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技偵法條
1. 刑事案件拖的越久對嫌疑人越有利嗎
刑事案件久拖不決對哪一方有利是沒有明確界定的,而刑事訴訟法對案件每一個程序的期限都作出了規定,如果案件沒有證據證明當事人犯罪的,就會撤訴或者作出無罪的判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責任,已經追究的,應當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或者終止審理,或者宣告無罪:
(一)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
(三)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
(四)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
(1)刑事訴訟法技偵法條擴展閱讀: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是有時間規定的。對犯罪嫌疑人有利的不是拖時間,而是坦白、積極賠償、當庭認罪等情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九條規定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後的三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准。在特殊情況下,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對於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至三十日。
人民檢察院應當自接到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書後的七日以內,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決定。人民檢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機關應當在接到通知後立即釋放,並且將執行情況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對於需要繼續偵查,並且符合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條件的,依法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後的偵查羈押期限不得超過二個月。案情復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的案件,可以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准延長一個月。
2. 什麼案件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根據抄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八條 公安機關在立案後,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後,對於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
追捕被通緝或者批准、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經過批准,可以採取追捕所必需的技術偵查措施。
3. 特殊偵查手段
特殊偵查手段具有秘密性、技術性、同步性、直觀性和強制性的特點。外國特殊偵查手段的立法模式有訴訟法典模式、綜合法律模式和專門法律模式。我國檢察機關職務犯罪特殊偵查手段的立法和司法運用滯後。完善我國職務犯罪特殊偵查手段應從五個方面著手,即實現特殊偵查手段法制化,限定特殊偵查手段使用的主體,承認依法定程序通過特殊偵查手段所獲得證據的合法性,確定特殊偵查手段的審查監督內容及規則,特殊偵查手段的資料管理和侵權救濟。
