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訴訟法

1. 刑事案件當事人可以查看卷宗嗎

一般來說，法律不允許犯罪嫌疑人查看案卷材料，刑事卷宗是保密的。公檢法等機關不會給你提供全部按案卷材料。在偵查階段的時候律師不能在公安機關查閱材料，只有等移送到檢察院的說時候才可以。

律師雖然可以看到案卷，但是《律師法》也規定律師不得向當事人公開案卷材料。所以嫌疑人是不能看案卷的。

偵察機關在辦案過程中會向嫌疑人出示部分證據，嫌疑人也會提出供述和辯解。這些都是案卷材料的組成部分。

在審判過程中，檢察院也會在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程序中出示部分證據材料，這個時候嫌疑人是在場的，也可以看到部分案卷材料。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

《律師法》第三十八條律師應當保守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不得泄露當事人的隱私。

律師對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委託人和其他人不願泄露的有關情況和信息，應當予以保密。但是，委託人或者其他人准備或者正在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嚴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事實和信息除外。

(1)國民訴訟法擴展閱讀:

律師在查閱卷宗材料時主要應把握的內容：

(1)對起訴書的審查。重點審查起訴指控犯什麼罪、犯罪的動機、目的、時間、地點、手段、情節、後果等，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犯罪情節的輕重、有無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情節，有無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節。審查起訴書所引用法律條文是否得當等。

(2)對證據目錄及證人名單的審查。律師查閱證據目錄和證人名單，可以對案件的證據體系及證據種類有個大概的了解，並核對已經移送的「主要證據」材料與尚未移送的證據材料證明案件事實的相互關系。

通過檢察機關對證人名單的例舉了解其他證人對本案事實的證明作用，並通過會見被告人了解這些證據及證人對被告人有利證據的調查與收集工作下一步如何展開。

(3)對主要證據復印件及照片的審查。通過審查主要證據了解本案中對被告人定罪的證據是否充分、確實，哪些證據存在疑點和矛盾，以便分類排除，哪些證據需要立即調查核實，哪些證據需要會見被告人來了解，哪些證據需要在法庭調查過程中核實。

參考資料：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法

2. 法律的概念是什麼

法律的概念是什麼
法律，是國家的產物，是指統治階級（統治集團就是政黨，包括國王、君主），為了實現統治並管理國家的目的，經過一定立法程序，所頒布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國家的統治工具。[1]
法律是由享有立法權的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並頒布，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總稱。包括基本法律、普通法律。法，可劃分為1、憲法，2、法律，3、行政法規，4、地方性法規，5、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憲法是高於其它法律部門（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國家根本大法，它規定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最基本的原則，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機構的組織及其活動的原則等。法律是從屬於憲法的強制性規范，是憲法的具體化。憲法是國家法的基礎與核心，法律則是國家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可劃分為基本法律（如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行政法、商法、國際法等）和普通法律（如商標法、文物保護法等）。行政法規，是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的行政規范的總稱。

3. 中國人民大學哪些專業最值得讀

本人人大研一在讀，說到人大值得讀的專業，我也有很多想法，下面就分享給你聽聽。

首先，我想告訴你的是：一所好學校比一個好專業更重要。中國人民大學是一所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綜合性研究型全國重點大學，被譽為「人民共和國建設者」的搖籃、人文社會科學高等教育的重鎮。「清北人」的名聲可一點不是吹出來的，都是實打實存在的。只要你有能力考上中國人民大學，在這一點上你就已經勝利了。

圖為人大明德樓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你自己個人感興趣，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並發展為事業，不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嗎？希望我的回答能對你有幫助。

4. 行政法院（南京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時期的行政法院制度
1928年，由國民黨一黨控制的「國民政府」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定都南京，開始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近代中國的法律制度也由此迎來了一個新的時期。

從行政訴訟制度方面來說，1928年10月頒布的《司法院組織法》第1條規定，司法院由司法行政署、司法審判署、行政審判署及官吏懲戒委員會組成；按其第6條規定，行政審判署依法律掌理行政訴訟審判事宜。 [44]同年11月，又將《司法院組織法》加以修改，經國民政府公布，此修正案即將組織司法院之「司法行政署」，改「司法行政部」，「司法審判署」改為「最高法院」，「行政審判署」改為「行政法院」，其餘均照原案 [45]。這初步奠定了行政法院隸屬於司法院的體制。1931年6月公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22條規定：「人民依法律有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之權」，但關於行政法院的內容並無涉及。1932年11月17日公布《行政法院組織法》與《行政訴訟法》，這兩個立法構成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行政訴訟制度的基本依據和框架。此外，1933年5月公布了《行政訴訟費條例》，1933年6月由司法院公布了《行政法院處務規程》。

《行政法院組織法》共12條，下不設章。新《行政訴訟法》共27條，也不設章。這兩個法律所規定的行政法院的組織及訴訟程序，有延續原來平政院制度的，也有一些新變化的內容。

與平政院相同或相似的制度，就組織方面言，主要體現在：行政法院置院長1人，綜理全院行政事務（行政法院組織法第2條）；行政法院分設二庭或三庭（同法第3條）；行政法院之審判，以評事五人之合議行之（同法第5條）。此外，關於評事的任職資格、評事包括司法官與行政官吏兩部分等也與以前的規定相同（同法第4、6條）。就訴訟許可權與程序言，與以前制度相同或相似的內容主要體現在：行政訴訟采概括主義（新行政訴訟法第1條）；對於行政法院判決，不得上訴或抗告（同法第3條）；得命令利害關系人參加訴訟（同法第16、17條）；行政訴訟一般無停止原處分或原決定執行的效力（同法第9條）。此外，行政訴訟訴狀及其他一些程序也與過去的相似。

與原來的平政院制度相比，也有一些新變化。行政裁判機關的名稱由原來的平政院改為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屬於司法院；行政法院無肅政廳的設置，因而也無由肅政史提起行政訴訟的制度；無就地審判制度；無訴訟當事人不得撤回訴訟的規定；民事訴訟為行政訴訟的先決問題時，沒有規定等到民事訴訟確定後而再行審理行政訴訟；完全採取訴願前置原則；規定評事的保障准用推事保障之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附帶請求損害賠償；採取書面審理主義，但行政法院認為必要，或依當事人的申請，得為言辭辯論；得提起再審之訴，等等。

從上面的對比可以看出，盡管國民政府的關於行政法院的立法與平政院的有所不同，但從體制上說，按照歷史的慣性，採用的仍然是大陸法系的模式，立法方面如果說仍與日本的行政裁判法相似也是立得住腳的。現對其中有些規定的得失作些分析。

