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上的反射利益

Ⅰ 國家理論，請教如何解釋耶里內克Jellinek的國家雙面性理論

格奧爾格·耶里內克（Georg Jellinek）對研究德國公法學的人來說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其對德國憲法理論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可與奧托·邁爾（Otto Mayer）對德國行政法的影響相媲美。耶里內克所生活的年代，是德國憲法學界名家輩出的年代，產生了卡爾·施密特（Karl Schmidt), 保羅·拉班德（Paul Laband）、赫爾曼·哈勒爾（Hermann Heller）等著名的憲法學者，然而，如論他們對當今德國憲法理論的影響程度，耶里內克無疑占據重要位置。本文將以耶里內克的1892年出版的《公法權利體系》一書的內容為重點，對其公法權利思想進行介紹和評論。

耶里內克的學術經歷和思想

耶里內克的學術之路並非一帆風順，在1872年和1874年分別獲得哲學博士和法學博士後，於1876年在維也納大學開始其學術生涯。由於其猶太人的血統和當時維也納大學反猶學術勢力的盛行，他在維也納大學可謂備受打壓。1878年7月，他的教授資格論文《法，不法和刑罰的社會意義》（ Die sozialethische Bedeutung von Recht， Unrecht undStrafe）在維也納大學被否決，一年以後，他才以《不法的分類》（ Die Klassifikation des Un-rechts）通過法哲學的教授資格論文。隨後在維也納受海恩里希·拉姆馬希（HeinrichLammasch）的委託開始其編外講師的教學工作。柏林大學法學院在1889年向其頒發了教授資格論文答辯通過的相關手續證明。 1889年他在巴塞爾大學短暫擔任教授職位，在1890年到海德堡大學擔任教授後，才開始了其學術的黃金時期，其主要的著作都是在海德堡期間出版。

耶里內克對德國公法學理論的發展作出了兩大重要貢獻，一是國家學說，二是公法權利理論。 1900年出版的《國家通論》（Allgemeine Staatslehre）是其最重要的著作。這一著作中所提出的國家的雙面性理論，與同時代的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從法律規范角度去建構的國家學說以及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從社會角度去建構的國家學說形成鮮明的對比，對國家提出了其獨特的理論闡釋體系。按照他的理解，國家「一面是社會的構成，另一面是法律制度」，「因此獲得法與社會二者均相關的認識，對探明國家法的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國家通論》被譯為多種文字，馬克斯·韋伯譽之為「是這個專業很少享有的殊榮」。公法權利理論是耶里內克的另一個重要貢獻，他是德國公法權利理論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1892年出版的《公法權利體系》（ System der subjektivenoffentlichen Rechte）一書，奠定了其在德國公法權利理論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耶里內克在1895年出版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Die Erklarung der Menschen und Biirgerrechte ），探討了法國人權宣言的理論起源問題，是其公法權利理論的另一本著作，但這一本著作的影響力不能與《公法權利體系》等量齊觀。

二、公法權利的一般理論

在《公法權利體系》一書中，耶里內克集中闡述了他的公法權利理論。這本著作分為總論和分論兩個大的部分。在總論部分，耶里內克闡述了國家的法律本質，個體公法權利的一般理論問題，公法權利和私法權利的區別和聯系，以及主觀權利和反射利益的區分等重大理論問題。在分論部分，耶里內克分別討論了個體的公法權利，國家和公法團體的公法權利，以及公法權利的產生、消滅、變更及法律保護問題。

在對之前的公法權利的相關研究進行綜述和評論之後，耶里內克在總論部分的第二小節提出了公法研究所要解決的重要棘手問題，即公法權利何以在法學理論中成為可能，以及公法權利的體系如何構建的問題。在今天看來，公法權利何以成為可能似乎是一個偽問題，然而在本書出版時的1892年的德國法學理論界卻絕非如此。當時德國的公法理論中，公法主要被認為是一個客觀的規范體系，公民個體的公法權利在當時的學者拉班德、奧托·邁爾的理論體系中所佔的空間非常狹小。耶里內克建構其公法權利體系，首先要解決的是公法權利在理論上何以成為可能的問題。

耶里內克論證公法權利成為可能的理論支撐主要有兩點。首先，國家是一個具有法律人格的組織。根據基爾克（Gierke）所總結的團體人格思想，耶里內克把法律人格賦予國家，通過法律人格的賦予，國家成為一個法律的主體。法律主體都需要具有意志能力，通過其去實現法律利益。國家法律人格的意志力量與個體的意志力量不同，其是一種統一的、多數人所追求的、體現多數人共同目的的意志能力，其法律人格的基礎是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其次，國家通過立法受到法律的自我約束（Sebstverpflichtung）。雖然國家的產生是居於法律以外的社會事實，但國家產生以後，其所有的行為都要按照國家的法律來加以評判。他把國家主權概念界定為：合法進行自我約束和自我決定的能力。因為從法律的面相看，國家作為一個法律人格，須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約束；否則國家的法律人格便無所依據，國家作為一個法律主體和其他法律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也無從展開。通過國家的自我約束，國家對人民承擔法律規定的義務，公民個體的公法權利成為可能，國家和公民之間的法律關系才能夠形成。

在回答了公法權利可能性的理論問題之後，耶里內克討論了公法權利的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他把公法權利界定為由法律規范所確認和保護的，以特定的利益為目的的人的意志力，其中，意志力被視為公法權利的形式，而利益才是公法權利的實體因素。他的界定融合了黑格爾的法哲學思想和耶林的利益法學的內核。然而如果僅僅停留在此層面上，還無法把私法權利和公法權利進行區分，因為私法權利也是由法律規范所確認和保護的，以實現特定利益為目的的意志力。耶里內克進一步分析了公法權利這一以特定利益為目的的意志力的獨特之處。他認為，法律的「能夠」與法律的「可以」有著本質的不同。私法中的法律關系在法律和國家產生之前事實上就已經長期存在，私法規范是一種「可以」類型的規范，因為私法規范實際上是對個體具有法律意義的自然自由行為的認可。在自然的自由領域，只要不妨礙他人的自然自由，就是應當被法律許可的；相反，如果法律規范「不許可」某種行為，其目的並不在於事實上消除此種違法行為。「不許可」的行為，由於仍然屬於自然自由的范圍，人們仍然可以進行，而只是其法律的效力被否定了，即不具有請求司法機關法律保護的能力。因此，按照耶里內克的觀點，私法權利的意志力所涉及的對象是屬於自然自由的范圍。與此不同，公法規范不是一種「可以」類型的規范，而是一種賦權型的規范。通過公法權利的賦予，個體獲得一種在自然狀態中所不具有的能力，因此，這種公法權利本質上是一種法律的「能夠」，私法中「不許可」的行為仍然可以在事實上進行，而公法中「不能夠」的行為卻無法在事實上被逾越。

由於公法權利涉及的是一種法律的「能夠」，而不是屬於自然行為自由的范圍。所以公法權利的賦予被認為是擴展了法律主體的法律人格的空間。「全部法律的能夠創造了人格」，所以在耶里內克的理論體系中，法律人格並非僅僅是一個靜態的主體概念，還被理解為主體的一種法律能力，公法權利的賦予和剝奪會導致這種特定能力的變化。私法權利是以另一個平等主體為對象的，私法權利的增加和減少卻對主體的人格不產生影響，所以私法權利原則上可以自由轉讓；與此不同，公法權利是一種居於公民和國家特殊穩定關系被賦予的一種能力，公法權利的賦予和限制剝奪會對主體的人格產生影響，所以公法權利被賦予後，只有在符合特定條件的前提下才能被限制或剝奪，自由轉讓在原則上是不成立的。

