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app競賽題庫行政法

A. 依法行政與良法之治的內涵是什麼

[內容摘要]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和核心所在，也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依法行政，必須要有清醒的法律意識、良好的法律制度和嚴格的法律實施。推進依法行政的最終目標是建設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基本標志是公權力受法律控制。

[關鍵詞]依法行政;法治政府;法治和人治

黨的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修正案。黨的十七大在十六大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了新的目標：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和核心所在，也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願。行政機關是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它執法的舉動直接影響到廣大人民群眾對法律權威的認同和依法治國的信念。推進依法行政的最終目的是建設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基本標志是公權力受法律控制,公權力不受法律控制必然導致濫用，必然導致腐敗，乃至威脅黨的執政根基。本文對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法理進行探討。

法治作為現代國家治理的一種價值理念，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要弄清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真正意思，必須首先弄明白法治與人治、法治與法制的概念。

一、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概念

（一）法治的概念

1.法治與人治的區別

西方法哲學史上最偉大的法治與人治的對話是在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之間展開的。師徒二人對於國家由最好的人或最好的法律來統治哪者更好存在著截然不同的看法。柏拉圖認為國家由最好的個人統治更好；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國家由最好的法律統治更好，也就是說法治要優於人治，其依據是對人性的考慮。他認為，人類具有罪惡本性的一面，為了使當權者在行使權力時能做到無所偏私，必須由理性的法律來代替感性的個人，也就是說要用法治來代替人治。當然主張國家進行法治治理，並不是意味著要否定人的作用。因為國家的法律是由人制定的，也要通過人來執行。健全法律制度和選用建國人材，這些都離不開人的作用。既然人在治理國家當中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否就可以由此推定當前的國家治理必須堅持法治和人治相結合呢？其實不然。人治與法治的根本區別不在於是否承認人的作用，而在於一人之治和眾人之治孰優孰劣的問題。一人之治主張個人的權威凌駕於法治之上，國家的一切大事可以憑個人的主觀意志來隨意決定，實際上就是人治；而眾人之治則不是如此，它是指平等基礎上的輪番為治，是以法律為主治，實際上就是法治。因此，劃分人治與法治的根本區別在於當法律與個人的意志發生矛盾沖突的時候，是法律的權威高於個人意志還是個人的意志凌駕於法律之上。如果是前者服從於後者，則是人治；反之，則是法治。

2.法治的內涵

法治既然不同於人治，那麼法治的真正內涵是什麼呢？有人認為法治就是以法律來治理國家，即以法治國；也有人認為法治就是用法律來對公共權力進行必要的限制；還有人認為法治就是通過法律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如此等等，沒有統一的解釋。最早揭示法治基本內涵的是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他認為法治應包括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制訂得良好的法律。在這里他認為法治是守法的統治，即統治的實質必須根據普遍的法律，而不是專橫的命令；同時，上述所服從之法，乃是良法（合乎正義之法），而非惡法。總之，嚴格服從良法，亦即法律的至高無上性和法律的正當性，就是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想模式。因此，法治的基本內涵是法律在國家生活中的至高無上性和最高權威性，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及公民的各種行為都要依據法律的規定來進行。 （二）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概念

1.法治與法制的區別

法治與法制是不同的，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要明確兩者的關系，首先必須認清楚法治與法制的聯系與區別。公丕祥認為：法制是靜態與動態的有機統一。從靜態方面看，法制是指法律制度的結構，即規范、制度、和體系；從動態方面看，它是指法律的實現過程，即：法律調整過程及其後果———法律秩序。[1]孫國華先生認為：法制是一定民主政治法律化，是依法行使國家權力，不準任何人享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特權的一項原則和制度。[2]在我國古代很早就出現了法制一詞，比如在《禮記·月令》中就有「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等有關法制的闡述。不過，這是一種靜態意義上的法律和制度，是指統治階級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的用以維護其階級專政的法律和制度的總稱。除此之外，隨著法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法制還有其動態的意義，即指以依法辦事為核心的立法、司法、守法和監督等環節的統一體。依法辦事不僅規定國家機關人員在實施國家職能時的行為方式，而且還包括了公民的普遍守法原則，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法制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是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這種法制也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夠存在。雖然法制這個概念發展到今天，已吸收了法治思想的一些精髓，但是法治仍然保持著不同於法制的一些特徵。首先，法治是指法律的統治或治理，它是要求法律在國家治理當中的至高無上權威性，是一種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和原則，與之相對應的是「人治」。而法制主要是指法律和制度的簡稱，強調法律是國家治理的一種手段，與之相對應的是「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等。其次，法治作為一種治國方略，不僅對法律的地位和功能做了基本的定位，而且還進一步對法的價值屬性提出了要求，即法治國家的存在不僅要有完備齊全的法律，還要求法律本身是一種良法。這種良法之治必然蘊含著許多價值理念，比如，人民主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程序正義、尊重和保障人權和自由以及權力受到有效制約等。而法制則不包含這些內涵，它是一個中性詞，它可以是指好的法制，也可以是指壞的法制。最後，法制是與國家相聯系的，在現代國家一般都存在著法制；而法治則是直接與民主聯系的，只有在民主國家中才有法治。也就是說，有法制的國家不一定就有法治，但實現了法治的國家一定有法制。