當前,職務犯罪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隱蔽性越來越強,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探索職務犯罪偵查規律,有效懲治職務犯罪,特殊偵查手段合法化成為職務犯罪偵查工作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職務犯罪特殊偵查手段的概念及特徵
(一)特殊偵查手段的概念
在公開文本中,《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明確使用了「特殊偵查手段」這一用語,但並沒有對概念加以表述。①由於我國現行立法沒有明確規定特殊偵查手段的概念, 因此司法實踐中對特殊偵查手段的理解見仁見智。在現代漢語中,「手段」是為達到某種目的而使用的方法,[1] 結合我國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實際,參照《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具體規定精神,筆者認為,偵查主體把方法運用於偵查活動就成為偵查手段,因此對特殊偵查手段的概念,可以作這樣的表述:特殊偵查手段, 是指偵查機關和偵查人員因犯罪偵查的需要,採取隱瞞身份、目的的方法,對特定案件和偵查對象採取的發現犯罪線索、收集犯罪證據,以及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具有秘密性的專門偵查活動。
根據司法實踐,筆者認為,特殊偵查手段主要包括四類:一是技術類秘密偵查手段,如電子偵聽、電話監聽、電子監控等, 這是實踐中適用較普遍的一類,俗稱「技偵」;二是特工類秘密偵查手段,如使用線人、特情、卧底偵查員等;三是誘惑類秘密偵查手段,如機會提供型引誘、虛示購買、控制交付等;四是傳統偵查行為加密類偵查,如秘密搜查、秘密提取、秘密辨認、秘密拍照或錄音錄像、郵件檢查等。
(二)特殊偵查手段的特徵
特殊偵查手段主要有以下特徵:
1.秘密性。犯罪偵查按偵查活動的透明度劃分,可分為公開偵查和秘密偵查。公開偵查,是指在當事人知曉的情況下所進行的偵查。秘密偵查,是指在當事人不知曉的情況下所進行的偵查。特殊偵查首先是一種秘密偵查,必須隱蔽身份、隱蔽意圖,即秘密進行,因此,秘密性是特殊偵查手段的最顯著特徵。
2.技術性。相當多的特殊偵查手段實施,要運用自然科學理論和成果即現代科技設備:麥克風偵聽、電話偵聽自然需要科技設備; 電子監控更需要科技設備;郵件檢查、外線偵查行動性較強,也需要技術手段和裝備做保障,如郵件檢查中的密寫檢驗,外線偵查中的電視監控、秘密拍照等,都需要科技設備。因此,技術性也是特殊偵查手段的重要特徵。
3.同步性和直觀性。常規偵查手段是在犯罪行為已實施完畢、偵查機關通過言詞證據或實物證據對既往事實進行回憶或「回放」,所以其對案件事實的證明是事後的,帶有顯著的滯後性,失真的可能性大。而特殊偵查是在當事人不知曉的情況下,通過科技設備直接攝錄、固定犯罪過程(包括策劃、實施、潛逃、分贓和串供等各個環節),或通過秘密偵查人員直接介入犯罪過程,所以,特殊偵查對案件事實的揭露和證實是同步的、直觀的、動態的,真實性強。同步性和直觀性正是特殊偵查手段在發現和制服犯罪中的巨大威力所在。
4.強制性。偵查手段分強制性偵查手段和任意性偵查手段。強制性偵查手段是指不由當事人自願配合, 其實施會對當事人權益造成重大影響的偵查方法,如逮捕、搜查等。任意性偵查手段是指由當事人自願配合, 其實施不會對當事人權益造成重大影響的偵查方法,如詢問證人、訊問犯罪嫌疑人。特殊偵查手段的實施當事人不知情, 更談不上「自願配合」,且必然對當事人的自由權利特別是隱私權造成侵害,具有明顯的強制性。[2]
二、特殊偵查手段在當前職務犯罪偵查中的應用現狀
司法實踐表明, 特殊偵查手段在查辦職務犯罪案件中的效能是其他偵查手段所無法比擬的, 有著常規偵查措施無法替代的作用。一方面,特殊偵查手段是發現和擴大案件線索的重要方法, 獲取關鍵證據的捷徑;另一方面,特殊偵查手段還是揭穿反偵查對抗的利器,但遺憾的是,特殊偵查手段作為一種偵查犯罪的必要措施, 目前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沒有明確規定。公安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在犯罪偵查中採用技術偵查措施是分別依照人民警察法和國家安全法的規定。②法律賦予了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的管轄權, 但立法者沒有充分考慮這類犯罪案件所具有的隱蔽性、復雜性、智能化和高對抗性的特點,以及檢察機關對特殊偵查手段的迫切需求, 在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檢察官法中均沒有規定檢察機關和檢察官擁有行使包括技術偵查在內的特殊偵查手段的權力。