作為實現某種利益的意志能力（Wollenkonnen），私法權利往往具體體現為私法的請求權，公法權利也與此類似。私法的請求權來源於特定的法律狀態或法律地位，與此類推，公法請求權也產生於特定的法律狀態（Rechtliche Zustande）。法律地位或狀態既是公法請求權的基礎，也是請求權本身所要服務和保障的目的所在。在私法中，要求某人交付某物的請求權可能來源於債權的法律地位，也可能來源於物權的法律地位，他認為這種原理可運用到公法中。耶里內克把公法中作為請求權基礎的狀態稱為法律關系，認為這種法律關系體現了公民與國家關系中不同的法律地位（Status）。公法請求權作為一種意志能力是一種表徵，支持公法請求權的是公民與國家的不同的地位關系，即公民在與國家關系中的不同法律地位，相同的請求權的內容可服務於不同的目的，因此要深入到請求權的目的結構中，分析請求權所服務和保障的法律狀態和地位。

三、個體的4種地位

耶里內克把個體與國家的地位關系界定為4種，即被動地位、消極地位、積極地位、參與地位，其中，被動地位導致個體對國家的服從義務，不能夠支持個體的公法權利。而消極地位、積極地位、參與地位則支持公民個體的公法權利。

（一）被動地位（Der passive Status）

被動地位簡言之即服從的地位，即個人在其個人的義務范圍內服從於國家的義務要求和禁令。個人服從國家規定的義務包括履行特定行為的義務（如繳納稅收的義務）和不從事國家禁止行為的義務，與個體的服從義務相對應的是國家的職權。耶里內克賦予這種服從的地位兩種含義：其一，處於被動地位的個體服從國家針對其所設定的任何一種義務要求或禁止令。其二，處於整體的民眾或階層中的個體服從於國家對整體的民眾或階層所設定的義務要求或禁止令。在服從關系中，國家可藉助具體的規范形態的幫助來設定各種具體的義務，被動的地位關系是對各種具體的規范形態的抽象和總括。

（二）消極地位（Der negative Status）

按照耶里內克的界定，消極地位關系所指向的是個體的自由空間，即國家賦予國家成員的自己主宰的、沒有國家介人和國家強制的空間，在這個個體的自由的空間中，個體通過其自由的行為來實現其個體的目的。耶里內克採納了當時歐洲流行的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的理論作為消極地位的理論依據，即國家產生於公民個體對自己部分權利的讓渡，個體犧牲部分自由成立國家的目的在於確保個體的安全和確保個體能夠享受到未讓渡給國家的剩餘的自然自由。因此，國家不能侵犯個體所保有的自由空間，國家對個體自由和空間的侵入必須正當化和合法化，個體不應當服從國家違法的義務要求並居於國家認可的自由有權請求國家不幹涉其自由空間，撤銷越逾規范的強制命令。

從公民個體與國家的消極地位關系出發，耶里內克提出了憲法列舉基本權利對整個國家機構的約束意義。他認為，對基本權利進行列舉的意義是雙重的，所列舉的基本權利不僅對國家的行政（包括法院和警察的強制），而且對立法者本身提出了要求，即國家的機構應促進所列舉的基本權利的實現，並且不能侵犯基本權利。雖然基本權利的列舉對公民個體消極地位的保護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消極地位所保護的自由並不僅僅限於憲法基本權利所列舉的自由，未被列舉的基本權利所涵蓋的自由，仍然屬於公民的自由空間，也不能被國家所侵犯。

耶里內克認為，服從於國家和不受國家干涉是相反的兩種可能性，因此被動的地位和消極的地位構成一對矛盾關系。不設定作為義務和禁令，即屬於自由，自由空間和服從義務的空間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關系。由於他把公法權利看作是個體所擁有的特殊的法律能力，每個公民個體的消極法律地位（或狀態）所指向的自由空間並不完全一致，某些公民個體可以獲得更大的自由空間（如通過國家的特許），而某些公民個體的自由空間可以根據法律規定被縮小（如通過刑罰）。

（三）主動地位（Der positive Status）

國家行為是促進公共利益的行為，公共利益不是必須和個體利益相關聯，但是可能和個體利益相關聯。當公共利益和個體利益相一致並被國家確認時，國家就賦予了公民個體對其特定行為的請求權並提供法律手段給個體使用來實現這種請求權。公民的主動法律地位，指的是個體作為國家的公民，作為國民或市民所擁有的請求國家為特定行為和請求國家對其權利提供法律保護的權利。個體作為有獨立法律人格的主體與具有法律人格的國家的法律關系是雙向的，個體在被動地位關系中服從於國家，承擔服從義務。在主動地位關系中，國家則向個體承擔義務，而個體則享有向國家的請求權，因此主動地位（狀態）和被動地位（狀態）是對應的關系。在判斷個體是否享有以主動地位為根據的請求權時，區分客觀法的反射利益和請求權之間的不同具有重要意義。國家的行為在整體上是為了公共利益而進行的，如果個體因為這種為了公共利益而進行的行為在事實上受益，這種受益僅屬於反射利益，不是法律規范所賦予的個體可受法律保護的請求權。只有個體具有向國家主張的，能夠用法律手段來保證實施的個體利益時，方具有向國家主張的請求權。在此，國家的確認（Anerkennung）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國家的確認是國家的意思表示，這種意思表示可以法律規范的形式進行，也可以其他方式進行。

居於主動法律地位的個體被賦予兩種請求權：其一為對國家行為的請求權，其二為請求國家的法律保護來實現自己權利的權利，後者又稱為法律保護的請求權。個體所擁有的法律保護的請求權是法律所賦予的一種能力，構成個體人格的組成部分。雖然法律保護請求權所保護的權利不僅僅限於公法權利，私法權利也要通過法律保護請求權來確保實現，但法律保護請求權本身是一種純粹的公法權利，其來源不是私法的法律人格，而是公法的法律人格，即個體在與國家地位關系中的主動地位。而法律保護請求權的目的，也不僅僅在於保證私法權利的實現，而是保護具有法律意義的個體的公法地位或狀態。

（四）參與地位（Der aktive Status）

參與地位（狀態）是指個體作為國家的一個成員參與國家意志的形成的地位（狀態），選舉權被認為是個體居於此種地位的典型權利。耶里內克採納了盧梭的公意理論來對參與地位進行闡述。國家的意志作為一種公意，其本質是個體意志的整合，因此國家需賦予公民參與國家意志形成的能力，這種參與地位的賦予也不是自然的自由，而是國家法律所創造的能力，是個體人格的組成部分。具體而言，國家法律應當規定，哪些人在何種具體的條件下能參與國家意志的形成。但在耶里內克的理論體系中，不同的個體對國家意志形成的參與程度是不相同的，君主、總統等具有特殊地位的個體和普通公民個體雖然都具有參與地位，但參與地位的具體內容是不同的，居於參與地位而享有的公法權利也是不同的。耶里內克還列舉了居於參與地位的具體的權利形態，包括國王的權利、君主的權利、政府首腦和法官的權利、選舉權、被選舉者的權利、非選舉的國會成員的權利、直接民主中的投票權和選舉權、來自政府公務員的權利等。