2.依法行政的內涵

依法行政是法治對行政權的基本要求，是各國政府行使行政權力和公共權力管理社會公共事務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法治要求在社會經濟政治生活中實現法律的統治，確立法律至上的地位，其核心是依法行政。所謂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機關行使權力時必須有法律授權，並按照法律的規定嚴格執法。[3]同時，行政機關因違法的行政行為給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造成侵害，必須由行政機關承擔法律責任。依法行政不僅要求行政機關依據法定程序行使法律賦予其自身的法定職權，而且行政機關必須對其作為和不作為承擔責任。這是依法行政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依法行政的內容可以概括成互相聯系的以下幾個方面：（1）依法行政的主體是各級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2）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行使行政權力，即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必須嚴格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則。（3）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時，必須依據法定程序。（4）在行政系統內部實施監督。（5）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等法律制度，是依法行政的法律保障。[4]可以說，依法行政發生在行政行為從開始到結束的整個過程中，發生在行政機關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各種管理中。

B. 什麼是良法

是捍衛人們的權利和自由。

所謂良法，就是捍衛人們的權利和自由，防止暴政，制裁犯罪，維護正義的法律。與之相對應是惡法，惡法就是維護獨裁專制、維護暴政、侵害人權、肆意剝奪人們的自由、損害正義的法律。同樣的法規，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認識，有人稱之為良法，有人稱之為惡法。

制定機制

要使法律成為良法而不成為惡法，必須具備如下保障機制：

一是立法機關的代表必須由人民定期地、自由而公正地普選產生，使立法者隨時傾聽人民的呼聲和願望，使法律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二是參考他國實踐經驗，設立憲法法院，由憲法法院行使司法審查（違憲審查）的職能，對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或行政機關制定的行政法規是否違憲進行審查，對違憲者宣布無效，從而保證法律的善良。

三是切實保障新聞輿論自由，只有這樣，才可以讓社會的真實情況順暢地反饋到立法者，也可以把立法者的活動隨時反饋給人民，讓大家對法律的制定表達各種各樣的意見，暢所欲言，才可以避免法律的偏私。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良法

C. 良法和善法的區別

良法和善法的區別：

良法是一個漢語詞彙，讀音是liáng fǎ，指好的辦法，方法。法律上的釋義就是捍衛人們的權利和自由，防止暴政，制裁犯罪，維護正義的法律。與之相對應是惡法，惡法就是維護獨裁專制、維護暴政、侵害人權、肆意剝奪人們的自由、損害正義的法律。同樣的法規，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認識，有人稱之為良法，有人稱之為惡法。

善法，拼音shàn fǎ，指佛學用語，通俗的講就是修善果的方法。出自《管子·任法》：「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

形式上的良法

形式上的良法應具有以下七特點：

一是具有普遍性，即法的規則對主體規定具有普遍性和對行為規定具有普遍性。在這里，普遍性是說法規不是指向特定的人和特定人的行為，即此項立法不是為特點人和特點人群進行的專門立法。

二是具有明確性，即法的規則的條件、權利義務的內容、違反義務的行為和責任規定，都必須是明確的，並且用來表述法的規則的語言、文字必須是語義清楚、含義明確的。

三是具有統一性，即一個國家的法的規則具有整體性、一致性，不應允許其存在相互沖突，一旦發現其中存在相互沖突，則可以依據一種准則來解決這種相互沖突的規則問題。換一種說法，就是在同一個國家中不應該存在「一國兩制」或「一國兩律」、「一國三律」甚至「一國四律」。

四是具有穩定性，即法的規則在較長時間內的不變性。只有當法的規則具有相對穩定性時，人們才能了解法、按照法的規定進行相互交往和行為選擇。

五是具有先在性，一方面當國家要求人們守法時，從邏輯上看，應是法的規則對人們的行為規定在先，而人們的守法行為在後；另一方面當國家企圖指責一個人的行為並企圖追究這個人的行為責任時，它必須是根據已制定出來的法的規則作這種指責和追究。

六是具有可行性，即法的規則對人的行為的要求必須是人們可以做到的，是符合實際的。

七是公開性，法必須被公布才能被人們所知曉，也只有如此才能被人們所遵從。只有在人們知曉法的前提下，當人們違反法時，國家才能合理地對違法者施加懲罰。法應具有公開性已成為公認的法治社會的法所應具有的最基本性質。

D. 行政法的作用

一、行政法的保障作用與經濟發展同行

法是社會上層ㄖ�鬧匾�槌剎糠?決定於一定社會的經濟結構和經濟關系。行政法也不例外。行政法作為一個部門法,其立法模式應是對社會現實反映的結果,尤其是對經濟事態的感應。具體而言,經濟結構是行政法模式的形成和變遷的基因,即經濟因素中的各要素。所以,一個立法模式當它處在結構完整化、功能齊全化、效率最大化的同時,也隱喻一種被否定的因素。這一因素的逐漸發展最後作為強烈的否定力量宣告舊的立法模式解體,新的立法模式產生。[1](P32)時下正值市場經濟,在一定意義上,市場經濟是一種法制經濟,它決不能在無序的法制狀態下進行,也不能僅僅靠經濟規律來自發調節。市場經濟引發了社會關系、社會過程、社會角色的新變化,即主體的多元性、自主性,市場活動的趨利性、契約性、競爭性、開放性,以及國家的宏觀調控,這些須臾也離不開法律的保障和規范。而實現法律對市場調整的中介,最主要的是行政權力,因而,市場經濟需要確立與之相適應的行政法。

