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行政法

『壹』 《大明律》是什麼

在中國封建法制史上，有兩部法律影響最大。一部是唐代的《唐律》；另一部是明朝的《大明律》。《大明律》是一部比唐律更加有所發展的封建法典。自稱「淮右布衣」、「起自寒微」的明太祖朱元璋，對封建法律制度的建設非常重視。朱元璋從元末戰亂中走過來，除了總結、借鑒歷史經驗教訓，他還親眼看到兩個活生生的事實：一個是元朝末年政治昏暗，「紀綱不立，主朱元璋像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致使天下大亂；另一個是與他爭奪天下的軍閥們，有的富庶，有的兵強，但因「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而成為歷史的過客。兩相對比，不能不使他深刻認識到立法定製的必要。明初，國家百廢待舉，政治形勢復雜。朱元璋說：「紀綱法度，為治之本」，必須做好立法工作，使治國有法可依。喪亂之後，法律鬆弛，他極力主張「立國之初，當先正綱紀」，用重典懲治「奸頑」，用法律手段來維護極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是封建帝王中「儒法並重的一個典範」。他從一開始就深受禮法思想影響，既重視「教化」，也重視法治，抓緊立法工作。他說：自古生民之眾，必立君長去統治他們。不然，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紛紜吞噬，亂無寧日。」統治萬民，一要設置百官，以分理政務；二要編製法律，以便百官依法辦事。

洪武六年（1373）冬，朱元璋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於次年二月成書，共分十二篇，六百六十條。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覽律條猶有未當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評議釐正十有三條。此後又經過數次修改，不斷增損，至洪武三十年（1397），才最後完成大明律的編撰工作，頒行全國。同年，又制定《律誥》、《真犯雜犯死罪條例》和《贖罪條例》。相繼出台《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總計二百三十六條，使之與《大明律》相配套。

《大明律》共分三十卷，四百六十條。分為七篇：名例律（總則）、吏律（多屬於行政法規范）、戶律（多為民事法律）、禮律（關於祭祀和儀制方面的法律）、兵律（涉及國家安全與社會治安等的法律）、刑律（核心部分）、工律（關於營造與河防方面的法律）等。《大明律》對笞、杖、徒、流、死（絞、斬）五刑刑罰體系作了詳細、明確的規定。內容覆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它是明代國家的根本大法，對鞏固明王朝的統治起了重大作用，集中體現了明太祖的法制思想。

《大明律》的顯著特點，一是加重了對危害封建國家行為的懲罰，以維護封建統治。《大明律》嚴禁臣下結黨和內外官交結，以維護極端的君主集權制度；嚴懲侵犯地主階級財產的行為，保護極端君主專制制度的經濟基礎。二是《大明律》整頓吏治的重點在於懲治貪官污吏，緩和社會矛盾。三是加強了對經濟關系的法律調整，制訂了許多有關經濟方面的立法，如錢法、稅法、鹽法、茶法等。

一、以「安民」利「繩頑」為立法宗旨

朱元璋的封建法律思想綜合起來。就是「安民」、「繩頑」，「善者旌之，惡者繩之，善惡有所勸懲，治道由斯而興」。「安民」與「繩頑」，是立法的出發點，也是法律的根本問題，即保護誰、打擊誰，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安民」必須「繩頑」；「繩頑」是為了「安民」。朱元璋當權以後，一方面，實行「與民休養生息」之基本政策，輕徭薄賦，減輕農民負擔；另一方面，堅決打擊不法豪強地主。這個立法思想，也是《大明律》的指導劇想。

朱元璋是一個農民出身的皇帝，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能比較貼近社會，貼近下層，體察民情，順應民心。《大明律》是明初特定歷史環境中形成的，滲透了他的「民本」思想。從立法的指導思想看，朱元璋「懲元末豪強侮貧弱，立法多右貧抑富」，扶持貧弱，抑制豪強。從立法的具體條款和量刑輕重看，明朝統治者所制定的法令，專門針對百姓犯法的條目很少，而且「多有寬宥」；絕大部分都是針對不法豪強、不法勛臣、奸黨和貪官污吏的，而且多用嚴刑峻法。像《太誥》這樣嚴懲不法官吏，在明代以前的法律中是很難找到的。

