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解讀與適用
A.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釋義及適用指南三方面特色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釋義及適用指南的三方面特色為：全面性、關聯性與實用性。
全面性：
- 全面解讀條文：該指南對新《刑事訴訟法》的所有條文進行了全面解讀，不僅關注修改和新增的條文，還深入分析了這些變化對原有條文適用的影響。
- 完整法律體系把握：通過全面的解讀，確保讀者對整個法律體系有完整的把握，理解新變化與既有法律框架的相互作用，形成有機的法律整體認知。
關聯性：
- 新法與相關法律、司法解釋的緊密關系：指南強調了新《刑事訴訟法》與相關法律、特別是近十年來頒布的五十餘部有關刑事訴訟法具體適用的司法解釋之間的緊密關系。
- 法律體系的動態性和協調性：通過明確新法與司法解釋的關系，以及因與新法矛盾而失效的解釋，幫助讀者認識法律體系的動態性和相互之間的協調性，理解法律的連續性和發展性。
實用性：
- 解讀新法內容並探討實踐適用性：指南重點在於解讀新法內容，並深入探討其實踐適用性，而非過多評論法律可能存在的問題。
- 提供實際操作指導：通過對新法中部分條款內容有待明確的說明，為法律從業人員及公眾在實際操作中提供指導，幫助解決實際工作中遇到的法律問題，提高法律執行的效率和公正性。
B. 如何理解和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第2款
1、 對「行政機關」和「查辦案件」的解讀
這里的「行政機關」，是指具有行政執法和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以及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在法定授權范圍內實施行政處罰的組織，具體包括稅務、審計、工商、土地、環保、衛生、質監、人民銀行等行政機關，以及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等法律法規授權管理公共事務的組織。修正後《刑訴法》第52條第2款在「行政執法」後加入「查辦案件」一詞，主要是針對我國監察部門對國家工作人員違法違紀案件進行調查、辦理的情況，而此種查處行為並非「行政執法」，立法部門專門在此款中用「查辦案件」來概括此種情況。此外，「查辦案件」行政機關的實踐工作中也經常使用，在2006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出台的《關於在行政執法中及時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見》中也使用了「查辦案件」一詞，「行政執法機關在查辦案件過程中，對符合刑事追訴標准、涉嫌犯罪的案件，……。」
2、對「等」字的解讀
對於此款中「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的「等」字的解讀尤為重要，關繫到哪些行政執法證據可以進入刑事司法程序的問題。學者們有不同理解，有的理解為列舉未完，為了文字簡潔不作贅述；有的學者解讀是列舉後煞尾，可以作為刑事訴訟證據使用的行政執法證據也就僅限於「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這四種。從文義解釋的角度，這兩種觀點似乎都有道理。但是，依照邏輯解釋和系統解釋，就會發現前者更合理。根據修正後《刑訴法》的邏輯思維和行文習慣，「等」字多是代表列舉未完，而如果後面再沒有內容，就不會再用「等」字。如第54條「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
根據《刑事訴訟法》與相關行政規章的關系，為了保持內容的一致性，這里的「等」字更宜解釋為列舉未完。201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出台的《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明文規定，「行政執法部門依法收集、調取、製作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檢驗報告、鑒定結論、勘驗筆錄、現場筆錄，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審查，人民法院庭審質證確認，可以作為刑事證據使用。」《意見》規定了七項可以作為刑事證據使用的行政執法證據，考慮到法規規范之間的一致性，這里的「等」應解釋為列舉未完。
3、對「證據」和「證據材料」的解讀
在法理上，證據和證據材料有聯系但又不相同。其聯系是指，證據往往來源於證據材料，證據材料是取得證據的基礎和前提。區別是：證據材料是尚未審查、核實的事實，尚不能作為證據使用，還不是證據；而證據，則是對證據材料經過去偽存真、查證核實，與案件有關的事實。[1]需要注意的是我國法律中對「證據」和「證據材料」並沒有作刻意區分，不同的法律條文中使用的「證據」一詞時，含義並不相同，有時「證據」是指證據材料，即有待查證屬實的證據的原始材料。第52條第2款的「證據材料」是指尚未查證核實的證據原始材料；這里的「證據」也是指證據材料，是「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而非作為定案依據的「證據」。物證、書證等各種類型的「證據」，在未經查證屬實之前，僅僅是「證據材料」，這些證據材料可能真實，也可能不真實，需要經過審查判斷才能確定。經過查證屬實，符合法律規定的表現形式，具有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事實內容的，才是真正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