法也不是消極被動的。行政法立法模式作為制度化了的東西與國家的其他制度一樣必然要發生各種復雜的社會作用。而經濟結構就是立法模式發生作用的基本對象。「沒有國家的法律秩序,經濟制度,尤其是現代經濟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2]這兩者說明法律對經濟可以產生能動作用。但法所發揮的能動作用也有正反兩方面,要麼促進經濟發展,要麼阻礙經濟發展。如此對立的結果產生的根源在於法所感應的經濟關系是新或舊的問題。當法所感應的是新的經濟關系時,就對經濟的發展有保障作用;反之,法所感應的是舊的經濟關系,則對經濟的發展產生阻滯作用。如若從馬克思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系原理來看法對經濟的作用,適應和促進應是一種必然,是理想的關系性狀,消極後果不應該產生。但法的創制畢竟是人的有意識的活動,受人為因素的影響,立法模式的遲滯、蹣跚也時有出現,從而導致新的經濟關系的運行及傳統立法模式的存在,由此怎能避免法阻礙經濟發展的發生?然而法的保障作用對經濟又是必需的,這就要求行政法在推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應反映新的經濟關系,促進新的經濟模式和經濟秩序的形成、鞏固,相應地限制、削弱和摧毀舊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模式。

二、行政立法的民主化、科學化

行政管理作為管理國家的活動,應當是人民群眾民主權利的體現和保障。為保障行政管理民主化、科學化,就應使其符合人民群眾的意志。這一目的能否實現,取決於行政法制現代化的「瓶頸」問題,即行政立法的民主化、科學化的進程。

首先,科學化的行政立法應體現公平、正義、效率等價值標准。人類經歷了數千年的法制建設與發展,立法技術日臻完善,立法的科學化應當是無庸置疑的事實。盡管現代行政法在中國的起步晚,但有西方百年的成功典範及其他部門法的立法經驗可供借鑒,行政立法的科學化應該說也已實現。然而,一個法律無論結構如何嚴謹,條理性如何,如果不體現公平、正義、效率等法律的精神,該法律就不是理想的法律[1](P141),或者說,在行政立法時,既要考慮法律的形式方面、或環境方面、或立法程式方面等非實質性方面,又要考慮法律精神的再現,即形式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的有機統一。這是法制的理性化選擇,是良法之治或實質行政法治的基石。為此,科學化的行政立法應注意遵循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基本的權利和義務的平等分配。行政法調整的主要對象是行政機關與管理相對人之間的關系,行政機關和管理相對人都是行政法律關系的主體,整個行政法律關系,以及權利義務形式就是圍繞行政法主體的此二種形式展開的,因而行政法既要保護公民、法人、其他社會組織的合法權益免受國家行政權的非法侵害,即確認、保障私權利,又要保證國家行政權在法律范圍內合法有效地行使,即規范和限制國家行政公權利。如此利益的劃分就應當能夠導致管理相對人自願地加入到被法律規制的合作體系中來,並在這個合作體系中得到滿足。第二個原則是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帶來的補償性利益,即「合作」體在合作的過程中,由於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而給管理相對人帶來了損害,行政機關應當給予補償,以保證公平、正義等價值標準的實現,如拆遷補償。

其次,民主化的行政立法要求立法過程中角色對位。立法過程是指立法者進行立法預測、立法決策、立法運作、法律通過、法律公布的全部行動過程。從法的淵源看,任何一部門法都是由不同層次的法的形式構成,對不同層次的法的立法者角色的分擔也是必然。行政法較之其他部門法而言,數量龐大,形式眾多,散見為全國性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的行政法規,特別是大量的地方性行政法規發揮著規范行政管理的作用,這使得立法中的角色多樣、職能各一。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各部、委,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都在各自的職能許可權內進行著行政立法。行政立法過程和立法中的角色不能分割,不僅是立法科學化的要求,更是立法民主化實現的保證,是依法行政的客觀所需。

三、行政法與社會公正的順差

行政權力作為一種特殊的國家權力,其在行使過程中涉及各種權力與權益並與之發生關系,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它與行政權的運用對象之間的關系,即行政權力與私權利的關系;二是它與其他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的平衡與協調運作有助於公平、正義等價值標準的形成與適用,進而促進社會公正的價值目標的實現。

1 國家諸權力對比的平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政權和司法權由立法權產生出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關系的實際狀況應是立法權高於一切,行政與司法是一種平行關系,這就是國家諸權力對比的平衡狀態。在現代民主政治條件下,這三項權力較之近代社會具有更多的相互滲透、相互支撐和相互制約的性質,行政權除了執行法律之外,已經擁有廣泛的「授權立法」或「委託立法」的權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立法機關的立法權;同時,行政機關所擁有的處理某些案件、作出判斷的權力,使之具有了在諸多領域的「准司法」性質。[3]行政權的執法性質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但其擁有權力的擴張使權力的濫用有了可能。所以,為了達到上述平衡狀態,必須給予行政權行使以必要的規范,把行政許可權定在某種模式之下。這種模式即行政法治,它涵蓋三個具體的價值評價尺度:第一,政府守法。即國家行政機關在行使國家行政權力,進行行政管理的過程中,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辦事。第二,越權無效。「越權無效」用否定性命題來強化和補充「政府守法」。第三,行政救濟。即對行政違法行為所造成的對行政相對人的人身和財產損害進行補償。如此立法和司法的制約,既使國家權力能合理、合法、高效地順利行使,又使行政權不至侵犯私權利的正當、合法行使,同時也實現了國家諸權力對比的平衡。

2 行政權與管理相對方權益對比的平衡。行政權與管理相對方權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從根本上講是一致的,行政權的行使為了帶來社會利益,最終受益者還是社會各主體。從現代行政的民主性、服務性方面看,法治社會和市場經濟確認的行政權與管理相對方權益關系應該是行政權越小,管理相對方權益越大。行政機關的重要職責是切實保障私權利的合法行使和實現,為私權利服務,同時也包括對私權利的濫用和主觀隨意性進行控制和禁止,以維護公共利益不受私權利的非法侵害。值得注意的是對私權利的控制和禁止是在私權利處於非法行使和實現的狀態下進行的,這並不妨礙社會權益的合法取得,問題在於如何規范和限制行政權?