四、耶里內克與德國公法權利理論的發展

德國的公法權利理論的發展，雖晚於英國和法國，但通過數代法學家的努力，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在世界范圍內發生了廣泛影響。在德國二戰前公法權利理論的發展歷程中，耶里內克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德國公法理論的發展，通說認為始於卡爾·弗里德希·馮格爾伯（Carl Friedrich von Gerber）在1815年所著的《公權論》（ fiberoffentliche Rechte）一書。在這本書中，馮格爾伯系統地論述了公法權利，認為個體與民族共同體亦即國家結合時，得享有對國家的公權。雖然其所論述的公法權利，其本質只是界定國家權力行使的客觀的、抽象的規范體系而已，並未建立起可通過國家法律保護來實現的公法權利，但他的理論已經打破視國家為先天絕對權威的國家觀念，最早體系地、純粹地從公法觀點出發來研究個體公法權利，所以他被耶里內克譽之為公權理論史上的里程碑。而耶里內克所打造的公法權利體系，不僅僅是規范國家權力，實現統治目的的客觀法律體系，而且是個體可以訴諸國家法律保護的，以實現自身利益的真正的主觀性的、具備現代法律意義的權利內核的公法權利。在耶里內克之後，奧托馬·比勒爾（Ottmar Buhler ）通過其1914年的教授資格論文《公法權利及其在德國行政裁判上之保護》（ Die subjektivenoffentlichen Rechte and ihr Schutz in der deutschen Verwaltungsrechtsprechung）對公法權利的理論和實踐進行了系統的總結。這本書提出了至今仍然發揮重要影響的公法權利定義：「公法權利指人民基於法律行為或以保障其個人利益為目的而制定之強行性法規，得援引該法規向國家為某種請求或為某種行為之法律地位。」德國傳統的公法權利理論在比勒爾的書中基本奠定雛形，這種公法權利理論也被德國戰後的公法理論所繼承。

耶里內克對德國公法權利理論的重要貢獻不僅體現於其所打造的公法權利體系已經基本上和客觀法律體系劃清了界限，而且在於其所提出的公民4種地位（狀態）理論。耶里內克認為公民個體的公法權利來源於後3種法律地位，個體所享有的具體的公法權利的目的在於保護後3種法律地位，他按照3種法律地位來建構個體的公法權利體系。這一理論模式在當時就備受置疑，例如，奧托·邁爾就認為耶里內克的這種理論是「引人注目地偏愛陌生的詞彙」。對耶里內克的公法權利理論模式進行批評的主要著眼點是這一理論模式的純形式性和各種地位之間關系的不清晰性。黑塞（Hesse）認為耶里內克的模式「沒有涉及具體的確定的生活關系」，其理論模式中的人不是生活現實中的人或市民。黑貝爾勒（Haberle）批評耶里內克以一種孤離的假想的方式來界定各種地位，並且各種地位之間的關系相互纏繞不清。阿里克斯（Alexy）對耶里內克的地位理論進行了具有說服力的辯護，他承認耶里內克的地位理論實際上是一種形式化的分析框架，但不能因其形式化而否認其理論和實踐價值。在用法律來規范個體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時，需通過對個體設定義務要求、或確保個體自由空間、或賦予個體向國家要求某種特定行為的權利和權能來實現規范的目的，因此對這些規范形態進行抽象和體系化是有可能也是有必要的。事實上，耶里內克的地位理論正因為其形式性而具有不朽的理論和實踐價值，他的理論提供了一種分析框架，對公法權利的教義學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現今德國國家法中的基本權利的功能理論，即是通過對耶里內克的地位理論進行改造而形成的。防禦權能對應著耶里內克的消極地位，受益權能對應著他的主動地位，參與權能對應著他的參與地位。以耶里內克這種地位理論為基礎的公法權利的三分法（即公法防禦權、公法請求權和公法形成權），也對當今德國行政法教義學發生了深遠影響。比如，撤銷之訴是以保障公民的公法防禦權為主要功能的，其司法審查的核心要點是行政行為的違法性和對公民公法權利的侵犯；而課以義務之訴和一般的給付之訴是以保障公民的公法請求權為主要功能的，其司法審查是以起訴人是否享有和能夠行使公法請求權為審查要點的。

然而，耶里內克的公法權利思想仍未跳出時代的局限，正如黑貝爾勒所言，耶里內克的公法權利思想是「晚期專制主義的頭，民主思想的腳」。在公法權利體系一書的後半部分，耶里內克用了大量的篇幅論述國家機構的公法權利。他把公法權利不僅賦予個體，也賦予國家機構，這與現代公法理論的個體享有公法權利，國家機構享有相應職權的權利和權力二分思路相去甚遠。《公法權利體系》一書的後半部分在今天的影響力，也遠遠沒有前半部分大。另外，耶里內克雖然賦予了個體公法權利，但其所理解的公法權利是個體之間存在差別的法律人格或法律能力，這種對公法權利的理解與現代公法權利的平等原則是不相融的。再次，他對立法者寄以了過度信賴，認為立法者不受司法審查，按照他的思想，公法權利並不能得到徹底的保障。

Ⅱ 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最高法案例: 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1.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條也有關於利害關系的規定。顯然，上述法條規定的「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能擴大理解為所有直接或者間接受行政行為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所謂「利害關系」仍應限於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下統稱當事人）。同時，行政訴訟乃公法上之訴訟，上述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一般也僅指公法上的利害關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關系。因而，舉凡債務人夫妻的離婚登記行為、債務人的非抵押房屋轉移登記行為、抵押人的公司股東變更登記行為，雖有可能影響民事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債權或抵押權的實現，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因而與上述行政登記行為有了一定的利害關系，但因此種利害關系並非公法上的利害關系，也就不宜承認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在行政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資格。上述債權人的普通債權和抵押權人的抵押權等民事權益，首先應考慮選擇民事訴訟途徑解決。申言之，只有主觀公權利，即公法領域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為影響，存在受到損害的可能性的當事人，才與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利害關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原告適格），才有資格提起行政訴訟。

2.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同樣較為復雜。原告主體資格問題與司法體制、法治狀況和公民意識等因素密切相關，且判斷是否具備原告主體資格的標准多重，並呈逐漸擴大和與時俱進態勢。其中，保護規范理論或者說保護規范標准，將法律規范保護的權益與請求權基礎相結合，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價值。即以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和所適用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是否要求行政機關考慮、尊重和保護原告訴請保護的權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統稱權益），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關系的重要標准。實踐中，對行政實體法某一法條或者數個法條保護的權益范圍的界定，不宜單純以法條規定的文意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應堅持從整體進行判斷，強調「適用一個法條，就是在運用整部法典」。在依據法條判斷是否具有利害關系存有歧義時，可參酌整個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行政實體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內容和性質進行判斷，以便能夠承認更多的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利益，屬於法律保護的利益，從而認可當事人與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並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以更大程度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需要強調的是，個案中對法律上利害關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關系或者說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的擴張解釋，仍不得不兼顧司法體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資源的限制；將行政實體規范未明確需要保護、但又的確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權益，擴張解釋為法律上保護的權益，仍應限定於通過語義解釋法、體系解釋法、歷史解釋法、立法意圖解釋法和法理解釋法等法律解釋方法能夠擴張的范圍為宜。

3.法律上保護的權益。

⑴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也相互契合。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判，除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據行政機關所主管的行政實體法；在實體問題上的判斷，更多是依據行政實體法律、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需要考慮和保護的法律上的權益，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但在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實體審查時，仍然不會將行政機關未考慮原告訴請保護權益之情形，作為認定行政行為違法的標准。也即，即使當事人所主張的權益客觀存在，也可能會間接受到行政行為的影響，但因不屬於行政實體法保護的權益，故並不會得到實體裁判支持，原告最終仍然只能承擔不利的後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受理其起訴，因其所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會在訴訟中得到保護和尊重，其起訴也就喪失了必要性，不具備訴的利益；因而不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也並不會侵犯其任何權益。對於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權益的當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訴行政行為被作否定性評價後，可能會間接有利於保護其所主張的權益為由取得原告主體資格。申言之，當事人民法上的權益或者習慣法上的權益，只有在有關行政法律規范對其加以保護的情形下，才能成為行政法上保護的權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才能取得原告主體資格，才能請求司法保護該權益。否則，上述相關權益，只宜通過民事訴訟或者針對直接對其設定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等方式來保護。而且，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價，主要依據行為作出時的事實和法律狀態，一般不受事後變化了的事實和法律規定的影響；因而當事人主張的權益，應當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已經存在和需要考慮的權益，原則上對於事後形成的權益或者已經消失的權益，當事人無權提起訴訟，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關系存續而事後受到影響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規定。

