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法管轄證據案例題

Ⅰ 舉例說明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舉證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3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第4款規定：「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該規定第七條又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以上法律法規闡明了我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誰主張誰舉證」的制度，同時也確立了法官在審判中對舉證責任進行分配的要權利。
雖然對舉證責任的分配，法律法規已經有了明確具體的規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因法官舉證責任分配不當而導致案件出現截然不同的裁判結果的案例仍時有發生。
原告李某持有署名為被告王某的借條一份，李某因王某未按期歸還借款，訴訟至法院，要求被告王某歸還借款。但被告王某認為借條中借款人署名非其所簽，即借條是虛假的。一審法官認為，原告李某就其主張已經提供借條證明，被告認為借條是虛假的，應由其提供證據證明，即將借條虛假的舉證責任分配給被告王某。因被告王某未申請筆跡鑒定，未能證明借條署名的虛假性，一審法官對被告的主張未予採信，判決被告王某歸還原告李某借款。二審法官認為，原告提供借條證明自己的主張，但其舉證應符合證據的「三性」——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本案中被告王某對借條的真實性提出異議，則原告應就借條的真實性申請鑒定，而被告在鑒定中有協助義務，即被告王某應提供自己的書寫真跡，用於鑒定中進行比對。經鑒定，借條署名確實非為被告王某所書，二審遂判決駁回原告李某的訴訟請求。

