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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行政法的一種救濟手段

發布時間: 2021-01-09 19:50:45

行政法的救濟途徑有哪些

我國目前的行政救濟途徑主要有:
(1)監察救濟。相對人就行政侵權行為向政府系統的行政監察部門申訴,請求救濟。 這種救濟途徑,相對人只能就行政違法、侵權的行政工作人員請求為之一定處理,如行政紀律處分,監察機關同樣不能直接撤銷、變更一個具體行政行為,也不能裁決予以賠償,此種救濟屬於行政系統內部的救濟。
(2)立法救濟。相對人就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侵權行為,向人民代表大會申訴,請求救濟。但是權力機關對行政機關的監督,只限於重大決策和立法活動,是對抽象行政行為的監督,對具體行政行為的監督較少。對於行政機關的重大行政政策的失誤或立法與憲法、法律抵觸,可以撤銷或改變,或責令行政機關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對於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或不當造成的損害,相對人一般只能採用其他救濟途徑,請求救濟。
(3)復議救濟。復議救濟相對於法院救濟而言,可稱作行政上的救濟,法院救濟可稱為訴訟救濟或司法救濟。復議救濟是指相對人認為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向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上一級行政機關或其設置的專門機構申訴,請求救濟。復議救濟是功能較完備的救濟途徑,復議機關在查明事實、判明責任的基礎上,可以撤銷一個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使其違法行為效力消滅,恢復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可以變更一個不當的行政行為,使相對人獲得合理的權益或消除相對人所承擔的不合理的義務,使具體行政行為對相對人的影響恢復正常;可以責令行政機關就損害後進行經濟賠償,使相對人的物質損失或精神損害獲得補救。
(4)訴訟救濟。訴訟救濟是指相對人認為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由人民法院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審查,違法行駛為予以撤銷,造成損害者判令賠償的救濟途徑。法院可以運用諸多的救濟手段,使相對人受到損害的權益得到恢復和補救。如判決撤銷違法的行政行為,判決變更不當的行政行為,判令行政機關行政機關履行法定職責和判令行政機關予以賠償等。 應該指出的是,在行政救濟中,還有一種很重要的行政賠償救濟。但是,它在我國不是一種獨立存在的救濟途徑,因為我國立法並未設立一種專門的賠償救濟機關,賠償救濟的取得,可以通過復議救濟途徑,也可以通過訴訟救濟途徑。因此,目前的賠償救濟只以一種救濟手段而存在。

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區別

一、經濟法與經濟行政法之間的區別

(一) 兩者規范的權力不同

經濟法規范的是國家主權對個體經濟行為的干預,而經濟行政法規范的是經濟行政權對行政相對方經濟行為的干預。我國憲法對此作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15條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 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該條明確規定了國家依法對個體經濟行為的干預權,該法就是經濟法,該權就是主權。憲法第3章第8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該條明確規定了政府(狹義的)掌握的權力是行政權。主權和經濟行政權有本質區別。

第一,兩者歸屬主體不同。國家主權屬於一個國家全體人民。有的西方國家憲法明確規定國家主權在民。例如,《法蘭西共和國憲法》(1958年10月4日公布,1976年6月18日最後修改)第3條規定:「國家主權屬於人民,由人民通過其代表和通過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國家主權。任何一部分人民或者任何個人都不得擅自行使國家主權。」《日本國憲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序言部分這樣寫到:「日本國民通過正式選出的國會代表而行動,為了我們及我們的子孫,確保各國人民合作之成果及我國獲得自由之惠澤,決心根絕因政府行為而再度釀成戰禍,茲宣布主權屬於國民,並確定本憲法。」有的西方國家憲法雖然沒有明確規定國家主權在民,但可以從表述中推理出這個結論。《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序言規定:「我們,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這一部憲法。」既然憲法由人民制定,憲法所賦予的各項權力必然來源於人民。我國憲法第2條也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而經濟行政權屬於法律法規授權的具體的經濟行政機關或其他組織。 例如,在我國現階段,關稅的徵收權就屬於海關,其他機關和組織都不能行使關稅徵收權,即使國務院也不能直接徵收關稅。

