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修改1996
㈠ 刑事案件再審程序在這次的《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背景
背景分析:
近年來,一系列重大刑事冤錯案件不斷被披露,被告人被錯判甚至錯殺,有些錯案數十年未得到及時發現和糾正,作為發現和糾正錯誤生效裁判的一種糾錯制度,刑事再審程序由於存在諸多缺陷而未發揮及時有效的錯案糾錯功能,違背了立法對刑事再審程序的價值期待。當前,亟需立足我國現實,同時合理借鑒域外成功制度經驗,重塑刑事再審程序,以使其錯案糾錯功能得到真正發揮。
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發揮庭審對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的決定性作用,以嚴格司法保障公正司法。
切實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等法律原則,各級法院對518名公訴案件被告人和260名自訴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無罪。堅持公開審判、舉證質證、法庭辯論等訴訟制度,保障當事人的知情權、陳述權、辯護權、申訴權。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審理念斌投放危險物質案,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宣告念斌無罪。
堅決糾正冤假錯案。各級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其中糾正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再審呼格吉勒圖故意殺人、流氓罪一案,改判呼格吉勒圖無罪,目前正在依法依紀追究有關辦案人員的責任。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以對法律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對錯案發現一起,糾正一起。對錯案的發生,我們深感自責,要求各級法院深刻汲取教訓,進一步健全冤假錯案有效防範、及時糾正機制。
㈡ 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的特點
法律分析:確立了法院統一定罪原則;改革刑事辯護制度,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即可聘請律師協助;改革刑事強制措施制度,放寬逮捕的條件,完善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適用程序;廢止收容審查,並將其原適用的對象納入到拘留中來;改革審查起訴制度,廢除免予起訴;改革刑事審判程序,取消開庭前的實體審查,改革法庭調查程序,擴大控.辨各方的參與權;設立簡易程序,使輕微案件得到迅速處理;加強對刑事被害人的權利保障,使其擁有當事人的地位和訴訟權利。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一條 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㈢ 新刑事訴訟法
法律分析: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根據1996年3月17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一次修正 根據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 根據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三次修正。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一條 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㈣ 1996年為什麼要修改《刑事訴訟法》
1.修改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宗旨。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條對刑事訴訟法制定宗旨的規定是:「為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考慮到「人民」在我國是一個政治范疇,在外延上不包括嚴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刑事訴訟法要保護的是包括涉嫌嚴重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權利。同時考慮到司法公正和訴訟效率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價值目標,《建議稿》將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宗旨修改為「為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障人權,實現司法公正,提高訴訟效率,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2.進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則。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條第二款關於程序法定原則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根據法治國家的授權原則,並特別考慮到對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進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則的重要內容,《建議稿》將程序法定原則獨立作為一條,並分兩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規定的許可權。」「對違反法定程序的訴訟行為,人民法院或人民檢察院應當根據違法的輕重程度及結果情況,決定違法行為是否有效。」 3.將人民法院統一定罪原則改造為無罪推定原則。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原則。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是現代刑事訴訟之基石,《建議稿》第十條第一款根據國際社會的通行表述,將無罪推定原則表述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確定有罪之前,任何人應當被推定為無罪。」此外,為了保證無罪推定原則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於被追訴人處理的精神在實踐中能得到真正的貫徹和落實,該條第二款還規定:「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的,按無罪處理;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輕的,按罪輕處理。」 4.增加規定比例原則。比例原則是現代公法一項非常重要的原則,被譽為公法的「帝王條款」。在刑事訴訟中,比例原則的確立對於合理劃分國家權力與公民個人權利的界限,防範國家權力濫用,保護公民個人權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為此,《建議稿》增加規定了此原則,並將其表述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實施強制性訴訟行為,應當嚴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圍內,並與所追究罪行的嚴重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會危險性相適應。」 5.