保障理論的重要基礎理論。

F. 哪位高手能夠幫我找出分析民事訴訟法上辯論原則中三種事實的案例

辯論原則是我國民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是所有民事訴訟中不可或缺的原則和程序。當前，市場經濟的發展已經使人們的法制觀念或法制意識發生了變化，新的法制觀念或法制意識正在形成，並且不斷得到強化。作為法制觀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訴訟觀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就民事訴訟程序而言，就是要弱化法院對訴訟程序的職權干預，尊重當事人的程序主體地位，保障當事人在訴訟中的基本權利，強化當事人對訴訟程序的主導權。由此可以看出，我們必須認真地研究辯論原則，從而促進我國民事訴訟模式的轉變。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民事訴訟的目的，更好地實現司法的公正和效率等價值，從而加快我國民事司法現代化進程。本篇中，筆者將從民事訴訟的基本定義、理論依據、內容以及其與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的辯論原則、與刑事訴訟法中的辯護原則的區別等方面進行闡述分析;一、 民事訴訟辯論原則的定義
所謂辯論，指的是當事人雙方在法院主持下，就案件事實和運用法律的問題，陳述各自的主張和意見，相互進行反駁和答辯，以爭取對自己有利的訴訟結果，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人民法院則通過辯論查明案件事實。[1]對此，德國的法學家肯納認為：辯論一般指當事人在訴訟中所提出的事實，並且經過辯論才可以作為法院判決依據的一項訴訟的基本原則。當事人沒有提出的事實，就不能作為判決的依據，法院不主動調查，即使調查了而不經當事人提出仍不能做為判決的依據。英美法系國家了多採用此觀點。[2]
二、 辯論原則的理論根據和法律依據
當今世界，在民事訴訟領域其主要有如下幾種學說：
其一，手段說：即人都有一種趨利避害的心理。對於民事爭議而言，對雙方當事人都有利害關系。正是由於這種利害關系的驅駛，雙方當事人都必然想盡辦法，竭盡全力去搜集和提出所有有利於自己的證據這樣，利已的心理趨勢成了法院解決訴訟的杠桿，輕易地推動訴訟的發展。這樣做，一則可以防法官在搜集證據中的不盡力或偏袒一方。二則如果當事者不積極的收集證據。那麼敗訴風險的負擔就從制度上給確定下來了。但因為自己已經被給予了充分的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提出證據，並且由相信是公正無私的法官進行了慎重地審理，但由於自己舉證不利而敗訴，所以對結果的不滿也就只能接受。正如日本學者三月章教授指出：在一般的民事訴訟中之所以要採取辯論主義，是因為民事訴訟以私益糾紛為其對象，當事人能直接並且一次性地感覺到其解決的利害的緣故。因此，利用當事人的利己之心，將提供訴訟資料的責任委任給他，則能夠期望得到充分必要的資料。（如果資料不充分，而判決對其產生不利，則將責任歸屬於當事人就無所謂不妥當）[3]
其二，程序保障說：這種學說由日本的田也公二法官提出。他認為只有在當事者之間經過了充分的攻擊防禦的事實和證據才能作為法院判決的基礎或根據，而法院依職權來確定審理對象或收集證據往往帶來先入為主的問題，結果是剝奪了當事者充分陳述自己觀點或進行反駁防禦的機會。辯論原則正是為了防止這種情況而確立的法理。[4]
其三，本質說：正是這種消極的政治觀認為應維護和弘揚個人的自由，尊重私權，盡量少干預。因此，法院作為國家機關在民事訴訟活動中應處於消極和被動地位，在訴訟中盡量聽任當事人自己自由處理。即應實現當事人自治。這種觀點在日本，像兼子一、小山升，新堂幸司，鈴木正等著名法學家都主張這一觀點。[5]
其四，多元說：這種觀點認為在民事訴訟中之所以採取辯論主義，是出於尊重私人自治，高效率地發現真實，防止出其不意的攻擊，確保對裁判高度公平的信賴等多元根據，它是在漫長的訴訟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由於該觀點所依據的根據不是單一的，故稱"多元說"。日本的竹下守夫等學者是"多元說"的倡導者。"多元說"近年來已成為一種十分有力的學說。[6]對此，我國有人認為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辯論原則的法律依據和理論依據有四點：1、當事人地位平等 2、當事人應承擔舉證責任 3、法院只在特定條件下才主動調查收集證據 4、訴訟應當公正 [7]