法律體系雖具有完整性，但「法因時變」隨時增損、修改，也很重要。朱元璋善於審時度勢，及時制定相應的法令，使之與《大明律》和《大誥》等律例相互補充，相互配套。在司法方面，朱元璋也有創新，成立了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分別受刑名、專糾察、主駁正，各司其職，互相獨立，互相牽制。明代立法之完備，司法系統之有特色，都是以往少見的。

大軍帖二、懲治與教化並舉

重治貪官污吏，是《大明律》中的封建法律思想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朱元璋說他自己「至於刑法，尤所關心。」他執法嚴明，不敢以私，駙馬觸犯茶禁即命賜死。對於選用幹部的標准與執法的重要性，他說：「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故受害。」唯有推至公之心，擴至明之見，才能做到訟平理直，枉者得申，系者得釋。如果「存心不公，亡公利私，獄何由得理，事何由能直。」《大誥》以懲治貪官污吏和不法豪強為重點，前三編「所列凌遲、梟示、族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像《大明律》這樣規定重治貪官污吏，在中國封建法制史中是鮮有的。

《大明律》比《唐律》簡賅。起草之初，朱元璋針對當時百姓缺少文化的情況指出：「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只有刪繁就簡，使人人易知，法律才能真正起到安民繩頑的作用。《大誥》頒行後。朱元璋以行政命令推行講讀運動，使《大誥》三編的普及教育，滲透到各個角落，各個領域。頒之學校，作為國子監學和科舉考試的內容；在鄉里則由塾師進行講授，每逢鄉村節日、民眾集會，都有專人講解《大誥》。

三、「禮」為治國之本

《大明律》以「禮」為基調，這也是封建法律的主要思想之一。禮治，是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是社會規范和道德規范，強調守禮制、明等級，安分守己。真正的禮治社會，也應是法制社會，法律健全，依法辦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合法權益得到保護。在封建時代，這些都不可能真正實現。當時強調禮法，自然含有捆住百姓手腳的意思，以防止他們「犯上作亂」。明朝統治者大肆鼓吹「禮治」，也不外乎如此。

四、「治新國用輕典」

明立朝前有人向朱元璋進言說：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難以為治。朱元璋說：用法如用葯，葯本以救人，不以害人。如果用葯錯誤，必會害人。法本以保護人，不是殺人，用之太過，必然傷物。百姓自戰亂以來，起初是家離子散，如今歸附我朝，正當予以安撫。其間有一時誤犯的，不可盡是用法。

當然「治新國用輕典」，並不等於沒有重典。事實上，就在洪武初年多用輕典的時候，已同時存在著重刑現象。其中，有的是不得不重；有的是未加詳審；有的是人為製造的冤假錯案。尤其是在高層決策集團矛盾激化以後，更多的是使用重典。朱元璋也毫不掩飾自己用重刑，而且在使用重刑的時候，他一再說明自己採用重刑的原因，以及如何根據形勢變化正確使用刑罰。洪武二十六年（1393）以後，隨著高層內部斗爭暫告一段落，重懲貪官污吏取得一些成果。明太祖的法制思想也發生了重要變化。朱元璋認為：國家安定，人心已服，奸雄已經因害怕而順從，奸民已被懲治，貪宮污吏已經減少，刑用重典的時候可以結束。從此開始，刑罰由重而漸輕。洪武中期，刑罰由輕而重，復由重而輕，皆因時勢使然。

『貳』 程序正義原則中國歷史

明朝從萬曆朝中期開始，逐漸走向衰亡。皇帝怠政，官員腐敗，關外女真興起，使明朝經濟規模雖一度世界第一，但最終走向衰敗。天啟年間，閹黨專政，加速了這一進程。至崇禎年間，多處爆發民變，後金軍隊也突破長城，五入關內。公元1644年，大順軍隊攻佔北京，崇禎帝自縊，明朝滅亡。

然而，由明朝宗室在華南建立的若干個南明政權又延續了數十年，直到清朝康熙年間（1680年代）方被清軍徹底滅絕。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中的評述指出，萬曆十五年，表面上看似四海昇平，但實際上大明帝國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皇帝、首輔、將領、文官、思想家的作為，都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這或許可以對明代的衰亡，下一個註解。

同時，17世紀，荷蘭組織聯合東印度公司，積極拓展遠東事務，於明神宗萬曆年間(1604年)佔領澎湖，擬迫明廷大開貿易之門，後沉有容親赴澎湖，以集結在金門的武力做後盾，逼退荷將韋麻郎，留下了「沉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碑。然而，荷蘭並未放棄佔領據點開拓東方商務的計畫，1622年(明熹宗天啟二年)再度進占澎湖，並築城作長久佔領之計。在明軍包圍下，經過談判，荷蘭退出澎湖，然後在福建官員默認下退往台灣。然而，從1624年佔領台灣到1662年，共38年，最後被鄭成功驅逐。

