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自身價值
首先，你提的抄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個病句。
1、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都是刑事訴訟的法律依據，前者解決程序問題，後者解決實體問題。
2、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關系。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法律的實施和罪行法定的依據會同時展開，程序表現實體，實體承載程序。
刑事訴訟發的價值就是保障法律對犯罪行為制裁的展開，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和教育公民自覺守法維護法制秩序。
以後，提問題想一想問題中各部份的關系，小傻瓜！
㈡ 分析刑事訴訟法的獨立價值
1．（1）「審訊人員將李某提到公安局案基地對其實施了捆綁、吊打、電擊等行為，3天3夜不許吃飯，不許睡覺，只給少許水喝，並威脅不坦白交代搶劫殺人罪行、認罪態度不好法院會判死刑。最終，李某按審訊人員的意思交代了搶劫殺人的事實。」這是偵查人員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獲取的李某的供述，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款的規定，屬於非法證據，而且，依據該條款的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應當予以排除。（2）「偵查人員還對李某的住處進行了搜查，提取扣押了李某鞋子等物品，當場未出示搜查證」，偵查人員搜查扣押的李某的鞋子等物品，屬於物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款的規定，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屬於非法證據，才應對該證據予以排除。2．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2款之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由此可見，本案負有排除非法證據義務的機關包括東湖市公安局、東湖市檢察院和東湖市中級法院。3．對於李某的盜竊罪而言，有保安的指認，而且有李某的供述，並經查證屬實。因此，對李某的盜竊罪應作有罪判決。對於李某的搶劫罪，只有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和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證加以證明，未達到《刑事訴訟法》第53條第2款規定的給被告人定罪的「證據確實、充分」的三個要求「（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因此，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95條的規定，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4．結合本案，簡要說明刑事訴訟法對保障刑法實施的價值。刑事訴訟法在保障刑法實施方面的價值有：第一，通過明確對刑事案件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為調查和明確案件事實、適用刑事實體法提供了組織上的保障。第二，刑事訴訟法通過明確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主體的權力與職責及訴訟參與人的權利與義務，為調查和明確案件事實及適用刑事實體法的活動提供了基本構架；同時，由於有明確的活動方式和程序，也為刑事實體法適用的有序性提供了保障。第三，規定了收集證據的方法與運用證據的規則，既為獲取證據、明確案件事實提供了手段，又為收集證據、運用證據提供了程序規范。第四，關於程序系統的設計，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避免、減少案件實體上的誤差。第五，針對不同案件或不同情況設計不同的具有針對性的程序，使得案件處理簡繁有別，保證處理案件的效率。在本案中，刑事訴訟法通過規范證據的收集程序和運用規則，讓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排除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同時，在本案中，通過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相互之間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了刑法的正確實施，保證了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目標的實現，以有效的程序機制保障了刑法的實現。5．結合本案，簡述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完善過程，闡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訴訟價值。（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指違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獲取的證據，原則上不具有證據能力，不能為法庭採納。