⑵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現行公益訴訟的立法和實踐相一致。行政訴訟的立法宗旨，體現了權利保護和權力監督的統一性。適格原告的起訴，既在主觀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在客觀上維護法秩序，監督依法行政，有利於法治國家建設，從而體現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樣態。因而，通過適度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堅持合法性全面審查、嚴格審查標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合行政訴訟主、客觀訴訟的爭議。但行政訴訟雖有一定的公益性，卻顯然不能將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無限擴大，將行政訴訟變相成為公益訴訟。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行政訴訟首要以救濟原告權利為目的，因此有權提起訴訟的原告，一般宜限定為主張保護其主觀公權利而非主張保護其反射性利益的當事人。即使在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污染、公共服務等領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訴訟，客觀上具備一定程度公益訴訟特點，呈現自益為形式而公益為目的的特徵；但在原告主體資格上，一般仍然限於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訴訟，仍然堅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其存在與普通公眾不同的獨特的權益，且該種權益受行政實體法律規范所保護，並存在為被訴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確規定其屬於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除外。因而，在行政機關不依法處理投訴舉報事項等行政不作為引發的訴訟中，認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權益受侵害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就比認可因公共利益受損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更具有正當性。

4.審理方式。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原則上應當公開進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決定書面審理或者開庭審理、公開開庭或者不公開開庭。不能認為所有的一審行政案件和二審行政案件，都必須要經過公開開庭審理程序。為節約司法成本，減輕各方當事人訴訟負擔，對於原告或者上訴人所訴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於職權，不經言詞辯論，直接不予支持。

【案件基本信息】

案號：（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行政裁定

案由： 行政復議

審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審理程序： 再審復查與審判監督

【當事人信息】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劉廣明。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張家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蘇省張家港市楊舍鎮人民中路33號。

法定代表人：黃戟，市長。

【訴訟記錄】

再審申請人劉廣明訴被申請人張家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簡稱張家港市政府）行政復議一案，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6年9月13日作出（2016）蘇05行初59號行政判決，駁回劉廣明的訴訟請求。劉廣明不服提起上訴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於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蘇行終1415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劉廣明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內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依法組成由審判員耿寶建擔任審判長並主審、審判員白雅麗、汪軍參加的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查，現已審查終結。

【案件基本情況】

一審法院審理查明，2015年11月24日，張家港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張家港市發改委）向江蘇金沙洲旅遊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沙洲公司）作出張發改許備〔2015〕823號《關於江蘇金沙洲旅遊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金沙洲生態農業旅遊觀光項目備案的通知》（以下簡稱823號通知）。該通知內容涉及項目名稱、主要功能及建設內容、項目選址、項目總投資及資金籌措、有效期等五個方面。劉廣明於2016年1月通過信息公開的方式取得了上述通知，認為該通知將其位於江蘇省張家港市錦豐鎮福利村悅豐片一、二組擁有承包經營權的土地納入其中，該通知存在重大違法情形，遂向張家港市政府提起行政復議，要求確認違法並予以撤銷。張家港市政府經審查認為，劉廣明與823號通知不具有利害關系，遂於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張行復第2號駁回行政復議申請決定，並於2016年3月22日送達劉廣明。劉廣明不服，向一審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一審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申請人提起行政復議申請，應當與具體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江蘇省企業投資項目備案暫行辦法》第十七條規定，項目申報單位憑項目備案機關出具的項目備案通知書，依法辦理土地、環保、規劃等各方面的手續後方可開工建設。本案中，823號通知系對建設項目的備案行為，是職權機關就申請人申請備案的項目是否符合項目備案條件依法進行審查後作出的行政行為，該行為產生實體影響的利害關系人是備案申請人金沙洲公司，對其他人的合法權益並不產生直接影響。金沙洲公司僅憑該通知是不能實施開發建設的，還必須依法辦理土地、環保、規劃等各方面的手續後方可開工建設。故劉廣明與823號通知並不具有利害關系，其提起的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實施條例》規定的受理條件。根據《實施條例》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行政復議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申請後，發現該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行政復議法和本條例規定的受理條件的，應當決定駁回行政復議申請。因此，張家港市政府作出駁回行政復議申請決定符合法律規定，遂判決駁回劉廣明的訴訟請求。

劉廣明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基本相同的事實與理由，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劉廣明向本院申請再審，請求：1.依法撤銷一、二審判決，並依法改判；2.一、二審訴訟費由張家港市政府承擔。其申請再審的事實和理由為：823號通知具有行政審批效力。該通知是涉案地塊進入徵收程序的必備文件。唯有該通知通過，涉案項目才能啟動其他程序。因此，823號通知並非隻影響到備案申請人金沙洲公司，還直接對用地范圍內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產生影響。823號通知將再審申請人的土地納入項目選址范圍，對再審申請人的權利義務產生了重大影響。由於823號通知的作出，導致再審申請人的土地因涉案項目需被徵收的法律後果，且再審申請人作為相關地塊地上附著物所有權人，仍未獲得合法補償，再審申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了嚴重侵害，故再審申請人與823號通知有重大利害關系，再審申請人有權提起行政復議，張家港市政府理應受理並履行行政復議職責。二審法院並未就案件情況向再審申請人進行任何詢問即決定進行書面審理，嚴重違反法律規定。

【裁判分析過程】

本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條也有關於利害關系的規定。顯然，上述法條規定的「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能擴大理解為所有直接或者間接受行政行為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所謂「利害關系」仍應限於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下統稱當事人）。同時，行政訴訟乃公法上之訴訟，上述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一般也僅指公法上的利害關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關系。因而，舉凡債務人夫妻的離婚登記行為、債務人的非抵押房屋轉移登記行為、抵押人的公司股東變更登記行為，雖有可能影響民事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債權或抵押權的實現，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因而與上述行政登記行為有了一定的利害關系，但因此種利害關系並非公法上的利害關系，也就不宜承認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在行政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資格。上述債權人的普通債權和抵押權人的抵押權等民事權益，首先應考慮選擇民事訴訟途徑解決。申言之，只有主觀公權利，即公法領域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為影響，存在受到損害的可能性的當事人，才與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利害關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原告適格），才有資格提起行政訴訟。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同樣較為復雜。原告主體資格問題與司法體制、法治狀況和公民意識等因素密切相關，且判斷是否具備原告主體資格的標准多重，並呈逐漸擴大和與時俱進態勢。其中，保護規范理論或者說保護規范標准，將法律規范保護的權益與請求權基礎相結合，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價值。即以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和所適用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是否要求行政機關考慮、尊重和保護原告訴請保護的權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統稱權益），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關系的重要標准。實踐中，對行政實體法某一法條或者數個法條保護的權益范圍的界定，不宜單純以法條規定的文意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應堅持從整體進行判斷，強調「適用一個法條，就是在運用整部法典」。在依據法條判斷是否具有利害關系存有歧義時，可參酌整個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行政實體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內容和性質進行判斷，以便能夠承認更多的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利益，屬於法律保護的利益，從而認可當事人與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並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以更大程度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需要強調的是，個案中對法律上利害關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關系或者說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的擴張解釋，仍不得不兼顧司法體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資源的限制；將行政實體規范未明確需要保護、但又的確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權益，擴張解釋為法律上保護的權益，仍應限定於通過語義解釋法、體系解釋法、歷史解釋法、立法意圖解釋法和法理解釋法等法律解釋方法能夠擴張的范圍為宜。