Ⅱ 訴訟案件中，能夠被人民法院 採納或認定的 新證據 具體的指哪些

摘一文供參考，有點長： 「新證據」問題既是民事訴訟立法中的難點問題，也是法院審判實踐中的難點問題。如何准確界定「新證據」的科學內涵，使「新證據」在民事訴訟中得到有效的適用，是當前法院在審判實踐中中國待解決的問題。現行《證據規定》在「新證據」問題上雖然已突破《民事訴訟法》的局限，對民事訴訟中的「新證據」進行了具體化，並對有關程序性規定進行了明確，但由於法律條文的抽象性、原則性規定畢竟無法窮盡審判實踐中遇到的各種「新證據」問題，導致法院在民事審判中對相關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上也產生諸多問題。本文從現行證據規則出發，結合案例，試對民事訴訟中「新證據」的理解與適用做一粗淺分析。 一、現行法源有關「新證據」的規定 （一）《民事訴訟法》對「新證據」的有關規定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證據。」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也作出「當事人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裁判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的規定，同時，《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百五十三條對「新證據」問題也有闡述。 可見，「新證據」問題並不是新問題，在《民事訴訟法》中早已規定，但這種規定是籠統的，過於寬泛，對「新證據」並沒有作出明確界定，且對「新證據」的舉證期限問題也沒有作出規定。這就導致我國民事訴訟中，對「新證據」的適用采隨時提出主義，即當事人可以在訴訟進行的過程中提出前一階段沒有提出的證據，法官也必須任由當事人隨時提出新證據，而只要該新證據「足以推翻原裁判」。 （二）《證據規定》對「新證據」問題的新突破 《證據規定》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六條對民事訴訟中「新證據」進行了具體化，並明確了相關程序性規定，賦予「新證據」以新的更為科學的內涵，並就其例外「可視為新的證據」的情況作出解釋。 《證據規定》第四十一條規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新的證據』，是指以下情形：1.一審程序中的『新證據』，包括：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後新發現的證據；當事人確因客觀原因無法在舉證期限內提供，經人民法院批准，在延長的期限內仍無法提供的證據。2.二審程序中的『新證據』，包括：一審庭審結束後新發現的證據；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申請人民法院調查取證未獲准許，二審法院經審查認為應當准許並依當事人申請調取的證據。」 《證據規定》第四十四條規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的『新的證據』是指原庭審結束後新發現的證據。當事人在再審程序中提供新的證據，應當在申請再審時提出。」 單從字面上看，《證據規定》對「新證據」問題做出較《民事訴訟法》更為具體明確的規定，且賦予「新證據」以科學的涵義，而其實質更在於克服《民事訴訟法》對「新證據」隨時提出主義的模糊規定，改「新證據」隨時提出主義為適時提出主義。 二、各審判階段「新證據」涵義的理解 盡管現行《民事訴訟法》對有關「新證據」問題作出立法層面上的規定，但原則性太強，難以掌握。《證據規定》對「新證據」的內涵加以具體明確，同時對「新證據」的適用程序問題也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定，但進入民事訴訟程序中的具體案件有時非常復雜，且「新證據」舉證問題可能貫穿於訴訟進程中的各個階段而對審判結果產生影響，所以有必要對整個訴訟時段進行分拆，具體到一審、二審、再審階段。在各審判階段，「新證據」的涵義是不同的，以下就各審判階段中「新證據」的涵義加以闡釋。 （一）一審程序中「新證據」的涵義 現行《民事訴訟法》只是籠統的規定「當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證據」，具體對「新的證據」作何理解，並不確定，而且該規定沒有從審判各階段對「新證據」問題進行明確，過於寬泛。 《證據規定》對一審程序中的「新證據」區分了兩種情形：一是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後「新發現的證據」。對這類證據應當理解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客觀上尚未出現，如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中，受害人身體遭受損害的後果或後遺症，在舉證期限屆滿前並沒有顯現，而在舉證期限屆滿後發現損害後果或後遺症，向法院提交的證據就屬於這一情形。有的情況下，證據在訴訟程序開始前就已客觀存在，但通常情況下，由於諸多客觀因素的限制，當事人並無法知曉該證據已經存在而未掌握，可以稱之為「新出現和新發現的證據」，對該類證據中的「新出現」的情況，因其在界定基點上已明確為「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後」才發現的證據，客觀上不難理解。這種情況下，當事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未能在舉證期內提交證據是因為客觀原因所致。 另一種情形是，當事人確因客觀原因無法在一審舉證期限內提供，經人民法院准許延長舉證期限，在延長的舉證期限內仍無法提供的證據。此類「新證據」的涵義應理解為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已經知道該證據是客觀存在的，但在通常情況下，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當事人經多方努力，在舉證期限內仍然無法向法院提交該證據，後由當事人在一審結束前提供的。 （二）二審程序中「新證據」的涵義 現行《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中有關「新證據」問題只是原則性地規定：「當事人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裁判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對此規定，當然也應理解為適用於二審程序，但在二審程序中究竟何為「新證據」、以及如何適用問題卻未明確。 《證據規定》對二審程序中當事人提交的「新證據」，也區分了兩種情形： 一是當事人在一審庭審結束後新發現的證據。根據舉證期限制度，當事人在一審庭審結束後才提交的證據可不予接受認可，但鑒於當事人可能的過錯或因某些確實存在的客觀原因的限制，有些具有證明力的證據並未在一審結束前提出，如果二審程序再不加以認定，不予以採信，那就有可能導致裁判失衡，有違當事人訴訟機會均等的訴訟理念，也有違司法裁判公正的價值追求，故採取這一措施是有必要的。當然，在這里，「新發現」的證據包括兩種，一種是在一審庭審結束後新出現的證據，如土地出讓合同糾紛中，一審結束後當事人依法辦理了土地使用權出讓手續的，應屬於二審中的新證據。另一種是在一審結束前已經存在的證據，但在通常情況下，當事人無法知道該證據已經出現的情形，當然，當事人無法知道該證據是由客觀原因所致。 第二種情形是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已經知道該證據客觀存在，但在舉證期限內無法完成舉證責任，經申請延長舉證期限，在法院准予延長的舉證期限內，仍無法完成舉證而在二審提交的證據情形。如人身傷害案件，受害人明知有目擊證人，但受害人對現場目擊證人都不認識，這樣在一審舉證期限內，受害人無法完成舉證，後經受害人多方努力，終於尋找到目擊證人，在二審中提交「新證據」。應當注意的是，該種情形下所講的二審法院經審查認為應當准許當事人申請法院調查取證的請求，僅指當事人在一審階段曾提出過的申請法院調查取證的請求，而在二審程序中再次提出申請的情況，而不包括當事人在一審程序中未曾提出過的申請法院調查取證的請求。 （三）再審程序中「新證據」的理解 再審程序不是法律規定解決當事人之間權益糾紛的必經程序，而是一種特殊的救濟程序。《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在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裁判的，人們法院應當再審。」這就是法院啟動再審程序的證據條件，該條件是「足以推翻原裁判」，至於能否推翻原裁判，則由法官綜合考量該「新證據」在整個案件審判中所起的作用來確定，在這一環節，法院佔主導地位。 「新證據」的提出是啟動再審程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對再審程序中「新證據」作出界定，舉證時限制度就會形同虛設，所以，《證據規定》第四十四條明確規定，「再審程序中新的證據是指原審結束後新發現的證據。」該新發現的證據應做兩種理解，一是在啟動再審程序前客觀上並不存在或已經存在，但當事人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並無從得知該證據存在，在原審程序中也就未提供的證據。二是在終審結束後新出現、新發現的證據。當然，懈怠舉證與主觀故意提供的所謂上述「新證據」，法院不應認定為「新證據」，當事人就承擔不利後果。 三、現行「新證據」制度中的困惑 現行證據制度在維護當事人訴訟機會平等，保護司法公正方面確實發揮了重大作用，但任何一種制度設置的初衷都是理想化的，「新證據」制度也是如此。以下對現行「新證據」制度在審判實踐中遇到的困惑分述之。 （一）一審程序中「新證據」適用困惑 《民事訴訟法》中，沒有對何為「新證據」作出明確界定，對「新證據」的舉證期限也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實踐中，當事人在訴訟階段可隨時提出自認為是「新證據」的證據，並把「新證據」的認定工作交由法官。有些當事人自認為是「新證據」的證據，在整個案件證據鏈中所起的作用並不大，若法官對這樣的證據逐一認定，無疑會影響審判效率，況且這種認定工作完全由法官主導，行使自由裁量權，有時影響司法公正。 《證據規定》雖然結合《民事訴訟法》對「新證據」作出相應界定，但仍有許多適用中的困惑，對於一審中的「新證據」，困惑主要是如何正確適用「當事人在舉證屆滿後新發現的證據」，該「新發現的證據」常被當事人以「遺忘的證據」為借口所利用，對另一方進行突襲。在一審過程中，當事人提交出了沒有經過證據交換的證據，並稱是新發現的證據，屬「新證據」。 