在行政法制實踐中,行政權的設定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以法設定,即通過有關的行政法律、法規和規章設定;另一種是以裁定方式設定,就是由行政機關在管理過程中或執法中,以自由裁量權設定自己應該享有的權利。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行政立法不夠全面、深入,有些行政管理領域雖有法可依,但只是原則性條款,行政機關對自己權利與義務的設定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自由裁量權作為行政機關的一種權力,從其本質來講,如果不合理地行使,必然導致行政權與社會權益的不平穩。所以,隨著行政法制現代化過程的推移,以法設定的行政權所佔的比重應該越大,不僅需要行政立法滲入到行政管理的諸多領域和諸多環節,而且需要行政權的設定盡可能地具體、明確,這樣就可以保證行政權行使的合法化,再輔之以情勢變遷下的原則性條款,賦予行政機關合理裁量的權力,以合理化作為合法化的必要補充。如此限制行政權的價值目標,正是為了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實現行政權與社會權益對比的平衡。

3 各社會力量在行政權面前一律平等。社會力量是指處於行政主體相對一方,受行政主體管理的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行政權對各社會力量的公正作用可以說是現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則。英國行政法確立的自然公正原則可謂典型。我國憲法也明確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既是我國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也是法律適用的一條基本原則,表現在行政法領域即為各社會力量在行政權面前一律平等。行政管理活動中常常遇到不同的管理機關和不同的管理對象,公正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對不同對象一視同仁,不能偏袒任何一方,更不能搞保護主義。行政權對各社會力量的態度只能視其權利性質而定,合法的私權利堅決給予保障,非法的私權利必須予以控制和禁止,不能因管理對象所處的地區、部門、行業的差別,而對某些社會力量的合法行為進行制裁,對某些社會力量的非法行為予以縱容,否則,其後果是放縱了行政違法行為,有悖於行政執法公正原則,最終破壞的是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E. 實行良法之治的意義