既包括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也包括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在我國，為保證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於證據的收集、固定、保全、審查判斷、查證核實等，都規定了嚴格的程序。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幾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199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也規定，以刑訊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2010年6月發布的《關於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對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一方面，明確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關於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條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於非法言詞證據。第2條規定，經依法確認的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14條規定，物證、書證的取得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否則，該物證、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另一方面，明確了非法取得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排除程序。2012年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吸收了《關於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相關內容，在三個方面增加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第一，排除范圍。即刑事訴訟法第54條的規定。第二，法庭調查，包括啟動、證明、處理。即刑事訴訟法第56、57、58條的規定。第三，法律監督。即刑事訴訟法第55條的規定。在本案中，排除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是對2010年《關於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及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關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有效貫徹和落實。（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訴訟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乃至每個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進行否定性評價，能夠使非法取證一方承受不利的程序結果和實體結果，消除非法取證的心理動力，從而達到保障訴訟參與人各項權利、保障無辜的人不受追究的目的。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有利於保障李某的人權，同時，警示司法人員在以後的執法中應充分保障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第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保障程序公正，保障訴訟程序獨立價值的實現。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助於督促公檢法機關嚴格遵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通過程序性制裁來實現對程序公正的追求。在本案中，通過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彰顯了程序的獨立價值，維護了程序的公正性，是程序公正價值的重要體現。第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規范司法行為，維護司法權威，彰顯法治精神。司法行為是否合法、是否規范，是衡量司法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設水平的重要標志，關繫到司法權威的實現和確立。司法機關若非法取證、帶頭違法，就會嚴重損害司法機關形象，損害法律權威，對整個社會的法律信仰和法治精神也有著巨大的破壞。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有利於抑制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督促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樹立懲罰與保護並重的司法理念，堅持規范理性文明執法，這對樹立我國司法的權威，具有重要意義。參考資料：2012年海天司法考試刑事訴訟法真題解析
㈢ 分析刑事訴訟法的獨立價值