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也相互契合。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判，除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據行政機關所主管的行政實體法；在實體問題上的判斷，更多是依據行政實體法律、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需要考慮和保護的法律上的權益，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但在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實體審查時，仍然不會將行政機關未考慮原告訴請保護權益之情形，作為認定行政行為違法的標准。也即，即使當事人所主張的權益客觀存在，也可能會間接受到行政行為的影響，但因不屬於行政實體法保護的權益，故並不會得到實體裁判支持，原告最終仍然只能承擔不利的後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受理其起訴，因其所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會在訴訟中得到保護和尊重，其起訴也就喪失了必要性，不具備訴的利益；因而不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也並不會侵犯其任何權益。對於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權益的當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訴行政行為被作否定性評價後，可能會間接有利於保護其所主張的權益為由取得原告主體資格。申言之，當事人民法上的權益或者習慣法上的權益，只有在有關行政法律規范對其加以保護的情形下，才能成為行政法上保護的權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才能取得原告主體資格，才能請求司法保護該權益。否則，上述相關權益，只宜通過民事訴訟或者針對直接對其設定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等方式來保護。而且，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價，主要依據行為作出時的事實和法律狀態，一般不受事後變化了的事實和法律規定的影響；因而當事人主張的權益，應當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已經存在和需要考慮的權益，原則上對於事後形成的權益或者已經消失的權益，當事人無權提起訴訟，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關系存續而事後受到影響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規定。

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現行公益訴訟的立法和實踐相一致。行政訴訟的立法宗旨，體現了權利保護和權力監督的統一性。適格原告的起訴，既在主觀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在客觀上維護法秩序，監督依法行政，有利於法治國家建設，從而體現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樣態。因而，通過適度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堅持合法性全面審查、嚴格審查標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合行政訴訟主、客觀訴訟的爭議。但行政訴訟雖有一定的公益性，卻顯然不能將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無限擴大，將行政訴訟變相成為公益訴訟。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行政訴訟首要以救濟原告權利為目的，因此有權提起訴訟的原告，一般宜限定為主張保護其主觀公權利而非主張保護其反射性利益的當事人。即使在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污染、公共服務等領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訴訟，客觀上具備一定程度公益訴訟特點，呈現自益為形式而公益為目的的特徵；但在原告主體資格上，一般仍然限於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訴訟，仍然堅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其存在與普通公眾不同的獨特的權益，且該種權益受行政實體法律規范所保護，並存在為被訴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確規定其屬於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除外。因而，在行政機關不依法處理投訴舉報事項等行政不作為引發的訴訟中，認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權益受侵害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就比認可因公共利益受損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更具有正當性。

就本案而言，根據《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國發〔2004〕20號）、《中央預算內直接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政府核准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江蘇省企業投資項目備案暫行辦法》等規定，發展改革部門對政府投資項目的審批行為和企業投資項目的核准和備案行為，主要是從維護經濟安全、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優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現壟斷等方面，判斷某一項目是否應予審批、核准或備案（以下統稱項目審批行為）。考察上述一系列規定，並無任何條文要求發展改革部門必須保護或者考量項目用地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人權益保障問題，相關立法宗旨也不可能要求必須考慮類似於劉廣明等個別人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保障問題。發展改革部門在作出項目審批行為時，也就無需審查項目用地范圍內的征地拆遷、補償安置等事宜，無需考慮項目用地范圍內單個土地、房屋等權利人的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的保護問題。因此，項目建設涉及的土地使用權人或房屋所有權人與項目審批行為不具有利害關系，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其以項目審批行為侵犯其土地使用權或者房屋所有權為由，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並不具有申請人或者原告主體資格。具體到本案中，張家港市發改委作出823號通知即使涉及劉廣明依法使用的土地，劉廣明也不能僅以影響其土地承包經營權為由申請行政復議。張家港市政府以再審申請人的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實施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為由，作出駁回其申請之決定，符合法律規定。一、二審法院判決並無不當。再審申請人劉廣明如認為項目建設過程中行政機關的土地徵收與補償等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應當通過其他法定途徑解決。

另外，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原則上應當公開進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決定書面審理或者開庭審理、公開開庭或者不公開開庭。不能認為所有的一審行政案件和二審行政案件，都必須要經過公開開庭審理程序。為節約司法成本，減輕各方當事人訴訟負擔，對於原告或者上訴人所訴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於職權，不經言詞辯論，直接不予支持。因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應訴若干問題的通知》的相關規定，對於一審行政案件，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逕行裁定駁回起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六條規定，對於二審行政案件，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也可以不開庭審理。因本案的主要爭議是法律適用問題，二審法院未開庭審理而採用書面方式審理，系法院職權所在且不違反法律規定。再審申請人有關二審法院未經詢問即書面審理違法的再審理由，亦不能成立。

綜上，再審申請人劉廣明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一條規定的情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之規定，裁定如下：

【裁判結果】

駁回再審申請人劉廣明的再審申請。

【文尾】

審 判 長 耿寶建

審 判 員 白雅麗

審 判 員 汪 軍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孫輝妮

書 記 員 周 萍

Ⅲ 民法中的反射利益

字面看來就知道它是一種「利益」，這里不是雙方的主動的。反射性利益，是一個與「法律上的利益」相對應的概念。此概念緣於「國外行政法學」傳統理論。而這個詞語用的比較多的都是相對於政府與自然人之間的，是以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二元論為前提的，也就是說，它把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放在了對立的位置。所謂的反射性利益，指的是當法律完全為了實現公共利益，而不是以保護特定個人的利益為目的時，該法實施給私人帶來的利益，即為反射性利益。反射性利益受到侵害，公民個人無權以此為由請求法律救濟。舉個虛構的例子：某省政府出台一規章，內容為：「為了提高民眾生活質量，自某年某月某日始，省內所有公園均免收門票。」該規章一經出台，游園的公眾（不特定多數的人群）都是受益者，因為大家均省下了門票錢。但是，該規章施行一段時間之後，為了加強管理的需要，政府又取消了該規章的實施，重新發布規章規定各大公園再次開始收門票。從免費游園到重新收費，必然會造成遊客利益受損。——這部分受損的利益，既為「反射性利益」。按照傳統行政法理論，公民反射性利益受損，單個個體不能提起法律救濟。在通俗點就好象你通過正規渠道買了塊地皮建了房子後，但國家對這一地皮路段要進行修建公共或者機場鐵路什麼的工程，而此時你那段地皮也已經漲價了，這個就是一方得利了，一方卻沒受損，有種被動升值的解釋。

