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平台在行政法上的主體地位

A. 關於行政法的核心論文

行政法的核心與理論模式

作者：羅豪才

行政法的核心是什麼？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論模式和研究方法和理論模式。

一、傳統行政法學以行政權為核心夠建理論體系

傳統的行政法學都是以行政權為核心來構建理論體系。戰前的大陸法系國家如德、日以及舊中國等，他們的行政法學的核心概念，就是行政權。這集中表現在行政法學理論體系的架構上結構方面。傳統行政法學的結構主要由有三部分內容構成：一是行政組織法。行政組織、行政機關、行政主體，這三個概念的含義存在差別，運行機能也不盡相同，不是同等概念，但都與行政權有關，都是作為行政權的載體存在的。二是行政作用法或行政行為法，都是有關行政權運作的表現形式和具體內容的法律。三是行政救濟法。行政機關要為其權力的行使承擔責任，給受損害的公民提供賠償。總的說來，在歷史上大陸行政法系國家強調以行政法為工具來保障行政權有效地行使，強調行政效率、公共利益等。

英美傳統行政法理論體系，主要也是三個部分，即由委任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三部分內容構成。這三個部分內容體現的中心原則，是以權力制約權力。委任立法是通過立法權對行政權進行制約，行政程序是事中控制行政權，司法審查是司法權對行政權進行制約。可以看出，這種理論體系還是以行政權力為核心來構建，強調控權，不重視相對方應有的地位位置。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行政法學界也有過關於行政法性質、功能的爭論，提出了控權、保權以及既要控權又要保權的三種理論觀點。由於當時行政法學還處於起步階段，又急於回應社會實踐的需求，便大量地從日本和我國台灣教材中「移植」其概念、原則甚至理論框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為制定行政訴訟法作理論准備，我國行政法學階曾圍繞行政法與行政權的關系、行政法的性質和功能、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等問題，展開一場關於行政法要「控權」、「保權」還是「既要保權又要控權」的爭論。我國1989年制定的行政訴訟法規定了「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這場學術爭論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因此爭論並不深入的立法宗旨，與這一階段理論爭論有密切的關聯。

自80年代後期以來，隨著我國行政訴訟法的制定與實施，我國行政法學界對實踐的發展作了比較深入的總結。人們逐步認識到，雖然以行政權為核心構建行政訴訟制度，、強調維護和監督行政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從整個行政法制、行政法學理論體系來看，其視角比較狹窄，思路比較短淺，形而上學的片面性比較突出，認識到以行政權為核心來構建理論體系具有很多缺陷很多，難以揭示行政法內在質的規定性和發展的預期，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事實上，二戰後，特別是自80年代以來，無論是日本、美國還是歐洲，其行政法理論也不完全拘泥於傳統的理論，也在不斷探討2。這些都促使我們重新考慮行政法的核心問題。

二、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重構行政法的理論體系

當前，理論界已就行政法的核心問題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即我們認為，應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來重構行政法的理論體系。以行政權和公民權的關系作為行政法的核心，應該說在當前的理論界爭議並不大，共識程度比較高。行政權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它只有同相關的概念結成一定關系，才有其實質意義。在行政法上，行政權與公民權是一對相互關聯的范疇。行政法學歸根到底也是權利義務之學。但是即便承認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也不等於只有一種理論模式。對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相互關系的認知和定位的不同，以及價值取向、目標的差別，會形成不同的理論模式。

第一種理論認為行政主體和公民的關系是一種「支配與服從的關系」，把公民置於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主張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強調維護行政特權。以這樣的原則來構建的行政法理論體系，我們稱之為「管理理論」。第二種理論強調控制行政權、保護公民權利，主張通過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來控制行政權，認為只有行政權受到嚴格控制，公民權利才有保障。其最大特點是突出監督行政的關系。，我們稱之為「控權理論」。第一種理論曾主要流行於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如蘇聯等，第二種理論主要流行於英美等普通法系國家。應該說，近幾十年來德、日以及普通法系國家的行政法學已有長足的進步，無論在體系、方法、原則、規范，還是行政法的適用范圍等方面都有所創新，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並加以借鑒，但也應當看到，他們的行政法理論模式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第三種就是我們所倡導的現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論。我們認為，行政法關系的各方主體都是能動的，擴張的，又有兩重性。雙方既對立又合作，是行政法制發展的根本原因。行政法對雙方主體既要加以制約，又要加以激勵。當然在中國現有的法治條件下，我們應該重點強調制約行政權。行政主體應維護和增進相對方的合法權益，行政相對方要理解和支持行政主體的執法行為，特別要通過互動的參與機制，形成和諧、合作的行政關系格局。我們的理論框架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上。因此，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來構建行政法理論體系，至少有三種模式。這些模式在價值取向、目標、規范體系、制度體系的設定，以及行政法治原則的適用范圍和要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別3。

三、行政法平衡理論的創見與價值

在行政法學的研究中，是否還存在別的研究視角？是否還有別的研究範式，或者別的理論模式？回答是肯定的。行政法現象紛繁復雜，並在發展之中，人們的認識不斷深化，行政法的研究方案也呈現多樣化，理論模式決不會是單一的。何種理論模式更具合理性，有待時間的考驗。

但是，我們認為，行政法的平衡理論作為一種理論模式，主要有自己的有如下獨特的創見和價值特點:

