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中國際條約的適用

❶ 在行政法中，對象適用於外國人嗎有些迷茫了。。。

1.我國行政法實復行屬地管制轄原則為主、其他原則為輔的方法，行政行為相對人包含外國人和外國組織。

2.除享有外交豁免權者以外交途徑解決的違反行政法規定的外國人和外國組織外，在依法追責時若國內法與國際條約發生沖突應優先適用國際條約和協定（我國聲明予以保留的條款以除外）。

3.有關規定散見於《著作權法》、《海關行政處罰實施條例》、《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等行政法淵源中。

4.一般對涉外行政行為的法律規定在程序方面相對而言更加嚴格。

❷ 國際條約在國際民商事關系中怎樣適用

①《民法通則》第142條第2款：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事專法律規定有不同屬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除外。
②這表明：重點。
A.國際條約是我國國際私法的重要淵源；
B.其效力高於我國民事法律：國際條約與我國國內法發生了沖突的情況下，以國際條約為准；
C.聲明保留的條文除外（締約國無法妥協的問題）。
③對我國來說，國際條約分為：
A.可以直接適用的條約：民商事方面條約；
B.需要轉化的條約：公法方面的條約（知識產權方面+WTO方面）

❸ 國際條約是行政法的淵源嗎

行政法有很多，隨著對外開放、營商環境、一帶一路等不斷優化，已經明確效力及能夠借鑒的國際條約的可以成為行政法淵源

❹ 行政訴訟法為什麼不可以直接適用國際條約

既然是行政訴訟，那麼說明是跟國內的行政機關之間的爭議，為什麼要適用國際條約。

❺ 國際條約在國內法中的適用有哪些

中國雖然沒有將國際條約納入國內法的明確規定。但是我國不少法律、法規含有「國際專條約與之發生沖屬突時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

對於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相比較的效力，一些專門的法律、法規作出了「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發生沖突時，國際條約效力高於國內法」的規定。

(5)行政法中國際條約的適用擴展閱讀：

國際條約在國內發生效力的前提是，國際條約在本質上是不能直接在國內適用的，必須由國家通過個別立法來實施國際條約，這種立法活動可能是立法行為，也可能是國際條約頒布或其它憲法程序。

國家一旦締結或加入某一國際國際條約，該國際條約便自動地成為國內法的一部分，從而無需轉化即可在國內法中直接適用。

❻ 行政法淵源能否作為法院法律適用的依據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項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在共同推進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過程中，必須堅持立法先行。法治語境下行政執法是指行政主體依法行使法定職權、履行法定職責，實現行政目標的活動總稱，也即行政主體將法律的意志加以實現的過程，具體表現為依法律授權而為的行政檢查、行政強制、行政許可、行政處罰等行政行為。行政主體在實施行政行為時要有法律依據並受法律規范制約當為行政執法的實質要義之所在。那麼，行政執法的依據應當包括哪些呢？除了法律、法規、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等之外，由於立法的不明確，實踐中鮮見有行政主體將法律解釋梳理為執法依據的，近些年在具體的法律適用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操作上的問題，比如包括司法解釋在內的法律解釋能否成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如何對待行政解釋？同部門法律解釋或不同部門的法律解釋之間出現沖突如何處理？本文試圖釐清前述困惑，以明晰認識，期冀略有指導實踐之效益。

一、法律解釋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理論考量

（一）法律解釋能否成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理論困惑

在大多數西方國家，法律的制定、執行、適用，分別交由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具體行使。三者只能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行使職權，不得超越職權、侵犯其他權力領域。在許多西方國家中，法律解釋權主要歸屬於法院或法官，因此，法律解釋主要是指司法解釋，是法院或法官在具體案件中對法律所作的解釋，按照「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則，個案中的司法解釋對下級法院今後的具體案件審理具有拘束力，形成「法官造法」的效果。行政機關執行的是議會（國會）制定的法律文件，而非司法解釋。關於法院行使司法解釋權是否屬於司法權對立法權的侵犯，在解釋史上很早就存有爭論。從古羅馬開始，法律解釋的發展道路基本上是沿著由立法禁止法官解釋法律再到立法授權法官解釋法律前進的。[1]至今，兩大法系中，司法解釋成為了最重要或最主要的法律解釋，甚至在英美法系中，司法解釋就是直接代表了其所稱的法律解釋。我國司法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這兩家最高級別的司法機關對法律具體適用問題有權進行解釋，我們將其稱為司法解釋。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的司法解釋在性質上是一種能夠重復適用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抽象解釋，它不同於國外的具體個案解釋，這種抽象解釋在許多情形下是對法律的進一步明確界限，很大程度上屬於立法的邊界。從這個意義上講，司法權存在侵犯立法權的嫌疑。在缺失明確「糾偏」制度的情況下，行政機關為執法當如何選擇執法依據難免處於為難境地。