筆者認為，對於這種情況，法院就應看舉證的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是否提出過該證據因客觀原因未能提交的說明，是否申請人民法院延長對該證據的收集期限等，若不存在以上情況，就不應當認定為「新證據」，持有該證據的當事人就應當承擔逾期舉證對自己不利的法律後果。 一審中「新證據」制度適用中的困惑之二在於，依「客觀原因」的表述，賦予法官自由心證的權力，而區分是客觀原因還是當事人主觀過錯並無依據可循，法官又畏於二審改判發回的壓力，主要是時刻處於擔心裁判被改判的尷尬境地，就有可能在一審階段盲目懦從於當事人提交的「新證據」。所以，一審中法官應結合案情，對當事人提交的「新證據」進行慎重、嚴格地審查，如果是因為當事人不懂舉證期限的意義或者是因為當事人疏忽，造成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未向一審法院提供證據的，不能認定為「新證據」。 （二）二審程序中「新證據」適用困惑 按照《證據規定》，二審中涉及到的「新證據」，可分兩種情況：1、庭審結束後新發現的證據；2、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申請法院調取未獲准許，二審法院經審查認為應當准許並經當事人申請而調取的證據。 「新證據」制度的價值目標在於賦予當事人平等的訴訟機會與訴訟權利，而若以當事人訴訟機會平等為由認定某證據屬於「新證據」，實際上就永遠不會有訴訟機會平等。按照學理解釋，二審程序中的「新發現的證據」主要首先從當事人過錯出發來界定，但當事人若因自己保管不善，在一審舉證期內未能向法庭提交相應證據，如會計賬冊，而在二審過程中整理資料時發現了該賬冊，似乎並不屬於「新發現的證據」，司法實踐中對此認識不一，交由法官自由裁量，有的法官認為不屬於「新證據」，有的法官認為屬於「新證據」，並據此作出裁判。 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如果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確實是一審中因客觀原因而非主觀原因無法提供的「新證據」，對案件事實的認定確有重大影響，法官應認定為「新證據」，對方當事人應予以質證，若不屬於「新證據」，則對方可拒絕質證。 對於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申請法院調取未獲准許，二審法院經審查認為應當准許並經當事人申請而調取的證據，法院應認定為是「新證據」，但在該種情形，若第一審中被告未提出抗辯，但在二審中提出理由，形成二審中新的抗辯，那是否將一審中原告針對該理由提出的證據列入法庭調查范圍？筆者認為，這樣的證據並沒有涉及到證據的必要性、作用與地位問題，這就需要二審法官結合案情綜合作出判斷，只要符合上述「新證據」條件，法院就應當進行法庭調查。另外，在二審程序中，法官對整個案情及各證據的效力有了更為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對當事人申請調查取證的要求是否合理應能夠作出客觀判斷，須注意的是，該調查取證的請求是二審中對一審曾提出過的調查取證的要求再次提出申請的情形，並不包括二審中第一次提出的調查取證請求。 （三）再審程序中「新證據」適用困惑 針對一審、二審程序終結後確有錯誤裁判的情形，人民法院將啟動再審程序。由於我國現行審判監督程序未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條件作出明確的限制，從而使得有些當事人借提出「新證據」達到拖延訴訟的目的。 為了改變無限再審的狀況，《證據規定》中規定了再審程序中「新證據」的范圍，按此解釋，即便是當事人因一般過失而未能在原審中發現證據或提出證據，判決生效後也不能再依據這些證據申請再審。這樣的解釋固然有助於維護生效裁判的穩定性，解決「終審不終」的問題，但與民事證據法規的價值目標是相沖突的。 筆者認為，在再審程序中對「新證據」做出限制性的解釋是必要的，但界定不宜過嚴，應限於當事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在原審中不提供的情形。如有的當事人在原審中就有了足以使自己勝訴的證據，但為了拖延訴訟，故意不提供，等到判決生效後再以這樣的證據申請再審，鑒於啟動再審程序難度極大,當事人一般是不願意冒這樣的風險的,這樣的當事人雖然不能說絕對沒有,但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法官應從案件實際包括當事人實際出發，綜合考量該類證據的「新證據」效力。 四、完善現行「新證據」制度的幾點思考 （一）現行「新證據」制度弊端之溯源 盡管《民事訴訟法》對民事訴訟中的「新證據」問題從立法層面作出了規定，但根據對相關規定的理解，《民事訴訟法》對「新證據」采隨時提出主義。《證據規定》對《民事訴訟法》中「新證據」問題作出了細化，作出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定，如對「新證據」，賦予了更為明確的涵義，對「新證據」隨時提出主義進行了限制與修正，明確了「新證據」的舉證時限，對當事人舉證權利作出了界定，以保障新的證據不被忽視，以使當事人的舉證權在訴訟各個階段都能得到體現和保障。在舉證時限過後，允許當事人提供「新證據」，無疑是對舉證時限制度本身的一種沖擊，但該制度本身是科學的。 制度設置來源於理論指導。在司法理論上，兩大法系對新證據的認定與採信有著兩種不同的特點與適用規范。在大陸法系國家，對舉證時限的規定有較大彈性，當事人可提出新證據，法官對當事人提交的「新證據」的認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官根據個案實際，運用自由心證進行彈性裁量，也即在「新證據」認定與採納的問題上，法官佔主導地位。而在英美法系國家，主要是通過正當程序觀念審視「新證據」問題，即把程序正當性與審判的公正性作為崇高的價值取向來看待。在英美法系國家，大多將舉證時限制度推到了與政治程序一樣的認識高度，認為程序正當性是審判公正進行的必要前提和有力保障。所以，在英美法系國家如美國，上訴法院很少接受新的證據。 我國民事訴訟證據規則既追求大陸法系國家追求實體正義，又循英美法系國家程序正當性，導致當前我國民事訴訟制度走入怪圈，也導致證據制度中「新證據」問題的混亂。我國法院裁判歷來奉行「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審判原則，而事實的再現要依靠證據來證明，證據又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這就可能使證據延伸到訴訟過程的各個階段，「新證據」不僅可能出現在一審、二審，還可能出現在再審階段。法院的審判是建立在對相對穩定的證據體系進行認定與考量的基礎之上，相對穩定的裁判與不斷變化的證據形態之間就產生了矛盾，這種矛盾也就是法院在實踐中對「新證據」認定與適用中產生困惑的困惑緣由。 （二）完善現行「新證據」制度之我見 1、加強對當事人舉證指導，強化當事人舉證意識 民事審判實踐中，加強法院對當事人舉證進行有效指導，強化當事人舉證意識，對推進訴訟活動順利進行，維護當事人證據權利具有重要意義。 《證據規定》雖然強化了當事人在各個訴訟階段提交「新證據」的權利，盡量突出當事人推動訴訟的主導地位，但盡管如此，由於《證據規定》的抽象性與原則性規定，在面對復雜的案件時，有時就顯得力不從心，而往往是當事人缺乏法律知識與證據意識，在訴訟中不能向法院提交最具有針對性的「新證據」，而是將所有證據材料，不管有無實際效力，都交由法官選擇，於是，如何引導當事人在訴訟各階段為保護自己的訴訟權益提供有力的「新證據」，便成為法官一項重要而必要的工作，而且，《證據規定》也明確規定了人民法院「應當」對當事人舉證進行指導。 由此可見，舉證釋明是受案法官應盡的義務，如果違反此義務而導致當事人貽誤舉證時機，上級法院可以原審裁判程序違法而發回重審。當然，法官的釋明義務是相對的，在面對具體案件時，如法官過多釋明，可能影響當事人訴訟主體地位，而釋明不力，又可能導致當事人盲目舉證，甚至無所適從。所以，法官在面對具體案件時，應考量當事人的訴訟能力，把握好釋明尺度，全面、適當地指導當事人舉證。 筆者認為，在審判實踐中，審判人員不能滿足於通過向當事人送達舉證通知書來完成對當事人舉證釋明，還應在訴訟過程中，向當事人講明利害關系，以強化當事人舉證意識，積極推動訴訟進程，而不僅僅被動舉證，從而更好地維護自己的訴訟權利。 2、完善各訴訟階段中「新證據」交換制度 作為當事人之間交鋒的「武器」，「新證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新證據」的交換是保證當事人之間充分了解對方證據，以保證當事人充分舉證，有針對性地提出「新證據」的有效途徑。由於我國《民事訴訟法》與《證據規定》中並未規定「新證據」的強制答辯制度，若法官不組織當事人對「新證據」進行交換，當事人在不了解對方證據鏈的情況下，勢必造成盲目舉證。 雖然《證據規定》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僅規定了法院可以組織當事人進行證據交換的兩種情形，並沒有將證據交換作為每案必經程序，但為了使當事人在訴訟各階段更有針對性地提供新證據，法官應盡可能地在訴訟各階段安排當事人進行證據交換，以便當事人相互了解對方證據情況，及時提交「新證據」。這樣以來，也使法官從許多無用的證據中解脫出來，對提高審判效率，提高審判質量來說意義重大。當然，在「新證據」交換環節中，法官的釋明引導不可或缺。 3、建立「新證據」適時舉證機制 如今，「權利人不應躺在權利上睡覺」這一理念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盡快從權利上覺醒，及時提出新證據，不僅是再現案件事實服務審判的需要，從更大方面來說，更是法官及時認定客觀事實，恢復不穩定的社會關系的需要。《民事訴訟法》與《證據規定》雖然都對當事人享有新證據舉證權加以明確，但對新證據舉證時限問題，並未規定具體舉證期限，造成審判實踐中，審判結果常因當事人提出新證據而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這種不穩定的狀態不僅存在於一審、二審，甚至延伸至再審。 設立舉證時限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於提高審判效率，而證據突襲常使得訴訟不經濟，甚至二審中提供新證據，有使得一審程序被虛化之虞。筆者認為，如果當事人遲延舉證，就應使當事人承受遲延舉證的不利後果。這樣並不是僅僅追求訴訟效率，更多在於促使當事人及時在合理期限內提交新證據，以保證該新證據不致發生失權的不利後果。 「新證據」的合理理解與適用問題是「新證據」制度中的核心問題，如何有效適用「新證據」制度，使其在民事訴訟中充分發揮作用，以保證當事人訴訟權利，是該制度的價值目標所在。「立法也應與時俱進」，如何結合新情況及時完善現行「新證據」制度，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難題，對「新證據」問題的研究還需深入，希望本文對「新證據」制度的完善有所幫助

