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對民事訴訟法的認識
『壹』 求「談談自己對民訴的認識理解」的文章，急求啊！或者寫作思路和大綱也行！真的十萬火急啊！
民事訴訟的目的是什麼?二審民事訴訟的目的有無其自己的特點?民事訴訟目的的理論問題似乎與民事審判實踐沒有什麼直接關系,民事法官平時忙於審理各種各樣的民事案件,忙於解決形形色色的民事糾紛,無暇深入研究這個理論問題,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也比較薄弱。但是我們無法迴避在民事審判活動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從宏觀上說我國民事訴訟制度設計的基本理念並不十分明確;從微觀上說審理案件時適用的具體民事法律條文不完善、法律規定滯後、民事裁判文書製作水平有待提高等。我們急需解決這些問題,對民事訴訟目的論的研究應該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指導方向。
在國外尤其是在德國和日本對民事訴訟目的論的研究比較深入,形成了關於民事訴訟目的的幾種代表學說:私法權利保護 說、私法秩序維持說、糾紛解決說、程序保障說等。近年來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學學者們開始了對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提出自己的觀點:有的學者認為"解決民事權益糾紛"是民事訴訟的目的,有的學者認為"解決糾紛"是民事訴訟的目的,還有的學者傾向關於民事訴訟目的的"程序保障說"。(1)筆者非常贊同這個觀點,即目的論研究的實踐意義主要在於它可以為民事訴訟制度設計提供一種基本理念,(2)不過筆者認為對我國民事訴訟目的的研究還應該考慮我國國情,這里主要是指我國實現依法治國尚有很長的路要走的實際情況、民眾對法律的理解狀況和民眾普遍的 "青天情結研究不容易實現其實踐意義。長期以來'我國民眾習慣於把法院看成是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習慣於行政管理模式下的社會運行方式,習慣於指望"包青天"個人實現社會公平,即使是在全社會都主張依法治國的今天,我國民眾的這種習慣思維並未真正改變。這一點在民事訴訟中的典型表現就是"案件一進門,兩頭都託人"的現象,有理的擔心不託人可能讓對方得逞,沒理的想通過託人尋求更多的不當利益,於是雙方不是更多地從法律角度審視衡量自己的利益是否合法,而是各顯神通託人拉關系,法官則在審理案件的同時肩負向領導匯報、向朋友解釋的重任,通過這樣的工作讓公眾明白法院裁判的理由、了解法律的相關規定。正因為如此,我國民事訴訟活動的過程不可能簡單化,民事訴訟的目的也不可能單純地就是解決民事糾紛或是保護私權。法官在民事訴訟過程中所進行的解釋工作(即所謂法官的釋明責任),實際上是承擔了一部分宣傳法制的社會責任。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我國通過民事訴訟不僅要體現公正而且要通過法院的審判活動達到宣傳法制的目的。所以,我國民事訴訟的目的承載了較多的內容:實現以程序公正保障實體公正的同時,以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引導公眾真正尊重法律、依法實施民事行為o而以公正引導公眾,通過裁判告知當事人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而讓公眾知曉如何做才是合法的、才能使自己的合法利益最大化是二審民事訴訟尤為突出的目的。筆者 之所以強調二審民事訴訟的目的,是因為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了兩審終審的訴訟制度,第二審程序是二審法院根據當事人的 上訴請求,對一審法院作出的未生效的第一審裁判,依法另行審理並作出生效裁判的一種訴訟程序制度。(3)相比一審民事訴訟,當事人在二審民事訴訟過程中對訴訟表現得更執著?雙方的對立情緒更激烈,調解結案率明顯下降,二審法院審理案件的難度明 顯增大,經過第二審程序作出的法院裁判的社會影響也更大。誠然,我國是成文法國家,但判例不能作為裁判根據的情況並沒有影響公眾將法院裁判作為自己行為的判斷根據,甚至是對社會公正與否的判斷根據口這一點從近年來社會對法院審判工作的關注和個案的裁判結果在社會上引起的強烈反響就可以看出來。
基於以公正引導公眾的民事訴訟的目的,我們設計民事訴訟制度的基本理念是:保障程序公正但避免當事人競技訴訟技巧,實現實體公正且避免訴訟遲延。近年來,程序正義的觀念被人們廣泛接受,"重實體、輕程序"的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最高法院於2001年12月頒布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 《證據規定》)以及其他相關司法解釋的頒布表明保障程序公正得 到充分重視。但目前在民事訴訟過程中出現了過於強調程序公正而忽視實體公正的傾向,一些當事人及訴訟代理人利用《證據規定》中技術性的條款在法庭上競技訴訟技巧,拖延訴訟,造成審判資源的極大浪費。因這個問題還涉及民事訴訟證據制度,本文 不展開論述。這里筆者主要針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時存在的問題,就二審民事訴訟既要實現實體公正又要避免 訴訟遲延進行探討。