第一，關於行政法院的屬性。如前所述，平政院隸屬於大總統，是行政機關，而行政法院則屬於司法院，這是行政裁判機構在民國初期與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最大的不同之一。把行政裁判機構從行政組織系統中分離出來，在司法院裡面設置行政法院，依法管理行政訴訟審判事宜，這與英美法系的體制及與大陸法系的法國、日本等均有差異，而與德國、奧地利的較為相似。對照原來平政院的性質，這是國民政府時期的一種新創的制度。民國初期有許多學者主張行政裁判要從司法機關獨立的理由已在前文加以闡述，主要是普通司法官欠缺行政法知識和行政經驗及損害司法獨立兩個方面。而現在司法院中另設行政法院，學者一般認為不會發生上述兩個弊端。這是因為一方面，設立行政法院當然可以任用富於行政法知識和行政經驗的法官；另一方面，司法院是國民政府最高司法機關，處理一切審判事件，那即使行使行政裁判的職權也不算侵害行政獨立，因為這是司法機關對於一切法律上訟爭事項加以裁判，絕非干涉行政機關的事務，也不違反裁判的實質上的意義，而只是事務上有牽連的關系，權力卻依舊是分立的 [46]。

與行政法院的屬性發生變化緊密相關的是，評事的性質和地位也應發生一定的變化。民國初期，平政院直接隸屬於大總統，行政訴訟的作用，實質上不過是行政監督而已，平政院具有行政機關的性質，故規定曾任薦任職三年以上之行政官也有評事資格，每庭評事五人中只須有司法官出身者一人或兩人，大部分評事均以行政官員充任。而現在的行政法院為法院之一種，隸屬於司法院，行政訴訟成為人民權益受侵害時之法律救濟途徑，體現了行政訴訟司法化的立法傾向，這比較符合現代法治國家行政訴訟發展的趨勢。

行政裁判機關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內部組成人員的性質和地位也應發生相應的變化。行政法院組織法第9條規定，評事之保障，准用關於推事保障之規定。除此之外，其他的變化不大。規定任職評事的資格之一仍是曾任國民政府統治下簡任職公務員2年以上（第6條），每庭的評事只要兩人曾任法官，其他多數評事仍得由行政官充任（第4條）。關於評事的保障，如前所述，只是簡單的一條規定，而且只是「准用」，而非「適用」，這與原來平政院時期的法律對平政院評事的保障的不厭其詳的規定相比，可以說反而退步了。行政法院為全國唯一的行政審判機關，又為直屬於司法院的機關，其評事的地位，和最高法院推事相當，上述關於資格、保障的規定，不免失之妥當。因此在嚴格規定評事資格條件的同時，應加強對評事地位的保障制度的建立。

第二，關於概括主義與損害賠償。新行政訴訟法關於行政訴訟的事項也沿用舊制採用概括主義，這與奧地利的體制相同。採用概括主義可以適應社會變遷，便於保障人民權利，避免列舉主義可能產生的掛一漏萬。而相對於舊制不同的是，平政院不得受理請求損害賠償之訴訟，而行政法院，則依新行政訴訟法第2條的規定，得附帶審理請求損害賠償之訴。在立法上說，較以前的規定有進步。這也體現了對國外學說和法例的借鑒。

行政法上的損害賠償問題，是指國家對於公務員因執行行政職務，違法損害人民權利的行為，應否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問題。從學說上看，在20世紀之前，基於國家主權絕對及過失責任的原則，基本否定國家的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即使在執行職務故意或過失違法侵害他人的權利，仍是公務員個人的行為，而非國家的行為。20世紀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學說上逐漸出現折中主義，也就是說，國家應否負賠償責任，應視公務員代表國家執行職務的性質及國家所處的法律地位而定。國家的行政作用分為權力作用和非權力作用，如果公務員代表國家執行屬於國家權力的職務，即是公法上行為，這不能適用民法上損害賠償的規定，而如果公務員代表國家實行的是屬於非權力作用的行為，而損害人民權利的，則應適用民法規定，負賠償責任。當時大多數學者持此學說的基點是，把國家的非權力作用所發生的損害賠償問題也列為行政法上的損害賠償。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對國家賠償責任大多持肯定的態度，也即承認國家對於公務員因執行行政職務的侵權行為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47]

從立法例上看，最早確立國家賠償責任的主要國家是德國 [48]。早在德意志帝國成立之前，有些邦的立法及理論上對此就有過探索。1900年實施的《德國民法典》對賠償責任作了較為詳盡的規定：公務員合法行使公權力對第三者造成損害的適用該法的第31條的規定，由國家或其他公法人承擔與私法人同樣的賠償責任，而公務員違法行使公權力對第三人造成損害的，適用該法第839條的規定，由公務員個人承擔民事責任。這體現了以公務員個人賠償為基礎的侵權責任賠償原則。

1910年德意志帝國頒布的《帝國責任法》奠定了國家賠償制度的基礎，該法第1條規定：國家公務員在行使公權力的過程中，因故意或過失違背對第三人的職責時，國家代替公務員承擔民法第839條所規定的賠償責任。這較原來的更是進了一步，因為按照此條規定，國家不但對於公務員非權力作用的侵權行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而且對於由於權力作用而發生的侵權行為也要負擔賠償責任。這為1919年的魏瑪憲法所繼承，其第131條規定：「公務員行使所受委託的公務，違反對第三人的職責的，原則上由公務員所屬國家或公共機關負責任，不得起訴公務員。但國家保留對該公務員的求償權，依普通司法程序提出的訴求，不得拒絕」。魏瑪憲法是世界上第一個明確承認國家應負賠償責任的憲法。作為現代時期的第一部憲法，它的這一規定不僅奠定其後德國行政賠償制度的基礎，而且，也為其他國家所效仿。

新行政訴訟法關於行政法院得審理損害賠償訴訟的規定可以說也是受到了德國的影響，只是這種影響比日本、英國、美國等國來得更早，這些國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通過立法加以規定的 [49]。不過，盡管新行政訴訟法有這一比較先進的規定，但結合若干相關條文來分析一下，這種先進性就大打折扣了。

按照近代中國的一般法例，國家處於私經濟地位的損害賠償責任，系屬於民事范圍，應由普通司法機關受理審判 [50]，只是普通法院在審理這樣的案件是否能維護普通民眾的權益是很讓人懷疑的。因此新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的「提起行政訴訟，得附帶請求損害賠償。前項損害賠償，除適用行政訴訟之程序外，准用民法之規定，但第216條規定之所失利益不在此限」，其中的損害賠償僅指基於行政權之作用而發生的賠償責任。