刑事訴訟復法獨立價值制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來探討一下，當然這是我個人的理解，互討論一下吧！1刑事訴訟法作為刑事實體法的程序法，它能夠獨立保障刑事實體法的實施2:它作為程序法本身就具有獨立的價值，體現的是一種程序正義3:它回答了，或者解決了如何發現犯罪，揭露犯罪，懲罰犯罪！4:它更加的保護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權利和人權問題
㈣ 如何理解刑事訴訟法的工具價值和獨立價值
刑事訴訟秩序、公正、效益價值是通過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和實施來實現的。一方面，刑事訴訟法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實現秩序、公正、效益價值，這稱為刑事訴訟法的工具價值；另一方面，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和適用本身也在實現著秩序、公正、效益價值，這稱為刑事訴訟法的獨立價值。
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刑事訴訟法不僅僅是一部懲「惡」的法律，更是一部揚「善」、求「美」的法律。不僅是一部懲罰法，更是一部保障法，它不僅賦予公檢法追究懲罰犯罪的職權，而且還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藉以自保的權利。
懲治犯罪，是刑事訴訟法作為刑事實體法的實施法所追求的直接目的，這也是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功能所在。保障人權，則是從價值論的高度賦予刑事訴訟法更高的價值追求，也是刑事訴訟法的終極價值目標。
刑事訴訟中，集中體現了公民的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的緊張沖突與衡平關系。限於國家權力的強大和個人權利的渺小，要求國家機關在處分公民權益時必須遵循正當、合法的程序進行，以防止國家權力的恣意、專斷，這就是正當程序原則。
(4)刑事訴訟法自身價值擴展閱讀：
注重程序正義是現代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共同的價值取向。刑事訴訟活動不僅僅是一種以恢復過去發生的事實真相為目標的認識活動，而且也包含著一種程序道德價值目標的選擇和實現過程。那就是，刑事訴訟法旨在追求看得見的正義，刑事訴訟法具有獨立於工具價值之外的公正價值。
如果把刑事訴訟法比喻成一座神聖的宮殿，那麼刑事訴訟法原則就是這座宮殿的基石。程序法定在我國的首次提出，是謝佑平教授和當時還是他的研究生的萬毅教授2000年合寫的一篇題為《程序法定原則初探——評司法機關的解析權》的論文。
在兩年後的專著《刑事訴訟法原則——程序正義的基石》中，則系統地闡述了刑事訴訟法原則的概念、特徵、體系、分類、功能和發展趨勢，創造性地將刑事訴訟法原則區分為公理性原則、政策性原則，並縱橫捭闔、刪繁就簡、深入淺出，用最簡單的方法，闡述最深奧的原則。
用競技運動的精神，來觀察和理解刑事訴訟活動的原理、原則，既簡單，又深刻，讀來令人印象深刻。
眾所周知，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長期存在「重實體輕程序」「重權力輕權利」「重配合輕制約」「重打擊輕保護」之積弊，實在需要引進或提出一種與之完全不同的理念，使之對中國人的思維定勢和極致追求形成強烈的沖擊。
我國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國際准則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比如，控辯平等未能實現，強化偵查措施的法定化程度不足，司法獨立缺乏制度保障，無罪推定原則的弱化，訴訟難以及時終結，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未能法定化等。
十幾年過去了，隨著刑事訴訟法的再一次修改，隨著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有些問題已經得到解決，有些問題正在得到改善，有些問題仍然還在那裡。
㈤ 刑事訴訟法的價值
刑事來訴訟法的價值保證刑法的正確自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
刑事訴訟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維護社會主義法制；
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5)刑事訴訟法自身價值擴展閱讀：
刑事訴訟法第十九條規定：刑事案件的偵查由公安機關進行，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發現的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
對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級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
自訴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第二十條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級人民法院管轄的除外。
㈥ 刑事訴訟法程序價值
程序性正義：認為有三種程序正義。
1． 純粹的程序正義：
不存在關於結果正當與否的任何標准，一切取決於程序要件的滿足，只要游戲規則公正，且被嚴格守，無論結果如何，都被認為是公正的。如賭博。
2． 完全的程序正義：
存在結果正當與否的獨立標准，並且合理的程序總是導致正當的結果。如分蛋糕理論。
3． 不完全的程序正義：
無論程序怎樣設計，都可能出現不公正的結果。如刑事訴訟。我們的任務是設計合理的程序，一方面使案件事實通過該程序進能盡可能地查明，另一方面即使事實難以查明，只要該程序本身公正且被嚴格遵守，控辯雙方仍都可以接受。案件事實查明（實體真實實現）之艱難，要求嚴格遵循合理之程序以消解敗訴者的不滿，同時使判決得到公眾的接受，使法院獲得信賴和權威。