答：摘 要：法治是城邦建設中一個不得不討論的話題，在中西方的城邦發展變化中法治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法治的前提是良法，只
有良法才能夠真正發揮法治的功能，才能夠維護整個城邦和全體人民的利益，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西塞羅的法治觀念在古希
臘到古羅馬發展變化的過程中具有很強的代表性，文章就以古希臘發展到古羅馬的這一階段為時代背景，從柏拉圖、亞里士多
德和西塞羅的法治觀念入手深入分析良法之治並從中找出對於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啟示。
拓展：關鍵詞：法治；良法；城邦；
現代化建設
一、城邦治理的必然選擇―法治
柏拉圖在早期的著作《理想國》中詳細地描述了他關於「哲學王」治國的理念，然而現實的殘酷還是打翻了柏拉圖心中那
個理想之夢，他明白了，一個城邦的理想治理僅僅依靠那些所謂的美德治國是完全不夠的，還必須要輔之以法治。在柏拉圖晚
期的著作《法律篇》中，柏拉圖說到：「……我們就判斷出快樂和痛苦的是非曲直，當它作為一個國家的一個公共決策來表述
時，它就獲得「法律」的名稱。」[1]這是柏拉圖對於法律所下的定義，他認為法律是一個國家的公共決策。亞里士多德認為城
邦是追求美好德性、實現善的優良團體。[2]德性就是：「即幸福的生活在於無憂無慮的德性，而德性又在於中庸，那麼中庸的
生活必然就是最優良的生活-人人都有可能達到的這種中庸。」[3]對於城邦的治理，他認為需要進行良法之治。西塞羅受到了
斯多葛自然法思想的影響。他弘揚並繼承了斯多葛哲學的自然法思想，將自然法貫穿到對國家、政體以及實在法的論述之中。
二、法治的前提條件―良法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三個人都已經意識到並不是隨意的頒布法律就可以達到良好的治理城邦的效果，亞里士多德
是第一個詳細地解說良法的人，但是我並不認為他是第一個倡導良法的人，因為，從柏拉圖的法治觀點來看，他也已經認識到
了制定法律的程序及目的等各個方面並且注意頒布正確的法律，只是柏拉圖沒有明確地貫上良法的名字。
柏拉圖認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時候要考慮到全面的美德和全面的利益即人的利益和神的利益，在法律制定的內容方面，
應該包括國家體制、刑法、婚姻法、司法、經濟生活以及教育等方面。亞里士多德提出了良法之治的概念：因此優良法制的一
層含義是公民恪守業已頒訂的法律，另一層含義是公民們所遵守的法律是制定得優良得體的法律，因為人們也可能情願遵從壞
的法律。[4]在此，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除了要被人們普遍服從外還必須保證人們服從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西塞羅
把法律看作是判斷正義與否的尺度，他認為並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好的法律，法律是否制定得良好並不是看是否是元老院的決
議抑或是人民大會通過的決議，可以看出，三人都意識到法治的前提條件，那就是良法。
三、良法的判斷標准
（一）法律制定的目的是善
柏拉圖認為每個立法者制定每項法律的最大目的是善，這個善與戰爭無關，而是人們之間的和平與善意，無論是多數人統
治還是少數人統治，都要遵循這個觀點，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要使國家和平，使人民過上富裕的生活，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
的開篇便說到：「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城邦都是共同體，所有的共同體都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的（因為人的行為都是為著他
們所認為的善）。」[5]從中也可以看出來亞里士多德同意法律制定的目的必須要是善才能夠稱得上是良法。西塞羅認為法律制
定的目的必須是為了正義，避免一些邪惡的企圖，使人民過上平等安逸的生活。
（二）法律的制定應該與好的政體相適應
這個標准主要是亞里士多德提出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制定的好壞的標准應該看它是在哪種政體下制定出來的，凡是正
宗政體下制定出來的法律則是良法是民主之法，凡是變態政體下制定的法律則是惡法。亞里士多德認為，只有在共和性質的城
邦下制定出來的法律才可以稱得上是良法。
（三）理性是良法的基礎
柏拉圖是這樣表達理性的：「我的好朋友（我們應該說），如果天體和天體里的一切東西的整個運行過程和運動，反映著
理性的運動、旋轉和計算，並且以相應的方式來動作，那麼我們必須清楚地承認，它是最好的一種靈魂，這一靈魂照管著整個
宇宙並且指導宇宙沿著最好的路徑進行。」[6]柏拉圖認為靈魂是一切物體運動的本源，靈魂也即自身的運動，最好的靈魂反映
著理性的運動，他強調立法者按照理性的方式立法，才是一個國家的最好的方式。亞里士多德繼承了柏拉圖的理性觀，他認為
法律應當是不受慾望所影響的理性的體現，理性的法律要求不帶有任何個人的情感因素。西塞羅則是在法律的起源上引出了理
性，他說到：「法（jus）的始端應導源於法律，因為法律乃是自然之力量，是明理之士的智慧和理性，是合法和不合法的尺
度。」[7]西塞羅認為法律應是來源於自然的理性。
四、對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啟示
（一）健全立法
我國目前存在著立法比例失衡的現象，經濟類立法比較全面，比較詳細，但是比較之下牽涉到意識形態的、政治、管理類
立法就比較缺希。我們現在要在立法工作中考慮全面，在各個方面的立法上注意比例協調，不能夠偏重於一方面而忽視了另一
方面，造成了立法瘸腿的現象，另外，我們要在立法中進一步保證人民的參與，保證立法的中立態度，凡是能夠不交給部委起
草的法律都應該交給人大，或者一個與本部門的利益沒有關系的部門機構去起草，否則的話，立法不容易擺脫部門利益的干
擾，甚至還有部門利益之爭。
（二）重視法律的正義、公平
在現代化建設中，我們應該更加重視法律的正義、公平問題。柏拉圖認為正義就是至高的善，亞里士多德則進一步將正義
分為「矯正正義」和「分配正義」，西塞羅在自然法思想下強調理性。我國現在在立法、執法等方面還存在著一些缺陷，主要
表現為立法監督方面不健全，尤其是人民監督這方面選出的代表不具有普遍性，不能夠代表全體人民的意思，在執法方面，主
要是表現在行政執法方面的缺陷，尤其是如何規范城管執法的問題。
（三）及時修改法律以適應當前的社會現狀
法律要與當前的社會經濟狀況相一致，在現代的社會中，就要協調好制定新法和修改舊法的關系，要及時對一些脫離現在
社會經濟狀況的法律條文進行修改，但是，我國目前的法律修改並不及時，造成這樣的原因有：第一，立法上不夠重視，我國
法律對「法律修改」的規定極少且不系統，我國憲法和法律不僅未對「法律修改」加以定義，而且對法律修改涉及的原則、程
序、制度和形式等的規定都極少，且不系統，從而造成操作性不強甚至無法操作的問題。第二，實踐中，我國的法律修改極少
與法規清理和廢止相聯系，法律的修改往往涉及到與其他法律法規的平衡與銜接問題，因此，要特別注意防止沖突的發生。
（作者單位：鄭州工業應用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1] [古希臘]柏拉圖著.法律篇.張智仁，何勤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
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顏一，秦典華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2，1.
2021/11/18 論良法之治及對我國現代化的啟示
https://www.xzbu.com/3/view-7617237.htm 2/2
[3]
[古羅馬]西塞羅著.論共和國論法律.王煥生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4] 盛紅傑.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法律思想解讀.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3（6）.
[5] [古希臘]柏拉圖著.法律篇.張智仁，何勤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8.
[6] 盛紅傑.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法律思想解讀.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3（6）.
[7] 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顏一，秦典華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2，1：137.
[8] 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顏一，秦典華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2，1：132，1.
[9] [古希臘]柏拉圖著.法律篇.張智仁，何勤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37.
[10] [古羅馬]西塞羅著.論共和國論法律.王煥生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190