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適用意見》)中關於第二審程序的規定,二審法院審理二審案件後的結案方式主要是:維持原判(原裁定)、改判、發回重審、指令審理、調解和撤訴等在審判實踐中二審程序以調解和撤訴方式結案的存在問題不大,以維持原判(原裁定)、改判、發回重審方式結案的在適用程序法律方面存在問題比較突出,尤其在製作法律文書時法官陷入兩難o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一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情形是:原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 正確。對此應該理解為,只有一審判決在認定事實、闡述判決理由、適用法律方面都沒有問題時,二審才能維持一審判決,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有時並不如此。有的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二審 查清事實後作出的判決結果與一審的判決結果又是一致的,這樣二審判決本身就是矛盾的。如雷六訴王毛運輸合同糾紛案,托運人雷六起訴承運人王毛要求王毛賠償貨物損失三萬元,一審法院認定貨物損失不存在,判決駁回原告雷六的訴訟請求。雷六不服提起上訴,二審經審理查明承運人王毛在運輸過程中的確造成貨物損失,但雙方當事人未及時清點貨物,當時的貨物損失情況並不明確,雷六未保留有關貨物損失的證據,二審法院認為雷六要求王毛賠償貨物損失三萬元的訴訟請求證據不足,應以證據不足為由駁回雷六的訴訟請求。從判決結果看,二審判決應維持一審駁回原告雷六的訴訟請求的判決結果,但從判決書認定事實、闡述判決理由、適用法律的內容看,無論如何是得不出維持原判的結論的。有的一、二審認定事實是一致的,二審審理後認為一審判決結果應予維持,但是一審判決闡述的判決理由又是不正確的,這樣的二審判決本身也是矛盾的。如王某訴張某土地承包合同糾紛案,發包人王某起訴承包人張某要求張某支付2OOF-2004年的土地承包費四萬元、未按時支付土地承包費的違約金一萬元,一審法院認定雙方當事人訂立的土地承包合同是有效合同, 判決承包人張某應按合同約定向發包人王某支付2003-2004年的土地承包費四萬元,駁回原告王某要求張某支付違約金一萬元的 訴訟請求,理由是王某在訂立土地承包合同時並未與張某約定違約金,對此王某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其提出的違約金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張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請求二審改判減少承包費,理由是發包人王某未將合同約定的土地全部交付,二審經審理查明張某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一審判決其按合同約定支付承包費是正確的,而雙方當事人未約定違約金,王某要求張某支付違約金一萬元的訴訟請求缺乏依據,亦不應支持。但一審判 決闡述的理由顯然是錯誤的。
針對上述這些情況,筆者作為承辦二審案件的法官提出變通處理的意見,就是二審仍作出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但是在二審判決書中充分闡述二審判決的理由後,明確指出一審判決存在的問題,特別強調二審維持的僅僅是一審判決的結果而不是一審判決的全部。不過這樣處理帶來的問題就是二審判決書中任何引用法律條文?引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 項顯然不準確,同時引用該條款的第(一)、(二)、(三)項是自相矛盾,如果只引用實體法不引用程序法,二審判決在適用法律上就是有瑕疵的。另外,二審法院作出維持加判的判決時,在適用法律方面亦遇到同樣問題。
如果說一審判決在認定事實、闡述判決理由、適用法律方面 存在問題尚可如此變通處理,那麼對在程序方面存在問題的一審判決,當事人又是針對程序問題提起上訴的,二審的處理難度則更大,甚至出現二審判決被再審程序認定程序違法的情形。如趙某訴劉某奶牛買賣合同糾紛案,買受人趙某以出賣人劉某出售的奶牛不符合合同約定為由,要求劉某退還買牛款四千元,一審法院適用普通程序開庭審理該案,在庭審時一名合議庭成員中途離開法庭,後回來參加合議庭評議。一審法院認為原告趙某的訴訟請求證據充分,判決被告劉某退還原告趙某買牛款四千元。劉某不服提起上訴,請求二審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理由是一審法院審理案件程序違法,法官在庭審時中途離開法庭,導致本案認定事實不清,且法官的行為違反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二審法院經審理查明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如果撤銷原判發回重審,勢必遲延訴訟,增加當事人的訟累,浪費審判資源,而法官在庭審時中途離開法庭雖是程序上的瑕疵,但並未影響到對案件事實的認定,也不屬於《民事訴訟法》和《適用意見》中規定的程序違法應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情形,所以二審法院作出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盡管在判決書中二審法院詳盡地闡述了二審判決的理由、指出一審判決中存在的問題,但嚴格地說這樣的終審判決有未保障程序公正之嫌。宣判後,劉某就以一、二審均程序違法為由申請再審,法官們對此的觀點也是不盡一致。對一審法官在庭審時中途離開法庭的程序瑕疵,二審程序還可以有條件地予以彌補,但是對涉及當事人訴訟權利的程序問題,如適用簡易程序審理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對法院依職權調查取得的證據未依法進行質證的案件,即使二審法院查明一審判決是正確的, 二審法院也只能撤銷原判發回重審,否則就違反了《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應當保障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的基本原則。這也是二 審發回重審案件多的原因之一。