（一）平衡理論為建立行政主體與相對方的良性互動構築重要平台提供理論支持。

要構築行政主體與相對方行政領域十分廣泛，具體關系多種多樣，非常復雜。但隨著現代行政的發展，以「命令－服從」為特徵的強制性行政行為的范圍將日益縮小，而以協商、引導等方式實施的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為將大量增加。激勵性規則的引進，將極大地改善行政主體與相對方之間良性互動的關系。平衡理論認為，要構築行政主體與相對方良性互動的平台，必須保證行政法關系主體之間平等的法律地位。從我國憲法上看，這個問題早已明確。但仍有不少人認為，「行政法是以公共利益為本位的公法」，「主體地位不平等是行政法的本質特徵」。我們認為，主體地位平等是現代行政法治的重要標志，就我國當前轉型的社會形態而言，首先要逐步提升相對方的法律地位，使其成為獨立的主體；其次，要調整行政主體的職能，改革行政權力的運作方式；第三，要加強社會組織建設，增強其公共治理能力；第四，要盡量發揮其他國家機關的制約作用，保證行政機關和相對方的權利義務處於動態平衡平等。

（二）平衡理論為調整行政法權利（權力）結構機制的構建提供理論指導。

在行政法實踐中，由於受各種因素的影響，行政主體和公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總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作為最優化的平衡狀態是相對的，不平衡狀態則是絕對的。平衡理論不僅在行政法學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繫上有所創新，同時非常注重對行政法制度的研究。主張構建調整權利結構的機制，明確評價權利結構平衡與失衡狀態的標准，並通過相應的手段對影響權利結構平衡的各種因素進行有效的調整，以維護和實現相對平衡的狀態。

平衡理論認為，有效的機制是發展和維持一種良好行政法制度的重要保障。如果沒有良好的機制調整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的結構，一個完美的制度設計是無法在運作中發揮現實作用。因此，行政法學不但要對制度本身進行研究，還要研究相應的機制，通過機制的有效運作，實現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平衡。

在行政法機制的構建上，應當特別注重對激勵機制的研究。建立激勵機制是現代行政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這是由現代市場經濟、現代行政以及民主政治的發展趨勢所決定的。而這些機制的構建與權力的配置、行政程序的設置以及司法審查的范圍和標准有著密切的聯系。

（三）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法特有的不對等關系。

平衡理論首次揭示行政法關系的本質特徵，認為行政法關系中的每一個具體關系都是不對等的。一般情況下，在實體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主體和相對方形成行政機關為優勢主體、相對方為弱勢主體的不對等關系；在程序法律關系和司法審查關系中，則形成另一種反向的不對等關系。4不對等關系是行政法關系不同於私法領域的其他法律關系的最重要特徵。在行政法關系中，一定的不對等關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等於所有的不對等關系都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也不等於不同性質的不對等關系必然形成平衡的行政法關系。

平衡理論對行政法中不對等關系的揭示，有助於行政法在權利義務配置的合理化方面取得的突破。我們在研究特定的行政法律關系中的不對等關系的形成過程的同時，要研究正向不對等關系的必要性、行政指導和行政合同等非強制行政行為過程中形成的不等關系的特徵和行政程序、司法審查中的反向不對等關系等等相關問題。

另外，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具體的行政法律關系中不對等程度的區別，具體法律關系的不對等與行政法關系平衡之間的內在聯系及其與行政程序和訴訟程序制度構建之間關系。把不對等關系問題的研究與行政管理、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的具體制度安排相結合，改善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結構。

（四）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程序的性質。

行政程序制度的建構對於建立和維持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對行政程序性質的研究和探索至關重要。傳統行政法理論認為，行政程序規范對於行政機關而言既可以是權利性規范也可以是義務性規范。不同的學派持不同的主張，集中體現了不同的程序性價值取向。這種觀念阻礙了行政程序理論的發展和行政程序制度的建設。平平衡理論第一次把行政程序界定為行政行為的時間和空間的表現形式，並根據雙方的情勢，認為把行政程序法應重點制約行政主體的行為，應為其設定更多的規范界定為義務性規范。，但不同的行政行為其適用的程序的性質應有所不同，行政相對方亦應遵守必要的義務性規范。是對行政程序理論的重要變革。

平衡理論認為，義務性的行政程序規范，就其性質而言是一種義務性規范，行政程序其制度的設計應當充分考慮行政行為對相對方權利的影響程度。但行政程序不應是越復雜越好，越嚴格越好，而是要根據行政行為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安排。對於嚴重影響相對方權利的行政行為，如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許可等，應當設置嚴格的行政程序，以規范行政行為，防止行政權力濫用；對於不會嚴重影響或者不會直接影響相對方權利的行政行為，如行政指導行為、行政合同行為、行政建議行為等，應當設置相對寬松的行政程序，要給行政機關積極行政、充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留有餘地。

（五）平衡理論有利於行政法方法的創新和引進。

促使行政主體和相對方進行良性互動、進而調整權利結構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平衡理論主張運用各種有效方法實現權利義務的均衡化。這有利於方法論的創新和引進。除了傳統的歷史、比較、邏輯等方法外，平衡理論更多地運用博奕和利益衡量的方法研究行政法的制度、機制和規范。

在某種程度上講，行政立法是一個通過博奕的方法使行政主體和相對各方達成共識或達成一定的共識，並通過一定的程序上升為法律和政策的過程；行政管理是行政機關和相對方在既有的規則（法律規范和行政政策）的框架內的博奕過程。平衡理論為引進博奕方法研究行政法問題提供理論上的可能，而博奕方法有助於分析和解決行政機關和相向對方的動態矛盾，為制度的設計和機制的構建提供實證依據。博奕方法的引進，有利於促進作為博奕規則的法律規范和行政政策公平、公開，並有利於優質的行政對策的產生和行政管理質量的提高，對於揭示行政法的價值取向也有重要意義。

