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行政訴訟法原告資格

Ⅰ 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原告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25條規定的「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至少應當包括：（1）被訴的行政行為涉及其相鄰權或者公平競爭權的；（2）與被訴的行政復議決定有利害關系或者在復議程序中被追加為第三人的；（3）要求主管行政機關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責任的；（4）與撤銷或者變更的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除上述情況外，還有哪些公民、法人或者組織可以作為原告，可以根據實踐需要，進一步擴大。原則是通過行政訴訟比通過其他途徑解決爭議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更有利於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二、原告的近親屬提起訴訟有權提起訴訟的公民死亡的，其近親屬可以作為原告提起訴訟。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若干解釋》的規定，這里的「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和其他具有扶養、贍養關系的親屬。三、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權利承受人提起訴訟有權提起訴訟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終止，承受其權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提起訴訟。法人是指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組織；其他組織是指沒有取得法人資格的社會組織。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若干解釋》規定的非法人組織包括：合夥企業以和他合夥組織以及其他非法人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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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行政訴訟幾種特殊情況的原告資格認定

行政訴訟法規定，依照本法提起訴訟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是原告。根據這一實質性規定來看，所謂行政訴訟的原告，是指對行政機關或授權組織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依照行政訴訟法，以自己的名義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根據這一定義，原告具有以下特徵：1、原告須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2、原告是與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人；3、原告須是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了自己合法權益的人。下面將對幾種特殊情況下的原告資格進行闡述。 一、關於受害人能否作為原告的問題。 此處所說的受害人，就是受到其他主體違法行為侵害的人。加害人由於受到行政機關處罰也稱為受罰人。在發生侵害時可以有以下兩種情況：一是行政機關不予受理，這里沒有受罰人；二是行政機關進行了處理，處罰了加害人，但受害人仍然不服。這都涉及到受害人是否有原告資格的問題。筆者認為，受害人在上述兩種情況下，都有原告的資格，只要其他條件具備，就有權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其理由是：1、有的法律已明確規定受害人有權起訴，如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也明確規定了要求主管行政機關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責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2、行政訴訟法承認權利主體在其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向主管行政機關的要求保護是一種合法權利，即受保護權。例如，《行政訴訟法》第11條第5項就規定，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如果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復的，申請人有權向法院起訴。這樣的規定實際上就是全面承認受害人原告資格而不是僅限於個別領域。 二、對民事糾紛進行行政處理後的行政訴訟原告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已經對這類問題分別作了解釋與區分，《若干問題的解釋》雖然只規定了「調解行為」和「律規定的仲裁行為」不屬於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而沒有區分強制與否等，但是，筆者認為，對民事糾紛進行行政「裁決」、「強制性決定」、「處理決定」不服的糾紛當事人，均可以原告資格提起行政訴訟，而對民事糾紛進行「調解」、「仲裁」不服的糾紛當事人，則只能以民事訴訟原告資格向法院起訴。由此可見，在對民事糾紛進行行政裁決、決定時，是具體行政行為，原民事糾紛雙方主體如有不服，均有資格作為原告而起訴。當然在一個案件中可考慮一方作原告，另一方為訴訟第三人。 三、關於企業投資人的原告資格的問題。 在有兩個以上投資人組成的各式各樣的企業中，投資各方的權益與所投資組成的企業的權益，一般情況下都是混同的、一致的，但是，在個別情況下二者的權益也可以不一致。這就有必要探討作為投資者的企業內部權利人的原告資格。《若干問題的解釋》關於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的規定：一是規定聯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的聯營、合營、合作各方，認為聯營、合資、合作企業權益或者自己一方合法權益受到具體行政行為侵害的，均可以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二是規定股份制企業的股東大會、股東代表大會、董事會等認為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可以以企業名義提起訴訟。從以上兩個方面的規定中可以看出，司法解釋對於聯營、合資、合作企業內部的權利人賦予了獨立的訴訟主體地位，承認無論是企業權益受損還是內部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受損，該內部權利人均具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可以充當原告，而且都可以以內部權利人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而對於股份制企業則有所不同，由於在股份制企業中，股東的權益被認為是被企業完全吸收，所以，涉及企業權益的時候，它的利害關系人就成為了企業而不包含企業的投資人。至於股東大會、股東代表大會、董事會等是作為企業的權力機構代表企業權益的，他們以企業名義起訴仍然是企業的原告資格問題。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股東大會、股東代表大會等，一方面是企業的內部權利人，另一方面，它也是投資人即股東行使權利的組織形式。 所以，筆者認為，司法解釋的這條規定，同樣可以推導出投資人也是利害關系人的結論。只不過在股份制企業中，投資人行使其權利仍然要通過股東大會、股東代表大會等形式。另外，這裡面也有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就是股東的權益是否完全被企業吸收？股東的權益與股東大會等所代表的權益是否完全是同一權益？大股東的權益在行政決定中如果被保護了，而成千上萬小股東的權益在行政決定中則被侵害了。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投資人的原告資格能否也適用於股份制企業，目前的司法解釋並未解決這些問題，筆者認為投資人的權益應當得到全面承認與訴訟保護，而不能以企業權益或企業權力機構來抹殺投資人的獨立權益與主體地位，也不應當人為地以企業性質來限制投資人的原告資格。 四、關於企業被終止或改變形態與隸屬關系情況下的原告資格問題。 《若干問題的解釋》沒有規定國有企業被具體行政行為終止或改變形態與隸屬關系的，國有企業是否具有原告資格。這是不是意味著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不具有原告資格呢？筆者認為不是的。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都有一定程度的 企業權益，行政訴訟法也明確承認具體行政行為侵犯法律規定的經營自主權的案件屬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所以，國有企業被侵犯經營自主權的，該國有企業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是可以以原告資格提起行政訴訟的。只不過在實踐中，改變國有企業形態與隸屬關系的行為往往是由該企業國有資產代表人作出的，國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與非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內容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應當依照相關的法律、法規的規定來具體處理其原告資格問題。 對於非國有企業，《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則更明確、統一，凡行政機關注銷、撤銷、合並、強令兼並、出售、分立或者改變企業隸屬關系的，該企業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可以以原告身份提起行政訴訟。所以，1、行政機關的注銷、撤銷、合並、強令兼並、出售、分立、改變隸屬關系這些行為形式，只是示範性質的列舉規定，不是也不應該是侵犯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全部形式或限定范圍；2、涉及侵犯企業經營自主權的行政行為，企業本身自然具有原告資格。雖然企業可能已經被行政機關注銷，但必須賦予其司法救濟的權利與資格，原企業與注銷行為有利害關系，具有起訴的原告資格，能夠代表企業提起訴訟的既有企業的權力機構，也有法定代表人。（作者單位：江西省鄱陽縣人民法院）