第二,兩者受制的法律種類不同。國家主權受國際法和憲法規制。在國際范圍內,國家主權受國際法規制。經濟全球化導致一些有關經濟、環保、人權、宇宙空間以及國際犯罪等共同問題,單靠一個國家無力解決,於是,國家之間簽訂了許多國際合作的條約和協定,為了保證獲得國際合作和有效地解決問題,國家就必須遵守這些條約和協定。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所說:「國家主權,從它的最根本的意義上來說,正在全球化和國際合作的影響下被重新定義。……我們對國家主權的概念已經不在與過去一樣了。」在國內,國家主權受憲法規制。憲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對客觀上已經形成的民主事實的法律確認。」憲法規定了國家的權力和公民的權利,相對應的也規定了國家和公民的義務。國家可以按照憲法的規定行使權力,但同時也必須按照憲法的規定履行義務。而經濟行政權除了要受國際法和憲法規制之外,還要受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規制。

第三,兩者的可分性不同。國家主權是抽象的,具有不可分性。而經濟行政權具有可分性。經濟行政權只是國家行政權的一部分。不同的經濟行政權由不同的行政主體行使。例如,征稅權由征稅機關行使,產品質量的監督權由國家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檢疫局行使。而且,同樣一種經濟行政權還可以由不同的機關來行使。例如,中國征稅機關有三個:海關負責徵收關稅,財政機關主要負責徵收農業稅和契稅,除此之外的其他大部分稅由稅務局負責徵收。

第四,兩者的地位不同。國家主權是一個國家內的最高權力,在我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來行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其他國家機關都由它產生,受它監督,對它負責。而經濟行政權作為行政權的一部分來源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監督,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

第五,兩者適用的地域不同。國家主權適用於一切國家領土。而經濟行政權按照行使的主體不同,適用的地域不同。中央行政機關的經濟行政權適用於一切國家領土,而地方行政機關的經濟行政權只能適用於國家領土的一部分。

綜上,國家干預經濟是國家主權的運用,而不是行政權的作用。所以,王文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本質是公權力(行政權)的作用」的結論是將主權和行政權混同了。

(二)兩者調整的社會關系性質不同

雖然經濟法學界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表述存在分歧,但在國家是主體一方這個問題上基本達成了一致意見。例如,徐傑教授倡導的國家管理和協調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對經濟運行進行管理和協調的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楊紫烜教授主張的經濟協調關系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協調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李昌麒教授提出的需要干預經濟關系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漆多俊教授倡導的國家調節關系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國家運用主權干預經濟形成的社會關系是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和政府運用行政權干預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經濟行政管理關系有本質區別。

第一,兩者主體不同。國家干預經濟關系主體中的個體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主體中的行政相對方的范圍一致,但國家干預經濟關系主體中的國家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主體中的行政主體有根本區別。經濟行政主體包括財政機關、稅務機關、海關、環保機關、質量檢驗檢疫機關、工商機關等政府機關以及法律授權的其他執法機關。一般來說,經濟行政主體只是政府的一部分,而且是狹義政府的一部分。狹義的政府僅指國家的行政機關,廣義的政府除了包括行政機關外,還包括其他國家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我國的國家機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組成的權力機關、國家主席、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成的行政機關、中央軍事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組成。國家機構就是廣義上的政府。國家是包括廣義的政府的一個組織體。

國家與狹義的政府不同。(1)兩者產生方式不同。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斗爭的產物。恩格斯對國家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之內;這種從社會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及其他革命階級戰勝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產物。而政府是國家實現其職能的工具,依附於國家,在正常狀態下,它的產生方式同國家採取的政體有關。例如,在君主制國家,政府由君主指派產生;而在民主制國家,政府由民主選舉產生。在非正常狀態下,政府還有可能通過政變產生。在我國,政府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2)兩者持續的時間不同。國傢具有恆久性。一個國家在存續時間上並無限制,只要不被吞並消滅,它就會持續存在。而政府則不然。以民主制國家為例。政府皆有任期,由選舉來決定政府的輪替。(3)兩者所享受的權力不同。國家是一個抽象的人群集合體,它享受的權力是抽象的主權。在民主制國家,主權在於全體人民,無法轉移。而政府享受的權力是行政權力,來自國家主權的賦予並且受到主許可權制,且有一定的行使范圍,可以隨著政府的更迭而轉移。(4)國家有領土疆域的固定性,而政府則無此局限性。國家的成立以一定的領土為要件,此領土可以分割或讓與他國,甚至,同一領土可以分割成兩個國家。但無論採取哪一種方式,國家能夠宣示主權的范圍是其擁有的領土范圍。而政府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可以移動。只要該國人民同意,它可以在國家內的城市之間移動,在戰爭期間,外國入侵或領土被佔領時,政府還可以移至它國,組成流亡政府。