由於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司法審查案件中有著充分的體現，利益平衡已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司法方法。平衡范疇不僅體現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的狀態，同時也體現一種方法。在司法過程中，利益衡量是法官審視行政法主體之間博弈是否符合原則和規則的重要方法，同時，利益衡量也是在司法解釋和司法裁判的過程中促使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法。這種方法正在司法審查的各個領域受到重視並得到不斷運用。

（六）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法的功能。

關於行政法的功能問題，理論界歷來爭議很大。我們可以換一個思路，從平面思維轉換到立體思維，可以認識到行政法應當為行政主體和相對方良性互動的構建一個平台。在這個平台上，首先，行政法為行政機關和相對方提供一定的程序和機制，使各方有可能充分表達自己的利益主張。5這種利益主張表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為一個政治過程，但更多的應當體現為一個行政過程，這就要求行政程序的公平、公開和公正。其次，行政法還應當為行政機關和相對方合理的利益主張的實現提供渠道和保障。其三就是這是一個權利補救的問題，即當相對方的合理利益主張無法通過相應的制度和機制獲得實現的權利受到侵犯時候，提供應當有一個後續的制度和機製作為權利補救的保證。此外第三，行政法不但應當具有為行政法主體利益主張得到代表並得以實現的功能，還應當具有保護行政法主體利益以外的權利的主張和實現協調發展的功能。行政法的功能不應當簡單的界定為維護公共利益或者保護公民權利，我們需要通過對行政過程的研究，揭示現代行政法的最高真正功能，並為行政法制建設提供理論支持。

盡管平衡理論提出了自己的創見，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但目前還存在一些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今後，我們應當進一步加強對行政相對方行為、非強制性行政行為、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平衡理論是一種開放式的理論，自身也正在不斷的完善。理論模式的變化，會引起行政法概念、原則、制度等方面的變化，也會引起行政法的價值取向和目標的變化。因此，我們必須深入研究，整體把握。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研究，必須理論聯系實際，堅持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開拓進取。

例如：注意行政法權利（力）結構的研究，主張現階段要強調提升行政相對方的法律地位，合理定位行政職能，調整行政權力，綜合利用相關因素，逐步實現權利（力）結構動態平衡、實現利益均衡、實現行政法關系主體的法律地位平等；主張整合行政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調整規范體系，形成統一、有機、協調的行政法律制度；強調制約與激勵並重、實體與程序並重的行政法機制；主張行政程序重點制約「硬性行政行為」，對「軟性行政行為」，則重績效，只要求其符合一般程序原則；主張保障行政相對方權利的行使，促進其與行政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營造一種合而不同、和諧的行政法制環境；注意研究行政法制方法，提倡在某些決策過程中，通過各方反復博弈，形成廣泛共識，並通過立法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堅持行政法治原則支配整個行政過程，政府機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實現行政法權利（力）結構的均衡化；等等。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行政法平衡理論的不是我一個人，而是一個不斷擴大的群體，並已歷時十餘年。本書作者是參與行政法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一員，為行政法平衡理論研究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本書以兩個對立的理論模式為切入點，對行政法的基礎理論作了系統的、歷史的、比較的研究，對行政與法律的基本理論作了深入的闡釋，對中國的行政法理論狀態提出不少建設性批評觀點，反映了一部分平衡理論研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創見。本書作者作為一名法官，對基礎理論的實踐運用價值問題有較為深入的觀察和分析，有獨到的見解。因此，本書對於推動司法改革，完善司法機制，落實依法治國的方略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注釋:

1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會理事長。

2 可參見：（英）CarolHarlow, RichardRawlings,在《Law andAdministration》（《法律與行政》）一書中關於行政法的「紅燈理論」和「綠燈理論」的論述；[日]和田英夫在《現代行政法》一書中關於「對以公共權力為中心的行政法體系一直在傳統的行政法中佔主導地位，現在人們對此提出了疑問和批評，不斷主張建立新的方法」（第12頁）的論述，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

3 關於行政法的三種理論模式，即「管理理論」、「控權理論」和平衡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歷史過程以及它們之間的相異之處，我曾在一些論著中論及，也有其他同志的相關論著可以參考。可參見羅豪才主編：《現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4 參見羅豪才、袁曙宏：《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石》，《中國法學》1993年第1期。 羅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和「平衡理論」范疇》，《中國法學》1996年第4期。

5 美國學者理查德·B·斯圖爾特認為，「歷史上，行政法的根本前提始終是限制政府權利以保護私人自治權」，然而，由於積極行政的出現，公民的參與，「私人行為和政府活動截然兩分的領域已經融合在一起」。這個設想就不再是一個適當的模式了，外部對政府控制的原則已「無濟於事了」。他更認為，「一個日益增長的趨勢是，行政法的功能不再是保障私人自主權，而是代之以提供一個政治過程，從而確保在行政程序中廣大受影響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代表」。見（美）理查德·B·斯圖爾特著，沈巋譯：《美國行政法的重構》，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96－197頁。