Ⅳ 行政訴訟法中」原告訴訟主體資格「是什麼意思

簡單理解就是，一個人能不能做原告，符合資格的才可以當原告。

Ⅳ 請問，在行政訴訟中原告代理人是否必須為具有律師資格的人。如果是，請問具體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行政訴訟法沒有規定原告代理人必須有律師資格。

Ⅵ 在民事和行政訴訟中，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組織有哪些比如合夥、業主大會、股東大會這種。

對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能否直接對違法的企業法人分支機構作出行政處罰及該法人分支機構能否以自己名義提起行政訴訟問題，在司法實踐中，認識不一。本文擬從一典型案例出發，就企業法人分支機構在行政訴訟中原告資格問題作一探討。

A股份有限公司（下稱A公司）的分支機構B分公司（系依法設立並取得營業執照）因違法經營被C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稱C市工商局）給予行政處罰，B分公司不服該處罰決定，於是一紙訴狀將C市工商局告上法院，請求撤銷該行政處罰決定。對於B分公司是否具備原告主體資格及C市工商局直接將B分公司作為行政違法主體作出處罰是否得當問題，合議庭意見不一。

第一種意見認為，B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資格，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不具備行政訴訟的原告主體資格；B分公司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能提起訴訟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中的「其他組織」，其屬於法人內設機構，應由A公司行使訴權，故C市工商局對不能承擔民事責任的B分公司直接處罰屬認定違法主體錯誤。

第二種意見認為，對分公司只要行政機關直接對其作出具體行政行為，該分公司就可以自己名義起訴，本案中C市工商局直接對B分公司作出處罰，故該分公司有行政訴訟原告主體資格，C市工商局直接認定B分公司為違法主體正確。

第三種意見認為，B分公司不具有原告訴訟主體資格，但C工商局認定其為違法主體，並直接作出違法主體正確。

一、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就無原告主體資格？

民事責任作為民法學上的概念，它是指民事主體（即民事法律關系主體）因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法律義務，侵害國家、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權利，而依法承擔的民事法律後果。民事責任主要是財產責任，以補償性為主。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是民事主體之民事行為能力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實為民事主體能以己之能力對己之違反民事義務的行為承擔不利法律後果，主要表現形式是財產賠償。

如上文所言，能否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其實與有無民事行為能力相對應。譬如在民事立法上，就自然人而言，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要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就組織體而言，只有有無民事行為能力之分，而無是否為限制行為能力之說，對於法人（即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依法獨立享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組織），有民事行為能力，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對於非法人組織（如企業法人分支機構），無民事行為能力，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僅規定了公民和法人作為民事主體，且將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個人合夥列在「公民」一章，作為公民的特殊表現形式，並未承認非法人組織（如企業法人分支機構）的民事主體地位。大概就是因為考慮到非法人組織沒有民事行為能力，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但是，盡管立法上以列舉方式排除了非法人組織（如企業法人分支機構）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或者說無民事主體資格，不意味著實踐中非法人組織從事的民事活動就是無效的，如合夥企業、企業法人分支機構在法律許可范圍內的民商事活動是受法律保護的，其在民商事交往中出現了糾紛，在立法上（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其能並且實踐上也是以訴訟當事人的身份參加訴訟的，無論是作為原告還是作為被告。也即是說，民事主體資格與民事訴訟主體資格不完全對應，非法人組織（如企業法人分支機構）取得訴訟主體資格不以其能否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為前提條件。

所以說，認為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就無民事訴訟主體資格，是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的；同樣，在行政訴訟中，以作為行政相對人的企業法人分支機構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為由，而否認其原告主體資格，同樣於法於事無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十七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訴訟法和本解釋外可以參照民事訴訟的有關規定。依之，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不影響其訴訟主體地位，所以，企業法人分支機構可以作為原告提起行政訴訟。