Ⅲ 民事訴訟法中證據的分類幾種形式有什麼作用

民事訴訟證據的分類，是指依據一定標准對各種民事訴訟證據加以歸類。

一，證據在學理上的分類

（1）本證與反證

本證與反證，是按照主張某種事實存在或否認對方主張事實的存在來劃分的。 本證是指當事人一方主張某種事實，提出能證明該事實存在的證據。與之相對應的是反證。對方當事人為否定或推翻主張事實的一方當事人所提出的證據，而提出相反的事實證據，以證明事實的不存在，謂之反證。

（2）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

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是按照民事訴訟證據與證明對象的關系來劃分的。

所謂直接證據，就是能夠直接證明證明對象的證據。例如，結婚證，可以直接證明夫妻關系；房產證，可以直接確定房屋的所有權；借據，可以證明雙方當事人的借貸關系等等。

所謂間接證據，就是指不能直接證明案件的事實，但能和其他證據聯系起來，共同證明和確定案件事實的證據。例如，張某死後，李某要求繼承其財產，理由是二人是收養與被收養的關系，在沒有直接證據的情況下，就需要用下述間接證據加以證明。第一，李某從五歲開始就是張某撫養成人的；第二，近十年來張某由於年邁體弱多病，一直由李某贍養與伺候，張某死後的喪事費也是由李某負擔的；第三，張與李多年來一直生活在一起，群眾公認為父子關系。通過以上三方面的間接證據，足以說明張某與李某屬於養父與養子的關系，故張某的財產應該由李某繼承。

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也是相對而言的 ，並且是以同一證明對象為標準的。劃分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的標准，應以能否直接證明案件的關鍵性事實來確定。一般來說，能夠直接證明案件的關鍵性事實的為直接證據，反之，就為間接證據。在司法實踐中，由於案件千差萬別，有些證據，介於二者之間既可算間接證據，所以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並不是絕對的。

間接證據在民事訴訟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間接證據可以作為調查研究整個案情的向導 。其次，間接證據可以鑒別直接證據的真偽。第三，幾個間接證據聯系起來的證明效力，就可以相當於甚至超過一個直接證據的證明效力，所在在證明案件的事實時，間接證據是直接證據的有力助手和可靠的佐證。