B. 行政機關、行政主體、行政法主體三者之間的關系

他們之間的關系簡單概括：1、行政法主體中包括行政法律關系主體、監督行政法律關系主體；
2、行政法律關系主體：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方；
3、行政法主體包括行政主體和相對方外，還包括監督主體。
4、監督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國家有權機關與行政主體以及有關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監督主體：如法院審理行政訴訟案件時，人民法院就是行政法主體。又如行政復議中的上級行政機關等4、行政主體：行政機關不等於行政主體，除行政機關外，一定的行政機構和其他社會組織，依照法定授權，也可以成為行政主體。公務員並不是行政主體。
一、行政的概念：指國家行政機關和其他公共行政組織對國家與公共事務的決策、組織、管理和調控。
二、行政法的概念和調整對象
1、行政法是國家重要的部門法之一，是調整行政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監督行政關系的法律規范和原則的總稱，或是調整因行政主體行使其職權而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和原則的總稱。
兩層含義：（一）行政法是國家一類法律規范和原則的總稱；
（二）這一系列法律規范和原則調整的對象是行政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2、調整對象是：行政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
三、行政法關系概念和分類
（一）行政法關系：指經過行政法（實體、程序）調整之後，具備了權利義務內容的社會關系。
（二）主要有兩類法律關系：
1、行政法律關系：指經過行政法調整之後，具備了權利義務內容的行政管理關系。
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亦稱行政法律關系當事人，指行政法律關系中權利的享有者和義務的承擔者，包括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方（人）。
2、監督行政法律關系：指在監督行政行為的過程中，國家有權機關與行政主體以及有關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之間形成的，受行政法規范調整的各種關系。
四、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和行政法主體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1、行政法主體包括行政主體和相對方外，還包括監督主體。
（一）行政主體享有並行使國家行政權力，是行政法律關系中的特殊主體，在具體法律關系中佔有主導地位。
（二）行政相對方也是行政法上權力的享有者和義務的承擔者，是行政法律關系中的另一主體。
2、監督行政法律關系：指在監督行政行為的過程中，國家有權機關與行政主體以及有關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之間形成的，受行政法規范調整的各種關系。
監督行政法律關系特徵：
第一、一種多重、復雜的法律關系。
第二、包含著行政訴訟法律關系。
第三、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具有非對等性。行政主體在行政法律關系中享有較多的權利，承擔較少義務，而在監督行政法律關系中享有較少權利，承擔較多義務。

C. 論學校的行政主體的法律地位

學校的法律地位，主要是指學校作為實施教育教學活動的社會組織和機構，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及責任能力。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在開展其活動時，根據條件和性質的不同，可以具有多種主體資格，如行政法律關系主體資格、民事法律關系主體資格、訴訟法律關系主體資格等等，此處主要探討學校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資格和民事法律關系主體資格。當學校參與行政法律關系，它就是行政法律關系主體;當其參與民事法律關系，它就是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作為行政法律關系的主體，學校的法律地位由行政法規定。我國憲法和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了社會組織作為行政法關系的主體享有的權利和應當履行的義務。一般說來，社會組織的權利有：(l)依法獨立自主管理各自內部事務的權利;(2)依法捍衛自己合法權益的權利;(3)依法代表和維護自己所代表的那部分組織成員權益和要求的權利;(4)參與國家管理的權利;(5)依法對行政機關監督或訴訟的權利。在享有上述權利的同時，社會組織還應承擔或履行下列義務：(l)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2)遵守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法令，執行行政管理法規;(3)接受國家行政機關委託代理執行的義務;(4)承擔違法後依法受到處罰的義務;等等。行政法律關系的主要特徵是單方面性。因此，學校在同國家行政機關發生行政法律關系時，其地位是不對等的。只要是國家行政機關依法下達的行政指令，學校應遵照執行，而不得各行其是。如果學校認為某項行政指令有違背法律法規的地方，可以通過一定的程序向上反映或依法提出行政訴訟。但在沒有作出否決之前，仍然要遵照執行。《教育法》關於學校的規定如關於學校的設置、學校的權利和義務等，均體現了上述特點。作為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學校應符合《民法通則》規定的法人條件，具有法人資格。《民法通則》規定的法人的一般條件，包括以下四個方面：(1)依法成立;(2)有必要的財產或者經費;(3)有自己的名稱、組織機構或者場所;(4)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學校同時具備了這四個條件，就能取得法人資格。法人是和自然人相對應的，在法律上能夠作為民事法律關系主體的社會組織。作為社會的組成部分，法人應能以自己的名義，作為獨立完整的單位參與民事法律關系，享有權利，承擔義務，並能在法院或仲裁機構起訴或應訴。我國《民法通則》依據法人宗旨、任務的不同，把法人分為企業法人和非企業法人兩大類。企業法人又分為公司企業法人與非公司企業法人。非企業法人包括機關法人、事業單位法人和社會團體法人。根據《民法通則》的分類，學校應屬於非企業法人中的事業單位法人。由上可知，學校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資格和民事法律關系主體資格是兩種不同的主體資格，性質不同，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行政關系是發展其他關系的基礎，是堅持國家對教育的統一管理及堅持我國教育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重要保證。但行政關系不能代替民事主體之間的民事關系。在我國，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政府對學校的管理以單純的行政手段為主，在這種情況下，學校的獨立法人地位沒有什麼現實意義。但是，隨著教育體制改革的深入，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得到擴大，這意味著行政部門必須轉變職能，向學校放權，這勢必導致原先相當大的一部分行政關系將發生性質上的變化，成為具有民事性質的關系。這種趨勢隨著教育體制改革的深入而日趨明顯。需指出的是，學校的法人地位與法律地位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學校的法律地位既包括學校在民事關系中的法人地位問題，也包括它在行政關系中的法律地位問題。由於學校具有多種主體資格，因此僅僅確立民事法律關繫上的法人地位，並不足以解決當前體制改革中的一切問題。事實上，政府與學校關系中的學校法律地位問題，是當前體制改革中急待解決的緊迫問題。要擺脫政府對學校過多的行政干預，要使學校成為獨立的辦學主體，享有真正的辦學自主權，首先應當理順政府與學校之間的關系，用法律明確學校在行政關系中的地位，否則，學校不可能獲得自主的辦學權，更不可能確立法人地位。