首先，按照新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提起行政訴訟者，是以受行政機關的「違法」處分而損害其權利者為限，而對於不當處分是不能起訴的，這一條件本身就非常狹窄，況且違法與不當的界限很難劃分。

其次，損害賠償之請求須附帶於行政訴訟，按照提起行政訴訟的條件，則當原行政處分盡管屬於違法，並且損害人民權利，但如果已經作出訴願決定，或者撤銷或變更了再訴願決定，即使損害尚未消除，也不得獨立向行政法院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也就是說，此時民眾所受的損害就沒有請求的途徑。

最後，關於民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按照民法第216條的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的外，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均應賠償，而且該條第2款明確規定這種損失包括「可得之預期之利益」。而按照新行政訴訟法第2條的規定，行政訴訟附帶請求損害賠償之范圍，原則上以所受損害即財產上積極的損害為限，至於所失利益即財產上消極的損害則不得請求賠償。

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對此的規定更加明確，其第24條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就此條的立法意圖而言，主要也是為了保障民眾的權益。不過，依該條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損害時，必須另有法律規定始得為之。而在民國時期，相關的國家賠償法始終沒有制定。而從行政法院的實踐來看，由於長期的官尊民卑意識無法在短時期內根除，民眾對於提起行政訴訟尚不習慣，更別提是請求國家損害賠償了。相對於立法而言，實踐更是落後。

第三，關於訴願前置原則。平政院時期的行政訴訟法仿照日本規定了訴願前置與非訴願前置相結合的原則，其中規定，人民對中央或地方最高級行政官署之違法處分致損害其權利者，得直接向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而新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則是完全的訴願前置原則，其第1條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官署之違法處分，致損害其權利，經依訴願法提起再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再訴願30日內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按照此規定，人民在中央或地方官署之違法處分致其權利受到損害時，只有對不服訴願之決定提起再訴願，而對再訴願不服或應該對再訴願作出決定的機關在30日內沒有作出決定的情況下，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因此，確切地說，新行政訴訟法體現的是再訴願前置原則。

設立訴願制度的目的，是給予行政機關本身，運用自我審查與監督的作用，變更或撤銷違法或不當的處分，以迅速、簡便的方法，達到保障人民權益，實現行政合法化的目的。因此訴願制度的存在本身是有重要意義的。正因為如此，在民國初期建立行政訴訟制度的同時，也以近代日本的相關制度為模式進行了有關訴願制度的立法和機關的創建，國民政府時期在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發展 [51]。

但是訴願與行政訴訟有本質上的不同，訴願只是行政內部本身自我審查或上級行政機關監督的作用，不能把它視為行政訴訟的預審或其審級的一部分。在新行政訴訟法初步實現行政裁判機構司法化的同時，又規定行政訴訟的提起必須經過再訴願的程序，這比原來的程序更為煩瑣，這似乎給人以欲擒故縱之感，有些不倫不類。加上在全國仍僅設立一個行政法院，對行政法院的裁判又不得上訴或抗告，這些都為民眾提起行政訴訟、維護和保障行政相對人的權益設置了無形的或者說是心理上的障礙，而且也不符合國際潮流。

第四，關於言辭辯論與書面審理。對此，新舊行政訴訟法都有一定的規定，但是確立的原則是不同的。舊行政訴訟法規定的是言辭辯論主義為原則，書面審理為例外。其第23條第1款規定：「被告提出答辯書後，應指定日期傳原告、被告及參加人出庭對審，但平政院認為便利或依原告、被告之請求時，得就書狀裁決之」。新行政訴訟法則是以書面審理為原則，言辭辯論為例外。其第16條規定：「行政訴訟，就書狀判決之。但行政法院認為必要，或依當事人之聲請，得指定日期，傳喚當事人及參加人到庭為言詞辯論」。舊法的規定雖然立意較好，但在當時是難以實現的，因為平政院只有一所，設於京城，而我國地域遼闊，交通不便，這些都使這一立法精神更加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新法的規定更具現實主義，但是，訴訟中的辯論原則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它便於讓行政法院中的評事更准確地了解案件事實真相及訴訟當事人所持理由的充分與否，有利於行政法院作出正確的裁判，況且，行政訴訟原為人民因各級政府的違法處分致損害其權利，不服再訴願時之特別救濟程序，也可以說是人民權益的特別保障法，行政法院有法律審與事實審的功能，對於人民權利之存否，關系至為重要，如側重書面調查和審理，不重視（或不經過）言辭辯論，存在的弊端更加明顯，公平的判決自然難以作出。而且，行政法院成立數十年間，皆以書狀審理，未曾認定有必要或准許當事人之聲請而舉行言辭辯論，使第16條但書部分的規定，形同具文，這是與現代各國訴訟法發展的潮流相違背的 [52]。

總之，國民政府時期的行政訴訟制度從立法上說，雖仍然沿襲傳統，更多地體現了與奧地利、日本的某些制度的相似性，但同時又有許多創新，這些創新有些是受隨時代發展國際新立法潮流的影響，有些則是結合平政院的實踐和國情所作的調整（有些調整體現了倒退）。立法的本身所存在的問題是比較多的，這既有主觀上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因素。這些法律頒布以後，直至1949年一直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行政訴訟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據，不過其間作了一些修改，但只是枝節的改動，沒有大規模的更張。事實上，這些法律在我國的台灣地區一直實施至今，只是對它們進行了更大幅度的修改和補充。由於這已超出本論題范圍，故在此恕不展開

5. 想讓孩子考稅務局或財政局公務員，各位有什麼建議

考公務員雖然對專業沒有什麼門檻上的要求，但你所學的專業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你考公務員的優勢。那麼，學什麼專業對考公務員有優勢呢？下面，為大家整理了考公務員所學專業優勢的排名僅供參考：

隨著近些年國家推行"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等重大政策，使得外語類人才開始走俏，尤其是既懂專門語言，又懂經濟的復合型人才更是搶手。 此外，除了英語專業，像西班牙語、義大利語、法語、德語等小語種在公務員職位招考中，也有不少機會。