總的來說，辯論原則的根據是多種多樣的，但是，不管學者對辯論原則的理論依據認識有多大差異，但都有其共同的思想基礎即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強調意思自治，法官在訴訟中的作用是被動的和消極的。
三、 對我國民事訴訟辯論原則的內容的分析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時，當事人有權進行辯論。」該條文被認為是民事訴訟法對辯論原則的原則性規定，是辯原則的法律依據。其意義在於，通過當事人雙方的辯駁，幫助人民法院查明事實，分清是非，正確適用法律，及時解決糾紛。當事人通過行使辯論權，積極參與到訴訟程序中去，真正成為訴訟主體。
辯論原則的具體含義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1、辯論權是當事人的一項重要的訴訟權利。即當事人也包括第三人對訴訟請求有陳述事實和理由的權利。有對對方當事人的陳述和訴訟請求進行反駁和答辯的權利。當事人藉此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2、辯論原則貫穿於民事訴訟的全過程，包括一審、二審和再審程序。可見，辯論原則所指的辯論並不完全等同於法庭辯論。法庭辯論僅指當事人在開放審理過程中進行的辯論，是一種口頭辯論。辯論原則所指的辯論包括法庭辯論，也包括法庭審理程序以外程序中進行的辯論。3、辯論的表現形式可以是口頭形式，也可以是書面形式。口頭辯論又稱「言辭辯論」，主要集中在法庭審理階段，是最集中最全面的辯論，也是辯論原則最重要的體現。4、辯論的內容既可以是實體方面的問題，也可以是程序方面的問題。首先，凡與案件的事實和適用法律無關的問題不辯論的內容。其次，雖與案件的事實和適用法律有關，但雙方沒有爭議的問題也不屬於辯論的內容。辯論的內容主要是雙方爭議的實體問題，民事權利義務關系本身，如一方當事人提出的民事法律關系發生的事實主張能否成立，基於某一事實主張的民事權利請求有無法律上的根據等。辯論的內容也可以是雙方爭議的程序問題，如當事人是否符合條件，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有無管轄權等。5、人民法院在訴訟過程中應當保障當事人充分行使辯論權，也就是說人民法院的判決必須經過和基於當事人的辯論而作出。這就要求：人民法院的判決必須形成於法庭辯論之後；人民法院對案件事實真相的判斷必須充分考慮當事人辯論的結果。只有這樣，辯論原則才能發揮人民法院判斷案件事實真相和確保訴訟公正中的作用。也只有這樣，當事人才能通過行使辯論權達到證明自己的主張，維護自己的實體權益的目的。6、人民法院應當充分保障當事人的辯論權。一方面人民法院引導當事人的辯論行使權，使當事人的辯論能夠真正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法院應當給當事人充分的行使辯論權的機會，讓當事人能夠充分發表自己的主張和意見。

四、我國民事訴訟辯論原則與大陸法系辯論原則的區別
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辯論原則與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民事訴訟法的辯論原則有著實質上的區別。在我國，辯論原則的實質被規定為當事人所享有的一項訴訟權利，而在德國和日本，辯論原則的實質被規定為一種訴訟結構，即關於形成審理對象方面的當事人主義，故又被稱為「當事人主導原則」。按照日本學者的概括，辯論原則最根本的含義是：「以什麼樣的事實來為請求的根據，又以什麼樣的證據來證明所主張的事實存在或不在，都屬於當事人意思自治的領域，法院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在這一領域的自由。」[8]按照德國學者的概括，這一原則的基本含義是：「只有當事人才能夠把爭議的事項導入程序並判斷是否有必要對此任出決定；作為程序規范，法院自身則不得考慮當事雙方都未提出的事實，且不得根據自己的判斷主動收集或審查任何證據。」[9]與此相應，辯論原則內容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直接決定法律效果發生或消滅的必要事實必須在當事人的辯論中出現，沒有在當事人的辯論中出現的事實不能作為裁判的依據；第二，當事人一方提出的事實，對方當事人無爭議的，法院應將其作為裁判的依據；第三，法院對案件證據的調查只限於當事人雙方的辯論中所抻出來的證據。」
我國的辯論原則的基本指導思想是調整雙方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的基本關系，其不足之處在於它只規定了當事人有權對爭議的問題進行辯論，卻沒有規定相應的法律後果，這樣，盡管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辯訴原則要求人民法院在訴訟中保障當事人平等充分地行使辯論權，但這就使我國民事訴訟法中關於辯論權的規定成為一個空洞的口號。對現行辯論原則的一般闡釋雖然要求法院充分保障當事人能夠實施辯論行為，而沒有使當事人的辯論結果形成對法院裁判的約束。例如，民事訴訟法第66條規定，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並由當事人互相質證。但質證的內容及其後的法庭辯論對法官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是否具有約束力，法律並未說明。因此，我國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辯論原則實際上成為一種非約束性或非實質性原則，從而導致了辯論原則的「空洞化」。
大陸法系辯論原則對裁判的形式和法官的行為具有很強的約束力。裁判必須以當事人在辯論中提出的事實和證據為基礎，法官必須尊重當事人對審理對象所作的選擇，不得在當事人主張的事實和提出證據之外主動提出事實和證據，使其成為約束性的辯論原則。其直接的效果是：一是使作為整個民事訴訟核心的辯論程序真正得以實現，有效控制庭審前的隱性訴訟活動和審判過程中裁判者的「暗箱操作」；二能使當事人對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的處分得到完整和充分的體現。三能夠真正使法院置於中立的第三者立場，從而保證其公正地裁判民事案件。[10]

