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前後對比

❶ 自考刑事訴訟教材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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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陳光中第六版搜凳纖和第五版區別大嗎刑事訴訟法陳光中主編第五版在第四版的基礎上，吸收了根據2012年《刑事訴訟法》而修改公布的法院、檢察院及公安部三家的相關司法解釋以及自新法實施後的實踐經驗，對教材進行了進一步的修訂，使教材更適於在教學中使用。第三版是09
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改革是更多的是要借鑒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邢訟法制度其次，從比較法角度上考察，西方國家的證據補強規則與我國基本證據規則相接近，但兩者的規定卻有一定的差別。從繼承關繫上看，證據補強規則並不能推導出孤證不能定案。
1、從傳承上看，在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一般規定對於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自願自白，不需要補強粗悄證據，直接可以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使用；而對於法庭外的自白則需要進行補強。在大陸法系國家，則一般要求無論是法庭上的自白還是法庭外的自白，都需要補強證據。[3]我國刑事訴訟法實際上是繼承了大陸法系的相關規定。而大陸法系中並沒有規定孤證不能定罪的規則，也沒人認為能從證據補強規則中推導出該規則。
2、從證據補強的原因來看，不管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雖然證據補強規則具體規定有所差別，但是規定證據補強規則的原因基本相同，都是考慮到被告人的身心容易受到審訊人員的強制，其口供的可信性較低，所以需要其世仿他證據給予補強，以擔保口供的真實性。而其他證據則不存在著這方面的原因，因此一般不要求進行特殊的補強。
3、從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對證據補強作不同要求的原因來看，兩者的規定之所以有差別，與其庭審制度有一定的關系。英美法系國家中,審判制度程序復雜,定罪相對來說較為困難,庭審效率不高，但其庭審的對抗性強，被告人的防禦非常充分,在法庭上作出供述的自願性能夠得到充分保證，因此在法庭上僅有供述也能定罪,沒有必要再另行通過特別規則予以保護，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庭審效率低下的問題。如美國的訴辯交易制度，檢察官只要得到了被告人自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進行辯訴交易，法官只要認定被告人自白是自願作出的，就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採納辯訴交易協議並作出判決，快速地解決了近90%的刑事案件，大大提高了訴訟效率。[4]而大陸法系的庭審程序相對來說更注重於探明事實真相，法官在法庭上有主動調查的傾向，其中立性沒有英美法系法官超然，整個訴訟程序相對簡約而有效率，控訴有力，但被告人防禦能力相對不足，因此就有必要對被告人的口供，包括在法庭上的口供，進行特殊的制約，以加強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從而減少冤案發生的可能性。
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在很多方面借鑒了英美法系的做法，特別是庭審制度改革，呈從職權式轉為抗辯式的傾向。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僅針對被告人口供，被告人是審判階段的特殊稱謂，而在其他法條中，都是同時使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因此從字面上理解，應當是特指被告人口供需要補強。但實踐中，該條文並不僅僅在審判階段使用，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一樣運用。筆者認為這種做法，一方面是因為審判起著指導偵查和審查起訴方向的作用，偵查和審查起訴工作必然要考慮法院能否作有罪判決的情況；另一方面，雖然在條文上對庭審方式做出了改革，但從實際效果上來看，我國的庭審對抗性不但跟英美法系差距很大，就是跟大陸法系比也遠不如，因此適用大陸法系的證據補強制度更符合我國的司法實際。
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諸多誤區導致了定罪量刑的相對困難，究其原因固然有司法實踐和理論脫節的因素，但其根源還是來自於我國刑事訴訟證據的證明標准。
誠然，我國證據制度對形式合法性要求比不上西方國家，但是對證據真實性的追求卻並非如此。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三款等條文的規定，足以說明我國的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證據確實充分。要求定案的證據確實充分，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真理。但是「確實充分」應當說只是一個一般性、總體性、政策性要求，而不是具有規范意義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要求。[9]
為解決缺乏標准性和操作性的問題，司法實踐中人們不得不提出一些具體的、比較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和標准。不管是持「客觀真實說」還是持「法律真實說」觀點，學術界比較一致認可的，可以作為我國證據標準是「排他性」標准，即從證據的調查和運用上要排除一切矛盾，從運用證據對案件事實所得出的結論上，本結論必須是排除其他一切可能，而且是本案惟一的結論。有學者認為，排他性證明標准對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明確、具體。理由是:(1)作為定案根據的每一個證據必須具備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2)根據認識論的矛盾法則，全案的證據經過排列、組合、分析之後，必須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而達到每一個證據的前後一致，證據與證據之間一致，全案證據同案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和結果一致，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明體系；(3)作為證明對象的案件事實、情節均有相應的一定數量的證據加以證明；(4)全案證據所得出的結論是本案惟一的結論(具有排他性)。[10]筆者贊同此觀點，「排他性」證明標准強調絕對意義上的排他性，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唯一的結論。