Ⅳ 行政訴訟原告主體資格 四個要件

行政訴訟法原告主體資格的認定（1）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也相互契合。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判，除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據行政機關所主管的行政實體法；在實體問題上的判斷，更多是依據行政實體法律、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需要考慮和保護的法律上的權益，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但在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實體審查時，仍然不會將行政機關未考慮原告訴請保護權益之情形，作為認定行政行為違法的標准。也即，即使當事人所主張的權益客觀存在，也可能會間接受到行政行為的影響，但因不屬於行政實體法保護的權益，故並不會得到實體裁判支持，原告最終仍然只能承擔不利的後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受理其起訴，因其所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會在訴訟中得到保護和尊重，其起訴也就喪失了必要性，不具備訴的利益：因而不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也並不會侵犯其任何權益。對於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權益的當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訴行政行為被作否定性評價後，可能會間接有利於保護其所主張的權益為由取得原告主體資格。申言之，當事人民法上的權益或者習慣法上的權益，只有在有關行政法律規范對其加以保護的情形下，才能成為行政法上保護的權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才能取得原告主體資格，才能請求司法保護該權益。否則，上述相關權益，只宜通過民事訴訟或者針對直接對其設定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等方式來保護。而且，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價，主要依據行為作出時的事實和法律狀態，一般不受事後變化了的事實和法律規定的影響；因而當事人主張的權益，應當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已經存在和需要考慮的權益，原則上對於事後形成的權益或者已經消失的權益，當事人無權提起訴訟，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關系存續而事後受到影響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規定。（2）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現行公益訴訟的立法和實踐相一致。行政訴訟的宗旨，體現了權利保護和權力監督的統一性。適格原告的起訴，既在主觀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在客觀上維護法秩序，監督依法行政，有利於法治國家建設，從而體現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樣態。因而，通過適度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堅持合法性全面審查、嚴格審查標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合行政訴訟主、客觀訴訟的爭議。但行政訴訟雖有一定的公益性，卻顯然不能將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無限擴大，將行政訴訟變相成為公益訴訟。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行政訴訟首要以救濟原告權利為目的，因此有權提起訴訟的原告，一般宜限定為主張保護其主觀公權利而非主張保護其反射性利益的當事人。即使在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污染、公共服務等領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訴訟，客觀上具備一定程度公益訴訟特點，呈現自益為形式而公益為目的的特徵；但在原告主體資格上，一般仍然限於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訴訟，仍然堅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其存在與普通公眾不同的獨特的權益，且該種權益受行政實體法律規范所保護，並存在為被訴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確規定其屬於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除外。因而，在行政機關不依法處理投訴舉報事項等行政不作為引發的訴訟中，認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權益受侵害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就比認可因公共利益受損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更具有正當性。
只有在認定行政訴訟法原告主體資格之後，法院才能受理行政相對人提起的行政訴訟。行政相對人想要自己的遭受的損失能夠獲得相應的救濟，就首先應當搞清楚自己是否有原告的主體資格，否則行政訴訟這種救濟途徑也是於事無補。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25條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
有權提起訴訟的公民死亡，其近親屬可以提起訴訟。
有權提起訴訟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終止，承受其權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提起訴訟。
人民檢察院在履行職責中發現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葯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領域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應當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督促其依法履行職責。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人民檢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Ⅳ 台灣行政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全文】淺析大陸和台灣地區的行政訴訟法比較
作者：佚名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對民事訴訟法相關條文的引用比大陸更為明確。大陸僅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第114條中原則性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訴訟法規定外，對本法沒有規定的，可以參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事實上行政訴訟程序的每一具體步驟可以參照哪些民事訴訟法條文很不確定，可見大陸引用民事訴訟法條文實際上是一種彌補行政訴訟法不足的手段，由於被引用的條文並未明確下來，這些條文並未成為行政訴訟法的有機組成部分。相比較而言，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對行政訴訟中每一具體程序可以引用哪些民事訴訟法條文均一一列出，便於操作，從而使這些條文成為行政訴訟法的有機組成部分。
三、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體制以及行政訴訟法結構之差異
1.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體制的區別
目前較為典型的行政訴訟體制有兩類，也稱為行政訴訟的一元制與二元制。一元制又稱合並主義，以英美為典型代表;二元制為分離主義，以法、德、奧等大陸法系國家為代表。台灣地區行政訴訟體制屬於典型的分離主義。行政訴訟案件由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管轄。行政法院獨立於其他普通法院(但較為獨特的是它與普通法院均隸屬於「司法院」)。並且將行政訴訟由以前的一級一審改為兩級兩審。這既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註：在國民黨政權盤踞大陸時期，行政案件數量很少。從1933年至1947年15年間，行政院年均受理案件不足48件，最少的年份僅有2件，最多也僅為82件。故只設中央一級行政法院足以應付需要。國民黨政府到台灣後沿用舊的行政訴訟體制，一級一審體制只到近二、三十年才暴露出其不足。數據引自《行政救濟與行政法學(一)》，第313頁。)也是為了進一步給予當事人以充分救濟。當然這也與台灣地區行政法學者大力推動有密切關系。大陸地區行政訴訟體制則屬於合並主義即一元制。行政案件與普通案件均由普通法院管轄。但較為獨特的是在普通法院內設有行政審判庭，具體負責行政案件的審判。雖然大陸也有學者呼籲設立獨立的行政法院[1]，但在目前情況下難度很大。大陸普通法院共設四級，也是兩審終審制，存在著級別管轄的問題(台灣地區行政法院共設兩級，一審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轄，不存在著級別管轄的問題)。
台灣地區行政法院隸屬於司法院，且司法院大法官有違憲審查權，因此其行政訴訟法第252條規定：最高行政法院就其受理案件，對所適用之法律確信有抵觸憲法之疑義時，得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大陸法官沒有違憲審查權，並且在第53條規定，行政規章之間相互矛盾時，得聲請國務院予以裁決。這一規定被學者們認為是大陸行政訴訟法中最不和諧的音符。
2.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的結構存在差異
大陸行政訴訟法與大陸民事訴訟法的結構相似，分為總則、受案范圍、管轄、訴訟參加人、證據、起訴和受理、審理和判決、執行、侵權賠償責任、涉外行政訴訟、附則等共計11章。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則分為：總則、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審程序、上訴審程序、抗告程序、再審程序、重新審理、保全程序、強制執行程序、附則共計9編。
台灣地區以不同審級的、不同性質的審判程序為單位架構其行政訴訟法體系。將受案范圍、管轄、當事人，以及共同的訴訟程序如送達、當事人書狀、期間、訴訟卷宗、訴訟費用等均歸之於總則內容。這樣簡潔明了，便於操作。
另外從總體上看，雙方行政訴訟法均有對方所不具備的內容。大陸行政訴訟法所獨具的內容有：侵權賠償責任，涉外行政訴訟，以及總則中關於行政案件審理所應遵循的原則等。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所獨具的有：一審通常訴訟程序中的和解，一審簡易訴訟程序、抗告程序、重新審理等。
大陸行政訴訟法雖然也有總則，但其內容不似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總則那樣將所有共同的不屬一審、二審、再審等程序的規范均包容在總則中。大陸行政訴訟法總則實際上只有三部分，即行政訴訟的目的、受案范圍、行政訴訟的原則。可見大陸行政訴訟法總則實質上是該法的綱領，雙方對總則的認識存在明顯差異。
四、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立法目的之差異
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均於總則第一條簡明概括了立法宗旨。大陸行政訴訟法指明其目的是：「為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依此規定，立法者賦予行政訴訟法鮮明的控權色彩。這也與大陸行政法學的主流思想相合拍，即不管是控權論還是平衡論均認為行政訴訟法的主要功能為控制、監督行政權的有效行使。正因為此，使得行政訴訟法的頒布在中國行政法學乃至整個法學發展中具有開創中國民主、法治新局面的里程碑式意義。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指出其目的為：「行政訴訟以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增進司法功能為宗旨。」相較之下少了「監督」二字使具控權色彩較淡，更側重於行政訴訟法作用的均衡發展，既保障行政權的有效運行，同時也注重維護人民的合法權益。但其多了「增進司法功能」一語。將其列入總則中體現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立法注重其司法的可操作性。
總之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立法目的看似相似，但實際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並對以後的條文產生較大影響。
五、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差異
1.受案范圍的確定方式不同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對受案范圍的確定方式為概括式。在其第2條中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並對兩種特殊情況作出處理，即第9條規定可受理自身利益並未受到侵害的人民，為維護公益提起的訴訟。並規定選舉罷免之爭議由行政法院受理(這些也均屬於公法上的爭議)。
大陸行政訴訟法受案范圍採用結合式即首先在該法第2條作了概括式的規定，並在該法第11條作了列舉(先作內容列舉，再作法律列舉，最後在該法第12條作了具體排除列舉)。
2.受案范圍不同