五、我國民事訴訟辯論原則與刑法辯護原則的區別
我國民事訴訟辯論原則與刑法辯護原則有相似之處，但二者有著本質意義上的區別。具體說來，辯論原則與辯護原則的主要有兩方面：1、辯論原則是建立在當事人訴訟地位完全平等的基礎之上的；而辯護原則則是建立在公訴權與辯護分立的基礎之上的，公訴人與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並不平等，前者代表國家，後者則處於被審判的地位。2、民事訴訟中辯論的范圍十分廣泛，當事人可以就案件實體問題進行辯論，也可以對案件的程序問題進行辯論，還可以對適用法律提出自己的意見，而刑事訴訟中的被告人只能就自己是否有罪和罪行輕重進行辯護。

六、 我國民事辯論原則的改革構想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人們的法制意識發生了變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人權的強化。這種變化是改革以來最深刻的變化。人們不僅要求認真看待自己已有的權利，而且人們還要求賦予自己應有的權利，維護自己的權利。而非約束性的辯論原則已嚴重滯後於人們的法法意識，不能滿足人們對權利行駛的渴望，因而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從目前國內主流學術觀點來看是傾向於學習大陸法系的辯論主義原則，強化當事人地位，增加對法院的拘束力。但是，大陸法系的辯論主義原則也暴露了不少弱點，尤其是法官的職權過於弱化和地位過於消極，當事人過於主動，容易導致訴訟拖延，增加訴訟成本。對此，我們應採取比較的、歷史的、辯證的方法來吸收、引用和借鑒大陸法系的辯論主義原則，取長補短。但是，我國的傳統觀念、社會經濟、人文觀念的不同，註定了我們的法制改革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G. 什麼是第三人撤銷之訴講義或課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12年修正）新增加了對於第三人撤銷之訴的規定版。

該法第五十六條權規定：「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第三人認為有獨立請求權的，有權提起訴訟。

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第三人雖然沒有獨立請求權，但案件處理結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可以申請參加訴訟，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參加訴訟。人民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責任的第三人，有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義務。

前兩款規定的第三人，因不能歸責於本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但有證據證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書的部分或者全部內容錯誤，損害其民事權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民事權益受到損害之日起六個月內，向作出該判決、裁定、調解書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經審理，訴訟請求成立的，應當改變或者撤銷原判決、裁定、調解書；訴訟請求不成立的，駁回訴訟請求。」

