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訴訟法對比

1. 新刑事訴訟法中辨認的規則有哪些

法律分析：刑事訴訟法中辨認有以下規則：1. 雜辨認規則；2. 單獨辨認規則；3. 見證人規則 ；4. 不得暗示的規則；5. 保密規則。

法律依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

第二百四十八條 為了查明案情，解決案件中某些專門性問題，應當指派、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鑒定。需要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鑒定，應當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准後，製作鑒定聘請書。

第二百四十九條 公安機關應當為鑒定人進行鑒定提供必要的條件，及時向鑒定人送交有關檢材和對比樣本等原始材料，介紹與鑒定有關的情況，並且明確提出要求鑒定解決的問題。禁止暗示或者強迫鑒定人作出某種鑒定意見。

第二百五十條 偵查人員應當做好檢材的保管和送檢工作，並註明檢材送檢環節的責任人，確保檢材在流轉環節中的同一性和不被污染。

2. 刑訴法修改對比有哪些

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五次會議決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刑事訴訟法》作如下修改：

1、修改第2條，內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為確保准確，及時的調查，了解犯罪事實，正確執行法律，懲治罪犯，保護無辜者免受刑事起訴，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打擊犯罪行為，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尊重和保護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民主權和其他權利，以確保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刪除第二段。

2、將第20條修正為：「中級人民法院對下列一審刑事案件具有管轄權：「

（1）危害國家安全或恐怖主義活動的案件；」

（2）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案件。

3、將第31條修正為：「本章中關於迴避的規定適用於文員，翻譯和鑒定人。」辯護人和檢察官可以根據本章的規定要求逃避並申請重新審議。」

4、修正第33條的內容如下：「自調查機構首次審問以來，犯罪嫌疑人已受到訊問，或已採取強制措施。委託辯護人的權利；在調查過程中，只能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被告有權隨時委託其抗辯人。 「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時，應當通知犯罪嫌疑人。委託辯護人的權利。人民檢察院應當自收到案件材料移送之日起三日內。檢察機關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並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內告知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間請求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及時轉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間，其監護人或者封閉人。親戚也可以充當代理辯護人。 「辯護人在接受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委託後，應立即通知辦案機關。

5、修改第三十四條為：「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由於經濟困難或其他原因未能委託辯護人的， ，他或他的近親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於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人，法律援助機構應指定一名律師提供辯護。」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是盲人，聾人或愚蠢的人或尚未完全喪失識別或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未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定辯護人。律師。保衛他們。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被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如果沒有委託辯護人，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定律師提供辯護。」

6、將第35條修正為：「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就犯罪嫌疑人和被告的無罪，輕罪或減輕罪名或免除刑事責任，提交材料和意見。

7、在第36條中增加一條：「辯護律師可以在調查過程中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代理投訴和指控；申請強制措施的變更；並向偵查機關學習有關嫌疑人的犯罪和案件的情況。 ，發表評論。「

8、將第36條更改為第2條，將第37條和第38條修改為：「第37條辯護律師可以與犯罪嫌疑人和在押的被告見面並進行溝通。其他辯護人也可以與犯罪嫌疑人和在押的被告人見面並進行溝通。 「如果辯護律師持有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的證書和授權書或法律援助正式信件，以便與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見面，拘留中心應及時安排會議，最遲不得超過48小時。」在條款中增加了條款，修正本身是常見的，對於特定的修正和補充，請尋求對《刑事訴訟法》的修正。

法律依據：新《刑事訴訟法》

3. 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新舊對比

法律分析：新修改的法律，新舊對比主要在以下幾點：1.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強化人權司法保障。2.堅持以審判為中心，有效維護司法公正。3.規范涉案財物處理，加強產權司法保護。4.做好監察法與刑事訴訟法的銜接，保持反腐敗高壓態勢。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4. 新刑事訴訟法 必要的休息時間是指多久

您好！對於不同的強制措施，休息時間不同。具體規定如下：
新刑訴法"必要的休息時間"的規定，核心和關鍵在於對"必要"二字的理解把握上，尤其是對傳喚、拘傳延長至24小時的情形，偵查人員、犯罪嫌疑人及律師可能會有分歧意見。處理好這一問題，偵查人員除把握好"必要"包含必不可少、休息以一次為底線的含義外，還應根據不同的情形和對象區別對待。一是針對訊問開始的時間不同有所區別。對於從早上持續到第二天早上的訊問，白天至夜間12點前，保證犯罪嫌疑人相應就餐後一刻鍾或半小時休息時間，就可視為給予了其必要的休息時間，凌晨以後至訊問結束可再視情給予其2個小時左右的休息時間；對於從傍晚開始持續到第二天傍晚的訊問，凌晨以後並不必要馬上給予其休息時間，從訊問開始時間起算的夜間12小時內，可在訊問時間進行2/3後至12小時內給予其一定休息時間，休息時間也可比白天開始的訊問稍短，比如從夜間8：00開始的訊問，可在凌晨4點至早上8：00期間安排其1個半小時左右的休息時間，進入白天的12小時，則按上述就餐後給予其一定休息時間即可。二是針對不同對象應有所區別。比如年齡較大的犯罪嫌疑人（50歲以上）以及身體狀況較差、患有一定疾病或婦女等，可在以上情形安排休息時間下，適當延長1個小時左右的休息時間，以體現人性和文明辦案。當然，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於所處立場不同，即便我們如此操作，可能還會引起犯罪嫌疑人或律師的質疑。為更好地解決這一問題，筆者認為，偵查人員可在訊問筆錄中通過"你休息好了嗎、你休息的怎麼樣？"等問話方式，及時固定犯罪嫌疑人對休息狀況的評價，以防止後續階段節外生枝。
如能提供更多信息，則可給出更為周詳的法律意見。