F. 行政法的感想

行政法的創制的主體是立法者，而不是行政者。行政法的創制卻又是行政法范圍內的命題，這真是一對悖論。
行政行為法是規范行政主體行政行為的法，還是規范相對人行為的法？規范相對人行為的法是不是行政法？行政組織法可以由行政主體自己制定嗎？如《公務員暫行條例》——如何體現管理管理者？《行政訴訟法》從屬於行政法嗎？那麼，本人期待的未來的《司法法》體系將如何構建呢？訴訟法的本質是規范司法主體的司法行為，還是規范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
立法監督形同虛設。司法監督走走過場。根源：行政權一權獨大。
行政權的特徵：不需民主（立法需民主），可以主動（司法必被動）。換言之——行政權可以——主動不民主！！！普天之下，如何讓人不愛「她」。為什麼獨大呢？唯追求者甚眾，其中還不乏精英豪傑。在中國，原本就是先有行政權（也可以說是諸權合一），而後，直至近晚才出現立法權和司法權。而且，此二權皆脫胎於行政權。因之，必受制於行政權，必仰賴於行政權，必膽寒於行政權，必依從於行政權。特別是當此二權羽翼尚未豐滿之時，註定唯行政之命是聽。這就是鐵的事實。就象江河是流淌的一樣，上述流變的事實已經逝去，未來的事實也一定流變。這就是鋼的規律。有分歧的只是對流向的理解和把握。世界潮流，浩浩盪盪，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則是金科玉律。
行政系統的內部監督無異於「左手打右手」。自己監督自己，這是連話語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義滅親是例外，手足情深是規律。
行政復議作為一種成體系化的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應當追問。在諸多方面與行政訴訟制度雷同，因而具有替代效應。差異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的確，復議比之於訴訟在合理性審查、受案范圍、附帶審查抽象行政行為、簡便程度、不收費用等方面有可取之處。但在整體上，是訴訟的翻版。兩種驚人相同的制度居然「前仆後繼」、「薪火相傳」，不排斥，卻鏈接。實在是一種驚人的浪費。復議不在於實質有別於訴訟，而僅僅是審查者的身份的差異。復議的弊端更是致命：屬自我監督，有悖公正；不開庭審理，無法公開。是想節省資源，還是多此一舉？是想維護尊嚴，還是威信掃地？實際效果是：費力並未討好。也許訴訟法完善之時，就是復議法正寢之日。
現有的行政訴訟制度沒有能夠恰當的處理審查相對人行為的合法性與審查行政主體行為的合法性二者之間的關系。名義上是審查行政主體行為的合法性，但實質上卻將二者混為一談、糾纏不清。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國的整個行政法體系沒有清晰的區分相對人違法與行政主體違法二者的界限。
恰當的制度可以這樣設計：區分行政管理之訴與行政侵權之訴。一、行政管理之訴是指，行政主體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權，應主動管理行政違法行為（即相對人違法行為），有權先行處置，如相對人信服，則糾紛歸於平靜。如相對人不服，則可由行政主體將其公訴至法院，由法院最終裁決相對人的行為是否違法。而行政主體的管理行為，不是行政管理之訴審查的對象。在訴訟中，行政主體負舉證責任，證明相對人的行為違法。二、行政侵權之訴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職權時，違法行政（含不作為），侵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相對人將其訴至法院，由法院裁決行政主體的行為是否違法。此時的相對人也可能另有違法行為，但不是本訴的審查對象。在訴訟中，相對人負舉證責任，證明行政主體的行為違法。
如此劃分絕非多此一舉，梳理了法律關系，明確了控辯雙方的地位，確立了訴訟規則，將兩類截然不同的訴訟從混雜到分離，是行政法體系構建質的飛躍。
由於行政管理之訴的被告不是行政主體，而恆定是相對人，因此這種訴訟不存在「民畏官，而不敢告官。」這一根本制約現有「民告官」訴訟制度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因素。在原有的行政管理體制中，行政主體「三位一體」——一身兼三職：「立法者」（規則的制定者）、執法者（規則的實施者）、「司法者」（糾紛的決斷者）——儼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試問，站在「無所不能」的行政主體的對立面，有誰能夠不粉身碎骨？行政管理之訴至少讓解決糾紛的職能與行政主體相分離。只要相對人不服，就可以「坐享其成」的當上「免費」（敗訴者，應付費。）被告。此種設計絕非異想天開、空穴來風，而是將現有的行政主體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制度進行合理化改造之後的制度升華。同樣面對相對人不履行具體行政行為為其設定的義務，均要過法院這一關，與其「暗審」，不如「明審」。正如兩人賽馬，比誰慢。要不突破固有思維模式，無法比。只有善於求異思維，才能敢於換乘坐騎，快馬加鞭、爭先恐後。原有的訴訟模式無論如何完善，均無法解決相對人「不敢告」、「不願告」、「不能告」的體制性弊端！！！近幾年，每年的民事訴訟案件均已達數百萬件，而行政訴訟案件卻徘徊在十萬件上下。真應該統計一下，每年的具體行政行為的數量，以及理論上的「出錯概率」（當然，只具參考價值。）。我想，就算是萬分之一，也應該遠遠超過十萬。只需因勢利導，便使得解決在行政管理領域中出現的糾紛——「天塹變通途」。
行政管理之訴的另一個思維來源就是刑事公訴。至於刑事公訴權屬於行政權還是司法權，由於答案太過明顯——當然屬行政權，因而不再展開。在此，有必要談一下行政違法（即相對人違法）與犯罪的關系。很簡單，「五十步笑百步」——同質不同量。兩種行為均是對社會有危害的違法行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對它們的防範與制裁也自當機理相通。於是行政公訴應運而生。只是出於投入——產出的效益考慮，才設置行政主體的先行處置權（准司法權）。從中過濾大量輕微、明顯的行政違法行為。只有重大且有爭議的行政違法行為才會啟動行政公訴。理性相對人自然也不會虛擲敗訴費用，甚至還有寶貴的時間。
國家在國家范圍內，無疑是第一強勢主體，超越於任何其他個體主體和群體主體。在享有更多權力的同時，理應盡到更多的義務。其中就包括賠償義務。其賠償范圍及額度，理應最寬廣、最充實，而不是相反。按支付能力計，在個案中，強勢民事主體的賠償數額尚可達天文數字，國家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要合乎國情。而且是在一國之內進行比較。關鍵不在於能不能，而在於願不願。