大陸行政訴訟法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時，有權依本法提起訴訟。這里它要求首先應是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而抽象行政行為則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其次，權益受到侵害者才有權起訴，再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又將「合法權益」限定在人身權益與財產權益這兩類，而政治權益、受教育權益則無形中被排除在外。並且對於非行政主體的公法人如公立學校，公立醫院等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時，對他們提起的訴訟是否可以受理，法律依據不很明確。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則比大陸廣得多，認為公法上的爭議均可提起訴訟。有些台灣地區學者將公法定義為規范公權力的法。由它引起的爭議，其范圍顯然要比行政權行使引起的爭議范圍大得多。(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規定對公法契約爭議與選舉爭議也可提起訴訟。甚至利益未受侵害的人民對公法上的爭議所提起的訴訟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受理。)
我國大陸地區不承認公私法的劃分，所以在行政訴訟法中將其受案范圍定義為公法上之爭議顯然不恰當。但我國大陸行政訴訟法對受案范圍所採取的混和式規定的模式其缺點也十分明顯，正如台灣地區學者管歐所言：「列舉主義其優點在於規定明確，防止濫訴、杜絕紛擾。唯社會新興事業日多，行政事項極繁，列舉既難免遺漏，且無法適應變動不居的行政事項，若不在列舉的范圍之內，則因違法行為所受的權利損害，即無法定的救濟。至於概括主義，其得失則與列舉主義相反。唯就行政訴訟制度的趨勢及法制思想與社會進步的情形言之，則由列舉主義而趨向於概括主義。」瑞士公法學者魯克認為列舉主義是行政訴訟達成概括主義的一種過渡手段。事實上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也是從列舉主義經過司法機關不斷地突破，如早期司法院與行政法院的見解均認為公務員與國家關系乃特別權力關系，公務員不得對其身份上所受處分提起行政訴訟，但經大法官屢次解釋之後，公務員對於公法上財產權之爭議，以及免職處分或對於公務員身份有重大影響之處分，均得提起行政訴訟以資救濟，最終導致由列舉主義過渡到概括主義。大陸行政訴訟司法實踐實際上也在不斷突破列舉主義給出的界限。走向概括主義是歷史的必然。
再有，抽象行政行為最終也應納入行政訴訟范圍之內。目前英美等國已有條件地將其納入到行政訴訟范圍之中。台灣地區由於採用概括主義，實際上也已把它納入到行政訴訟范圍之內，大陸在這方面與其相比已有些差距。
六、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管轄的規定不同
大陸由於地域廣大，並且設有四級法院，其管轄較為復雜。可分為級別管轄、地域管轄與裁定管轄。地域管轄適用原告就被告原則，但也規定了幾種特殊的地域管轄，主要有：經過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的，由原告選擇由最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由復議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訴訟，由被告所在地或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大陸行政訴訟法尤為注重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凸現其控制監督行政權有效行使的功能。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為兩級兩審制，一審均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轄，因此不存在級別管轄的問題，地域管轄則普遍適用原告就被告原則。雖然比大陸簡單，但其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對行政權的監督控制力度顯然不如大陸行政訴訟法的大。大概由於其受大陸法系影響較深之故。
七、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參加人制度之差別
1.原告資格的區別
大陸行政訴訟法對原告資格提出嚴格限制。原告只能是認為其自身合法的人身權益與財產權益受到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侵害的行政相對人。在行政訴訟中行政主體只能是被告。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中原告的資格是依據訴的不同而不同的。撤銷之訴與請求處分之訴之原告只能是行政相對人。確認之訴與給付之訴的原告可以是行政相對人，也可以是行政主體。這與大陸行政訴訟法有很大的區別。尤為獨特的是在某些情況下，提起行政訴訟不以其權益受到侵害為前提。如台灣行政訴訟法第9條規定：人民為維護公益，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項，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為，得提起行政訴訟，但以法律特別規定者為限。第25條，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法人，於其章程確定目的范圍內，由多數共同利益之社員，就一定之法律關系，授與訴訟實施者，得為公共利益提起訴訟(大陸在這種情況下，該社團法人沒有原告資格)。可見，現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對於行政訴訟利益的保護范圍進行了重大突破，逐步將部分反射利益、事實利益納入訴訟利益范疇，且這些利益並非僅局限於某特定個人，可以為他人甚而是社會大眾之共同利益。考慮到具體受行政侵害之個人未必會提起行政訴訟，立法者承認公益社團的訴訟主體資格，允許它為其成員或社會上更廣泛抽象之集團利益提起行政訴訟。這也是一大突破，也有利於更好地監督行政機關合法行使職權。
相形之下大陸行政訴訟適格原告條件過於苛刻。正如韋德所指出的：對於原告的適格，採取限制性規定，有害行政法的健康發展。大陸行政訴訟適格原告條件應該降低，以保障人民充分實現訴訟權利。
2.適格被告條件存在差別
在大陸，當被委託機關或者個人因行使被委託的職權而侵犯相對人合法權益時，行政相對人提起行政訴訟時以原行政機關為適格被告，受委託組織或個人為第三人。
在台灣地區，人民與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因受託事件涉訟者，以受託團體或個人為被告，而不像大陸以委託機關為被告。
3.訴訟代理人資格的區別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規定，除律師外，依法令取得訴訟事件代理人資格者、因職務關系為訴訟代理人者、與當事人有親屬關系者可以為訴訟代理人。
大陸行政訴訟法規定：律師、社會團體、提起訴訟的公民的近親屬或者所在單位推薦的人以及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託為訴訟代理人。相比而言，可供選擇的訴訟代理人的范圍比台灣的要大得多。
另外，在大陸，作為訴訟代理人的律師在行政訴訟中被賦予一些優於其他訴訟代理人的權利。如可以依照規定查閱本案有關材料，可以向有關組織或公民調查收集證據。而一般當事人行使上述權利需人民法院批准，並且不得查閱涉及國家秘密和個人隱私的內容。台灣行政訴訟法則未授予作為訴訟代理人的律師優於其他訴訟代理人的權利。
4.當事人訴權存在差異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授予當事人的訴權比大陸為多，而且當事人的訴權不僅平等，而且近似於對等。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原告有起訴權，被告有反訴權。原告撤訴權的行使在某些情況下也應征詢被告的意見，甚至在某些情況下當事人得以合意停止訴訟等等。而大陸行政訴訟法控權色彩十分濃厚，它追求當事人訴權實質上的平等，為保障原告訴權的有效行使，往往對作為被告的行政主體的訴權作某些限制，如訴訟中不可自行收集證據，需負舉證責任等。可見大陸行政訴訟法在這個問題上的立法理念仍然優於台灣地區現行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理念。
八、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中前置程序之間的區別
大陸行政訴訟法中有關行政訴訟前置程序的規定較為復雜，採用自由選擇為主，先行強制為輔的方法。哪些行政案件需復議前置由各具體法律加以規定。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中有關行政訴訟前置程序的規定則較為簡單，它將行政訴訟分為撤銷訴訟、給付訴訟與確認訴訟。對於撤銷訴訟一律需要先經過訴願程序，即復議程序。而確認之訴中雖未明確指明需訴願前置，但實際上也有訴願前置的要求。給付之訴在實務上往往與確認之訴或撤銷之訴密切相關，因而可以認為台灣地區行政訴訟以訴願前置主義為其基本原則。這與台灣地區行政法受大陸法系行政救濟制度傳統影響較深有關。對於前置程序目前有兩派截然相反的意見：贊同者認為訴願前置更有利於尊重行政權，維護行政統一，並且經過訴願程序的過濾淘汰將大大減輕法院的負擔。從整個救濟系統來說，此設置也便於協助人民澄清疑點，擴大救濟機會以及加速救濟程序。反對者認為：將訴願列為行政訴訟之先行程序究其實際，實有先行強制主義與行政選擇式任意主義之別。訴願制度日益完善，使其與行政訴訟制度並存，孰曰不宜[2]?主張以先行選擇主義代替先行強制主義，使訴願成為與行政訴訟、請願鼎足而立的行政救濟制度。也有學者建議，對有些情形的違法處分得不經過訴願或再訴願程序，逕直提起行政訴訟。
目前在世界各國中訴願自主選擇主義已成為主流。即使是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法國，原則上也採用自願選擇主義。德國行政訴訟法中就確認訴訟，一般給付訴訟及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對聯邦最高官署或聯邦最高官署所為之撤銷訴訟或義務訴訟，均採用直接訴訟。大陸行政訴訟法較為充分地尊重當事人的自主意志。相形之下，台灣地區現行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則顯得過於保守，但與1975年版的「兩級訴願一級訴訟」體制和「再訴願前置主義」相比無疑已有進步。顯然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在這一問題上還應有所發展。
九、證據制度之間的差異
1.舉證責任之間的差異
大陸行政訴訟中由被告負舉證責任。行政主體在訴訟期間應舉證其作出的行政行為的事實上與法律上的理由。(人民法院認為必要，亦可自行收集證據)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奉行職權主義原則，(註：事實上現行行政訴訟法頒布之前，台灣行政訴訟法並無舉證責任的規定。基本只能依照民事訴訟法來確定舉證責任。但司法實踐中也出現由被告負舉證責任的案例。參見[台]陳清秀：《行政訴訟之理論與實務》，三民書局1994年8月版，第316頁。)即行政法院就訴訟關系所依據重要之法律事實上收集及澄清負完全責任。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第125條規定：行政法院依職權調查事實關系，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程序，其他訴訟為維護公益者亦同。第134條：當事人主張之事，雖經他造自認，行政法院仍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甚至人民無法對其主張舉證，而需借重法院之職權時，亦可請求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以維護人權。雖然職權主義的本義為更好地調集證據，但其效果顯然不如大陸的由被告負舉證責任的規定。
2.證人作證責任的差異
大陸將作證作為知情者的法定義務，任何知情者均有作證的義務，唯一的例外是涉及國家機密時可以免除作證的義務。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第145條規定：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之有親密關系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蒙恥辱者，得拒絕證言。即使自願作證亦不得令其具結。顯然這與受西方人權思想影響較深有關。
3.證人作證范圍之差異
在大陸，證人作證僅限於與案件有關之事實，而不涉及法律問題。與案件有關的法律問題由被告舉證，原告亦可就法律問題舉證證明其主張。
台灣行政地區訴訟法第162條規定：行政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就訴訟事件之專業法律問題，征詢從事該學術研究之人，以書面或於審判期日到場陳述其法律意見。可見就法律問題，台灣地區可以要求證人作證。
事實上大陸在這方面也有所突破，在一些行政訴訟中，法官往往會接受法學專家對法律問題提出的意見，但目前尚未見諸於法條。
4.當事人收集證據的時間限制不同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中未對當事人收集證據的時間予以限制。大陸行政訴訟法對被告收集證據的時間有嚴格的限制。要求其在訴訟過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或證人收集證據(第33條)。其目的為更加嚴格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
5.對訴訟參與人妨礙證據調取的處理方式不同
大陸對妨礙證據調查的訴訟參加人的處理方式為處罰，如訓誡、責令具結悔過、罰款、拘留等。台灣地區則遵循「任何人不得從其不當行為中獲利」這一古老法律原則，對此作出截然不同的規定，其第139條規定：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致困難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這一規定顯然比大陸單純使用處罰這一方式更為科學。
十、一審程序中存在的差異
在一審程序中，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之間存在諸多差異。最為明顯的為台灣地區一審通常程序中可以和解，同時也不排斥行政法院調解。台灣地區行政審判一審中還有簡易訴訟程序。之所以會存在這種情況是因為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的立法宗旨為給予當事人以充分的司法救濟而不似大陸將其定位於控權法。因此只要能達到給予當事人以充分司法救濟這一目的，簡易程序以及和解、調解等並非不可接受。而且由於其迅速、簡便，處理小型公法上的爭議優勢尤為明顯。但缺點是對行政主體的監督不力。因此在我國行政訴訟法中不宜引進這些制度。(註：由於大陸法系國家較為強調其保權功能，和解程序在大陸法系的國家中被廣泛採用。參見陳清秀：《行政訴訟之理論與實務》，三民書局1994年8月版，第343頁。)尤其是在有些行政機關法治意識還不十分強的今天。
另外在裁判時，大陸要求法官應遵循「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這一原則。而台灣地區則遵循法官自由心證原則。其行政訴訟法第189條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依前項判決而得心證之理由，應證明於判決。顯然大陸的「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這一裁量標准太理想化了，實際上也難以完全達到，尚不及台灣「法官自由心證」這一規定科學。