5. 刑事訴訟法解釋新舊對比

刑事訴訟法最近一次修正在2018年，將速裁程序變更為第一審程序，刪除原第十五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願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增加指定辯護等條款。
自訴案件中的虐待案，增加了除外情形「但被害人沒有能力告訴或者因受到強制、威嚇無法告訴的除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水、領海發生的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或者被告人登陸地的人民法院管轄。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審判更為適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轄。
在列車上的犯罪，被告人在列車運行途中被抓獲的，由前方停靠站所在地負責審判鐵路運輸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轄。必要時，也可以由始發站或者終點站所在地負責審判鐵路運輸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轄。
被告人不是在列車運行途中被抓獲的，由負責該列車乘務的鐵路公安機關對應的審判鐵路運輸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轄；被告人在列車運行途經車站被抓獲的，也可以由該車站所在地負責審判鐵路運輸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轄。在國際列車上的犯罪，根據我國與相關國家簽訂的協定確定管轄；沒有協定的，由該列車始發或者前方停靠的中國車站所在地負責審判鐵路運輸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的中國船舶內的犯罪，由該船舶最初停泊的中國口岸所在地或者被告人登陸地、入境地的人民法院管轄。管轄不明的案件，上級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級人民法院審判。有關案件，由犯罪地、被告人居住地以外的人民法院審判更為適宜的，上級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級人民法院管轄。
解析：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並查證屬實，沒有例外。新刑訴法解釋刪除了法律及解釋等除外情形。

第七十三條（新增）
1、對提起公訴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審查證明被告人有罪、無罪、罪重、罪輕的證據材料是否全部隨案移送；
2、未隨案移送的，應當通知人民檢察院在指定時間內移送。
3、人民檢察院未移送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在案證據對案件事實作出認定。
法律依據：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修改及對照解析

6. 比較2012年刑事訴訟法與1996年刑事訴訟法對逮捕條件的規定有什麼不同

新刑訴法中關於逮捕條件的規定應該進一步細化
    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規定的逮捕條件是：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當依法逮捕。
    新刑訴法第七十九條規定的逮捕條件是：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下列社會危險性的，應當予以逮捕：（一）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三）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五）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的。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應當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節嚴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對比新舊兩種對逮捕條件的規定，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1996年刑訴法對逮捕條件規定得比較籠統，新刑訴法的立法者力求將逮捕條件規定得詳細，更便於操作，但其中仍存在一些不易操作的問題，如新刑訴法採取列舉式的方式來規定逮捕的條件，盡量做到便於對照操作，但無論是「可能實施新的犯罪」還是「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或者是「企圖自殺或者逃跑」，均為對犯罪嫌疑人主觀的判斷，是一種預期可能性，和對已經發生的事實進行認定不同，是否可能發生，只能通過相關間接證據的分析來推斷，判斷者的認識主觀性更強。
    因此，如何正確判斷犯罪嫌疑人是否「可能」發生新刑訴法列舉的逮捕條件，就對偵查監督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公安機關對這些主管判斷逮捕必要性證據收集也是一個問題。例如：某甲盜竊一輛摩托車價值5000元，既無前科又非累犯，又無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行為，也無可能實施新的犯罪跡象，也沒有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或者是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等證據，僅僅一次盜竊5000元屬數額較大，有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總之不符合刑訴法第七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是批准逮捕還是不批准逮捕，如果批准逮捕，顯然屬欠缺逮捕必要性證據，不符合逮捕條件，那麼如果不逮捕，誰又能保證其不繼續犯罪和打擊報復呢？如果繼續犯罪，誰又能承擔起此責任呢？
    對此，筆者認為應該繼續細化逮捕條件，使偵查監督部門有更強的可操作性。
    例如可以規定：屬於預備犯、中止犯，或者是共同犯罪中的從犯、脅從犯，犯罪後自首、有立功表現的；因防衛過當造成重大損害或者避險過當造成不應有的損害，犯罪後有悔罪表現並積極賠償損失的；主觀惡性較小的初犯、偶犯，犯罪後有悔罪表現且明顯符合緩刑條件的；過失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後有悔罪表現，積極賠償損失並取得被害人諒解的等為沒有逮捕必要的情形。
    此外，還可以增加偵查機關提請前論證，提高審查針對性和准確性，也有助於防止對明顯無逮捕必要的盲目報捕，從而節約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