至於其他兩種法律解釋，首先來看立法解釋，從權力分工的角度看，立法者只是向社會輸入法律文本，解釋法律不是立法者的事情，而是司法者或執法者的工作。立法者以解釋的名義發布文件，但本質仍屬於立法。既然如此，立法者就不應當具有立法解釋權，立、改、廢才是立法機關的本職，立法者完全可以通過修法來達到立法解釋的目的。其次再來看行政解釋，權力分立原則在本質上也同樣要求法律解釋權不能交由行政機關來行使，否則，法律解釋權一旦擴大配置，將會給我國的行政管理活動帶來兩大問題：第一，這意味著行政機關可以自行實施行政管理活動而無須考慮立法機關的意志；第二，還意味著行政機關受司法機關的監督將成為一句空話。[2]

我國現有的法律解釋體制，盡管有其存在的價值和依據，但體制的架構確實存在法理中無法迴避的困境和不足。至於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能否成為行政執法的依據確實是一個極其復雜且大費思量的問題。首先，對立法解釋而言，我們一方面強調其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立法解釋在實踐中卻很少見，常被應用解釋所侵犯，致使其在理論上雖可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但因其數量不夠，對行政執法的作用甚少；其次，對行政解釋而言，一方面存有前已述及的缺陷，另一方面，部分行政解釋程序簡單，儼然行政主體內部的抽象行政行為，與依法行政中的「法」不可同日而語，行政解釋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仍存在可爭論的焦點；再者，對司法解釋而言，雖已成為兩大法系中最重要、最主要、最具權威的法律解釋，但能否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仍是一個需要認真探討的問題。綜觀我國的法律解釋機制，從權力的分立與制衡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存在各種困惑與邏輯不足，嚴重影響著我國行政執法主體之執法依據的范圍圈定。

（二）法律解釋能夠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理論支撐

近代國家學說認為，國家權力的存在是為了維護公民的權利。[3]如何保障、制約國家權力，使之一如既往地維護公民的權利，成為先賢們思考解決的問題。在最初英國思想家洛克的「三權分立」思想基礎之上，法國孟德斯鳩進一步將其完善並發揚光大，創設出三權分立學說，對西方國家憲政制度的創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按照「三權分立」學說，整個國家權力被劃分為三部分，即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三項權力分別由議會、法院和政府行使，三個機關之間相互分工、相互制約。孟德斯鳩主張，必須強調權力之間的分工制衡，用權力制約權力來達到防止權力濫用的目的，如若立法權與行政權相結合，則自由不再，同樣道理，如若司法權不能在立法權與行政權面前保持獨立，則自由也不再。假設司法權與立法權集中於一人或一個機關手中，專斷的權力就將凌駕於公民的生命與自由之上，這是因為法官自己成了立法者。最嚴重的一種情況則是一個國家如若法律制定權、公共決議執行權、私人犯罪裁判或者爭訟權也交由同一個人或者機關行使，那麼這個國家一切便都完了。[4]我國雖不是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但權力分工制約思想是必須體現的。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其他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在人民代表大會的基礎上產生，對其負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使人民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法律意志；國家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依法行政；司法機關行使司法權，據法審判。關於法律解釋的性質，理論界一直存在著「是一種權力還是一種方法」的爭議，作為在具體的法律適用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現象，法律解釋是從屬於上述立法、司法和行政活動的。因此，在國家權力三權劃分的意義上，主流觀點將法律解釋視為一種具有附屬性質的隱性權力，法律解釋權也並非一種獨立的權力類別。據此，可以得出法律解釋能夠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第一個理論支撐，法律解釋如果具有國家權力的屬性，那麼它就具有了能夠成為法律依據的先決條件。在我國目前的法律解釋體制下，按照「誰制定，誰解釋」的運行規則，法律解釋的主體必然與三種權力緊密相連並且附屬於特定權力主體自身的許可權，法律解釋權在權力屬性上當然地具有延伸意義的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性質，適用法律解釋的過程便是三種權力運行的結果。對於立法解釋與行政解釋而言，它們成為行政執法的依據毫無問題，對於司法解釋而言，盡管情況復雜，但從三大國家權力的職責分工來講，作為在行政法律適用過程中用來調適法律關系重歸平衡的司法權，具有終局裁決的效力，當然也對前置的行政權力具有約束性。基於此，法律解釋本身所擁有的權力延伸屬性決定了其能夠成為執法依據的前提條件。