Ⅵ 誰能介紹一下「行政公益訴訟」，謝謝！

行政公益訴訟，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主體行使職權的行為違法，侵害了社會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時，雖與自己無直接利害關系，但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依法向法院直接提起訴訟或者向特定機關提出請求，由特定機關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訴訟。第一節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或叫「公益」（PublicWelfare）是有關社會公眾的福祉和利益，或指屬於社會的，公有公用的利益。它既區別於社會成員個體的利益，也不是社會個體成員利益的簡單加總，而是全體社會成員利益的綜合體。
在我國現行的各種法律法規中，涉及到的相關概念除「公共利益」外，還有「社會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國家整體利益」等類似概念，表達基本相同的含義。例如，有關公共利益的規定如《憲法》第十條，《土地管理法》第二條規定國家對土地實行徵用的條件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處罰法》規定其立法目的之一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著作權法》第四條規定著作權人行使著作權時「不得損害公共利益」，而《專利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可以對專利權實行強制許可，等等；有關社會利益的規定如《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公民在行使自由與權利時，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它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權利」;有關社會公共利益的規定如：《民法通則》第七條規定民事活動的基本原則之一是「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而《合同法》第五十二條也同樣規定了訂立合同應遵循「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原則，「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無效。此外，《票據法》、《證券法》等也均對社會公共利益作出了相應的規定。《立法法》第四條用「國家整體利益」來表達這一概念，該條規定「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Ⅶ 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判斷是不是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關鍵看是否對當事人的權益造成影響。所謂的利害關系，應當是具有值得法律保護的利益，不管這種利益是現實的還是將來的，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以及法院能否提供適當的救濟。

解析：

我國在制定《行政訴訟法》時出於多方面的考慮，對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作了較為嚴格的限制。界定行政訴訟范圍的標准有兩項：一是具體行政行為標准，二是人身財產權標准。

1、關於原告資格問題。

行政訴訟法界定的原告資格是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但是，法律沒有區分行政行為的直接相對人與有利害關系的人，也沒有明確什麼樣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才具有原告資格。因此，判斷行政訴訟原告資格，關鍵要看起訴人與被訴行政行為之間是否存在利害關系，起訴人是否具有值得法律保護的利益，不管這種利益是現實的還是將來的，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以及法院能否提供適當的救濟。

2、關於被告資格問題。

由於我國行政機關林立，層次復雜，存在大量的內部機構、臨時機構、聯合執法機構、派出機構和法律法規授權組織，鑒於此，應貫徹「誰行為，誰做被告」的原則，將行政訴訟的被告界定為「以自己的名義作出行政行為，又能夠獨立承擔行政責任的主體」。