6. 跪求一篇2000字論文 1、淺談國民法律意識的培養 2、如何通過上海世博會提高國民的素質 3、淺析如何培養當

法律意識是法律規范、法律關系、法律行為以及立法、執法、司法等活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法律意識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是社會主體對法律現象的主觀把握方式,是人們關於法的知識、情感、評價與行為傾向的有機綜合體。其中法律情感是社會主體對於法的穩定的情緒體驗,如對於法的尊重、親近、關切還是蔑視、厭惡、冷漠等。法律評價是指社會主體基於自己的法律知識、法律情感,對於法律是否能夠實現社會正義作出的判斷。在知識、情感、評價的基礎上選擇守法還是違法等就是社會主體的法律行為傾向。法律意識有先進與落後之分,現代與傳統之別。現代法律意識是符合社會客觀規律和時代需求的法律意識,是先進的法律意識。
一 現代法律意識的概念分析
中國法治化僅僅依靠傳統是行不通的。首先必須要明確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法律意識, 什麼樣的法律意識才能促進中國法治化的進程。現代法律意識的內涵可以說是極為豐富的,現代法律意識作為現代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方面，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社會成員基於現代法制實踐而對現行法律制度的外在形式和內在價值合理性的主觀心理反映，它既是對完美的法律形式的理想追求，也是現代法律精神的真實體現。雖然人們還一致認為法律是一種統治手段，是一種必要的壓制性的工具(這也是我們傳統法學教育的一種結果)，但是法律已不再僅僅是權利的附庸。在人們的心目中，法律的價值體現為正義、公平、秩序、安全、財富、效益、人權等多方面因素的結合。[1]但是，從社會群體意識的角度看，人們對法律真實價值的認同還是「初級階段」的，與法治國家理念尚有一定的差距。人們對法律價值的取捨並不到位，對多數人而言，法律仍然只是一種工具(換言之，就是有用的時候才用，沒有用的時候就束之高閣，甚至規避)，遠沒有成為人們情感的一部分。在我看來，現代法律意識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四方面內容：
(一) 信仰理念
美國學者伯爾曼說過：「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2]形同虛設的法律，在於不被人們信仰所致。當法律「形同虛設」時，法治必然會被人治所替代。法律的正義和目的性是法律成為信仰對象的內在要求。人們確信法律，是因為法律寄寓著人們的這樣一種信念或信仰，即作為社會正義化身的法律一定能戰勝邪惡，法律會使社會變得人道、合理、公正、自由、平等、秩序和幸福。正因為人們對法律有如此信念或信仰，才會有無數善良的人們對社會正義的執著追求，法律的實施也才能夠最終實現。
（二） 權利意識
在傳統法律思想中，權利意識極為貧乏，而義務本位的思想卻極為豐富。與之相反，社會主義憲法和法治的基本內容是權利，要培養和樹立人民是社會的主體，享有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明確權利的正當性和可行性，對一切合法的權利大膽行使並且在其遭受侵害時積極訴諸司法程序解決，同時也對別人的正當權利予以尊重。
（三） 契約意識
現代社會強調契約，它所要求的獨立平等、誠實信用、意思自治，反映了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3]商品市場經濟的交換活動是通過契約的形式連接起來，而契約具有平等、自主、自願、互利、互相制約等特點。其法律涵義在於通過明確契約雙方的權利義務，使人們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所處的法律角色，從而有效地選擇自己的行為。契約意識是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必不可少的法律意識。同時，契約意識也是國家民主法治的重要的思想基礎。契約意識的普遍化，將使整個社會既充滿活力，又有必要的約束，從而達到一種和諧的有序狀態。
（四） 正確的訴訟意識
由於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人民群眾對訴訟抱有一種深深的偏見。不管有理與否，都認為是很不光彩的事情，並往往把訴訟和受懲罰聯系在一起。這種法律意識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和糾紛，這樣也就失去了運用法律對其權利和利益的有力保護。然而，在現代社會，特別是在走向市場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現代社會，通過司法途徑即通過訴訟解決糾紛應當是最正規的途徑，因為司法機構能夠為糾紛當事人提供相對公正的決結果。社會秩序是一種法律秩序，社會矛盾如果只通過非正當、非法律途徑解決，往往是對正常法律秩序的破壞。因此，樹立正確的訴訟觀念，既是維護個人利益的需要，也是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需要。
二、培養現代公民現代法律意識的意義
（一）現代法律意識是加強立法工作、促進立法完善的思想基礎
一個國家法的形成和完善取決於該社會的經濟基礎和社會需要, 但這不能否認法律意識在社會立法工作中的能動作用。相反, 現代法律意識對立法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只有具備現代法律意識, 才能准確地把握立法時機, 才能適時地進行法律的制定、修改、補充和廢止, 才能真正使法律和社會發展同步; 只有具備現代法律意識, 才能保證立法的民主化, 保證法律真正體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只有具備現代法律意識, 才能保證立法質量, 使所制定的法律形式和實質兩方面符合法治要求。
（二）現代法律意識是正確執法和司法的必要思想條件
只有具備現代法律意識, 執法和司法人員才能真正理解法律的本質、作用和功能, 才能准確地理解法律的含義和內容, 也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法律的精神和目的, 准確地適用法律; 只有具備現代法律意識, 執法人員和司法人員才能正確地確立自己的位置, 合適地處理權力和權利、權利和義務、職權和責任的關系; 只有具備現代法律意識, 執法人員和司法人員才能真正理解並切實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別是在法律沒有具體而明確的規定, 而需要藉助法律意識處理問題時, 執法人員和司法人員是否具備現代法律意識就顯得更為重要了。
（三）現代法律意識是推動公民自覺守法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動力
法律的實現不僅要靠國家的強制力, 更需要公民以及社會組織的自覺遵守。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主要靠國家的強制力來保證實施, 那就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公民法律意識水平高低直接影響著法律的遵守情況。首先, 公民只有具備了現代法律意識, 他才能擺脫傳統的畏法、厭法的心理, 才能主動去學習、認識法律, 從而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識。其次, 公民只有學習、認知法律, 他才能夠准確地把握法律規范的內容、法的精神、價值和目的,才能明白自覺遵守法律的意義。再次, 公民只有具備了現代法律意識, 他才能自覺遵守法律, 正確行使法律權利, 履行法律義務。最後, 公民只有具備了現代法律意識, 他才能利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自覺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
（四）現代法律意識是法律監督有效實現的思想保障
法律監督是實現法制的關鍵和保障, 沒有有效的法律監督, 就沒有法治。法律監督的有效與否, 固然受制度、體制, 甚至受設施、機構的制約, 但公民的法律意識也是影響法律監督的關鍵因素。只有具備了現代法律意識, 監督主體才能自覺進行法律監督; 只有具備了現代法律意識, 監督主體才能依法監督, 才能保證監督的合法性、有效性。
（五）現代法律意識是法治的精神原動力，是法治的內在支柱