"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或者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 改判。"這項規定適用的結果是,二審如果查明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或者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大多是裁定撤銷原判 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而不是查清事實後改判。而且在法官們中間形成一種認識,就是如果二審直接改判就是一審終審, 尤其是標的額大的案件,更不能直接改判,否則容易使當事人把矛盾集中在二審,對法官也是非常不利的。所謂"二審直接改判 就是一審終審"的認識曲解了兩審終審的含義,兩審終審不是就一個判決結果必須經過兩次一審審理,而是經過一、二審程序作出一個判決結果。另外,這項規定讓人產生這樣的疑問:如果二審未查明事實怎麼能判斷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或者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二審既然查清事實為什麼還要發回重審? 對二審發回重審情形的不妥當的規定,客觀上造成發回重審案件的增多,導致訴訟遲延。
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時存在的問題,使我們 認識到修改這條法律規定是非常必要的,修改後的法律條文應具有嚴密、操作性強、適用於多種情況的特點。首先,修改後的法律條文應適用一審的判決和裁定,而不僅僅是原判決,應吸收《適用意見》第186、187條規定中的內容;其次,放寬規定二審 維持原審判決、裁定的情形,規定下列情形二審維持原裁決:原 裁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原裁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 雖有錯誤,但二審對裁決結果的表述與原審一致的,明確對原裁決結果予以維持;一審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不影響裁決結果的正確,二審能夠予以彌補的;第三,嚴格規定發回重審的情形,二 審查明事實且一審不存在程序上的錯誤的,不屬於發回重審的情形。總之,修改後的法律條文應該既能夠符合實現實體公正的要求,又能夠避免訴訟遲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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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詳細論述我國民訴訟法及司法解釋規定的證明責任分配
論我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
在進行本文正文論述以前，有必要對舉證責任的概念加以明確，說明在何種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以避免不必要的歧義及誤解。民事舉證責任發展至今，已是一個含義豐富的概念，既包含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也包含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所謂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在大陸法系中被稱為主觀的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就其主張的事實負有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又稱行為責任、提供證據責任。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在大陸法系中被稱為客觀的舉證責任，是指在事實真偽不明時，主張該事實的當事人所承擔的不利益訴訟後果，又稱結果責任、證明責任。行為責任與民事訴訟的實際過程相契合，從當事人舉證活動的角度來觀察、分析舉證責任，動態反映舉證責任的訴訟內容。在民事訴訟中，只要當事人提出一定的主張，且主張的事實不屬於免證事實，就要對其主張的事實提供證據。因此，行為責任是外在的、表象的，且是人們可以感知的。而結果責任則靜態地反映舉證責任的內容，原、被告在訴訟中所應主張的要件均由法律預先做出規定，在訴訟開始前即已安排完畢，不受訴訟實際進程的影響。