二、有無原告主體資格關鍵看什麼？

起訴一方要想取得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是什麼？也即其憑據什麼成其為原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第四十一條規定：提起訴訟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一）原告是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和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不服，依法提起訴訟的，屬於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第十二條規定：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該行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可見，只要行政相對人認為行政主體的行政作為或不作為侵害或影響了其合法權益時，其就能提起行政訴訟。也即該提起訴訟的一方必須與被訴一方的行政作為或不作為存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時，才能將對方訴諸法院，由是取得行政訴訟原告主體資格。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通篇沒有規定「起訴人必須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才能具備原告主體資格」。而作為參照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也是規定：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見民事立法上的原告資格也僅以「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為已足，並未要求起訴一方必須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才可成其為原告，或說才能取得原告主體資格。

所以，起訴方取得原告資格不以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為必要條件，起訴時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為已足。民事責任的承擔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財產賠付或支付能力的反映，這在組織體承擔民事責任上表現尤其突出。我們不能因為疑慮起訴一方因敗訴而無力承擔不利法律後果而不予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置原告的訴訟利益於不顧，這樣對其不公平。

況且，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者如企業法人分支機構，未必會敗訴；即便其敗訴，民事責任的承擔也未必由其直接承受，譬若民事訴訟中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民事責任，多由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代為承擔，企業法人分支機構敗訴時，作為設立方的企業法人承擔補充責任。

同理，在行政訴訟中，即便作為起訴方的企業法人分支機構如分公司敗訴，不能獨立承擔責任時，作為設立方的總公司應該就行政責任（此時該企業法人據以承擔民事責任的財產化作承擔行政責任的物質基礎）承擔補充責任。這點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認定違法主體有關問題的答復》（工商企字[1999]第233號）得到驗證：「……各類企業法人設立的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分支機構，均屬於從事經營活動的經濟組織（企業和經營單位），依照《行政處罰法》等現行有關規定，該經濟組織可以作為行政處罰案件的當事人，當該經濟組織不能完全承擔有關行政責任時，應由其所隸屬的企業法人承擔。」

三、企業法人分支機構是否屬於「其他組織」？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中，涉及訴權、原告、起訴條件的有：第二條，第二十四條、第四十一條；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涉及受案范圍和訴訟參加人的有：第一條、第十二條。這些條款中的行政相對人均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那麼，法人分支機構到底是法人內設機構，還是屬於其他組織呢？

如上所言，法人分支機構雖然在民事立法上未取得民事主體資格，但現實生活中，其擁有可以支配的財產、經費、名號、組織機構，其是以實際民事主體的身份存在著，能對外為意思表示，從事民事活動，唯一不同於法人的是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所以，法人分支機構已不能說是法人的內設機構，說是「外設機構」較妥。

1991年制定且實施並於200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三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其他組織之間以及他們相互之間因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提起的民事訴訟，適用本法的規定；第四十九條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作為民事訴訟的當事人；第一百零八條規定：起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一）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也就是說在《民事訴訟法》中也無一例外地採用「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說法，民事訴訟如何界定「其他組織」的內涵外延，對行政訴訟有一定的參考和借鑒作用。

Ⅶ 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有哪些條件如何認定

1、原告資格

《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

有權提起訴訟的公民死亡，其近親屬可以提起訴訟。

有權提起訴訟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終止，承受其權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提起訴訟。

2、認定條件

（1）主體條件，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

（2）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

（3）主張的權益是合法權益；

（4）主張的權益受到損害；

（5）主張的權益受到損害和行政行為有因果關系。

(7)新行政訴訟法原告資格擴展閱讀

符合法律規定條件的其他非法人組織，可以作原告。其主要包括：

1、個體工商戶（包括起字型大小和未起字型大小的兩種）。

個體工商戶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依法經核准登記，從事工商業經營的自然人。個體工商戶的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開始於營業執照的取得，終止於營業執照的繳銷或吊銷。

2、農村承包經營戶。

農村承包經營戶是指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按照承包合同的規定從事商品生產經營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農村承包經營戶享有對外訂立合同的權利，自由處分其投入承包經營的自有資產和合法收益。

3、合夥組織（包括起字型大小和未起字型大小的兩種）。

合夥組織，指是兩人以上共同出資、共同經營、共擔風險的共同體。合夥人對合夥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4、法人分支機構。包括：

①法人依法設立並領取營業執照的分支機構；

②法人非依法設立的分機構，或者雖依法設立但沒有領取營業執照的分支機構；

③中國人民銀行、各專業銀行設在各地的分支機構；

④保險公司設在各地的分支機構。

5、其他。包括：

①依法領取營業執照的私營獨資企業；

②依法領取營業執照的合夥型聯營企業；

③依法領取營業執照的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資企業；

④經民政部門核准登記的社會團體或者其他行政管理機關核准登記的社會團體；

⑤依法領取營業執照的鄉鎮、街道、村辦企業；

⑥法律法規特殊規定的未領取營業執照的協作型聯營體、破產清算組、業主委員會等。

Ⅷ 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有哪些條件如何認定

行政訴訟原告資格是指行政訴訟的身份條件，在本質上是指起訴人與行政主體的行為或不作為或所爭議的行政法律關系的利害關系。我國法律、司法解釋有關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規定主要有兩條，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以下稱《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原告是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二是《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稱《若干解釋》)第十二條規定：「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該行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根據上述規定，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核心要素可以概括為三個：一是「認為「;二是「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三是「合法權益」，而司法實踐中的分歧主要體現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上。
「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是指起訴人與被訴行為之間存在直接利益關系，這種直接利益關系是基於具體的法律關系而產生的。可見，利害關系的前提是有具體的法律關系。
「無利益則無訴權」是行政訴訟法的重要理念。對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能孤立地理解。《若干解釋》第一條將「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排除在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之外，意味著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必定對相對人的權利義務從產生實際影響。因此，筆者認為，可以將「具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解釋為對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這種實際影響，應當包括積極(不利)影響和消極(有利)影響兩種情況。也就是說，如果行政主體的行為對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造成了不利影響，原告資格方可具備。
同時，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一條和《若干解釋》第十二條規定，起訴人必須與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有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否則不具備原告主體資格。同行政訴訟法規定的「有事實根據」的要求不同，法院必須首先對起訴人有無主體資格予以嚴格審查。「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是指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權利義務已經或將會產生實際影響。可見，這種利害關系必須是一種已經或者必將形成的關系，不能僅是事實上、不確實的，而必須是法律上、已經確定或者必將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