不管是法律條文規定的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准，還是理論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均體現了我國在對待證明標准強調了對客觀真實的孜孜追求。而西方國家的刑事訴訟證明標准則更側重於作為標准基本要求——實用性。
在西方國家，證明標准有「高度蓋然性」、「排除合理懷疑」、「建立內心確信」等幾種主張[11],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排除合理懷疑」。「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准最早產生於18、19世紀的英美法系國家。除「排除合理懷疑」的表述以外,西方國家證明標准還有「建立內心確信」。這是法德等大陸法系國家著名的證據法原則「自由心證」的基本內容。可以說內心確信,就是刑事證明標準的正面表述。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與「建立內心確信」二者有明顯的同一性,突出表現在二者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建立內心確信,就意味著排除合理懷疑,反之亦然，一是證實主義，一是證偽主義。因此可以說,二者只是一個標準的兩個方面或者說是一項標準的兩種操作性表述。由於英美法原則的普遍化以及英美證據標准可能更具操作性,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證據標准具有普遍性趨勢。但不管是建立內心確信還是排除合理懷疑，都認為證據證明只能達到「最大程度的蓋然性」，至於這種蓋然性有多高，如果對這一標准進行量化，通說是在90%左右。正如英國《大不列顛網路全書》所稱：「由於取得證據的方法有顯著不同和區別，證據只能產生程度不同的蓋然性，而不會有哲學上的絕對真理的意義。」[12]
相比較而言，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我國刑事訴訟中的「排他性」標準的要求要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標准和內心確信標准要高，而非更低。排除合理懷疑與相對真實論緊密關聯，以此表述證明標准，雖然比「客觀真實」、「證據確實充分」等提法更為准確和更具可操作性，但在語義與語感上，顯出證明標准與證明要求的一種下降。[13]也有學者認為，雖然與西方國家一樣,我們也認為訴訟中認識的案件事實與客觀發生的案件事實通常是有差別的，但我們主張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更加嚴格。在現有的證明體系被打破之前，現有的證據內部必須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嚴密的證明體系,足以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也就是要求法官和陪審員在主觀上達到完全確信的程度,而不能滿足於僅達到90%的可能性。[14]換句話說，我國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是在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原則的要求下，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最終達到百分之百的相信，而西方國家的證明標准則不要求裁判者達到完全的確信,即並非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懷疑,而僅要求此種被排除的懷疑,必須能夠說出理由,擺出道理,經得起理性論證,而不是無故置疑,吹毛求疵。
筆者認為，從希望能減少冤案、錯案的角度出發，適度提高證明標准雖然有現實必要性，但當然這樣美好的願望，在現實中能否實現，那是很值得商榷的。畢竟個人的認識能力只能達到一定程度，並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能達到全知全覺，這是客觀現實，並不是你希望能達到就能達到的。當然，這更是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證明標準的提高必然導致很多案件因為達不到該標准而使很多嫌疑人被作無罪處理，而另一方面，因為證明標準的提高，而減少的冤案、錯案則是微乎其微的。所以這是一個利益權衡的結果。這一次，我們與其他制度的出發點正好相反，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選擇了側重保護人權，而西方國家側重了打擊犯罪。
根源於證據確實充分要求的排他性標准，在實踐中主要體現為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這些證明方法、手段因為其本身要求的相對嚴格性，所以這也是實踐中我們在辦理具體案件中對證據認定事實的要求更加嚴格的根源所在。
一個國家選擇被告人是否擁有沉默權，是一個利益衡量、價值選擇的過程，是以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有可能被侵犯為代價，換取更加有效的打擊犯罪，最終保護了大多數人不受犯罪的侵害；還是寧願放縱很多犯罪，使人們忍受可能更多的犯罪侵害，而來保護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不受侵犯。因此，沉默權制度是現代法制發展的必然方向。
一國的證據制度的選擇同樣也是如此。沉默權之所以能夠根植於西方法律制度之中且能夠有序地實施，除了依賴於西方價值觀念和訴訟理念支撐外，還有一系列配套的訴訟制度，得以保證刑事訴訟在被告人「不開口」的情況下，依然可以有效、順利地進行。我國與西方國家不同，在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平衡之間，用的是更加嚴厲的證據實體適用規則和標準的方式。而西方國家則普遍採取使用加強證據形式合法性等直接保護人權的方式，比如沉默權制度、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直接言詞原則等等，而對證據實體認定則在承認人的認識能力有限的前提下，進行了適度的放寬，從而有利於定罪。這是兩種不同的防止冤案發生的制度設計，都有其合理性。我們不可能也不合適在引進沉默權制度等來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制度的同時，繼續採用嚴格證據實體適用規則和標准。這樣的話，天平將完全傾向了保護人權一邊，平衡會將被打破，導致犯罪打擊不力的後果，我們只能二者相權選其一。
沉默權制度體現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將人當作手段的現代民權主義刑法思想，已經被絕大多數國家所採納，並被《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為不可保留的七項最基本人權之一。我國於1998年參加了該公約，批准該公約並付諸執行是履行國家承諾的必然要求，有助於體現我國信守承諾的國際形象。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人為本的理念也逐漸深入人心，使引進沉默權制度具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相對來說，沉默權制度的合理性遠超過其局限性，這也是被大多數國家認可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國的證據實務中嚴格把握證據事實認定關，卻具有很明顯的不合理性；相對更為嚴厲的證明標准，則有違特定人在某個時期對個別事物認識是有限的這一客觀事實，具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現實操作性差。所以，選擇沉默權制度相比較更具有合理性，也是我國法治發展和與國際接軌的必然。我國如選擇引進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沉默權制度，就要求我們不能堅持原有較為嚴厲的認定事實的證據制度，應該對證據制度進行一定改造。