國家干預經濟不同於政府幹預經濟。國家干預經濟是主權的作用,設定的是個體的經濟行為模式,為了保證個體依法經營,就要有具體的行政主體來執法,這時就是政府幹預經濟,是行政權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6條規定:「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不得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該條體現的主體是國家和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國家禁止其實施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的行為。當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實施了國家禁止的行為時,該法第23條規定:「 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的,省級或者設區的市的監督檢查部門應當責令停止違法行為,可以根據情節處以5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 該條體現的主體是國家授權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設的公平交易局和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公平交易局作為行政主體有權在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實施違法行為時對其進行行政處罰。

第二, 兩者產生時間不同。在法治國家,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先產生,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後產生。以中國遺產稅的徵收為例。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民營經濟也日益發展,民營企業家越來越多,民營企業家的財富也越來越多,再加上歌星、舞星、律師、職業經理人等高收入職業,出現了高收入群體,為了調節社會貧富差距和增加財政收入,有學者和實務工作者提出徵收遺產稅。在遺產稅法沒有頒布施行之前,稅務機關不可能徵收遺產稅。只有當遺產稅頒布施行,產生了國家和遺產稅納稅義務人之間的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時,才可能產生稅務機關依照遺產稅法和具體的遺產稅納稅人之間形成稅收徵收關系。

第三, 兩者消滅的邏輯順序不同。在法治國家,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在時間上應當是同時消滅,但在邏輯順序上,應當是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先消滅,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後消滅。以農業稅的徵收為例。國家在沒有宣布廢止之前,負責征稅的財政機關就不能不征稅。只有當國家宣布廢止時,負責征稅的財政機關才能停止征稅。

第四, 兩者的抽象性不同。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是國家和不特定的個體之間形成的抽象性的關系。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有抽象性的關系和具體性的關系。當經濟行政管理機關為了有效地執行經濟法而實施行政立法行為和制訂其他行政規范(或稱為其他規范性文件)時,形成的是經濟行政主體和不特定的行政相對方之間的關系,具有抽象性。這只是經濟行政管理關系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是經濟行政主體和特定的行政相對方形成的關系,是具體的關系。因為法律的生命在於執行,在於落實。不管是廣義的法律,還是行政規范,最終都由經濟行政主體落實到具體的行政相對方身上。

第五, 兩者的穩定性不同。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是穩定的,只要國家通過了相關經濟法,規范了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法律沒有被修改之前,關系不會發生改變。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具有變動性。(1)法律明確授權地方可以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而制訂具體的實施條例,從而使不同地方的經濟行政關系體現出差異性;(2)根據法律的授權,一個地方可以根據不同時期的不同情勢,執行不同的標准;(3)不同的執法人員對法律的理解不同,在執法過程中會體現出差異性;(4)有的行政主體和執法人員是依法執法,而有的行政主體和執法人員是違法執法,也會造成差異。

根據上述分析,王文的「凡基於國家公權力(行政權)作用所形成的社會關系本質上皆屬於行政關系,為行政法的調整對象」的結論本身成立,但以此認定經濟法的調整對象也是行政關系不能接受。