Ⅸ 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最高法案例: 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1.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條也有關於利害關系的規定。顯然，上述法條規定的「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能擴大理解為所有直接或者間接受行政行為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所謂「利害關系」仍應限於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下統稱當事人）。同時，行政訴訟乃公法上之訴訟，上述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一般也僅指公法上的利害關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關系。因而，舉凡債務人夫妻的離婚登記行為、債務人的非抵押房屋轉移登記行為、抵押人的公司股東變更登記行為，雖有可能影響民事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債權或抵押權的實現，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因而與上述行政登記行為有了一定的利害關系，但因此種利害關系並非公法上的利害關系，也就不宜承認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在行政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資格。上述債權人的普通債權和抵押權人的抵押權等民事權益，首先應考慮選擇民事訴訟途徑解決。申言之，只有主觀公權利，即公法領域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為影響，存在受到損害的可能性的當事人，才與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利害關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原告適格），才有資格提起行政訴訟。

2.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同樣較為復雜。原告主體資格問題與司法體制、法治狀況和公民意識等因素密切相關，且判斷是否具備原告主體資格的標准多重，並呈逐漸擴大和與時俱進態勢。其中，保護規范理論或者說保護規范標准，將法律規范保護的權益與請求權基礎相結合，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價值。即以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和所適用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是否要求行政機關考慮、尊重和保護原告訴請保護的權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統稱權益），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關系的重要標准。實踐中，對行政實體法某一法條或者數個法條保護的權益范圍的界定，不宜單純以法條規定的文意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應堅持從整體進行判斷，強調「適用一個法條，就是在運用整部法典」。在依據法條判斷是否具有利害關系存有歧義時，可參酌整個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行政實體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內容和性質進行判斷，以便能夠承認更多的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利益，屬於法律保護的利益，從而認可當事人與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並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以更大程度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需要強調的是，個案中對法律上利害關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關系或者說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的擴張解釋，仍不得不兼顧司法體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資源的限制；將行政實體規范未明確需要保護、但又的確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權益，擴張解釋為法律上保護的權益，仍應限定於通過語義解釋法、體系解釋法、歷史解釋法、立法意圖解釋法和法理解釋法等法律解釋方法能夠擴張的范圍為宜。

3.法律上保護的權益。

⑴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也相互契合。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判，除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據行政機關所主管的行政實體法；在實體問題上的判斷，更多是依據行政實體法律、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需要考慮和保護的法律上的權益，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但在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實體審查時，仍然不會將行政機關未考慮原告訴請保護權益之情形，作為認定行政行為違法的標准。也即，即使當事人所主張的權益客觀存在，也可能會間接受到行政行為的影響，但因不屬於行政實體法保護的權益，故並不會得到實體裁判支持，原告最終仍然只能承擔不利的後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受理其起訴，因其所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會在訴訟中得到保護和尊重，其起訴也就喪失了必要性，不具備訴的利益；因而不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也並不會侵犯其任何權益。對於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權益的當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訴行政行為被作否定性評價後，可能會間接有利於保護其所主張的權益為由取得原告主體資格。申言之，當事人民法上的權益或者習慣法上的權益，只有在有關行政法律規范對其加以保護的情形下，才能成為行政法上保護的權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才能取得原告主體資格，才能請求司法保護該權益。否則，上述相關權益，只宜通過民事訴訟或者針對直接對其設定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等方式來保護。而且，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價，主要依據行為作出時的事實和法律狀態，一般不受事後變化了的事實和法律規定的影響；因而當事人主張的權益，應當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已經存在和需要考慮的權益，原則上對於事後形成的權益或者已經消失的權益，當事人無權提起訴訟，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關系存續而事後受到影響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規定。

⑵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現行公益訴訟的立法和實踐相一致。行政訴訟的立法宗旨，體現了權利保護和權力監督的統一性。適格原告的起訴，既在主觀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在客觀上維護法秩序，監督依法行政，有利於法治國家建設，從而體現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樣態。因而，通過適度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堅持合法性全面審查、嚴格審查標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合行政訴訟主、客觀訴訟的爭議。但行政訴訟雖有一定的公益性，卻顯然不能將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無限擴大，將行政訴訟變相成為公益訴訟。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行政訴訟首要以救濟原告權利為目的，因此有權提起訴訟的原告，一般宜限定為主張保護其主觀公權利而非主張保護其反射性利益的當事人。即使在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污染、公共服務等領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訴訟，客觀上具備一定程度公益訴訟特點，呈現自益為形式而公益為目的的特徵；但在原告主體資格上，一般仍然限於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訴訟，仍然堅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其存在與普通公眾不同的獨特的權益，且該種權益受行政實體法律規范所保護，並存在為被訴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確規定其屬於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除外。因而，在行政機關不依法處理投訴舉報事項等行政不作為引發的訴訟中，認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權益受侵害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就比認可因公共利益受損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更具有正當性。