一個國家的法治建設和實踐總是在某種法律意識的指導下進行的, 而且從最終意義上講, 法治的實現依賴於人們的自覺, 也就是依賴於公民的現代法律意識。
三、當代中國公民法律意識之現狀
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為我國公民法律意識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注入了強大的動力。隨著「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治國方略的確立，中國法制建設呈現巨大的創新乃至現代化的發展態勢，當代中國公民的法律意識也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而逐步現代化。但是應該看到，在社會轉型時期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的競爭過程中，由於個人利益的驅動、傳統法律文化觀念的影響以及對市場經濟法律精神的扭曲，加之對外來的文化觀念不能系統全面地把握和理解，以及社會生活和法律實踐中存在的種種弊端，使我國公民法律意識的現代化過程充滿著各種矛盾和沖突。
（一） 對法律意識的確立和培養停留在表面性、片面性和零散性的層面上，缺乏對法律的理性認識一方面，人們希望法律走進自己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不少人對法律持一種片面的態度，要求法律保護自己，卻無視法律保護的平等性，為了一己私慾而任意侵犯他人或者國家的合法權益。比如，由於片面理解市場經濟的利己本性，為了一己私利，不惜犧牲他人的、集體的和國家的利益，將他人和國家作為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採取各種不正當的和非法的手段牟取暴力，甚至達到了違法犯罪的地步；由於對市場經濟和現代法律平等原則的錯誤理解，他們往往將平等要求對己不對人，要求自己的權利應當受到確認和保護，但對國家的、集體的、他人的利益和權利就不能平等對待，甚至認為國家的財產「不拿白不拿」等等。這些都表現了相當一部分人對法律的理解還只是停留在片面的、零散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而且是對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現代法律意識的片面理解和扭曲。
（二） 對法律有所認識，法律價值觀初步形成，但對其評價不高
隨著現代法制的建設和逐漸完備，法制教育的普及，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法律應有其獨立性和至上性，而不再僅僅是權力的附庸。但是，從社會群體意識的角度看，人們對法律真實價值的認同還僅僅停留在一般規范層次的水平上，對法律價值的取捨不太重視法律對自由理性的要求，不怎麼關心法律在國家結構、政治體制、政府活動等方面的內容和形式；對法律與權力的關系還不能完全擺脫傳統的觀點，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權力往往可以超越法律的范圍，不受約束；對重大的政治問題更願意持觀望態度，對法律救濟的期望值不高。這集中反映在人們對法律至上性要求有所理解與法律信任不足之間的矛盾上。法律的至上性意味著法律在社會調整體系中處於最高地位，實現法律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和管理，不允許任何人和組織有超越於法律之上的特權，不受法律的制約；它還要求法律與領導人的意志發生抵觸的時候，必須以法律為准。但是，法律之上的觀念在當代中國還沒有完全確立。有的領導幹部執法或監督機關的工作人員，由於受到傳統的[4] 「官本位」、「權力本位」、「人治主義」等因素的影響，「法律至上」觀念的確立尚有困難。有的人甚至一旦大權在握，就認為能夠憑借其職權為所欲為，凌駕於法律之上。由於群眾的合法權益不能憑借嚴格的法律程序得到及時有效地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就出現了群眾迴避訴訟的現象，傾向於用傳統的社會調整的方式和手段來解決糾紛，這就進一步造成了民眾對法律的權威感、信任感和依賴感難以完全確立。
（三） 公民的權利意識不斷增長，但法律意識還不堅定
在利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權利的過程中，一旦遇到阻礙，往往選擇逃避或退縮這一方面是由於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影響。中國公民雖然已具有了法律觀念的普遍准則和價值取向，但這種法律觀念還未能有效地轉化為現代法律意識。對許多中國公民來說，他們僅僅是在觀念形態上欣賞西方傳來的法律制度和技術，而當其回到現實生活中，面對「家國」情結沉重的中國特定的人際關系結構，相當多的中國民眾是有固執的傳統傾向的。在中國社會，「克己忍讓」、「中庸適度」、「息事寧人」、「宗族親善」、「鄰里和」、「近情理遠訴訟」等傳統意識仍較為盛行。[5]因此，在當代中國，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群眾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接受傳統的某些束縛，而對利用公開的法律程序來進行維權的方式敬而遠之。另一方面是由於我國目前執法不嚴、司法不公現象的大量存在，使民眾對法律維權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產生懷疑和不信任，從而迴避法律途徑。[6]而公正的司法制度是對受到侵害的人民權利給予補救的關鍵一環，也是維護社會公正、保障法律得以正確實施的最後一關。[7]公民對法律的接受和支持的程度，並不直接地來自法律規定本身的影響，而是直接地受到執法、司法行為及其結果的影響。
四、培養公民現代法律意識的途徑
（一）堅持「法律至上」的原則
建立公民對法律的信任和依賴感現代法治的一個基本內涵和要求就是實現法律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實現法律的統治，維護法律的絕對權威，即堅持「法律至上」的原則，而「法律至上」的原則既體現於公民的法律觀念中，更要在制度上得到體現，以確保公民的「法律至上」的觀念的形成和發展。因為只有實際運行過程中的憲法和法律在社會生活中具有至上的地位，公民才可能確信法律是社會主體行為的最為重要和根本的評價標准，才能以法律為依歸，對法律產生依賴感，相信在現代社會中法律是最重要的行為規范，從而自覺守法、用法和護法。而這就要求做到在社會調整體系中法律始終處於最高的地位，是評價主體、行為、利益等的合法性的唯一和最終標准。全體公民都應當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辦事，依法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任何人都不例外，包括黨和國家。法律掌管對國家政治權力的配置、保障和控制，不允許任何個人或組織具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在現代社會，法律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它的平等性、公正性和權威性實現的程度是公民理性對待法律的基礎，是公民對法律的信任和依賴感形成的前提條件。特別是政府是否遵守法律，直接影響和制約著公民法律權威意識的形成和培養。這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運行體制和監督機制來防止權力的濫用，維護法律的權威。
（二）不斷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是公民現代法律意識形成的政治條件