H. 英法美德日任意一國的民事訴訟主要特點 三千字左右，要有資料的出處

美國民事訴訟程序與美國文化

美國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特徵有四：（1）民事陪審制；（2）當事人主導的審前調查；（3）審判和聽審過程中的消極的法官；（4）在專門事項方面獲取和使用專家意見的獨特方法。我認為，一定的民事訴訟程序生成於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以下主要就基本特徵的前三個方面進行介紹。
1．民事陪審制。
民事陪審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古羅馬，對蘇格拉底的審判可以說是古代使用陪審制的典範。[1]近代陪審制起源於9世紀早期的法蘭克王國，最早體現於政治制度方面，國王把這種方法作為其了解統治情況的基本渠道，後來才具有司法的性質。但是作為一種成型的司法制度，起源於英國，並在亨利二世（1154——1189）時期普遍應用土地訴訟中。民事陪審制在英國近代的命運並不太好，除欺詐案等少數案件以外，一般的民事案件禁止使用陪審團。[2]牆里開花牆外香，在英國確立的陪審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並成為其民事訴訟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徵。在美國的民事訴訟中廣泛的保留、使用著陪審制，這一點在其他國家是不可想像的，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在美國是公民享有的一項神聖的權利。它作為1792年批準的權利法案第7修正案被寫進了聯邦憲法，1938年的聯邦民事訴訟規則進一步作了具體明晰的規定，它提醒生活在美國的所有人們「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正如憲法第7修正案宣稱的一樣，也如美國的其他標志和象徵一樣，它必須作為雙方當事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並受到廣泛的尊重與保護。」另外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也廣泛地適用各州的民事訴訟程序，作為各州民事訴訟制度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各州甚至以憲法規定了公民的這一權利，在州的范圍內實現了要求陪審團審判權利的憲法化。例如1777年的紐約州憲法認為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將永遠保留，神聖不可侵犯。
相反，陪審制卻與大陸法系國家的訴訟制度、文化觀念格格不入。當然在大陸法系國家並不是沒有萌發過使用或移植陪審制的沖動，而且這種沖動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諸實踐。法國大革命以後，普遍採用了陪審制；德國1848年革命爆發以後，德意志各個公國幾乎全部採用了陪審制。但是大陸法系國家採用的陪審制幾乎是曇花一現，不久就夭折了。德國1877年的《法院組織法》明確限制了陪審制使用的范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法院組織法》進一步明確了參審制，徹底否認了陪審制的使用。在大陸法系的人們和學者看來，真正令人吃驚的是一群門外漢組成陪審團，並作為一種臨時裁判者裁決案件，其作出的決定脫離了正規訴訟機制的監督，這種決定的科學性和客觀、公正性值得懷疑。[3]
可以看出美國人對民事陪審制的喜好，深深地根植於核心價值觀，根植於其平等、自由、放任的文化觀。陪審制體現了美國文化中的平等精神。一方面所有的公民都有可能成為陪審員，陪審員名單不的由官方確定，而是從選民資格名單中臨時確定。另一方面所有陪審員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享有平等的表決權，這種權力不因為其社會地位、教育程度、民族、種族而受到影響。同時陪審制給予法律的門外漢較大的認定事實的權力，這一權力甚至高於法官。當然法官有權對陪審團進行監督和指導，法官有可能推翻陪審團的裁判，法官也可以當事人提交的證據已達到明顯清楚（prima facie cases）或者使當事人的主張明顯不能成立，而拒絕將案件提交陪審團審判；也可以案件屬於法律問題為理由，直接作出裁判。但是法官的權力受到限制，法官不適當地影響、干預和誘導陪審團，是上訴審法院廢棄原判決的重要理由。
民事陪審團同樣是民主的，是民主參與政治的具體化，它允許普通的公民個人對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直接進行管理。例如陪審團可以在具體的案件中決定，企業是否按照合理、安全的方式生產產品，並要在案件中確立一些在其他國家可能為成文法規定的安全標准、責任承擔方式、歸責原則等。陪審員不僅解決具體的糾紛，還為國家立法，為社會立法，承擔著廣泛的立法職能。陪審員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一般的公民對充當陪審員有較大的熱情和積極性。美國法學會近期發表的一篇文章說，「象以前一樣，12個陪審員照例表現出日漸高漲的熱情，甚至歡呼著去強制美國的一些基礎機構，如政府、商務團體、私人團體等改變他們以往的運作方式。」[4]盡管陪審團是作為國家司法權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它表現出某些反對國家權力的特點。具體表現在：其一陪審員與法官在民事訴訟中各有不同的許可權，法官不能不當干預陪審團的工作，陪審團享有較大的獨立性。其二陪審團行使權力的方式與一般國家權力機關不同，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忽視法律，並在超越法律的情況下作出裁判。同時陪審團裁判案件不需要具體的論證，陪審團的判決歷來被當作上帝的聲音。
陪審制與美國人的個人主義觀念的聯系不是特別明顯，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反個人主義的。因為陪審團需要集體作出決定，陪審團的組成人數有12人或6人之分，陪審員作出裁決依靠的是團結一致，只要有一個人不合作，就有可能使整個審判歸於無效。法院也必須解散陪審團，並組成新的陪審團重新審判。盡管美國許多州正在探索以陪審團的多數通過代替陪審團的一致通過，但目前陪審團一致通過仍然是其作出有效裁決的普遍適用的條件。同時盡管美國人一般願意充當陪審員，有參加司法程序的熱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充當陪審員不是作為權利規定的，相反它被規定為公民的不可推卸的義務。因此，其從根本上具有非自願的特點和反個人主義的傾向。但是潛在於陪審制之中的個人主義在和當事人主義結合的情況下就會表現出來。由於公民個人擁有的自由、財富掌握在自己手中，陪審團被視作這些權利的包神，而他們採用的保護方法與法官、政府官員的方法迥然不同。