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概念雖然產生於辯論主義訴訟模式主導的大陸法系國家，但由於在職權探知主義訴訟模式下進行的訴訟中也會出現事實真偽不明的情況，因此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與訴訟模式並無必然聯系。在任何民事訴訟中，不管當事人是否提供證據，以及提供的證據是否充分，也不管法院是否主動調查收集證據，只要出現案件事實真偽不明的狀態，法院就需要依據舉證責任做出裁判，將由此而生的不利法律後果判歸對該事實負舉證責任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行為責任和結果責任是舉證責任概念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二者之間是表和里、形式和內容、程序與實體、動態與靜態的關系，「承擔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可能性的存在，是當事人必須履行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原因」 ，因此只有結果責任才能真正反映舉證責任概念的本質，是舉證責任的實質性含義。
民事訴訟制度是國家為禁止人民採用自力救濟解決糾紛，作為代償而設置的解決法律上的糾紛的制度。因此，法官有義務對提起的各類糾紛做出裁判，即使是案件事實因各種原因無法查清而處於真偽不明狀態的案件，法官也不能拒絕裁判。此種情況下，現代民事訴訟中，法官必須藉助舉證責任規范做出判決，也因此有「證明責任乃訴訟的脊樑」的法諺。形象的法諺道出了舉證責任的重要。舉證責任不僅體現在每一個訴訟之中、影響著訴訟結果，而且在訴訟開始之前它已經在指揮著人們的行為。
長期以來，由於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學理論深受前蘇聯相關理論的影響，在對於舉證責任的認識上，特別是對於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甚至是從無到有的認識過程。前蘇聯民事訴訟理論中的舉證責任概念，並不承認結果責任的存在，僅僅局限於提供證據責任，即行為責任。我國在繼受該理論後，在舉證責任方面也沒有任何突破。另外，由於建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各種非學術因素的介入及干擾，使得對該領域的研究也成為理論禁區。直至19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頒布後，對於舉證責任的研究才開始受到理論界、實務界的關注。但是，由於在訴訟認識論上強調追求絕對真實，否認訴訟中真偽不明現象的存在，在訴訟體制上堅持職權探知主義的訴訟模式，注重法院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的主導作用，此種條件下，連當事人提供證據責任的必要性都被大大弱化，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就更無從談起了。
作為對上述立法指導思想的集中體現，《民事訴訟法》（試行）第56條在規定「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的同時，還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收集和調查證據」。1991年頒布的新《民事訴訟法》第64條基本沿襲了民事訴訟法（試行）第56條的宗旨，只是對法院收集和調查證據的范圍和條件作了一些限制性規定。雖然該條通過將過去由法院負責全部證據收集調查的行為，一部分轉移到了當事人身上，以減輕法院的工作負擔，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強調當事人提供證據行為與敗訴責任之間的聯系。但是新民訴法並沒有對結果責任做出任何規定，它與試行民事訴訟法一樣，從法律規定上排斥了結果責任的設定。
通常認為，1991年民訴法第64條第1款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誰主張，誰舉證」，是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筆者以為，將該條款確認為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存在理論上及邏輯上的缺陷。首先，該條款的內容僅僅涉及提供證據責任的部分內容，對於舉證責任的本質內涵——結果責任未曾觸及。其次，該條款規定以抽象的「主張」，而不是以當事人主張的事實性質或類別作為分配舉證責任的標准，違反了一條基本的訴訟規則：即決不容許讓當事人對同一事物從正、反兩個方面都承擔證明責任。因此，這一規定缺乏邏輯性，對審判實踐缺乏指導性，經不起理論和實踐的檢驗。
應該說，從立法上體現對於舉證責任的全面認識，始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則》）的頒布與實施。《證據規則》對於我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做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既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也明確了相對於該分配原則的例外規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舉證責任倒置；同時作為上述兩類規定的補充，賦予了法官根據個案具體情況，在法無明文規定時自由裁量分配舉證責任的權利。