1、降低證明標准，把證據確實充分改為排除合理懷疑。無論是學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還是實務中嚴格的把握事實認定的做法，其根源均在於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哲學意義的、不具有現實操作性的、理想主義的證據標准。將證明標准從百分之百的確信降低到90%的高度蓋然性，有利於維持因引進沉默權而被打破了的打擊犯罪與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之間的重新平衡。
2、改變審查證據主要方式，從審查與庭前書面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等方面轉變到由親歷而感受真實性上來。在筆者看來，對於被告人口供證據價值的不同定位，將直接影響人們對於沉默權的態度。如果一項訴訟制度不能擺脫對口供證據的迷戀和依附，那麼這個訴訟制度對於沉默權制度必然產生天然的恐懼和排斥。事實上，接受、確立沉默權制度後，完全可以通過證據制度的設置來降低口供證據的價值及對口供證據的不恰當期待，以改變依賴口供辦案的習慣做法。
3、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在立法方面應當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建立強制性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對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庭作證的例外情形，要列舉的方式嚴格加以限制，並明確規定證人非因法定事由拒不出庭作證是一種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應視其情節應給予相應的制裁；建立和完善證人及其家屬保護制度和司法救濟制度。對證人及其家屬在證人出庭時的人身權利和應享有的各種權益予以保障，特別是要規定對直接或變相打擊報復出庭證人的行為人，不論處於何種訴訟階段，均應當給予經濟、行政或法律的嚴厲制裁；明確證人作證經濟損失補償制度和獎勵制度。對於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證人，應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對因作證支出的費用和誤工費給予經濟補償，明確規定出庭作證的補償標准及實施辦法，由專職部門進行管理和分配，對積極作證的證人給予一定的榮譽和物質獎勵。
4、健全證據補強規則。明確補強的對象、補強范圍、補強內容等。對此可以借鑒日本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以及以此為參考的我國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確立的民事訴訟證據補強制度，對刑事證據補強規則可作如下規定：犯罪事實的認定必須有補強證據,而非犯罪事實,如前科、沒收、追征事由等無須補強;對於犯罪構成客觀要件事實的認定,必須具備補強證據;在犯罪事實中被告人與犯罪人同一的認定不需要補強證據;犯罪構成要件中的主觀要素,如故意、過失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對於非犯罪構成的事實,即犯罪阻卻事由不存在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及時收集證據能使律師更加充分地了解案件情況並有效發揮辯護職能。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1條規定:「主管當局有義務確保律師能有充分的時間查閱當局所擁有或管理的有關資料、檔案的文件,以便律師能向當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協助。」
在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訴訟結構之下,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是訴訟當事人,鑒於控訴方與辯護方實際力量的不平衡,英美法系國家普遍賦予辯護方充分的訴訟權利,並對偵查行為進行了一定限制,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有獨立收集證據的權利。在美國,被告人的律師幫助權被作為憲法性權利規定於《聯邦憲法第六修正案》和各州的憲法中,調查取證權是律師的基本權利之一。在「雙軌」制偵查模式下,雙方分別進行偵查,都可以調查案情和收集證據。由於雙方偵查能力對比懸殊,辯護方的調查往往只是控訴方調查的補充,其主要方式有:自行調查、②預審程序中的證據開示、③申請法院調取(保全)的證據、④特定偵查行為(如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在英國,辯護方在偵查階段獲取證據的方式主要有:證據開示制度、律師的調查取證權、⑤卷宗材料的閱卷權[1]。
在大陸法系傳統職權主義訴訟結構下,偵查職能由控訴方行使,辯護方與控訴方的訴訟地位並不完全平等。辯護方如認為存在證明被告無罪或罪輕的證據,只能請求偵控機關收集,而不能自行收集。隨著程序正義觀念的深入,職權主義訴訟結構在大多數國家逐漸被修正,這不同程度地強化了辯護方獲取證據的權利[2]。例如,《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階段辯護方獲得證據的主要方式有:「詢問證人及鑒定人時的在場權」(第157—159、170條)、「申請證據保全的請求權」(第179條);在法國預審程序中,律師可以在場聽取預審法官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辯護方可以向預審法官申請並參與司法鑒定、請求預審法官詢問證人以及進行新的調查,預審法官拒絕的,辯護方可請求上訴法院起訴審查庭復議[3];《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63條a規定了被指控者請求收集與其有利的證據的權利;辯護人也可以公民身份收集案件信息[4],辯護人可以勘驗犯罪現場、詢問證人、製作私人鑒定報告、請求被追訴者的親友行使證言拒絕權等[5];義大利法律規定在初期偵查期間,被調查者可以要求法官調取證言、進行鑒定或者司法實驗、組織辨認[6],2000年12月7日頒布的法律還確立了辯護方偵查的規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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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新刑法修訂了哪些內容