綜上所述，明朝從萬曆朝開始，由於皇帝怠政、官員腐敗、關外女真興起等原因，逐漸走向衰亡。而荷蘭在17世紀積極拓展遠東事務，在1604年佔領澎湖，後又在1622年再度進占澎湖，雖在明軍包圍下退出，但仍退往台灣，最終被鄭成功驅逐。這些都是明朝衰亡的重要原因和歷史背景。

程序正義是行政法的標志性原則。該原則是在行政權急劇擴張的現代社會背景下，普通法院將起初用以規范司法權的自然正義原則適用於控制行政權，並根據行政行為的特點加以調整。避免偏私是程序正義原則的基本要求，而公平聽證則構成了程序正義原則的核心內容。

『叄』 關於中國古代法制

明朝《大明會典》復
明洪武十制三年，皇權與相權爭斗的結果，使明政府廢除了中書省和宰相制度，六部等中央行政機構擺脫了宰相的控制，直屬於皇帝領導，中國的封建行政體制出現了重大變更。這一變化，加速了明朝行政法規的建設。自明英宗時期開始編纂具有封建行政法典性質的《大明會典》，至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初編制完成，又經過明武宗正德年間的參校補正，正式頒布天下
在刑事方面有一條。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則：「斷罪無正條」時確立「比附」類推原則。
原文實在找不到，不好意思

『肆』 自考《中國法制史》知識點總結（3）

明清時期的法律

一、主要法典與法律形式

（一）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修訂，並於洪武三十年完成的明代基本法典。《大明律》律文簡於唐律，其精神嚴於宋律，是一部終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並且其體例和條文都被清律所繼承。

（二）明大誥

朱元璋在芹銀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又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間，親手訂立《御制大誥》、《御制大誥續編》、《御制大誥三編》、《御制大誥武臣》等四編《大誥》，共236條，具有同《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

（三）《大清律例》的制定。

清朝乾隆皇帝即位後，命群臣對大清律例進行考證、補充，重新我和詳校定例，至乾隆五年（1740年）完成，定名《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篇目仍是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七篇。卷一，為全部律文的詳細目錄。卷二為各種圖表，附有六贓圖、五刑圖、獄具圖、喪服圖等。卷芹首老三是具體服制的規定。

《大清律例》後面附有大清例（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1）條例一般而言是專指刑事單行法規（如《秋審條例》）；（2）則例指某一行政部門或某項專門事務方面的單行法規匯編（如《理藩院則例》）；（3）事例指皇帝就某項事物發布的「上諭」或經皇帝批準的政府部門提出的建議；（4）成例，也稱「定例」，指經過整理編訂的事例，是一項單行法規。

（四）《大明會典》與五朝會典。

1.《大明會典》。《大明會典》是從明英宗皇帝開始編修的一部明代行政法典。

2.五朝會典。清廷仿效《明會典》編定了《清會典》，記述各朝主要國家機關的職掌、事例、活動規則與有關制度。計有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光緒五部會典，合稱「五朝會典」，統稱《大清會典》。

二、罪名與刑罰

（一）明代出現的犯罪罪名

1.*黨罪

朱元璋統治時期創設「*黨」罪，用以懲辦官吏結黨危害皇權統治的犯罪。

2.充軍刑（終身、永遠）

明代在徒流刑外增加了充軍刑，即強迫犯人到邊遠地區服苦役，遠至4000里，近至1000里。包括犯罪人本人終身充軍與之孫永遠充軍等做法。

3.刑罰適用原則

（1）從新從重原則

明代為推行重典治世，改以往從輕主義原則為從新從重主義原則。

（2）重其所重、輕其所輕原則。

明律較唐律在定罪處刑方面有其特點，對直接危害統治秩序的重罪加重處罰，對違反禮教秩序的犯罪較輕。

三、司法制度的變化

（一）明清時期司法機構以及三法司職能變化

1、明清中央司法機構的職能

（1）明清刑部主審判。明代在刑部內增設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事、民事案件，以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清代的刑部下設嫌升十七清吏司分掌京師和各省審判事務。