4.審理方式。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原則上應當公開進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決定書面審理或者開庭審理、公開開庭或者不公開開庭。不能認為所有的一審行政案件和二審行政案件，都必須要經過公開開庭審理程序。為節約司法成本，減輕各方當事人訴訟負擔，對於原告或者上訴人所訴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於職權，不經言詞辯論，直接不予支持。

【案件基本信息】

案號：（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行政裁定

案由： 行政復議

審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審理程序： 再審復查與審判監督

【當事人信息】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劉廣明。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張家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蘇省張家港市楊舍鎮人民中路33號。

法定代表人：黃戟，市長。

【訴訟記錄】

再審申請人劉廣明訴被申請人張家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簡稱張家港市政府）行政復議一案，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6年9月13日作出（2016）蘇05行初59號行政判決，駁回劉廣明的訴訟請求。劉廣明不服提起上訴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於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蘇行終1415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劉廣明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內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依法組成由審判員耿寶建擔任審判長並主審、審判員白雅麗、汪軍參加的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查，現已審查終結。

【案件基本情況】

一審法院審理查明，2015年11月24日，張家港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張家港市發改委）向江蘇金沙洲旅遊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沙洲公司）作出張發改許備〔2015〕823號《關於江蘇金沙洲旅遊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金沙洲生態農業旅遊觀光項目備案的通知》（以下簡稱823號通知）。該通知內容涉及項目名稱、主要功能及建設內容、項目選址、項目總投資及資金籌措、有效期等五個方面。劉廣明於2016年1月通過信息公開的方式取得了上述通知，認為該通知將其位於江蘇省張家港市錦豐鎮福利村悅豐片一、二組擁有承包經營權的土地納入其中，該通知存在重大違法情形，遂向張家港市政府提起行政復議，要求確認違法並予以撤銷。張家港市政府經審查認為，劉廣明與823號通知不具有利害關系，遂於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張行復第2號駁回行政復議申請決定，並於2016年3月22日送達劉廣明。劉廣明不服，向一審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一審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申請人提起行政復議申請，應當與具體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江蘇省企業投資項目備案暫行辦法》第十七條規定，項目申報單位憑項目備案機關出具的項目備案通知書，依法辦理土地、環保、規劃等各方面的手續後方可開工建設。本案中，823號通知系對建設項目的備案行為，是職權機關就申請人申請備案的項目是否符合項目備案條件依法進行審查後作出的行政行為，該行為產生實體影響的利害關系人是備案申請人金沙洲公司，對其他人的合法權益並不產生直接影響。金沙洲公司僅憑該通知是不能實施開發建設的，還必須依法辦理土地、環保、規劃等各方面的手續後方可開工建設。故劉廣明與823號通知並不具有利害關系，其提起的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實施條例》規定的受理條件。根據《實施條例》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行政復議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申請後，發現該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行政復議法和本條例規定的受理條件的，應當決定駁回行政復議申請。因此，張家港市政府作出駁回行政復議申請決定符合法律規定，遂判決駁回劉廣明的訴訟請求。

劉廣明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基本相同的事實與理由，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劉廣明向本院申請再審，請求：1.依法撤銷一、二審判決，並依法改判；2.一、二審訴訟費由張家港市政府承擔。其申請再審的事實和理由為：823號通知具有行政審批效力。該通知是涉案地塊進入徵收程序的必備文件。唯有該通知通過，涉案項目才能啟動其他程序。因此，823號通知並非隻影響到備案申請人金沙洲公司，還直接對用地范圍內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產生影響。823號通知將再審申請人的土地納入項目選址范圍，對再審申請人的權利義務產生了重大影響。由於823號通知的作出，導致再審申請人的土地因涉案項目需被徵收的法律後果，且再審申請人作為相關地塊地上附著物所有權人，仍未獲得合法補償，再審申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了嚴重侵害，故再審申請人與823號通知有重大利害關系，再審申請人有權提起行政復議，張家港市政府理應受理並履行行政復議職責。二審法院並未就案件情況向再審申請人進行任何詢問即決定進行書面審理，嚴重違反法律規定。

【裁判分析過程】

本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條也有關於利害關系的規定。顯然，上述法條規定的「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能擴大理解為所有直接或者間接受行政行為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所謂「利害關系」仍應限於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下統稱當事人）。同時，行政訴訟乃公法上之訴訟，上述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一般也僅指公法上的利害關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關系。因而，舉凡債務人夫妻的離婚登記行為、債務人的非抵押房屋轉移登記行為、抵押人的公司股東變更登記行為，雖有可能影響民事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債權或抵押權的實現，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因而與上述行政登記行為有了一定的利害關系，但因此種利害關系並非公法上的利害關系，也就不宜承認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在行政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資格。上述債權人的普通債權和抵押權人的抵押權等民事權益，首先應考慮選擇民事訴訟途徑解決。申言之，只有主觀公權利，即公法領域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為影響，存在受到損害的可能性的當事人，才與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利害關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原告適格），才有資格提起行政訴訟。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同樣較為復雜。原告主體資格問題與司法體制、法治狀況和公民意識等因素密切相關，且判斷是否具備原告主體資格的標准多重，並呈逐漸擴大和與時俱進態勢。其中，保護規范理論或者說保護規范標准，將法律規范保護的權益與請求權基礎相結合，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價值。即以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和所適用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是否要求行政機關考慮、尊重和保護原告訴請保護的權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統稱權益），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關系的重要標准。實踐中，對行政實體法某一法條或者數個法條保護的權益范圍的界定，不宜單純以法條規定的文意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應堅持從整體進行判斷，強調「適用一個法條，就是在運用整部法典」。在依據法條判斷是否具有利害關系存有歧義時，可參酌整個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行政實體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內容和性質進行判斷，以便能夠承認更多的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利益，屬於法律保護的利益，從而認可當事人與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並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以更大程度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需要強調的是，個案中對法律上利害關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關系或者說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的擴張解釋，仍不得不兼顧司法體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資源的限制；將行政實體規范未明確需要保護、但又的確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權益，擴張解釋為法律上保護的權益，仍應限定於通過語義解釋法、體系解釋法、歷史解釋法、立法意圖解釋法和法理解釋法等法律解釋方法能夠擴張的范圍為宜。