因此,多年的職務犯罪偵查實踐中,檢察機關查辦的很多重特大案件,都是通過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的技偵手段, 獲取犯罪嫌疑人及其涉嫌犯罪的信息、資料後,才順利突破。但這些做法存在幾個問題: 一是公安機關本身的技術偵查任務已經非常繁重, 檢察機關的技術偵查要求往往被擺到從屬地位;二是檢察機關偵查的職務犯罪有其特殊性,與普通的刑事犯罪相比,對技術偵查的要求必然更高,由於只能「借用」,很難達到檢察機關的要求;三是委託性質的技術偵查審批手續復雜、繁瑣、周期長,影響工作進程,甚至會貽誤偵查時機,還不利於案件保密;四是通過公安、國家安全機關的技術偵查手段獲取的只是資料或信息,不具備證據效力,只有通過轉換後才能作為證據運用或法庭示證, 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技術偵查功效的發揮; 五是由於沒有法律規定,偵查機關可自行掌握技術偵查的適用范圍、適用條件和批准程序,甚至有意將技術偵查神秘化,監督機制缺損,司法的透明度、公信度不高,容易導致技術偵查手段的不當擴張甚至濫用,從而侵犯人權。
我國職務犯罪特殊偵查手段立法和司法滯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國的特殊偵查活動具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 自然不能在法律中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其次,權力本位的法律觀也是特殊偵查手段立法空缺的原因之一。過分宣稱法律是維護國家權力的工具, 因此在制定法律時往往以維護國家權力的需要為出發點, 忽視對個人權利的保護。表現在特殊偵查手段的問題上,往往認為適用內部的規定當然比公開的法律規定更有利於維護國家權力。但是,如果從保護個人權利的角度出發,或者從權利本位的法律觀出發,由國家立法機關對特殊偵查手段作出明確規定就是必然的選擇了。再次,重實體輕程序的司法觀也對特殊偵查手段立法空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由於司法活動中習慣於強調實體公正, 在特殊偵查手段問題上也就注重強調目的的正當性, 而對於程序和手段的正當性則重視不夠。由此可見, 在特殊偵查手段立法的問題上,轉變觀念或改變傳統的思維習慣是非常重要的。
三、特殊偵查手段的立法模式及內容考察
由於特殊偵查手段尤其是秘密監聽和秘密錄音等方法具有較強的「侵權」性,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其運用越來越容易,所以,各國立法一般都將其作為重點規范對象。從立法形式上來看,主要有以下三種模式:
(一)訴訟法典模式
訴訟法典模式, 即指在刑事訴訟法典中對特殊偵查手段作出規定。這主要是大陸法系國家的立法模式。例如,德國於1998 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100 條A 項(監聽和錄音)規定:「如果有根據懷疑某人作為主犯、共犯犯有下述之一罪行,或者實施了具有可罰性的犯罪未遂或者犯罪預備, 並且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難以查明案情,搜查被指控人居所,可以採取監聽和錄音」。其列舉的犯罪包括叛國罪、危害國防罪、危害公共秩序罪、偽造貨幣或有價證券罪、販賣人口罪、謀殺罪、結伙盜竊罪、搶劫罪、敲詐勒索罪、毒品犯罪、與武器有關的犯罪等。第100 條B 項則對監聽的申請、決定和實施作了具體的規定:監聽和錄音的決定一般只能由法官作出, 在緊急情況下也可以由檢察官決定,但是,檢察官的決定必須在3日內獲得法官的確認,否則便失去效力。法官的監聽令要以書面形式作出,而且要寫明監聽對象的姓名、住址,以及監聽的范圍和期限(一般不超過3 個月)等事項。該法還規定,當監聽所獲得的材料不再有使用需要時,應在檢察官監督下立即銷毀。[3]
由於德國法律對於監聽等特殊偵查手段所適用的案件范圍比較寬泛, 幾乎允許警察對一切涉嫌刑事犯罪人員進行監聽, 因此該法律規定在德國也有很大爭議。2004 年3 月3 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定, 該監聽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與尊重個人隱私權相抵觸,已經部分地違背了憲法。因此,該法院要求立法機關必須對該法律進行修改。修改後的法律嚴格監聽的前提條件, 只允許對重大犯罪案件的嫌疑人進行有選擇的監聽。