D. 什麼是行政違法行為（再舉個例子）

行政違法行為是指違反行政法律規范，應當受到行政處分和行政處罰的行為，如擾亂社會治安的行為。
例子：謊報險情，破壞鐵路封閉網，毆打他人等行為都是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行政違法行為

E. 我國行政法規定的行政主體是什麼

我國行政法律法規中所規定的行政主體是指享有行政管理職能，能依法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作出一定行政行為的主體。例如能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主體，能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主體等。
行政法主體，即行政法律關系主體，指行政法調整的各種行政關系的參加人，包括組織和個人。具體來說，組織包括國家機關、企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個人則包括國家公務員以及作為行政相對人的公民、外國人和無國籍人。
行政法主體是指在具體的行政法律關系中享受權利、承擔義務的當事人，包括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
行政法主體又稱行政法律關系主體，是行政法律關系中權利的享有者和義務的承擔者，具體包括執掌行政權的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即行政管理過程中的被管理者)。
行政主體是指享有行政職權，以自己的名義行使行政職權並獨立承擔責任的組織。
因此，行政法主體的范圍大於行政主體，行政主體只是行政法主體的一種，在行政法律關系中佔主導地位。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二條本法所稱行政許可，是指行政機關根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經依法審查，准予其從事特定活動的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五條設定和實施行政許可，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非歧視的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二條 行政處罰是指行政機關依法對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減損權益或者增加義務的方式予以懲戒的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 第七條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積極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工作，逐步增加政府信息公開的內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八條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政府信息資源的規范化、標准化、信息化管理，加強互聯網政府信息公開平台建設，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平台與政務服務平台融合，提高政府信息公開在線辦理水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九條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權對行政機關的政府信息公開工作進行監督，並提出批評和建議。

F. 2021年國家對雲聯惠的認定

國家對雲聯惠的認定是面臨著一系列法律風險，缺少相關法律的保護。以及企業管理方面有待提升和注意的地方。
文章形象的將雲聯惠比喻成「火鳳凰」，為了人間的幸福，背負忍受著積累於世間的不快乃至仇恨恩怨，投身到熊熊烈火換取世間的祥和與幸福，講述了雲聯惠是一個讓大家能消費、敢消費、願消費的電商平台，同時指出了容易被公眾質疑的幾方面，談到平檯面臨著一系列法律風險，缺少相關法律的保護，以及企業管理方面有待提升和注意的地方，應做好相關工作來規避。
該平台一直保持穩健的發展勢頭，未拖欠消費者和商家的創業金，均各方受益。在管理方面也作了相應的完善，相比2019年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會員是免費注冊，商家貨款的16%成為了平台服務費收入，按照會員注冊協議又將其作為「創業共享金」分配給參與平台的創業各方，是讓利行為。
返還規則是「以收定支、收付同源」，每天只拿出約1%的資金來分享，這決定了資金可持續性，按當日實際產生的營收額+上一天未分配的余額匯總與全部白積分分配權重的比率，計算出每天的返還速率（約萬分之五上下浮動），不會有資金鏈斷裂的情況。
相關部門全面調查後得知，其資金並無被挪用的情形。其實雲聯惠自成立之初都是嚴格管理，一直是按照上市公司的標准來約束自己。
在法律層面，期待國家能出台相關的法律條文，保護這種創新消費商業模式，如能加快實現就再好不過了。現在《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對於保護企業創新商業模式有了明確的行政規章的支持，是一個好的開端、新的飛躍。
雲聯惠事發後，在2019年8月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成果開發中心法律研究和咨詢項目專家委員會邀請我國著名刑事、民事、行政法專家，對廣東雲聯惠網路科技有限公司經營模式合法性問題進行咨詢論證，以「高銘暄」為代表的九名法學專家出具了《廣東雲聯惠網路科技有限公司經營模式專家論證法律意見書》，並予以證明。
驚奇的是，那篇文章中對於雲聯惠之重生也做了描述，指出了以下五點應具有的「生命體征」。
1：雲聯惠不僅切切實實推動大眾創業，其消費返利得到了公眾理解、認同、支持。
2：商家16%的貨款由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管理，不會發生資金鏈斷裂的可能，資金池的資金有餘而非不足。
3：商家支付給雲聯惠貨款16%的平台使用費（服務費），既非雲聯惠也非商家的，而是用於全社會創業創新的公益資金，當然首先用於資助雲聯惠的全體會員及聯盟企業。
4：雲聯惠致力於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獲得黨和國家的政策、法律的支持與幫助。
5：消除了雲聯惠運營中與法律發生的所有摩擦，雲聯惠所有的活動都會在法律的軌道內進行。」
文章極具前瞻性，表達了很客觀的看法，准確分析了雲聯惠在發展歷程中可能發生的狀況，並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向，非常精闢。
那麼鑒於目前這種處境，對於後面的走向誰都無法下定論，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相信有關部門查清事實後定會「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作出公正的結論。疾風知勁草，烈火煉真金，雲聯惠不需要任何偏袒，只需要公平正義。

G. 從TST涉嫌傳銷案解讀微商等新型電商合規發展路徑

本文以此次達爾威公司涉及傳銷為切入點，從我國對傳銷的法律規定、微商合法經營行為與傳銷違法行為的邊界認定、合規路徑三方面分析，以期防範微商等新型電商企業法律風險，為網路正常經營環境保駕護航！