這樣，程序就具有了兩方面的價值，一是外在價值，即功利價值，作為手段、工具的價值。表現為通過程序懲罰犯罪、釋放無辜。一是內在價值，即程序本身是不是善的、理性的，是不是尊重了個體的基本人格尊嚴。程序正義主要指的就是程序是內在價值。
一旦確立程序規則，就應當遵守，否則應負不利後果（程序法也是法，應當遵守）。美國的《量刑階段》，我國的重實體輕程序。
「訴訟法乃實體法發展之母體」。早期英國採取「訴訟方式」的程序、羅馬法中的「訴權」理論、現在法官實際上的解釋法律創製法律都說明程序法具有實體法形成之功能。
事訴訟：私力救濟、血親復仇——國家介入（從消極到積極，從自訴到公訴，由國家暴力取代個人暴力）。
刑事訴訟法：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與憲法聯系最緊密。犯罪是個別的、特殊的，而國家的暴政，國家對個人權利的干預和侵犯卻可能是有組織的、大規模的，不僅背後有國家資源的支持，還難以救濟。因此自由主義哲學認為，國家權力的濫用才是最可怕的。寧可遭受犯罪的侵害，也不願遭受國家的暴政。由此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陪審團制度。
㈦ 多選題根據刑事訴訟價值的性質和內容不同,刑事訴訟價值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答：1、刑事來訴訟自價值是指刑事訴訟立法及其實施能夠滿足國家、社會及其一般成員的特定需要而對其所具有的效用和意義。 2、刑事訴訟價值可分為刑事訴訟法的工具價值和刑事訴訟法的自身價值(獨立價值)兩個方面。 3、刑事訴訟法的自身價值可以通過「程序來吸收當事人的不滿」，要增強當事人的自主性、保障當事人的充分參與、貫徹控辯平等、推進司法獨立、增強司法權威。 4、刑事訴訟法的價值有公正、效率、效益說，公正、人權、效率說等。 5、刑事訴訟主體需要的多元性、多層次性決定了刑事訴訟法律價值目標的多樣性。刑事訴訟是訴訟公正與效率的統一，訴訟效率也是實現訴訟公正的要求和手段。 6、刑事訴訟的價值目標是「公正優先，兼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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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刑事訴訟法中證據三特徵有什麼訴訟價值
（一） 客觀來性：是指作自為案件證據的客觀物質痕跡和主觀知覺痕跡，都是已經發生的案件事實的客觀反映，不是主觀想像、猜測和捏造的事物。
（二） 相關性：又稱為關聯性，是指證據必須與案件事實有實質性聯系，從而對案件事實有證明作用。
（三） 合法性：是指證據的形式、收集、出示、和查證，都由法律予以規范和調整，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采證標准，為法律所容許。
㈨ 刑事訴訟價值是什麼
刑來事訴訟價值包括兩自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指刑事訴訟法的工具性價值，二是指刑事訴訟法自身價值。刑事訴訟法的工具性價值涉及到刑事訴訟法與刑法的關系問題。
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刑事訴訟法除具有工具性價值以外，其還具有自身的內在價值。
我們認為，刑事訴訟的價值目標應當是"公正優先，兼顧效率"。這是因為：刑事訴訟作為分配權利義務，並據以解決糾紛創造合作關系的活生生的程序，其存在的前提，便是人類社會的公正秩序受到了犯罪行為的破壞，國家設立刑罰權的目的就是為恢復被破壞的正義。為了保證刑罰權的實現不演變成為赤裸裸的國家報復，必須對國家追訴犯罪的行為予以程序規范，以保證國家刑罰權實施的公正性。因而刑事司法程序的設計和程序權利與義務的分配都應以公正為價值趨向。但是，在我們充分關注公正價值目標的同時，也不應忽略刑事司法對效率的追求。
㈩ 刑事訴訟法的價值談談我國案件頻發的原因
一、刑事訴訟價值的提出
價值，是指客觀事物對主體的效用或者滿足水平，這一觀點說明了價值存在於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系中，其哲學上的意義大都停留在認識論的層面上，而不具有更高的哲學高度的價值。而對刑事訴訟的價值的考量也存在這樣一種局面，對刑事訴訟功利性或者是工具性的價值的關注往往超越了對其本身內在的、固有的價值的研究。
很多學者將刑事訴訟的價值概括為秩序、安全、自由、效益、效率等等，從實然的角度來看，這些的確是刑事訴訟制度所體現的價值之所在，刑事訴訟也往往具有多元性價值的特徵，這是研究任何一種法律價值所首先必須承認的觀點。基於這些價值的抽象性，多數學者更願意以工具（功利）價值和內在（公正）價值來概括刑事訴訟的價值。學者大都認為，英美法系的國家有權利保障或正當程序式的訴訟價值觀，大陸法系的國家則有控制犯罪的訴訟價值觀，因此對刑事訴訟的價值問題的探討存在一個對自由或安全的選擇，一個對目的或手段的選擇，或者是對內在價值和功利價值的選擇。然而，筆者在這里所做的陳述不是要從兩種不同的價值追求中比較孰優孰劣，從而做出一個規范的判斷，而是要試圖從中國的刑事訴訟模式中去探討一些制度上和實務中的缺陷，從而探討中國的刑事訴訟價值中的一些不足之處。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條規定，「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第二條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任務，是保證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這表明了我國的刑事訴訟的目標主要是懲罰犯罪，保障社會秩序，刑事訴訟當然地具有了保障實體法實施的這一工具性價值，在個人權利和國家以及社會的權益的沖突中，國家及社會的利益實為更重要的一面，對實體正義的保障也常是最為重視的一個方面。然而，刑事訴訟的總體目標應當是使國家、社會利益與嫌疑人的利益實現大體的平衡[①]，更何況是在這種個人與國家對抗中個人力量與國家力量存在著天然差距的情況下，政府可能才是「潛在的有組織的犯罪集團」[②]，刑事訴訟的價值應該不僅局限於作為實體正義的保障，而應還原到其制度設計本身的目的和價值上。因此，刑事訴訟絕不僅是查明事實真相的認識活動，還包含訴訟價值的實現和選擇[③]，刑事訴訟的價值不能簡單地被外在價值和內在價值割裂開來，筆者只能結合實際地說應該關注的是那些較為我們忽視的內在（公正）價值，即刑事訴訟本身的對程序正義的保障。