俄羅斯在特殊偵查立法上也採用了訴訟法典模式。2001 年修訂的《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第186 條對監聽作了規定:「如果有足夠的理由認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和其他人的電話和其他談話可能含有對刑事案件有意義的內容, 則在嚴重犯罪和特別嚴重犯罪案件中允許監聽和錄音, 監聽和錄音根據法院依照本法典第1 條作出的決定進行。」該法還對監聽和錄音的申請、期限和使用等問題作出了具體明確的規定。[4]
(二)綜合法律模式
綜合法律模式, 即在以打擊和控制犯罪為基本內容的綜合性法律中對監聽等特殊偵查方法進行規定的立法模式。美國採取的就是這種模式。美國的法律傳統是以判例法為基礎的, 但是在其現代法律體系中,制定法也是重要的法律淵源。在上個世紀60年代發生了卡茲案和伯格案等影響很大的涉及秘密偵查手段的案件之後, 美國國會於1968 年通過了《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該法第3 條就對秘密監聽和錄音作出了具體明確的規定。首先,該法規定秘密監聽和錄音的案件范圍包括間諜罪、叛國罪、謀殺罪、綁架罪、敲詐勒索罪、賄賂罪、金融詐騙罪、有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嚴重犯罪案件。其次,該法要求偵查人員在使用秘密監聽和錄音等手段之前必須以書面形式向法官申請,說明使用監聽的必要性,而且在申請之前還要先獲得檢察官的同意; 偵查機關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先行監聽,但是必須在48 小時內向法院提交申請,如果申請被否定,則必須立即停止, 而且法院不會採納偵查機關在無證監聽階段獲取的任何情報作為證據。再次,該法規定法院簽發的監聽令上要寫明監聽對象的姓名和身份、監聽的地點、監聽談話的類型,以及監聽的期限(一般不超過30 天,特殊情況下可以申請延長)。最後,該法規定秘密監聽的記錄以及有關文件必須要妥善保管, 非經簽發令狀之法官的許可,不得銷毀,而且保管期限一般為10 年以上。[5]
在英國,根據有關的判例法,警察在犯罪偵查中遇到通過常規偵查手段難以獲取證據或線索的情況時,可以使用化裝偵查、布設耳目、秘密竊聽、電話監聽等特殊偵查手段。在2001 年頒布的《偵查權力規則》中,法律對這些秘密偵查方法的使用,又作出了具體明確的規定。
(三)專門法律模式
專門法律模式, 即通過專門立法對特殊偵查方法的使用進行規定。例如,日本於1999 年頒布的《犯罪偵查通信監聽法》就屬於這種模式。該法規定,為了保護安寧、健康的社會生活,警察可以針對殺人犯罪、毒品犯罪和倒賣槍支犯罪等案件的嫌疑人實施監聽。偵查人員在有足夠理由的情況下,可以向法院申請監聽令。該法對法官的審批條件和監聽的實施作出了具體的規定。[6]
四、我國職務犯罪特殊偵查手段的設計
針對當前我國職務犯罪特殊偵查手段立法缺陷和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借鑒外國立法例,筆者以為, 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職務犯罪偵查中的特殊偵查手段進行立法完善。
(一)實現特殊偵查手段法制化
結合實際,筆者認為,立法機關在刑事訴訟法中用專門章節對特殊偵查手段作出具體規定的模式比較可行。採取這種做法的原因在於:首先,我國的多年立法經驗和慣例都是將刑事訴訟程序統一規定在刑事訴訟法典中, 採取訴訟法典模式符合我國立法慣例。其次,我國刑事訴訟法自1996 年修改迄今已10 多年,刑事訴訟法再修正已提上議事日程,將特殊偵查手段法定化正是一次良好的契機。將特殊偵查手段在刑事訴訟法中以專門章節規定, 也有利於各偵查機關統一認識,便於實踐操作,加強對特殊偵查手段的法律規制。在立法過程中,要在立法的具體內容上對特殊偵查手段適用的范圍、要件、許可權、期限、許可(或令狀)的請求和簽發、實施、記錄及其證據屬性和救濟程序等方面加以明確規定, 還要明確規定檢察機關是特殊偵查監督的主體以及監督的程序,從而保證偵查部門使用特殊偵查手段的合法性,尋求懲治犯罪和保障人權兩大價值目標的統一,以實現程序公正與實體真實、公民憲法權利保障與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穩定的合理平衡。