（2）明清時期的大理寺負責復核駁正，明代大理寺如果發現案件「情詞不明或失出入者」，駁回刑部改判，並再行復核，如此三改不當者，最後由皇帝裁決。清代大理寺的主要職能是復核死刑案件，平反冤獄，同時參與秋審、熱審等會審，如果發現刑部定罪量刑有錯誤，也可以提出封駁。

（3）明清時期的都察院負責官吏監察，法律監督，也參與重大案件的會審。

（4）上述三大司法機關統稱為「三法司」，三法司對重大疑難案件進行共同會審時，稱為「三司會審」。

2、明代地方審級管轄

（1）明代地方司法機關分為省、府、縣三級。

（2）省設提刑按察司，「掌一省刑名」，有權判處徒刑及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須報送中央刑部批准執行。府、縣兩級實行行政司法合一體制。

3、清朝地方審級

地方司法分州縣、府、省按察司、總督（及巡撫）四級。

（1）其中州或縣為第一審級，有權決定笞杖刑，徒以上案件上報。

（2）府為第二審級，負責復審州縣上報的刑事案件，提出擬罪意見，上報省按察司。

（3）省按察司為第三審級，負責復審各地方上報之徒刑以上案件，並審理軍流、死刑案的人犯，對於「審供無異」者，上報督撫，如發現有疑漏，則可駁回重審，或改發本省其他州縣、府更審。

（4）總督（或者巡撫）為第四審級，有權批復徒刑案件，復核軍流案件，如無異議，定案並諮報刑部。對死刑案則須復審，並上報中央。

（二）廷杖與明代廠衛特務司法制度

1、廷杖就是明代由皇帝下令，司禮監監刑，錦衣衛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責大臣的制度。大禮案最為。

2、廠是指由明朝宦官把持的東廠、西廠和內行廠，衛是指明朝皇帝的衛隊錦衣衛。錦衣衛的北鎮撫司職掌皇帝交辦的詔獄。

（三）明清會審制度

1、明代會審制度。

（1）九卿「圓審」。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以及罪犯不服判決案件，由六部尚書、大理寺卿、左都御史、通政使九卿聯合審判，最後報奏皇帝裁決。

（2）朝審：在吏部尚書主持下會審重案囚犯。清代秋審、朝審來源於此。

（3）大審：司禮監（內廷機構）主持的審理。

2、清代會審制度。

（1）秋審。每年秋8月在天安門金水橋西由九卿、詹事、科道以及軍機大臣、內閣大學士等重要官員審理全國上報的斬、絞監候案件，秋審是「國家大典」，專門制定《秋審條款》。

（2）朝審。對刑部判決的重案及京師附近絞、斬監候案件進行的復審，其審判組織、方式與秋審大體相同，於每年霜降後十日舉行。

（3）熱審。由大理寺官員會同各道御史以及刑部承辦司對發生在京師的笞杖刑案件進行重審，快速決放在監笞杖刑案犯。

『伍』 中國古代各個王朝的法典

1、《新律》

新律指我國歷史上曹魏政權的法律。魏明帝時，鑒於漢朝律令繁雜，在太和三年（公元229年）下詔改定刑制，作《新律》十八篇，也叫《魏律》、《曹魏律》。

三國時期，吳、蜀雖制定過一些科條，但沒有編纂出系統的法典。曹魏的《新律》是三國時代最有影響、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是一部系統的法典。

2、《泰始律》

由於《魏律》內容繁雜，早在司馬昭執政時即命賈充、羊祜、杜預、裴楷等人參考《漢律》及《魏律》來修編新法律。

晉武帝泰始三年（267年)完成編纂工作，次年頒行全國，此即《晉律》。因於泰始年間頒行，又稱《泰始律》。

3、《開皇律》

《開皇律》是隋代第一部法典，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國家憲法。隋文帝開皇元年(公元581年）命高熲等撰定新律，同年頒布，是為《開皇律》。

開皇三年又命蘇威、牛弘等重修，刪繁就簡，成12篇，即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捕亡、斷獄，共500條。「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隋書·刑法志》）。原文已失傳。

《開皇律》廢除前代的鞭刑及梟首、轅裂等酷刑和孥戮相坐之法，更定刑名為笞、杖、徒、流、死五種，並定「八議」，還將北齊時的「重罪十條」改為「十惡」大罪，規定在《名例》篇中，對後世法律影響很大。

5、《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朝的主要法典。它是中國法制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法典。它草創於金戈鐵馬的戰爭時期，完成於重典治國的洪武年代。