(三)兩者的法律行為的性質不同

王文認為:「如果將經濟手段理解為國家運用經濟杠桿間接調節經濟活動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為國家運用行政權直接作用於管理對象的手段話,那麼,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僅是行政權作用於經濟活動的不同方式,它們都屬於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屬性上它們都屬於行政法律行為,其中頒布規范性文件、制定產業政策和經濟計劃、調節產業結構、稅收、利率、匯率、價格的決定等宏觀調控措施(經濟手段)在法律屬性上為抽象行政行為,而行政許可、行政徵收、行政檢查、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處罰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則為具體行政行為。所以,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只不過是行政法律行為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王文認為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行政法律行為表現形式的結論可以接受,但王文將行政主體運用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干預經濟的方式等同於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不能接受。經濟法學界雖然在經濟法范圍的界定上存在分歧,但在有的方面已經取得一致意見,都認為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屬於經濟法范圍。筆者下面就以市場管理法為例來具體分析國家主權干預經濟的方式和國家行政權干預經濟的方式的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到第15條規定欺騙性市場交易行為、商業賄賂行為、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行為、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等11種行為是不正當競爭行為,目的是為了保證市場競爭機制的正常運行,屬於國家主權干預經濟方式之一:禁止個體實施損害市場競爭機制正常運行的行為。為了保證國家的干預能夠實現,該法第16條到19條賦予了執法機關工商管理局的監督檢查權,第21條到第30條賦予了執法機關工商管理局的行政處罰權。 行政主體執行反不正當競爭法時可以制定規范性文件,這個任務主要由有行政立法權的機關來擔當;也可以採取行政強制和行政處罰措施,這個任務主要由沒有行政立法權的機關來完成。例如,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為了貫徹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制定了《關於禁止有獎銷售活動中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關於禁止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若干規定》等這樣一些規范性文件,制定這些規范性文件的目的是為了將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進行具體化,同時規定具體的處理程序和方法,指導各級工商機關有效地執法。各級工商機關在執法的過程中要對具體的違法行為進行處理時,所作出的行政決定書必須註明授權其進行執法的條文。例如,如果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查處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時,行政處罰的決定書必須寫明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1條對違法經營者進行處罰。

通過上述實證分析,從理論上我們可以分析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與經濟行政法律行為兩者之間的區別。

第一, 兩者主體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主體是國家,經濟行政法律行為的主體是經濟行政主體。

第二, 兩者法律後果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後果是設定了個體的經濟行為義務,是抽象的,不針對具體的個體。而經濟行政法律行為中的抽象行政行為的後果一般是將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設定的義務具體化。經濟行政法律行為中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後果是將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設定的義務落實到個體身上,針對具體的行政相對方。

第三, 兩者表現形式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表現是設定市場主體不得實施的行為。而經濟行政法律行為的表現是將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結果具體化的抽象行政行為和落實到具體行政相對方身上的具體行政行為。

第四, 兩者責任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如果有錯誤,給個體造成了損害,在我國目前現階段不需要承擔責任。而經濟行政法律行為如果違反了法律的規定,給行政相對人造成了損害,實施違法行為的行政主體要作為賠償義務機關承擔賠償責任,國家還可以向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實施違法行為的公務人員追償。

(四)兩者涉及的救濟途徑不同

王文認為「在經濟管理活動過程中,凡行政權的行使所引起的爭議都屬於行政爭議,都只能通過行政救濟途徑解決」。這個結論本身就不能接受,王文以此推論經濟法沒有相應的救濟途徑的觀點就更不能接受。

在我國現階段,只有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三大訴訟制度,還沒有建立憲法訴訟制度,所以,我國學者在考慮權利救濟途徑時往往遺漏了憲法救濟途徑。行使行政權引發的爭議的救濟途徑並不是只有行政救濟途徑。因為行政權的行使所引起的爭議並不都是行政爭議,而是分成兩種,一種是憲事爭議,一種是行政爭議。行使行政權在兩種情況下可以引發憲事爭議:一是當擁有行政立法權的行政機關制訂的法規、規章,發布的決定和命令損害了行政相對方的憲法基本權利時;二是當政府首腦、內閣部長以及其他高級官員越權或濫用權力而違反憲法時。當然,行使行政權在一般情況下引發的是行政爭議,通過行政途徑來救濟。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目前雖然沒有建立憲法訴訟,但並不等於我國沒有憲法救濟的途徑。我國憲法第62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第67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第89條規定: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各部、各委員會發布的不適當的命令、指示和規章」、「改變或者撤銷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第99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第104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本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撤銷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不適當的決議」。當個體認為自己的權利受到了損害,而不能通過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獲得救濟時,可以向有關的國家機關提起撤銷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章、決定和命令等。令人遺憾的是,我國憲法沒有規定具體的程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在憲法的基礎上進行了完善,初步建立了較具操作性的違憲審查機制。該法第88條規定了改變或者撤銷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的許可權:「(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它的常務委員會制定的不適當的法律,有權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的違背憲法和本法第66條第2款規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有權撤銷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有權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的違背憲法和本法第66條第2款規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第91條規定了憲法監督的程序。