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也相互契合。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判，除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據行政機關所主管的行政實體法；在實體問題上的判斷，更多是依據行政實體法律、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需要考慮和保護的法律上的權益，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但在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實體審查時，仍然不會將行政機關未考慮原告訴請保護權益之情形，作為認定行政行為違法的標准。也即，即使當事人所主張的權益客觀存在，也可能會間接受到行政行為的影響，但因不屬於行政實體法保護的權益，故並不會得到實體裁判支持，原告最終仍然只能承擔不利的後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受理其起訴，因其所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會在訴訟中得到保護和尊重，其起訴也就喪失了必要性，不具備訴的利益；因而不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也並不會侵犯其任何權益。對於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權益的當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訴行政行為被作否定性評價後，可能會間接有利於保護其所主張的權益為由取得原告主體資格。申言之，當事人民法上的權益或者習慣法上的權益，只有在有關行政法律規范對其加以保護的情形下，才能成為行政法上保護的權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才能取得原告主體資格，才能請求司法保護該權益。否則，上述相關權益，只宜通過民事訴訟或者針對直接對其設定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等方式來保護。而且，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價，主要依據行為作出時的事實和法律狀態，一般不受事後變化了的事實和法律規定的影響；因而當事人主張的權益，應當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已經存在和需要考慮的權益，原則上對於事後形成的權益或者已經消失的權益，當事人無權提起訴訟，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關系存續而事後受到影響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規定。

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現行公益訴訟的立法和實踐相一致。行政訴訟的立法宗旨，體現了權利保護和權力監督的統一性。適格原告的起訴，既在主觀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在客觀上維護法秩序，監督依法行政，有利於法治國家建設，從而體現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樣態。因而，通過適度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堅持合法性全面審查、嚴格審查標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合行政訴訟主、客觀訴訟的爭議。但行政訴訟雖有一定的公益性，卻顯然不能將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無限擴大，將行政訴訟變相成為公益訴訟。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行政訴訟首要以救濟原告權利為目的，因此有權提起訴訟的原告，一般宜限定為主張保護其主觀公權利而非主張保護其反射性利益的當事人。即使在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污染、公共服務等領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訴訟，客觀上具備一定程度公益訴訟特點，呈現自益為形式而公益為目的的特徵；但在原告主體資格上，一般仍然限於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訴訟，仍然堅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其存在與普通公眾不同的獨特的權益，且該種權益受行政實體法律規范所保護，並存在為被訴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確規定其屬於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除外。因而，在行政機關不依法處理投訴舉報事項等行政不作為引發的訴訟中，認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權益受侵害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就比認可因公共利益受損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更具有正當性。

就本案而言，根據《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國發〔2004〕20號）、《中央預算內直接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政府核准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江蘇省企業投資項目備案暫行辦法》等規定，發展改革部門對政府投資項目的審批行為和企業投資項目的核准和備案行為，主要是從維護經濟安全、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優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現壟斷等方面，判斷某一項目是否應予審批、核准或備案（以下統稱項目審批行為）。考察上述一系列規定，並無任何條文要求發展改革部門必須保護或者考量項目用地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人權益保障問題，相關立法宗旨也不可能要求必須考慮類似於劉廣明等個別人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保障問題。發展改革部門在作出項目審批行為時，也就無需審查項目用地范圍內的征地拆遷、補償安置等事宜，無需考慮項目用地范圍內單個土地、房屋等權利人的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的保護問題。因此，項目建設涉及的土地使用權人或房屋所有權人與項目審批行為不具有利害關系，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其以項目審批行為侵犯其土地使用權或者房屋所有權為由，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並不具有申請人或者原告主體資格。具體到本案中，張家港市發改委作出823號通知即使涉及劉廣明依法使用的土地，劉廣明也不能僅以影響其土地承包經營權為由申請行政復議。張家港市政府以再審申請人的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實施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為由，作出駁回其申請之決定，符合法律規定。一、二審法院判決並無不當。再審申請人劉廣明如認為項目建設過程中行政機關的土地徵收與補償等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應當通過其他法定途徑解決。

另外，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原則上應當公開進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決定書面審理或者開庭審理、公開開庭或者不公開開庭。不能認為所有的一審行政案件和二審行政案件，都必須要經過公開開庭審理程序。為節約司法成本，減輕各方當事人訴訟負擔，對於原告或者上訴人所訴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於職權，不經言詞辯論，直接不予支持。因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應訴若干問題的通知》的相關規定，對於一審行政案件，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逕行裁定駁回起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六條規定，對於二審行政案件，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也可以不開庭審理。因本案的主要爭議是法律適用問題，二審法院未開庭審理而採用書面方式審理，系法院職權所在且不違反法律規定。再審申請人有關二審法院未經詢問即書面審理違法的再審理由，亦不能成立。