（一）行政法

1.傳銷定義

2005年國務院頒布《禁止傳銷條例》，第二條將「傳銷」定義為：「是指組織者或者經營者發展人員，通過對被發展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發展的人員數量或者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或者要求被發展人員以交納一定費用為條件取得加入資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擾亂經濟秩序，影響 社會 穩定的行為。」

2.傳銷具體行為——「拉人頭」、「收取入門費」、「團隊計酬」

《禁止傳銷條例》第七條採取列舉的方式，將「拉人頭」、「收取入門費」和「團隊計酬」三種行為明確定義為傳銷行為而予以堅決禁絕。具體規定如下：

「下列行為，屬於傳銷行為：

(一)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對發展的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滾動發展的人員數量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包括物質獎勵和其他經濟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

(二)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交納費用或者以認購商品等方式變相交納費用，取得加入或者發展其他人員加入的資格，牟取非法利益的；

(三)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並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的。」

（二）刑法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規定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以下簡稱為「傳銷罪」），「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並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 社會 秩序的傳銷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2013年最高院、最高檢、公安部聯合發布《關於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了關於傳銷組織層級及人數的認定，即「組織內部參與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層級三級以上」的多人數、多層級概念。

嚴格來說，正規的微商從業者作為電子商務經營主體，應當適用《電子商務法》予以規范。2018年，曾依託淘寶杭州電商圈崛起、踩中微信生態圈而風生水起的「雲集微店」及零食電商平台「環球捕手」，先後因涉嫌傳銷被騰訊官方宣布永久封殺。這些電商打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玩手機賺錢」等激勵口號，運營內容卻是建立在一套多層分銷系統的基礎上並大肆推廣的新型傳銷模式，屬於違法經營行為。國家近年來不斷規范電商領域，同時對傳銷活動嚴厲打擊，這也是近幾年微商「暴雷」的關鍵原因。作為微商行業巨頭的達爾威公司涉嫌傳銷被查，也不免讓人重新審視並進一步反思微商經營行為的合法性。

（一）微商經營行為的特點

1.傳播范圍廣、效益快。

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與「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微信及朋友圈成為人們溝通聯絡的常用方式。我國微信用戶之高，使得每個人的圈子效應發揮到極致——微商在自己朋友圈發表一個動態，吸引每一個微信好友觀看或者轉發，其傳播范圍廣、效益快，使聚群效應和群體傳播速度達到最大化。

2.操作便捷、推廣成本低。 在微信上，無論是朋友圈還是公眾平台，推送消息都非常便捷，從推送至個人，到具體經營操作及後續聯絡等各個環節通常都可以在智能手機上順暢進行；推廣成本也很低，只要人手一部手機和身份證基本上一鍵操作，對推廣者而言僅需付出信息成本，極大降低了宣傳成本和聯絡成本。

3.監管鬆散、規范體系尚不完備。 微信是個自由開放的平台，尚未實行實名制，用戶可以隨時更改昵稱或者注冊多個賬號，而由於其操作便捷、靈活等特點，作為我國用戶數量最大的社交軟體，無法區分個人用戶和背後的企業主體，也就是說微信上的經營行為很難以傳統的法人經營行為予以規范。加之，我國網路監管體系尚在建設健全中，對此缺少專門的規制手段，也造成了其監管鬆散的特點。

（二）微商合法經營行為與傳銷違法行為的邊界認定

識別微商合法經營與傳銷，需從以下幾點評析。

1.傳銷往往是需要區分代理層級等發展他人作為下線的經營模式

由於微商經營行為具有上述特點，朋友圈微商容易出現傳銷的傾向，多數微商經營者在經營過程中，不自覺地向親朋好友傳遞「銷售理念」，試圖發展這些人成為團隊一員。換言之，有的微商團隊有特定的經營模式，需要區分不同層級和代理，因為層級不同，返利比例也不同，而有的代理為了提高返利，就開始不斷發展他人進入團隊以提升自己的層級。此外，微商推廣的封閉性也導致微商需要通過多層級經營模式來擴充客源和提升營利，但是在多層級的經營模式基礎上，不斷發展他人，並對發展人員以其直接或間接滾動發展的人員數量為依據給予報酬，牟取非法利益，則存在傳銷的法律風險。

2.傳銷通常包含囤貨、自掏腰包成為代理等行為

以此次達爾威公司涉嫌傳銷為例，達爾威雖然有「零加盟費」的宣傳標語，看似不符合傳銷中繳納入門費的要件標准，但事實上，很多代理商為了維持銷售資格和提成比例，出現自己消費、囤貨的行為，即自掏腰包成為代理，無疑是另一種形式的入門費。

3.傳銷的主要收益來源之一是根據他人拿貨獲得代理返點

微商的盈利模式、微商經營者的薪資來源是否正規，是否為非法牟利，是評判合法營銷和傳銷的關鍵。若成員銷售業績主要靠讓「下線」囤貨、裂變，以及自己墊錢囤貨完成，薪資來源也是根據裂變程度返點，則就有傳銷嫌疑。而《意見》中也明確了「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的定義：傳銷活動的組織者或者領導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傳銷活動的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並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的，是「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

據相關新聞報道，此次涉傳銷案的達爾威代理商講述公司內部銷售人員發展模式，購買2500元產品後拉人頭才有提成，為賺錢需要不斷發展「下線」；花30萬元可成為「董事長」，組建自己的團隊及家族，賺「子子孫孫」的錢……這種銷售方式，其實就是區分代理層級、發展下線、砸團囤貨（入門費）、拿返點賺下線的錢（計酬方式）。因此，達爾威的經營行為基本符合《禁止傳銷條例》所禁止的三種傳銷行為，這也是此次被查處的關鍵。

