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非法證據排除案例

⑴ 什麼是杜培武冤案從中可以看出什麼問題

1998 年 4 月 20 日，昆明市公安局通信處民警王曉湘與昆明市路南縣原公安局副局長王俊波被槍殺死在一輛微型車上。為偵破此案，昆明市公安局決定成立「 4 �6�1 22 」專案組，由當時的昆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政委秦伯聯、刑偵三大隊大隊長寧興華具體負責偵破工作。 被害人王曉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昆明市公安局直屬分局以涉嫌故意殺人刑事拘留。 在昆明市公安局刑偵三大隊辦公室，被告人秦伯聯、寧興華採用連續審訊 ( 不準睡覺 ) 、拳打腳踢、或指使、縱容辦案人員對杜培武拳打腳踢，並用手銬將杜吊掛在防盜門、窗上，然後反復抽墊凳子或拉拴在腳上的繩子，讓其雙腳懸空全身重量落在被銬的雙手上。 杜培武難以忍受、喊叫，又被用毛巾堵嘴，還被罰跪，「背銬」用電警棍電擊，直至杜培武「承認殺人犯罪事實」，「指認作案現場」。 同年 7 月 19 日被送往昆明市第一看守所關押。 1999 年 2 月 5 日，杜培武被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 杜培武不服，以「沒有殺人、公安機關刑訊逼供」為由提出上訴， 1999 年 10 月 20 日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後，以故意殺人罪改判死刑，緩期 2 年執行。1999 年 11 月 12 日杜培武被投入雲南省第一監獄服刑。隨著楊天勇等故意殺人搶劫案的偵破，確定殺害王俊波、王曉湘的兇手是楊天勇等人，杜培武故意殺人案是錯案。 2000 年 7 月 6 日，省高院宣判杜培武無罪，並釋放。
從這個案件中可以看出：我國目前尚無關於律師介入訊問過程的規定。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往往以偵查不公開為由，排斥律師介入偵查過程，這對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障構成了潛在的威脅。如果我們不能保障律師在訊問中的在場權，建構一個「看得見」的刑事訊問程序，讓陽光進入訊問程序。就不能保障人權，遏制刑訊逼供等非法獲取口供的行為，實現刑事程序的正當性和法治化。

⑵ 哪些行為收集的證據屬於非法證據排除非法證據義務的機關有哪些刑事訴訟法對保障刑法實施有哪些

1．（1）「審訊人員將李某提到公安局辦案基地對其實施了捆綁、吊打、電擊等行為，3天3夜不許吃飯，不許睡覺，只給少許水喝，並威脅不坦白交代搶劫殺人罪行、認罪態度不好法院會判死刑。最終，李某按審訊人員的意思交代了搶劫殺人的事實。」這是偵查人員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獲取的李某的供述，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款的規定，屬於非法證據，而且，依據該條款的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2）「偵查人員還對李某的住處進行了搜查，提取扣押了李某鞋子等物品，當場未出示搜查證」，偵查人員搜查扣押的李某的鞋子等物品，屬於物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款的規定，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屬於非法證據，才應對該證據予以排除。

2．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2款之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由此可見，本案負有排除非法證據義務的機關包括東湖市公安局、東湖市檢察院和東湖市中級法院。

3．對於李某的盜竊罪而言，有保安的指認，而且有李某的供述，並經查證屬實。因此，對李某的盜竊罪應作有罪判決。
對於李某的搶劫罪，只有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和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證加以證明，未達到《刑事訴訟法》第53條第2款規定的給被告人定罪的「證據確實、充分」的三個要求「（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因此，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95條的規定，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4．結合本案，簡要說明刑事訴訟法對保障刑法實施的價值。
刑事訴訟法在保障刑法實施方面的價值有：第一，通過明確對刑事案件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為調查和明確案件事實、適用刑事實體法提供了組織上的保障。第二，刑事訴訟法通過明確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主體的權力與職責及訴訟參與人的權利與義務，為調查和明確案件事實及適用刑事實體法的活動提供了基本構架；同時，由於有明確的活動方式和程序，也為刑事實體法適用的有序性提供了保障。第三，規定了收集證據的方法與運用證據的規則，既為獲取證據、明確案件事實提供了手段，又為收集證據、運用證據提供了程序規范。第四，關於程序系統的設計，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避免、減少案件實體上的誤差。第五，針對不同案件或不同情況設計不同的具有針對性的程序，使得案件處理簡繁有別，保證處理案件的效率。
在本案中，刑事訴訟法通過規范證據的收集程序和運用規則，讓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排除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同時，在本案中，通過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相互之間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了刑法的正確實施，保證了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目標的實現，以有效的程序機制保障了刑法的實現。