相對於經濟因素來講, 政治因素對法律進步的影響更為具體和直接。首先, 執政者的治國理念直接影響法律的地位和權威。如西方自古希臘以來就形成的「法治國」傳統, 而中國幾千年來對超越法律之上的「道德理想國」的苦苦追求卻導致了「重禮輕法」的觀念。其次, 執政者的政治主張為了能夠得到廣泛的服從, 往往都會通過法律的形式加以具體化、固定化和條文化。從這一角度講, 政治的每一個進步都會在法律中得以顯現, 亦即表現為法律的進步。所以, 要實現法律意識的現代化, 離不開政治的民主化和政治體制的現代化。這就要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 也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兩者是相互依賴, 相互配合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 是按照民主化、制度化、法律化緊密結合的要求, 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在現代法律意識的構建中, 政府的守法楷模作用同樣是不容忽視的。公民對法律的信賴一方面著眼於法律本身是否能夠反映公民的利益要求, 是否能夠保障公民權利的實現,另一方面就是著眼於國家、政府執行和遵守法律的情況。只有國家和政府對法律本身的尊重、服從與遵守才能導致公民對法律的信仰, 否則將會摧毀公民對法律的信念, 甚至倒向反面。有學者就指出「 政府守法程序從一定意識上關系著法律至上觀念的成敗。因為完全缺乏對法律的經驗, 人們尚可以相信法律的價值及其作用, 保留對法律的企盼, 若是一種惡劣的『 政府都不守法』的法律經驗, 將會從根本上摧毀關於法律的信念, 甚至使人們喪失對法律的信心。」 [8]因而, 政府應規范行為, 嚴格依法行政, 起到守法楷模作用, 激發民眾對法律的信任感和依賴感。
（三）繼承和發展思想文化領域的精華，是公民現代法律意識形成的精神動力
文化作為一種人類歷史文明的積累和遺留, 它不可能像某些有形的事物那樣截然的涇渭分明。所以我們既要承認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律文化的滲透性, 又要承認他們的差異性。要想實現中國法律意識現代化, 在文化方面我們必須做兩項工作:一是加大教育投入, 搞好基礎教育, 提高文化素質, 從而促進公民法律意識提高。二是做好對西方法律文化的吸收。世界法律的發展史表明, 法律移植是落後國家加速法治發展的必由之路。通過對中西法律文化的考察可以發現, 中西法律文化乃至整個中西文化的差別, 是「古」與「今」的差別。西方國家為人類創造了發達的法律文化, 這是人類的共同財富, 作為在整體上處於落後狀態的我們, 必須大膽地移植其先進的成果, 從而實現傳統法律意識向現代化的轉變。
（四）完善法制運行體系，加強立法、促進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維護法律的權威，提高公民法律意識，首先要制定出能夠令人信服的「良法」，而「良法」制定出來以後，還需要通過嚴格的執法與公正的司法活動來得到切實地貫徹，這樣公眾才能從法制運行的過程中切實感受到法律的權威性和不可侵犯性，從而對其產生信仰和依賴，在現實生活中自覺守法護法。一方面，法律應該更加明確地規定其權力行使范圍和條件，並且規定嚴格的法定程序以及違反法律規定的行使范圍或法定程序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另一方面，必須完善對執法、司法機關行使權力的監督。它應當包括多方面、多層次的監督。首先，完善國家的檢察、監督制度及檢察機關的機構人員設置和權力的有效行使，使其能夠切實發揮國家專門監督機關的職能。其次，執法、司法機關相互監督和制約。執法是對法律的直接實施，司法機關適用法律裁判具體案件，則可以在此層面對執法機關濫用權力或程序非法等現象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救濟。反過來，執法行政機關對法院判案不公、適用法律錯誤、審判程序違法等現象可以通過申請檢察機關抗訴等方式進行救濟，從而及時糾正司法不公現象。再次，增加普通群眾監督、投訴執法、司法機關行使權力過程中的不合法、不公正情況的途徑，如設立獨立於其他行政、司法機關的專門受理群眾投訴的部門，加大新聞輿論監督的力度等，提高廣大民眾愛法、護法的積極性，將執法、司法機關合理合法行使其國家權力置於更加廣泛的監督力量之中。此外，加速體制改革，加強司法機關的獨立性，使其避免來自其他層面的干擾和壓力，對其公正判案也是非常必要的。
（五）法學家、法律工作者的雙重使命
在現代法律意識的構建過程中, 法學家、法律工作者的作用無疑是重大的。法學家在法學理論上的探討、研究法律工作者自身的法律素養, 在法律運作過程中的行為、態度對現代法律意識的構建都起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法學家、法律工作者的雙重使命在現代法律意識的構建過程中, 法學家、法律工作者的作用無疑是重大的。中央電視台有個《今日說法》欄目, 很多法學家去上電視, 通過案例, 闡述法理, 既普及法律知識, 又傳播法律精神和理念, 有著廣泛的觀眾群, 其社會影響和社會意義不可低估。這就是一個好的形式的範例。法律工作者要不斷提高自身的法律素養, 他們在法律運作過程中的觀念、態度、行為, 直接影響著法律運作的後果, 進而影響著民眾對法律的態度、看法。老百姓可能就是從一個正義的法官身上產生了對法的認同。[9]反之, 法律工作者自身的行為不端正, 直觀地影響著民眾對法律的信任感。所以, 法學家、法律工作者智者和牧師雙重身份的擔當, 都是以其自身的法律素養,人格水準為前提的。
（六）普及法律知識，是公民法律意識現代化的重要渠道
一是繼續搞好普法工作。隨著「一五」、「二五」、「三五」、「四五」普法的開展, 大大提高了公民的法治觀念和法律意識, 推進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但是, 我們應清醒地看到, 普法教育在廣度和深度上還不夠, 人們的法律意識還比較淡薄, 輕法、厭法的心理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所以, 我們的普法首先是普及法律知識, 其次是普及法律觀念。因為, 一個人只有掌握了相應的法律知識, 他才知道什麼是可以做的, 什麼是不可以做的, 什麼是禁止做的, 才知道從事這些行為的意義和法律後果, 才有可能依法作出相應的行為, 才有可能養成依法辦事的習慣。二是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作用, 利用影視、廣播、出版、互聯網等各種宣傳教育陣地, 面向社會進行法制宣傳教育活動, 不斷提高全社會在改革開放日益發展的歷史條件下樹立起現代法律的意識。三是利用學校法律教育陣地, 為國家造就合格的法律操作者和守法公民,特別是根據青少年學生的身心發展特點有的放矢地施加法制影響, 使青少年學生知法懂法, 增強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 從而有效地扼制青少年犯罪。這也是學校對建設法治國家和維護社會穩定應盡的法律責任。
（七）大力加強法制宣傳，提高國民文化素質和現代化法律意識
我國公民文化素質普遍還不高，其法律意識多還停留在對法律的片面的、直觀的和零散的認識層面上。從社會現代化的角度論，首先，並且最重要的是人的現代化，或者說是人的現代化素質的培養和形成，沒有人的現代化，就沒有社會的現代化，更沒有社會意識的現代化。現代人的精神品性和人格系統是現代社會主體頭腦中的反映，是社會主體對現代社會的主觀把握方式，它包含著多方面的內容。而現代法律意識是其中最重要的子系統之一，它是社會主體對現代社會法的現象的主觀把握，是現代公民對法律的理性、情感和意志等各種心理要素的有機綜合體。這是一個高度綜合和理性的要求，由於傳統思想根深蒂固的影響，不可能在公眾中自發形成，必須通過國家機關和法律專業人士在合理構建比較完善的法律機構體系和價值體系的基礎上，在群眾中進行廣泛深入的法制宣傳和教育，幫助其盡快樹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相適應的較為系統和科學的現代法律意識。在法制宣傳和教育中，應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讓群眾真正看到我國法制建設的進步和積極影響，這樣才會更有說服力。
現代法律意識的構建是一個龐大的、復雜的系統工程。因為社會意識決定於社會存在, 但其自身又有其相對獨立性。中國傳統法律意識、外來的法律意識, 都會對中國現代法律意識的重構產生深遠影響。中國現代法律意識的構建目的就在於奠定中國法治化的觀念基礎, 促進中國法治現代化的進程。
參考文獻：
[1] 吳斌，汪公文。《我國法律意識之矛盾分析》，載《當代法學》2003年第9期
[2] 美 伯爾曼，《宗教與法律》，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8頁
[3] 謝玉童，彭呈倉。《我國法律意識現代化的障礙與途徑》
[4]《歷史與現實中國法律現代化及意義》《法學家》,
[5] 吳斌，汪公文.我國公民法律意識之矛盾分析〔J〕 .當代法學，2003年第9期.
[6] 陽相翼.論現代法律意識的構建〔J〕 .學術探索，2003年第5期.
[7] 王家福.論依法治國〔J〕 .法學研究，1996年第3期.
[8]《論中國法治化的觀念基拙》《中國法學》, 1993年第3期
[9]《現代法律意識：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基礎》，宿州教育學院學報 2003年3月 第5卷第1期