(二)限定特殊偵查手段使用的主體、適用范圍、適用條件
建議在刑事訴訟法中統一規定,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檢察機關在行使偵查權時,都是特殊偵查權的主體,在必要時都有權運用特殊偵查手段發現和偵查犯罪。
在特殊偵查的主體問題上,尤其要授予檢察機關特殊偵查權, 這是檢察機關打擊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高智商、隱秘性犯罪的客觀要求,也符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精神,並與國外立法通例相一致。在特殊偵查的適用范圍上,應嚴格限制。一般而言,案件性質的嚴重程度是確定特殊偵查手段適用范圍的基本標准,即特殊偵查手段只能適用於性質嚴重的普通刑事案件和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活動。同時,某些案件盡管在社會危害性上並不屬於特別嚴重情形,但是,由於這類案件的特殊性質,也可以規定對其使用特殊偵查手段,這類案件如利用通訊技術進行的犯罪、在公開場合進行的犯罪、難以取證的犯罪等。
在特殊偵查的適用條件上,特殊偵查手段的適用應有三個標准:措施必要、合理懷疑和關聯性。並非所有性質嚴重案件的偵查活動就一定需要使用特殊偵查手段。是否使用特殊偵查手段,還應當考慮具體案件的實際情況。倘若經由常規偵查措施便可以實現偵查目的,那麼特殊偵查手段就應當不予動用,這是必要原則在特殊偵查手段適用問題上的落實和要求。特殊偵查手段必要標準的基本含義是指:只有在使用常規偵查措施無法達到查明犯罪事實、收集犯罪證據、有效控制犯罪的目的的情況下方可選用特殊偵查手段。合理懷疑標準的含義是指:必須有一定的證據能夠證明相對確定的偵查相對人已經有犯罪行為。也就是說, 特殊偵查手段指向的對象只能是高度嫌疑人、被指控人以及有證據證明與被指控人存在密切關聯的其他人員, 嚴禁對無關聯的人員採用特殊偵查手段。關聯性標準的含義,是指特殊偵查手段所採用的具體手段和實施的偵查范圍應嚴格限制在與偵查目的有關的內容上,收集的證據材料范圍應僅限於與指控內容有關聯。如,在實施監聽時,不可避免地會竊聽到一些與偵查無關的談話,這時偵查人員或偵查技術人員應盡量努力地做到:把對偵查無關的談話竊聽控制在最低限度。當然,執行關聯性原則不能機械和死板,因為在許多情況下偵查技術人員往往不能確定談話的內容是否與偵查有關,或者此時的談話與偵查無關,但不知道何時會突然談起與偵查有關的內容。如果我們仍機械地執行關聯性原則, 不顧具體案件情況,將會錯過與偵查有關的內容。[7]
(三)承認依法定程序通過特殊偵查手段所獲證據的合法性
特殊偵查手段作為現代社會打擊犯罪不可缺少的手段,在有效的實體限制和程序控制之下,通過特殊偵查手段所獲得的證據應當允許作為證據使用,沒有必要再經歷復雜的轉化過程,一方面,這有助於偵查機關控制犯罪能力的提高和糾正偵查活動過於依賴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定勢;另一方面,這也是提高偵查效率,節約偵查資源的要求。而且,由於特殊偵查是通過科技設備直接攝錄犯罪過程, 或通過秘密偵查人員直接介入犯罪過程, 所以特殊偵查手段對案件事實的證明是同步的、直觀的、動態的,相當於「目擊證人」,屬直接證據和原始證據,真實性大,稱得上是所有證據種類中證明力最強的一種。在我國香港地區, 法律把跟蹤和卧底取得的證據規定為合法的證據,而且認為其證明力比其他證據還要高。[8]可以說, 承認依法定程序通過特殊偵查手段所獲證據的合法性,將極大地提高我國偵查機關揭露犯罪、證實犯罪的能力。
(四)確定特殊偵查手段的審查監督內容及規則
建議對特殊偵查手段的司法監督,統一由檢察機關行使,由檢察機關內部的偵查監督部門負責具體實施。由檢察機關統一行使對特殊偵查手段的司法監督權,符合我國檢察機關的憲法地位和現行司法體制的具體情況。首先,檢察機關是憲法授權的專門的法律監督機關,其職責是保障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偵查監督本身就是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重要內容,檢察機關的定位及職責決定了對特殊偵查行為進行監督名正言順。