綜上，再審申請人劉廣明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一條規定的情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之規定，裁定如下：

【裁判結果】

駁回再審申請人劉廣明的再審申請。

【文尾】

審 判 長 耿寶建

審 判 員 白雅麗

審 判 員 汪 軍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孫輝妮

書 記 員 周 萍

Ⅹ 請談談對我國行政訴訟法中原告資格規定的認識，謝謝

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本身就意味著一定限制性質的存在。資格首先是一種許可，是對某人作或不作某事的許可；同時也是一種限制，規定了某人作或不作某事的邊界。合理界定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內涵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我們有必要本著反思精神，科學理解現行法律規定的原告資格標准，展望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發展模式。

當前我國學者關於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概念可謂見仁見智，其中尤以「條件說」和「利害關說」 影響最大。「條件說」在行政訴訟理論界和實務界的流行范圍較廣。例如，「原告資格是個人或組織請求法院保護自己合法權益所應具備的條件 」；「所謂原告資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因具備一定條件而取得的可以作為原告提起行政訴訟的資格」；「 所謂原告資格， 是指具備什麼條件才能成為行政訴訟原告」。在理論界莫衷一是時，我們有必要尋找權威觀點的支持，在《布萊克法律大辭典》中， 原告資格是指某人在司法性爭端中所享有的將該爭端訴諸司法程序的足夠的利益，其中心課題是確定司法爭端對起訴人的影響是否充分，從而使起訴人成為本案訴訟的正當原告[4]。在這里，筆者認為，行政訴訟原告資格是指某人就某事而具有的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從而成為行政訴訟原告的法律能力。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問題，關繫到什麼樣的人能夠提起行政訴訟並啟動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程序，其實質是如何正確處理行政權和公民權、行政權與審判權的關系。

一、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制度的歷史演變

建國以來，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法律制度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這一過程與我國行政訴訟的發展相一致，每一階段的發展狀況在大體上也是與我國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相適應的。

（一）「無標准」 階段（1949年－1982年）

70 年代以前， 我國實行高度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利益高於一切， 個人的主體地位完全被抹殺，長期無民主法治可言。因此，此時我國尚沒有孕育行政訴訟制度的土壤，當然也就無所謂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制度。後來，實行改革開放，商品經濟得到初步發展，個人利益也開始受到重視，但是控制公權、保護私權的思想和法律都還處於醞釀階段。所以，到 1982 年《民事訴訟法（試行）》頒布前的這一階段，是我國原告資格的「無標准時期」。

（二）「法律規定的標准」 階段（1982年－1990年）

雖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商品經濟和政治民主都得到大力發展，但是行政訴訟賴以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尚處於摸索階段。此時建立行政訴訟制度已成必然，但還無法取得獨立地位，原告資格問題也處於「摸索」狀態，只能由各個法律法規根據實際情況分別規定。

（三）「合法權益標准」 階段（1990年－2000年）

80 年代中後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己取得了較大程度的發展，個人的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受到很大程度的重視，建立獨立的行政訴訟制度已成為時代的需要，「合法權益標准」也就順應時代的要求而得以確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頒布施行標志著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相分離，取得了獨立地位。該法第 2 條的規定在行政訴訟原告資格上取消了「法律規定的標准」，代之以統一的、寬大的「合法權益標准」。與原有法律相比，《行政訴訟法》在立法的價值取向上已從保障行政權轉變為保障公民權和保障行政權並重。

（四） 「合法權益與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並用」 階段（ 2000年－至今）

2000 年最高院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涉及原告資格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受案范圍和訴訟參加人兩部分，「這應當視為對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制度認識的一個新發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均具有重要的指導義。」根據第 12 條「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該行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的規定，很多學者以「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為標准界定原告資格，但是仍有一些學者繼續用合法權益」標准，於是出現了兩者的並用階段。

二、國外有關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確定標准

西方法治國家普遍經歷了一個放鬆原告資格嚴格限制的過程。以英美為例：美國司法審查訴訟中的原告資格標准實際上經歷了從「權利侵害」標准到「法定損害」標准，再到「雙層結構」標准，最後是「事實不利影響」標準的演變過程。美國40年代以前，規定當事人只能在權利受到侵害時才有起訴資格，而現在，當事人所主張的利益，只要有可能處於法律所調整或保護的利益范圍以內,就有起訴資格。在英國,1978年以前的原告資格因救濟手段不同而有所區別。當事人申請私法上的救濟手段時,只能在個人權利受到公共機構的違法決定侵害時才能起訴。而申請公法上的救濟手段由於以英王的名義提起,起訴資格的限制較寬,只要當事人的直接利益因公共機構的違法決定受到侵害,就有資格向法院起訴。另外,在公法上的救濟手段中,對申請強制令的資格比申請調卷令與禁令的資格的限制更嚴,這種復雜的起訴資格對公民起訴很不方便。1978年最高法院新規則統一了申請公法上的救濟手段和申請私法上的救濟手段所適用的原告資格,方便了當事人的起訴。

三、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在立法、理論及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通過以上對我國及英美兩國關於行政訴訟原告資格規定的分析，可以發現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制度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不足