這部大法不僅繼承了明代以前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的歷史優點，是中國古代法律編纂的歷史總結，而且下啟清代乃至近代中國立法活動的發展，為中國近現代的法制建設提供了一些寶貴的借鑒。

5、《永徽律》

永徽律是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頒行的法典。永徽初，長孫無忌、李勛、於志寧等根據《貞觀律》撰成，計12篇，500條。內容基本與《貞觀律》相同。

唐統治者為了確保法律適用的統一，使執法官吏懂得每一條文的精確含義，發揮法律的效能，永徽三年，又詔長孫無忌等人撰寫《疏議》，對《永徽律》逐條逐句進行解釋。

永徽四年撰成奏上，共30卷，附於律文之後，同時頒行，與律文具有同等效力。律與疏合在一起，稱《永徽律疏》，後世稱《唐律疏議》。

是唐律發展到完備階段的標志，也是宋、元、明、清、各代制定和解釋法律的藍本。對越南、日本等國的封建法律也有很大影響。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完備的封建法典。

6、《朝律》

《朝律》是西漢中期立法活動成果之一，別名是《朝賀律》，主要是朝賀制度方面的專門法律。

西漢中期立法活動成果之一。漢武帝時期趙禹制定的《朝律》6篇，又名《朝賀律》，主要是朝賀制度方面的專門法律，它進一步規范了臣子朝見君主的禮儀。

《九章律》、《傍章》、《越宮律》、《朝律》，統稱為「漢律六十篇」，構成了漢律的基本框架。

7、《宋刑統》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時任工部尚書判大理寺竇儀主持立法，是年7月制定完成了《宋建隆重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由宋太祖詔令頒行全國。

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頒布《大中刑律統類》， 將《唐律疏議》的條文按性質拆分為121門，然後將「條件相類」的令、格、式及敕附於律文之後。

這種將律、令、格、式、敕混為一體，分門編排的體例，改變了自秦、漢以來的法典編纂的傳統，開辟了新的立法形式，後人簡稱該形式為《刑統》。

《大中刑律統類》的立法模式為後世效法，五代至宋，「刑統」取代「律」，成為主要的法典，如《同光刑律統類》《大周刑統》。

宋朝沿用該立法模式，頒布了《宋刑統》，並由大理寺刻板印刷發行全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

《宋刑統》和唐律一樣也是十二篇，除了個別要避諱的字外，內容和唐律基本一致，可見唐律對於《宋刑統》巨大影響。除了大量本朝的詔敕外，也收錄了唐朝的一些法令和詔敕，作為參考。

五刑制度也沿用了唐律的規定，其他有關定罪量刑的規定如議、請、減、贖等也和唐律相同。但宋朝的刑罰也有了一些變化，如凌遲刑的開始合法化就是在宋仁宗時期。

8、《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部法典。《大清律例》的制定工作，開始於順治元年，經過順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

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時，命王泰為律令總裁官，重修《大清律例》，在經過乾隆御覽鑒定後，正式「刊布中外，永遠遵行」，形成清朝傳世的基本法典。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大清律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宋刑統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朝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新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泰始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永徽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開皇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大明律

『陸』 明會典名詞解釋

《明會典》是明代一部以行政法為內容的法典，於弘治十五年書成，稱《大明會典》,共180卷。

內容簡介

《明會典》中與法制史中刑法關系最密切的是刑部 22卷，首卷列述刑部所屬13司的職掌及其管轄區域范圍。其次為名例兩卷，規定了五刑、十惡、

八議及刑罰的基本原則及累朝問刑條例91條。以下為吏、戶、禮、兵、刑、工律例，共13卷，除包含明律正文外，總含各朝問刑條列385條。此外還有罪名3卷(列敘洪武至萬曆的重要條例),五刑贖罪、拘役囚人1卷,獄訟制度等3卷，南京刑部1卷。

制定原因

明代制定會典主要是基於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明初廢除中書省和宰相制度以後，封建行政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六部等中央行政機構在擺脫了宰相的控制之後，直接屬於皇帝領導。行政體制的變化加速了明朝的行政法制建設。

二是各朝制定的行政法規零散而不統一，不便於實際運用。從洪武五年(1402)明代制定的第一個具有行政法典性質的《功臣死罪減祿例》，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大明會典》的初步編成，在一百年間明朝制定並頒布了大量的行政法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