（3）原始證據和派生證據（傳來證據）

原始證據和派生證據，是按民事訴訟證據來源加以區分的。所謂原始證據，就是直接來源於案件客觀事實的證據 ，即人們通常所說的「第一手材料」。所謂派生證據，就是從原始證據中派生出來的證據，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第二手材料」。如證人根據別人所說的案件事實所作的證言，物證的照片、復製品，書證的抄本、影印件等。
原始證據雖然可靠性大些，但也是有條件的，而不是絕對的。因為原始證據也有一個是否真實可靠的問題。派生證據，雖然不如原始證據可靠，但在處理民事案件中，是一種不可缺少的證據，在沒有收集到原始證據的情況下，可以順藤摸瓜，通過派生證據找出原始證據 ；可以通過派生證據 ，審查和確認原始證據的可靠程度；在原始證據已被毀滅或無法直接運用的情況下，運用其復製品 、副本 、節錄本或照片等派生證據，也是符合法律規定的。

二，證據的形式：分為書證、物證、視聽資料、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鑒定結論、勘驗筆錄七種。

根據民事訴訟法律（第六十三條）規定的民事訴訟證據的表現形式為標准，我國民事訴訟證據的表現形式可以分為書證、物證、視聽資料、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鑒定結論、勘驗筆錄七種。

三，證據的作用：是為了保證人民法院正確認定案件事實，公正、及時審理民事案件，保障和便利當事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

作為一種第三者中立解決糾紛的制度，民事訴訟要實現它的任務，除了要有國家強制力的支持外，還要藉助理性的說服力量。這種力量主要來自對案件真實的發現。現代民事訴訟的證明要求，已不再致力於追求案件事實是否符合客觀真實，法官對案件事實真實的認定，主要看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是否符合法律上的真實，只要符合法律上規定的真實，即使這種真實有可能與客觀真實不符，法官也應當將其確認為定案的事實，並以此作出『法律上認為正確』的裁判。

因此，民事訴訟法中證據的作用可以歸結為以下兩大方面：

（一）證據是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實、作出正確裁判的基礎和依據：

民商案件中的某一事實是否存在，其存在的具體狀況如何，審判人員只能依據各種證據材料來認識，只有通過依法審查、判斷和運用證據，才能弄清案件事實的真相，才能分清雙方當事人的是非責任，除調解結案的以外，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結束後要作出裁判，正確的裁判只能建立在證據可靠的基礎上，否則難以保證公正與合法性法。

（二）證據是當事人進行訴訟和維護其合法權益的手段：

民事和商事當事人進行訴訟，目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而在訴訟中就必然會提出有利於己的主張或反駁對方的主張。根據法律規定，當事人提出主張或反駁對方的主張，必須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惟有如此，才能達到維護其合法權益的目的。‌

總之，在民事訴訟中，不論是人民法院還是當事人，證據的運用都是一個十分重要問題。證據是訴訟開始的基礎，也是訴訟繼續進行的推進器，還是引導訴訟走向終結的決定性因素。所以，證據制度構成了民事訴訟制度的核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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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民事訴訟中證據的分類、形式和作用主要的法律依據有以下兩個法律：

法律依據一：《民事訴訟法》http://www.dffy.com/faguixiazai/ssf/200311/20031109201543.htm

第六章 證據

第六十三條 證據有下列幾種：
（－）書證；
（二）物證；
（三）視聽資料；
（四）證人證言；
（五）當事人的陳述；
（六）鑒定結論；
（七）勘驗筆錄。
以上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

法律依據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http://www.dffy.com/faguixiazai/ssf/200311/20031109201210.htm

Ⅳ 民事訴訟法證據形式有哪些

一，什麼是民事訴訟證據?

民事訴訟證據:是指能夠證明民事案件真實情況的客觀事實材料。

1. 客觀性

作為民事證據的事實材料必須是客觀存在的。也就是說，作為證據事實，它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它以真實而非虛無的、客觀而非想像的面目出現於客觀世界，且能夠為人所認識和理解。

2. 關聯性

指民事證據必須與案件的待證事實之間有內在的聯系。

這種事實材料所表現出來的關聯性一般以兩種形式表現出來:

1). 直接的聯系，如事實材料所反映出來的事實本身就是待證事實的一部分;

2). 間接的聯系，如事實材料所反映出來的事實能夠間接證明某一待證事實成立。

3. 合法性

作為民事案件定案依據的事實材料必須符合法定的存在形式，並且其獲得、提供、審查、保全、認證、質證等證據的適用過程和程序也必須是合乎法律規定的。

二，民事訴訟法證據形式有哪些？

根據民事訴訟法律規定的民事訴訟證據的表現形式為標准，我國民事訴訟證據的表現形式可以分為書證、物證、視聽資料、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電子數據、鑒定結論、勘驗筆錄八種。

1. 書證是指以文字、符號、圖形等所記載的內容或表達的思想來證明案件真實的證據。

2. 物證是指以其存在的形狀、質量、規格、特徵等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

3. 視聽資料，是指利用錄音、錄像、電子計算機儲存的資料和數據等來證明案件事實的一種證據。

4. 證人是指知曉案件事實並應當事人的要求和法院的傳喚到法庭作證的人，證人就案件事實向法院所作的陳述稱為證人證言。

5. 當事人陳述是指當事人在訴訟中就與本案有關的事實，向法院所作的陳述。

6. 鑒定人是指那些接受聘請或指派憑借自己的專門知識對案件中的疑難問題進行科學研究並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結論的人。

7. 人民法院審判人員，在訴訟過程中，為了查明一定的事實，對與案件爭議有關的現場、物品或物體親自進行或指定有關人員進行查驗、拍照、測量的行為。對於查驗的情況與結果製成的筆錄叫勘驗筆錄。