法律主觀：

1、將第二條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2、將第十四條第一款修改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刪去第二款。3、將第二十條修改為：「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刑事案件：「（一）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案件；4、將第三十一條修改為：「本章關於迴避的規定適用於書記員、翻譯人員和鑒定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規定要求迴避、申請復議。」5、將第三十三條修改為：「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被告人有權隨時委託辯護人。「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間要求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及時轉達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監護人、近親屬代為委託辯護人。6、將第三十四條修改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7、將第三十五條修改為：「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8、增加一條，作為第三十六條：「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9、將第三十六條改為二條，作為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修改為：「第三十七條辯護律師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上述案件，偵查機關應當事先通知看守所。「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關情況，提供法律咨詢等；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實有關證據。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辯護律師同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通信，適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規定。「第三十八條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10、增加二條，作為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第三十九條辯護人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未提交的，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第四十條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於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

❸ 法考主觀題比客觀題少的科目是哪幾科啊

法考包括客觀題考試和主觀題考試兩個部分。
（1） 客觀題考試共兩卷，即試卷版一、試卷二，每張試卷 100 道試題，權分值為 150 分，其中單項選擇
題 50 題、每題 1 分，多項選擇題和不定項選擇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兩張試卷總分為 300 分。
卷一考查科目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法理學、憲法、中國法律史、國際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職業道德、刑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卷二考查科目為：民法、知識產權法、商法、經濟法、環境資源法、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民事訴訟法（含仲裁製度）。
（2） 主觀題考試為一卷，包括案例分析題、法律文書題、論述題等題型，分值為 180 分。
主觀題考查科目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法理學、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含仲裁製度）、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職業道德。

❹ 曾春亮被判死刑，當庭表示不上訴，他為何有這下場

2021年1月11日，曾春亮涉嫌故意殺人、搶劫、盜竊一案宣判。宜春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數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曾春亮並未上訴。

曾春亮1976年出生，今年45歲，江西省樂安縣人，小學文化，沒有結婚，家中有兄弟姐妹六人。曾春亮的父母早早去世，他則常年在浙江打工。

但是，曾春亮的打工生涯幾乎一大半是在看守所里度過的。

2002年12月5日，曾春亮因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2007年6月19日調至江西省監獄管理局服刑，2009年8月8日刑滿釋放。

2012年6月13日，曾春亮又因盜竊罪被台州市公安局路橋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0日經台州市路橋區人民檢察院批准被逮捕。

2013年3月27日，曾春亮因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20000元。曾春亮服刑的浙江省金華監獄曾於2017年5月24日向法院提出給他減刑八個月的建議，後來法院裁定減刑七個月，這樣一來，他的刑期將會到2020年5月12日截止。