當然，賠償之訴與侵權之訴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與管理之訴則毫不相關。這也正面解決了以往行政訴訟與行政賠償訴訟之間不尷不尬的關系的難題。
國家賠償與民事賠償在性質上並無二致。除了主體不同之外，余皆相同，自然也包括歸責原則。這是公理，但不是現實，好在我們找到了前進的方向。
關於公務員的責任追究問題，不是空白卻勝過空白。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活生生的自然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責任歸屬主體。否則，一定是責任虛置。雖然國家責任與個人責任不可同日而語，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聯卻客觀存在。因為沒有哪一個國家行為不是由自然人來決斷、來實施的。除了作為整體的最高立法機關（因為他們就是全體國民的化身，自己說自己錯了只有象徵意義，而無實際意義。）的公職行為外，任何其他公權機關的違法行為，其行為的自然人均難辭其咎。然而現實卻是，只要不觸犯刑律（即使觸犯刑律，也因職位高低，罪減若干不等。），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非行政法之行政）責任形同虛設。原本，公職人員違法（不論故意還是過失）理應「罪加一等」，卻由於沒有完善、有效的追究機制，反而使某些人有恃無恐，變本加厲。系統內的自我約束何堪眾望。至善之道應是確立外部懲戒制度，即在侵權之訴中，只要行政機關敗訴，就自動啟動監察執法程序，將個人責任落到實處。
行政主體職權法定也不盡然。例如，現行《憲法》授予行政機關「立法權」——沒有人能否定行政立法的本質是立法，而不是行政。除非不承認立法與行政的差異。我以為，公法領域至少有如下三條公理（當然，如果不被世人所認可的話，我將試圖通過證明使其成為定理。）：一、權力分立，界限清晰。二、權力專屬，不可讓渡。三、權力有限，越權無效。顯然，《憲法》也應該服從這些至高無上的原則。立法機關將專屬自己的立法權授予行政機關似有不妥，其效力值得疑問。立法的本質是制定規則，而且是一體遵行的規則。因此，只有民意代表才是唯一適格的制定者。此種與主體的身份特質密不可分的專屬性決然排斥轉讓。自然，包括民意代表自身也不享有此種權利，他或他們不可以也不應該把國民的重託「轉贈他人」。此等職權法定值得商榷。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行政主體法定。時至今日，其立法之路仍漫漫且修遠。究其原因，是行政權的性質與邊界無從確定。我們先人沿襲了千餘載的、卓有成效的吏、戶、禮、兵、刑、工的行政權力格局在新時代遇到了新挑戰。在不能准確把握時代脈搏的情況下難免搖移不定。常識告訴人們，法律規范越少、越晚的往往是權力越大的部門。因為沒有誰天生願意受到約束，當然包括我本人在內。
我的觀點非常鮮明，所謂的抽象行政行為當然不是行政行為，而是立法性質的行為。其存在又缺乏法理基礎（前已論及），實屬怪胎。我建議的時間表是：在未來五年內，取消鄉級（抽象行政行為，下同）；在未來十年內，取消縣級；在未來十五年內，取消市級；在未來二十年內，取消省級；在未來二十五年內，最終取消國務院級。其他規范性文件在未來十五年內徹底從地球上消失。地方規章在未來二十年內，轉制為地方法規；部門規章轉制為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在未來二十五年內全部轉制為法律。到那時，中國不再有「紅頭文件」，有且只有法律和地方法規。當然，我希望在未來五十年內，所有的地方法規也將全部轉制為法律或特別法律（只對特定地區或特定人群適用）。再大膽，再樂觀一點，在未來一百年內，各主要發達國家國內法將全部轉制為統一的世界法。試看未來的環球，必是法律大同的天下。
上述設想的實現還有賴於立法機關自身性質和地位的回歸和實現。最突出的、需要迫切解決的就是代表專職、機構常設問題。目前我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均是定期臨時召集會議制，只有各級人大常委會才是常設機構。其人員雖為專職，但人數極為有限。形成了一元雙層體制，大會與常委會的權力界限極為模糊。給人的印象是，常委會往往起著比大會更為重要的作用，從而使大會的權力虛置。代議機關在民主社會無疑居於至關重要的核心地位，而且須臾不可或缺。僅僅常委會常設，遠遠不能適應其工作的難度與強度。我們的立法任務絕不是因為太少而需要精簡機構，恰恰相反，立法機構遠遠沒有起到其應該起到的作用。人大的各項職權遠未落實到位，人大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遠未在國民心目中樹立。所有這些的實現，均有賴於改革現有的一元雙層體制，將人大自身常設，而且讓每一位人民代表心無旁騖、專心致志地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由各級各類機關領導來兼任。至於具體人數，會議的頻度，則屬細節問題，無須贅述。
《行政處罰法》最大的缺陷就在於，處罰目的與邊界的迷失。有受害人的刑事責任與所有民事責任的目的在於——復仇與補償，使受害人的心靈得到慰籍。那麼，無受害人的刑事責任與所有行政責任（相對人違法所應承擔的責任）的目的呢？懲罰的結果得不到受害人心靈慰籍的效果。為過錯付出代價嗎？那就要首先分析論證過錯所侵犯客體本身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此種客體顯然不是恆定的、當然的。正如行政許可的范圍一樣，應做最窄的界定，且具有流變性。但願，世人不會認為我們是一個濫罰的國家。
法治，法治，還需良法之治。良法又有高低之分：低者符合民意是也；高者符合天理是也。看來，立法的理論與實踐還是我們的軟肋。只談行政，以及以行政機關為主體的立法，實乃隔靴搔癢。
行政強制更是一團亂麻。所謂行政強制只能是行政主體實施之強制行為。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根本與本題無涉。如果法院居然也能成為行政強制的主體，那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是一種簡易司法審查程序，早已超越行政行為的范疇。即時強制與強制措施也不是並列關系，而是目的與手段。自行強制則應根本杜絕。勞教無疑是行政處罰的變種，自然應——依法予以取締。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為存在的方式。它所能規范和約束的只是行政行為的表，而非里。它可以解決最表象化的問題，行政權的根本是由授予行政權的立法來決定的。
如何監督行政機關？最簡單的道理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至少要有一種不遜於行政機關的力量的存在。