8. 電子數據是指通過電子郵件、電子數據交換、網上聊天記錄、博客、微博客、手機簡訊、電子簽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儲在電子介質中的信息。

Ⅳ 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的規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

1.證據包括：當事人的陳述、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人證言、鑒定意見、勘驗筆錄。

2.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及時提供證據。

3.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主張和案件審理情況，確定當事人應當提供的證據及其期限。當事人在該期限內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延長期限，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適當延長。當事人逾期提供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責令其說明理由；拒不說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據不同情形可以不予採納該證據，或者採納該證據但予以訓誡、罰款。

4.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並由當事人互相質證。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證據應當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開開庭時出示。

5.書證應當提交原件。物證應當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交復製品、照片、副本、節錄本。提交外文書證，必須附有中文譯本。

6.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有關單位的負責人應當支持證人作證。

不能正確表達意思的人，不能作證。

7.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在訴訟過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動採取保全措施。

因情況緊急，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利害關系人可以在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前向證據所在地、被申請人住所地或者對案件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

(5)民事訴訟法管轄證據案例題擴展閱讀

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通過書面證言、視聽傳輸技術或者視聽資料等方式作證：

1.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

2.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

3.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

4.其他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

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

2.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

3.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已被查封、扣押的財產，或者已被清點並責令其保管的財產，轉移已被凍結的財產的；

4.對司法工作人員、訴訟參加人、證人、翻譯人員、鑒定人、勘驗人、協助執行的人，進行侮辱、誹謗、誣陷、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

5.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阻礙司法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的；

6.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

Ⅵ 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

您好，在我國民事訴訟中，直接證據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當事人的陳述
包括刑事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民事訴訟當事人的陳述，行政訴訟當事人的陳述等不同的訴訟證據。需要注意的是，並不是所有當事人的陳述都可以成為直接證據，只有能單獨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當事人陳述才是直接證據，如刑事被害人陳述，只有當其能指明是誰實施了犯罪行為時，才可以成為直接證據。當然，由於當事人是案件的親歷者，其陳述大多能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是最常見的直接證據。另外，對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認自己有罪的供述是證明有罪的直接證據，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否認自己有罪的證據是證明無罪的直接證據。
2、能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人證言
如能夠指出犯罪人是誰的證人證言、能夠證明民事法律關系是否發生、變更或消滅的證人的證言，以及行政機關實施具體行政行為時在場人員所作的關於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的證言。
3、能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書證
書證是以其記載的內容來證明案件事實的，如果其記載的內容能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就可以成為直接證據，如署名的反動標語;被害人所記載的遭受某人侵害的日記;共同犯罪中犯罪分子之間互相通報犯罪准備或實施情況的信件;民事訴訟中的合伺借條、收據以及當事人之間的來往信函等;行政訴訟中，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和出具的有關文件、公函、證明等。
4、能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視聽資料
如公共場所安裝的監控錄像，恰巧將某人行竊的過程錄下，依據錄像又可以將該人辨認出來，該錄像便可以成為直接證據。
5、在特定情況下，能直接證明是誰實施了犯罪行為的物證
物證一般不能成為直接證據，但在少數特定的情況下，也可以成為直接證據，如某人隨身攜帶槍支、彈葯、毒品等違禁品，這時上述物品以其所處的位置證明行為人實施了私藏槍支、彈葯和非法持有毒品的行為，從而成為直接證據。再如民事訴訟中，當場購買的貨物能夠直接證明民事法律關系是否發生、變更或消滅，亦為直接證據。

Ⅶ 哪位高手能夠幫我找出分析民事訴訟法上辯論原則中三種事實的案例

辯論原則是我國民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是所有民事訴訟中不可或缺的原則和程序。當前，市場經濟的發展已經使人們的法制觀念或法制意識發生了變化，新的法制觀念或法制意識正在形成，並且不斷得到強化。作為法制觀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訴訟觀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就民事訴訟程序而言，就是要弱化法院對訴訟程序的職權干預，尊重當事人的程序主體地位，保障當事人在訴訟中的基本權利，強化當事人對訴訟程序的主導權。由此可以看出，我們必須認真地研究辯論原則，從而促進我國民事訴訟模式的轉變。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民事訴訟的目的，更好地實現司法的公正和效率等價值，從而加快我國民事司法現代化進程。本篇中，筆者將從民事訴訟的基本定義、理論依據、內容以及其與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的辯論原則、與刑事訴訟法中的辯護原則的區別等方面進行闡述分析;一、 民事訴訟辯論原則的定義
所謂辯論，指的是當事人雙方在法院主持下，就案件事實和運用法律的問題，陳述各自的主張和意見，相互進行反駁和答辯，以爭取對自己有利的訴訟結果，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人民法院則通過辯論查明案件事實。[1]對此，德國的法學家肯納認為：辯論一般指當事人在訴訟中所提出的事實，並且經過辯論才可以作為法院判決依據的一項訴訟的基本原則。當事人沒有提出的事實，就不能作為判決的依據，法院不主動調查，即使調查了而不經當事人提出仍不能做為判決的依據。英美法系國家了多採用此觀點。[2]
二、 辯論原則的理論根據和法律依據
當今世界，在民事訴訟領域其主要有如下幾種學說：
其一，手段說：即人都有一種趨利避害的心理。對於民事爭議而言，對雙方當事人都有利害關系。正是由於這種利害關系的驅駛，雙方當事人都必然想盡辦法，竭盡全力去搜集和提出所有有利於自己的證據這樣，利已的心理趨勢成了法院解決訴訟的杠桿，輕易地推動訴訟的發展。這樣做，一則可以防法官在搜集證據中的不盡力或偏袒一方。二則如果當事者不積極的收集證據。那麼敗訴風險的負擔就從制度上給確定下來了。但因為自己已經被給予了充分的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提出證據，並且由相信是公正無私的法官進行了慎重地審理，但由於自己舉證不利而敗訴，所以對結果的不滿也就只能接受。正如日本學者三月章教授指出：在一般的民事訴訟中之所以要採取辯論主義，是因為民事訴訟以私益糾紛為其對象，當事人能直接並且一次性地感覺到其解決的利害的緣故。因此，利用當事人的利己之心，將提供訴訟資料的責任委任給他，則能夠期望得到充分必要的資料。（如果資料不充分，而判決對其產生不利，則將責任歸屬於當事人就無所謂不妥當）[3]
其二，程序保障說：這種學說由日本的田也公二法官提出。他認為只有在當事者之間經過了充分的攻擊防禦的事實和證據才能作為法院判決的基礎或根據，而法院依職權來確定審理對象或收集證據往往帶來先入為主的問題，結果是剝奪了當事者充分陳述自己觀點或進行反駁防禦的機會。辯論原則正是為了防止這種情況而確立的法理。[4]
其三，本質說：正是這種消極的政治觀認為應維護和弘揚個人的自由，尊重私權，盡量少干預。因此，法院作為國家機關在民事訴訟活動中應處於消極和被動地位，在訴訟中盡量聽任當事人自己自由處理。即應實現當事人自治。這種觀點在日本，像兼子一、小山升，新堂幸司，鈴木正等著名法學家都主張這一觀點。[5]
其四，多元說：這種觀點認為在民事訴訟中之所以採取辯論主義，是出於尊重私人自治，高效率地發現真實，防止出其不意的攻擊，確保對裁判高度公平的信賴等多元根據，它是在漫長的訴訟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由於該觀點所依據的根據不是單一的，故稱"多元說"。日本的竹下守夫等學者是"多元說"的倡導者。"多元說"近年來已成為一種十分有力的學說。[6]對此，我國有人認為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辯論原則的法律依據和理論依據有四點：1、當事人地位平等 2、當事人應承擔舉證責任 3、法院只在特定條件下才主動調查收集證據 4、訴訟應當公正 [7]