一、《證據規則》第二條依據法律要件分類說確立了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
《證據規則》第二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
法律要件分類說，又稱規范說，是由德國天才訴訟法學家羅森貝克提出來的舉證責任分配理論。規范說主張以法規要件分類為出發點，並主要以法律條文的表意和構造為標准分析法律規定的原則和例外，以及基本規定與反對規定之間的關系。羅森貝克認為，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只有一條原理，即「對不適用某一法律規定就不能獲得訴訟請求效果的當事人而言，其應當對該項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在事實上為存在，承擔主張和證明責任」。規范說將民事實體規范按對立關系分為兩大類：一是權利發生規范，又稱基本規范、請求權規范，指能夠發生一定權利的法律規范。二是對立規范，羅森貝克又將對立規范分為三種：其一是權力妨礙規范，即在權利發生開始時，對權利的發生效果進行妨礙，使權利不能發生的法律規范。其二是權利消滅規范，指在權利發生之後，能使已經存在的權利歸於消滅的法律規范。其三是權利限制規范，即在權利發生以後，准備行使之時，能對該權利的效果加以遏制和排除，使該權利不能實現的法律規范。在對法律規范進行上述四種分類基礎上，羅森貝克提出了自己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即「主張權利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權利發生的法律要件存在之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否認權利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妨礙權利的法律要件、權利消滅的法律要件或權利限制的法律要件之存在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規范說所體現出來的哲學思想是：基於我們現實生活中事實過程的復雜性和反映現實生活的法律規范系統的復雜性，我們在社會生活中必須堅守這樣的信念，即必須信任所給予的現狀的正確性和理智性，如果與現實的正確性和理智性作對，就必須證明現實的反面 。表現在訴訟中，也就是要承擔舉證責任。同時，從實體法的角度觀察，規范說與進攻者原則，與對佔有的保護，對權利安定的保護以及禁止私力救濟是一致的。規范說對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分配實現了訴訟武器均等、風險均分、機會均等的基本原則，同時也阻止了累訟和阻礙司法的危險。由於該規則與每個人應當對其行為負責的思想也相吻合，而這種自我負責的精神正是權利交換必不可少的，在符合實體法目的的同時，也符合訴訟的目的，具有訴訟威懾功能和訴訟預防功能，體現了證明接近、對證明手段的保護和避免消極性證明的思想 。
規范說產生於二十世紀初的德國，從產生至今，一直被奉為舉證責任分配的通說。雖然對規范說的批判學說被不斷提出，但至今為止，沒有任何一種相關學說可以取而代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規范說已經經歷了相當時間的實踐檢驗，屬於人類法律文化的共同遺產。我國的法律體制深受大陸法系傳統的影響，因此，借鑒吸收規范說確立我國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並不存在實質性障礙。我國作為成文法系國家，既定的法律秩序及立法模式使得立法者不可能在制定法的每一個條文中對法律適用都明確舉證責任的分擔，這樣做既不符合制定法的傳統表現形式，也不具備可行性。同時，由於成文法系國家進行的訴訟均為法規出發型訴訟，注重裁判的統一性、法的安定性及可預測性，因此，確定一條舉證責任的基本原則就具有了極高的理論和實踐價值。《證據規則》借鑒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做法和學術界通說，依據規范說，在第二條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第二條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指由誰提供證據證明案件事實，二是指當不能提供證據證明案件時的不利益訴訟後果由誰承擔。體現在審判實務中，當遇有當事人所主張的待證事實不明，且在雙方均不能予以證明的情況下，法官可據此逕行對該待證事實進行歸類，從而確定應付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根據舉證責任履行的效果，做出相應的裁決，將敗訴的結果判給經舉證責任分配之後產生不利影響的一方當事人。
二、舉證責任分配的例外規定
規范說作為舉證責任分配理論的通說，歷時幾十年，其主導地位無可動搖。但由於該學說產生年代較早，作為近代民法的產物，不可避免的帶有概念法學的弊病。首先，規范說獨尊國家的成文法，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分類確定舉證責任的分配標准，排斥習慣法和判例；其次，規范說強調法律體系的邏輯自足性，認為社會生活中發生的案件，均可依邏輯方法從民法典中獲得解決，不承認法律有漏洞；再次，在民法解釋上，規范說注重形式邏輯的操作，強調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排斥法官對具體案件的衡量；最後，規范說否認法官的能動作用，將法官視為適用法律的機械，只能對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做三段論式的邏輯操作，遇有疑義時強調應探究立法者的意思 。