（一）行政訴訟原告資格認定標准模糊。

行政訴訟原告資格條件眾說紛紜。但是，不管各學說存在什麼樣的分歧，自從「法律上利害關系」這一概念明白引入原告資格的規則之後，它已經成為理論與實務共同的聚焦點，甚至成為考慮原告資格的核心。但是我國現行法律未能對「法律上利害關系」從司法審判的操作層面進行界定，按照通常觀點，利害關系有直接與間接之分，也有切身利害關系與非切身利害關系之分。每一種解釋都可能導致訴訟范圍的伸縮，從而影響到公民權益的保障程度。

（二）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合法權益」范圍狹窄行

政訴訟法第2條使用的概念是「合法權益」，但是11條又規定「認為侵犯其他人身權和財產權的」。事實上第11條是對第2條作了限制性的規定。因此學界和實務界存在

爭議，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行政訴訟對原告資格上限於具體行政行為侵犯人身權和財產權爭議，即除了法律、法規有特別規定外，只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的，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行政訴訟，而人身權、財產權以外的其他合法權益，如憲法規定的平等權利、政治權利、受教育權和勞動權等則不受行政訴訟的救濟和保障。

（三）原告只能以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為前提提起行政訴訟

在我國根據目前法律的規定，原告是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即只有其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才具有原告資格，不能以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受侵犯為由提起行政訴訟。實踐中還有大量的為維護公益而提起的行政訴訟被法院以「無利害關系」為由拒之門外。隨著社會的發展，行政權對社會生活的介入越來越廣泛，違法行政行為不公是對相對人利益的侵犯，也是對公共利益的侵犯，依法行政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要求，而且有時行政行為直接針對公共利益而無特定相對人，國外多數國家均規定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以行政行為侵犯公共利益為由提起行政訴訟。

四、完善與發展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具體對策

借鑒英美逐漸放寬對原告資格限制的發展規律，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筆者對於完善與發展我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制度提出以下建議：

（一）立法上明確闡述「法律上利害關系」標准起訴人是否具備原告資格

從根本上說應當看起訴人與被訴行為或爭議的法律關系是否具有利害關系。為了給行政訴訟制度的發展留有餘地，為行政管理相對人提供更充分的救濟機會，至少在理念上對「利害關系」不宜作過於嚴格的限制，既不要將其限定在法定權利的范圍，也不要將其限定在直接利害關系的范圍，只要起訴人在案件中具有一定的訴訟利益就應當認定為有利害關系。確定原告資格時，既不能僅憑起訴人的主觀認識（否則原告資格就會形同虛設），也不能要求起訴人的權益必須受到現實的損害（否則就會出現在立案時就必須對案件的實體問題作出裁判的不合邏輯和正當程序的現象），但原告資格所要求的「利害關系」必須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即起訴人應當證明其在該案件中具有客觀的訴訟利益存在。這種利害關系應當限於「法律上的利害關系」而不能泛指一切利害關系，即由於某一具體行政行為的作出使原告法律上的權利、義務受到了影響；這種法律上的影響是由於行政機關行使職權、作出某一特定的具體行政行為所導致的，是行政權動作的結果。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對原告應享有的合法權利的影響是必然性，而不是可能性。「法律上利害關系」是公民、法人或其它組織的合法權益與行政行為之間存在的一種因果關系，因此可以從合法權益、行政行為及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角度來界定「法律上利害關系」。

（二）擴大「合法權益」保護范圍

在我國行政訴訟法中,沒有明確界定「合法權益」是「法律上保護的利益」還是「值得法律保護的利益」。「合法權益」作「法律上保護的利益」的界說,已不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應以「值得法律保護的利益」為標准,而無論這種利益是現實的還是將來的,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只要公權力主體的行為對相對人值得法律保護的利益造成了不利影響,而法院能提供有效救濟的則該相對人就應該享有原告資格。我國行政訴訟法關於「合法權益」的外延規定有限,僅保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人身權和財產權,范圍過於狹窄。在實踐中,往往出現行政機關侵犯公民受教育權、公平競爭權等情況，卻無法得到行政訴訟法的保護。所以，應擴展行政訴訟法中「合法權益」的外延，更好的保護公民在憲法和其他法律中的合法權益，也有利於更好的監督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實現我國行政訴訟法的宗旨。

（三）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

所謂行政公益訴訟，是指當行政主體的違法行為或不作為行為對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時，法律允許無直接利害關系人為維護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制度。如何確定行政公益訴訟主體問題，如果根據先行行政訴訟法規定，那麼就無法確定適格原告，提起行政公益訴訟也就無從談起。實際上，保護好我們公民生存、生活環境是政府的責任和義務，如果行政主體對破壞生態、破壞自然環境等現象不聞不問，從公民作為環境權所有者角度上講，公民就與行政主體產生了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從而具有了行政訴訟的訴權，也就可以對行政主體相應不作為行為提起行政訴訟了。隨著民主、法治和人權的發展，許多國家不僅賦予法定權利受到行政行為直接或間接侵害的個人、組織以行政訴訟原告資格，而且在法治較發達國家如美國，還賦予公民個人或組織據此可以以納稅人、競爭人、消費者和環境消費者等身份對行政行為提起訴訟，有些國家甚至建立起民眾訴訟制度。而在我國，雖然公民（非外國人和無國籍人）尚可通過其他途徑（如向監察機關或人大、政府反映等）尋求處理，但司法途徑往往是最公開、公正和最迅捷、有效解決問題的途徑。因此，為了加強對公民個人權益保護和對社會公益維護的雙重目的，我們有必要拓寬原告資格，同時賦予公民以維護自身權益和社會公益的訴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