總的來說，辯論原則的根據是多種多樣的，但是，不管學者對辯論原則的理論依據認識有多大差異，但都有其共同的思想基礎即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強調意思自治，法官在訴訟中的作用是被動的和消極的。
三、 對我國民事訴訟辯論原則的內容的分析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時，當事人有權進行辯論。」該條文被認為是民事訴訟法對辯論原則的原則性規定，是辯原則的法律依據。其意義在於，通過當事人雙方的辯駁，幫助人民法院查明事實，分清是非，正確適用法律，及時解決糾紛。當事人通過行使辯論權，積極參與到訴訟程序中去，真正成為訴訟主體。
辯論原則的具體含義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1、辯論權是當事人的一項重要的訴訟權利。即當事人也包括第三人對訴訟請求有陳述事實和理由的權利。有對對方當事人的陳述和訴訟請求進行反駁和答辯的權利。當事人藉此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2、辯論原則貫穿於民事訴訟的全過程，包括一審、二審和再審程序。可見，辯論原則所指的辯論並不完全等同於法庭辯論。法庭辯論僅指當事人在開放審理過程中進行的辯論，是一種口頭辯論。辯論原則所指的辯論包括法庭辯論，也包括法庭審理程序以外程序中進行的辯論。3、辯論的表現形式可以是口頭形式，也可以是書面形式。口頭辯論又稱「言辭辯論」，主要集中在法庭審理階段，是最集中最全面的辯論，也是辯論原則最重要的體現。4、辯論的內容既可以是實體方面的問題，也可以是程序方面的問題。首先，凡與案件的事實和適用法律無關的問題不辯論的內容。其次，雖與案件的事實和適用法律有關，但雙方沒有爭議的問題也不屬於辯論的內容。辯論的內容主要是雙方爭議的實體問題，民事權利義務關系本身，如一方當事人提出的民事法律關系發生的事實主張能否成立，基於某一事實主張的民事權利請求有無法律上的根據等。辯論的內容也可以是雙方爭議的程序問題，如當事人是否符合條件，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有無管轄權等。5、人民法院在訴訟過程中應當保障當事人充分行使辯論權，也就是說人民法院的判決必須經過和基於當事人的辯論而作出。這就要求：人民法院的判決必須形成於法庭辯論之後；人民法院對案件事實真相的判斷必須充分考慮當事人辯論的結果。只有這樣，辯論原則才能發揮人民法院判斷案件事實真相和確保訴訟公正中的作用。也只有這樣，當事人才能通過行使辯論權達到證明自己的主張，維護自己的實體權益的目的。6、人民法院應當充分保障當事人的辯論權。一方面人民法院引導當事人的辯論行使權，使當事人的辯論能夠真正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法院應當給當事人充分的行使辯論權的機會，讓當事人能夠充分發表自己的主張和意見。