G. 面試題作為一名法制員你將如何開展法制工作

摘要 做好監督員。監督員是法制員最重要的職能角色,某種意義上說是其本色工作,做好監督員，就是要做好行政處罰過程或者行政具體行政行為的監督員，對基層工商所的行政執法行為進行全程的監督，通過核審，積極開展一般程序案件初審和簡易程序案件審查工作，確保本所各項行政處罰行為合法、有效,防止不作為和濫作為。審查本所各種通知、公告、告示等對外文件,確保其內容在國家法律、法規、規章及上級規范性文件規定的范圍之內。做一個好的監督員,要有敢於堅持原則的品質,敢說、敢頂、敢做,要勇於承擔責任,始終以法律為准繩,以事實為依據。要敢於糾正錯誤的具體行政行為，怕得罪人是做不好法制員工作的。

H. 一個國家的法治為什麼需要良法

法治是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才是真正的法治。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謂先行者，對於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說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中文名
法治
外文名
rule of law
拼音
fǎ zhì
基本解釋
依法治國
對稱
人治
快速
導航
重要論述

歷史演變

必要性

其它相關
詞語概念
基本含義
(1 [rule of law]∶依法治國[1]
(2)[rulaw]∶法治 rulaws法治學 法治學的是獨立的學科，是社會政治法律發展的結果，是一種全新的系統化社會價值體系。
引證解釋
法治，謂根據法律治理國家。與「人治」相對。《晏子春秋·諫上九》：「昔者先君 桓公 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淮南子·氾論訓》：「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 鄒韜奮 《抗戰以來》六二：「在此種慘酷壓迫之情況下，法治無存，是非不論。」亦指依法處治。《史記·蒙恬列傳》：「 高 有大罪， 秦王 令 蒙毅 法治之。」
「法治」一詞很早就出現在古書中。
但有時並非作為一個片語，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奢）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法治」與儒家的「德治」相對
法治與人治是根本相對立的，是不同的治國理念。人治強調個人權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與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沒有法治。但要強調，國家依靠法治並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為再好的法律與制度都需要人來實現與執行。但是，不可以將「人的作用」與「人治」相等同，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兩個部分，即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是兩者的統一體。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形式意義的法治應當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實質意義的法治也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為基礎，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們的法治卻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在理論上如何印證現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現實的法治實踐中確實存在缺少政府和民眾的有效「互動」。冷靜地思考分析和對「依法治理」現狀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缺少這種「互動」的現實表現，主要原因在於：民眾對於自身的權利不知道，知道不執行，執行不徹底，導致了21世紀初的這個結果。民眾們在經歷義務教育之後，依舊對於介紹法治的課程並不重視，法治觀念、理念很難進入民眾內心。使得法治推動成為看似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
而所謂的為「三治三不治」，即「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內」、「治民不治官」。是一種錯誤的說法，因為在我國立法的權力屬於人大，而不屬於所謂的「上」、「外」、「官」，因此這樣說並不符合實際情況。這種情況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依法治鄉」、「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的過程中也體現的淋漓盡致，並不會因為違法者身份而縱容其違法。行政機關並沒有立法權，但是行政權力確實在影響司法，通過各種行政權力對司法權的影響，來擴大其職能和實現其效用。在近一段時間內，輿論以第四權的身份出現，掌握輿論資源的人通過各種輿論壓力，對於司法權的影響也日益增大，使得輿論資源所有者與行政權力所有者一道成為影響司法權的人。這種片面的、出於「官本位」或「輿論第四權」思想的「依法治理」嚴重悖離了法治精神和原則。而廣大民眾則處於「被動」的地位，既在客觀上不能有效得知正確信息、行動上介入國家法治實踐，又在主觀上無法正確判斷，更不用提參與和對之加以評價。其深層原因在於人治思想與權力本位思想還在相當的領域中存在。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國的口號之後，各級黨委和政府先後提出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甚至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等口號。這種形式主義做法使得依法治國的法治內涵與精神逐步喪失，結果最後演變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觀。在他們眼裡，仍然認為依法治國就是用法律來治理國家，而且存在固有偏見，認為法律只是專管老百姓的，從而形成了法治的表層現象，其真正內涵沒有深刻理解並內化為堅實的信念和外化為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