另外，按照法律解釋的主體和效力不同，廣義上可以將法律解釋劃分為正式解釋（有權解釋）與非正式解釋（無權解釋）兩種，區別二者的標准在於看其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通常我們採用的是狹義的觀點，法律解釋即指的是有權解釋，必須是有權主體依據有關許可權對法律的具體適用進行的解釋。據此可以引申出法律解釋能夠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第二個理論支撐，從行政法的淵源進行考察，行政法淵源作為行政法律規范的具體表現形式和載體，如果一個法律文件能夠作為行政法淵源，對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和行政執法行為產生普遍約束力，那麼它必然也能夠成為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對行政執法機關產生拘束力，行政機關必須依據法律的規定實施行政行為。行政法學界的通說認為法律解釋是行政法的法律淵源之一，認為一般淵源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與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特殊淵源有法律解釋、國際條約、慣例等。按照解釋的主體不同，又可以將法律解釋做出立法解釋和應用解釋兩種區分，在應用解釋之下再做出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之分。[5]上文已經分析，法律解釋本身所擁有的權力延伸屬性決定了這些有權解釋均具有國家意志性、強制性、普遍性和規范性等作為法律淵源的這些基本特徵。另外，通過1981年《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以及其後一系列法律文件，在立法上也進一步對法律解釋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這一內容予以明確化。受我國現有法律解釋體制的影響，盡管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在法律解釋體系中存在著效力高低不同、法定拘束力強度不同以及適用人員、事項范圍不同的問題，但是法律解釋本身作為行政法淵源所具有的法律效力或一定的法律效力卻是釐清其能否成為行政執法依據的重要理論支撐。法律解釋作為行政法淵源之一，具有法律約束力，能夠成為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亦是應然。

基於以上分析，盡管法律解釋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確實存在著源自法理上的障礙，但是從其作為國家隱性權力的基本屬性、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法淵源之一等支撐來看，法律解釋在理論上是當然並且必然能夠作為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除了法理上的支持，法律解釋作為行政執法依據還存有現實的需要，並且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不僅能夠明確行政機關的執法依據，為行政機關落實、完善國務院「三定規定」提供理論支持，有助於行政機關科學梳理行政執法依據，進一步明確各單位權責，合理配置行政職權；而且便於行政主體身份的確認，明確行政訴訟被告資格，滿足實際部門和群眾對行政行為進行准確及時監督的需要，完善法律解釋機制，進而推動行政法學的發展；最終推動我國法治建設，完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規范體系，為法制的統一提供保障，實現依法行政。

❼ 我國法院能否直接適用國際條約的約定

不能，只有國內沒有相關法律規定，才能適用經過人大批準的國際條約。
人大沒批準的國際條約，不能適用。
國內法有規定的，先適用國內法。

❽ 國際貿易條約中適用的法律條款

國際貿易所適用的法律法規
為保證國際貿易能夠順利進行，使國際貿易得到法律的承認與保護，國際貿易業務必須符合法律規范。但由於國際貿易的當事人一般身處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具有不同的法律和制度，因此，國際貿易所適用的法律法規有較大的不同。概括起來，國際貿易所適用的法律法規主要有：國際條約、國際貿易慣例、國內法等。
一、國際商事中的主要國際條約
1、關於國際貨物買賣的公約
(1)《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公約》(海牙，1964年)
(2)《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 ( 維也納，1980年)
(3)《聯合國國際貨物實賣時效期限公約》 (紐約，1974年)
2、關於國際貨物運輸的公約
(1)《統一提單的若干法律規則的國際公約》 (1924 年)
(2)《有關修改統一提單若干法律規則的國際公約的議定書》 (1968年)
(3)《聯合國海上貨物運輸公約》 (簡稱漢堡規則, 1978年)
(4)《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 (簡稱華沙公約，1929年)
(5)《修改華沙公約的議定書》 (簡稱海牙議定書，1955年)
(6)《國際鐵路貨物聯運協定》 (簡稱國際貨協，1951年)
(7)《關於鐵路貨物運輸的國際公約》 (簡稱國際貨約，1961年 )
(8)《聯合國國際貨物多式聯運公約》 (1980年)
3、 關於國際支付的公約
(1)《匯票、本票統一法公約》 (日內瓦，1930年)
(2)《解決匯票、本票法律沖突公約》 (日內瓦，1930年)
(3)《統一支票法公約》 (日內瓦，1931年)
(4)《解決支票法律沖突公約》 (日內瓦，1933年)
(5)《聯合國國際匯票與國際本票公約》 (1988年)
4、關於對外貿易管理的公約
《世界貿易組織協議》 (馬拉喀什，1994)
5、關於貿易爭端解決的公約
(1)《關於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公約》 (紐約，1958年)
(2)《關於爭端解決規則和程序的諒解》 (馬拉喀什，1994年)
6、關於國際投資的公約
(1)《解決一國與他國國民投資爭議的公約》 (簡稱華盛頓公約)
(2)《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 (簡稱漢城公約，1985年)
7、關於知識產權的公約
(1)《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 (巴黎，1967年)
(2)《商標注冊馬德里公約》 (馬德里，1995年)
(3)《伯爾尼公約》 (伯爾尼，1971年)
(4)《世界版權公約》 (日內瓦，1971年)
二、我國的國內法所涉及的有關國際貿易的主要法律有：
(一)關於適用於國際貨物買賣的國內立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自1999年10月1日起正式生效。
(二)關於適用於國際貨物運輸與保險的國內立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自1993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
(三)關於適用於國際貨款收付的國內立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四)關於適用於對外貿易管理的國內立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商品檢驗》等。
(五)關於適用於國際商事仲裁的國內立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
三、常用的國際貿易慣例
目前，在國際貿易領域常見的國際貿易慣例有：
1、國際貿易術語方面
(1)國際商會制定的《2000年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
(2)國際法協會制定的《1932年華沙-牛津規則》
(3)美國全國對外貿易協會制定的《美國對外貿易定義修正本》。
2、國際貨款的收付方面
(1)國際商會制定的《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 (國際商會第 500 號出版物) 。
(2)國際商會制定的《托收統一規則》1995年修訂本(國際商會第522號出版物)。
3、運輸與保險方面
(1)英國倫敦保險協會制定的《倫敦保險協會貨物保險條款》
(2)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制定的《國際貨物運輸保險條款》
(3)國際海事委員會制定的《約克一安特衛普規則》
4、國際仲裁方面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制定的《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
國際條約、國際慣例和國內立法的關系，不同法律制度有不同的規定。一般地，在許多國家，國際條約有自動生效和非自動生效之分。
四、國際條約、國內法及國際慣例的適用
自動生效的國際條約，一經該國批准，自動產生效力。當事人可直接援引。對於非自動生效的國際條約，即使該國批准，也不對其居民產生直接約束力，只有經該國立法機關制定了有關實施該條約的法律後，才對其居民具有約束力。國際慣例具有民間的非官方性質，因此不需要國家立法機關的批准。國際慣例多與當事人約定有關，而不與國內法或國際條約相關。在當事人的約定與其採用的國際慣例矛盾時，法院將根據當事人的意圖予以解決。