其次,法律監督權與審判權同屬司法職權,檢察官與法官在憲法層面上同屬國家司法官員,唯一相區別的是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分別在不同的階段代表國家懲治犯罪和保護人權。這種性質決定了檢察機關在正式介入指控(起訴)犯罪前對偵查階段的行為完全可以做到中立地進行審查監督。再次,檢察機關對偵查行為的審查標準是法律評價尺度而非其他,嚴格地執行法律就是中立的評判。檢察機關與被指控人之間不是相對的當事人關系, 在法律上並無利害沖突;同時,檢察機關也並不以指控犯罪為終極目標,而是以法律是否得到公正統一正確的實施為價值追求。對職務犯罪案件,檢察機關內部偵捕分離的制約機制也可以很好地解決對自身偵查行為的審查問題。檢察機關重建30 年以來, 偵查活動監督一直是檢察機關的一項日常的重要業務,已積累了大量經驗,將特殊偵查手段納入其審查監督范圍, 從體制上講也更便利、更可行。如果引入預審法官司法審查制度,則要突破和重構我國現行的司法體制, 改革成本將是巨大的。當然,為彌補檢察機關對特殊偵查手段的審查監督中的疏漏和不足,還應當確立審判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由法官對通過特殊偵查手段獲取的證據的合法性把好最後一道關。[9]
監督機關在收到偵查機關的特殊偵查手段申請後,應當依法審查以下內容:是否屬於法定案件適用范圍,是否具備法定適用條件,特殊偵查手段的介入是否必要,適用對象是否確定,是否具有關聯性,經審查符合法定條件的予以批准。只有經司法監督機關依法定審查程序作出決定後, 偵查機關方可採取特殊偵查手段。
然而,對特殊偵查手段進行審查監督,不可避免地會使偵查機關的效率降低, 在公正和效率的價值沖突中應當尋找平衡點, 使得對特殊偵查手段的審查監督既維護公正,減少對公民權利侵害,同時又不會阻礙偵查破案工作的進行。所以,筆者以為:在緊急情況下,比如不採取相應的特殊偵查手段,就會嚴重貽誤偵查時機或造成犯罪嫌疑人逃脫, 關鍵證據滅失的情況下, 偵查機關可以先行採取特殊偵查手段,但是應當在事後及時提請監督機關予以確認。監督機關經審查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的,應予以確認,如果審查認為不符合法定條件的,應當予以撤銷,所獲得的信息材料不得作為證據使用,並依法予以銷毀。
(五)特殊偵查手段的資料管理和侵權救濟
對特殊偵查手段進行監管和救濟的前提是必須全程、如實地記錄特殊偵查手段的使用過程。特殊偵查手段應當記入筆錄,等待檢察官、法官與相對人的檢驗、質疑,即使是為了保密之需,特殊偵查手段至少需要單獨訂卷,單獨送給法官、檢察官事後審查。特殊偵查手段完成後的一段時間內, 當需要使用特殊偵查手段所取得的證據時, 應將特殊偵查的進行情況告知相對人。如果所取得的材料與追訴程序無關時,應當銷毀。同時可以要求作為特殊偵查的實施者———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定期向人民代表大會相應工作機構報告特殊偵查手段的使用情況, 使得國家權力機關與社會公眾能夠對特殊偵查手段進行總體上的控制。
注釋:
①《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50 條第1 款規定:「為有效地打擊腐敗,各締約國均應當在其本國法律制度基本原則許可的范圍內並根據本國法律規定的條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採取必要措施,允許其主管機關在其領域內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認為適當時使用諸如電子或者其他監視形式和特工行動等其他特殊偵查手段,並允許法庭採信由這些手段產生的證據」。
②《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1995 年2 月28 日施行)第十六條規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1993 年2 月22 日施行) 第十條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因偵查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4. 微信聊天記錄能作為法律證據嗎
2020年5月1日起,我國一批新規將正式實施,其中包括微博微信手機聊天記錄可作法律證據進行民事訴訟,因此重要的微信聊天記錄一定要養成備份的習慣,那已經誤刪的微信聊天記錄又該如何恢復呢?下面為你分享幾招,快來學習下吧!