7. 刑訴法第163條撤案和16條的區別

一、適用范圍不同。
刑事訴訟法第十六條中規定的幾種情形是「法律規定免於追究刑事責任的(從第六項可以看出)」。
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針對的是「發現不應當對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責任的。」
由此,對比法律規定免於追究刑事責任和發現不應當對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責任的可以看出,這兩句話說的並不是一個意思。例如,如果犯罪事實並非犯罪嫌疑人所為,那麼是屬於不應當對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責任的,但是並不屬於法律規定免於追究刑事責任的。
二、針對對象不同
刑事訴訟法第十六條條文所在位置是任務和基本原則,條文包括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對於案件的處理。
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條文所在位置是偵查中的偵查終結,重點是公安機關遇到情況的處理。
如還有其他問題,歡迎繼續交流。
本人只是拋磚引玉,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8. 對比我國刑事訴訟法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上與美國的立法有何異同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大致分為三種情況，一為非法獲取之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二為違反法定程序獲取之物證資料排除規則，三為「毒樹之果」排除規則。

一、美國證據排除規則

1、美國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是以反對不合理的搜查扣押、保護公民的憲法權利為基礎展開的。

1914年2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對弗里蒙特．威克斯訴美國聯邦政府一案做出終審判決，「它宣告，違反第四修正案的保護、通過不合理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不能在聯邦法庭上使用以反對被告人」。標志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2、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以馬普案的判決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強制推行於各州。

威克斯規則原則上僅強制適用於聯邦警察採取非法搜查行為獲取證據的歷顫判決，各州法院仍可選擇性適用。美國最高法院通過沃爾夫案正式賦予了各州法院拒絕適用威克斯規則的權力， 後來綜合考慮威克斯案對各州產生的棚察影響及沃爾夫案後各州法院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態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以馬普案的判決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強制推行於各州。

3、「毒樹之果」排除規則的確立，進一步使得正當程序原則在刑事訴訟領域有了獲得救濟的可能。

以第五修正案為基礎的「反對自我歸罪特權」和以第六修正案為基礎的「獲得律師幫助權」也先後被納入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毒樹之果」排除規則的確立，進一步使得正當程序原則在刑事訴訟領域有了獲得救濟的可能。這一系列的適用規則，組成了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基本架構。

4、制度之例外

馬普案的判決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得以推廣適用於各州，為規則在司法中被實現提供了可能。但立法規范的支撐卻未能平息包括在各種判決中頻繁出現的反對性意見，即相當一部分公眾的感知上——放縱了犯罪。共和黨尼克松當選總統後，連續啟用了「更為遵守社會秩序」的人擔任大法官，在這些人的推動下，聯邦最高法院不但極大地限制了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也催生出了如作為彈劾證據使用的例外、善意的例外等一系列排除規則的例外，以避免產生「事實上有罪的被告人逃脫制裁」的不利後果。

2006年，哈得孫案的判決宣告了「敲門並表明身份」之例外規則得到了認可，即執行法官在取得合法令狀的前提下，未圓滿履行「敲門並表明身份」義務的行為，不能作為所取得的用以反對犯罪人的證據被排除的理由。

在言詞證據領域，米蘭達規則也備受爭議，雖然早在2002年的迪克遜一案中美國聯邦法院就已經申明：米蘭達規則是最高法院的一個憲法性判例，但關於「自願性」這一問題的判斷歸屬權卻始終處於法院與國會的相互爭奪狀態。直到最高法院以7比2的壓倒性優勢通過了一項司法意見，再次重申了迪克遜一案中確立的米蘭達規則的憲法性質，才使長久的爭論得到了平息。

二、中美的立法差異

1、總結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進路不難看出，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建立，沿襲了一種由憲法到刑事訴訟法、由原則到規則的轉變路徑，在美國，排除規則的憲法性多由判例構成，多年來對其存廢領域也爭論不斷，最終，美國最高法院以已通過的判例表明，排除規則本身並非憲法的要求，國會可以通過立法進行廢止。因此，有學者認為，在美國針對非法獲取之物證領域，排除規則的前景堪憂。

2、與美國不同，在我國，不論是「兩個證據規定」，還是新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都承認了非法證鏈爛茄據排除規則在保障人權方面的重要意義。而理論界也普遍承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最重要的意義乃是在於體現了行使訴訟中的憲政價值，保障了行使程序的實施。因此，憲政基礎性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刑事法律體系中不可動搖的地位，這種地位不會因為個案適用上的缺位或不當應用而喪失立法上的合理性，反而會隨著「依法治國」理念在我國的深入和加強而日益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