（三）經營性傳銷與欺詐性傳銷的區分

針對本次達爾威涉嫌傳銷的事件，相關調查組人員接受采訪表明：「從目前的調查來判斷，這個傳銷組織屬於一種經營性傳銷行為，經營性的傳銷目前來看還不足以構成詐騙性的傳銷。隨著案件的進一步調查，如果他具備了詐騙性傳銷的行為，我們會依法向公安機關移送。」其中，經營性傳銷和欺詐性傳銷如何區分，則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

國務院頒布《禁止傳銷條例》中對傳銷的定義中，並沒有「騙取財物」的字眼，而《意見》中對傳銷組織層級及人數的認定，明確規定：「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並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 社會 秩序的傳銷組織，其組織內部參與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應當對組織者、領導者追究刑事責任。」比較於兩個文件對傳銷的定義，欺詐性傳銷除了行政違法意義上的具有的「拉人頭」、「繳納會費」、「計酬方式」三個特點外，在行為方式上，還要求傳銷組織具有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的特點；結果上，達到擾亂經濟 社會 秩序的嚴重程度，組織內部參與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

而具體對「騙取財物」的認定，《意見》也明確規定，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採取編造、歪曲國家政策，虛構、誇大經營、投資、服務項目及盈利前景，掩飾計酬、返利真實來源或者其他欺詐手段，實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行為，從參與傳銷活動人員繳納的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的費用中非法獲利的，應當認定為騙取財物。而參與傳銷活動人員是否認為被騙，不影響騙取財物的認定。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依據的單純的「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不作為犯罪處理。形式上採取「團隊計酬」方式，但實質上屬於「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的傳銷活動，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的規定，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

而經營性傳銷和欺詐性傳銷的區分，也是本次事件走向的關鍵，正如上述調查人員表明，隨著案件的進一步調查，如果具備了詐騙性傳銷的行為，會依法向公安機關移送。《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其保護的客體既包括公民的財產所有權，又包括市場經濟秩序和 社會 管理秩序。若查明張庭開設的公司存在「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騙取財物」的行為，觸犯《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的規定且情節嚴重，則組織領導者將面臨法定最高刑為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刑罰。

（四）傳銷與直銷的區分

大眾的疑問還在於，數年前從美國引進的「安利」（保健品牌）、「玫琳凱」（美妝品牌）等也曾在我國多地開展線下推廣，為什麼這類經營者沒有涉嫌「傳銷」？這就需要區分何為直銷、何為傳銷。

2005年國務院同時頒布《直銷管理條例》和《禁止傳銷條例》。其中，《直銷管理條例》將單層級直銷行為規定為直銷，在從嚴監管下允許其有序發展。也就是說，在固定零售店外的地方(如個人住所、工作地點或其他)，由獨立營銷人員以面對面講解和示範，將產品和服務直接推銷給消費者的行為是合法的。而傳銷和直銷的區分,最根本的判斷標准還是在於「拉人頭」、「入會費」、「計酬方式」這三個要素。同時，若涉嫌欺詐性傳銷，還需要看是否存在「欺詐、引誘」等方式以及「情節嚴重」的危害後果。因此，在2018年後，「安利」、「玫琳凱」等大量經營主體取得了商務部頒發的「營業執照」，依法採取「直銷」模式，故即便前期存在線下推廣的活動，在合法性上與「傳銷」有本質區別。

（一）微商經營者

1.認真學習相關法規，定期進行整改自查

微商經營者要嚴格按照《電子商務法》、《廣告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微信運營秩序等相關規范，約束自身經營行為，依法納稅，不發表不當言論，不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競爭，嚴把質量關、安全關，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經營者要定期自查、整改，保持規范的敏感度，保護網路電商運營環境良好運行。

2.改變推廣方式，多平台多維度推廣

微商經營者要多平台、多維度推廣，走 社會 化營銷之路，切忌囤貨、自買自賣、利用熟人關系拉人頭、發展下線等方式。在互聯網大背景下，經營者要充分挖掘網路優勢，可通過開微店、入駐平台或者直播帶貨、促銷合作等回歸真正意義的「賣家身份」，而非「自囤自賣」，只有回歸經營者經營、買賣身份的本質，才能更好的合規經營。

3.嚴格規范經營准入行為

《電子商務法》第十條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依法辦理市場主體登記。但是，個人銷售自產農副產品、家庭手工業產品，個人利用自己的技能從事依法無須取得許可的便民勞務活動和零星小額交易活動，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規不需要進行登記的除外。根據上述所示，正規微商嚴格來講屬於電子商務經營主體，應當適用《電子商務法》予以規制。從目前的微商交易實踐經驗看，在微信中直接購買微商經營者產品金額（幾十元、幾百元）幾乎都可歸納為小額交易類型中，從這一層面理解似乎符合無須取得許可的便民勞務活動和零星小額交易活動，但因為對微商經營者是否需要登記並未有相關法規予以明確規制，從嚴格規范經營准入行為的角度，在進入市場之初，經營者要主動向平台及相關工商行政部門核實是否需要履行登記的義務，主動向監管部門或者相關網站查詢相關經營政策，防患於未然。

4.擺正心態，正確認識經營方法及理念

微商在前幾年發展迅速的原因在於對人員宣傳多掙錢、暴富等的洗腦，從而吸引一大批人加入微商隊伍；同時還存在本沒有賣出去商品，卻為了所謂的「返點」等自掏腰包囤貨，導致根本沒有掙錢反倒貼錢的情況。因此，經營人員要擺正心態，樹立正確的金錢觀及經營理念，以勤勞、合法、更加符合客觀規律的方法誠信經營。