二、中國模式下的刑事訴訟和價值選擇
美國學者帕克在分析訴訟模式時提出「犯罪控制模式」和「正當程序」的模式理論，在犯罪控制模式的視角下，刑事訴訟程序為了保護社會公眾的安全和自由，必須有效地發揮控制犯罪的功能，而在正當程序模式中則更注重對被告人的權益保護，同時這在發現事實真相方面反而具有一定優勢[④].而現今學者大多以職權主義的訴訟和當事人主義的訴訟作為區分，由此可以得出，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更側重於對犯罪的控制，以期達到社會秩序的穩定，而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則更側重於對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的保護，以重重程序上的制約來達到正義的目的。由此看來，這是基於不同的訴訟價值在目的與手段之間所做的選擇
刑事訴訟模式或者刑事訴訟構造是由一定的訴訟目的所決定的，並由主要訴訟程序和證據規則中的訴訟基本方式所體現的控訴、辯護和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關系[⑤].刑事訴訟構造有「橫向構造」和「縱向構造」之分。前者是指控訴、辯護和和裁判三方在各主要訴訟階段中的法律關系的格局，就是說，在刑事訴訟的任何一個點上，都存在控訴、辯護和和裁判三方的關系，且構成相應的格局。主要包括偵查構造和審判構造。後者是指控訴、辯護和裁判三方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順序關繫上的相互關系的特點，主要包括偵查與起訴的關系及起訴與審判的關系。橫向構造著眼於三方訴訟主體在各個程序橫斷面上的靜態關系；縱向構造更加強調三方在整個訴訟程序流程中的動態關系[⑥].不論「橫向構造」還是「縱向構造」，均建立在一定的訴訟理念與原則的基礎之上，受相應理念與原則的調整。中國的刑事訴訟模式經歷了由中華法系中的糾問式訴訟模式，到清末形式上的職權主義，再至新中國成立後的強職權主義向以強職權主義為基調的混合式訴訟模式的轉變[⑦]，總體說來，中國的刑事訴訟雖融入了對抗主義的些許色彩，但是仍然具有職權主義的總體特徵。
在我國這種職權主義色彩較為鮮明的刑事訴訟模式下，刑事訴訟的價值具有了對實體正義的絕對追求，其工具價值尤為重要。而這種正義的獲得往往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之上，對嫌疑人或者是被告人的保護顯得極為薄弱，這種對刑事訴訟的內在價值的忽視不容樂觀。相較於應然的訴訟模式，我國的刑事訴訟模式具有以下特徵。
首先，我國的刑事訴訟模式是以追訴為中心的，偵查階段構成了整個訴訟的主要部分，裁判權未能充分發揮作用。我國公安機關的許可權面臨著擴張化的危險，並且缺乏司法授權和司法審查機制：公安機關是基本獨立的偵查活動的主體，進行著專門調查工作，可以對嫌疑人實行拘傳、拘留、通緝、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等措施，這其中存在許多問題，如證據取得手段的合法性，中國奉行「為發現真相不惜一切代價」的思想，對嫌疑人實行刑訊逼供實為常見，且沒有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的適用；同時強制性措施被廣泛運用，尤其是看守所的歸屬問題，在我國實踐中看守所實際是歸於公安機關，這造成了許多實務上的困境；此外，公安機關還享有一系列的行政處罰和保安處分的權力，諸如勞動教養等等的對公民人身權利的限制的措施，這造成了理論上的一個悖論——作為隸屬於國務院的一個行政機構，在涉及公民權利保護的情況下，沒有司法機關的介入公安機關是否能夠採取這些強制措施，結論即是這與實體正義相違背，並且在程序上體現為為追求行政運作的高效率而缺乏了對程序正義的保障。因此，這一階段是缺乏裁判權力的介入的，這種以追訴為中心的訴訟模式也缺乏對公民的權利的保護，不利於刑事訴訟的內在價值的實現。
其次，不僅是裁判權不受重視，我國的刑事訴訟還存在「流水作業」的模式的特點[⑧].我國不是採用「正三角形」的訴訟模式，而頗具有線形的訴訟模式特點，即偵查、起訴、審判階段中三個機關的相互配合，這三個階段不是相互獨立地，往往帶有行政運作色彩，後一個階段的活動是對前一個階段活動的進一步確定，如帕克教授所說，這種訴訟制度是典型的「接力比賽模式」[⑨].檢察院是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的進一步確認，而審判階段也只是流於形式，這對嫌疑人的保護存在著一個極為重大的偏頗，這體現在：第一，案卷送移制度導致法官提早介入了對證據的實體調查，法官的超然性和中立性受到質疑，中國的有限卷宗移送制度雖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法官的預斷，但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0條，法院有權獲得檢察機關的追訴資料的復印件，這與過去的全卷宗移送並不存在實質的差別，另外法院在審理過程中還可以在事實不是特別清楚時告知檢察官，並且延期或是休庭，使其提供新證據；第二，由於證人的不出庭，導致法官對案件的判斷主要來源於對案卷筆錄的了解，這與直接言詞原則存在嚴重的悖論，而在被告人的律師沒有掌握案卷記錄的情況下，根本不能作出有力的抗辯，法官的審理只不過是一個對檢察機關掌握的案件事實的合法化判定；第三，法庭審理模式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法院受當地政府和黨委的領導，與當地財政稅收掛鉤，這是其行政運作的外部原因，而法院的內部也存在院長、副院長、庭長、副庭長等一系列「上級指導下級」的行政運作模式；第四，法院在偵查和檢查活動後還可以發揮繼續追訴的作用，如認為檢察院起訴不當可以變更罪名，這反映了法院的主動性，推動了程序的逆向運行；第五，在個別情況下，公檢法三方可以聯合辦案，以期達到最佳的效率。由此可見，我國的訴訟模式決定了從一開始，法院就不能以超然和中立的姿態介入訴訟，而是對控方決定的一種程序上的肯定，這種流於形式和接力工作的方法，使得被告人被置於一種無所適從的狀態中，其本身的權利和正義得不到保障。