7. 國民政府《刑事訴訟法》確定的原則有哪些

中華民國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自,刑事訴訟法在證據制度方面採取的是以下哪一原則
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刑事訴訟法在證據制度方面採取的是以下哪一原則_ 學歷類-中國法制史 以下試題來自:綜合課中國法制史-9 單項選擇題中華民...

8. 什麼是法定程序、司法程序

、程序法定原則的內涵

就刑事司法領域而言，從根本上說，追究犯罪、懲罰犯罪的刑事司法活動實質上是發生於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一種權益沖突。在這一權益沖突從產生到最終解決的整個過程之中，作為國家權力組成部分的國家刑事司法權，與作為公民個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個人權利之間，始終存在著沖突與協調。由於國家與個人力量的懸殊，如果不設立相應的權力制約機制，那麼國家刑事司法權的過度膨脹和擴張勢必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個人權利和自由造成極大的侵害。因此，政治領域內的「法治主義」必然延伸至刑事司法領域，以對國家刑事司法權實行法律抑制。在刑事司法領域貫徹「法治主義」，本質上就是要求實現刑事司法權的法定化，這一法治基本原則被稱為刑事司法權力法定原則。刑事司法權力法定原則必然覆蓋程序層面，在實體的罪刑法定之外，強調程序的法定性。「法定原則並非僅僅約束有關規定犯罪以及犯罪人之責任與重罪、輕罪與違警罪之刑罰的法律。因為，本義上的法律，也就是立法權力機關通過的法律，還確定著有關刑事訴訟程序的規則並創設新的法院制度；只有法律才能確定負責審判犯罪人的機關，以及它們的許可權，確定這些法院應當遵守什麼樣的程序才能對犯罪人宣告無罪或者做出有罪判決。所有這一切，都要由立法者細致具體地做出規定。」〔1〕這就在實體層面的罪刑法定原則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提出了程序法定的原則要求。

所謂程序法定原則，也被稱為法定刑事訴訟程序原則，是指國家刑事司法機關的職權及其追究犯罪、懲罰犯罪的程序，都只能由作為國民代表集合體的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即刑事訴訟法來加以明確規定，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賦予的職權，司法機關不得行使；司法機關也不得違背刑事訴訟法所明確設定的程序規則而任意決定訴訟的進程。換句話說，刑事訴訟程序規則「只能由立法加以規定，因此只能具有立法性質」。〔2〕其他任何機關、團體或個人，以其他任何形式對刑事訴訟程序規則做出規定，都只能被視為是對程序法定原則的背離，其合法性都值得質疑。

從思想淵源上看，程序法定思想的產生與正當程序觀念密切相關。正當程序（e process）本為英美法系國家所特有的一項法律理念，它強調國家在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或財產等權利時，必須經過正當、合法的程序；未經法律規定的程序，國家不得剝奪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財產。由於正當程序觀念中蘊含著通過程序限制國家權力行使、保障公民個人權利的思想，因此，在戰後人權保障思潮的推動下，大陸法國家也逐漸接受了這一觀念，將其作為指導刑事訴訟活動的基本價值理念。正當程序觀念與程序法定思想之間的密切聯系在於：正當程序觀念實際上是以程序法定思想為邏輯前提的，因為從實在法層面來說，作為國家行為依據的正當程序必須首先是法律所明確規定的程序即法定程序，只有法律所明文規定的程序，才是正當程序，才能作為國家行為的依據。歷史地考察，正當程序的思想譜系最早可以溯及到1215年制定的英國《大憲章》。根據《大憲章》第39條的規定，「除依據國法（the law of the land）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監禁人身、侵佔財產、剝奪公民權、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懲罰，也不受公眾攻擊和驅逐。」該條款明確提出英王政府在剝奪自由民的人身、財產等權利時必須經過正當的法律程序，其中就蘊含著國家司法權的行使必須遵循法定程序的思想。由於在當時作為司法依據的國法實際上主要是由封建貴族組成的大會議所制定的，因此，它最初實際上反映的是封建貴族要求對王權加以限制的願望。

程序法定原則真正作為一項國家法治原則被明確提出，是近代以來國家主權原理轉移的結果。在封建專制時期，崇尚的是「君主主權」，因此，國家的一切事務都由君主及其代理人來管理，國民只是被管理的對象而非管理的主體，國民沒有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當然也就沒有辦法保護自身權益。近代以來，資產階級革命打破了封建的君主神話，確認國民才是國家主權的主體，由此實現了由「君主主權」向「國民主權」過渡的國家主權原理的轉換。根據「國民主權」的原理，必然邏輯地延伸出這樣一個結論：既然國家主權屬於國民，那麼國民就應當家作主、管理國家的事務，就有權決定關繫到自身利益的重大事務。刑事訴訟以懲罰犯罪分子和保障無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為目的，不僅涉及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的秩序，而且關繫到公民的人身自由、財產安全等重大權益，因此，進行刑事訴訟的程序規則應當由國民代表的集合體――立法機關通過立法的形式來加以規定。在此意義上，可以說，程序法定原則是「國民主權」觀念的具體化、制度化。在國民主權的政治原則日益得到彰顯的現代社會，程序法定已經成為一項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接納和遵行的普適性法律原則，有些國家甚至將程序法定原則提升為一項憲法性原則
二、程序法定原則的價值根基