（二）微商企業

1.搭建合規體系，優化經營方案。 企業要採取足夠措施，搭建合規體系，優化經營方案、人員准入、計酬方式等因素，堅決遏制以「拉人頭」、「入會費」、等傳銷式色彩，從頂層架構上做好風險防控。

2.履行企業責任，加強員工培訓。 企業要履行好企業及 社會 責任，對於高頻風險點要引起重視，並進行重點講解，尤其是加強對微商從業人員稅收繳納、廣告宣傳、網路秩序、反傳銷、產品質量等方面的法治教育，使其認識到從事微商業務的法律責任，並做好培訓記錄，注重檢驗培訓效果。

3.加強企業內外雙重管控與審查。 在許多涉及傳銷的案件中，這些含有層級信息的電子數據、或者含有分級分銷模式的招商宣傳資料等都會成為關鍵的定罪證據。因此，在設計了涉及分銷不同級別的激勵模式之後，必要時應當咨詢當地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確定其合法性，或者經由專業的刑事律師進行鑒別。盡管傳銷是現階段社交電商平檯面對的高發罪名，但也不能忽視作為企業面臨的其他刑事風險，比如非法經營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侵犯知識產權相關犯罪、稅務犯罪、腐敗犯罪等等。另外，跨境電商還可能面臨著走私普通貨物罪或者觸犯境外刑事法律的風險。因此，為了有效防範，企業要加強內部管控，注重整體合規管理體系建設，同時根據企業業務類型和特點針對性地進行專項合規。

（三）平台方面

1.盡職調查、完善監管

電商平台要盡到合理注意義務：首先是對於申請進入平台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經營者的背景做一盡職調查，可通過對方提供無犯罪記錄證明、獎懲承諾等完成初步准入調查；另外，通過大數據查殺方式，重點對微商可能涉及的高頻風險：傳銷、偷稅漏稅、是否存在欺詐、不正當競爭等違法違規行為予以篩查規制，形成全天候、全季度、全年度查殺模式，保證監管的全面性和有效性；在這，平台要對上述經營者身份、地址、聯系方式等信息進行核驗、登記，建立登記檔案，並定期更新，做到全面完善監管。

2.搭建平台合規體系，履行信息公示義務

平台合規體系的搭建和公示，是電商企業合規文化的重要部分，而在合規體系，非常關鍵的一部分就是是平台服務協議和交易規則的制定和運行，其不僅是平台自身規范運行的證明，也是規制經營者及用戶的制度依據。根據《電子商務法》，電商平台應當制定平台服務協議和交易規則，並且應當在其首頁顯著位置持續公示平，保證經營者和消費者能夠便利、完整地閱覽和下載。如果修改平台服務協議和交易規則，還應當在其首頁顯著位置公開徵求意見，採取合理措施確保有關各方能夠及時充分表達意見。除此外，合規體系還應包括人事、財務、市場等各方面、各個環節，電商平台都應細化每個模塊，履行信息公示義務，使經營者充分知悉。

3.嚴格規范留痕，做好信息記錄和保存義務

按照《電子商務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對平台交易信息應予以記錄、保存，並且保存時間不少於三年。其保存的信息對象為「平台上發布的商品和服務信息、交易信息」，由此可知，平台要嚴格規范留痕，至少近期三年的記錄要予以記錄和保存，並應確保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這不僅是對消費者消費安全的保障，也是平台合法經營的體現。

4.全面配合，主動報告

（四）政府方面

1.明確法律規則，持續完善立法。 通過各種指南、解讀、示範性案例等明確、細化規則，提高法律規則的透明度，同時，適時修訂相關法律法規，持續完善配套立法，鼓勵電商等合規經營，防患於未然。

2.加強市場監管。 早在2017年1月12日，國務院關於印發《「十三五」市場監管規劃》的通知（二））明確表明：要加強重點領域市場監管，打擊傳銷、規范直銷。強化各級政府責任，加強部門執法聯動，通過實施平安建設考核評價、全國文明城市測評等，開展重點區域專項整治，加大打擊傳銷力度。加強對網路傳銷的查處，遏制網路傳銷蔓延勢頭。加強對新形勢下假借「微商」、「電商」、「消費投資」等名義開展新型傳銷的研判，加強風險預警提示和防範，強化案例宣傳教育，提高公眾識別和防範傳銷的能力。加強直銷企業監管，促進企業規范經營，依法查處直銷違法違規行為。

3.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動態管理。 網路也是公眾場所，建立起經營平台和政府公共交通管理之間的線上溝通渠道，為政府網路管控部門加強微商等電商行業監管提供正當根據。

5.加強新消費領域維權。 規范電商、微商等新消費領域，強化電商平台、社交平台、搜索引擎等法律責任，打擊利用互聯網制假售假、虛假宣傳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凈化網路商品市場，落實網路、電視、電話、郵購等方式銷售商品的七日無理由退貨制度。強化電信運營商、虛擬運營商的法律責任與 社會 責任，嚴懲不良企業利用頻道、號碼資源進行欺詐的行為。加強對消費者個人信息的保護，加大對違法出售、提供、獲取消費者個人信息的處罰力度。

正如人民日報評論所說，法治 社會 ，容不下違法鑽營的「秘密」，法律之傘，只保護守法本分的經營。無論是個人或者企業，切勿急功近利，抱僥幸心理，要樹立正確的經營理念和金錢觀，尊重市場規律，尊重公序良俗，合法合規經營，只有一步一個腳印，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都會實現自身價值的最大化，維護我國經濟平穩 健康 有序發展！

本文作者：梁雅麗 李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