情況一:有備份的基本上,直接從備份數據中恢復
現在電腦版微信也是我們常用的一項工具,裡面有個「備份與恢復」的功能可以幫助我們備份與恢復誤刪的微信聊天記錄,只要我們事先藉助此功能備份過微信聊天記錄即可使用其恢復。
我們只需在電腦上登錄微信,再依次點擊左下角的【更多】-【備份與恢復】-【恢復聊天記錄至手機】,勾選需要恢復的好友後點擊「確定」,再回到手機確認,等待數據傳輸完成即可。
情況二:無備份數據,使用微信聊天記錄恢復器
如果事先沒有做過任何備份操作,建議大家就不要盲目嘗試恢復操作了,以免造成數據的二次傷害,反而得不償失,正確的做法應該是藉助專業的數據恢復軟體,比較好用的要數以下幾款:
蘋果恢復大師是一款專業的蘋果數據恢復軟體,可以恢復微信聊天記錄、照片、簡訊等17項常用數據,提供三種恢復模式,因此事先沒有備份過數據,也不影響使用。
我們只需在蘋果恢復大師官網下載軟體,或在網路搜索「蘋果恢復大師」後點擊帶有藍色「官網」認證圖標的鏈接,以確保下載到的是正版軟體。運行後沒有備份數據的情況,默認選擇「通過設備掃描恢復」模式進入下一步,然後點擊「微信聊天記錄」圖標並等待軟體掃描。
掃描完成後橙色字體顯示的就是已刪除的微信聊天記錄了,勾選需要的數據,再點擊右下角的「恢復到電腦」即可。
二.果師兄App
如果你動手能力不強,或者完全是個電腦小白,也可以直接在專業人員的幫助下進行恢復。果師兄APP可以找回誤刪除數據,包括通訊錄、備忘錄、微信、照片視頻等數據。
1、蘋果用戶可以直接在APP store搜索果師兄
2、下載安裝後選擇裡面的【微信】預約下單,工程師接單後開始服務,我們添加果師兄APP訂單詳情頁的工程師QQ後,工程師將會利用雲端檢測工具、設備掃描等多種方式恢復手機數據,幫助我們找回丟失的數據~
三.卓師兄
下面這個方法適用於安卓微信數據丟失的情況,不管你是手殘黨誤刪了好友聊天對話框、或者清理微信時誤刪微信聊天記錄,那就試試下面的方法吧!
微信聊天記錄怎麼恢復?以上幾個恢復微信聊天記錄的方法大家都掌握了嗎?其實防止數據丟失最好的方法就是定期備份,因此小夥伴們在日常使用手機的過程中,記得備份好重要的數據喲!
5. 刑事案件貪污案可能會監聽家屬qq嗎
一、通信監聽屬於刑事訴訟法中技術偵查措施之一;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255條規定:「技術偵查措施是指由設區的市一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技術偵查的部門實施的記錄監控、行蹤監控、通信監控、場所監控等措施」。
二、監聽的對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與犯罪活動直接關聯的人員,家屬如果與犯罪活動無直接關聯,不屬於監聽的范圍。
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255條之規定,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對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與犯罪活動直接關聯的人員。
《刑事訴訟法》第148條之規定,採取技術偵查措施必須要在立案之後,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後,對於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 對通緝、逮捕的逃犯也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三、檢察機關有權決定針對重大貪污犯罪(10萬元以上)採取技術偵查措施,並交有關機關執行;
《人民檢察院訴訟規則》第263條之規定,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後,對於涉案數額在十萬元以上、採取其他方法難以收集證據的重大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交有關機關執行。
四、監聽的期限為3個月以內,特殊情形下可以延長。
《刑事訴訟法》第149條之規定,技術偵查的期限為三個月,自簽發之日起計算;對復雜、疑難案件,可以根據需要,報批准之後每次延長不超過三個月。總的來說,技術偵查措施一般情況下期限為三個月,但是對於復雜、疑難案件,可以在此基礎上延長,每次延長不超過三個月,且每次都必須報批准。
五、qq屬於通信軟體,自然也可以對實施通信監聽。
6. 法院一般是怎樣立案的!