再次，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救濟機制沒有完善的保障。所謂無救濟即無權利，中國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經常得不到保證，也沒有申訴的方式。例如對其最重要的律師權，律師何時能夠參與訴訟，律師怎樣參與訴訟等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國的律師介入刑事訴訟存在著重重困難，法律上的規定和實務上的結果大相徑庭，律師的閱卷權僅限於對公開的訴訟文書的查閱，而對案件具有重要意義的口供乃至被害人的陳述卻沒有了解的權利，這導致了控辯雙方的信息完全不對稱；律師的會見權也存在很大問題，這種權利的行使需要經過檢察院或者法院的同意，尤其是在審前會見嫌疑人，需要經過公安機關和看守所的同意，而看守所實際上又是屬於公安機關的，律師會見嫌疑人更是難上加難；律師對辯護也不能產生實質的影響，法院常常不會採納律師的意見，從而導致了辯護效果不佳的局面。因此，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保障機制相當薄弱，這對其程序正義的價值追求產生了不利後果。
綜上所述，我國的刑事訴訟模式具有職權主義的特點，以追訴為中心，並且具有明顯的流水作業特徵，且這種訴訟構造不能給予被告人以平等的保護，這是基於我國訴訟價值的選擇，為了打擊犯罪和獲得實體正義而忽略了對訴訟的內在價值的追求，訴訟正義顯得薄弱無力。
三、內在價值選擇下的刑事訴訟的應然模式
我國的刑事訴訟的價值是重其功利性的一面的，而對其內在價值的追求顯得較為薄弱，這是有著深刻且廣泛的原因的。而英美法系側重的是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利益保護，在美國罪犯的人權好像更為重要，霍姆斯認為「罪犯逃脫法網與政府的卑鄙非法行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因此，借鑒英美法系對刑事訴訟構造的經驗，我們可以總結出刑事訴訟的內在價值指導下的應然的刑事訴訟模式的特點。
首先，從偵查與起訴的關系中看，偵查活動與起訴活動應相對獨立，偵查權應當分配給偵查機關行使，行使控訴權的檢察機構不應參與偵查活動，另外還應有司法審查機制的運行，還必須注重對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地位的保障，使得律師參與活動。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第一，偵查權由偵查機關行使，偵查機關可以通過合法的手段獲得證據，實行逮捕、羈押、保釋、搜查、扣押、訊問等活動；第二，檢察機關不應參與偵查的活動，例如批准逮捕的權力不應有檢察機關享有，否則檢察機關既是偵查活動的裁判者，又是運用偵查活動的證據結果的起訴者，這樣矛盾的角色將會使追訴主義的色彩在刑事訴訟模式中大大加深，因此，檢察機構只是將偵查活動的事實結果推向程序化進程；第三，偵查權不應過分擴張，應有裁判權的早先介入，在美國警察對任何人實施逮捕、搜查都必須首先向一名中立的司法官提出申請，並且有較為完善的司法審查機制，例如有證據的「排除規則」；第四，偵查活動應更為中立，不能僅為起訴活動服務，而應同時注重對嫌疑人權利的保障，如律師權以及辯護律師對偵察活動的證據結果的掌握的權利。
其次，從起訴與審判的關系中看，應實行控審分離，裁判中立以及控訴中的平等對抗。第一，實行控審分離，法官對檢察機關的起訴應當是不告不理，賦予檢察機關充分的不起訴權，不能主動積極地進行訴訟，這也是保持司法中立性、實現辯方與控方的平衡對抗的重要條件；第二，裁判應當中立，不能是對偵查和起訴的確定，而應當在充分掌握證據、了解事實的基礎上做出公正的判決；第三，控訴雙方實行平等對抗，確立被告人的地位，使其行使對抗的權利，尤其是辯護權等多種救濟方式。
由此可見，應然的訴訟模式應當更加傾向於橫向上的控、辯、裁三方的獨立性，縱向上的以裁判為中心的方式。這對程序正義有著重要的意義，使得控辯雙方能夠獲得更大的平等性。有的學者用「正三角形」的構造來形容這種構造模式，顯然這種模式對正義的獲得更富意義。
四、結語
中國的訴訟模式由其對訴訟價值的選擇而決定，從而也導致了對訴訟的內在價值的忽視。對程序正義的追求或許並不一定優於對實體正義的追求，但是以中國的現狀來看，對程序正義的忽視已經達到了一個嚴重的地步，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現狀令人堪憂。所以，中國的刑事訴訟的價值缺少了對內在價值的追求，中國的訴訟模式更應該吸取內在價值選擇下的應然模式的特徵，加大對被告人的保護力度。
選擇法律程序，不是放棄實體真實，而是堅持統一[⑩].中國的法律是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以逐漸達到實體真實和程序真實的統一，正如吉迪恩所說「我相信，每一個時代都有法律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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