當個體認為國家干預經濟行為不符合憲法,要想不受經濟法約束,除非提出證據證明經濟法的規定違反了憲法,侵害了其憲法基本權利,只能通過憲法救濟途徑來進行救濟,而不可能通過行政訴訟來進行救濟。例如,上引反不正當競爭法第6條規定:禁止公用企業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公用企業如果認為依據憲法它有許可權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它要想實施這樣的行為,而不受處罰,就可以通過提起憲法訴訟,要求有權機關宣布該規定違憲,使其無效。在該規定沒有被宣布違憲無效之前,執法機關有權依據該規定對一個涉嫌實施了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公用企業進行行政處罰,該公用企業如果認為自己沒有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就可以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在於公用企業是否實施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而不可能就公用企業依據憲法是否有權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禁止實施的行為展開爭論。在我國目前現階段,在憲法訴訟制度還沒有建立的情況下,可以按照憲法和立法法建立的憲法監督制度尋求救濟。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知,經濟法的救濟途徑是憲法救濟途徑,而經濟行政法的救濟途徑包括憲法救濟途徑和行政救濟途徑。

③ 行政合同糾紛通常通過行政法的救濟途徑解決是什麼意思

您好,這句話的意思主要是說行政合同糾紛一般通過行政復議或這是行政訴訟進行解決。行政復議是向其主管部門或上一級政府申請。行政訴訟是通過向法院起訴要求判決所請的一種司法救濟途徑。

④ 1. [單選題] 一般行政法不包括()A.行政組織法 B.行政行為法 C.工商行政法 D.行政救濟

C工商行政法。工商行政法是特殊行政法,

⑤ 行政強製法8條包含了行政法的什麼原則

平衡原則、比例原則、行政強製法定原則、教育與強制相結合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和救濟原則。

⑥ 行政法及時救濟原則

哪本書里有這個原則?我是第一次聽說。學者觀點不同所以最好還是說清楚來源比較好。

⑦ 行政法的實體性原則

有5個,依法行政原則、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越權無效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比例原則,這是高教版行政法書上的答案。

⑧ 論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論文摘要]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指指導和規制行政法的立法、執法以及指導、規制行政行為的實施和行政爭議的處理的基礎性規范。行政法基本原則貫穿於行政法具體規范之中,同時又高於行政法具體規范,是在行政法調控行政權的長時期中形成的,體現行政法基本價值觀念,是整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貫穿於整個行政法的主導思想和核心觀念,是行政法的靈魂。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指導和統率具體行政法律規范,並要求所有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在行政管理中必須遵循的基本准則。行政法基本原則對行政法的制定、實施等全部活動過程具有「指導」作用。「指導」作用是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據此,本文認為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為:合法性原則、民主性原則、及時救濟原則和統一原則。