5．結合本案，簡述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完善過程，闡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訴訟價值。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指違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獲取的證據，原則上不具有證據能力，不能為法庭採納。既包括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也包括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
在我國，為保證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於證據的收集、固定、保全、審查判斷、查證核實等，都規定了嚴格的程序。
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幾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199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也規定，以刑訊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
2010年6月發布的《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對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一方面，明確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條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於非法言詞證據。第2條規定，經依法確認的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14條規定，物證、書證的取得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否則，該物證、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另一方面，明確了非法取得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排除程序。
2012年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吸收了《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相關內容，在三個方面增加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第一，排除范圍。即刑事訴訟法第54條的規定。第二，法庭調查，包括啟動、證明、處理。即刑事訴訟法第56、57、58條的規定。第三，法律監督。即刑事訴訟法第55條的規定。
在本案中，排除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是對2010年《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及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關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有效貫徹和落實。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訴訟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乃至每個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進行否定性評價，能夠使非法取證一方承受不利的程序結果和實體結果，消除非法取證的心理動力，從而達到保障訴訟參與人各項權利、保障無辜的人不受追究的目的。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有利於保障李某的人權，同時，警示司法人員在以後的執法中應充分保障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
第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保障程序公正，保障訴訟程序獨立價值的實現。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助於督促公檢法機關嚴格遵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通過程序性制裁來實現對程序公正的追求。在本案中，通過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彰顯了程序的獨立價值，維護了程序的公正性，是程序公正價值的重要體現。
第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規范司法行為，維護司法權威，彰顯法治精神。司法行為是否合法、是否規范，是衡量司法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設水平的重要標志，關繫到司法權威的實現和確立。司法機關若非法取證、帶頭違法，就會嚴重損害司法機關形象，損害法律權威，對整個社會的法律信仰和法治精神也有著巨大的破壞。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有利於抑制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督促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樹立懲罰與保護並重的司法理念，堅持規范理性文明執法，這對樹立我國司法的權威，具有重要意義。