其次，在康家數次報警後，當地警方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即便是在抓捕階段，也沒有及時封鎖村莊，導致回村的扶貧幹部被害。試想一下，假如在第一次康家報警後，警方能及時做出反應，情況會不會有所變化？

再者，對曾春亮這一類社會邊緣群體，社會和政府相關部門應該要加強關注，他們很容易就走上極端。而且，對受害者來說，遇到這樣的案件，連民事賠償都很難爭取到。

如何避免更多的類似悲劇的發生，才是我們要更關注的社會問題！

❺ 法考和司考區別

法考是從司考變革而來，年由「國家司法考試」變為「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對於考生來說，這幾點應該變革注意：
一是報名資格。改革後規定「（五）具備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法學類本科學歷並獲得學士及以上學位；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非法學類本科及以上學歷，並獲得法律碩士、法學碩士及以上學位；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非法學類本科及以上學歷並獲得相應學位且從事法律工作滿三年。」簡單理解就是以實施辦法頒布時間（2018年4月28日）為分水嶺，
【實施辦法後入學的學生報名資格】
第一種：具備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法學類本科學歷並獲得學士及以上學位;
第二種：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非法學類本科及以上學歷,並獲得法律碩士、法學碩士及以上學位;
第三種：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非法學類本科及以上學歷並獲得相應學位且從事法律工作滿三年。
第四種：在一定時期內，對艱苦邊遠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應試人員，在報名學歷條件、考試合格標准等方面適當放寬。
 
【實施辦法頒布前（2018年4月28日）入學前的考生報名資格】
1.本辦法實施前已入學或者已取得相應學歷的高等學校法學類專業本科及以上學歷畢業生。
2.或者高等學校非法學類專業本科及以上學歷畢業生並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的,可以報名參加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
也就是說，2018年4月28日前入學的非法本都可以考。
2018年4月28日前注冊學籍的自考生、成人本科，都可以考。
都可以一直考，沒有期限限制。
放寬地區政策仍然實行。
二是需要報考的人。改革後規定「初任法官、初任檢察官，申請律師執業、公證員執業和初次擔任法律類仲裁員，以及行政機關中初次從事行政處罰決定審核、行政復議、行政裁決、法律顧問的公務員，應當通過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取得法律職業資格。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
三是考試方式。由一年一考變為一年兩考，分為客觀題考試和主觀題考試，客觀題通過後才有資格參加主觀題考試，考試間隔大概在一個月左右（具體以司法部公布的考試時間為准），客觀題成績兩年內有效，假如當年的主觀題成績不合格，下一年可以只考主觀題客觀題成績保留。

❻ 買賣同罪

近日， 這條新聞火爆網路。
對於涉嫌拐賣兒童罪的吳某某的處理，應該沒有任何問題。
但絕大多數人在表示不滿的是，對於買方父母的處理，要求「買賣同罪」。

這是一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年代，下面就從法律的角度說明幾點。

對於絕大部分罪名來說，買賣都是不能做相同評價的，比如有販賣毒品罪，但沒有購買毒品罪。這是因為「賣」比「買」對社會的危害性要更大，一旦從立法上規定買賣毒品同罪，則違反了 「罪刑相適應原則」 。

在《刑法》中，的確有「買賣同罪」的罪名，但屬於特例，比如非法買賣槍支彈葯罪。如果要求對於婦女、兒童的買賣也要同罪，那必然需要與非法買賣槍支彈葯罪的嚴重程度看齊，這依然違反 「罪刑相適應原則」 。

2015年發布的《刑法修正案（九）》，前後對比

同時，刑法第十二條規定了 「從舊兼從輕原則」

本案中，收買行為是2007年作出的——從舊
同時，《刑法修正案（九）》以前「不追究刑事責任」——從輕
綜上，就收買這一行為並不負刑事責任。

這點與本案可能無關，只是對該罪做補充說明。舉個例子，即使是依照現行《刑法》，假設對方騙你說這孩子是他自己生的，你去收買了該兒童，那你依然不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

注意採取的是「措施」，而不是「強制措施」。
根據《刑事訴訟法》，強制措施一般包括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等，對象一般是犯罪嫌疑人。

本案中，養父母並不是犯罪嫌疑人（目前而言），也就不適用強制措施，該做法也和第2點相吻合，因此沒有任何問題。

目前的採取措施，僅僅是為了查案。其內容大概率是採集筆錄、准備證人出庭，同時也在調查他們是否還有其他犯罪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