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修改對比

『壹』 對比我國刑事訴訟法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上與美國的立法有何異同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大致分為三種情況，一為非法獲取之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二為違反法定程序獲取之物證資料排除規則，三為「毒樹之果」排除規則。

一、美國證據排除規則

1、美國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是以反對不合理的搜查扣押、保護公民的憲法權利為基礎展開的。

1914年2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對弗里蒙特．威克斯訴美國聯邦政府一案做出終審判決，「它宣告，違反第四修正案的保護、通過不合理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不能在聯邦法庭上使用以反對被告人」。標志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2、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以馬普案的判決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強制推行於各州。

威克斯規則原則上僅強制適用於聯邦警察採取非法搜查行為獲取證據的判決，各州法院仍可選擇性適用。美國最高法院通過沃爾夫案正式賦予了各州法院拒絕適用威克斯規則的權力， 後來綜合考慮威克斯案對各州產生的影響及沃爾夫案後各州法院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態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以馬普案的判決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強制推行於各州。

3、「毒樹之果」排除規則的確立，進一步使得正當程序原則在刑事訴訟領域有了獲得救濟的可能。

以第五修正案為基礎的「反對自我歸罪特權」和以第六修正案為基礎的「獲得律師幫助權」也先後被納入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毒樹之果」排除規則的確立，進一步使得正當程序原則在刑事訴訟領域有了獲得救濟的可能。這一系列的適用規則，組成了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基本架構。

4、制度之例外

馬普案的判決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得以推廣適用於各州，為規則在司法中被實現提供了可能。但立法規范的支撐卻未能平息包括在各種判決中頻繁出現的反對性意見，即相當一部分公眾的感知上——放縱了犯罪。共和黨尼克松當選總統後，連續啟用了「更為遵守社會秩序」的人擔任大法官，在這些人的推動下，聯邦最高法院不但極大地限制了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也催生出了如作為彈劾證據使用的例外、善意的例外等一系列排除規則的例外，以避免產生「事實上有罪的被告人逃脫制裁」的不利後果。

2006年，哈得孫案的判決宣告了「敲門並表明身份」之例外規則得到了認可，即執行法官在取得合法令狀的前提下，未圓滿履行「敲門並表明身份」義務的行為，不能作為所取得的用以反對犯罪人的證據被排除的理由。

在言詞證據領域，米蘭達規則也備受爭議，雖然早在2002年的迪克遜一案中美國聯邦法院就已經申明：米蘭達規則是最高法院的一個憲法性判例，但關於「自願性」這一問題的判斷歸屬權卻始終處於法院與國會的相互爭奪狀態。直到最高法院以7比2的壓倒性優勢通過了一項司法意見，再次重申了迪克遜一案中確立的米蘭達規則的憲法性質，才使長久的爭論得到了平息。

二、中美的立法差異

1、總結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進路不難看出，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建立，沿襲了一種由憲法到刑事訴訟法、由原則到規則的轉變路徑，在美國，排除規則的憲法性多由判例構成，多年來對其存廢領域也爭論不斷，最終，美國最高法院以已通過的判例表明，排除規則本身並非憲法的要求，國會可以通過立法進行廢止。因此，有學者認為，在美國針對非法獲取之物證領域，排除規則的前景堪憂。

2、與美國不同，在我國，不論是「兩個證據規定」，還是新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都承認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保障人權方面的重要意義。而理論界也普遍承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最重要的意義乃是在於體現了行使訴訟中的憲政價值，保障了行使程序的實施。因此，憲政基礎性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刑事法律體系中不可動搖的地位，這種地位不會因為個案適用上的缺位或不當應用而喪失立法上的合理性，反而會隨著「依法治國」理念在我國的深入和加強而日益穩固。

『貳』 比較2012年刑事訴訟法與1996年刑事訴訟法對逮捕條件的規定有什麼不同

新刑訴法中關於逮捕條件的規定應該進一步細化
    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規定的逮捕條件是：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當依法逮捕。
    新刑訴法第七十九條規定的逮捕條件是：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下列社會危險性的，應當予以逮捕：（一）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三）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五）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的。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應當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節嚴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對比新舊兩種對逮捕條件的規定，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1996年刑訴法對逮捕條件規定得比較籠統，新刑訴法的立法者力求將逮捕條件規定得詳細，更便於操作，但其中仍存在一些不易操作的問題，如新刑訴法採取列舉式的方式來規定逮捕的條件，盡量做到便於對照操作，但無論是「可能實施新的犯罪」還是「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或者是「企圖自殺或者逃跑」，均為對犯罪嫌疑人主觀的判斷，是一種預期可能性，和對已經發生的事實進行認定不同，是否可能發生，只能通過相關間接證據的分析來推斷，判斷者的認識主觀性更強。
    因此，如何正確判斷犯罪嫌疑人是否「可能」發生新刑訴法列舉的逮捕條件，就對偵查監督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公安機關對這些主管判斷逮捕必要性證據收集也是一個問題。例如：某甲盜竊一輛摩托車價值5000元，既無前科又非累犯，又無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行為，也無可能實施新的犯罪跡象，也沒有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或者是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等證據，僅僅一次盜竊5000元屬數額較大，有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總之不符合刑訴法第七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是批准逮捕還是不批准逮捕，如果批准逮捕，顯然屬欠缺逮捕必要性證據，不符合逮捕條件，那麼如果不逮捕，誰又能保證其不繼續犯罪和打擊報復呢？如果繼續犯罪，誰又能承擔起此責任呢？
    對此，筆者認為應該繼續細化逮捕條件，使偵查監督部門有更強的可操作性。
    例如可以規定：屬於預備犯、中止犯，或者是共同犯罪中的從犯、脅從犯，犯罪後自首、有立功表現的；因防衛過當造成重大損害或者避險過當造成不應有的損害，犯罪後有悔罪表現並積極賠償損失的；主觀惡性較小的初犯、偶犯，犯罪後有悔罪表現且明顯符合緩刑條件的；過失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後有悔罪表現，積極賠償損失並取得被害人諒解的等為沒有逮捕必要的情形。
    此外，還可以增加偵查機關提請前論證，提高審查針對性和准確性，也有助於防止對明顯無逮捕必要的盲目報捕，從而節約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

『叄』 中國政法大學的刑事訴訟法專業好還是知識產權專業好二者師資和就業前景的比較如何

不管選哪個專業，你抄以後都會先面對司法考試。這兩個專業對比的話，學知產法專業以後在大城市前景比較好一些，而且專做知識產權方面的法律人員現在國內也比較缺。讀刑訴出來如果司法考試過了，可以選擇做法官、檢察官，但不建議做刑辯律師（風險過大）。請採納！~

『肆』 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的對比(表)

留地址，我給你發三大訴訟法比較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