四、我國民事訴訟辯論原則與大陸法系辯論原則的區別
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辯論原則與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民事訴訟法的辯論原則有著實質上的區別。在我國，辯論原則的實質被規定為當事人所享有的一項訴訟權利，而在德國和日本，辯論原則的實質被規定為一種訴訟結構，即關於形成審理對象方面的當事人主義，故又被稱為「當事人主導原則」。按照日本學者的概括，辯論原則最根本的含義是：「以什麼樣的事實來為請求的根據，又以什麼樣的證據來證明所主張的事實存在或不在，都屬於當事人意思自治的領域，法院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在這一領域的自由。」[8]按照德國學者的概括，這一原則的基本含義是：「只有當事人才能夠把爭議的事項導入程序並判斷是否有必要對此任出決定；作為程序規范，法院自身則不得考慮當事雙方都未提出的事實，且不得根據自己的判斷主動收集或審查任何證據。」[9]與此相應，辯論原則內容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直接決定法律效果發生或消滅的必要事實必須在當事人的辯論中出現，沒有在當事人的辯論中出現的事實不能作為裁判的依據；第二，當事人一方提出的事實，對方當事人無爭議的，法院應將其作為裁判的依據；第三，法院對案件證據的調查只限於當事人雙方的辯論中所抻出來的證據。」
我國的辯論原則的基本指導思想是調整雙方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的基本關系，其不足之處在於它只規定了當事人有權對爭議的問題進行辯論，卻沒有規定相應的法律後果，這樣，盡管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辯訴原則要求人民法院在訴訟中保障當事人平等充分地行使辯論權，但這就使我國民事訴訟法中關於辯論權的規定成為一個空洞的口號。對現行辯論原則的一般闡釋雖然要求法院充分保障當事人能夠實施辯論行為，而沒有使當事人的辯論結果形成對法院裁判的約束。例如，民事訴訟法第66條規定，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並由當事人互相質證。但質證的內容及其後的法庭辯論對法官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是否具有約束力，法律並未說明。因此，我國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辯論原則實際上成為一種非約束性或非實質性原則，從而導致了辯論原則的「空洞化」。
大陸法系辯論原則對裁判的形式和法官的行為具有很強的約束力。裁判必須以當事人在辯論中提出的事實和證據為基礎，法官必須尊重當事人對審理對象所作的選擇，不得在當事人主張的事實和提出證據之外主動提出事實和證據，使其成為約束性的辯論原則。其直接的效果是：一是使作為整個民事訴訟核心的辯論程序真正得以實現，有效控制庭審前的隱性訴訟活動和審判過程中裁判者的「暗箱操作」；二能使當事人對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的處分得到完整和充分的體現。三能夠真正使法院置於中立的第三者立場，從而保證其公正地裁判民事案件。[10]

五、我國民事訴訟辯論原則與刑法辯護原則的區別
我國民事訴訟辯論原則與刑法辯護原則有相似之處，但二者有著本質意義上的區別。具體說來，辯論原則與辯護原則的主要有兩方面：1、辯論原則是建立在當事人訴訟地位完全平等的基礎之上的；而辯護原則則是建立在公訴權與辯護分立的基礎之上的，公訴人與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並不平等，前者代表國家，後者則處於被審判的地位。2、民事訴訟中辯論的范圍十分廣泛，當事人可以就案件實體問題進行辯論，也可以對案件的程序問題進行辯論，還可以對適用法律提出自己的意見，而刑事訴訟中的被告人只能就自己是否有罪和罪行輕重進行辯護。

六、 我國民事辯論原則的改革構想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人們的法制意識發生了變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人權的強化。這種變化是改革以來最深刻的變化。人們不僅要求認真看待自己已有的權利，而且人們還要求賦予自己應有的權利，維護自己的權利。而非約束性的辯論原則已嚴重滯後於人們的法法意識，不能滿足人們對權利行駛的渴望，因而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從目前國內主流學術觀點來看是傾向於學習大陸法系的辯論主義原則，強化當事人地位，增加對法院的拘束力。但是，大陸法系的辯論主義原則也暴露了不少弱點，尤其是法官的職權過於弱化和地位過於消極，當事人過於主動，容易導致訴訟拖延，增加訴訟成本。對此，我們應採取比較的、歷史的、辯證的方法來吸收、引用和借鑒大陸法系的辯論主義原則，取長補短。但是，我國的傳統觀念、社會經濟、人文觀念的不同，註定了我們的法制改革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Ⅷ 民事訴訟法調取證據的情形包括哪些

民事訴訟法解釋

第九十四條 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專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屬收集的證據包括：
（一）證據由國家有關部門保存，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無權查閱調取的；
（二）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
（三）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證據。
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可以在舉證期限屆滿前書面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
第九十五條 當事人申請調查收集的證據，與待證事實無關聯、對證明待證事實無意義或者其他無調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許。
第九十六條 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包括：
（一）涉及可能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
（二）涉及身份關系的；
（三）涉及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訴訟的；
（四）當事人有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可能的；
（五）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迴避等程序性事項的。
除前款規定外，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應當依照當事人的申請進行。

Ⅸ 民事訴訟證據與證明 案例分析

本案還是適用抄於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剛，從你描述來看，盡管交警隊和法院從沒有認定魯某撞了劉某，但認定了劉某的摔倒受傷與魯某駕駛超速有因果關系。超速即是一種法定過錯。因此從這樣看，法院的判決沒問題。第一，魯某存在超速駕駛的違法行為；第二、這一違法形為與劉某的受傷（劉某本人也有違法形為，）存在因果關系。

Ⅹ 民事訴訟法案例分析

該問題不涉及舉證責任倒置問題，適用一般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當主張人所提版供的證據不能證明自權己主張的時候，舉證人承擔舉證不利後果；舉證人所提供證據不能有效對抗對方的抗辯證據時，其實質依然是主張人所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自己主張，舉證責任依然應歸屬舉證人。不負舉證責任的一方當事人肯定不承擔舉證責任的，而只承擔抗辯證據不足的責任。也就是說當抗辯證據不足或沒有抗辯證據時，自然應該抗辯方承擔責任。在問題中，實質是舉證人不能證明自己提出的證據的真實性，在這情況下，抗辯人無需抗辯也應屬舉證人舉證不利，怎麼會雙方承擔舉證不利的責任呢？
另外說點題外的，醫院的結論不能證明行為人行為和受害人結果的因果關系，醫院結論只能證明受害人只要發生摔倒的事實就會引起脛骨骨折，也就是說醫院結論的意義僅在於說明一件事實：只要受害人摔倒，就極大可能會骨折。如果說醫院結論能證明受害人的身體情況是不論有無外界因素都會摔倒的話，那肯定足以排除行為和結果的因果關系，但事實醫院結論不能起到這作用。
在此情況下，該案是不是適用公平原則更為合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