在現代法治國家的視野內，程序法定原則具有通過立法權來制約司法權的分權制衡意義，程序法定原則的確立，有利於型塑「以權力制約權力」的權力制衡機制。程序法定原則的提出，實際上是主張通過由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來明確限定國家司法機關的許可權及其追究犯罪、懲罰犯罪的程序，「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發生任何專斷行為，以便受到追訴的個人能夠進行自我辯護，防止個人受到不公正的有罪判決，或者說，避免犯罪人遭到法院的錯誤判決。」〔4〕這實際上是希望通過立法機關的立法權來制衡司法機關的司法權，防止司法機關濫用職權、專權擅斷，因為「如果司法權與立法權合而為一，則將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專斷的權力，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5〕法官成為立法者，也就意味著司法機關有權自行制定刑事訴訟的程序規則，由於「不斷有經驗告訴我們，每一個擁有權力的人都易於濫用權力，並盡其最大可能行使它的權威」，因此，司法機關必然會利用這一權力從有利於自己追訴和審判的角度來設計刑事訴訟的程序規則，從而造成刑事司法權的過度膨脹和擴張，侵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形象地說，如果把刑事訴訟活動比作一場競技活動，那麼國家司法機關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際就是參與競技活動的雙方。從競技活動本身的規律來看，參與競技的雙方都是按照既定的競技規則來展開競技的，因此，競技規則的制定對於參與競技的雙方來說異常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著競技活動的結果。基於人的自利本性，如果由參與競技活動的其中一方來自行制定競技規則，他必然會利用制定競技規則的權力和機會來使競技規則的制定有利於自己。這樣的競技規則制定出來以後就難謂公正，就難以為競技活動本身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和條件，因此，競技活動的規則應當也必須由相對中立的第三方來制定。刑事訴訟活動與競技活動的相似之處在於，作為國家代表的刑事司法機關和作為被追究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際上構成了刑事訴訟程序中相互對抗的雙方，而刑事訴訟程序規則就是雙方進行攻擊防禦、對抗求證的根據。如果由國家司法機關來制定刑事訴訟的程序規則，即由司法機關來立法，則無異於讓參與競技活動的其中一方來制定競技規則，結果顯而易見，國家刑事司法機關必定會借機擴張自身權力，從而威脅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個人權利。因此，制定刑事訴訟程序規則的權力必須由相對中立的立法機關來掌握，司法機關不得僭越。在這方面，德國的經驗頗值借鑒，在1871年成立德意志帝國以前，德國的前地方邦國數百年來應用的都是普通法宗教法庭程序，由法官任意決定訴訟的進程，既由他個人負責偵查，也由他個人按自己的偵查結果確定判決。普通法系的宗教法庭的法官，擁有幾乎是無限的權力。在他的面前，被告人無權利可言，不能對法官的偵查活動有所影響，僅僅是一個「程序對象」而已。約到了19世紀中葉，大多數的德國前地方邦國內出現了一種「改革的刑事程序」。它體現出立憲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取代了建立在警察國家專制主義政治基礎之上的普通法宗教法庭程序。在這種「改革的刑事程序」之中，刑事程序被嚴格地程式化，既昭示出實用性思考，又體現出了合法性思想。這些在德國前地方邦國中出現的法制改革動向，在後來的德國刑事訴訟法中都得到繼承和發揚。現行的德國刑事訴訟法，對於程序的各個階段，對於檢察院、警察機關和法院的權力、許可權，對於被指控人和其他參加刑事程序人員的義務或者權利，都以詳盡條款明確地作了規定或限制，〔6〕從而實現了刑事程序的法定化。從實踐效果來看，德國刑事程序的法定化有效地限制了國家刑事司法權的膨脹和擴張，有利於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個人權利。

三、司法立法：程序法定原則的背反

根據程序法定原則，為了抑制國家刑事司法權的膨脹和擴張，保障涉訟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凡是涉及國家司法機關的職權配置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重大權益保障的事項，都應當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確規定，而不能由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以其他任何形式做出規定。但是在我國，長期以來卻一直存在著一個違背程序法定原則的突出現象，這就是國家一方面通過立法機關制定了刑事訴訟法典，但是另一方面，又允許國家司法機關通過制定司法解釋的形式，對一些涉及司法機關自身職權配置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訴訟權利保障的事項直接做出規定，從而造成「法外立法」、「法外執法」現象的出現，這就明顯違背了程序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

程序法定原則本身並不排斥法官對刑事訴訟法進行司法解釋。美國法學家R·德沃金曾經指出：「法律本身就是一種闡釋性的概念」，這是說，普遍、抽象的法律規范要適用於具體生動的個案糾紛，必須藉助於法律解釋這一媒介，而法官的任務就在於「當法律運用到個別場合時，根據他對法律的誠摯的理解來解釋法律」。〔8〕因此，由承擔司法職能的法官對法律進行解釋是合理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成文法本身的缺陷，從而有利於法律的貫徹實施。但是，司法解釋本身的性質和功能又決定了司法解釋在形式上不應當是抽象的規范表述，而必須是結合個案的具體闡發，同時，在內容上也不應當超載作為解釋文本的法律本身，正如英國大法官霍姆斯所指出的：「法官的確而且必須立法，但是他們只能在原有法律的隙縫間進行立法；他們僅限於從克分子到分子的運動」，而不能對法律進行重大的修正和改革。對法律進行重大修正和改革，那是立法機關的職權，司法機關不得僭越。

9. 南京國民政府民事訴訟法的主要內容特點《中國法制史》

(1)實行「不幹涉原抄則襲」，又稱「不幹涉審理主義」或「當事人進行主義」也可稱為「絕對的處分原則」。
(2)特定案件的法院調解制度。①調解事件。一是強制調解事件；二是任意調解案件。②調解日期。調解應於起訴前。③調解組織。由調解法官和調解人組成。④調解方式。不用開庭形式，得不公開。⑤調解結果。不能成立調解，轉入訴訟程序；調解成立。
(3)規定瑣細，文字晦澀。

能幫上你的話，給個評價，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