2．當事人主導的證據收集和審前發現程序。
除民事陪審制之外，美國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平等主義和反政府的放任主義也在民事訴訟程序的其他方面表現出來。當事人主導的審前發現程序和證據收集程序，即反映了美國文化的上述特點。在美國民事訴訟程序規則賦予當事人及其律師在法庭外自主收集證據的權利，而且這種權利的行使一般情況下不需要法院的幫助，在特定的情況下，如果對方當事人不予積極的配合或者拒絕，當事人可以尋求法院的幫助和支持。當事人可以使用多種方法從他方當事人及其證人或專家證人處獲取證據，這些方法主要有：（1）口頭錄取證言；（2）書面錄取證言；（3）向對方當事人提出質問書；（4）要求提供書證和物證；（5）身體和精神檢查；（6）要求對方當事人自認。[5]發現程序在美國民事訴訟中的地位極其重要，可以說沒有發現程序即沒有現代美國的民事訴訟，美國的民事訴訟的現代化與發現程序的引入和完善密不可分。「如果沒有發現程序和質詢程序美國人就不能審理案件，發現程序是他的沐浴，質詢程序是其早餐。」[6]法官一般不會介入發現程序，只有基於當事人的要求，法院才有可能介入該程序。但自從70年代以來，發現程序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對發現程序的批評也日漸尖銳。[7]主要的批評在於法院對發現程序的監督過於軟弱，對當事人及其律師從他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處獲取證據缺少必要的限制。這種狀況既造成了訴訟遲延，同時也導致當事人訴訟負擔的增加。鑒於這些批評，自8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經過多次修改，逐漸開始對當事人發現證據的次數進行限制，增加了法官對發現程序的監督與管理。各州也在同時修改其程序規則，力求實現發現程序的公正與效率的協調。
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訴訟中不存在和美國一樣的發現程序，大陸法系國家民事訴訟的立法和理論中也存在審前准備這樣的概念，但是這一概念與美國的pretrial相比，無論在意義上還是在內容方面都有本質的差別。這種差別主要表現於兩點：其一，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審前程序不是由當事人及其律師主持，而是由法官主持。「同時與英美法系的准備程序原則上由當事人自行運作不一樣，德國和日本的法官自始至終主持、控制准備程序的進行。」[8]其二大陸法系國家民事審前程序與審判程序之間的界限不明顯。在德國和日本都可以開庭的方式收集證據和整理爭點，德國民事訴訟法上稱為「早期第一次期日方式」，而日本的「准備性口頭辯論」[9]與德國早期第一次期日方式相對應。雖然民事訴訟法把審前開庭的期日稱為早期期日，把最終法庭審理的時間稱為主要期日，但兩者之間的區別不明顯，兩種開庭的任務和方式也很難看出有實質性的差別。
美國審前程序與大陸法系國家審前程序存在差別的原因，一般認為是大陸法系國家不存在和英美法系國家一樣的集中審理制度。誠然，證據提供組織上的不同可以追溯到普通法中的陪審團的歷史角色。當普通的民眾放下自己的工作，走進法院審理案件，並作出最終的裁判時，集中的、一次性的審理是必須的。而以審判工作為己任的職業法官，就沒有集中審理的緊迫感和心理壓力，他在其任何一個工作時間階段都可以審理案件。當事人提供證據也沒有階段上的限定性和時間上的緊迫性，受突襲的一方可以在以後的程序中提出證據予以反駁。當事人不僅在一審階段可以提出新證據，而且在二審階段也可以提出新證據。[10]因此大陸法系國家的程序框架中就很少有準備程序的空間和地位，而審前發現程序對美國的民事訴訟來說是必須的。