❾ 中國關於國際法與國內法關系的實踐（條約在中國國內法的適用）

首先是條約在中國如何適用：
國際條約在中國的適用主要是採用自動納入的方式，但也不排除根據國情制定不違反國際條約規定的國內立法。 採用自動納入方式主要可以從中國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外交聲明中推定出來：（1）法律如《民法通則》第142條第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2）行政法規如《海上國際集裝箱運輸管理規定》第12條規定：用於海上國際集裝箱運輸的集裝箱，應當符合國際集裝箱標准化組織規定的技術標准和有關國際集裝箱公約的規定。（3）司法解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12項規定：人民法院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沒有住所的當事人送達訴訟文書，可以依照受送達人所在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中規定的方式送達。（4）外交聲明如我國代表在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就反對和禁止酷刑問題的法嚴重聲明：中國作為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的締約國，將忠實履行其條約義務。該代表指出，依照中國法律制度，有關國際條約一經中國政府批准或加入並對中國生效後，中國政府就承擔了相應的義務，不再為此另行制定國內法進行轉換。
另一問題就是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的沖突，也就是二者的相互地位問題。中國憲法對這一問題同樣沒有規定，但是法律規定表明：當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發生沖突時，國際條約優於國內法。這意味著國際條約的地位應該是高於國內法的，這一結論的提出是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可能性體現在國際條約優於國內法是國際法允許的，國際條約在國內法中的適用完全由一國自行裁量；同時又符合中國憲法和其它法律關於締約權和立法權的原則規定，《締約程序法》第7條第4款規定，凡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條約、協定均需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可以認為優先適用國際條約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批准條約的方式對國內法的修改。必要性同樣可以從國際法和國內法兩個層面看。從國際法看，《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27條規定「一當事國不得援引其國內法規定為理由而不履行條約」，否則國家將為此承擔國際責任。可見，規定當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發生沖突時優先適用國際條約，有利於國家間的正常交往和國際關系的和諧健康發展。根據國內法的一般原則，我國不應以國內法規定為由拒絕履行所承擔的國際條約規定的義務。這就有利於維護我國的信譽，也有利於保護我國國民在國外的合法權益。」
如何解決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的沖突，從中國的實踐來看，大致有以下四種方式：（1）修改國際條約或國內法，消除兩者之間的沖突。這也可以說是最為徹底、最有利於沖突解決的一種方式。（2）適用「解釋一致」規則消除國際條約與國內法之間不一致的情況，即將二者不一致之處，解釋為一致以消除沖突的方式。（3）規定國際條約調整的事項不再適用國內法，從而避免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發生沖突。即只要有關事項屬於國際條約的調整對象，就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不再適用有關的中國法。這是事前預防性的方式，如《繼承法》。（4）規定在國際條約與中國國內法有不同規定時，優先適用國際條約，這是比較廣泛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