為了修正規范說所存在的種種弊端，二十世紀又出現了若干舉證責任分配的新學說。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危險領域說、損害歸屬說、蓋然性說等。這些學說都是在自由法運動的旗幟下提出來的，是自由法運動學說在舉證責任分配製度中的變體。這些新學說的共同點在於，針對現代社會，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技術的巨大進步而帶來的社會問題，從維持法的妥當性出發，提出了一系列舉證責任分配的實質性依據。比如危險領域說，該學說認為，在一定的民事訴訟領域，應當以危險領域作為分配證明責任的標准，以修正規范說的不足。所謂危險領域，是指加害方能夠依據法律上的或事實上的方法進行實際控制的生活領域。
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吸收借鑒外國先進立法經驗，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法律體系。但我國所制定的民事實體法習慣於對法律規范條款即法律要件事實作粗略、籠統的規定，與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相比，較少考慮到實體法的訴訟功能，特別是舉證功能，即在實體法上不能象當初羅森貝克在創立規范說時那樣，從德國民事實體法條文中發現立法者預先設定的較為完備或較為系統的舉證責任的一般原則。這就需要我國在今後立法中提高立法技巧，對上述缺陷做出適時補救。
基於上述三方面的考慮，《證據規則》在第四至六條的規定中，對舉證責任的分配做出了具體規定。第四條規定了八種侵權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具體分擔，第五條第一款確立了合同糾紛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第二、三款則對涉及合同履行及代理權爭議的訴訟明確舉證責任的分擔。第六條主要明確勞動爭議案件中，用人單位應承擔的舉證責任。
這三條規定的內容，根據與規范說確立的舉證責任基本規則的關系，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對規范說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基本規則的細化，最典型的是第五條第一款；另一類是根據其他舉證責任分配學說所提出的實質性標准做出的與規范說相反的舉證責任的分配，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舉證責任倒置」。
舉證責任倒置這一概念出自德國法，德語本意指「反方向行使」，其含義不是指「本來由此方當事人承擔的證明責任轉換給彼方當事人承擔」，而是指「應由此方當事人承擔的證明責任被免除，由彼方當事人對本來的證明責任對象從相反方向承擔證明責任」。 《證據規則》中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是相對於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而言的，表現的是法律適用的一般性與例外性的關系。
在《證據規則》頒布以前，我國學者及大多數教科書通常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是我國法律中對於舉證責任的明確規定。該條規定，在訴訟中，當事人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但在下列侵權訴訟中，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責舉證，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訴訟；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4、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5、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這條規定從其字面表述上看，舉證責任倒置的意圖似乎非常明顯，相關的司法解釋及學理解釋也將這一規定明確視為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但事實上，在這一規定出台時，我國並未確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在基本原則缺失的前提下，相對於該原則的例外是無從談起的。撇開該條規定邏輯上存在的缺陷，由於文字表述上過於籠統，在具體內容上也存在一些不足。通常在侵權訴訟中，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侵權行為，2、侵權結果，3、侵權行為與侵權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4、侵權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若干意見》第74條規定，被告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否認的，被告應當舉證。