關於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歸納起來無外乎下列四種:一是指導行政法制定、執行、遵守以及解決行政爭議的基本准則,是整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貫穿於整個行政法的主導思想和核心觀念;二是貫穿行政法之中,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等活動的基本准則,它是人們對行政法規范的精神實質的概括,反映著行政法的價值和目的所在;三是貫穿行政法律規范之中,指導行政權的獲得、行使及對其監督的基本准則,也是揭示行政法基本特徵並將其與其他部門法區別開來的主要標志;四是只貫穿於行政法始終,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的基本准則或原理,是行政法精神實質的體現,是行政法律規范或規則存在的基礎。這四種不同的定義體現了學者們對行政法基本原則認識的逐步深化,也體現了其所依據的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同時,上述四種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都包含了相同的含義,即對行政法制定、實施等全部活動具有指導作用。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功能中,其「指導」作用才是最根本的,才是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行政法基本藉以建立和展開的基礎。
基於此,筆者認為我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應為:合法性原則、民主性原則、及時救濟原則和統一原則。
一、合法性原則
對此原則有學者稱之為行政法治原則,並大都認為這一原則要求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強調依法行政是行政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存在的最根本性原則,也是行政法與其他部門法區別的主要標志,它是貫穿行政權力過程始終,是指導、規范行政權利運作的基本准則。首先,行政合理性問題應屬合法性原則的一個方面,理由如下: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則,有學者認為又稱公正、公平原則,是行政法基本原則之一。它要求行政主體行使權利應當客觀、適度、符合理性。學者們把行政合理性原則作為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前提是,行政活動千變萬化,錯綜復雜,行政法律規范不可能對每一種權利的每個具體方面都規定的細致入微,必然會有遺漏,特別在變動性很強,行政法律規范永遠也不可能趕上每個變化,因此,法律規范必須留給權利行使的自由空間,即行政自由裁量權。行政機關形勢行政權力,必須對行為的方式、范圍、種類、幅度享有一定的選擇權。正是由於自由裁量權的存在,所以要求行政權力主體在法定范圍內盡可能合理、適當地做出行政決定,採取行政措施,即行使行政權力時應適度,符合理性,符合行政法的目的,歸納為一點,即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實質。法律共同的基本價值追求為自由、平等、正義、程序、效率等,行政法的精神實質應是對法律基本價值的一種反映、體現。那麼,行政法精神實質就在於保護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益,維護平等,追求正義,確保行政秩序穩定,並保證行政管理的高效率。行政法基本原則就應全面體現行政法的這種精神實質。同時,直接實用性應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特徵之一。故此,在行政法具體規范有所遺漏之下,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仍應嚴格地依據行政法的基本原則行使,也即仍是嚴格依法行政,此合理性原則應屬合法性原則之列。第二,行政法的精神實質也包涵在行政法的規范之中,由行政法的規范得以具體體現。行政合理性原則其實也是要求行政主體依法行政,應屬於行政合法性原則的一個方面,是蘊含在行政法規范之中的。若因法律規范沒有以明確的文字形式表述其精神實質,就認為依此所謂行為為合理性之考慮,不為合法性行為,那麼,推而廣之,任何部門法都存在合理性行為問題,如刑法的量刑幅度,這豈不要求刑法基本原則也應有一合理性原則。因為刑法規范也不可能將各種犯罪行為一覽無遺地加以規定,而各種犯罪行為是多種多樣的,並隨社會進步,科技發展,犯罪手段與形式呈多樣化、復雜化。這顯然是違背立法初衷的。第三,合理性原則應當也必須包含在合法性原則之中,否則就不符合我國行政法追求「法治」的發展趨勢。「法治」應是行政法追求的主要目標,它要求法律的權威,削弱甚至消滅「人治」。如果合理性原則不是以合法為基本前提就違背了「法治」的基本要求。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也必須在行政法的規范內進行,它不是任意裁量,也應有一個依據,按照行政法規范規定的幅度、范圍行使自由裁量權,既然行政法已規定了相應的幅度、范圍,就只能依據這一范圍幅度進行,不能有任何超過范圍幅度的自由裁量權,這更應是嚴格依法行政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合理問題。只要嚴格依法,就能合法,也能合理。
其次,行政合法性原則除了強調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並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之外,該原則還應強調行政法關系中的相對人應對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依法進行配合、支持,並切實履行其行政法上的義務。理由為: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行政主體直接干預經濟、社會事務的范圍越來越小,而更多行政事務的管理、社會秩序的維護需要與行政相對人共同完成。合法性原則要求行政相對人對合法行政行為予以配合、支持,並積極地依法履行自己的行政義務,這樣就能很好地約束行政相對人,使之不會無理抗拒。同時,有利於保護其他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公共利益。故此,行政合法性原則不僅要求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嚴格依法和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實質,還應強調行政相對人在行政立法、行政執法等活動中要依法配合、支持的義務。
二、民主性原則
該原則要求一切與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力有關的活動都要實行民主,必須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採用適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方法。人民對事物的認識是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及裡,並隨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也應是如此。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認為行政民主原則是行政管理的組織原則范疇,沒有貫穿行政法律關系始終,這只是當時社會背景下的認識,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民主化程度總是越來越高,人們的民主、法制觀念逐步增強。我國行政法的發展趨勢是更趨民主化。「法治」也成為我國治國安邦的重要途徑。「法治」的第一要求便是有「良法」,何謂「良法」,其價值核心應是公正、平等,它要求立法、執法等都要講求民主,特別作為影響面廣的行政法,更需要充分的民主,因行政法無時無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切身利益,行政執法最容易侵害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故而,行政立法、執法等各種行政活動都較其他部門法更重民主。這一趨勢已被目前的法理所確認,如:我國的《行政處罰法》和《物價法》均規定了聽證制度。還有《立法法》也規定了行政法規、規章制定中的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等。在現實中,因為行政法不同於刑法具有嚴格的懲罰性;也不像民法所規定地位平等的當事人之間本就蘊含了民主因素,致使一直以來部分行政主體片面理解並認為,行政法就是管理法,是單方面要求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服從,而社會需要行政管理過程的充分民主,以求得行政相對人的配合與支持。這是一對矛盾且經常影響行政執法的效率與水平。這一矛盾的解決取決於行政主體及其執法人員的民主意識的進一步提高。要做到這一點,我們應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高度來認識民主的指導作用,將民主性作為我國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這無疑對我國行政法的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並在根本上扭轉部分行政主體的片面觀念,進一步提高行政執法的效率與水平。另外,現實中還有部分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認為行政民主沒有貫穿行政法律關系始終,這也過於片面,當今更重民主的社會,行政法律關系中當事人即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的各種行為無不從始自終強調民主,要求民主:首先,行政主體的行政立法行為,要求其舉行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這就要求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不僅是我國行政管理的組織原則,更是立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行政立法更應如此。其次,行政執法行為中,為了取得行政相對人的理解、支持、配合、信任,更應強調民主。這已在《行政處罰法》和《物價法》中得到體現。最後,在現實的行政立法、行政執法行為中,無不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民主原則,不能以單個利益違背整體利益、多數人利益。使行政相對人知曉其享有民主權利的同時,也明白民主的終極關懷為多數人的意見和利益。