增加規定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基於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對於防止刑訊逼供、保護被追訴人合法權利的重要意義,並考慮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關於這一原則的規定,《建議稿》第十二條確立了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不得強迫任何人證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於自己的陳述。」至於此原則是否包含沉默權,可結合中國實際加以解讀。 6.增加規定刑事和解原則。考慮到刑事和解制度既體現了中國「和為貴」的傳統和諧文化,又有利於提高訴訟效率和有效地解決刑事犯罪所帶來的各種糾紛和矛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復性司法在國際社會的蓬勃發展趨勢,《建議稿》在第二十條將刑事和解作為中國刑事訴訟法的一項原則予以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及其近親屬達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考慮當事人的和解意願,並根據案件情況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對被告人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7.增加規定一事不再理原則。鑒於一事不再理原則(禁止雙重危險規則)在保障人權、維護司法權威和裁判穩定性方面的重要意義,考慮到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重復追訴之現實,結合國際社會一事不再理原則相對化的發展趨勢,《建議稿》第二十一條確立了相對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後,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為再次受到起訴和審判,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8.增加規定國際法優先原則。鑒於我國已經簽署和批準的國際公約都規定了不少與刑事訴訟有關的內容;而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與這些國際公約的規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異。為此,《建議稿》參照國際社會的通行做法,在第二十二條增加規定了國際法優先原則,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與本法及相關法律的規定不同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 9.增加規定未成年人特別保護原則。考慮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發展的狀況,以及對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訴人的特別保護對於保障人權以及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意義,《建議稿》第二十三條將未成年人特別保護作為一項基本原則予以規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應當考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充分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 10.完善辮護人的職責。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關於辯護人職責的規定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在辯護的內涵上對程序性辯護體現不夠;二是過分強調了辯護人有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舉證責任。針對這兩個問題,《建議稿》第五十四條將辯護人的職責修改為:「辯護人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以及維護其訴訟權利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11.明確偵查階段律師的辯護人地位。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盡管在偵查階段可以獲得律師的幫助,但是沒有明確賦予律師的辯護人地位,從而使得律師在偵查階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順。為此,《建議稿》明確規定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聘請的律師的辯護人地位。 12.通過加強保障辯護人閱卷權的方式解決辯護方的知情權。針對現行刑事訴訟法造成的司法實踐中律師閱卷難的突出問題,《建議稿》結合實際,不明確規定證據展示制度,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辯護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時間,另一方面擴大了辯護人閱卷的范圍。《建議稿》第五十五條規定:「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除涉及國家秘密外,可以查閱、摘抄、復制犯罪嫌疑人的陳述筆錄、技術性鑒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訴訟文書。」「自審查起訴之日起十日後至一審判決前,辯護律師有權到檢察機關查閱、摘抄、復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在第二審程序、死刑復核程序、再審程序中,辯護律師有權到人民法院查閱、摘抄、復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應當為辯護人依法查閱、摘抄、復制案件材料提供條件和便利。」
㈤ 增加權利對嗎
增加權利是沒有明確的對錯之分的。
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訂使律師可以參與刑事審判前的程序,增強了嫌疑人的防禦能力,改善了這一訴訟階段的程序構造,使得原來帶有行政治罪色彩的審判前程序開始具有一定的訴訟形態。但是,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實施不久,律師在審判前程序中的辯護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按照律師界和司法行政部門的普遍看法,律師在刑事審判前階段存在著「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等三大困難。
1、還有的律師認為除了上述三大困難之外,還有「取保難」和「維權難」兩大問題。前者是指律師在為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或者變更強制措施方面遇到困難,後者則是指律師本身經常遇到偵查機關、公訴機關對其任意採取刑事追訴措施的問題。
2、有些律師甚至認為, 1996年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對於律師閱卷權和調查取證問題的規定,較之修改前的《刑事訴訟法》而言是一個嚴重的倒退。此外《刑法》第306條也是懸在辯護律師頭上的一把「殺手鐧」,調查取證問題構成了律師執業過程中的一個「法律陷阱」。
3、顯然,這些「難」說明,《刑事訴訟法》授予律師的各項訴訟權利,包括會見在押嫌疑人、查閱案卷材料、申請變更強制措施、調查取證等,都程度不同地陷入了困境,變成了難以實施、無法獲得救濟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