該條將被告的舉證限定在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范圍之內，就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如果原告沒有提出被告的行為與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的事實或加害有過錯時，有關這些方面的事實由哪一方當事人提出證據來證明呢？另外，侵權結果通常包括損失的物質形態和各類損失的程度，按照74條的規定，對於原告提出的侵權結果，被告否認的，被告需承擔舉證責任。被告是否應當對侵權的損害狀況加以證明呢？實際上，要讓被告來證明不存在損害是很困難的 。
《證據規則》完全擺脫了以前立法中存在的缺陷，首先確立了以規范說為依據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在此基礎上，對規則適用的例外做出了具體規定。它不是象《若干意見》74條那樣，籠統地規定被告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否認的，被告應當舉證，而是不僅規定例外規則適用的訴訟類型，而且對應當證明的要件事實也予以明確規定。例如，《證據規則》第四條第（七）項規定，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實施危險行為的人就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根據《證據規則》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屬於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發生規范的構成要件，應當由主張該請求權的受害人對該要件事實承擔舉證責任。該項規定將針對該要件事實的舉證責任分配給加害人承擔，屬於典型的舉證責任的倒置。需要澄清的一點是，《證據規則》第四條並不都是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條目的內容是對舉證責任基本規則在特定訴訟類型中的細化。例如，該條第六項規定，因缺陷產品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產品的生產者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承擔舉證責任。免責事由屬於權利妨礙規范的構成要件，根據規范說基本規則，在產品責任訴訟中，生產者要想否認受害人因使用缺陷產品遭受損害而向其主張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必須證明法定免責事由的存在。也就是說，對於免責事由這一要件事實的舉證責任，依據規范說確立的基本分配規則，原本就應當由生產者承擔。因此，該項規定反映的並不是舉證責任的倒置，而是「正置」。
三、《證據規則》確認了在特定條件下，法官可以根據公平、誠信原則分配舉證責任的原則。
《證據規則》第七條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它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
成文法系的最顯著的特點，即在於全部法律都以制定法的形式頒行於世。由於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和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使得制定法的漏洞在所難免。成文法系國家的法官被認為是法律的實施者，而不是創造者。法官將法治國家的制定法適用於已認定的事實，過程是，以假言命題的法為大前提，以法官認定的事實為小前提，按照三段式的演繹邏輯程序，得出作為歸結命題的判決規范。日本訴訟法學家中村英郎將這一過程稱之為「客觀法的確證」。法官只有在例外情況下才能按照法定的方法論對法律漏洞進行填補或者跨越法律漏洞從而改變某個規則。
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非常復雜，審判實踐中存在不屬於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依照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又無法確定舉證責任負擔的情形。《證據規則》第7條賦予了法官在此種情況下分配舉證責任方面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權，前提條件是必須出現了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它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的情況，此時，法官才可以根據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在沒有窮盡現有法律規定以前，法官在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上行使自由裁量權是不具備合法性的。因此，本條規則的適用具有層次的效力性和使用前後順序的排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