民主性原則應作為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其中包含參與性原則、公開性原則,內容包括:(1)行政法規、規章的制定程序,除不宜公開外都應公開,充分徵求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必要時還得舉行立法聽證會、論證會和座談會的民主性形式。這樣做才能符合「法治」的前提要求,即有「良法」,使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行政法規范的調整涉及作為管理者的行政主體及被管理的行政相對人之間的行政權利和義務,該行政權利和義務與當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它是行政執法的依據和基礎,如果行政法內容不能充分體現民主,就不會確保人民群眾利益的切實維護,也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對行政管理行為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勢必影響行政管理的效率。只有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才能在行政執法中真正做到民主,更有效地實施對社會的管理。(2)公民有權要求政府提供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信息,回答有關咨詢,以便公民參加經濟和社會活動,對此,各行政主體應創造條件。這也是行政相對人積極參與各種社會管理活動,主動配合並履行其行政法義務的重要保障。(3)在做出具體影響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決定時,必須聽取相對人的意見,即建立聽證程序。(4)行政相對人應遵循民主程序的約束機制,在其充分行使民主權利的同時,當其私自、個別利益與意志與公共利益、多數人意志發生沖突時,其應讓位於公共利益及多數人利益,服從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積極支持、配合,並切實履行其行政法義務。
三、及時救濟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權影響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時,行政主體應始終確保行政相對人受損權益的及時恢復和補救。
行政法所追求的價值之一就是促進行政效率的提高,而行政效率除了講求時間、數量等量上的效率外,還應包括質的效率,亦即取得較好的社會效益,它要求得到行政相對人的心悅誠服並積極地予以協助。單純的強制服從是不能取得很好的效率的。若某一行政行為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的支持與協助,甚至認為侵害其合法權益,這就應給予行政相對人一定的救濟途徑。但行政救濟也應講求效率,盡快地解決爭議,否則也會影響整個行政效率的提高。而目前我國的現實是:無論是某一具體行政行為是否為明顯的違法與不當,都只能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來解決,這對於那些需要調查取證的違法不當不很明顯的具體行政行為來說是可行的、必要的,可對那些有明顯的違法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就顯得不必要而徒耗時間、人力、物力,無疑也導致行政效率低下,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還應把視線放在行政實體法本身上。要求行政主體在做出行政行為時,包括行政立法行為,始終有一套給予行政相對人及時救濟的機制,要建立這一機制,就應有一指導性原則給予概括或指導,這便是及時救濟原則,它要求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的整個過程中,始終以合法行為行使其獲得及時救濟的權利,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為此,才能做到行政法治。
行政法較其他部門法而言,其影響是最廣泛的,涉及到公民、法人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僅次於憲法,也正是這個道理。那麼,行政主體在各種行政行為中,最經常也最直接地影響甚至最有可能侵害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這是行政法及其實施過程中的特點。這樣,給權益受侵害的行政相對人一個及時救濟就尤顯重要,並且這種救濟應貫穿於行政法的始終,也體現了行政法的精神實質。及時救濟的原則要求建立行政糾錯制度,「對於行政行為特別是具體行政行為存在一般人都能以常理判斷為違法不當的,應有一個獨立於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制度之外的行政糾錯制度,並相應地在行政機構內部設立獨立辦案的行政糾錯機構,以經常性地對明顯違法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及時地修正,以盡快地恢復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提高行政效率」。同時,及時救濟原則是和合法性原則相輔相成的,共同保證行政法治的實現,並促使行政主體能及時主動地糾正錯誤,盡快地理順行政法律關系。
四、行政統一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國家行政權的實施必須統一,與國家行政管理有關的活動都必須統一協調,統一指揮,統一組織,統一規定。同時,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行為,並予以支持配合。
伴隨我國改革開放的展開和深入進行,行政事務及行政法律關系急劇增長,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部門法的地位在我國得到確立。在行政法學領域深入研究的展開以及行政法的實施、實踐取得一定成功並積累相應經驗的同時,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需要吸取一定的教訓。如:行政規章之間的矛盾問題及其繁雜無序問題;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執法行為的彼此沖突、矛盾和重合、重復等等;不同行政的相對人因同種或類似的違法行為卻受到行政機關不同的處罰決定,皆因依據不同的行政法規及規章,使其不能申辯,獲得及時救濟,等等。「法治」時代,就是要求事事皆有法可依,特別是涉及人們切身利益的行政事務的管理,都要於法有據。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行為應密切配合、彼此協調,行政相對人的同種行為應同等對待。所有這些都有賴於行政統一性原則的指導。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和行政守法都應遵循這一原則,具體有五個要求:
一是理順現有行政法規之間、行政規章之間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消除彼此沖突的地方,並在以後的行政立法中始終本著統一的要求,實行行政立法程序的統一化,確保我國行政法律規范體系的統一和協調(如我國已經頒布的《立法法》)。
二是要求行政法能盡其涵蓋力,應根據國家行政事務不斷發展變化及其趨勢,及時將新生的乃至今後可能產生的行政事務統一由行政法規加以規定,使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協調、一致、統一(當然,這還依賴於一定的立法技術性規定)。
三是要求實行行政程序統一化。盡快制定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使各種行政行為的程序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不致行政行為之間前後矛盾和沖突。不同的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必須統一、一致不應彼此矛盾、相互沖突。
四是要求國家行政機關及其機構設置應以職能為依據,以統一精簡為原則,在一定行政區域內的國家行政機關各個機構要形成一個完整統一的整體,防止機構重疊,職能重復,相互推委扯皮,防止政出多門,朝令夕改;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職位、職權、工資、任免、獎懲、選舉、退休等等都要有統一的規定,以便使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管理走上統一的法治軌道。
五是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同時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使同一行政主體的前後行為及不同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行為的協調一致,促進我國行政法治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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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下列屬於行政法調查對象的是