但是觀念上的不同比以上列舉的原因更加根本。大陸法系的學者對發現程序深惡痛絕，不僅因為他們認為發現程序可有可無，而且他們認為僅僅由於當事人涉入訴訟，就許可對方私自向其收集證據、調查事實是不妥當的。[11]在大陸法系國家強制當事人或者證人提供證據被看作是國家和政府的職能，不能由私人當事人分割或獨享。發現程序之所以被反對，就是因為它允許當事人行使本屬於國家司法機關的權力，分割了司法權。按照大陸法系的普遍觀點，詢問證人應當在法院而不是在律師的辦公室內進行。「美國律師試圖將宣誓作證傳播到大陸法系國家的努力，將在這些國家裡被視為對國家司法特權的侵犯，因此宣誓作證在許多歐洲國家是被禁止的。」[12]
另外值得注意，美國的發現程序也不同於其他以集中審理為主要特徵的普通法系國家。象陪審制一樣，美國當事人主導的發現程序最早也產生於英國。[13]強制發現證據的權利是由英國高等法院確立的。[14]但是該制度在美國被改革成為獨特的實踐形式，它包含一系列當事人獲取證據的方法。這種狀況在英國或其他地方是無法找到的，結果，甚至對於普通法系其他國家的律師來講，美國的發現程序實踐也走得有些過頭。美國與英國審前准備程序的主要區別在於開示的范圍不同。在英國，審前證據開示程序的范圍，被嚴格限制在與對方當事人提出或者主張的事實相關的事實方面；同時一般情況下也不允許當事人強制地從對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處獲取證據。「如果在這些相關的事實之外，當事人還有其他的事實或證據能夠證明其請求或者主張，則當事人就無權要求開示這些相關的事實，或者以這些事實為基礎證明其案件事實。」[15]近年來英國的民事訴訟程序改革進一步限制了文件發現程序，而且美國式的宣誓作證在英國也行不通的。在英國只有在法庭作出命令的情況下，才可以在法庭之外錄取口頭證言，而且這種方法也被限制在證人確實不能到庭的案件中。[16]
美國的審前准備程序充分體現了美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首先它是平等的。在發現程序中，法律給予了雙方當事人均等的、從對方當事人或第三人處發現證據的機會。即使是案件中的弱勢一方也有機會從對方獲取證據。例如在產品質量侵權案件中，受侵害的消費者就可以通過發現程序得到生產者不恰當地降低生產成本的證據，從而有利其合法權益的保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審前程序所反映的平等是美國式的平等，它給當事人提供平等的機會，而不是相等的結果。這種狀況會在造成當事人之間的實質上的平等，並損害司法正義。當事人推動發現程序，採用發現方法，同樣意味著當事人訴訟成本的增加。特別地由於開示證據的工作非常具體和專業，必須由當事人的律師完成，當事人自己無法完成如此龐大、復雜的工作。《緊急費用法》要求律師預先墊付訴訟費用，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發現程序的消極方面。但是仍有相當數量的當事人，其發現手段極其有限，他們不得不忍受對方當事人不斷實施的證據發現所帶來的訴訟負擔。這種現象在由職業法官主持證據調查的國家是不太可能遇到的。
其次當事人主導的發現程序也表現了美國文化中的民主觀念和放任主義思想。對於美國人而言，程序制度允許當事人或者其律師在法庭之外實施實質性的訴訟權力，而不是相反由法官實施這一權力並無不當。發現程序與個人主義之間的關系則相對復雜。一方面發現程序反映了競爭性的個人主義，它允許律師發明和實施其認為的最好發現的計劃，以調查收集證據，並實施特定的、具體的訴訟，除了受到程序規則的寬泛的限制以外，他們很少受到限制。但從被發現的當事人或證人的角度來看，對方當事人的這種窺探式的侵入，恰恰是對他們自我領域的侵犯。要求人身損害賠償的原告必須接受被告選定的醫生的醫學檢查，否則原告就必須面臨訴訟被駁回的風險。而且當事人必須為自己對立的對方當事人准備案件以對抗自己的觀念，也與對抗制有一定的不協調，因為對抗制以另外的方式闡釋：「每個人都是為自己存在的」。[17]發現程序強調一方當事人享有發現證據的權力同時，並不鼓勵其反對對方當事人，更不鼓勵其侵犯對方的合法權益。因為在任何一個案件的發現程序中，任何一方當事人都有可能處在發現和被發現的位置，雙方的地位是可以互換的。從這樣角度出發，發現程序既有利於雙方當事人的行動，也限制其行動。在這一深層意義上發現程序規則與美國的個人主義是一致的。

