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清單對我國行政法理論的影響

『壹』 如何從行政法角度理解我國當前的負面清單制度

負面清單應以法律文件形式出現。當然，這里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各種形式的國內法律，同時也包括雙邊協定或多邊公約等。目前，我國關於負面清單的實踐主要是與有關國家和地區雙邊自由貿易談判和雙邊投資協議談判的成果。國內的實例主要是上海市政府2013年制定、2014年修訂並公告發布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從這一清單本身來看，它是一個關於外商投資准入的小負面清單，還不是一個全面覆蓋貿易和投資、貨物和服務的大負面清單。負面清單管理是上海自貿區的一項重大突破。傳統的投資管理，是告訴投資者哪些能做，列出清單給予投資指引；而負面清單管理，則是告訴投資者哪些不能做，把不能做的列出清單，清單以外沒有規定的都能做。它在公告說明中設計了三個兜底條款，前兩個兜底條款是專門針對投資的，第三條是關於「禁止從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經營活動」的條款。很明顯，該條款的覆蓋范圍實際上超越了投資活動而涉及任何經營活動。
從負面清單的發展和實踐可以看出，准入是制定負面清單的自然結果。當然，准入多少與清單長短成反比關系。從權力清單角度看，准入是行政權力的一種，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市場准入權。這種市場准入權力的設定很多時候是基於公眾利益保護的考慮，如食品葯品的生產或銷售、公眾存款的吸收、理財產品的銷售等，通過對業務經營的許可方式來實現。無論准入權還是非准入權，其產生和存在都要有法律依據。
實際上，雖然負面清單產生於區域經濟合作和國際經濟交往領域，並更多地運用於這些領域，但在法理上其運用空間並不僅限於經濟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