下列屬於行政法調查對象的是(A)行政關系與監督行政關系。

行政法調整對象的行政關系主要包括四類:(1)行政管理關系、(2)行政法制監督關系、(3)行政救濟關系、(4)內部行政關系。

行政法由規范行政主體和行政權設定的行政組織法、規范行政權行使的行政行為法、規范行政權運行程序的行政程序法、規范行政權監督的行政監督法和行政救濟法等部分組成。其重心是控制和規范行政權,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9)什麼是行政法的一種救濟手段擴展閱讀:

行政法調查對象是行政關系。所謂行政關系是指行政主體行使行政職能和接受行政法制監督而與行政相對人、行政法制監督主體發生的各種關系,以及行政主體內部發生的各種關系。行政關系以行政職權為核心,只有與行政職權的行使直接或間接發生聯系的社會關系才是行政關系。

行政關系主要包括以下四類:

1. 管理與服務,行政主體在管理關系中佔主導地位;因行使行政職權而引起的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具有不平等性。這是行政關系中最主要和最基礎的一種關系。

2. 法制監督,行政法制監督關系是監督主體在對行政主體、國家公務員和其他行政執法組織、人員進行監督時發生的各種關系。

3.救濟,行政救濟關系是行政相對人認為其權益受到行政主體作出的行政行為的侵犯,向行政救濟主體申請救濟,行政救濟主體對其申請予以審查,作出向相對人提供或不提供救濟的決定而發生的各種關系。

4. 內部行政。

⑩ 行政法律關系為什麼不屬於行政法調整的對象請稍微詳細些或舉例說明。謝謝!

行政法調整的對象主要是行政管理關系、行政法制監督關系、行政救濟關系、版內部行政關系。權行政關系和行政法律關系的差別在於,行政法調整的是行政關系,但由此而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是行政法律關系。

行政法律關系,是指受行政法律規范調控的因行政活動(權利活動和非權利活動)而形成或產生(引發)的各種權利義務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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