3．法官的角色。
與大陸法系法官在訴訟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不同，美國的法官在整個訴訟過程中一直保持消極的角色，1999年英國民事訴訟規則實施之前，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的消極性都非常明顯。[18]在美國的審判中，律師決定向法庭主張那些事實，提交什麼證據，也是由律師對當事人和證人進行詢問，並以此主導訴訟的進行[19]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官負責證據的收集和提供、調查，這一點可以從作為大陸法系國家典型代表的德國民事訴訟制度中反映出來。在德國法官負有查明爭點的義務，這一義務使得法官深深地介入到訴訟的進行之中。在法庭按照對合適的、可適用的法律的理解推進訴訟的過程中，它不斷地檢查案件，提出問題確定當事人存在爭議和不存在爭議的領域，法官同時要對當事人主張的事實、證據的提供以及需要由證據證明的事項的意義等進行釋明。……法庭通過建議當事人鞏固自己的主張、觀點，通過建議當事人變更和擴大其主張以及其證據提供，通過建議當事人採取其他的方法，引導當事人。法庭並有可能在訴訟中建議當事人採取某些具體的訴訟方法。[20]法庭根據當事人的要求決定是否傳喚特定的證人，並命令證人出席法庭或者命令當事人提交書證。[21]
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審判程序的一個顯著的差異是詢問證人的方法不同，在大陸法系的民事訴訟中一律由或者主要是由法官詢問證人。即使許可律師提出問題，甚至在義大利由法官對證人的詢問首先由律師草擬，但由律師採取的強有力的交叉詢問是不存在的。[22]而且在大陸法系的某些國家法院可以在當事人不提出請求的情況下，依職權主動地傳喚證人。因此，在美國民事訴訟中，律師所扮演的詢問和交叉詢問證人的重要角色，在大陸法系國家完全轉移到了法官的身上。
當然近年來美國民事訴訟規則的變化，力圖提升法院與當事人關系中的法官的角色。「管理型法官」的整個概念集中在法官享有的權力或者說負有的責任，這些權力表現為法官有權將案件排除於訴訟程序之外，有權在可能的情況下促進案件的解決，最保守地看來，他必須承擔加速審判流程的義務。正是基於這種變化，許多人認為兩大法系呈現出趨同的趨勢。[23]但是關鍵的區別仍然存在，在美國的民事訴訟中依然由律師，而不是由法官負責證據的收集和提供，也是由律師負責選定證人和負責對證人進行交叉詢問。雖然美國法官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帶有儀式化或者象徵意義的崇高地位，但是在具體的訴訟過程中他們的權力並不太大。同時在美國本身就比較軟弱的裁判者的權力，還要有法官和陪審團共同分享，法官也在與陪審團分享權力的過程中接受陪審團的制約。
我們所探討的法官地位的消極性，主要是限定於法院與當事人的關系、法院的審判權與當事人訴權的關系范圍。超出這一范圍，本文所得出的結論就喪失了其基礎。例如在法官與制定法的關系方面，結論就恰恰相反。美國的法官享有廣泛的權力，法官可以通過對具體案件的審理創製法律。普通法是由法官創造起來的，……立法機關僅起一種輔助的作用。在美國，法官還有權決定立法是否違憲，是否有效，並享有廣泛的解釋法律的權力。而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官「酷似一種專門的工匠，除了特殊的案件以外，他出席法庭僅是為了解決各種爭訟事實，從現存的法律規定中尋覓顯而易見的法律後果。他的作用僅僅在於找到這個正確的法律條款，把條款與事實聯系起來，並對從法律條款與事實結合中會自動產生的解決辦法賦予法律意義。」[24]