1、法院的抄立案程序是,原告到襲法院起訴,法院受理後,依法向你送達起訴狀和答辯狀、開庭傳票。
2、你作為被告,不要著急,原告和被告的權利和義務是平等的,你應該積極應訴,反駁原告的訴訟請求,依法對原告的主張進行舉證,你的權利會依法得到保護的!
7. 新刑事訴訟法關於技術偵查的措施包括什麼
1、 新的刑事訴訟法中對於刑事技術偵查,首先就規定了針對哪些類型的犯罪,依照何程序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第一百四十八條
公安機關在立案後,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檢察院在立案後,對於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
追捕被通緝或者批准、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經過批准,可以採取追捕所必需的技術偵查措施。
2、刑事訴訟法著重強調了要嚴格按照審批的技術措施進行偵查,及偵查獲得的材料只能用於對犯罪的偵查、起訴和審判
第一百五十條
採取技術偵查措施,必須嚴格按照批準的措施種類、適用對象和期限執行。
偵查人員對採取技術偵查措施過程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應當保密;對採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與案件無關的材料,必須及時銷毀。
採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材料,只能用於對犯罪的偵查、起訴和審判,不得用於其他用途。
公安機關依法採取技術偵查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並對有關情況予以保密。
3、基於科技技術的不斷發展及偵查保密的需要,刑事訴訟法並沒有詳細列舉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技術名稱
8. 刑偵,技偵,網偵,經偵是什麼
1、刑偵一般指刑事偵查
刑事偵查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對已經立案的案件,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證據,證實犯罪、査獲犯罪人及在偵査中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必要的強制措施的訴訟活動。
2、技偵即技術偵查,一般指刑事偵查技術
刑事偵查技術是刑事偵查與刑事科學技術的簡稱。
刑事偵查指研究犯罪和抓捕罪犯的各種方法的總和。 刑事偵查員力求查明罪犯使用的方法、犯罪的動機和罪犯本人的身份,以及查明被害人的身份,同時還可能要尋找和詢問證人。
3、網偵即網路偵查
使用技術手段,突破偵察對象計算機信息網路安全防護機制,深入其內部網路、專用網路,並進入信息系統,從中獲取情報的偵察。主要特點是偵察方便、快捷,所獲情報內容豐富,有的機密性較高。
4、經偵
經濟犯罪偵察警察的簡稱。工作就是對金融犯罪、經濟詐騙等各類經濟犯罪案件進行偵查,為破獲經濟犯罪案件提供有力依據,從而保護國家和公民的財產安全
(8)刑事訴訟法技偵法條擴展閱讀:
相關概念:補充偵查
補充偵查,是指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在原有偵查工作的基礎上進行補充收集證據的一種偵查活動。補充偵查並不是每個案件都必須進行的活動,它只適用於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者遺漏罪行、遺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的案件。補充偵查由人民檢察院決定,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實施。
補充偵查,並不是每一個刑事案件都必須經過的訴訟程序,它只適用於沒有完成原有偵查任務,部分事實、情節尚未查明的某些刑事案件。因此,正確、及時進行補充偵查,對於公、檢、法三機關查清犯罪,防止和糾正在訴訟過程中可能發生或已經發生的錯誤和疏漏,保證不枉不縱、不錯不漏,准確適用國家法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