⑶ 黎慶洪案的程序裸奔

一、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對被告人潘立新的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和受賄罪進行秘密審判
被告人潘立新被控三項罪名：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受賄罪。其中的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與被告人黎慶洪的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有密切關聯，並且與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沒有一毛錢的關系，是一定要進行公開審理的。但小河法院竟然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對被告人潘立新的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和受賄罪進行秘密審判。楊大庭長為學者型法官，豈不知小河法院的狗屁理由完全不能成立。但楊萬明庭長裝聾作啞，任由小河法院裸奔，則與楊大庭長的專業知識無關了，以至楊金柱差點上飛機去最高法院找一級大法官張軍副院長理論。
二、沒有讓一個辦案警察在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中出庭作證
本案有20餘名被告人在法庭上陳述公安辦案時對他們進行刑訊逼供，10多人均指向辦案警察潘立新和楊濤兩人。法庭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以後，經過控辯審三方當庭驗傷，被告人梅芸瑜四年以後雙腳背上的傷痕猶在。
面對如此鐵證，楊金柱律師和陳有西等許多辯護人強烈要求潘立新和楊濤出庭作證。此時，公訴人出具了貴陽市公安局的一份證明作為擋箭牌。貴陽市公安局在該證明中陳述了不讓警察出庭作證的兩點理由：其一，該案所有辦案警察均依法辦案，文明辦案，無一人對被告人實施了刑訊逼供行為；其二，目前證人保護制度不夠完善，為了避免辦案警察受到報復和保護辦案警察的人身安全，故不讓所有的辦案警察出庭作證。
小河案已經成為明年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前的標志性案件，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已經正式寫入新刑訴法，但全國的公安局均效仿貴陽市公安局，來上這么一紙狗屁證明，即將新刑訴法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廢除得乾乾凈凈，使律師們空有一身武功而英雄無用武之地。如此，國家法律完全成為兒戲，這才是楊金柱特別痛恨之處，故特別要和楊大庭長單挑一場。
三、庭審舉證質證一個多星期，沒有看見一個控方證人出庭作證
本庭自控方舉證第一天開始，辯護律師們即強烈要求控方證人出庭作證，審判長當庭答復：「合議庭研究後予以答復」。但這一研究遙遙無期，一個多星期音信全無。
最高院一級大法官張軍副院長在全國法院第一期（總第3期）高中級法院副院長輪訓班上發表了無端指責律師們「無良」、「胡說八道」、「鬧庭」的言論，還對證人出庭作證問題作了發言。
楊金柱現在將經濟觀察報《法院副院長們的壓力》一文中一級大法官張軍副院長的有關講話摘錄如下:
在談到新刑訴法中落實證人依法出庭作證時，張軍毫不避諱地說：「證人出庭作證的比例現在有多大呢？也就是2%~3%，不超過5%。」分析原因時，張軍說不是證人不想，不敢，不能出庭，而是公訴人和法官都不希望證人出庭，怕證人出庭與書面證言發生沖突。
張軍特別提到了正在審理的一個案件。「到目前為止，一個證人也沒有出庭。這還是一個全國，甚至舉世矚目的案件。」
張軍希望這能夠引起各級法院重視。因為證人不出庭、出庭率低一直是困擾中國刑事司法實踐的頑疾。也是本次刑事訴訟法修改重點解決的問題之一。他表示，法官的觀念意識要跟上相應的變化，「否則只是條文的變化沒有什麼意義。」
四、公訴人對辯護人的質證意見完全不予回應，審判長天天在違法審理
庭審舉證質證第一天的程序是：公訴人首先舉證、辯護人發表質證意見、公訴人對辯護人質證意見發表意見、辯護人對公訴人意見予以回應。
但從第二天開始，公訴人改變了方式，變成只舉證，對辯護人的質證意見不發表一個字的評論。把辯護人搞得雲里霧里，長二金剛摸不到腦殼。按照常理，公訴人對辯護人質證意見不發表意見，即表示其同意辯護人的質證意見，但公訴人卻又要來上一句：公訴人所舉證據來源合法、客觀真實、具有關聯性，請求審判長予以採納。真是怪事處處有、小河特別多！

⑷ 什麼是排非

關於排非，干貨都在這里

排非是「排除非法證據」的簡稱，有時也代稱「排除非法證據規則」或者「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一、「排非」規則誕生的背景

在司法實踐中，無論是民事、行政法還是刑事領域，證據都是第一位的，因此有「證據為王」、「打官司就是打證據」等說法。

在刑事訴訟中，無論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還是書證、物證、鑒定意見，能否作為證據證據使用，首先必須解決其是否具有證據資格，是否具有證據資格，關鍵是要取得這些證據的方式方法和過程符合法律規定。

近十年來，陸續隨著佘祥林案、聶樹斌案、趙作海案、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等等一系列冤假錯案被披露，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這些冤假錯案之所以發生，直接原因是公安機關在偵查取證中存在刑訊逼供等嚴重違法行為。要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要規范偵查機關的偵查活動，遏制偵查機關違反法定程序偵查取證。

為了甄別和處理偵查機關通過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具有證據的名義但實際上不具有證據的資格，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證據），防止這些所謂的「證據」進入刑事司法程序，成為對犯罪嫌疑人定罪處罰的依據，我國從2010年開始，正式開始建立健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二、法律淵源

1、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並且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2、1996年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關於證據的條款也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第六十一條規定 ：「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於2010年6月13日頒行的《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對非法證據排除做了詳細規定，首次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4、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作出《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修訂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從立法層面上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基本成型。

三、「排非」的實踐狀況

在實踐中，排非的應用越來越廣泛，證據非法性問題在越來越多的案件中稱為控辯雙方博弈的焦點問題。實踐中「排非」的難點在於如何區分瑕疵證據和非法證據，並不是所有違反法定法定程序的證據都是非法證據。關於實務中如何正確區分非法證據，建議參考廣大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的《排非手冊——非法證據排除的應用與實踐》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