程序實踐非常明顯地體現了文化的特徵，並無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我們正在進行民事訴訟制度改革，實踐部門正在進行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探索，理論界則正在對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完善搖旗吶喊。民事訴訟法的修改也好，民事審判方式的探索也罷，都不可否認我們的民事訴訟制度正在面臨一個現代化的過程和重大抉擇。這一現代化的過程，與我們正在進行的政治、經濟的現代化相適應。因此可以說現代化是社會系統工程的現代化，不可能舍棄法律制度的現代化。
我們民事訴訟制度和司法制度現代化面臨的首要的問題是目標定位問題。各國國家的現代化都是在其歷史、文化基礎上的現代化，不可能有完全割斷自身歷史的現代化。因此現代化只能是各個國家自身的現代化，現代化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稱為是西方化。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和民事訴訟制度的現代化也必須以各國自身的文化為基礎，唯有此才是我們改革的定位、坐標和參照。

參考文獻：
[1] 具體可參見李昌道，董茂雲：「陪審制度比較研究」，載《比較法研究》，2003年第1期，第57頁。
[2] 在我國有學者分析認為英國陪審制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1）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原來資產階級為爭取同盟軍而提出的思想和口號，以沒有現實的合理性和存在的基礎；（2）案件增多，訴訟爆炸，而由陪審團審理案件，不能提高訴訟效率，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訴訟遲延的原因；（3）隨著科技的發展，出現了許多新型案件，這些案件的審理需要案件的裁判者具有相應的專門知識。參見李昌道等：「陪審制度比較研究」，第61頁。當然這種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時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無法說明陪審制在美國為什麼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3]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219--220(1986).
[4] Curriden,「12名陪審員的權力」，載《美國法學會雜志》，2000年，8月，第36頁。
[5] 參見湯維建：《美國民事司法制度與民事訴訟程序》，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35——441頁。
[6] John Lew, The Daily Deal, May 15,2001,p5.
[7] 「更少的發現——改革的共識」，載《訴訟評論》，第15卷，1996年，第267——268頁。
[8] 王亞新著：《社會變革中的民事訴訟》，中國法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86頁。
[9] 除准備性的口頭辯論之外，日本民事訴訟法還規定了另外兩種審前准備方法。其一是辯論准備程序，主要適用於不宜公開審理的案件和當事人雙方希望直接面談的案件；其二是書面准備程序主要適用於當事人無法直接見面或者不能親自出席法庭的案件。參見中村英郎著：《新民事訴訟法講義》，陳剛等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2頁。
[10] 與英美法系不同，大陸法系國家第二審上訴一般都是事實審，上訴法院的法官，可以對原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進行審查。當然這種審查方法因各個國家制度不同，而有一定的差異。有的採用復審制，有的採用續審制，有的採用事後審查制度。而英美法系國家對於適用陪審制的案件，二審上訴一般不能就事實問題再行審查，二審法院只能就法律的適用、證據規則和程序規則的適用進行審查。具體可參見常怡主編：《比較民事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北京，2003年版；陳朴生：「比較刑事證據法序說」，載刁榮華主編：《比較刑事訴訟法各論》，台北，台北漢林出版社，1984年版。
[11] Rudlf B. Schlesinger, Hans W. Baade, Peter E. Herzog, and Edward M. Wise, Comparative Law,69-75(6th ed.1998)
[12]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67(1986).
[13]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93-94(1987); Robert Wyness Millar, Civil Procere of the Trial Court in Historical Perspectve,201-228.(1952).
[14]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221.(1986).
[15][美]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99(1987).
[16] 具體可參見《英國民事訴訟規則》第34條（8）款，（1）一方當事人可以申請法院簽發命令，要求在審理程序前對證人進行詢問。（2）給予本條之規定，根據法院的上述命令，提供證據的人即為「宣誓證人」，所調取的證據為「筆錄證言」。《英國民事訴訟規則》，徐昕譯，中國法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172頁。
[17]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691，695(1987).
[18]美國修改後的聯邦民事訴訟規則，於1999年4月實施，根據1999年的民事訴訟規則白皮書，消極的法官以成為歷史，相反確立了積極的法官。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在訴訟的早期階段負責訴訟，並以一種我們在這種司法體制下以前沒有見到過的方式管理訴訟。
[19] Otto G.Obermaier, 「律師的書架」，載《紐約法律雜志》，1992年，12月1日，第2頁。
[20] 按照Kaplan和Clermont的觀點，德國和歐洲臨國的程序法根植於給予法官強有力的權力將有助於發現事實的思想，法官有權或者說有義務詢問、告知、鼓勵和勸告當事人、當事人的律師以及證人，以獲取事實真相。, Kaplan&Clermont,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1984).p1472.
[21] 同上注，第1232——1233頁。
[22]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戰後受美國法的影響，採取了交叉詢問的方法。具體的順序是先由申請證據的當事人進行主詢問，再由對方當事人進行反詢問。不過在日本的民事訴訟中，審判長在當事人之間的交叉詢問完畢以後，還可以進行補充性的詢問，並在其認為必要時隨時親自進行詢問或者在主詢問的過程中，准許對方當事人進行詢問。參見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日本民事訴訟法》，白綠鉉譯，法律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19頁。
[23] [美]Adrian A.S. Zuckerman,「危機的司法：比較法視角下民事訴訟程序制度改革」，載Adrian A.S. Zuckerman主編：《危機中的民事司法》，1999年版，第47頁。
[24] 約翰 梅利曼著：《大陸法系》，顧培東譯，西南政法大學印行，1983年，第39頁。

I. 求 [日]兼子一、竹下守夫的《民事訴訟法》，白綠鉉 譯，法律出版社，1997版的 圖書編目。 就是 ISBN號，謝

上國圖的網站查吧，我是法學教師，可是學校放假，查不到。

J. 請問這四個日本人名如何英譯：兼子一、竹下守夫、上野泰男、谷口安平

沒法英譯 英文名應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